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已成为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面临的现实情境。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及特点
“转型”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在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为生物演化论，是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推而广之，转型是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的过程。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观点和看法。西方社会学者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为蓝本，将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或主要内容概括为“六化”：一是经济转型即工业化；二是社会转型（狭义）即城市化；三是政治转型即民主化；四是文化转型即世俗化；五是组织转型即科层化；六是观念转型即理性化。[78]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术论述中，“社会转型”通常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过渡和转变，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演变和进化过程。而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一般是指当代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社会转型的一般特征，社会转型是原有的社会向更发达、更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是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类的基础上。其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生活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动、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其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且这种转型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但我们应该看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也是为产生不安定提供手段的必要条件。因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利益分化、带来价值多元，增强民主诉求等，所以社会的安定秩序就必然会受到影响和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社会的宏观结构、微观基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文化及心理结构全方位的变革，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的社会构成要素系统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与调整。所以，“这一阶段必然会充满各种利益矛盾、价值冲突、信仰迷失、发展失衡以及行为失范”[79]。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
当前，我国所处的转型期是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转型是中国由一个具有初步现代化的社会向建设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它是和平的、变革式的转型。从发展速度来看，这是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转型期是加速转型期。这一时期转型的内容是广泛而深刻的，包括经济领域的转型、政治领域的转型、思想文化的转型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等。
（一）经济领域的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深刻的转型，就是经济领域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生产关系上，所有制形式由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的单一公有制格局被彻底打破，城乡个体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增大并逐步占到突出地位。其次，在分配方式上，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健全资本、技术、劳动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存转变。再次，在产业结构上，由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转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很快，工业化、信息化进程显著加速，当代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信息化、工业化社会转变。上述三方面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直接导致利益结构的复杂化、利益单元的个体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利益源泉的多元化、利益竞争的激烈化，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与普遍现象。
（二）政治领域的转型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我国政治领域的转型主要是指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转型，即政治体制运作由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权体制向改革开放后的适度分权体制转变、由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向规范的宪政体制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以党代法、经验执政、高度集权向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转变；政府职能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细职能、大政府”向“粗职能、小政府”转变；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基层民主活力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正在向多渠道、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80]总之，以革新干部人事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民主政治、党政职能分开、适度下放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正逐渐展开、不断深入。
（三）思想文化的转型
思想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中，其发展变革往往由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引起并与这种变动过程相伴随。正如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定的基础。思想文化转型集中表现在由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型，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当今开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现代文化转变。社会本位、能力本位、竞争本位等自主性、主体性社会政治文化日益获得蓬勃发展的良好土壤和必要条件。[81]在世俗文化层面上，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文化、信息文化逐步取代农业文化。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开始由传统君主文化向现代民主文化、由封建“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根本转型；精神文化的生产方式由原来只注重政治性和社会效益向既弘扬主旋律又提倡多样化、既注重社会效益又注重经济效益转变；精神文化的管理方式由高度统一的行政管理向产业化管理方式转变；文化的发展由原来的闭关锁国向扩大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转变。[82]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逐步取代被曲解和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上述种种观念的转变，涉及全中国、全社会，甚至每一家庭，每一个人，因此其失衡程度、撞击力、冲突性难以估量。
（四）社会结构的转型
社会阶层结构正从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为主的阶层结构向利益主体、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的多元化转变；社会结构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从国家与社会的同构走向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管理方式由户籍制、单位制、身份制等单一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转变；社会流动壁垒逐步被拆除，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快、扩大；城乡结构开始由原来“二元结构”向城市化方向迈进。[83]社会管理逐步完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加速转型期，经济、政治、思想、社会的转型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转型是社会协调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在实际过程中，新的社会要素生成和旧的社会要素衰亡，造成新旧两种体制、两种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空前激烈，社会不和谐与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多，给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考验。
第二节利益分化与利益整合
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市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这必然导致原来单一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产生分化，而利益分化又给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带来了挑战。
一、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的现状分析
中国经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长率超过9%，被誉为“增长的奇迹”，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收入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现象也日益明显。如反映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317，到1995年已高达0.452，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84]2013年1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了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布了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4年为0.473，2005年为0.485，2006年为0.487，2007年为0.484，2008年为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也许有人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共同富裕不可能实现，其实也未必。“日本在‘二战’以后人均收入从100美元发展到几万美元，在这个经济起飞阶段很漂亮地实现了共同富裕。它的基尼系数最低的时候是0.22，最高的时候是0.35。”[85]当前，我国利益分化导致了广大民众的极大不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谓的利益分化主要是指在当代中国改革的背景下，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得原来一元化的、整体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成员利益实现、利益关系由同质走向异质，由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利益分化这一概念表明了旧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逐渐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差别不断扩大的状态。”[86]社会转型期我国利益分化主要表现为城乡利益分化、阶层利益分化、区域利益分化以及行业利益分化等。
（一）城乡利益出现分化
城乡利益分化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城乡利益分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和乡村的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城市和乡村内部的差距也不断拉大。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都有了很大增长；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始终存在，并且呈扩大趋势。此外，由于农民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隐性福利，如各种社会保险、住房补贴、物价补贴、公费医疗、农民所承担的摊派及白条现象等，因此实际收入差距更大。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一般在1.5倍以下，很少超过2倍，而当前我国城乡收入总体差距在3-4倍左右，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家统计局表示，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落后了十几年。由此可见，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可谓不严重。
城乡利益分化严重不仅有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上的差距，更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7年，比城镇居民少3年左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城镇比农村高4个多百分点。医疗卫生方面，农村人口拥有的医疗卫生资源远低于城市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各项社会保障覆盖面城乡有很大的差别。[87]这清楚地表明，城乡发展是严重失衡的，如果不及时、充分发挥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将严重影响到城市乃至全国的发展。
就我国乡村内部而言，农民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获益差距悬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同部门、不同行业间农民收入差距悬殊。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之间收入差距为1-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相比，相差2-5倍；与从事个体运输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相比，相差5-8倍。另一种是雇工与雇主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明显，通常而言，雇工规模越悬殊，收入差距越扩大。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1）》和李实、罗楚亮历次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1上升到2010年的0.38，10年中上升了整整7个百分点。[88]可见，我国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不容忽视。
就我国城镇内部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市居民收入获得了普遍增加，就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5年的10493元，再到2012年的24565元，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5%-6%。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城镇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1）》和李实、罗楚亮历次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我国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3上升到2010年的0.34，10年中竟然上升了11个百分点。[89]由此可见，我国乡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分化不可谓不严重。
（二）阶层利益出现分化
利益分化的第二种表现，就是阶层利益出现分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工农阶层内部分化，异质性增强。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已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等若干群体。企业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也使工人阶级分化为企业家、管理者、普通工人、低收入职工、下岗职工、退休职工和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等。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特点。工人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化和农民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化都呈现出了这种特点。
工人阶层内部利益的分化。这里的工人阶层即直接从事第二产业的体力劳动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工人数量和规模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乡镇企业的职工增加最快。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国营企业的改革，以及破产企业的不断出现，工人自主流动和下岗的增多了。这些下岗职工有的进入了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有的变成了个体工商户，有的成了企业老板，更多的则成了下岗失业者和低收入阶层，转为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利益分化最主要的表现是经济收入差距扩大，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行业职工的收入；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外企职工的工资往往是国有或集体企业职工的几倍，甚至更高；三是国有或集体企业职工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我们80年代国有企业进行内部分配改革的时候，经营者和普通工人的收入从1987年的一开始就拉大到7倍，1997年可能到17倍，2007年可能到了170倍（有的央企领导甚至说都到了300倍）。”[90]
农民阶层内部利益的分化。农民阶层是我国社会变动最大的阶层。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流动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这场浩浩荡荡的、大规模的民工潮，是对传统的、封闭的农业社会的冲击，是对传统的、固定的阶层结构的冲击，是对城市化提出的新要求，是现代化痛苦的起点。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农民将加入到城市的其他阶层之中。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大致分为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在农民阶层内部，农民阶层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新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这些社会新阶层之间及阶层内部之间的利益分化程度也较高。如私营企业主与个体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再如由于企业规模及企业性质的不同，各个不同企业的私营企业主之间的收入参差不齐，甚至差距甚远。
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社会上层，所占比例为2.1%）、经理人员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1.5%）、私营企业主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0.6%）、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5.1%）、办事人员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4.8%）、个体工商户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4.2%）、商业服务员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12%）、产业工人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22.6%）、农业劳动者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44%）、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社会下层，所占比例为3.1%）。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心态特点也不同，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利益获取上也就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社会新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却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阶层利益分化问题不容忽视。
（三）区域利益出现分化
利益分化的第三种表现，就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以及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势、政策优惠、历史基础等因素，发展步伐日益加快，被国人公认为“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近几年我国虽然加大了对西部开发的力度，但中西部地区相比之下在发展速度上依然显得过于缓慢，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目前，我国有500多个贫困县，80%以上集中在西部，约占贫困人口的90%。中国西部的10省市区加上内蒙古、广西两区，国土面积约占全国71%，但GDP占全国总量不到18%，而经济发达的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上海五省市的GDP就占全国总量的45%左右。据统计，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23622.73元，最低的是甘肃省，为10012.34元，两者相差近2.36倍；而农村的差距则更大，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10144.6元），最低的是贵州省（2373.99元），两者相差近4.27倍。[91]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市为66115元，最低的黑龙江省为27735元，最高最低之比为2.38∶1。1990年我国地区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比为1.84∶1。
东西部地区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大高于群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而东西部农村的生活消费差距又高于收入差距。以北京、安徽、贵州三个地区的三个代表性省份的农民人均收入为例，1990年北京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1297.0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686.31元的1.89倍；2010年北京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是13262.29元，则为全国平均水平5919.01元的2.24倍；安徽和贵州作为中西部的两个大省，1990年其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39.16元和435.14元，2010年为5285.17元和3471.93元，越来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2]这些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拉大。
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上海与北京人均GDP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两地占全国总人口的2.2%。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与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东北、河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农村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约6.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93]区域利益分化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四）行业利益出现分化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这是利益整合面临的又一个重要考验。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垄断性行业、高科技行业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大幅度上涨，与传统行业职工收入拉开差距。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明显，而且位次变化大，如金融、保险、电信、电力等行业收入，远高于机械、纺织、煤炭等行业。
20世纪80年代，全社会总体收入都不高，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不太明显。中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之间。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管理业、地质勘查业和建筑业为高收入行业；而这一时期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收入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行业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高收入行业转变为煤气、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以及房地产行业。紧接着，科学研究、金融保险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开始加入到高收入行业。2002年，上述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高出全国平均工资约5000元，最高人均工资水平与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比例为2.99∶1。[94]“2005年，石油、烟草、电信、水电气供应、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总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其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且收入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垄断。”[95]2003-2007年间，高收入行业集中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四大行业。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已扩大到4.2倍之多。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96]而国际上公认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与此同时，行业内部效益不同的企业之间，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经营者、管理者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明显。据统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2010年为66.8万元，是当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多。而部分私营企业、简单劳动者的工资偏低。2010年，城镇私营单位中的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三个行业中就业人员月均工资收入在1461元以下，不到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的一半。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可见，中国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二、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的原因探析
面对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面对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利益格局，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局面忧心忡忡，对于贫困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忧心忡忡。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利益分化的呢？利益分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工业化进程的必经过程
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从客观上来说，这一阶段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必经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近200年的时间，才从20世纪前期的社会‘失控’阶段进入到二战后的社会‘有控’阶段”[97]。“二战”后新兴发展国家和地区，有些虽然在50年时间内，人均GDP进入了中上等乃至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它们的经济结构由于是高度的对外依附性，因而出现了腐败泛滥成灾、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大等严重社会问题，造成经济滑坡、政局动荡。我国目前正处于利益结构调整的白热化时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改革发展的高风险时期，出现多元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利益分化。一方面，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出现众多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差异扩大。另一方面，被分化出来的利益群体又缺乏独立性，利益群体之间及与政府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机联系，于是出现利益分化的无序，导致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过分悬殊，使一部分人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产生相对被剥夺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先“失控”，后“有控”的自由发展道路，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
（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在所有制理论上，还是在所有制改革的实践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都突破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教条式理解，走出了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关系改革之路。具体表现为：否定了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观念，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了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98]在我国当前时期，既存在公有制经济，还存在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其他的经济成分。公有制内部不仅存在着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还存在混合所有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
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数量和占有方式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其获益状况的差别，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受聘的经营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同受雇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和利益分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还带来了人们就业结构的变化和收入来源的变化。此外，所有制的差别所带来的分配方式的不同和劳动方式的差别，集中表现在公有制经济和外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及对私营经济的放开与扶持，我国的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原来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的天平正在逐步向非公有制经济倾斜。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历史承担和管理体制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非公有制经济历史负担轻但收入高，更加剧了这一收入悬殊和利益分化的程度。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导致了生产系统企业职工与外经贸企业职工之间、国有企业职工与集体企业职工之间、个体劳动者与三资企业职工之间、科教文卫行业职工与商业金融业职工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
（三）分配方式的改变
分配方式趋向多元化，是引起社会利益分化、造成人们收入差距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分配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利益的分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大锅饭”式的单一的平均主义分配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渐渐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出现了按能力、按贡献、按劳动、按资本、按工种等多种分配形式，这就使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和收入差距易于产生和出现。再者，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一方面，这大大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获得了巨大提高，使广大劳动者享受到我国改革发展的切实成果；另一方面，个人的收入与劳动强度的大小、经济效益的高低、社会贡献的多少相联系、相挂钩，收入差距也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经济效益与社会贡献的不同而扩大。而且，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与收入形式的多元化，让我国的收入分配更加复杂，这就更加拉大了个人收入差距，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资本占有状况、单位分配体制和企业经济效益等已成为新的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当信息、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到收益分配中来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更容易产生和出现。在这种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下，一部分群体和个人率先富裕起来，于是出现了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群体。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分配方式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物质财富的流动、加剧了社会利益的集中，使收入分配更具复杂性，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分化变得更加突出。
（四）社会分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分工是造成利益分化，进而形成阶级、阶层分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99]社会分工是社会劳动的划分和独立化，而社会劳动是满足人类利益需求的基本条件，正是劳动分工从根本上决定了利益分化的必然。“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00]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者之间只有社会分工的差别，而没有尊卑贵贱的不同，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关系。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差别而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是存在的。简言之，只要存在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也就必然会存在、始终会存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社会分工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使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有所扩大。这一点首先表现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新发展上。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特别是繁重体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少，而从事脑力劳动和脑体劳动的人越来越多。与此相联系，专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传统农民和工人的人数逐渐减少，而直接掌握现代高科技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数也越来越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社会分工格局。[101]
其次，社会分工的专门化与多样化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集团化与分层化。当前，我国的经营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引起社会分工和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相应变革与调整，直接导致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和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分化。如农业，原来是以粮为主的单一产业，现在发展为粮食、蔬菜、水果、养殖、水产、家禽、畜牧等多种产业，而且每一产业中又分出经营、管理、加工、销售等多项业务，这种产业多元化和分工专门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细化和利益多元化。此外，劳动者的职业类别被细化，一些新的职业不断产生，从而形成了一批新的利益群体，加速了社会利益的分化。
最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基本分工是工农分工，由此形成了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现在除了工业和农业这两大产业以外，还产生了第三大产业——服务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我国产业结构经历了重大的调整。具体来说，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明显上升，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有所下降，不断走向衰落。这样一来，直接导致人们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数迅猛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大量减少。这种调整和变化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来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来划分的分工体系和劳动者内部以工人和农民为基本的阶级划分，也使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加悬殊、利益关系更加分化。
（五）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政策既可以正确处理利益矛盾和冲突，又可以加剧社会利益分化。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政策的“倾斜”与“优惠”以及不配套，就可能扩大各个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此外，政策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某些政策在当时是值得肯定的，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具有正面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这种政策有可能丧失了原有的积极作用，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三十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较多的优惠和倾斜政策，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率先放宽政策，率先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得最快，中部地区次之，使原有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东部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建设，经济实力增强了，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日趋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不仅吸引了很多境外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中部、西部地区的人才、劳动力、资金也大量涌向东部地区，发达地区最大的获益在于，用市场经济的体制强化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利益格局。长期以来，宏观投资力度和强度保持着这种不均衡的、持续的区域性倾斜，加剧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地区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所以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区域格局仍将是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东部地区同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其相对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的逐步分化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和启动效应。例如，农村相关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与积极性，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大幅度增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巨大提高，农村开始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与增长就为农民的阶层分化创造了环境与条件。再如，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与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大量的工作人员相应地转变身份，下海经商，离开原来的机关事业单位，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的来源。而当改革政策推向城市以后，城市的阶层分化就开始与农村的阶层分化合流，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全面分化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02]再如，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大的政策，目的是通过收入的一定差距，来发挥合理利益差距所产生的竞争激励功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然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先富裕个人与后富裕个人、先富地区和后富地区之间的冲突和纠纷。谁都想先富，谁也不想后富。为了先富起来，个人之间、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进科技先富起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依靠资源优势、地理优势，尤其是国家给予的倾斜政策和优惠政策先富起来，这对另一部分地区和另一部分人来说，就稍微有些欠公平。此外，还存在政策不配套的问题，当今社会上存在这么一些群体和个人，他们往往利用政策不配套而钻政策的空子，大发不义之财，而另一些人则利益相对受损，但是又缺乏弥补这种损失的政策保障，从而造成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不合理的利益分化，人们对因政策不健全、不完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就存在着非议。[103]
总之，我国现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倾斜”政策以及政策的不配套不完善等，是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利益分化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配套的改进，将会引起经济和社会的畸形发展，并造成各个群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过分悬殊的利益差别。
三、社会转型对执政党利益整合的挑战
利益分化是转型期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是转型时期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正常的、适度的利益分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有助于引导、激励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自觉追求，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激发社会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正常的、适度的利益分化为利益主体获取最大利益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个人有机会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寻求发展机会，这就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但是，“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104]。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利益分化过于严重，就会对执政党利益整合提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一）利益分化严重，容易激起不同利益主体的不满情绪，削弱执政党的群众基础
从总体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这里也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贫困阶层，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阶层之间、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人们评价社会进步及对社会进步的满意度，既看纵向的历史对比，也看横向的现实对比。中国市场经济打破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从而造成一部分人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与此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同阶层和群体在改革中所获得的利益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非法致富造成的收入差距，虽然是局部现象，但它却会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利益分化必然加剧大众社会心理的价值冲突，出现所谓“该富的没有富，不该富的却富了”的消极情绪，从而怀疑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确性，怀疑“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5]各个阶层、不同群体之间在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必然会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长期下去就会使他们丧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斗志和发展动力。此外，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攀比心理、不平衡心理，造成群众越比越不平，越比越失望，导致心理失衡，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利益主体更加容易出现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上频频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怪异现象。这种不满情绪不利于凝聚人心，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执政基础的巩固。
（二）利益分化严重，容易导致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执政党协调社会的难度
“利益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子，利益矛盾是其他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向各类矛盾的主导性矛盾。”[10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收入分配开始由国家向地方、企业和个人倾斜，地方财力增大，个人收入增加，这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在局部出现，这加剧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于是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干群矛盾凸显。在整个社会矛盾的复杂体系中，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既是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政策的执行者。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难免要触动一些人的原有利益，影响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这样，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直接指向各级政府和党政官员，使得干群矛盾突出和尖锐起来。此外，部分领导干部中出现的腐败行为以及官僚主义的广泛存在，又加剧了干群矛盾的尖锐化和激烈化，成为群众情绪失控、行为失范，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导火线。其次，矛盾的群体性增强。“大规模的利益调整和分配政策的变动，使受影响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层人、一群人。”[107]这样一来，矛盾的群体性和尖锐性增强。过去，这些群体上访大多情绪比较温和，多数只在本地区、本系统、本企业，现在则出现了越级上访、集体上访、跨区域串联上访，聚众围堵、阻塞交通、卧轨拦车，甚至爆炸、自戕、自焚、自杀等恶性事件。再次，行为失控增加。由于贫富悬殊，会导致那些合理利益得不到满足的利益主体采取非法手段来获取自身利益，从而导致社会治安恶化、违法犯罪猖獗，社会不安定不和谐因素增加，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这一切都增加了执政党协调社会、整合社会的难度。总之，贫富悬殊和利益分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利益分化严重，容易刺激利益主体的最大化需求，加大执政党利益满足的难度
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和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不断扩大，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加之，各种先富后富的政策和思想唤醒和强化了人们的利益意识，追求个体的正当利益在社会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各种利益主体的自主权在不断扩大，不同的利益主体出现了不同的利益追求。“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和社会转型的加快，在利益关系的分化整合中各利益群体都把实现自己最大化利益的期望寄托在执政党或政府身上，党和政府似乎承担着无限的责任。然而，事实上任何政党或政府都不可能当然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也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高水平的绩效。”[108]因为“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令人满意的，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的规模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具有周期性，它既有繁荣的时期，也有疲软的时期”[109]。即使能保持较好的政策绩效，受益群体或政策覆盖面的局限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均，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都得到满足。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政绩的困局”，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正如阿尔蒙德所提出的，“政治体系如果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高涨的社会期望，行动就会陷入困境”[110]。此外，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使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又是不一致的。由此构成的矛盾，便向执政党提出了如何代表人民整体利益与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的重大挑战，成为执政党整合社会、巩固执政之基的重要体现。因为执政党整合的重要作用在于弥合社会各方面之间的裂缝，消解它们的矛盾，减少社会冲突。可见，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对于社会整合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难度也就越大。
第三节民主诉求增强与权利整合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和利益结构调整的白热化时期，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诉求大大增强，这就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权利整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一、社会转型期民主诉求增强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在客观上激发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广大民众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维护和发展。实际上，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社会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在转型期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对社会政治资源进行再整合、寻找再认同的推动者角色。客观上讲，正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分化导致了人们不断追求如何能够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为其经济利益的实现打下政治基础。[111]在经济利益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的利益预期，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以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例如，工人阶级要求保证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有的工人侧重要求民主管理，有的工人侧重要求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等。再如，广大农民一方面要求在政治上得到保障，保证其工农联盟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要求消灭经济上和文化上存在的城乡差别。又如，我国社会新涌现的拥有相当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他们在获得经济成功后，便会努力寻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他们的政治要求是保证宪法和法律对其确定的地位不变，并通过自身的经济资源来获取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包括参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建各种各样的行业团体和行业组织等方式，以合法的途径和有效的渠道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参与、满足自身的民主诉求，并融入到各级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中去，表达自身的政治意愿。又如，发达地区群众要求党和政府保护其既得利益，并保证使其仍以较快速度发展，而不发达地区则要求党和政府制定倾斜政策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我国的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一般处于比较落后、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除了要求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倾斜政策帮助和支持其发展外，还力争其他更倾斜、更优惠的民族政策等。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从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人们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强，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还进一步寻求自身利益诉求的更多合法实现渠道和有效实现形式。而作为执政党，其利益表达功能有待于强化、利益表达渠道有待于拓宽、对人们的民主诉求有待于进一步满足。
二、社会转型期民主诉求增强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诉求大大增强，给执政党的权利整合提出更高要求。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状况凸显的呢？笔者认为，一是经济领域的转型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二是社会管理体制开放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三是自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一）经济领域的转型和利益主体多元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人们的各种利益需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和束缚，社会利益主体单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简单，可概括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最重要的转型就是经济领域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迁和转化。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市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这必然导致原来单一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产生分化，利益均等化的态势被逐步打破，利益关系从统一走向分解，利益单元个体化、利益源泉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与普遍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日益宽松，使原来压抑、控制人们追求利益的力量大大松弛，人们头脑中的利益意识觉醒了，开始摆脱对国家和集体的绝对依赖，进而合理合法地、理直气壮地追求其自身利益。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地从同质向异质转化，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数量各异、利益诉求程度各异、层次不同的利益群体。此外，新的利益主体的产生，一些社会成员从原来的阶级阶层中分离、分化出来，产生了不同于原阶级阶层的新兴阶层和利益群体。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并且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发展空间的扩大、利益主体的多元、就业渠道的拓展、生存手段的增多，使传统社会和传统体制下对人们充满吸引力，以至于不惜牺牲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而心甘情愿加入趋附的权力本位或官本位，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松动和弱化。总之，经济领域的转型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人们民主诉求增强、独立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
（二）社会管理体制开放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社会管理体制开放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则为社会成员民主诉求的增强和独立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政治空间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单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松动了，人们随之开始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和转变，在城市里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的深入改革和大量非公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兴起，在农村里主要体现为人民公社制度的迅速瓦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幅度推行，这一切使得中国共产党凭借和利用行政化的“单位制”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控制受到了巨大的削弱。此外，中国共产党坚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果断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前用批判、压制、打击等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当做法，宪法和法律对各级政府机构职责权限的规定和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尊重和保护，都使人们民主诉求增强和独立人格形成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三）自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自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为社会成员民主诉求的增强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和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熏染下，人们的自由发展、人格独立和行动自主正逐渐代替依附顺从、唯官唯上等内在价值取向。除此之外，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直接促进人们民主诉求的增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人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与此相应，具有较强独立观念和政策思考意识的人们不断增多。而良好的文化素质对于人们民主诉求的增强和独立人格的形成来说，既是必要的前提，也是极为有效的“助长剂”。[112]
三、社会转型对执政党权利整合的挑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利益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的利益预期，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以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通常来说，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融合、吸收、同化和消解社会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能力。然而，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是要受到一定条件限制的。因为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在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凝聚性、复杂性、自主性和适应性也必须随之提高。民主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关键是广大民众能够获得进行诉求和表达的合法途径和有效渠道，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制度设计等诸多复杂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空间不大，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在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功能的发挥上还不尽如人意。概括起来，就是利益表达渠道和途径存在非制度化、非畅通性、非规范性和非自主性。这些问题直接反映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发挥权利整合功能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当体制内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不顺畅、执政党的权利整合功能发挥不到位时，就极易导致政治信息对流不足，政治信息在传送过程中灵敏度较低，噪声较多，损失较重，失真较大，正负反馈调节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可能会选择非理性的表达方式，甚至会采用一些极端的做法，从而对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发展造成直接的冲击或潜在的威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不但从原有的阶级、阶层的内部结构中分化、分离出一些各不相同的利益群体，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权益群体。“这些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仅经济上分化明显，经济利益矛盾冲突日益增多，而且在政治上的认识差异扩大，政治利益的多元化诉求与日俱增。”[113]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使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能够及时、有效、明确地通过正当的途径、合法的渠道表达出来，以此确保能够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察觉，作出有效的调整，这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实施权利整合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还能够被其他阶层和群体准确把握，实现相互沟通与彼此理解，从而达成共识。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的沟通机制还不完善，政治制度化水平尚不高，“虽说我国利益表达渠道种类比较齐全，但落实到每一具体制度，却往往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缺乏切实有效的现实措施。即对于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在什么时间、地点以何种方式进行利益表达的规定很不明确，这就会导致利益表达的无序和混乱”[114]。再者，我国很多的利益表达途径和政治参与渠道都因依附于党政行政系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比如，中国的农民有八亿，却连个地方性的组织也没有。此外，在我国，“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115]。我国很多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途径由于受强势群体的影响和左右，也使广大民众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丧失，社会各利益群体和阶层在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功能的发挥上还很有限，这势必会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我国目前的政治稳定局面。简言之，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阶层民主诉求的增强与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弱化、表达渠道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民主权利整合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四节价值多元与价值整合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发生了深刻变化，使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产生了剧烈分化，呈现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执政党价值整合的难度。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的现状分析
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大都来源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来源于他们所属的群体和环境，是社会环境、社会舆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教化和濡染的结果。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观念模式，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言论和行为，然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一旦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或者它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发生了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逐渐出现分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不断趋于多元化，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一些同主流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大量涌现，造成多种价值观念彼此碰撞。价值观念多样化表现为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不断涌现、东方价值观念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群体价值观念与个体价值观念的冲突、功利价值观念与伦理价值观念的冲突，等等。[116]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也乘机而入，被一些人所认同、所接受，这就势必会让一些人动摇与模糊了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减弱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滋生和助长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一些人在处理竞争与协作、个人与集体、索取与奉献、盈利与服务的关系上，越来越倾向于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注重自我利益，甚至为自我利益不择手段；传统价值观念中某些不合理的因素被一些人抛弃了，甚至一些核心价值观也几乎被忽略，他们的价值观念开始以市场准则为标准；奉献和牺牲精神几乎成了稀有的品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腐朽没落思想及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困难群体对社会产生抱怨、失望、抵触等消极情绪。“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也趋于务实化、功利化、多元化，务实与理性的政治文化意识逐渐成为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心态主流。”[117]由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不同，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趋向于不同的价值观念。比如，那些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异军突起的新兴企业家阶层和个体工商业者，则倾向于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强调效率和竞争；而在利益结构调整中相对受损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如部分工人和农民），则主张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念，强调人人均等和社会公平，等等。
综上所述，“价值观念多元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即一是空间上各种价值观念的无序分布；二是系统内各种价值观念的相互冲突和抵耗；三是表现形式上各价值主体内心的无所适从及价值取向的迷惘困惑；四是影响上导致价值共同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减弱，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118]因而执政党有必要从国家和社会层面重建全社会共同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新整合与凝聚社会力量，以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风气、以与时俱进的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二、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的原因探析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价值观念多元化是指一个社会系统中特定民族的社会关系、文化系统和观念意识形态的离散、混乱、分化、互解的状态。”[119]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提倡和发扬“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愿望”。当时，这种价值观念比较普遍地为广大民众所认可、所接受，这是一种集体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那么，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原因是什么呢？
当前，社会价值多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第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而来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这就使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不是由低级到高级依次相继出现，而是集中在同一时期同一空间都存在。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与封建主义文化的残余。第二，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念多元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层面上，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多样化就不可避免。第三，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西方思想文化大量涌入、悄然渗透，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和彼此碰撞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剧烈。第四，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带来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形势的多样化、思想意识的多样化，人们的精神需求与价值观念也必然呈现多种取向。[120]第五，从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来看，价值观念的个体化特征会因为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力的削弱而呈现出来，从而导致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由于每个价值主体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综合能力、心理素质和文化水平各不相同，相应地，其自我意识的内容和层次也是有差异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也具有显著的个体化特征。“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由于代表社会发展和统治阶级利益的主体价值观念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因而系统内的各种价值观念始终处在一种势均、有序、和谐的状态。只有当社会急剧变革或处在一种转型期时，原有的主体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其影响力和统摄力遭到削弱，这才会直接导致价值观念系统内部的各种子价值观念的个体化特征和丰富差异性凸现出来，造成各种子价值观念抵耗、混乱和无序，从而形成价值观念多元化。”[121]“在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变项，传统的价值体系无法把它纳入自己的解释和整合体系中。当这些新的变项不断积累、壮大，并从中孕育产生新的价值体系，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甚至瓦解之中。”[122]第六，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在方方面面减少了对广大民众的支配与控制，也为广大民众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提供了外在条件和宽松环境。可见，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需要全面审视和认真把握。
三、社会转型对执政党价值整合的挑战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使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给执政党价值整合带来挑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淡化和社会阶层意识的相对独立，使执政党政治权威面临挑战
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在事实上掌握着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控制权和分配权，这使得广大民众对执政党有着一种天然的利益依赖关系，这种利益依赖关系，又使得人们不得不追随和信奉执政党所提供的主流意识形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在获取和实现本阶层、本群体自身利益、愿望与要求的途径和手段上有所改变，对执政党直接的利益依赖感大大减弱，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和淡化了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和疏远使广大民众从过去崇拜权威、迷信权威发展到开始用理性的目光来评价政治现实，并形成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广大民众不再盲目地追随和信奉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的精神的解放，广大民众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特别是在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情况下，各阶层各群体“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123]。从这个意义上看，“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和社会阶层意识的相对独立，及其由此导致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弱化、政治认同的降低，使得执政党的思想基础受到削弱、政治权威面临挑战”[124]。
与此同时，社会阶层意识相对独立，层次性增强，差异性增大。比如，在利益结构调整中相对受损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如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则向往传统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念，主张人人均等，强调分配公平；而那些在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在企业中接受的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及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则更可能、更愿意倾向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等等。这同样对执政党的价值整合构成严峻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利益受损阶层对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信任危机，使执政党价值整合面临挑战
“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趋利化，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个人至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肆意显现出来，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12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极大地改变和调整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地位，在这种社会改变与调整中，必然会出现利益相对受损阶层和群体。这些阶层和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冲击，从而使得他们对执政党产生了抱怨、失望、抵触等消极情绪，甚至对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怀疑和动摇，使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面临信任危机。
例如，社会转型后，工人在阶层分化中其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等明显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大量的工人成为下岗无业者，成为社会底层的弱势阶层和困难群体。在这种情形下，其中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产生了主人翁的失落感，感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逐渐丧失，怀疑和抵制执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再如，近些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大规模的征地，使得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进而失去生活来源和物质保障。地方政府在低价征收土地后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少数党政领导干部甚至在征地中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剥夺和侵害广大农民的合法利益，这引发了广大失地农民的严重不满情绪和抵触心理，使他们对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信任危机。又如，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深入发展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应享受应有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应有地位和声望仍未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同和广泛支持，使得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参与需求同参与权利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归属感，降低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认同感，并使他们对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甚至抵触情绪，等等。[126]
当前，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对本阶层本群体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评价不高，对本阶层本群体的处境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意。比如，工人认为自己的付出与得益不平衡；个体户抱怨自己的社会地位低；干部阶层对自己的收入过低不满意，等等。奇怪的是，各阶层各群体在作横向比较时，总是将自己某个薄弱部分与其他阶层的突出部分相比较。例如，个体户与其他阶层比稳定感，比社会福利；工人和干部与个体户比收入等。在这种情形下，各阶层各群体的不平衡感和相对被剥夺感比较强烈，由此演化为各阶层各群体之间互不理解、互不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价值整合功能的有效实施提出了挑战。
（三）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使执政党价值整合面临危机
“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127]全球化和媒体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发展，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样化。此外，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大门进一步打开，当今世界各种思潮互相激荡、彼此碰撞，也使得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变化。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以文化产品为载体，利用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显示出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和文化影响力，有效地强化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这种文化渗透和文化影响往往是以产业化的方式进行，通过自觉自愿的文化消费方式实现的。国外文化产品的大举进入逐渐淡化和影响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奉。[128]在当代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某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因素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甚至想取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转变广大民众的精神信仰与价值理念，为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埋下了隐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兰久福先生针对价值多元化而引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逐渐多样性和复杂化进行了分析与论述，他认为：“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是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当社会由于标准多样而失去标准时，社会的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129]因此，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一方面要承认和肯定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合理存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和减少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危害。
（四）数字化、网络化快速而无边界的传播方式，使执政党意识形态管理控制方式面临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青年一代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和进行交流的重要渠道，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而且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正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染。互联网具有全球性、虚拟性、实时性、平等性和交互性等特征，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发动网上攻势，把互联网作为进行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方式，使大量负面的、消极的思想文化信息通过互联网突破关防，穿越国界，进而广为传播，形成了异常复杂和空前激烈的思想碰撞和观念冲突。在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广大民众会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进而成为他们的政治意识、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各种非主流价值观念的存在和扩散，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形象。由此可见，“网络传播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管理的边界，改变了传统传播方式下的主客体关系，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把关控制能力构成严峻挑战”[13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强和改进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管理方式，优化和增强网络空间执政党的观念整合功能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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