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历史经验包括很多方面，其中突出表现为：在利益整合中平衡各种关系，在权利整合中发挥全民作用，在价值整合中增强吸引力、凝聚力等。
一、在利益整合中平衡各种关系
群众利益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58]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我国的执政党。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当时利益矛盾复杂的社会状况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成功地发挥其利益整合功能以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重新整合的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迅速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亟需重塑。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由民主革命时期“利益争夺者”转变为“利益整合者”。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59]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国内各政党、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60]。为了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其利益整合的功能。
比如，在“五反”运动中，党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1952年3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规定了处理违法户的五条原则：“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61]通过对民族资本家的行为进行严格区分，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了主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恢复了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再如，在建国前后，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诉求，中国共产党依靠政权的力量，迅速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打击投机资本，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等措施，改变了长期以来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来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这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新中国农业、工商业、交通业都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工农主要产品的数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又如，划分阶级，区别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分配。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利益分配实质上是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的利益分配。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各种任务、目标、利益的实现，都是以阶级斗争方式来推动和实现的。通过阶级斗争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首要的就是进行阶级划分，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斗争来获取和实现阶级利益。家庭出身和阶级立场成为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各种利益的先决条件，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牵涉到个体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前提。评判社会每个成员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首先是根据其现实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而这其中的现实表现是与对每次政治运动的具体态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实施利益整合功能的重要方式和基本特征。
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利益整合的重要措施。土地改革是以“土地分配”为核心的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再分配，涉及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以及僧、尼、道等各种利益主体。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对地主阶级，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并不等于消灭他们的肉体，由实际上没收地主在农村的一切财产改为只没收地主的“五大财产”（土地、牲畜、农具、多余的粮食以及在农村多余的房屋），给地主重新做人的机会。对富农，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切实保障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不受侵犯。这些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农，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的阻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构建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开始以执政党的身份发挥其利益整合功能。在这种社会整合功能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政府则成为党的执行机构，以党代政的情况非常普遍。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社会整合资源对社会实施强力控制，组织网络深入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方面。
比如，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社会中，“由于我们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成为全社会以及各个利益主体的唯一合法代表，个人根本不可能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协调的过程，仍然只是一个如何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单一过程”[62]。也就是说，个人是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这一整体的，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下才能得到个人利益的承认和实现，因而个人利益的实现也必然是国家整体利益中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行政对社会生活具有超强的控制力量，社会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没有分离。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并以行政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以形成资源的单位所有制，由此而将个人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单位这一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中，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旧体制下，整个社会无论内外都处于封闭的体系里，社会个体利益集中于国家利益之下。对于各利益主体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这样，国家利益就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全部内容，从而使得经济利益的内容完全单一化。无论个人或是单位组织，其利益诉求内容的表达及最终实现都会必然归结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内容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时期社会的利益寻求内容主要体现为个人和组织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对于国家、集体利益的诉求内容的服从。从整体上讲，政治的高度集中化使得以国家和组织为主的整体利益代表并决定着个人的利益。例如，“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成为中国社会独一无二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方式”[63]。由“单位”组织所构成的单位体制，迎合了当时中国在社会资源总量不足这一状态下实现初步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对于国家而言，“单位”形式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最坚实的支撑者和巩固者，承担着相当程度的社会组织、管理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是社会与政治的组织者；对于个人而言，“单位”形式又是个人社会化及其社会价值实现的唯一通道，是公民非公共领域各种资源的提供者。因此，“单位”在一定时期成为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安全、福利等几乎所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组织形式，并通过国家所赋予其完整的行政级别体系，把所有处于这一时期的各个利益个体都控制在这一行政体系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集中化组织形式实现着对单位，进而对社会各利益个体的全面控制，包括其利益的分配和实现。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得到空前强化，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稳定，对新中国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各种关系的平衡和协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种高度统合的利益整合方式，通过对资源的强性提取和重点投放，粉碎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确立了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强化社会整合功能，提高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能力，防止和消解社会冲突和对抗，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才能巩固执政基础、实现执政目的、完成执政使命。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不断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合理的社会整合，那么面对来自国内外环境的压力与挑战，就不会得到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认同和支持，其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也就难以长久维护和支撑。
二、在权利整合中发挥全民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从其成立那天起，就始终不渝地为民主而奋斗，始终不渝地发挥党的民主权利整合功能。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需要有中国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既来源于经济需求的满足，又离不开政治权利的保障。比如，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号召群众要实现政治权利，翻身解放，把日常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组织并实行民众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再如，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农民当选参议员，直接当家作主。农村支部创造了“豆选”、“烟头烧洞”等便于老百姓参与的选举操作形式，有效保障了群众政治权利的实现。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民主权利整合中发挥整体功能，唤醒了群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感和认同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不同阶层、不同人员的民主权利的落实。比如，尊重民主党派，确立民主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6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的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近一半是党外各界著名代表人物。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务院各部委的35个正职中，非中共人士为13人，占37.2%；国务院组成人员共47人，非中共人士为13人，占27.6%。
又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期间，从1949年到1952年三年中，“全国三十个省、二个省级行政署区、一百六十个市、二千一百七十四个县（包括相当于县的行政单位）和约二十八万余个乡，不仅建立了人民政府，而且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有不少乡是召开执行乡人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农民代表会议”，“省、市协商委员会和县常务委员会亦已普遍建立，全部省和部分市的协商委员会代行了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的职权”[65]。
再如，农村基层党组织引导农民参加乡村事务管理，支持农民直接监督干部，这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家园、服务大局的热情和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大力提倡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人民内部在思想政治上的矛盾就是是非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要立足于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增进理解，调动积极因素，努力消除不和谐因素。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实施民主整合功能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在方式上由传统的一元的刚性整合转变为多元的柔性整合。也就是说，在不改变现存的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社会不同群体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按照事物内在的联系，遵循某种公认的规则而和谐发展，其基本特征就是多元的整合，而不是把不同利益群体整合到同一所有制、统一分配方式和生存方式中来。这样一来，促成了执政党整合方式的变革，即以民主的方式为基本的整合途径，实质上就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为重，同时尊重弱势群体，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建立多渠道的协调和沟通机制，尊重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大力发展和推进民主政治，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以制度化手段维护社会公正等。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权利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效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极大地增强了广大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总之，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会整合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民主权利整合中发挥党的整体功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总结。权利整合的核心是尊重、调动所有人当家作主的民主意愿，发挥主人翁作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人们的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要及时排解社会不和谐因素，把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就必须遵循民主的原则，扩大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在民主权利整合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功能。
三、在价值整合中增强吸引力凝聚力
执政党的思想价值整合途径主要是指执政党发挥思想政治作用，用本阶级和本党的意识形态引导人民、教育人民，巩固政权的合法性，促进有限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动员和团结民众为实现执政的目标而奋斗。善于发挥思想政治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实施社会整合功能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发挥价值整合功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比如，当时我国社会处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统治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性灌输、道德约束、斗私批修等各种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价值整合，以奉献精神作为社会群体生活规范的基础，使公民追求个体利益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非社会主义的行为，并把国家的利益诉求上升到全体社会民众共同需要的政治利益诉求。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通过强大的教育渗透，逐渐在社会全体民众中树立起了党和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合法性，而关于集体主义和献身精神等观念的宣传，则营造了个人绝对服从国家的伦理氛围，这就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人们偏离国家整体利益结构轨道的可能。因此，长期以来，广大民众对于党和国家有一种高度的认同感，党和国家一直都是全国人民的精神核心。诚然，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客观上需要党和政府建立起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意识形态。为此，中国共产党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一方面加强信息管制、断绝社会成员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如“反右”、“整风”等），牢固树立党、国家及其领袖的政治权威，增强党、国家及其领袖的政治合法性，从而基本控制了社会成员的思想分化，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推动了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最终形成，但这也使得广大社会成员表达思想的自由受到压制，其思想观念被局限于狭小的空间之内。
再如，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政治动员是实施宏观层面政党整合常用的和主要的措施，政策执行功能通常是与政治动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谓政治动员，就是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名义下，运用大众舆论和宣传教育等政治社会化手段调动民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执政者及其政策的认同、支持和配合，从而加强政治体系的施政能量，促进政策的贯彻执行。当时社会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有舆论宣传、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其中，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最为突出。这些政治运动在舆论宣传和政治学习等政治社会化手段的配合下，使中国共产党的整合力和政策渗透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动员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干部和群众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群众与党和政府、个人与组织、地方与中央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为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又如，思想政治工作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推崇和重视，并被从一般日常工作提升到“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这与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形式展开的政治动员不同，是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诸如此类的领导理念经过党和政府高层领导人的一再倡导、反复强调和党的重要决议的确认，成了全党全国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重要共识和自觉行为。每当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新的时期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时，总是首先向广大群众进行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把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总任务、总目标的中心环节。这种通过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改变人的“内因”来实现有效整合的方法与手段，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艰巨的建设任务，在物资极其缺乏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发挥价值整合的功能，用革命理想主义激发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广大工人和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解放，翻身做自己的主人，对执政党和领袖由衷地感激、爱戴和拥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在人民群众中开展“诉苦”教育、批判资本主义的宣传活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在美好的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召唤下，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极度高涨，不辞辛苦，把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无私地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一五”计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来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智力基础。由此可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对社会进行价值整合是富有成效的。
总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价值观念整合。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离不开价值信念的支撑，努力塑造、整合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信念就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十分关心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发挥价值整合功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构建有效的意识形态，实现价值整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社会是有差异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可以把有差异的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提出一个能够尽可能反映社会主体的价值体系，即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重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及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自尊自励、艰苦奋斗、同舟共济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美德；当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其表现是有所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用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整合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
比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个价值整合的过程。十年“文革”结束后，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有所恢复，然而“左”的指导思想的继续，使党内外群众的思想出现了新的混乱，也遭到了党内外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剪裁、限制、宰割无限丰富且飞速发展的实践，应该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场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产生了反响，引起了激烈的社会争论。通过争论，人们澄清了是非，肃清了“左”的错误的影响，思想上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因此，解放思想既是十年浩劫后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整合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方式，也是执政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价值整合功能的先声。这场大讨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也使得党的工作从“左”的错误中转到正确轨道上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强调了思想解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认为解放思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社会整合发展，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根本思想保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批判了“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统一。邓小平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66]正因为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体的价值整合进程。
再如，党的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论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指出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党中央下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决议》要求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整合初见成效，强化了对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学习，树立和发扬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出版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著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修订本）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习，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全国性文明礼貌活动，改善了社会风气。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又如，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整合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而展开的，正如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7]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价值观念的不断整合，坚持了正确导向，提高了引导能力，壮大了主流思想舆论，降低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四、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发挥得好坏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
政党既是冲突的力量，也是整合的工具。这两种功能虽因政党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社会整合功能的特殊重要性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对于执政党自身及其事业的兴衰成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什么性质、什么国家的政党，在它成为执政党以后，都必须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执政党，它的执政生命也必然是异常短暂的。维护社会稳定的使命被称为安全和秩序的职能，而推动社会发展的职能被称为建设的职能。在现实中，安全和秩序的维持，客观上需要利益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观念相对单一，需要社会稳定统一。而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则不然，它客观上需要社会分化和社会竞争，并通过利益驱动机制、社会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产生社会效率，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显然，执政党所担负的这两种职能具有明显的对立性。如果这种对立和冲突处理得不好，执政党也就难以顺利执政、长久执政。社会整合功能是实现执政党两者职能对立统一、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自身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执政党一方面维持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异质性和效率，另一方面有效地维持了社会和谐、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68]
建国初期，中国的整个社会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整合功能上实现由革命取向型向建设取向型转变，由局部整合向全局整合转变。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与执政前相比，更加侧重于协调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整合分歧，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与社会良性运行。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全国范围内制定政策、领导立法、组织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责，因此，它完全有可能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对社会上各自独立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等进行整理、组合、统筹、调适，通过利益协调、制度规范、权利整合、价值整合等方式发挥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并且坚持经济发展原则、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民主平等原则、稳定有序原则、融合包容原则、统筹兼顾原则等。
在利益整合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是在保证效率居于优先地位的同时，兼顾机会均等条件下的利益关系的协调，以避免出现利益差距的过大。如重视弱势群体利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其功能就是在社会成员丧失或中断劳动能力以及遭受各种风险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时，他们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
在权利整合方面，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权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主体的权利认同和界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健全畅通有效的权益表达和信息沟通机制，加强党内外民主监督，推进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等。
在价值整合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宽容性的社会政治文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价值目标社会化，在广大社会成员中形成对执政党普遍的社会认同。
整体而言，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处理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矛盾，切实尊重民主党派的民主权利，有效满足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推进对旧思想的改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整合、权利整合和价值整合是任何执政党都必须履行的职责。实践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经历了因重视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而蓬勃发展，也经历了因忽视社会整合功能而遭遇挫折。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形势，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毕竟已经是执政党，掌握着阶级斗争的主动权，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反动势力及其残余力量基本肃清，少量残存的阶级敌人已不构成社会主要矛盾。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建国后我们曾经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把许多非阶级敌人和非对抗矛盾视作阶级敌人和对抗矛盾，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过度发挥着“斗争工具”的功能。
以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为例，我们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批判过程中片面强调思想意识对阶级属性的决定作用。从理论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阶级属性，思想观念仅仅是判断阶级属性的标志之一。然而，我们却把思想意识作为判断阶级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殊不知，思想意识的影响因素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也不必然决定其阶级属性，执政党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变为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而否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到“胡风案”，每次批判运动都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将学术上的论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虽然这样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民思想，但将政治标准作为判断思想文化的唯一标准，导致学术研究停滞不前，思想也得不到解决。正如列宁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69]然而，中国共产党发挥价值整合功能时，如果缺乏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人们就容易在狂热中违反秩序，违背规律，作出过度行为，而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由于思想单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加之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人们也易被领袖的错误所误导，被阴谋家利用。“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破坏作用，与一部分人思想的狂热是分不开的。
比如，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的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使得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和进步，而是一场错误的、失败的社会整合。“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大乱”达到“大治”，实现新一轮的社会整合，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却脱离了广大群众，结果给林彪、江青一伙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可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实施社会整合功能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式的极端社会整合方式，背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不仅使我国付出了牺牲社会发展效率的沉重代价，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失去了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而且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苦、单调的状态，社会力量自主空间遭到压制，极大伤害了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情，严重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它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出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提供了深刻教训。
正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发生原因和危害等问题作了深刻总结。而此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和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九以上，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了广阔前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得到了科学发挥和有效实施。
实践表明，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发挥得越好，其地位就越能得到加强和巩固；反之，则会下降，遭到削弱。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来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实践的又一重要经验和有益启示。
第二节国外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经验与启示
政党固然各有特点，但仍然有许多相通之处，在不少方面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实践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我们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研究的参照和借鉴，不仅是可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提高执政党利益协调的巧妙性
利益总是被一定社会关系所支配，是一切社会矛盾的内在根据。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70]即使思想活动也是如此，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1]。由此可见，人类进行各种实践活动均源于利益，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力量之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各种需要的总和，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要想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承认他们对社会财富的所有权，保护他们正当的利益要求。然而，私人利益的合法化又必然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均，出现利益分化和社会的多层化。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革，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必须从全局高度出发，以各种利益相互协调、最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目标，在承认各群体差别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增强执政党利益协调的巧妙性和艺术性，努力缩小地位差别，特别是注意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在这方面，国外执政党成功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瑞典国内的社会利益分化相当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面对这种局面，社会民主党推行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在保持生产发展的前提下，以税收为杠杆，建立强有力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企业征收比较高的税收，通过社会利益二次分配的形式，给予广大社会成员以高福利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减少贫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维护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和谐。另外，社会民主党还非常注意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该党给国内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强调社会就业，扩大政治参与，采用“工人委员会”的形式，把广大的工人吸收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过程当中，发展经济民主，极大地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和责任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总之，利益协调的巧妙性和艺术性，使瑞典社会民主党既赢得了有产者阶层的拥护，又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有效地改善了国内劳资双方的关系。
比如日本自民党。一直以来，日本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结构十分复杂，而日本自民党通过“利益还原”，有效地支配、左右和影响了利益相关的地区。所谓“利益还原”，就是自民党政府对与其关系密切的地区、行业和选民予以利益回报，包括地区开发项目及投资、公共事业经费和政府补助等名目，是自民党用以确保选举地盘、诱导选民支持的有效途径。“利益还原”的渠道是中央、县、市和村公共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的官僚体系。自民党议员及政府官员是这一“利益还原”机制的中介，财界也是“利益还原”的受益者，自民党政权及其政策导向为财界利润的实现提供了诸多方便和保证。财界为了更广泛的利益前景则向自民党及其各派别提供政治资金。这样，财界成了自民党殷实的金库，农村成了自民党稳定的“票田”。此外，日本的政调会是协调自民党党内利益、整合社会利益的重要机构。自民党议员往往是多重利益的代表，同时参加不同的部会审议，就可以比较好地满足其利益和需求。自民党指导日本现代化所依赖的中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都有极强的倾向性，它们明显地倾向于特定的阶级、阶层、地区和行业。自民党广泛运用并服务于这些阶级、阶层、地区和行业的利益，深受支持与欢迎，特别是财政上以及选举中的拥护与支持。因此，自民党政治资源不断积累、日益雄厚，成为该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
又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作为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农民和工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重。为了有效整合农民，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实施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推行“分配土地”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土改的同时，革命制度党还在每个州组建了土地公社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国农民联合会，以组织的形式促进土地改革，捍卫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帮助广大农民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极大地维护了农村秩序的稳定。革命制度党对工人采取了“打”和“拉”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一方面，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广大工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害，与此同时，严格地限制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对广大工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具体做法是：第一，革命制度党给予工人领袖和工会各种各样的利益与好处，通过他们对工人们施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第二，革命制度党对工人们实行同化与吸收政策，鼓励工人们参政议政，使其自觉服从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革命制度党积极推行石油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形式的国民教育，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使广大的普通百姓受益，避免了重大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当私人资本快速发展，并造成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均、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依靠民众“职团”，节制私人资本，避免了社会的过度分化，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造成国内资本外流时，革命制度党的政策转而偏右，扶植私人资本，通过有组织的手段控制民众运动，压制民众对贫富不均的反抗。执政的革命制度党“钟摆式”的利益协调机制，大大减少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效地协调了各个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并使执政的革命制度党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也得以优化与增强。
再如，马来西亚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多民族国家，加上受西方殖民者长期统治，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非常复杂。为了维持社会的有效整合，稳定国家政局，从1974年4月开始，时任执政党的“巫统”联合其他13个政党，其中主要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等组成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由“巫统”主席担任执政党联盟的主席并出任国家总理。在国民阵线中，各个成员党相对独立。大选时国民阵线各党采用统一的竞选标志和宣言，候选人议席内部协商分配。这就形成一种既不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的独特的政党制度，其结果既维持了社会稳定、推动了社会发展，又保持了“巫统”对国家政权的牢固控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巫统”改变原来对马来人倾斜的经济政策，强调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尽量均衡分配国家财富，让各个民族共享“经济蛋糕”；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巫统”坚持不分民族、种族平均分配社会财富。“利益均沾”的分配政策，增强了“巫统”利益协调的巧妙性和艺术性，从根本上避免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大大加快了马来西亚民族融合的进程，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利益的高效整合。
二、扩大执政党整合人员的广泛性
执政党要全面而有效地发挥社会整合功能，不仅要把增强利益协调的巧妙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且还要注重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扩大执政党整合人员的广泛性。
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一个连续执政71年的大党。该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人员整合和权利整合方面有其独特的做法。在墨西哥独立后的前30年里，政府更迭50多次；在墨西哥独立后的100年里，曾发生过1000多次军事暴动。这主要是因为早期墨西哥独立战争造就了一大批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和地方首领，这些军阀和首领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考迪略主义政治”。所以，要有效实施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必须妥善解决“考迪略主义政治”。对此，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先把全国各地的“考迪略”凝聚与吸收到统一的执政党内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党的结构，把原先以地方“考迪略”和地方党派划分的机构改变为按照民众、工人、农民和军人四个非地域性职业社团划分，相应成立了党的四个职业部门：人民部、工人部、农民部和军人部，并对此进行妥善的管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通过这种内部结构就把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员都有效地整合在了一起。正是通过提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整合人员的广泛性，极大地增强了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有效地铲除了军事独裁赖以产生的根源。
再如，马来西亚“巫统”在独立后的数十年间连续执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注重发挥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尤其是注意扩大其人员整合的广泛性。为了更好地整合社会，“巫统”联合其他13个政党，组成统一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并通过其优秀党员和组织网络，影响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民族、阶级、种族、阶层、集团的社会成员。比如，印度人国大党代表印度人后裔的利益，对信仰印度教的广大民众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又如，马来华人公会则代表华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广大华人圈中有着难以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通过这些政党，“巫统”扩大了其人员整合和权利整合的范围，对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巫统”还要求所有的国民阵线成员都必须建立青年部和妇女部，大力发展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并对其加强改造、教育和引导，以取得广大青年和妇女的强烈好感和广泛支持。正是由于“巫统”人员整合和权利整合的成功实施，使得“巫统”所控制的国民阵线在多次大选中，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连续几十年牢牢控制着国家政权。
又如，日本自民党也非常注重人员整合和权利整合。日本自民党的党员主要由一般党员、地方政治家党员以及国会议员党员组成。其中，自民党的一般党员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很多人是作为自民党“友好团体”的成员而集体加入的，因此其代表性比较广泛。自民党各个派系还建立了与广大社会成员紧密联系的多种渠道，如后援会等。后援会是最有活力、最持续开展活动的基层组织，自民党通过后援会，使得自民党的议员同普通党员和党友之间成为一体化的利益互换体系。尤其是每逢重大决策时，每个派系都会把来自本派社会基础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有效的综合，并及时反馈给自民党的高层，由各个派系协商沟通，最终才作出决策，确保了自民党利益表达范围的广泛性和权利整合的有效性。
三、增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才可能有政党。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对执政党而言，其进行社会整合的方式和手段有很多，如社会利益、民主权利、党的政策、组织系统、法律制度、公共权力、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基本手段和重要方式。因为“政党执政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来自政党的权威，来自人们由于对政党的信赖而产生的自愿的服从。这种权威和对权威的服从，首先建立在一套思想理念和信仰体系之上。它为社会成员提供某种价值取向，为人们对政党的支持和服从提供理论依据和伦理依据。这套思想理念和信仰体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72]。它是执政党用以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引导的工具，是获得广大民众切实认可和长期支持的有效武器，是执政党不断巩固和保持强大的执政基础。
当今世界，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和人们思想的多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数都逐渐减少，而中间阶层的人员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在美国，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蓝领工人的数量首次被其他工人超过。到60-70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呈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到今天，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到5%。因此，如何使自己的意识形态适应社会整合的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是关系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巩固的又一个大问题。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僵硬的意识形态只会使政党脱离民众。执政党只有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弹性和张力，才能反映和容纳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不少执政党在这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社会曾经先后受到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影响，并且缺乏一种能够把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人民团结起来的共同价值观。针对这种情况，人民行动党提出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作为共同价值观。它既不同于儒家价值观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方价值观，又吸收了各种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秀成果，在“保持社会一致性和保持个性的某种自由度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从而确立了一种能够把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人民团结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增强了人民行动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吸引力，进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认同和大力支持。
又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对墨西哥来讲，20世纪是革命制度党的世纪。从1929年到200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领导这个国家连续走过了71个春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里，墨西哥经历了最辉煌的发展时期，国民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革命制度党一党执政的政治局面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作为执政党，革命制度党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制度党的理论主张和意识形态获得了一种由墨西哥革命历史所赋予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在思想上树起了民族主义、民众主义的旗帜。墨西哥从独立革命开始的历次政治革命，都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卡德纳斯第一次把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纲领，提出了“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面民主化”的政治主张。在国内，它承认阶级矛盾的存在，主张用国家的权威去调解和仲裁阶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诸如“社会主义教育”等口号；在国际上，它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把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既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又充分反映了时代特征，因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和认可，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73]革命制度党还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意识形态的基点。在建党之初，为适应铲除“考迪略主义”的需要，提出“制度和社会改造”的口号，并把党命名为“国民革命党”。后来，为了吸引工人和农民，提出“为劳动者的民主而斗争”的口号，把“国民革命党”更名为“革命党”。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进入经济建设阶段以后，迫切需要国内团结，于是该党再一次进行改革，提出“民主与社会公正”的新口号，用“民族团结”标准取代过去“阶级斗争”的标准。对意识形态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态度，使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占据了尽可能多的思想空间，从而确保了革命制度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思想领导。
此外，面对新兴的各种社会思潮，革命制度党并没有依靠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进行简单的压制和粗暴的打击，而是既强调继承本国的历史传统，也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还吸收和兼容了世界工人运动中工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对执政过程中来自其他社会集团的新思潮，革命制度党往往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通，对这些新的思想进行适当的改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扩大了自己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增强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兼容性。由于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及时主动地适应政治斗争和现实情况变化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发展演进，从而有效地占领了一切政治思想空间，使自己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控制力量达到了墨西哥任何其他政党所难以超越的地步，为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稳步执政、有效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如日本自由民主党。日本自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关系，使其形成了类似于“党联合”的内部结构。党内各个派系分别代表着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也具有很大的不同。政党内部价值观念的差异和不同，使自民党形成了“中间化”的、包容性极强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信仰上，自民党融现实与历史于一身，既吸纳了代议制民主主义的现代政治理念，又体现了积淀深厚的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在纲领的制定上，自民党将集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灵活的行动纲领贯通一体，一方面没有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面前僵化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又牢牢稳住了自己的支持群体。1960年，自民党提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纲要》，奠定了自民党“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这种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政治上的“新国民主义”、思想上的“中庸精神”和经济上的“新资本主义”等三个方面。“新国民主义”的思想核心是熔铸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大乘佛教和儒家中庸之道，推动人类融合，发展“超阶级的国民共同体”，培育民众“中道的良知和宽容的精神”，增进国民对国家的情感和民主制度的信心；“中庸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兼有维护（传统和秩序）的性质和改良的动力，同时调和地推行保守和改革”；“新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既坚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又加强计划性，限制垄断，建设“全民中心化”的福利社会。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1985年自民党又发表了《自由民主党特别宣言——我党面向21世纪的决心》等组成的新党纲，把自民党的政治纲领改良为以现实主义为原则，以现代化为取向，以国家利益为归宿，并呈现出排斥激进的多元化特征的意识形态。自民党这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科学地适应了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为自民党调整未来的意识形态预留了很大的回旋空间，极大地优化和增强了自民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又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拥有比较开放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民主党总是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使其能够满足和适应更多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在建党之初，瑞典社会民主党也宣称要彻底改造资本主义，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瑞典国内也陷入了经济困难之中。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失业率的大量增长，使广大的社会民众更多关心自身的就业问题与经济发展状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社会民主党淡化甚至放弃阶级斗争的思想，把“推进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经济不平等”、“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等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人民就业、刺激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中性”而务实的口号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极大地满足和适应了国内各个阶级、阶层及社会集团的利益需求，有效地发挥了自己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为自己的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后的执政生涯中，该党根据执政实践的需要和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和思想观念等的变化，不断地创新和充实自己的意识形态，先后提出诸如“福利国家”、“职能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社会适应性非常强的理论、纲领和政策，在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同时，使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也得到不断的强化。
四、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是历史的、动态的、具体的
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格外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仅用一种途径和方式就能完成和实现执政党整合社会的使命。在现实的社会整合中，执政党总是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需要，把多种社会整合途径和方式组合起来，形成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所谓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是指执政党协调各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模式与活动方式，是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推动社会整合的具体模式。社会整合机制作用于社会整合活动的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合活动的得失成败与社会整合能力的强弱优劣。[74]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始终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密切相连。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了，社会整合的方式、手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否则，就会因为社会整合机制的过时和失控而使社会变得混乱，甚至解体。因此，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必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差异性、动态发展性等特征。[75]
社会整合功能是执政党普遍具有的一种功能，但是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却是具体的、历史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公民素质、政党体制、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政治的民主程度等，也就是不同的执政党，其社会整合机制将是各不相同的。社会结构是动态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将是动态的。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社会整合机制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和变动。现实中，社会整合功能效果显著的执政党，大都得益于他们立足于本党本国的实际，构建起了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当自民党试图修改宪法时，被认为是将日本社会拉向倒退，这使得自民党陷入了与革新政党的冲突之中；到60年代，自民党放弃了原有的政策，而代之以更为自由化的政策，采取了环境保护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政策，从而得到了城市消费者的拥护与支持。结果，自民党成功地将自身从一个以农民和自我雇佣者为基础的党转变成为一个“包容一切的党”，得到了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支持和认可。在此期间，自民党继续执政。这并不一定说明它制定的政策大获成功，倒是表明自民党能够完全适应社会和经济的急剧变化，适时地、理性地调整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
再如，印度国大党立足本国实际构建社会整合机制，使该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得以有效实施，实现了印度国内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繁荣发展。种姓制度在印度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仍深深地根植于印度社会之中。原则上讲，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度鼓吹的民主、自由、平等，与等级森严、相对落后的种姓制度格格不入。然而，西方政治强调社团组织、社团利益和社会行动，而种姓本身就包含着无数个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各不相同的社团，可以说，“种姓为民主政治的组织提供了广泛的基础”[76]。历史上，各个不同的种姓群体之间的利益要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不断发生着矛盾与冲突，时不时会促使印度社会爆发大规模的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印度国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也积极同各个种姓集团开展合作。印度国大党以民主选举作为舞台，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地分配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利益。在制度的规范和利益的驱动下，种姓集团竭尽全力与国大党接近、合作，希望通过国大党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来实现和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国大党的带领和主导下，各个种姓群体之间实现了政治合作。国大党科学的社会整合机制，赋予了该党比较强大、比较有效的社会整合功能，实现和维持了印度国内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社会整合机制的动态发展性，要求执政党必须根据执政的现实要求和变化了的具体实际，不断调整和创新自己的社会整合机制。但是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制度范畴的事物，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还应当表现出强烈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这种机制一旦形成，就难以调整，也不能随意调整。制度所存在的自身的稳定性需要与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执政党在调整自己的社会整合机制时，必须慎重行事。否则，执政党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77]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执政党并不是总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并不是总能起到正向的、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有时也具有反向的、消极的破坏和阻碍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执政党往往会出现社会整合功能上的缺陷。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后来丧失了执政地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执政党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确切地讲，不是忽略了执政党整合机制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具体性的一面，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执政党整合机制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一面。
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一个依靠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执政的政党，最终也是因为自身社会整合功能的弱化而丢失政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制度党在社会整合机制的调整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制度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革命制度党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指导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工农“职团”部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地动摇了其群众基础和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工农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进而极大地削弱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对意识形态的不适当调整，破坏了自己原本成功的社会整合机制，也给其社会整合功能造成巨大挫伤，导致最终失去了执政地位。
由此可见，科学、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模式。作为执政党，必须承认和重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并根据本国本党的具体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和借鉴其他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经验与教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有自己特色的、切实管用的社会整合机制，这与照抄照搬其他执政党社会整合的现成模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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