警惕国际宗教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

    习五一

    习五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无神论与当代宗教研究。

    【摘要】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美国国会通过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是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中国成为国际宗教右翼势力传播基督教福音的重点地区。境外宗教渗透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战略意图是改变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应当重视境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境外右翼势力推动基督教在我国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立。为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

    【关键词】美国基督教右翼 宗教渗透 国家安全 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

    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我认为，境外宗教渗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二是境外宗教势力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三是境外宗教右翼势力利用“文化交流”“学术研究”，进行“合法渗透”。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化的进程，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多元化的趋势日益鲜明，我国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将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软势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基督教新保守主义推行对华扩张的传教战略。境外宗教渗透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国际国内复杂因素的交叉影响下，境外宗教渗透有可能引发公共管理危机，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本文主要分析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对华扩张战略。我认为，当前应当更加重视境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为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

    一 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

    200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欧洲访问时，问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项目负责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回答说：“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全面的激烈冲突。”[647]

    如果说“硬实力”是指经济实力，那么美国真的欢迎中国崛起吗？此另当别论。“软实力”应当是指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等等，当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广“软实力”的两张主牌。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战略中，人权的牌日益显赫。而根据美国当局的诠释，“宗教自由成为人权的第一基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迅速成长，从文化信仰领域，积极向政治领域扩张。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推行全球传教扩张战略，引发许多社会冲突，而他们却将国际社会多元宗教文化未能和谐相处的责任，单方面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指责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未达到美国标准的信教自由。因而所谓的“国际宗教自由”就成了美国宗教组织的重要政治议题。近些年来，由于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宗教右翼势力积极推动全球传教扩张战略。1998年，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结盟，共同推动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为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该法案的确立是美国宗教势力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事件。一个超级大国立法，定期审查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这是冷战后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变化。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为历史上“传教士外交”和当代“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

    美国当局运用国家力量，在国际人权领域里强化美国价值观。如：《200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宣称：“宗教信仰作为个人选项和基本自由，是美国特征的立足点，根植于我国开国先贤的理想。从建国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国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国人民捍卫宗教自由的决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始终不渝。正如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所说：‘对美国来说，没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东西。我们国家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648]美国政治家将“宗教自由”符号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工具。

    基督教是美国立国之基吗？其实，这是当代美国政治家的一种诠释。在许多美国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多数人宗教情绪淡薄，其中，参加起草《独立宣言》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是著名的无神论者。美国的第二位总统亚当斯说：“历史将会把美国的革命归功于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潘恩尖锐地批判基督教，他说：“愚昧时代是与基督教体系同时开始的。”神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他指出：“基督教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而《圣经》是完全依靠刀剑来制定的，而且把刀剑作最坏的使用，不仅用于恐吓，而且用于毁灭。”《圣经》中的爱，是指在崇拜上帝的前提下，信徒之间的爱。对不信仰上帝的族群或异教徒，充满着流血和杀戮。这就是宗教战争的教义依据。[649]

    我认为，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大力促进的“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标准的。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02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将缅甸、中国、伊朗、伊拉克、朝鲜、苏丹列为“特别关注国家”。2004的年度报告又将伊拉克从名单上删除。而事实上，在美军占领的伊拉克，杀戮“圣战”不断，民众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难道宗教信仰反而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吗？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被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最近，维基解密网公布，在伊拉克战争中，总计10.9万死亡人数中，有6.6万非作战人士。另一个总部设在伦敦的“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说，在战争中死亡的平民高达12.2万人。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经成为国际流行语。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研究，20世纪80年代，全球年均仅有5起自杀式袭击事件，到90年代升至年均自杀式袭击事件50起，而2009年当年，全球的“人体炸弹”事件高达500起。[650]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外国军队的占领。美国政府声称“尊重宗教自由的国家极少对他国造成安全威胁”。这种说教，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值一驳。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企图建立独霸全球的单极时代。某些权威人士鼓吹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推行新干涉主义战略。这一理论有两个支点：一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提出西方的“人权”“法治”等等都是“普世价值”；将“宗教自由”视为人权的第一基石。二是“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为新干涉主义提供法理支持。

    我认为，当代西方列强的核心话语，已经转向“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不断被抽象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说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这种符号化的“普世价值”，企图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各国基本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舞台上“新干涉主义”的武器。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影响了国际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

    二 国际宗教右翼势力对华传播福音的战略意图

    为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手段作用有限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在政治、人权、民族、宗教等方面施加压力。他们以“人权卫士”自居，以“普世价值”为武器，占据所谓的“道德高地”，运用国际舆论的优势，指责我国“压制宗教自由”和“迫害宗教人士”，损毁我国国际形象。在外交关系中，他们把“宗教自由”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不断施压。自1998年起，美国国务院每年3月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每年9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5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都无端指责我国“迫害宗教”，将我国列为宗教和人权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

    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美国当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国意识形态传统中。在多数美国人的观念里，唯有神权高于人权。虽然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干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攻击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分裂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向全球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派遣英语教师、文化机构、志愿人员、政治经济顾问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基督教福音派背景。这种传教扩张态势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

    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积极扩大在中国的影响，目的之一是企图以西方文化“和平演变”中国。美国《纽约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艾克敏（David Aikman）曾写过一本著作，书名是《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他在书中提出，如果将来中国基督教徒接近7000万名，中国基督教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如果中国未来30年内基督教徒人数达到中国总人口的20%～30%，基督教的理念就会在中国政治及文化中成为起着统领作用的世界观。而“中国龙”一旦被“基督教羔羊”所“驯服”，中国将不再构成对美国和其他世界的威胁。[651]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在我国培植和扶植宗教势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爱国宗教组织，使他们培植的宗教势力成为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民间“民主”力量。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公开支持我国基督教所谓“家庭聚会”的发展。他们认为这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最终把崛起的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体系的最有效的途径。

    值得重视的是，以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势，是在逐步升级的。2006年5月11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邀请余杰等三位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人士”访问白宫，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注”。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美国总统会见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人士。在这次会见中，余杰公然向美国总统布什建议说：“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在互联网上有一篇评论题为《布什见余杰标志着什么？》的文中指出：“布什接见余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美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采取最高级的进攻手段——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继续采取守势，静观其变的策略快要站不住脚了。余杰们不是一般的右派，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他们要通过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家庭教会，占据目前处于混乱和真空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这个目标达成，即在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当中建立基督教宗教信仰，则执政党存在的根基将彻底崩溃。到那个时候，无论执政党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将被根本否定。这虽然是一个慢功，但却是根本性的措施。这也不仅是政治的竞争，还是文明的冲突。对美国来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手段。”

    这是网民的语言，比较尖刻，有些话中宣部肯定不同意，比如“占据目前处于混乱和真空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但是这种“危言耸听”的评论，值得我们读一读。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应对经济危机。在推广美国核心价值时，美国政府调整策略采用“更温和、更低调的手段”。2012年4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年度人权报告，盛赞席卷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可望带来“持久的民主社会”，并尖锐地批评中国、古巴、白俄罗斯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记录。国务卿希拉里说：2010年中国在人权方面显然呈逆转，而今年的人权状况更为恶化。其中，将判定刘晓波颠覆国家罪，说成是限制言论自由；将在西藏和新疆打击分裂势力，说成是“严厉镇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执政者的国际战略方向是殊途同归的。

    三 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境外势力推动基督教在我国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渗透。用资深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话说，文化传教是“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652]。意识形态体现为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是一个国家存续的根本。“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境外渗透势力鼓吹和推动基督教的普世化，对我国社会提出了“文化宣教”、“文化浸透”的口号。境外宗教势力以宗教语言掩盖着西方至上的理念及其核心价值观，侵蚀了我国民众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他们直接攻击我国的宗教、人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面对改革开放的复杂局面，西方宗教的渗透将会广泛而深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传播宗教教义、资助宗教团体、挑动教派对立、发展宗教教徒等方式，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麻痹国民的思想意识，制造民族分裂事端。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矛盾的内容，将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具体表现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市场份额等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争夺具有直接、具体、分散的特点，表面上是法人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国家经济利益，分散看是经济利益，集中看是政治利益，它关联着价值取向、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宗教对华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的背景下，基督教在我国城乡地区迅速升温，特别是在“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非法基督教聚会点，天主教地下教会势力，增长迅速。许多境外基督教异端如“呼喊派”等，广泛蔓延。这些自命的传教人员深入广大城乡，改变人际关系网络结构，给家庭带来紧张和冲突，造成社会分裂，否认中华文明，进一步削弱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介入社会与政治事务，削弱现有体制的合法性。

    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海外基督教教会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校园基督教传播的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在这种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近年来，境外宗教势力为争夺我国思想阵地和青年学生，把高校作为渗透的重要阵地，通过一些境外传教士和高校境外信教师生，利用“英语角”、举办研讨会、学术交流、扶贫助学和互联网等方式、途径，不断加大渗透力度，发展学生教徒，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师生信仰和危害高校政治稳定的潜在因素。他们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更新传教途径。

    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势必削弱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控制。据学者统计，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网站约有1040个，天主教160个，基督教380个，70%设在我国的港台地区。例如，葛培理福音协会网站首先通过各种手段全面宣传福音信仰，以塑造人们形成以温和福音信仰为核心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以宗教的手段来传播政治价值符号，适度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国际基督教关注”是美国一个由各教会参与的人权组织，它“致力于援助和支持那些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而遭到迫害的基督徒”。该网站提供了大量对所谓中国“宗教迫害情况”的报道，分为“深度报道”“简讯”和“新闻发布”等，抢占文化舆论阵地。

    在当今世界，互联网的战略资源高地几乎被美国独家垄断。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由美国牢牢掌控。目前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有13台，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有9台在美国。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ICANN（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曾要求打破美国对互联网根服务器的垄断，分享互联网的管理权，但是均遭美国拒绝。美国利用其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地位，通过各种形式干涉别国内政。[653]

    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科技实力，打着“互联网自由”的旗号，推行霸权主义。基督教、新兴宗教等利用网络传教发展迅速。近年来，境外宗教组织和机构，针对我国内地开展远程宗教培训，成为对华传教的便捷方式。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与随意性，使得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宗教活动，打破了传统宗教活动场所的限制，传播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监管更难。众所周知，“法轮功”就是在某些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在北美生根，通过美国某些机构传授的互联网高科技手段，遥控指挥在中国大陆的活动。

    四 应当重视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

    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他们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贬低社会主义价值观。至今我们没有学术上的应对，科学无神论几乎没有话语权，表述西方近现代历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义和科学无神论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其中，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众日益增多。宗教学研究逐渐由边缘学科发展成为“显学”。随着“宗教热”的兴起，随着各种宗教传教事业大量资助宗教研究，“精心呵护”宗教的学术倾向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还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

    举一个具体的事例，说明海外基督教是如何在我国高等学府制造话语权的。当代国际基督教势力组织以雄厚的资金，建立基金会和研究所，如英国的天普敦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iton）和美国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ry Institute）这样的机构，促进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旨在调和两者的冲突，为现代宗教罩上科学的光环。天普敦基金会以数百万美金的奖励，吸引人们从事“科学与宗教合作”的研究。天普敦奖年度奖金高达100万美金以上，相当于宗教神学研究的诺贝尔奖。

    这种国际基督教势力制造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的思潮，已经登上中国著名高等院校的讲台。如在英国天普敦基金会的资助下，2005年11月30日到12月14日，武汉大学举办“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邀请四位美国基督教学者发表演讲。他们利用“基督教信仰三个传统——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丰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国青年学子说明：“上帝创造了物理规律”，“宗教信念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基础”，等等。[654]这个系列讲座被编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一书，收入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出版发行。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不仅在武汉大学，而且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持续地举办，并陆续出版各种演讲集。它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目前，一些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为在大学校园里非常活跃的传教士，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种思潮已经转化为中国学者的声音。2007年12月30日，在首都科学讲堂上，北京大学的某位教授演讲《近代科学的起源》。他声称：“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支持，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我们知道，用恩格斯的话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当时，一切学科都是基督教神学的工具，在神学的控制下，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那时，如果用宗教理念无法解释新的科学发现时，科学家就会被视为异端和无神论者，遭到残酷的迫害。如天文学家伽利略赞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遭到宗教法庭的严酷审判。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科学地探索自然、宇宙，逐步打破基督教神学的禁锢，各种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才发展起来。正是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科学无神论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削弱了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为各种学科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宗教渗透已经成为国外文化渗透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问题、宗教问题，以至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思想上的应对。思想教育，应当和风细雨，春风化雨。

    五 加强科学无神论建设，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宗教理论的重要基础。这个学科的建设，不仅关系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族素质，还关系着抵御境外极端宗教势力渗透、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意识形态管理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途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意识形态管理战略已经严重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基督教教义抽象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表达。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积极向中国推广这种“普世价值”，“是其“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具体方式，也是当代中国产生价值混乱的一个根源。

    在境外宗教渗透日益增强的影响下，在当前学术界，各种新“有神论”相当活跃，力图割裂马克思主义同无神论的关系，贬低科学无神论的地位。某些学术权威大力倡导“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并积极推动这种“宗教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极力抬高有神论的地位，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订和舆论导向。

    近些年来，在宗教影响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学术界“精心呵护”宗教文化的倾向，成为主导话语，而批评宗教消极因素的声音，很难得到应有的话语权，科学无神论话语权严重缺失。一些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权威学者，绝口不谈无神论，力图把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阉割出去。贬斥无神论，反对研究和宣传无神论，一时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无神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研究禁区，败坏了无神论的声誉，挤压了无神论的影响空间。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了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构成了相当威胁。

    与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相比，无神论研究的学术事业，仍处于弱势地位。为应对当前国内外严峻的时局，开展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势在必行。只有形成系统的科学无神论理论体系，才能为应对战略和具体政策，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将影响全国有关领域的思想趋势和学术结构向良性转变，而且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并将提供有针对性地抵御宗教渗透的思想理论武器。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科学无神论的唯物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学无神论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时间以来，有种舆论，力图把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和当代的世俗化潮流，也与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相悖。

    意识形态竞争是当代社会生存方式竞争的主战场之一。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竞争来取胜的。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中应包括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与党的宗教政策的关系、与抵御宗教渗透的关系，等等。这不仅是加强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进一步延伸。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才能确保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

    结束语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宗教右翼势力积极推动全球传教扩张战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王牌。美国以国家力量推动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不断在“人权”和“宗教自由”领域向中国发难。这种宗教信仰文化不断被抽象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工具。中国成为国际宗教势力传播基督教福音的重点地区。

    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立。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资金、长远的战略，以及扶植和培训宣教骨干的教育体系。与这种强大的宗教文化传播阵势相比，我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声音过于微弱，几乎没有学术上的话语应对。这种形势若不及时改变，后患无穷。

    面对西方宗教右翼势力对华扩张的态势，面对新时期中国社会更加复杂的局面，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研究境外宗教右翼势力对华渗透的特征与方式，谋划抵御其扩张的战略与策略，是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课题。

    试论当前大学中的科学无神论教育[655]

    黄艳红

    黄艳红，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的科学无神论教育、当代中国科学的社会研究。

    【摘要】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无神论教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党中央已经下发一系列文件，要求在大学加强科学无神论教育。当前我国大学校园中有神论发展迅猛，而大学教育中科学无神论教育十分匮乏，表现为宗教知识通识课不足，有的还缺乏无神论的立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关内容太少，且收效甚微；科学文化类课程基本无相关内容，无神论难以凸显；校园文化充斥着大量有神论内容，难觅科学无神论的踪影。要在大学加强科学无神论的教育，首先应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包括开设专门的科学无神论课程，在已有的课程中增加相应的内容，开设专题讲座等等。此外，还应当拓展多种途径，包括校园文化

    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和增强科学无神论思想等。

    【关键词】科学无神论 大学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无神论教育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任继愈先生就撰文指出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56]此后，他又多次呼吁要加强科学无神论宣传和教育工作。近年来，随着“宗教热”在大学的不断升温，学界逐渐开始关注大学生的信教现象，并进行了不少的调查研究，很多研究者都呼吁要在大学加强科学无神论的教育。[657]于是，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探索在大学进行无神论教育的途径，包括专门的《科学无神论》课程的教材和课堂教学[658]，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增加科学无神论内容[659]，在高校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需要明确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要点[660]，等等。

    中国无神论学会多年来一直倡导在学校开展科学无神论的教育，近年来尤其关注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问题。早在2005年，《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就刊载了一篇题为《科学无神论必须进入大学校园——一组有关调查和论文的述评》的文章，同年12月又召开了关于无神论教育进入大学校园的问题。[661]

    一 为什么要在大学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的高级形式。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之所以具有彻底的和真正的科学性质，在于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揭示了现代宗教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更多地体现在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当然也不乏对无神论的直接论述。如，“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662]。并且，他还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663]对于无神论的宣传教育，马克思没有过多的直接论述。倒是恩格斯早在1875年就提出，为了对工人阶级进行唯物主义教育，最好是写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无神论著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么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664]。

    列宁牢记着恩格斯的这一说法，早在1905年，他就提出：“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籍（直到现在，这些书籍还遭受着农奴制的国家专制政府的严禁和迫害），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665]1922年，他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中指出：“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666]列宁还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667]

    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节中，就对各种伪科学形式的有神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当时有不少自然科学家，甚至是功勋卓著的自然科学家，竟不可救药地迷恋于招魂术和降神术。恩格斯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根由时说：“究竟什么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并不是自然哲学理论的过度滋蔓，而是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668]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学习自然科学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无神论者，所以，我们还需要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669]“宣传有神论”的自由，即人民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在宗教场所具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这个，随着20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的落实，已经逐渐实现了。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却被很多人遗忘或忽视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670]他还明确指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并不是说就可以放弃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弃在他们中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工作。”为此，“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的宣传教育”。[671]胡锦涛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科学精神的教育，无论是对妇女同志、广大职工还是党员干部，都多次强调无神论教育工作。

    总之，无神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学习和宣传无神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进行无神论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十分必要的。

    2.遵守我国宪法、法律和政策文件的需要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政府就明确提出了宣传无神论。1931年11月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首次确立了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和宣传无神论等基本原则。[672]新中国成立后，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坚持政教分离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并且在第二十四条中还特别规定，要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2005年开始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申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这些法律规定都表明，在大学中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是符合国家的要求的。

    除了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度的规定以外，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也表明，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不仅必要，而且越来越迫切。早在1982年，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指出：“保障信教自由，不但不应妨碍而且应当加强普及科学教育的努力，加强反迷信的宣传……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其中还明确指出，要“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

    200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要围绕培育“四有”新人的目标，坚持国民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列入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和有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切实保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落到实处。

    2007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的意见》（即16号文件），提出要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民族观、宗教观。

    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统战部和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意见》（即18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作为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文件对阻断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校园传教的渠道，提出诸多具体措施，并强调要依法处理有关渗透和传教问题。尤其强调，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有关专业课中，充实科学无神论的论述。

    以上表明，在大学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既是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也是贯彻中央政策文件刻不容缓的任务。

    3.遏制目前大学校园中各种有神论迅猛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笔者参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21.9%的大学生相信有神灵，41.0%不相信，37.1%表示说不清。并且，18.0%的大学生相信有来世，44.4%不相信，说不清者占37.6%。此外，只有11.3%的大学生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本质上的矛盾，42.9%认为有些方面存在矛盾，22.0%认为不存在矛盾，还有23.7%表示说不清。交叉分析还显示，相信有神灵的超过七成都相信有来世，不相信神灵的将近九成不相信有来世。并且，相信神灵或者来世这些超自然现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并不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本质上的矛盾，而不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才会倾向于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本质上的矛盾。该项目调查的大学生群体均来自北京四所著名高校，其中有不少的大学生，尽管不一定有具体的宗教信仰，却相信有神灵等超自然现象。这些人中还有相当比例的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673]如果说关于神灵和来世的问题，很多人可能是缺乏理性思考，只是凭感觉而已，那么，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学术界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有历史和现实依据，完全可以进行理性分析。大学生在该问题上存在多种认识，也可能跟近年来大学教育中有关科学文化和科学史等课程教育的思想倾向有关，下文将会进一步分析。

    有人对南京高校296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对风水、星座、占卜等现代迷信的看法方面，赞成并相信的有14人，占总数的4.7%；不相信者有163名，比例达55.1%；持信则有、不信则无等模糊态度的有119名，比例为40.2%。该调查还显示，有16.2%的学生信仰宗教。并且还存在不少的“望教者”和“宗教文化追逐者”。且有部分学生表示对宗教感兴趣，并偶尔参加宗教组织或宗教活动。[674]

    可见，还有不少大学生对有神论的态度处于一种犹豫和模糊状态，在“信”与“不信”之间。这表明，很多大学生在对有神论问题上存在模糊的认识，在宗教或其他组织的诱导下，很容易转而相信有神论。即使是一些宣称不相信有神论的大学生，也很难说是十分坚定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既没有专门的知识，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一旦遇到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如果此时碰到有神论如宗教，能提供一种似乎合理的解释，还能坚持无神论思想的恐怕就不多了。

    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表明，在大学生中相信算命的人占16.4%，有算命行为的人占26.7%。据《潇湘晨报》报道，2007年，有不少考研后的大学生去庙里烧香拜佛以求得好成绩。[675]在一些“考研吧”中，还多次出现“烧香帖”，如：2007年考研英语烧香专用帖，佛祖菩萨保佑我们顺利通过！下面贴着一张观音菩萨的坐像。该帖后面还出现很多跟帖。

    此外，大学生中迷恋星座、血型等现代迷信的人也不在少数。有不少大学的BBS上都有关于星座的版面。

    当然，当代大学生中存在有神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长期存在的封建迷信传统；近年来“宗教热”的出现；西方一些垃圾文化的影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对培育青年学生科学精神的忽视；等等。再加上大学生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成熟，处于不稳定状态，易被各种有神论思想侵蚀。正如任继愈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固然会引起青少年的兴趣，宗教也会使他们感到新鲜好奇。但是，“当他们在生活苦闷时，头脑里多一点无神论思想，将会增强他们对有神论的免疫力，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他还明确指出，为了巩固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无神论宣传不能放松”[676]。

    二 目前大学中科学无神论教育的现状

    尽管不少学者和教育者都关注和呼吁大学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但是就目前而言，全国只有新疆的高校开设了专门的“科学无神论”课程。2002年10月开始，“科学无神论”成为新疆高校“两课”的地方必修课程，也是新疆高校的特色课程。此外，有个别学校开设“科学与无神论”选修课，如中央民族大学；有少数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通选课，如北京大学。

    现有的科学无神论教程也很少，笔者所见到的主要有《当代无神论教程》《科学无神论大学生读本》《科学无神论教程》等为数不多的几本。《科学无神论教程》是新疆高校科学无神论课程的统编教材，既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科学无神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思想，也结合了新疆地区有神论的状况和特点等实际情况。新疆高校的有关教师也比较重视该课程的讲授和研究。但是，就全国而言，科学无神论教育却基本上未能实现。

    1.宗教知识通识课严重不足，不少缺乏无神论的立场

    大部分学校尚未开设“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宗教知识课程。当然，有部分学校开设有一定的与宗教相关的课程，如《宗教史》《宗教哲学》《〈圣经〉选读》《宗教心理学》等课程，多数作为哲学专业或宗教学专业的专业课。据笔者调查，北京大学开设的和宗教相关的全校通选课程不少，如“宗教学导论”“中国宗教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文明史”“《圣经》释读”“《圣经》概述与导读”“视觉《圣经》——西方艺术中的基督教”以及“中国佛教考古”等等。此外，还有《中国佛教史》《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关系》“科学与宗教”等选修课。然而，这些课程讲授的内容，鲜有科学无神论的立场和观点。

    比如，北大历史系开设的“基督教文明史”通选课，任课教师为美国天主教大学博士，该课程的参考书里不少都是神学家的著作。外国语学院开设的“《圣经》概述与导读”课程认为，希伯莱语《圣经》是犹太和基督教的经典，也是人类文明的经典。因为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受《圣经》影响，所以要学习。与之相对照，美国耶鲁大学开设的“〈新约〉及其历史背景”课程中，任课教师却极力将《圣经》去神圣化，并且认为，若为了解西方文化而选修该课程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西方文化中有比这个更重要得多的内容。[677]这和国内某些学者动辄将宗教看作理解西方文化的钥匙等之类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

    2.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内容偏少，无神论教育收效甚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笔者在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版）中发现，《物质世界和实践》一节中，有一段提到有神论和无神论观念。其中，概述了什么是有神论、什么是无神论，指出：“人类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有神论的虚幻性。”《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一节中，在介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时，介绍了宗教的本质、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宗教的社会功能以及我国当前宗教政策的基本观点，等等。但是，以上所有文字加起来也不过数百字而已。从北京某些高校该课程任课教师那里得知，他们每学期大约会花10～15分钟讲授这部分的内容。他们还表示，没办法再深入多讲，因为自己也不熟悉该内容。可以想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收效会是怎样。

    笔者还在一本名为《“思想政治教育热点”教学案例》的参考书中看到，第一个案例介绍的就是信仰缺失和信仰重塑的问题。案例材料中，介绍了一些官员求神拜佛、相信算命打卦、所谓风水大师等迷信活动的情况。还介绍了一些农村兴起的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的情况，尤其是地下宗教、邪教和封建迷信活动。案例最后分析提出：“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科学精神教育。”案例教学自然是生动有趣的，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该参考书中虽然提出要加强无神论教育，却没有对案例本身进行剖析，导出科学无神论的思想。可见，就算教师使用这样的参考书，如果没有相关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和知识背景，也很难达到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效果。

    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要求，大学本科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还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三门必修课。文件还指出，要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另外还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目前这些课程中也很少有科学无神论的内容，有的课程几乎不涉及宗教等有神论相关内容，如“形势与政策”课程，主要关注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基本上不关注宗教形势。所以，目前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效果显然是十分不理想的。

    3.科学文化类课程无相关内容，无神论难以凸显

    高校，尤其是一些综合性的大学，会开设一些科学史和科学文化方面的通选课。以北京大学为例，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科学通史》通选课，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必修课，为全校理科博士生开设《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必修课。此外，还有为本科生开设的《世界文明中的科学技术》等课程。这些课程的任课教师多数都来自北大哲学系。按说，这些科学文化课程是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很好的机会，然而却不尽如人意。以《科学通史》为例，在讲授近代科学的起源时，任课教师提出“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出现和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背景”“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等观点。于是，有学生听课后觉得自己以前被灌输的科学和宗教存在敌对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宗教是非常鼓励用理性的思维来思考的；甚至还有的学生认为科学理论和宗教信仰没有什么差别。此外，还有学生认为“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总是必然地导致对宗教神学的进一步认识”，也有学生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和谐共处的。[678]这样的科学史或科学文化课程，如何会教给学生科学无神论的思想呢？

    反观美国大学的课程，如耶鲁大学在一门名为“1871年后的法国”的历史类课程中，有一次课的题目为“宗教权威的衰退”，讲到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宗教就已经衰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社会越来越去基督化，越来越世俗化。任课教师频频引用伏尔泰的名言，赞赏那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显然，他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谁说这样的课程不是充满了世俗人文主义思想和科学无神论思想呢？

    4.校园文化充斥大量有神论内容，难觅无神论的踪影

    现在的大学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样，学生社团活动频繁。以北京大学为例，与有神论相关的学生社团不少，这些社团可以自行开展活动，自由邀请校外人士来演讲或举行活动。学生社团对大学生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比较知名的事件就是2010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社团——耕读社的社长柳智宇到北京西郊龙泉寺出家。该生学习成绩优秀，中学时被誉为“数学天才”，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入学后不久，便加入了一个学生社团——禅学社，开始吃素等，开始频繁地参加活动，去各处拜访高僧、到寺庙做义工。后来加入耕读社，还成了社长。大学毕业前，他已成功申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却选择毕业后到龙泉寺成为一名修行居士。此前，已有好几位耕读社的社长出家。不少媒体对柳智宇出家事件大肆渲染，其中不乏赞赏之词，认为这是与当下文化风气相悖的一种精神追求，甚至有的还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的觉醒和当代大学生对人性的追求。

    我们可以说柳智宇等人出家只是个人行为，但不能不说这与当前大学校园崇尚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而且，他们的言行还会影响后来的大学生。在目前北京大学耕读社的博客上，就有8篇柳智宇写的文章。北京大学未名BBS上耕读社的版面置顶中就有一篇柳智宇写的一篇题为《耕读社的历史使命》的文章。耕读社还曾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社团”。可以说，该社团对北京大学学生的影响不小。

    除了禅学社和耕读社外，北京大学还有易学社等和宗教有神论或神秘主义相关的社团，在未名BBS里均有相应的版面。BBS上的课程特区中有《基督教概论》《圣经概述和导读》《中国佛教史》《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关系》《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视觉圣经》等版面；在休闲娱乐分区里还有《星座》版。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与宣传科学无神论相关的版面。

    三 如何在大学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

    目前大学教育中不重视科学无神论教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认为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无神论教育工作。这主要因为存在以下几个误解：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包括无神论；②一般的科学知识教育等于科学无神论教育；③思想政治工作包含无神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正如任继愈先生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无神论是类似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679]，二者紧密联系却不能相互包含。自然科学本身并不等同于无神论，宗教以及各种现代迷信都会利用现代科学为自己进行论证和辩护，所以仅仅传授一般的科学知识并不包含科学无神论教育，但是可以在自然科学知识课程中同时进行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着重解决学生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世界观必然是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但是，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比较注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没有专门或有针对性地涉及科学无神论的内容。

    1.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

    显然，要取得科学无神论教育最全面、最好的效果的方式就是，开设专门的科学无神论课程。但是，目前在绝大多数高校尚未开设该类课程。这的确也是因为存在很多客观原因。教材、课件、师资等等都十分匮乏。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几本教材或参考读物外，目前几乎见不到其他同类的教材。由于已经多年没有培养科学无神论专业人才，而现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培养的人才几乎都不涉及该研究方向，所以，目前的大学教师中几乎没有接受过科学无神论专业训练，甚至连接触和了解这方面知识的教师都很少。因此，要在全国高校中开设专门的科学无神论课程，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仍然是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增加相关内容是目前最为可行而又被广泛认可的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门课程都承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以之为主渠道来加强科学无神论的教育，也是这些课程应有的责任。根据这些课程原有的内容和任务，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课程各有不同侧重的详细方案。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中，着重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的起源、本质以及存在根源、发展规律、消亡条件；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着重引导大学生掌握党的宗教政策；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应着重引导大学生深入了解国史、国情和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史实；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着重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抵御宗教渗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680]还有人提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形势政策教育”课可以结合国内外的时事，让学生了解国内外宗教发展、变化及其趋势和我国处理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不断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前一些人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分化”“西化”活动及利用宗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制造恐怖活动等事件，使学生在分析、比较、鉴别的过程中，提高辨别宗教问题的能力，不被各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总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增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容，可以从体制上保证对大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的系统性和长期性。

    宗教知识类相关课程可以提供最为有力的科学无神论教育效果，但目前可能是最为艰难的方式。按理说，宗教知识类相关课程的教师对宗教等有神论最了解，研究最多，他们对有神论的批评最有力。他们可以在引导大学生了解宗教的同时更加坚定无神论的立场。然而，现在很多宗教研究者只研究宗教而不批判神学，甚至出现偏爱某一种宗教的现象。这样，他们在授课时就难免受研究的影响而难以实现无神论的教育。

    其他课程也可以成为科学无神论教育的载体。如前文提到的科学文化类课程。其实，历史类、文学类、心理学类、自然科学类，等等，都有可能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

    专题讲座是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的重要方式。专题讲座可以结合现实，尤其是结合大学生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科学家信教”问题、“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世界宗教发展形势”等来展开讨论，通过解开大学生心中的一些谜团，或者针对他们的一些模糊认识，进行解答或澄清，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拓展多种途径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多引入科学无神论的内容。许多和有神论相关的社团都有自己的图书库，还发行报纸、杂志，在网站上有博客、BBS版面等，并经常开展实践活动。而目前大学几乎没有无神论的相关社团，难以进行上述活动。但是，可以开展主题活动，比如“××周”“××节”，或者举办一些展览等，都是很好的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方式。只要学校注意支持和引导，大学生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在碰到困难时，选择向班主任或辅导员求助的人数极少。但也有班主任在大学生困惑迷茫被宗教组织吸引时，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学生摆脱困扰。很多信教的大学生在最初被宗教吸引时，都遇到过思想上或心理上的困惑，而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于是加入某个宗教组织或团体，久而久之，变成信徒。其实，只要是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完全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科学无神论的教育的。

    大学教育中已经存在多种形式和途径的有神论（包括宗教、星座、血型、算命等）宣传和渗透，因此科学无神论的教育一方面要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正面宣传，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些有神论思想进行针对性的批判。

    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校园文化建设，都需要教师主导或引导。那么对教师教学思想倾向的要求和管理就成为一项十分必要的活动。应当让每一位教师明白，学校的教学活动不得出现任何正面宣传宗教和其他有神论的内容，教师应当积极引导学生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待各种有神论，防止任何阻碍学校实施科学文化教育的途径。并且，对大学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工作也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总之，要让大学教师（包括所有课程的教师）都能够具备科学无神论的立场和勇气，去教育和引导学生，使他们能够抵御各种唯心论和有神论。

    无产阶级同神学作斗争，能够采取的唯一手段只能是思想手段，即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为了巩固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无神论宣传不能放松。尤其是现在，有神论在大学校园的影响大大增加。通过科学无神论教育，将会使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各种现象和问题时，能够辨别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增强他们对形形色色的各种有神论的免疫力，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科学无神论视阈中的终极关怀问题

    杨俊峰

    杨俊峰，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无神论与传统文化。

    【摘要】“终极关怀”一词源于基督教神学传统，但这一术语所指涉的精神信仰之含义，具有超越宗教的普遍性意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关“终极关怀”的思想有多种形态，宗教有神论的解决方式仅是其中之一。科学无神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完全应该、也能够解决好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和吸收历史上非宗教有神论的终极关怀思想资源，同时注重终极关怀问题的实践特性，加强宣传与引导。

    【关键词】终极关怀 科学无神论 马克思主义 精神信仰

    终极关怀问题近年来颇受宗教学界与哲学界关注。所谓终极关怀，就是人根本的与最终的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决定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作为生命意义的来源甚至被认为高于生命本身。人生在世，总有诸多关心之事，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然而只有超越于具体现实事物之上、被看作高于生命、肯为之终身追求者，才称得上是终极关怀。因此，终极关怀是一个信仰层面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加速转型，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道德意识的堕落导致的唯利是图之风，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假药假酒，再到“豆腐渣工程”、贪官巨蠹，种种无良事件都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直接威胁。“道德血液”的贫乏，显示了精神信仰的缺失。这也是终极关怀问题日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现实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大肆宣扬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优长，鼓吹借助宗教重建信仰体系与价值观，抨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无神论与唯物论教育造成了精神信仰的缺失。似是而非、以紫乱朱之处，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应当说，当前种种社会问题确实与精神信仰及终极关怀的缺失有直接关联，但精神信仰与终极关怀的缺失是否必须有待宗教来完成，此则大可商榷。本文拟通过梳理终极关怀问题的渊源与流变，澄清此一问题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并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无神论视域中的终极关怀构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681]一词最早由美国基督教思想家蒂里希（Paul Tillich）[682]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尽管如此，这个基督教术语所指涉的意义其实在西方思想史上早有渊源。在古希腊，柏拉图认为“知识是最高的快乐”[683]，“与认识真理和献身真理的快乐相比，一切其他的快乐都不是真快乐”[684]。柏拉图将求知推崇为最高快乐，这其实谈的就是他所理解的终极关怀。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奥古斯丁发挥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真正的幸福必须满足持久与不变两个条件，而只有上帝才具备这样的资格，因为它不仅永恒不变，而且是完满的无限存在，是无条件的善。因此，在他看来“谁拥有了上帝，谁就是幸福的”[685]。拥有上帝之所以会使人幸福，是因为拥有上帝的人灵魂处于完满状态，即处于终极关怀状态；而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在于他的灵魂缺乏无条件的善，没有达到或进入终极关怀状态。这些思想都对蒂里希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提出“终极关怀”这一概念的思想资源。

    在蒂里希看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和人类的生活中有无数值得关切的事，一般来说它们都需要专注、献身和激情。但它们都不要无限的专注，无条件的献身和终极的激情”，“我们所必需的就是要终极地、无条件地、无限地关切”。[686]终极关怀与一般关怀的区别，就在于其终极性、绝对性与无限性。终极性是指它所关怀的东西是终极性的，即在终极意义上排除了其他种种关怀，使它们一概成为初级的关怀。所谓绝对性即无条件性，独立于诸如境况、意愿、对象等任何条件之外而总是如此。无限性指这种关怀容不得我们有片刻的松懈或停歇，自始至终一贯如此。“以科学家为例，如果他在科学传统上已经成熟，他愿意放弃科学发现的一部分（他们是初级的、从来不是终极的），但是，即使一个专制主义者要求他，他也不愿意放弃科学的态度。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待共产主义也是同样的。”[687]这就是终极关怀与初级关怀的区别。

    人之所以会有这种终极的、绝对的与无限的关切，源于人的存在特性。人的存在首先是有限的，这种存在总会受到非存在、即死亡的威胁，必死性决定了人存在的有限性。同时，人具有语言与思维能力，能按照主观意愿认识和改造世界，并能自主地决定自身的行为，因而也是自由的。有限的生命却能够想象出无限，这种超出有限存在的自由性使人总能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总要面对自身的必死性。因而，蒂里希认为对死亡的焦虑是人的生存性焦虑，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是本质性的。同时，自由性也使人具有超越和克服有限性的潜能和倾向。对死亡的焦虑与超越的愿望，便产生了终极关怀的可能性。“人最终关怀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生，还是死’这个问题，在这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怀的问题。人无限地关怀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向往它。……人无条件地关怀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内外条件，限定人存在的条件。人终极地关怀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688]因此，终极关怀必然涉及信仰问题，“信仰是一种终极关怀的存在状态”[689]。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终极关怀”的对象，他在其中获得自身生活的意义。终极关怀首先是一种终极的、绝对的、无限的主观态度与意向，它使得所关怀的对象也具有了终极意义。“使一个人终极地关切的任何东西，就成了他的神；反过来说，这意味着，一个人能终极地关切的，只有那成了他的神的东西。”[690]信仰的对象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不管这种对象是什么。“每种关怀都试图成为我们终极的关怀，成为我们的神。对我们工作的关怀常常成功地变成了我们的神，对另一个人的关怀或对快活的关怀也是如此。对科学的关怀已成功地变成了历史中整整一个时代的神，对金钱的关怀已成了甚至更为重要的神，而对民族的关怀成了最重要的神。”[691]在这个意义上，名誉地位、金钱财富、政治权力、民族荣耀之类都可以被人当成终极关怀。不过，蒂里希认为，这些具体的现实之物都是有限和短暂的，自身并不具备终极性，不具有赋予人的生命存在以时间长河所无法毁灭的意义，因而并不能承担真正的终极关怀意义，充其量只是偶像崇拜。“自称无限而并不具备无限性的有限事物（例如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成就）是不可能超越于主客体图式之外的，尽管信者把它当作主体，它仍然是个客体。他可以凭着常识接近它，并可用普遍手段处理它……越是一种偶像崇拜的信仰，它也就越难克服主客体之间的裂痕。因为真正的信仰和偶像崇拜的信仰之间的区别正在于此。在真正的信仰里，终极关怀是对于真正终极的一种关怀；而在偶像的信仰里则是把次要的、有限的实体提升到终极的地位。偶像崇拜信仰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则是‘存在性的失望’，一种渗透到人的存在本身的失望。”[692]真正的可信赖的终极关怀对象应是一种对“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即我们自身参与其中的、超越主客体关系的并无限地高出于一切存在着的客体或对象的东西。在蒂里希看来，只有上帝才能以其绝对性和永恒性而成为人真正的终极关怀。

    蒂里希的终极关怀思想与其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事实上，在他看来，“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关切”[693]。当然，他所说的宗教与学界通用的宗教概念并不等同。蒂里希认为一般所说的风俗意义上的宗教只是狭义上的宗教，这种宗教“使自身成为终极领域并且鄙视世俗领域，使它的神话、教义、仪式和戒律都成了终极标准，并迫害那些不屈从它的人”[694]，是广义宗教异化的表现。他甚至将这种以宗教法规、宗教仪式、宗教事业等形式出现的宗教称之为“沉重的十字架”和人类生活的“重轭”[695]。只有从“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一广泛意义上理解的宗教，才能跨越宗教领域与世俗领域的二元对立，克服现代社会文化与意义的危机，“赋予人类精神的所有机能以要旨、终极意义、判断力和创造的勇气”[696]。

    蒂里希对宗教与上帝的理解与一般基督教会有很大差别，他将上帝解释为“存在本身”，断言“肯定有上帝同否定有上帝一样，都是无神论”，甚至一度被看作无神论者与“红色”神学家。然而，他的思想始终局限于基督教与《圣经》的藩篱之内，他始终是一个基督教思想家。因此，毋庸讳言，“终极关怀”一词具有浓厚的基督教神学背景。

    二

    虽然“终极关怀”一语源于基督教神学传统，但并不妨碍此术语获得基督教传统之外的广泛应用，也并不妨碍其获得基督教信仰之外的思想涵义。在这一术语引入我国学界以来，逐渐受到宗教学界乃至哲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终极关怀已然成为一个超越宗教与学科局限、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学术话题。

    作为精神信仰的最高价值，终极关怀对于现实人生与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承认终极关怀的意义决不能等于承认基督宗教与有神论。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囿于基督教传统，就会发现终极关怀并不必然导向宗教与有神论。张岱年先生曾将古今中外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概括为三个类型：“①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②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③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697]在他看来，宗教有神论都属于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基督教是如此，佛教虽与基督教有很大不同，但在传教中“惧以阿鼻之苦，欣以兜率之乐”，讲报应与轮回，都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终极关怀。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698]，而儒家则是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这两种类型都与基督教的终极关怀思想有根本不同。

    老子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本原，道产生万事万物，同时支配着世界与万物的运行，“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699]。通过致虚守静的功夫，人可以在万物不断地生灭运动中体验到恒常不变的道之存在。社会与人生中的种种问题，都源于对道的违背，唯有顺应道的运行而不妄加干涉才能回归自身生命的本性，并使社会和谐安定。因此，老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准则与目标就是“从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700]。在这里，道是远高于上帝与任何神灵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701]即便有上帝，也必然是从属和后于道、为道所生成和支配的。因此，“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702]。很显然，道不具有人格化特征，而是世界本体与内在规律的象征，不但无限，而且是世界万物的起源与根据。在与这种无限之道的合一中，老子找到了人生升华的途径与天下太平的希望。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提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固存”[703]，道是终极与绝对的唯一性存在。他曾举例说明体悟道的步骤：“参（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704]只有遗忘了外物乃至生命的牵挂，才能彻悟独一无对之道，而悟道之后就能“无古今”，乃至“不死不生”，亦即超越蒂里希所谓对死亡的生存焦虑，达到永恒与自由的生命境界。

    道家的终极关怀可以概括为“与道合一”，而儒家的终极关怀则可说是“天人合一”。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明初生的时代类似，在儒家的上古经典文献（《尚书》、《诗经》及《周易》等）中是承认和崇拜“上帝”的，后来汉译《圣经》对至上神的翻译就来源于此。但儒家上古传统中的上帝与基督教有根本不同，它自始即不是借助摩西那样的先知与人进行交流，而是直接通过天地万物，特别是民众的意向而表现出来，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705]。因此，“皇天无亲，惟德是辅”[706]，上天会根据统治者在民众中表现出的德行，决定是否继续赐予统治地位。孔子继承了这种注重德行的传统，但他虽然一生奔波于列国间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却并未获得需要上天给予保证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修德以求保位的传统思路已无意义，孔子因此从人的内在本性出发提出“仁”的思想。在他看来，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与固有倾向，修德行仁是人本性的要求，并不服务于任何目的。通过修德行仁，人就可以回归和明了自身的本性，而本性则是上天赋予和自然生成的，因此就可以进而领悟天命，“下学而上达”[707]，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708]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恭敬（一曰辞让）、是非之“四端”，而这就是仁、义、礼、智之根源。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709]。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710]人之所以要践行道德，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受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或统治者的命令，而是发自本心的生命需求；道德原则也并非来自于外部环境，而是真正植根于内在本心。通过性与本心，孟子为道德行为在生命自身中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有限的、现实的道德原则找到了上溯与连通无限的路径。人何以会具有善之本性，这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只能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理性求索的尽头便接触到了天命的源头，通过本性之善就可以通达天命的内容，从而为与天道的合一提供了可能。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的内在本性完全实现之时，就是与上天完全合一之日，因而就会产生出“万物皆备于我”的满足感与充实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711]。

    通过道德实践实现与天道的合一，是孔孟所开启的儒家终极关怀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获得了极大的张扬与落实。北宋思想家张载对这种世界观与人生观进行过非常精彩之描述，他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712]自我以天地为父母，以人民为兄弟，以万物为朋友；对待老幼鳏寡就像自己的亲人一般，对待天地就像孝顺父母一样，并且将这些都视作自己的本分之事。最后，“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按照所领悟的天道尽自己的义务，死亡只不过是安然进入休息状态。在这里，道德实践是克服小我之局限而升华至无限之大我的基本途径，其终极关怀意味至为明显。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13]已成为儒家公认的理想信念，可以说也集中体现了儒家终极关怀的根本精神。

    中国传统思想较之西方哲学更为注重人生实践与社会价值，因而在终极关怀这一重大问题上实际上较之西方思想界具有更多的思想资源，发展也更为丰富多样。这些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更为理性地看待和处理终极关怀问题，也充分启示我们：终极关怀确实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绝非基督教所独有，也并非只有依靠宗教有神论才能解决。

    三

    科学无神论是人类思想的智慧结晶，是近现代以来哲学与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构成了现代精神文明的前提与基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无神论思想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甚早，几乎与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同时。无神论是与宗教有神论对立的思想体系，是在与有神论对立与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与宗教有神论完全植根于信仰不同，无神论自始即体现了人类智慧的理性批判能力与自作主宰的人生态度。信仰是宗教的功能与特点，这种信仰与理性并无本质关联，很多时候甚至是反理性的。无神论则必然基于理性，正是靠着理性这一利器，无神论才能在历史上始终与强大的宗教势力分庭抗礼，立于不败之地。不过，信仰作为人的基本精神功能之一，决定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本质上并不与理性互相排斥，而是与理性同属一体、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必要的信仰能引导和促进理性的运作，而理性的运用又能进一步坚定合理的精神信仰。崇高的精神信仰能将人从琐碎的日常事物、现实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困扰中解脱出来，超越有限的自我，专注于更高层次的目标与事业，从而使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获得升华。这其实正是终极关怀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无神论绝不应该排斥和回避这一问题。

    在历史和现实中，无神论者并不总能处理好以终极关怀为代表的精神信仰问题。与宗教信徒单凭信仰即完全委身于神灵不同，无神论者根本无法接受超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神灵存在，而总是引力图以自身的理性能力客观地认识世界与人生，理性冷静地决定自身的行为方式与生活目标。虔诚的宗教信徒凭借超世的神灵能够超越世俗与物质欲望，而关注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尽管这种关注往往以出世与逃避现实为代价。无神论者，特别是朴素无神论者，则由于否定了神灵乃至任何超经验的存在，更易受到物质欲望的诱惑，而消极地对待精神信仰问题。如果执着于有限的人生存在，而将死亡完全等同于虚无，“百年之后，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极易走向物质崇拜与享乐主义的消极人生态度。在历史上，古希腊著名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派曾受到纵欲与道德败坏的诟病[714]，甚至被当成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尽管其中很大程度是宗教有神论者的污蔑，却也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在现实中，精神信仰的缺失已经造成了当代甚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给某些宗教信仰的支持者留下了口实。这告诫我们，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绝不能只是简单地批判与消解宗教有神论的信仰，更要在消解之后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合理的人生观与生活态度；不仅要“破”，而且要“立”。科学无神论的对立面是宗教有神论，而绝不是一般的精神信仰。

    科学无神论视域中终极关怀问题的构建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学术主题，涉及哲学、伦理学与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不是本文所能完全解决的任务。在此，仅在理论宏观层面谈三点看法。

    第一，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无神论视域中终极关怀问题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思想指导。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历史上种种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科学地阐明了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宗教有神论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与发展、消亡的过程，从而为无神论在自然与社会层面奠定了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不但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而且充分肯定了意识与精神的能动性，突出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为在无神论视野中正确处理终极关怀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一般与个别、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为合理解决终极关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指导性原则和思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为科学无神论立场上的终极关怀提供了基本的内容依据。

    第二，古今中外无神论者与人文主义思想家的相关论述是科学无神论视域中终极关怀构建的重要思想资源。通过学习和借鉴这些思想资源，既可以明了宗教的局限性以及终极关怀独立于宗教之外的意义，更可以丰富和开拓无神论视野中终极关怀构建的思路。基于科学无神论立场的终极关怀绝不仅是一种模式，完全可以也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形态，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只是在否定神灵存在、不依赖神灵而生活的基本立场上保持一致。恩格斯与列宁都曾主张大量翻译和出版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优秀无神论著作[715]，认为这些著作在宣传上远较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要丰富和生动。我们要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精神内涵。

    第三，科学无神论视域中的终极关怀构建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终极关怀之为终极关怀，就在于其能切实地为个人所选择和追求。如果不能真正落实到人的思想实际，与具体的生活处境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则再高明的理论构建都不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因此，终极关怀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引导与宣传问题。我们既要在学术层面研究无神论基础上终极关怀的一般性理论模式，更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树立相应的终极关怀理念。可以说，终极关怀本质上是一个具体问题，每个人的终极关怀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选择和树立，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代劳。

    总之，科学无神论不但是一种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引导和指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层面，科学无神论内在地蕴涵着终极关怀的诉求。与以往的无神论不同，科学无神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合理地解决终极关怀这一根本性的精神信仰问题。

    西方新无神论思潮以及宗教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取向

    韩琪

    韩琪，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无神论、宗教社会学。

    【摘要】习五一教授的新书《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提出了当前科学无神论研究的三大板块：科学无神论、宗教研究以及邪教与膜拜团体研究，并极力倡导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本文就该书中引起笔者共鸣的两点内容——“西方新无神论思潮”和“宗教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取向”进行了一个简要阐释。西方新无神论思潮近几年才兴起，但其社会影响已不可小觑，非常值得我们的无神论研究积极关注。价值中立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更是宗教学的分支学科宗教社会学的立身之本；在宗教研究过程中坚持价值中立可以得出客观公正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相关社会政策的制订，而且能够推动科学无神论与国内外宗教研究的交流和对话，从而壮大这一学科的声音。

    【关键词】科学无神论 宗教研究 新无神论 价值中立 宗教社会学

    习五一教授的新书《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是目前国内无神论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科学无神论、宗教研究以及邪教与膜拜团体研究，它们也构成了科学无神论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在“科学无神论”这一编，习五一教授将科学无神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哲学基础提出来，并设计了该学科的建设规划，同时介绍了它与自然科学的联系以及西方目前正方兴未艾的新无神论思潮。在第二编“宗教研究”中，以客观并注重历史、注重事实的态度，习五一教授对北京地区的传统宗教文化、中国近现代典型的宗教问题、当前民间信仰情况以及全球宗教形势进行了考察，这种宗教研究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从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团结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出发，关心宗教研究领域的热点难点。第三编“邪教与膜拜团体研究”在对“邪教”、“膜拜团体”等概念追根溯源之后，作者考察了当代中国的邪教问题并呼吁社会各界对当前一些打着基督教旗帜的“破坏性膜拜团体”引起重视，因为它们将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无神论（atheism）本源自西方，其历史很可能与宗教一样古老，启蒙运动时它尤其作为对基督教封建势力的反对以及对人性的张扬而被提出来，上个世纪早期这一词汇随着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民主、科学的思想一并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科学无神论正是其宗教观的哲学基础，因此对于无神论中国人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种宗教的复苏，全国的宗教研究日益繁盛，而科学无神论研究却逐渐无人问津。事实上，宗教作为一种涉及大众信仰的独特社会现象，其研究不仅应当包括赞同其存在的一方的观点，也应当容纳质疑其合理性的一方的声音。因此目前在我们国家，作为对宗教的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视角，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研究领域也亟待拓宽和进一步发展，《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正是这方面的一本奠基之作。在书中，作者并没有因“无神论”这个名字而将自己陷于原始的有神无神的哲学争论，而是充分发掘科学无神论的人本主义传统，将自己的研究着眼于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更有现实价值的考虑上。这不仅是该书的一大亮点，笔者以为这也是当前我国的科学无神论研究不可偏离的方向。

    该书主要有两点引起了笔者的共鸣：当代西方的新无神论思潮以及宗教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取向。下文将分述之。

    一 西方的新无神论思潮

    近代以来，西方的宗教研究领域一直以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为主要命题，即认为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将逐渐减弱，而且宗教注定衰亡。然而罗德尼·斯达克等人于上个世纪末提出了宗教经济模型的新范式，认为世俗化理论错误地断言了宗教的命运，理应“安息”。正当斯达克的新范式在宗教研究领域方兴未艾之时，新无神论的声音响了起来。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于2006年底出版，该书深入剖析了宗教的由来以及它对人类思想带来的禁锢和欺骗，认为宗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思想寄生虫，倡导人们要立志成为一名幸福、安宁、有道德和充满理智的无神论者。[716]该书在出版后的一年间发行量就达到了一百万本，其精装本发行量更是雄踞《纽约时报书评》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几近一年，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717]2004年美国的神经学家萨姆·哈里斯出版《信仰的终结：宗教、恐怖和理性的未来》（The End of Faith: Relig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Reason），该书基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对建制性宗教提出了强烈的否定和批判。2006年哈里斯还出版了一本题为《给基督教之国的一封信》（Letter to a Christian Nation）的小册子。同样是2006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哲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推出《破除魔咒：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宗教》（Breaking the Spell: Religion as a Natural Phenomenon），丹尼特在书中提倡人们反思自己对于上帝的这种虔诚及其目的，宗教到底是一种盲目的进化冲动还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他认为人们应该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信仰方面的基本问题。2007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了一切》（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维克多·斯腾格尔的《上帝：失败的假说》（God: The Failed Hypothesis）等代表新无神论思潮的著作陆续出版。道金斯、哈里斯、希钦斯以及丹尼特更被誉为新无神论思潮的“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事实上，“新”无神论思潮的主要观点在早先的无神论者中基本都可以找到，但是他们被冠以“新”的修饰语，正是因为他们回应了这个时代的不同需求。如果说斯达克等人提出的宗教经济模型体现了一种宗教复兴的趋势，那么新无神论的声音适时响起正好表明与该复兴相伴随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在西方启蒙的人文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正如道金斯在《上帝的迷思》中所言，该书的目的正是要提升人们的“自我意识”，让我们的心灵“具有一种健全的独立性”，对自己看到的真相敢于自由地说出来。他甚至组织无神论的社会宣传活动，鼓励人们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从而在社会上发出一种表达无神论者的集体声音。[718]

    然而，这些针对宗教和上帝的无神论战士们的观点在学术界却被普遍认为太过“简单、粗鲁且缺乏差异性”[719]。在阿莫瑞·阿莫拉辛加姆（Amarnath Amarasingam）准备编辑《宗教与新无神论》（Religion and the New Atheism: A Critical Rreview）一书时，他遇到了两种反应：一种认为新无神论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四骑士”所言都已被前人说过了，而且罗素、潘恩、费尔巴哈、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等人说得远比他们还要好；另一种认为关于新无神论的书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来一本。但是，人们普遍忽视了这次新无神论思潮体现的某种紧迫性以及它所带来的某种类似无神论的社会复兴现象。[720]也许我们应当将这场文化上的新无神论运动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视角下来考察，不要纠结于他们的观点是否有新意而是着眼于他们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为何他们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上。道金斯的网站上大量的读者感谢《上帝的迷思》一书带给他们的勇气和力量让他们能够宣布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721]尽管学术界认为新无神论的观点没什么新意，但是这样的社会影响估计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纵然神学家、某些宗教学家认为新无神论者没有真正理解宗教，或者认为他们具有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们一样单维的社会认识论[722]，我们还是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新无神论思潮的产生及其影响。斯蒂芬·布利万特（Stephan Bullivant）认为新无神论者们在出版界和媒体上的成功不仅出乎意料而且让人不解，因为不论英国还是美国的社会宗教文化似乎都没有成熟到能够产生这样一种现象，他提出了许多可能在这两个国家帮助促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西方近年来接连不断的宗教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对共和党政策的持续影响，天主教神父性丑闻，福音派牧师吸毒和性丑闻等等；而英国虽然教会参与率很低，但是宗教频繁地在新闻上出现，宗教类课程的选课人数也在增长。新无神论思潮可以看作是公众对这些宗教现象的一种反对、抗议乃至警惕。[723]

    习五一教授在书中对此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新无神论思潮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全球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西方世俗国家政教分离原则面临的危机以及世俗人文主义价值观受到的严峻挑战。[724]不论如何，新无神论思潮的出现非常有价值，毕竟，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必然带来宗教方面的多元化[725]，各种宗教思想都会在社会上适时地寻求表达。目前这一现象尚在进行中，而它对历史的真实影响将有待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和评论。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宗教迅速复兴、各种灵性思潮泛滥的时代。我们不像西方有一个崇拜唯一神的强大传统，无神论、不可知论、泛神论以及多神论可以说是普通大众的主要精神状态，那么西方的这场新无神论思潮在当前这个时代是否也会波及中国社会呢？国内外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很不一样，其中涉及许多复杂因素。不管怎样，西方的新无神论现象以及国内无神论研究的发展都将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二 宗教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取向

    在该书第二编“宗教研究”中有一篇“福建民间信仰考察报告”。该文中，习五一教授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详细考察了福建地区民间信仰的弥散型宗教形态、信仰规模、兴盛原因、地域性和宗族性特征、世俗化和多元化取向、功利性与民俗化特点以及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间潜藏的紧张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并于结语中倡导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应该跳出单一学科的视角，以价值中立原则作为跨学科对话的前提。作者这样呼吁：“超越单一的政治评判、宗教研究，融入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智慧，考察当代社会的民间信仰，重构大千世界中普通大众的生命体验。”[726]笔者以为，这份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它突出地体现了宗教研究中价值中立原则的重要性。

    价值中立或者说价值无涉（Wertfreiheit）[727]是马克斯·韦伯作为保证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一条基本原则于20世纪早期首先提出来，现在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广为接受的研究标准。[728]该原则可以说在社会学的发展中得到了最大的应用，不论是强调定量分析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还是突出定性研究在理解和解释上的优势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价值中立都是他们在研究中必须首先遵循的基本原则。韦伯所谓的价值判断是指“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是正当的评价”[729]，它其实体现了研究者对所研究现象或赞同或反对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上的喜恶会严重影响他们结论的客观性以及这份研究的整体信度，因此社会科学非常需要研究者在研究中放下自己的价值判断、保持价值中立。当然，韦伯也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必然包含了两种基本要素，即价值和意义；与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是研究实在的学问，而实在之所以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成为研究对象，正是因为它在与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中变得重要了，对研究者来说它有了意义。[730]但是这种价值关联或者说意义并不能成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放弃价值无涉的理由或者借口，因为虽然人们选择研究事实时总有价值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是作为一门“实在的科学”，“我们要理解我们侧身于其中的且围绕我们生活的实在的特点——我们一方面理解它现在形态的个别现象的联系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理解它们在历史上如此而非如彼地形成的根据”。[731]社会科学的研究是要告诉人们事实是怎么样，它将可能怎么样，但决不教导人们应该怎么样。因此，价值无涉原则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除非研究过程中尽可能的排除价值判断的干扰，否则我们试图客观地认识实在的任务将难以完成。

    根据韦伯的定义，社会学是一门关于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与互动的解释性科学，社会学研究奉行价值中立。那么，对于几乎是最强调意义与价值的宗教来说，价值中立原则对该领域的研究实在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事实上，宗教学的诞生正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宗教。19世纪“宗教学”的倡导者马克斯·缪勒在《宗教学导论》中说：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也不懂；宗教学旨在探讨宗教的本质，“要对世界诸宗教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没有哪个宗教在研究中可以被给予特殊待遇；要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宗教现象；宗教学不是“神学”，而是“人学”。[732]因此宗教学一开始被称为“the Science of Religion”或者“Comparative Religion”。[733]缪勒的观点奠定了宗教学的基础，而他当时所针对的问题其实至今犹存。随着宗教学的不断发展，很多分支学科也从中产生，比如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等等，但这些分支学科在基本观点以及方法论上不能说没有分歧[734]，而这种分歧不仅反映出宗教学这一学科尚不成熟，而且体现了宗教现象本身以及相关宗教研究的复杂性。宗教社会学可以说是这所有分支学科中最坚定的捍卫并遵行价值中立原则的。这一方面是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前的宗教研究特别需要价值中立的研究取向，需要摆脱价值判断和关于宗教的种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进行事实的研究。正如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在总结了西方宗教研究的诸种取向之后说：“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的既不应该是损害宗教，也不应该是供奉科学为宗教。我们的根本追求是应用社会科学的工具来检验人们和他们所体验的神之间的关系。科学可以检查除了其真实可靠性之外的这个关系的任何方面。”根据这种说法，宗教的真实可靠性属于价值判断的内容，属于应然的问题，而非宗教社会学应当关注的实然的方面。当我们将宗教现象的事实客观清楚准确地呈现出来之后，不同的群体自会有自身的不同判断和选择，而那是人们自己的事情，不是社会科学应当承担的。而且各种宗教现象之所以纷繁复杂，正是因为人们要么出于对信仰的狂热虔诚，要么出于对宗教的坚决反对而认不清事实真相，因此在现实的层面我们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宗教问题的方法。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宗教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构成社会的其他社会单位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735]该学科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自觉地置身于宗教之外来看待和解释宗教现象。[736]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不会过于看重信徒们对其宗教信仰的表述，这些表述虽然也是社会事实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属于有待科学检验的对象。而且信徒们的看法由于来自个体信仰往往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事实上并不利于社会学从外部理解宗教。当然这种研究立场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也常常遭到宗教人士的非议，但是纵观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史，经典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不仅奠定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莫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们无一例外地会极大加深人们对于宗教现象的理解，甚至促使人们对既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产生新认识。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份典型的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它从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可见的现实对应关系出发来探讨近代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可能起源问题。这是一份关于特定社会事实的文化研究，它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史以及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领域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当初这样一篇论文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宗教人士的非议，因为该文涉及对新教伦理的理解。韦伯是这样回应的：“在神学方面，由于本篇论文的发表，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指教，这些批评指教大体而言是友善的，并且在充分理解这论文的情况下，就个别重点上提出相异的见解时，也是相当就事论事的。对我而言，这更弥足珍贵，因为对于此处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法来处理问题的方式，会有某种反感出现一事，倒不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信奉某个宗教的神学家而言具有价值之事，在此研究里当然无法得到同等的分量。我们所关切的，往往正是那些——在宗教评价上——外在且粗浅的层面，而这些层面当然还是存在，并且甚至正因为是外在且粗浅，往往对外在行为产生最为强烈的影响。在此，我还要向读者简短引介（而不是在个别点上不厌其烦的一一引用），特洛尔奇的大作《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此书是从独自且用心深切的观点上来处理西方基督教伦理的通史；在其他点上固然内容丰盛，即使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点上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补充与证明。只是，此书的作者较着重于宗教的教义，而我则是较偏重宗教对实际生活的影响。”[737]由此可见，韦伯充分尊重神学家们的观点，但是对于自己的研究立场亦没有半点儿含糊，并明确表示此研究不是要关注对“信奉某个宗教的神学家而言具有价值之事”，而是关注被他们认为是宗教的“外在且粗浅的层面”，因为它对社会行为能够产生最强烈的影响；而且韦伯基本拒绝与神学家们进一步对话，反而向他们推荐特洛尔奇关于基督教伦理的大作，并再次申明自己偏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宗教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宗教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它关注的是与宗教相关的社会事实。贝格尔甚至曾宣称，社会学理论没有与神学进行对话的内在必要。[738]

    其次，宗教社会学家坚持价值中立，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739]这一点在前文关于价值中立的介绍中已有体现，此处就不再多说。只是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研究者个人对于宗教的好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舍弃，至少绝对不能影响其研究结论。再次，重视经验依据，即关注跟宗教相关的社会事实，比如“可观察的人的行为、人所创造的东西以及以语言为中介的意见和态度、价值判断、意愿等，都属于经验上可感觉的社会事实”。最后，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这其实也是宗教学创立之初即有的传统。[740]韦伯因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关注而进行了一系列东西方宗教文明的比较研究，这可以说成为了宗教社会学中比较研究的典型。

    以上简要介绍了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特点。作为最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宗教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宗教现象的客观和整体认识，让不信者对之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也让虔信者可能反思自身的信仰，并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对待宗教；同时它还会促进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成为非宗教信仰者与信徒沟通的一个可能的基础。

    习五一教授在《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中提出的宗教研究的价值中立取向，正是科学无神论者与目前国内的宗教研究者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桥梁。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741]价值中立原则正是以世俗的方式来应对宗教现象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当前国内各大宗教都处于急速的变化和发展之中，宗教研究领域不仅应当包括支持和赞同宗教的声音，也应当容纳质疑其合理性的声音。无神论作为一种对宗教的批判性的研究视角，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正应当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以科学、实证的方法进行一些虽然非常重要却往往容易被宗教的支持者、青睐者们忽视的主题方面的研究，比如宗教传播的现实影响，改宗改教的研究，人们的哪些特点让他们容易信仰宗教、又是哪些特点让他们成为一个无神论者，邪教与膜拜团体研究，等等，从而让普通大众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宗教现象。在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中有信仰的研究者通过坚持价值中立原则同样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中国的宗教研究领域无神论者自然也应当发挥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习五一教授一直提倡的是“科学无神论”，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承袭西方传统的反对宗教、张扬人性的无神论，更是尊重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注重多元文化间的沟通和对话并保持着开放心态的理性的无神论。这样的科学无神论者所作出的研究必定会对宗教的良性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运转贡献出巨大的力量。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任继愈先生在从事了一生的宗教研究之后于暮年转而强调无神论学科建设的原因所在。

    总结

    以上从西方新无神论思潮以及宗教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取向这两个方面简单谈了一些感想。当然，社会主义者是实践的无神论者，科学无神论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所在。习五一教授在《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一书的开篇即详细阐释了科学无神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不再重复。笔者以为，本文选取的这两个评论的点恰好显示了科学无神论的研究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一，与西方对话；第二，与国内的宗教研究者们对话。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研究领域都需要各种声音，自然也包括批判宗教的研究视角，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尽量排除研究者个人喜好的影响，这样才可能获得客观公正且有利于交流对话的研究结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才能够健康而繁荣。

    西方的新无神论思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这个时代急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革。这一思潮引发了西方人对于既有宗教研究的反思以及对于非宗教（Nonreligion）和世俗人文主义的关注。全球化的趋势不可抗拒，新无神论思潮带来的人类思想上的变化终将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2008年11月非宗教与世俗性研究网络（Nonreligion and Secularity Research Network）成立，旨在推动所有与宗教相关的却是以一种非宗教的（other than religious）态度来进行的研究，即在宗教研究的过程中坚持价值中立原则。这个国际化的跨学科研究网络包括了一系列的研究视角，无神论的、不可知论的、宗教上无所谓的（religious indifferent）或者说非宗教的（areligious），以及大多数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人文主义（humanism）和宗教方面的研究取向，它同时致力于非宗教（nonreligion）、宗教（religion）和世俗性（secularity）之间理论以及经验方面关系的研究。自成立以来，该研究网络不断发展壮大，其主要活动包括一年两次的大会、每年的系列讲座以及研究方法工作坊，同时还出版了《世俗主义与非宗教》（Secularism and Nonreligion）的学术期刊，接收所有世俗主义、世俗性、非宗教以及无神论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也欢迎历史、哲学、认知科学等学科对这些领域的相关研究。[742]该刊第一期上的文章探讨的主题如下：从非宗教环境下养育的成年人的宗教偏好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来看美国社会化的特点，新媒体在世俗主义者的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美国人的反无神论偏见的详细考察。[743]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视野非常开阔，而且确实可以进行一些可能带来很大社会影响的研究。我们与西方对话，主要是要学习他们开阔而实用的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从而发展关于我国宗教现象并代表我们自身立场的研究。以科学、实证的研究作为基础，不断拓展并深化研究领域，与国内宗教研究者们的对话才会丰富起来，科学无神论的声音才会逐渐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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