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人类文明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惨重代价。抚今追昔，从痛苦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努力维护有利于长期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秩序，避免再度滑入战争深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反省历史与背叛历史”
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霸权进行的首次世界战争，其根源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政府代表垄断资本集团为获取最大垄断利益，推行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老牌殖民帝国英、俄、法占据绝大部分殖民地，而经济发展迅速、实力急剧上升的德、日、美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却很少。这种不均衡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国内矛盾尖锐化，导致各国政权不稳，纷纷扩军备战、寻找同盟，企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
有30多个国家15亿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覆盖欧、亚、非三洲和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等海域，军人、平民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参战国物资总损失达4万亿美元。
一战后战胜国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存在许多弊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导火线。《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实行极为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并被解除武装。德国虽然战败，但元气并未大伤，工业体系保存完整。《凡尔赛条约》使德国国民产生极强的抵触情绪，引发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最终希特勒纳粹党上台，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是德、意、日轴心国与中、苏、美、英等同盟国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进行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德、意、日法西斯政权在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挑起世界大战。二战造成7000万人死亡，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
二战中后期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历史上有进步性。雅尔塔体系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纳入国际体系和制度，维持了战后世界的总体和平，孕育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相互宽容。建立在美苏中英法五大国力量均势基础上的联合国和安理会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美国一超独强的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维护世界整体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德国和日本有密切关系，但这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德国对侵略历史做了彻底的反省，获得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原谅，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的重要成员。而日本却没能直面历史，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错误，相反美化历史，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受害者”，特别是目前的安倍政府，居然公然挑衅二战确立的国际秩序，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自然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唾弃。安倍政府究竟想在背弃历史的道路上走多久？人们拭目以待。
日本通过一战在亚洲攫取了巨大利益，刺激日本发动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和太平洋战争。日本学者自己说，“日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意识很薄弱”。在日本不仅很少看到对战争的反省，反而对二战日本战败始终耿耿于怀。《产经新闻》居然称，从一战前的局势吸取的教训是，针对中国一定要提高日本独自的震慑力以及日美同盟的战斗力。其危险性可见一斑。
“萨拉热窝”与“慕尼黑”
《金融时报》最近刊文敦促政治家更多反思萨拉热窝事件，少担心慕尼黑危机。“萨拉热窝事件”和“慕尼黑危机”指一战、二战前两场外交危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外交事务的办法。防止“慕尼黑危机重演”通常指诉诸军事手段来解决危机，防患于未然，不姑息养奸。“萨拉热窝”则提醒要提高警惕，处理好每一件貌似不大的事件，严防引发战争。
1938年慕尼黑危机中，英法姑息希特勒的绥靖行为导致了大战的爆发。1914年夏天，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欧洲滑入战争深渊。各国自二战以来似更加警惕慕尼黑事件的重演。但是，“慕尼黑”思维也常常成为西方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美国介入越南战争、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等。唯有肯尼迪总统1963年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是个例外。
目前许多人将一战爆发前的欧洲与百年后今天的东亚做比较，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当前亚太地缘环境尖锐复杂，既有中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复杂关系，又有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引发的矛盾。最近日本安倍政府加紧军备，公然挑战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使东亚充满了火药味，局势趋于紧张，但除非个别国家铤而走险，应该说总体还是可控的。百年弹指一挥间，国际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加上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的制约，战争已不再是大国博弈的首选。
尽管谁也不希望看到亚洲发生冲突，但是流言还是不断，总是有人在炒作中国因素。似乎萦绕在这片大陆上空的阴影主要是有关中国的崛起。这种用简单历史类比推论战争逻辑存在很大误区，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单纯的无知，那就是背后在搞鬼！
中国确实是崛起的大国，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历来主张“和为贵”，与当年德日的穷兵黩武没有可比性。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战略抉择。而且，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进行的，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已派出一万多名官兵参与了24项维和行动，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从经济民生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积极投身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超过7000美元，对外贸易首次超过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这些充分证明中国是国际体系和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为国际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国已结成命运共同体。中国希望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但中国始终是国际体系的坚定捍卫者。
人类历史上大概有15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11次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和战争。亚洲会不会重蹈当年欧洲的覆辙，历史是老师也是镜子，关键要看中美如何处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相互依存，又都有相互摧毁的核力量，以战争手段解决“崛起与守成”的关系不可想象，当然两国也不能容许被别的国家或某一事件拖入冲突。
中美必须打破历史上大国冲突的传统逻辑和对抗的悲剧。我们要对两国人民负责，作为大国也要对国际社会负责。目前的现实也从反面提醒人们，由于个别国家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亚洲确实存在潜在的危险因素。他们正在利用中美关系这一独特历史阶段的特点做文章，企图挑拨、诱迫中美重蹈历史覆辙。中美决不能上这个当。
中国对外战略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底线，也就是要有底线思维。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钓鱼岛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利益底线，理应寸步不让。中美在东亚合作符合双方和亚太地区的总体利益。中美都是二战的胜利国，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对遏制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负有共同责任。
慕尼黑也好，萨拉热窝也罢，各方都是要提高警惕，努力维护地区和平大局，如出现挑衅或危险信号，也需要有果断的应对措施。一战爆发不正是这样将大国拖下水的吗？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得到美方和奥巴马总统的积极响应。双方不仅有可能建立这种双赢、多赢的关系，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从亚太特别是东亚的现实看也是必须马上要做的事。中美两国有责任这样做。当然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要胸怀大局、掌握主动、把握平衡、拿捏分寸，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在于不被一件件事情拖着走，疲于被动应付。
“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二战以来世界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密切关联。这数十年全球化带来贸易和投资在全世界快速流动，世界越来越小，内政外交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整体财富似滚雪球般地增加，给各国带来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然而全球化弊端也开始逐步显现，贫富差距无论在穷国与富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都有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缺失也越来越明显，二十国集团作用提升，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说明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在小幅增长。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经济决策的核心圈。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说明我们的国际体系正在向前发展，完善自己。
全球化总体利大于弊。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取得全面成果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近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以新兴市场国家“搭全球化顺风车”损害了西方利益为由，开始“去全球化”，转而搞类似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区域性的所谓“志同道合者联盟”，以重新制定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排挤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
这种给国际体系“打横炮”的做法显然无益于维护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世界局势的稳定。经济体系的混乱还可能造成国际政治关系的混乱，制造国家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危险性人们容易看清楚，而经济领域的竞争常常被大家认为是当今世界的常态而忽视其破坏性。相信中美有足够的智慧稳妥应对。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不能以一己之私到处“折腾”，把地区和世界搞乱。
中方已经明确表示，对任何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安排持开放态度。希望美方也能着眼长远，在自由贸易和投资安排方面做出明智的决定。这包括TPP、TTIP以及正在进行的涉及20多个主要国家的服务贸易谈判。可喜的是，最近中美就双边投资协定进入实质性谈判，表明两国在经济和贸易、投资上的合作正在全面展开。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平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速度加快，中美合作共赢的一面将更加突出，给两国人民和世界带来福音。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温故而知新，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面貌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席卷世界。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美好未来都充满信心，希望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共圆中国梦，共圆世界和平与发展之梦！
对全球治理的一些思考——从二十国集团峰会谈起
引言
2009年夏，法兰克福，德国中央银行总部金库旁餐厅，二十国集团（G20）成员里的中、美、英、德、法五国协调人共进晚餐。虽然菜单上仅有牛肉与鳕鱼，但晚餐的议题却关系八国集团（G8）与G8+5的未来命运。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五国协调人最终达成初步共识：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这一共识在当年9月举行的匹兹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被审议通过。全球经济治理步入新篇章，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开始改变以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单一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这也标志着中国在安理会享有国际政治治理权力外，在世界经济金融领域初步拥有了制度性权力。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分水岭，它充分暴露出全球治理机制对世界性经济危机预防与调节能力的缺失，设计先天不足，主要代表西方国家利益，其代表性、合法性、有效性存疑。这加剧了国际社会对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导全球治理机制的质疑批评与信心危机，由此激发了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基础四国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一系列新实践。
全球治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从20世纪初的国际联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领域的雅尔塔体系、经济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从凡尔赛—华盛顿条约到《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从美苏两极主导到七国集团探索大国共治，全球治理的实践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演变。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指出，过去30年，全球化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浪潮在推动世界经贸发展、文明对话交融、民众交流往来的同时，也加速催化了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地缘冲突、生态恶化、国际犯罪等。上述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其复杂和严重程度日趋加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有效应对。这使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命题。
全球治理思想可追溯到创造英文“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的英国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甚至更早的荷兰政治家、“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他们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来约束国家间行为交往的思想和著述，对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实践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全球治理理念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际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报告的出台。1992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西瑙（James N.Rosenau）所著《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化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心，正从以往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逐步迈向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罗西瑙说，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同时并存的发展，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下，政治权威的位置发生重大的迁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治理也因此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的治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全球层面的治理。[1]2011年发端的西亚北非动荡，引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局势交替升温，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无序和社会结构碎片化的显著表现。特别是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主要大国运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理念明里暗里展开博弈。是维护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基石《威斯特法利亚条约》，还是新干涉主义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横行？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存续，还是“保护的责任”至上？成为当前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首要命题。
不少学者认为，全球治理从本质上来说，是国家权力结构不足以应对全球新问题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国际社会要通过一些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来寻找全球解决办法。“通过自愿的国际合作来处理跨国问题被称为全球治理。”[2]
一 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启全球治理新篇章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证明，在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机制发育严重滞后，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全球治理需要探索新思路，开辟新路径。
危机催生重大变革。在2008年11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次峰会上，中国和一批新兴国家开始坐上全球治理的“主桌”。2009年对二十国集团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年举行了两次峰会，4月英国伦敦峰会出台总额1.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成员国合力应对危机，提振市场信心。9月美国匹兹堡峰会确立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主要平台，从法律和机制上奠定了这个集团的重要地位，全球经济治理取得重大突破。世界迈向建立更具代表性、合理性、公正性的全球秩序的新时期。
2010年至2014年二十国集团步入正轨。加拿大多伦多等6次峰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量化改革目标、全球发展合作、全球治理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等多领域达成重要共识，二十国集团在实践中进一步确立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定规则、定重点、定风向的作用。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短短6年多从初露锋芒，声名鹊起，到独挑大梁，其发展轨迹融合了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带动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优化配置，世界经济融合与依存加深。同时，地缘冲突、经济危机、粮食安全、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各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矛盾上升。当时七国集团（G7）面对上述问题无法有效协调应对，不得不寻找更广泛、更包容的制度性安排。二十国集团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组成相对平衡，以主要大国协调为核心，又有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作支撑，适应现阶段世界经济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其脱颖而出是历史之必然。
其次，主要大国之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力量消长推动全球治理权力的转移。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势。全球治理进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和重新建设的关键时期。很长一段时期，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贸易额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居绝对优势。从1999年到2008年，七国集团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的世界占比分别从67％、51％降至53％、42％，而二十国集团中新兴国家占比则分别从14％、13％升至23％、21％。这种消长变化在危机爆发后更加明显。当西方国家大都出现负增长的时候，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率先从危机中复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过去5年以中国为代表，占世界人口约四成的“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25％，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影响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2003年至2008年，八国集团多次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领导人对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增加部分新兴大国份额和投票权；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形成机制。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此种种可视为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化的前奏或序幕。
再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啻为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改革的催化剂。这场金融危机传导速度之快、影响之严重、涉及国家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七国集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机构等集体失灵，美欧束手无策。各方有意探寻新的合作方式，协调主要经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以拯救世界经济于危难。二十国集团峰会应运而生，可谓水到渠成。二十国集团成员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金融中心，经济总量占全球的85％，贸易量占全球的80％，人口占世界的2/3，在经济领域有广泛代表性。该集团自1999年成立以来，在推动主要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二十国集团向峰会机制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主要大国博弈的结果。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形成是对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质疑，对传统治理模式的重新审视，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权力再平衡、经济再平衡、责任再平衡的尝试。奥巴马政府几经思忖，力推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化，体面结束八国集团加上五大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反映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有意借新兴大国平衡和敲打欧洲盟国、维护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等战略考量；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拉新兴大国加入全球治理框架，有顺应潮流的一面，更有借机改变，借此打造于其更为有利的“八国加上若干国”（G8+X）的机制。新兴大国借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直接进入全球治理决策圈，获得更多制度化权力，自然乐见其成。
二 以二十国集团为标志的全球治理改革举步维艰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最大公约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为“东西南北”各种力量提供了对话协商、务实合作的多边平台，这将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等深层次矛盾，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传统国际经济金融组织新的改革动力，为构建更加平等、公正、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二十国集团在协调全球经济的良好表现若能持续，其影响力将可能外溢至气候、环境、社会等领域，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实践范例。
然而，现在二十国集团的合作进入深水区。全球经济由“急诊”转入“门诊”，各国合作意愿从“同舟共济”转为“同舟共挤”，西亚北非动荡、反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进一步凸显，二十国集团机制的缺陷和不足深刻昭示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和挑战。
第一是讨论议题无序化。想突出机制治理的全面性、权威性，政治经济社会议题都要上，又得考虑经济治理的特殊性，集中讨论宏观经济治理等难点问题；想深入触及债务上限、货币量宽等系统性风险，又得考虑会议公报成果，“捡软柿子”议题捏。
第二是治理机制空泛化。二十国集团最大的瓶颈是其论坛性质，缺乏秘书处等常设机构的支持，更无国际条约决议确保执行力。集团在主要大国“相互评估框架”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其问责制始终缺乏有效支撑。
第三是利益组合碎片化。二十国集团分化成各种利益集团，根据需要展开菜单式合作。“量宽集团”、“紧缩阵营”、“刺激联盟”都在机制内力推各自主张，稀释了决策的权威和有效性。
第四是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对话、监督与评估、政策文件、替代峰会、抗议等方式对二十国集团的进程、问责制、议程设置产生了积极影响”[3]。二十国集团通过官方文件和实际行动，逐步建立了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巩固了它的合法性，是全球治理多元化与多层次的体现，但增加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的难度。
第五是西方国家从实用主义出发，不甘拱手让渡权力与利益，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态度暧昧、行动迟缓，加之二十国集团缺乏真正有效的硬约束机制，导致这一全球主要经济治理平台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尴尬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改革久拖难产至今，贸易保护主义和世界货币“贬值战”此起彼伏。
美国学者布雷默（Ian Bremmer）警告说，目前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无集团化”（G0），即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能力、有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经济议程。在这样一个无秩序、无领导的世界里，各国都将奉行本国利益优先的政策，很难在贸易、市场和货币等重要议题上制定并执行共同规则。
总的来看，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开启了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新篇章，其合法性、正当性和代表性得到认同；其全球协同共应挑战的理念得以巩固；其采取集体和国别行动共度时艰的实践得以形成；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改革稳步推进；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与代表性得以提升。但单凭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难以证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新兴大国地位已固若金汤，全球治理新格局已经形成。事实上七国集团仍活跃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并未完全被二十国集团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仍然主导世界金融、发展与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运行；美欧经历沉重危机，正进行调整与变革，不排除凤凰涅槃，重执世界经济增长之牛耳。后危机时代，二十国集团成员将围绕代表性、主导权、决策机制、执行手段与效力以及本集团与其他国际治理机制的关系展开新的博弈，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较量将更加激烈、深入，全球治理改革的大戏才刚刚开幕。
三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发展对中国是挑战更是机遇。以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为契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化解多边经济外交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推动加强国际发展合作。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将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运筹大国关系，积累外交资源；有利于中国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维护和拓展发展利益；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将自身发展寓于新兴大国集体崛起的历史大背景，有利于中国将民族复兴之梦置于全球政经权力再平衡的历史大框架之中。二十国集团将与联合国安理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与政治安全领域的“两个重要轮子”，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地位。
要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重要问题，世界离不开中国；从维护自身国际贸易、确保海外投资利益、突破能源资源瓶颈等问题出发，中国同样离不开世界。中国国家利益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全球共同利益紧密相连。中国崛起是21世纪前半期国际关系和战略环境中的核心因素，将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结构性冲击。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已具备大国实力，进入全球治理、权力权威和地缘政治经济的中心，成为各国制定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重要考量。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制度化权力收获超出各方预期，中国的进取态势和快速发展已触及现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纵深，并成为全球治理能否实现包容有序改革的突出挑战。
时任中国外长杨洁篪在2013年两会记者会上强调，21世纪的国际多边体系应当扩大代表性，提升公正性，增强实效性。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使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过全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已成各国共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的发展将更有赖于世界范围内各种资源、资本、市场、技术、信息的获取和配置。中国“树大招风”，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抓住历史机遇，以主动进取的战略思维，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秩序向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建设，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深化新兴国家治理合作，重视发挥区域治理作用。这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
（一）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解决办法和全球力量广泛参与。同时，全球化时代多元化、碎片化、无序化等特征，令有效汇集各方力量进行全球治理困难重重。
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以推动建立维护人类安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4]
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众多参与者的治理能力与诉求各不相同。主权国家作为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优先考虑如何保持自身统治，捍卫国家主权以及维护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大多为了争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环境以及防止核武扩散等；追求盈利和谋取利润最大化，是跨国公司、企业的根本目标。不同目标的利益驱动需要参与主体进行利益对话与协调，要取得一致难度可想而知。
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强化了“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特征，推动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勃兴。这有利于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才智，但也挑战主权国家的权威。一个个身份难辨、貌似松散的“新意见阶层”参与全球治理，增加了全球治理主体的庞杂性与全球治理声音的复杂性，“全球舞台拥有的权威场域及其操纵体制越多元、密集，它们中的任何个体或联盟就越难以主导事件进程”。[5]
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中国要在坚持多边主义、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下，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正能量”，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机制，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包容、开放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与各方一道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二）激流勇进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全球治理改革的目光集中在经济金融、核不扩散、保护责任和气候变化等领域，都是难啃的骨头，都涉及中国的切身利益。以货币体系的治理改革为例。“谁控制了世界货币体系，谁就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了世界。”[6]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加剧，美元霸主地位与世界经济多极化矛盾凸显，表现在美国严重透支信用，不负责任地滥发美元，带来全球流动性过剩和金融泡沫，造成“穷国养富国”的掠夺剥削，并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经济持续急剧动荡。西方经济治理模式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但仍手握优势筹码，掌握着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因而可望通过资本链与货物链向下游国家转嫁危机[7]。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依然不足，美国仍在这两大国际组织中拥有一票否决权。美国还以国会未批准为由，至今阻滞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整体转让份额。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加深，未来相当长时间，西方仍将全面遏制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持续获利：通过高科技出口管制、贸易壁垒等手段削弱我们的竞争优势；利用各种全球治理平台和汇率形成机制等要求我们承担更多责任，并挤压中国等在全球能源资源等核心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份额。对中国，还要加上舆论的抹黑，“中国威胁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将不绝于耳，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困难。
面对这一形势中国怎么办？全球化进程紧密融合发展起来的蛛网状全球治理体系根深蒂固，推倒重来不仅时间和制度成本昂贵，且在现实和操作层面几无可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不断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国借助现有体系实现了快速发展。我们是现行国际体系发展的受益者。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处于上升期，我们要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抓住国际社会因金融危机而激发强烈变革决心的难得机遇，迎难而上，肩负起全球治理变革时代的引领者角色和责任，在现行体系内努力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
首先，要抢抓全球治理理念先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东方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相通的理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要将和谐包容理念贯穿于治理改革的始终。对“善政”“良政”等提法所涉及的理念，其实中国的先哲们早有阐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大力推进包容的多边主义发展，兼容并蓄，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道主义、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合作；突出规则主导，在引导塑造国际规则同时，维护国际规则标准体系，树立中国重信守规大国形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强调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赢。对保护责任等敏感议题也要积极参与讨论，施加影响。参与并不表明放弃原则，引领才能使改革走上正确的方向。
其次，借助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治理平台，通过“菜单式合作”、“议题式结盟”等方式积极构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利用发达国家内部量宽集团、紧缩阵营等矛盾，针对全球货币体系、金融监管、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全球减贫、气候变化等核心治理问题重点突破；始终将中国发展寓于新兴发展中大国整体崛起之中，积极运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拓展内涵，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历史遭遇、价值理念、发展模式等领域的共性，做实发展中国家价值同盟，共同影响全球治理格局，集体收获制度化权力。
再次，重点构筑区域经济金融贸易一体化大格局。全球治理，周边是关键。2012年中国与周边邻国贸易达1.2万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3500万。我们要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战略契机，进一步推动双边或多边自贸区建设，互惠互利，加大利益捆绑，着力经营周边经济圈，以点带面，积累变革能量，构筑战略依托。
最后，在国际金融领域，对货币体系改革持积极稳妥态度，拉住欧洲国家，说服美国，推动先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总量中占比不大，不会对现行体系造成大的冲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影响力。
（三）有序稳妥地培育社会参与
当前，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第三股力量”在全球治理中异军突起。从军控裁军、人道援助到环境生态及动物保护，从消除贫困到公共卫生服务，活跃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
它们较少受国家主权约束，往往作为“国家失灵”、“市场失灵”和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体制缺陷之弥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对政府、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等进行监督，制造舆论压力。禁雷公约、“可持续发展”思想等都是由非政府组织率先提出的。
目前在全球治理舞台上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多，这不仅影响中国国家形象，亦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缺少重要的民众声音。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匮乏与传统观念不无关系。
无论从参与全球治理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角度出发，中国都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加强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影响较大、政治中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有序稳妥地加强引导，努力培育一批能够在全球治理各领域发挥实效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和国际权力分散的客观实际，要求中国从改革整体外交机制的高度，来看待和运筹非政府组织问题。可借鉴国际惯例，根据中国特点，先培养扶持一些重点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在公共外交的框架内发挥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资金上依赖本国政府或政府间组织，以西方政治模式为范本，任意干涉他国内政，将全球治理政治化，成为西方国家经贸、安全等一系列政策的触角延伸，甚至直接参与推动别国的“政权更迭”。自诩以维护人权为己任的人权观察组织，就将西方的人权标准作为衡量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的唯一标准，将人权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他国策划、实施“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充当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对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严格约束和充分揭露。
（四）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
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日益密切，已经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圈，但议题设置能力和改变、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依然不足，往往还是“被治理者”，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匹配。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例，入世整体利大于弊，当初的妥协换来了较之以往公平合理的贸易环境，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水平。但欧美发达国家仍经常拿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做文章，挥舞反倾销、反补贴大棒。为什么？原因就是中国缺少对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评议权和裁判权。
要扭转这种“被治理者”的不公平局面，关键是在全球治理改革中通过调整、重订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增加中国对国际议题的设置权和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在博弈激烈的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基础四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协商，围绕减排目标、资金与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最终达成了坚持“巴厘路线图”授权，维护“双轨制”谈判进程，保障发展中国家和中国自身利益的《哥本哈根协议》。在二十国集团的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前后，中国团结发展中国家，坚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治理结构，以增加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的力量，取得明显成果。欧盟在气候治理领域推出碳排放交易体系遭到不少国家的批评和抵制，但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升温，其他国家开始实行同样的政策，并与欧盟协调政策。欧盟达到了引导规则制定的目标。这些都说明议题设置不进则退，不积极参与，中国的回旋余地就会越来越小。
中国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规则制定符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考量。从国际视角看，积极参与制定于中国有利的国际规则，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合理、舒适的外部环境，减少和平发展的阻力。从国内视角看，中国经济结构失调，出口导向和资源密集型发展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集中暴露，粗放型增长方式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容量也难以调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参与全球治理同破解中国自身发展难题存在高度一致性。全球治理涉及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源安全等议题，正是中国发展面临的严重挑战。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就是要不断优化发展模式，减少矛盾摩擦。中国应从实现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良性互动角度出发，在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主动设置议题，提出充满“中国智慧”的“中国思路”和路线图，制定于中国有利的国际新规则。在全球治理的谈判和博弈进程中，必须要有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声音。
（五）加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是我们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基本功
约瑟夫·奈说，一国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也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的软实力，二者不可偏废。文化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谁的文化最具吸引力，谁就能更好地在全球治理舞台上掌握主动权。
近年来中国文化交流融合步伐加快，以“文化中国”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符号在海外扎根。然而，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整体依然处于弱势。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有优势的，关键是怎么去做。全球治理谈的是经济、金融、安全等领域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深层次博弈的却是文化的力量，包括治理的思想和理念。谁的文化功底厚，思想理念站得住脚，谁的话语权就多，谈判的底气也足，制度性权力收获也多。
中国在文化上如何发挥优势，展示东方哲学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魅力呢？首先，要系统梳理“中国梦”、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谐包容、仁爱扬善等普世思想，从大文化、大外交的角度浸润到中国的对外工作中，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治理思想，在全球治理中很有现实意义。运用好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就有了高度，有了包容性。承认各国环境资源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强调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全球共同利益为依归的全球视野和全球关怀，这些原则都能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内涵，也有利于淡化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思维，构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统一战线。
其次，文化吸引力要体现时代特征和生命力。在增加中国文化吸引力方面，除了聚焦戏剧、书法、故宫、长城等传统文化符号，更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发展实际的融合，创造具有当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特色文化。在这方面，中国在海外的6000多万侨胞是不可或缺的天然桥梁。中国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多发挥他们的作用。
最后，对外传播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实现途径和文化吸引力的具体体现。中国对外传播能力近年有较大提升，但国际传播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以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为代表的西方主流通讯社占据每日国际信息80％的流量，控制了世界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全球互联网80％以上的网络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欧美等西方国家仍控制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要缩小与西方差距，需要中国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下大力气，转变传播理念，改进经营管理体制，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新旧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平台建设，形成对外传播合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传媒集团，同时充分发挥海外1000余家华文媒体的“接地气”作用。
四 构建和谐稳定的中美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对全球治理至关重要
全球治理主要是大国共治，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十分重要。要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塑造于我有利、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格局，争取战略主动和空间，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促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首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要摆脱历史上大国激烈对抗争夺势力范围的做法，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陈旧观念，开创大国发展对话合作，消除猜疑和恶性竞争，扩大共同利益的新局面。通过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协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大国力量消长、赶超时出现的战略冲突陷阱，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和平发展之路，其重要性对中国和世界均不言而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体现了中国立足长远的历史前瞻，兼济天下的宽广胸怀，更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和维护大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道义自觉。
其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运筹好中美关系。这对于全球治理改革能否顺利推进至关紧要。
（1）美国是唯一有能力使中国外部环境发生根本逆转的国家。保持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事关中国和平发展、维系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前提。中美力量对比正在继续朝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但美国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综合实力仍具优势。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构建主导者，将长期保持中国所不具备的制度性权力和影响力。中国主动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力主加强中美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与协调，实现互利共赢，有利于美坚持积极、合作、务实的对华政策取向。
（2）当前中国要以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为契机，推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化、系统化，支持两国官方学界共同开展研讨，形成实实在在的政策建议。重点放在中国周边。周边顺，则全局畅。加强中美亚太事务对话，促美国把两国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区”，先行先试，不断累积中美关系的“正能量”，促美政府和各界逐步接受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与和平发展的现实。
（3）中美两国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缘政治等结构性矛盾。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在继续。布热津斯基最近表示，美国已接受了中国实力的崛起，鉴于中美都将面临的全球问题，两国合作对彼此更有利。从现实情况看，美在许多问题上均有赖于中国的支持与合作。朝核、伊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离不开中国的积极斡旋，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中国是重要的参与力量。在反恐、防扩散、反贫困、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美国同样依赖中国的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是奥巴马的首要任务，也须依赖中国的力量。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派声音仍强，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等坚持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预计美中很可能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守成与赶超的大国间冲突不可避免。
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新老难题无疑需要新的视野和思维，“最终还需要在权衡国家发展战略、合理界定核心利益、保持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之间谋取平衡”。[8]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曾指出，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他同时表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014年底，奥巴马总统在出席北京亚太经济组织领导人峰会后访华，习近平主席与其“瀛台夜谈”，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
中美关系要稳定发展，共同利益的纽带必不可少，要让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事实来击破新保守主义的“末日预言”。那么共同利益主要在哪里？新型关系又主要新在何处？当今的中美关系相互交织、融合，矛盾与合作几乎都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相关，两国彼此政策指向皆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因此，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要“去中美化”，即跳出中美双边视野的框框，放眼全球性议题，来加强协调与合作。全球治理为中美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试验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作为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中美亟须在新一轮世界秩序重构中加强沟通、协调、交流与合作，梳理彼此的共同利益，探索和谐稳定之道，通过共同参与、引领21世纪上半期的全球治理改革，真正构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对双方都具舒适度的相处模式，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4）在重点运筹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中国还应将欧洲作为推动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进取方向。要抓住欧洲当前既想深化与中国合作、有求于中国，又难以放下身段、有所顾忌的复杂心态，以经济金融合作促政治人文交流，探讨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利益置换，力争在欧盟对中国解除武器禁运等方面取得实质突破，全方位拉近、拉住欧洲，将其塑造成中国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的重要一极。
（5）继续突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的“金砖”板块，妥善处理日本因素。从运筹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出发，以“金砖”、上海合作组织等为抓手，做实新兴发展中大国合作、拓展拓宽合作机制，花更大力气助推金砖机制建设，力争在金砖合作开发银行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诸多领域有更多的实质性合作，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在关键问题和务实合作上共同发声的战略依托。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近邻，又有历史的纠结和现实的冲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法回避日本因素。安倍政权上台后，日本的右翼倾向急剧增强，中日关系面临历史性考验。我们要继续争取日本，同时做好斗争准备，完善斗争策略，刚柔相济，为亚太地区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结语
今天的中国已然立于世界中心，无论是从大国责任立场出发，还是从创造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更舒适的发展空间看，中国都须直面全球治理改革的挑战。中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要拿出大智大勇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要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倡导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紧紧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于中国有利的变化与趋势，矢志前行、奋发有为，克服扫清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于中国不利的种种障碍，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楷模，更好把握并延长中国的发展战略机遇，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球治理对中美两国的挑战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2014年年中举行。这是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在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美国加州会晤后首次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也是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持续动荡，全球治理问题不断涌现、中美关系再次经受考验的背景下中美间一次重要的全方位对话，为两国努力消除分歧、共同应对挑战提供了平台。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打开双边关系的大门，当时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出于战略上相互有需要的考量，那么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压舱石”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条件下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以及全球性挑战日益需要两国携手应对的现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失衡使“华盛顿共识”威信扫地，中美经济关系开始调整，两国都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艰难进程，贸易投资作为两国关系主要的“压舱石”分量减轻。中美关系新的“压舱石”在哪里？面对全球问题成堆，中美两国如何合作应对，才能既有利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又能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和全球治理的改革？
目前全球治理的困境首先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支柱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和货币体系已不能反映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2014年中国和印度经济虽将放慢，但依然将分别增长7.8％和5.6％，而日本和美国则为2％和1.7％，英国和欧元区更是只有0.9％和负0.6％。虽然年底数据被调低，但大势未变。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几年超过50％。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严重、债务高企是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共同泥淖。这样的困难仅靠“量化宽松”印钞票是解决不了的。只有转变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调整国际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全球经济体系包括货币体系，才能踏上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大道。二十国集团要真正发挥全球经济协调的主要平台作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调整在内的重大决定不能拖泥带水，需要尽快落实。还应该积极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绕开中国更是难以自圆其说，难免有“重起炉灶、排挤中国”之嫌。
再看全球安全领域的治理，也是阴影重重。伊朗和朝鲜半岛核问题久拖不决使《核不扩散条约》面临严重挑战，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扩散以及地区军事对抗冲突的风险增大。双边军事同盟有增无减。全球经济下滑但不少国家军费开支却持续上升。美国坚持在亚洲推行“再平衡战略”，已开始在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部署陆基和海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尤其是与日本和韩国建立情报共享的反导体系，并在两国部署预警雷达，这有可能打破全球和地区战略均衡态势，产生一系列逆向互动，使大国关系更趋复杂、紧张，也使中美战略互信降低，猜忌增大。网络空间的纷争加剧。网络攻击使国际社会面临全新的严峻安全挑战，“新边疆”的新问题亟须各国通力合作，通过对话谈判，在双边和国际电信联盟等多边领域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和“行为准则”，而不是相互指责，做无谓的争斗。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造成失业攀升、政府紧缩开支、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贫困人口增加，使中东、欧洲、拉美等地区不少国家面临社会严重动荡的危险乱象。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和新媒体铺天盖地涌现使社会动荡以几何级的速度传导，从突尼斯到埃及、叙利亚，从希腊到意大利、爱尔兰，从巴西到土耳其，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政治不稳、社会动荡，而且其中往往年轻人占多数。这些动荡虽然是局部、地区的，并没有波及大国，但却是大国在涉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和地区安全，涉及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治理问题解决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使围绕“保护责任”、“保护时的责任”等问题的争论趋于激烈。
毋庸置疑，中美是两个对世界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的发展自然也将对21世纪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发挥重大作用。中美领导人会晤和两国新一轮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向我们昭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两国应该拓展战略视野，在积极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深入讨论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全方位合作，在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众多领域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加两国在全球治理改革、在各自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块新的“压舱石”的分量，使中美关系的大船在21世纪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用“互利共赢”理念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李克强总理随后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1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八届东亚峰会，并对文莱、泰国、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外交一直将实现周边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这次重大外交行动，硕果累累，最重要的是传递了中国将坚定不移以“互利共赢”理念开创周边外交新局面、把中国的发展寓于亚太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路。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谈判交错，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之争加剧，亚太政治、安全、经济形势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努力构建横跨太平洋两岸、惠及亚太各方的区域合作框架，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在太平洋两岸构建更紧密的全球伙伴合作关系，将为亚太地区继续发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作用，为妥善处理、管控争端，并为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碎片化风险的全球贸易体系改革指引方向。这一战略思路将中国的利益与亚太各国的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受到普遍好评，对中国营造更为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路线图”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的世界大潮中，亚太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承载着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使命。
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持续上升。目前，推进亚太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受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等因素影响，部分亚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经济增速放缓等风险，表明该区域国家需继续深化合作、加强协调，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进一步融合，提高共同抵御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能力。
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亚太地区要共同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联动发展。这既精辟概括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原则和目标，亦勾勒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
以中国和东盟为例，从2002年到2012年，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23.6％，目前已达到4000亿美元。相互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增长3.4倍。2012年中国与东盟人员往来达1500万人次，是10年前的4倍。
中国和东盟的“黄金十年”得益于双方互补性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正积极推进与东盟在基础设施、金融合作这两条供应链上的互联互通，包括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而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为标志打造下一个“钻石十年”。
将亚洲国家的投资引向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盘活东亚地区大量的过剩储蓄和外汇储备，将其转化为有效投资，又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速区域各经济体在公路、铁路、航运、油气管道等方面的互联互通，还可在地缘政治、安全上将各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将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而深化金融合作正是目前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契机和重点领域。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印尼等一些东盟国家刚刚经历了资本流动逆转、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恐慌。在东盟与中国经济周期相关性逐渐提升，而与发达国家却明显错位的经济新特征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中国和东盟加强金融合作，扩大双边本币互换和结算规模势在必行。金融将与生产和贸易一起构成“互利共赢”，推进双方经济持续发展的两个轮子。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是区域各方的共同历史使命
实现互联互通的前提是亚太各经济体继续采取开放包容的政策。目前，中国和东盟正在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积极开展新一批服务贸易承诺谈判，从准入条件、人员往来等方面推动投资领域的实质性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前景看好。
同时，如何处理现有和正在谈判的自贸区安排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亚太的战略安全环境十分重要。东盟不少成员既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谈判，也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同样拥有“双重身份”。地区内一些国家在海洋权益和岛礁领土主权争议等方面还有分歧，需要妥善处理。
不包括中国的TPP和不包括美国的RCEP在亚洲将如何相处？这既是经济和自贸区安排问题，也涉及战略安全和战略互信。对此，中国领导人强调，要坚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推动两个机制互联互通，两个轮子一起转，而不是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同时，中国主张建立安全互信，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没有战乱、聚焦发展应成为地区各国的共识。中国对地区内存在的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一直主张通过双边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最近中方又指出“双轨”解决争端的新思路。对暂时解决不了的争议和问题，可以搁置争议，先在可以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和共同开发。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各方保持克制，不做可能制造或激化矛盾的事情。目前每年有10多万艘各国船只安全、自由地在南海通行，中国和东盟国家已有共识，将保证这些船只的航行自由与安全。简而言之，没有和平稳定的战略环境，经济发展和合作就无从谈起。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东盟加中、日、韩等合作机制大多数成员对此正在形成共识。
这充分显示中国对任何有利于亚太和平与区域融合的机制安排都持开放态度，表明中国的亚太战略是为了实现区域各国的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中国在亚太没有私利，也没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中国明白，中国和亚太是密不可分的，是命运共同体，没有谁输谁赢，只能互利共赢。因此，中国强调有关安排应有利于建立合作而非对立的关系，倡导开放而非封闭的理念，寻求共赢而非零和的结果，实现一体化而非碎片化的目标。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形成彼此融合、互为补充的良性循环局面。无论是推动互联互通还是强调开放包容透明，无论是讨论安全问题还是经济交往，中国的出发点始终都是实现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
在区域贸易安排呈现并进格局，规则标准各异、路径选择不同的情况下，中国对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设想和基本理念，还将为推动区域贸易协定既有利于参与方，又体现对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的支持，避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提供充满中国智慧的思路。
中国的亚太战略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亚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正在深入展开，希望亚太各国着眼长远，胸怀全局，凝聚共识，努力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我们的共同历史使命。目前，中国是亚太许多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主要投资来源地。2012年，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经同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有6个，其中大多数自由贸易伙伴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今后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超过4亿人次。这些数字进一步表明，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和投资需求扩大，随着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中国将为亚太一体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新经济结盟对多边主义的挑战
当今大国关系虽然在地缘政治的银幕上不时传来战斗机的呼啸声，浮现出航空母舰的巨大身影，但真正的实力博弈和较量其实更多表现在地缘经济领域。毕竟经济实力的强弱将直接决定各国在现实和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发言权。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国际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十分激烈，有的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海外一些媒体称，这三大谈判所代表的全球力量较量将“重新划定‘后西方时代’世界的轮廓，确定发达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点”，也将决定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存续，将在“开放的全球性安排”与“相互竞争的集团模式”两种不同国际经济体系之间做出抉择。
现在，各方博弈的焦点集中在全球贸易安排上。与此有关的三大国际谈判是：①美国牵头、囊括大多数东亚国家的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②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③美、欧牵头与20多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服务贸易协定。与此同时，欧盟正与印度和日本谈判双边自贸区协定。还有不少其他双边贸易安排谈判也在进行。
这三大国际谈判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有什么联系呢？从中又传递出什么重要的信息呢？首先，可以看出美国和西方对全球性的贸易安排逐渐失去兴趣，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多边经济体系失去信心。以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为例，虽然不时也会传来一丝成功希望，但美国和西方国家基于新兴市场国家与其力量对比已经逆转的判断，已基本放弃了这一来之不易的国际多边安排。其次，三大谈判都把中国排挤在外。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进出口总额名列全球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已超日本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总额逾10％。任何通晓国际贸易的人都明白，一项跨区域的贸易安排，如果没有包括中国，在经济上就会大打折扣。这意味着这些国际谈判的发起者都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这并非巧合，而是他们想在经济领域重新制定国际规则，来排挤或挤压中国，让中国难受。美国和西方国家心里的这些“小算盘”其实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认为，中国在战后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受益良多，得了太多的“红利”，现在要改改规则和规矩了！西方媒体与政府在这方面配合默契，此类言论一直不间断，经常说什么中国是现行国际规则的“搭便车者”。这是典型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美国和西方国家是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创建者。难道这一体系是“单行道”吗？只有西方国家受益，别的国家只能吃亏？现在的架势是，你遵守规则不行，不按它的规则行事更不行。当然，三大国际谈判要取得成功谈何容易！美国情报机构窃听欧洲国家领导人和国民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对美欧达成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虽然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参加了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谈判，但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国内压力巨大。日本对国产大米的补贴高达700％以上，要取消恐怕很难。印度由于国内原因对与欧盟达成自贸区协定兴趣也不大。
现在国际上对上述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对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接触加防范”逐步转向更多的“防范”，或者说作为一种“保险”措施，更加强调“两面下注”。有专家将美国的经济战略变化称为“中间多边主义”，以区别于真正的多边主义，即在不完全放弃多边主义的同时，推动建立在所谓相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联盟”或多边安排，来取代全球性、普遍性的贸易和投资安排。这一点过去主要表现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如两国或若干个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而今在经济领域也逐步形成势头。然而这样的做法是把双刃剑。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内部意见未必完全一致，欧洲国家就比美国要来得谨慎，不愿过多地把经济交往和合作与政治挂钩，以免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大国领导人在访华时有庞大的经济贸易代表团随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中东欧国家更是对与中国展开经济贸易合作兴趣浓厚，最近双方就中国投资中东欧的高铁建设达成原则协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16+1”磋商机制就是例证。
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碎片化”现象有目共睹，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新时代，抱住旧理念不放，继续走“零和游戏”的道路，只会出现“全盘皆输”、各方皆输的恶果。特别是在制定新的全球经济规则时，如果试图把中国“边缘化”，想通过排挤中国来维持既得利益，一是不可能成功，二来只会进一步撕裂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任何国际领域想孤立一个大国是危险的做法，没有成功的先例，只有激化矛盾、引发冲突的可能。相信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应该认识到，唯有和衷共济，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向而行，才能取得双赢、多赢、共赢的有利局面。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我们相信，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发展的前景将更加美好，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会水涨船高，越来越大。对西方国家的上述举动，中国不必吃惊，它们不会成为国际体系的主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耐心，逐步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透明的方向迈进。
从八国集团土崩瓦解看大国关系演变
2014年3月24日西方七国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期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出席原定于6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并商定夏季在布鲁塞尔直接举行七国集团峰会。这一决定虽然没有直接把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实际上表明八国集团已经名存实亡，土崩瓦解。美俄关系、俄欧关系也因此更加复杂，大国博弈将趋于激烈。美俄虽不会重演冷战，但两国对峙和“凉战”将持续一段时间。
八国/七国/二十国集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七国集团可以说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它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应对接踵而来的“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法国、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在1975年举行峰会，次年又邀请加拿大参加，共商稳定全球经济、金融之策。在以后的岁月里，七国集团确实为世界经济、金融政策的宏观协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历史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尤其是中国连续30几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也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西方七国经济总量目前只占世界经济的40％，估计到2030年将下降到30％。
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敲响了长期占据世界经济“道义和理论制高点”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丧钟，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了制度性危机。经过反复博弈，七国集团不得不将协调全球经济金融的职责让位于代表性更强、更能反映全球经济现实的二十国集团。2009年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宣言明确宣告，从今往后二十国集团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七国集团作为西方“富人俱乐部”开始走下坡路。
八国集团从一开始就是名义上的“集团”，是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为了拉拢俄罗斯在1998年而扩大的。其实俄罗斯在八国集团中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定位”，在八国集团讨论全球重大经济和金融问题时俄罗斯并没有发言权，而且西方七国也没有真正认同过俄罗斯的平等地位。这次因为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危机，西方作为制裁措施之一，将俄罗斯踢出八国集团，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效果。乌克兰驻欧盟大使称之为“蚊子叮了一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对此不屑一顾，面对记者说，不参加也罢。
冷战乎，凉战乎？
21世纪初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又到如今“乌克兰之乱”，地缘政治动荡不已的局面让许多人想起冷战时期，乃至19世纪的混乱局面，令人迷茫，更令人担忧这个世界会走向哪里，冷战是否会历史重演。
其实要看清世界的走向也不难，历史不是割裂的，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不外乎国内经济长期恶化、强人政治根基动摇、社交媒体日益普及、西方势力推波助澜所致。而围绕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危机，美俄对峙和俄欧冲突也不是空穴来风的突发事件。从北约东扩到欧盟新成员不断增加，从乌克兰“橙色革命”到前不久的街头革命，都集中反映了近20年来西方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谁当俄罗斯的领袖也不会对西方咄咄逼人的进攻置之不理。何况这次是逼到了家门口，还攸关黑海舰队的去留和俄罗斯的出海口等战略利益。俄罗斯不进行“绝地反击”那才怪呢！
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从此会天下大乱。美俄也不会因此走向军事对抗，再次进行冷战，因为时代变了，全球化深入发展，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经济上“老死不相往来”，根本没什么联系，今非昔比。现在双方冷战的代价太大，可能性不大。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战略反击，而不是俄罗斯对西方发动全球攻势的信号，俄也无意这么做。普京总统与奥巴马总统已经就美俄关系和乌克兰危机通了四次电话，每次都要谈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商谈转圜之策。况且还有德国等欧洲大国在发挥斡旋和调解作用。双方都很清楚，制裁俄罗斯不会成功，俄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拨拉、孤立无援的小国。
正如美国学者布莱默在《纽约时报》撰文所言，关键是奥巴马政府无意承担“一个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点从美国处理叙利亚化武危机和伊朗核问题中可见一斑。况且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已经跌至40％以下，民主党还要考虑总统选举问题。相反，普京的国内支持率却因为果断处理克里米亚问题而狂飙至82％以上。
“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对目前出现的紧张局面需要作深刻的反思。要实现真正有效、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避免世界局势的大起大落，大国之间战略利益的平衡以及相互协调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金融外交和全球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国，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还不是大国。虽然近几年人民币清算额和贸易结算比例都在迅速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也在加快，但总体依然受制于以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
中国需要从大国发展战略出发，积极开展金融外交，改革、重塑全球和地区金融框架，为中国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整体保持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促进全球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近年来，中国金融外交的最大手笔当属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中的杰出表现。中国借此进入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圈，话语权不断扩大。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这些年力推两大举措：一是不断扩大双边货币互换的范围和规模，截至2014年底已与28国家和地区签订本币互换协议，金额达3万亿元。二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向本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中国还作为最大出资方推动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
2008年的金融危机凸显为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同时以华盛顿模式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在危机中信誉扫地。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货币体系，以减少外部金融风险，为经济稳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各方都在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包括金融货币体系寻求新思路，中国作为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为此做出努力，积极尝试。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近几年为此做了有益尝试，如通过设立金融稳定论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监管等措施，对重要的银行和其他系统性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但是二十国集团就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所作的决定，却因美国国会的阻拦而停滞不前。
亚洲特别是东亚作为当今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金融体系被美元“绑架”，汇率、资金风险依旧。不少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主要用作抵御金融风险的“防波堤”。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金融圈，以规避风险，保持亚洲经济和金融稳定，已成为地区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对此有切身体会，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外交脚步加快。
先来看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除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外，亚洲基础设施状况滞后于其他地区。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20年，亚洲经济体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目前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仅为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资金远不能满足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开发的需求。
亚行问题还在于日本和美国是最大股东，分别持股15.7％、15.6％。1966年成立后，亚行一直由日本人担任行长。虽然中国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亚行的股份仅5.5％，与中国经济体量根本不相称。
中国与24国一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是推动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资本金有可能从500亿美元提高到1000亿美元。这将与亚洲开发银行165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相差无几。亚基行资金将用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可能包括连接亚欧的新丝绸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为维护在亚洲的经济和美元主导地位，对中国此举颇有“醋意”，已向韩国施压，要求韩国不参与。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美国政府为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踩了刹车”，声称如韩国加入亚基行，韩美友邦互信将受影响。基于当前中日关系严重恶化，日本自然不会支持亚基行。看来，亚洲地缘政治形势恶化已经影响到亚洲金融合作的开展。
再看中国推动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4年7月中旬，金砖国家在巴西举行峰会，各方高度期盼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成为现实，启动资金100亿美元，五国分摊，总部设在上海。
众所周知，美联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美元霸权的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想改变全球金融格局，需要突破制度障碍，以制衡美元霸权。金砖国家建立外汇应急安排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于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第一，可以在国际结算中推动人民币、卢布等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欧元的依赖，增加金砖国家抵抗西方国家债务货币化、损害债权国利益风险的能力。
2003年至2011年，中国和金砖国家贸易额从365亿美元增长到2828亿美元。2008年起，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市场。2009年中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巴西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2009年南非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南非第一大贸易伙伴。
如此庞大且日益扩大的内部市场使金砖国家认识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美元汇率频繁波动，不断贬值，金砖国家有必要选择更安全的贸易结算方式，以化解美元作为单一结算货币的巨大风险。
第二，近年来西方经济大幅衰退，消费需求下降，使金砖国家出口导向性经济面临转型挑战，开展实体经济合作、拉动内需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金砖国家银行在本币支付和出口信贷上将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为金砖国家扩大贸易合作保驾护航。
第三，为金砖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巴西石油储备在边远乡村较多，基础设施落后阻碍石油出口的扩大。印度人口全球第二，但低廉劳动力因基础设施落后而无法充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长期低迷。俄罗斯远东大开发计划有赖于将能源运往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金砖国家银行将为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在上述领域提供资金支持。
第四，2011年底金砖五国证券交易所在南非成立证券交易所合作联盟，并在彼此市场挂牌买卖，标志金砖国家资本合作开始起步。金砖国家大多是重要外汇储备国，但其国际金融市场影响力与实体经济规模严重错配。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推动金砖国家金融制度国际化，改变本币交易信任度和结算多元化，意义重大。
现在分析近年来货币互换机制迅速发展的背景。
近年来，全球经济和贸易区域化、集团化日趋普遍，金融、货币领域出现“货币互换网络”的新趋势，各国货币互换热情不减。一方面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不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绑架各国金融，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人心惶惶，纷纷寻求货币互换的“避风港”，希望借此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另一方面，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向盟国提供美元流动性，紧紧把他们与美元体系捆绑在一起。美、欧、日、英、加、瑞士央行危机爆发后达成六国长期货币互换协议，使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机制，为欧洲和日本央行等提供近6000亿美元流动性。
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互换机制长期化意味着，美正在构建应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崛起的新货币联盟。它将是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参与的排他性超级国际储备货币供求网络。这种货币互换不仅涉及货币流动，更关系到发达国家的汇率安排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美国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排他性还体现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中排挤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
日本紧跟美国，已经抛弃亚洲清迈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建设东亚外汇储备库地区合作机制，重回货币单边路线。标志是日本与印尼、菲律宾扩容双边货币互换，并重启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双边货币互换。
这种以货币互换双边、多边网络为基础的地区和国际金融结构有可能成为全球货币新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是深远的。目前由于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尤其是印度、印尼等新兴市场面临大量美元回流，就已凸显美元流动性暂时稀缺。
中国金融外交体现了共同发展原则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面对国际金融格局重大变化，中国金融外交有声有色，重点是改革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和体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互换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是重要步骤之一。就国家而言，金融外交重心放在周边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将努力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开发以保持稳定增长，通过各种形式推进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以弥补现有金融机构的缺陷和不足。
清迈倡议是个很好的例子。2009年底，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和央行行长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宣布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总额1200亿美元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出资384亿美元，与日本并列第一。清迈倡议2012年决定扩容一倍，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出资按比例增加。
中国金融外交并不排斥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相反中国希望加强与其联系，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改革，以使其适应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例如，2009年，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率先决定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以弥补其应对金融危机的资源不足。2012年，中国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增资源承诺430亿美元。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体系的改革核心是金融体系的改革。要实现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金融治理还有很长路要走。我们要为中国的努力加油，为金砖国家的努力加油，为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加油！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区域和平与繁荣
2000多年前，始于中国秦汉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拓展了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谱写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人类文明交流的绚丽篇章。
星移斗转。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大战略构想，赋予古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赢得许多国家的强烈共鸣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要“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中国从中央到中西部和沿海省份正在进行战略谋划和具体设计，蓝图已经绘就，集结号已经吹响。东盟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重要邻国予以积极回应，均希望与其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相衔接。这充分凸显“一带一路”蕴含的巨大发展机遇和潜力。
一 全面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广义周边国家多达29个。这些国家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了中国周边关系的特殊复杂性，也使各种矛盾在周边聚集。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是互利多赢、破解难题的战略举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更深融入经济全球化，周边地区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依托和主权、发展利益、海外安全风险挑战最直接、最集中的地区。
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拉亚洲盟友加紧构建“亚洲版北约”，将反导系统部署前移至东亚，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模糊”逐步清晰化，对亚太的巨大投入已难以用“两面下注”的传统外交、军事定义来解释。美国的做法削弱了本来就不怎么牢固的中美战略互信，客观上刺激了个别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要求，加上部分国家对中国发展壮大存在忧虑和误解，更加深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如何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局面成为中国地区和全球战略的首要挑战。中国在21世纪能否巩固发展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取决于能否稳定、发展好周边关系。“一带一路”构想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寻求区域一体化和互利共赢，是破解上述难题之道。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兼顾内外战略需求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利益的均衡发展，是前瞻性很强的综合性战略规划。“一带”连接欧盟和环太平洋经济带，其沿线许多国家为“塌陷地带”，民众普遍希望发展经济。中亚地区地处地缘战略要冲，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建设“一带”还能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全球治理新秩序顶层设计的主动作为，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仅是地缘经济的概念，成为中国与欧亚、东南亚及其他沿线国家之间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拓展文化交流融合、促进普惠共赢发展的战略契合点，也是地缘政治的构想，有助于促进战略互信与合作，同周边国家增进共识、搁置争议，推动各对双边与多边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和平与繁荣营造良好氛围，创造有利条件。
“一带一路”建设立足亚洲、惠及全球，将来“一带”建设会逐步涵盖和辐射中东欧、西欧以及西亚北非等广泛地域，“一路”建设将延伸至印度洋、中东、非洲和地中海国家。
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一些“丝绸之路”的设想，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俄罗斯的“新丝绸之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等。需要处理好与这些设想的关系，能合作的就合作，突出共同利益，寻找利益和设想的契合点，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十分重要。这种全方位的合作涵盖铁路、公路、航空、海运、电信、金融、旅游、现代农业等众多行业，将给中国带来有效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全新机遇，有助于保障中国持续发展所需的能源、资源和通道要求。据测算，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的运输距离将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节约近一个月，运费节省近1/4。
它对于中国推动缩小地区城乡发展差距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加速城镇化进程等，将提供新的动力。中国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至关重要，西部大开发与向西开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紧密相连的。目前中国西部部分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及中亚国家，这给“一带”建设造成了困难。
它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转移于中国是过剩产能而于周边国家则是经济发展需要的有效产能，对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将开辟新的重要渠道。现在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贸易融资最多的是中国的周边地区。马来西亚等国家已经把人民币作为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
二 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基础
亚洲目前是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和产业布局集中地，拥有最庞大消费群体，已成为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条件。
第一，“一带一路”将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相辅相成。亚洲一体化稳步向前，已形成东盟、上合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地区合作组织，以及东盟与中日韩等合作机制和范围更广的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内部贸易依存度逾50％。亚洲经济融合步伐加快，经济实力提升，有效增强了亚洲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当前，欧美日经济体艰难前行，经济复苏缓慢，世界经济走势充满风险和变数。对于部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债务赤字风险高企、经济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新一轮危机正在逼近。倚重外部需求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欠缺、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比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以及能源资源供给瓶颈和风险，制约着亚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要解决这些难题，使亚洲经济稳定发展，减少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不仅需要亚洲各国进行国内改革，更有赖于相互间的协同合作，以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紧密融合。“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亚洲经济合作与融合进一步走实、走强。“一带一路”建设或许就是“亚洲的机会”、“亚洲的出路”！
亚洲国家自然禀赋不同、发展水平各异，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潜力巨大。与世界上经济一体化发展成熟地区相比，亚洲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扩大相互市场开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构筑完善产业链、开展金融科技合作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将与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相得益彰。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看，中俄战略关系应该体现在欧亚大陆的紧密连接，凸显中国西进战略与俄罗斯亚欧一体化的重合和默契。
“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贯欧亚大陆，由铁路、公路、航空、海运、管道、通信光缆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多层面、现代化经济大通道。这条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东连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穿越亚欧18个国家，总面积约5000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约30亿，区域内能源、矿产、旅游、文化和农业资源丰厚，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中俄贸易投资合作发展空间很大。
具体而言，俄是中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一带一路”将带动中俄在原油、天然气、输油管道、合资炼油厂、交通等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大项目合作，实现两国产业优势互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正在建设中巴铁路以连接印度洋与沿线各国，建设中巴伊铁路直达地中海，建设中俄英高铁大动脉纵贯亚欧大陆。习近平主席并就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政治主张明确指出，中国要与中亚各国做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但不干涉对方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中方“一带一路”旨在各国平等参与、互利互惠，与欧亚国家推动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方向一致，互补性很强。
第三，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不断增进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就“一带”而言，首先是不断迈向更高水平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出席索契冬奥会就是重要标志。同时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处于最好时期。20多年来，与中亚国家都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解决了历史遗留边界问题，并通过上合组织正深化全方位合作。同建交初期相比，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额增长100多倍，交通、能源领域合作成效显著，油气合作成果突出。对中亚国家来说，中国的投资互利互惠、不附带政治条件，正是其发展战略所需要的。
就“一路”而言，中国创下多个“第一”：作为域外国家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与东盟结成战略伙伴、第一个与东盟启动自贸区谈判。双方走过了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十年”，中国与东盟正努力开创新的“钻石十年”，希望通过进一步开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力争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建自贸区亦在积极推动。
三 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构想要付诸实施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地缘政治安全、对外开放合作、转变发展方式、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文明对话等丰富内涵，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统筹规划、坚定推进，努力做到“五个紧密结合”。
（一）将“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稳固周边环境紧密结合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要充分发挥与周边国家来往频繁、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华人众多的优势，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入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努力寻求利益交汇点、文化交融点和历史交流点，扩大共识、缩小分歧，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周边国家，让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使周边国家真正成为同中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的可靠战略依托。
（二）将“一带一路”建设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紧密结合
改革开放成就了今日中国，更是未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最大红利和动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赢得先机、把握主动，正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努力促进沿海、内陆和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改革试验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同时打破各种束缚和框框，在“一带一路”沿途设立各类自由贸易园区、金融改革试验区，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国内国际投资的便捷化、自由化，形成引领区域和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区块优势。
（三）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紧密结合
当代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后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主建立起来的，主要体现西方利益。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种种弊端，激发出国际社会的强烈变革愿望，推动代表性较为平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治理体系北强南弱的力量对比未发生根本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重要全球治理机制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众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涉及区域经济合作、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改革，要抓住机遇，发挥“一带一路”对区域一体化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汇聚更多变革能量，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公共外交紧密结合
各国普遍重视运用软实力，重视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的抓手作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控全球信息流通系统，主导国际话语权，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西方文化。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西方对舆论的影响力更加明显，不时干扰中国内政和外交大局。
建设“一带一路”既体现硬实力也凸显软实力，在积极扩大经济和贸易往来的同时，要推动以文化交流为主要载体的民间交往，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把握对外宣传主动权，用事实说话，讲好中国故事，表明中国的发展对各国都是机遇，有利于周边的稳定与繁荣，中国梦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是相通相连的。
（五）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华商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据估算，东南亚华人华侨超过3000万。东盟华商经济实力雄厚，统计表明，2009年全球华商企业总资产约3.9万亿美元，其中东南亚华商经济总量为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世界华商500强中约1/3在东盟国家。在东南亚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企业中，华人上市公司约占70％。在中亚、南亚等同样有许多华人华侨和重要的华商经济。
海外侨胞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要充分发挥他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巨大潜力和作用，使华商经济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区域一体化有机衔接，相得益彰，实现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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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witnessing the balkanis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raditional multilateralism today,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mushrooming of both bilateral and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recent years.On the one hand, this phenomenon of "going regional" has certainly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by extension, benefitted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en hijacked to serve the geopolitical purposes of some countries to the detriment of others.
Let's look at the positive side first. By the end of July this year, there were 249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registered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of which about 70 per cent were creat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s far as Asia and China are concerned,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was completed in 2010.After that, the "10+3" and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were launched.
Intra-Asia trade increased from US＄800 billion in 2000 to the present US＄3 trillion, and Asian trad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grew from US＄1.5 trillion to US＄4.8 trillion in the same period.
China has signed 12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other six being negotiated right now. It i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to have a network of such agree-ments, starting from Asia and eventually covering the world at large.
Three mega-negotiations on regional arrangements are going on right now. It is said that these "Big Three" , once completed, will redraw the contours of the post-Western world and rebalance the economic order of advanced nations and emerging markets, with China as its leader. It will als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as "an open global arrangement" or "competing blocs" .
The Big Three are: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of 12 countries led by the US, with annual commodity trade at US＄4.3 trillion;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S and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 and 20-odd economies of both advanc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What are the problems with these three negotiations？
On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US and the West has lost interest and trust in the grand multilateralism that defined the post-war era, particularly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Over the last few years,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come the engine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combine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the BRICS countries has surpassed 20 per cent of the world total. From 2008 to 2012, the export volum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been growing much faster than that of advanced nations.
Western economies appeared to have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balance has turned against the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WTO, and there-fore they turned their back on these organisations and began to promote seriously regional pacts like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Moreover, they are starting to remake trade and investment rules, reaching beyond borders to focus on issues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ule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ar-iffs at the border.
Two, all three trade negotiations exclude China.Certainly not! China is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oday and i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mounted to US＄87.8 billion in 2012, the third largest in the world. China is also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o 124 countries, while the US is the same to 76.So China is excluded for reasons of geopolitics, not economics.
Any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that excludes China does not make much e-conomic sense unless it is politically biased. The Big Three negotiations no doubt belong in this category. The initiators want to remake trade and investment rules without China's participation.
They wrongly believe that China has been "a free rider" of the post-war open global trading system and, as such, reaped huge "dividends" . They don.t want to further arrangements that empower their "rival" . Caught between engagement and hedging, they try to rewrite the rules of the game.
Some experts have a name for the American alternative to multilateralism- "mid-multilateralism" , halfway between total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and complete embrace of the regional approach. Those who espouse this approach for-get that integration is exactly the result of the globalisation they espouse so ardently. That China should be part of the system was something they want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asn.t it？
The fragmentation of multilater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s a fact, no matter how regrettable it is. But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interdependence among nations, both advanced and developed, brings benefits for all. Pursuing a path based on a "zero sum" theory is doomed to failure, especially when it involves a country as large as China.Marginalising China will never work and will only result in further fragmenting the multilateralism that has served all of us so well for so long.
China is firmly committed to continue implementing reforms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on its chosen road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guided by the blueprint laid out at the Communist Party's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ongress. As it grows, China will make ever bigger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and to the global system founded on multilat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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