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甲午海战120周年。人类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人民在甲午战争和二次大战中前仆后继，数千万军人和平民为反抗侵略、为反法西斯斗争献出了生命。
百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日本安倍政府不仅对侵略战争毫无忏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公然挑战二战确立的国际秩序，并将中日关系比作当时的英德关系，企图以错误、错位的历史类比来误导国际社会，为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寻找“替罪羊”，放“烟幕弹”。安倍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中日关系跌入冰点，使东亚充满了火药味，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抚今追昔，从痛苦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以坚定的态度努力维护有利于长期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秩序，避免战争恶魔再次抬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老师，更是一面镜子”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国力日盛的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和资源，领土扩张的野心膨胀，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企图通过征服中国将亚洲纳入自己的版图。甲午战争实质是新兴的日本为挑战东亚旧秩序而发动的战争。日本的做法得到当时西方列强的支持，它们除了想趁机获利，也想利用日本牵制俄国。甲午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894年7月25日，日军以偷袭大清帝国运兵舰队为发端，不宣而战，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从丰岛海战到《马关条约》的签订，战争最后以中国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赔偿2.3亿两白银而告终。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日本靠强索巨额赔偿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种下祸根。
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引起外国殖民者新一轮瓜分中国的高潮。
一战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加剧、同盟国与协约国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为获取最大垄断利益，推行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老牌殖民帝国英、俄、法占据绝大部分殖民地，德、日、美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却不多。这种不均衡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国内矛盾尖锐化，导致各国政权不稳，纷纷扩军备战，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转移、缓和国内矛盾。
30多个国家、15亿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覆盖欧、亚、非三洲和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等海域，死亡人数逾5500万，总损失4万亿美元。
日本通过一战在亚洲攫取了巨大利益，刺激日本其后发动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和太平洋战争。
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实行严厉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并被解除武装。但德国元气并未大伤，工业体系保存完整。《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产生极强的抵触，引发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最终导致希特勒纳粹党上台。德、意、日法西斯政权在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挑起二战浩劫，造成7000万人死亡，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61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陷入战争。
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纳入国际体系和制度，建立了在美苏中英法五大国力量均势基础上的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美国独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全球经济、金融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代表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次大战都与德国、日本有关，但两国对历史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德国彻底反省侵略历史，汲取历史教训，获得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原谅，现已成为欧洲强国。而日本却始终不愿直面历史，承认侵略历史和错误，相反美化历史，修改教科书，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受害者”。这与二战后没有彻底清算日本战争罪行，个别国家扶持日本在亚洲作为平衡中国的力量，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安倍政府在军国主义极端危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不仅参拜靖国神社，公然挑衅现有国际秩序，还四处出击，围堵、攻击中国，企图倒打一耙，将东亚局势紧张的责任推给中国。最近安倍在达沃斯和印度的讲话完全就是这个调门。这自然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谴责和唾弃。
“从钓鱼岛说起……”
目前不少舆论将一战爆发前的欧洲与百年后的东亚做比较，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但战争危险确实不能完全排除。当前东亚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十分复杂，主要是日本围绕钓鱼岛挑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引发局势紧张，背后又有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复杂关系。
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竭力回避、掩盖甚至断章取义篡改当年日本外交档案记录的事实，编造日本对所谓“无主地”先占的谎言，仍然在以甲午战争胜利者自居。这是在践踏历史，中国绝不接受。
从历史上看，连冲绳县都不是日本固有领土，钓鱼岛就更不是日本的领土。钓鱼岛问题的直接起因是1894年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硝烟未散，日本明治政府次年元月就秘密决定占有钓鱼岛。
1950年12月4日，中国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反对排除中国参与的《旧金山和约》及美国对琉球的“托管”。1971年日美达成归还冲绳协议，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中国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声称交给日本的只是钓鱼岛行政管辖权，对钓鱼岛主权，美国没有特定立场。
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同年末公布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制订了为期五年的军事整备计划，把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诸岛。日本防务省将官还提出多种应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中国海洋战略的军事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利用中国内乱先行军事占据钓鱼岛。
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本性日益暴露，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缘由。
首先，日本自“广场协议”签署以来，国民经济长期低迷，国家债务一路攀升，陷入“日本式经济陷阱”。2012年日本国家债务高达1000万亿日元，约为当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在全球排名第一。安倍上台后推行“安倍经济学”，说是“三箭齐发”，其实主要是印钞票，实行量化宽松，来刺激日本经济。其结果虽然对日本出口有所帮助，但却进一步筑高债台。有专家说，日本已经进入“国家破产”阶段。经济持续低迷必然伴随政治动荡和社会矛盾积累。安倍近来“拜鬼”等制造紧张局势的一系列逆历史潮流之举动，显然是想转移国内矛盾，转嫁经济危机。
其次，日本在进行一场巨大而危险的军事赌博。日本右翼政客对中国这些年快速发展壮大心里总有一道坎迈不过去，尤其几年前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对日刺激很大。于是乎日本寄希望以美日同盟来牵制中国，为中国的发展使绊子、制造障碍，其做法是在安全上紧紧拉住美国，同时挑唆亚洲邻国与中国的海洋权益等矛盾，企图构筑针对中国的“小圈子”。这场赌博日本下的赌注很大，甚至不惜牺牲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最后是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使然。日本政客长期扭曲历史，不愿面对曾经给亚洲和其他国家带来生灵涂炭、遍地废墟的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更谈不上彻底反省侵略历史，使日本长期陷入“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陷阱”。日本媒体最近居然声称，从一战前局势吸取的教训是，针对中国一定要提高日本独自的震慑力以及日美同盟的战斗力。
可惜日本的如意算盘难以得逞，赌得越大就越可能血本无归。当今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日本安倍政府加紧军备，挑战国际秩序，使东亚火药味浓重，已经遭到亚洲邻国的警觉和反对。连日本的盟友美国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也即表示不满。最近美国高官访问中日韩，传递的也是要维护国际秩序的信息。
安倍炒作中国因素，企图用简单历史类比来推论战争逻辑，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单纯的无知，那就是心里有鬼！
“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和世界都是福音。”
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都主张“和为贵”，这与当年德日的穷兵黩武根本没有可比性。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战略抉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进行的。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迄今已派出一万多名官兵参与了24项维和行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近年来在20国集团中为遏制金融危机蔓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从来料加工到制造业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生产链的关键一环。2014年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将超过外国对华的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超过7000美元，对外贸易首次超过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是国际体系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中国与世界各国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壮大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有人问，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大约有15次，其中11次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那么东亚会不会重蹈当年欧洲的覆辙呢？答案是明确的，也是否定的。
当前东亚和亚洲局势总体可控，除非安倍政府真的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而且近百年来国际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加上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的制约，战争已不再是大国博弈的首选。
这里关键要看中美如何处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国，经济相互依存，又都有相互摧毁的核力量，战争手段肯定不是选项。而且如果有人胆敢铤而走险，拿东亚和平当儿戏，两国就要加强沟通与协调，果断行动，决不容许被别国或某一事件拖入大国的冲突。
中国对外战略要有底线思维。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遭此奇耻大辱，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梁启超对此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东亚发挥影响力，钓鱼岛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利益底线，必须寸土不让。中美在东亚合作符合双方和亚太各国总体利益。中美都是二战的胜利国，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对遏制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负有共同责任。
我们希望铸剑为犁，我们热爱和平，向往和平，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需要强化使命和担当意识。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忧患意识不能丢，居安思危不能少。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得到美方和奥巴马总统的积极响应。双方建立这种双赢、多赢的关系，将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温故而知新，重温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未来。中国对自己和世界的美好未来都充满信心，希望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圆中国梦，共圆世界和平与繁荣之梦！
日本对“扩军备战”需要三思而行
2013年11月6日，日本首支自卫队地舰导弹部队携带88式岸舰导弹抵达宫古岛，与已经部署在那霸的导弹部队形成掎角之势，对宫古海峡实行两面夹击。宫古海峡是公海所在，也是中国海军舰船进出西太平洋的必经之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日本自卫队这样做是实施和完善武力封锁“第一岛链”重要海峡通道的关键举措。加上日本自卫队最近不断进行所谓夺岛军事演习，日本领导人又不断发表好战言论。人们不禁要问，日本政客如此急迫地扩军备战究竟在想什么，想干什么？
其实日本政客有两个心结：一是中国和日本力量消长引发的“不平衡”心态，这道心坎迈不过去；二是日本想当“正常的国家”，要修改和平宪法，以拥有“正常的军队”。日本经济20年停滞不前，安倍政府上台后其经济“三箭”看来也收效甚微。虽然日本申奥成功，但大多数日本人对前途并不乐观。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日本政客们错误估计形势，想“赌一把”大的，把矛头对准了邻国中国，而把宝押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和日美安保条约上，拉虎皮作大旗。前一段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非常危险，与亚太地区国家希望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愿望背道而驰，也未必能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
当然日本押宝的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美国确有部分势力想借中日矛盾牵制中国的发展，给中国制造麻烦。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最近发表报告，建议美军利用亚太地区的各个制扼点部署路基反舰导弹，来对付中国海军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其中就具体提到在日本冲绳岛部署射程为100～200公里的反舰导弹，以覆盖解放军在冲绳岛以南的所有路径。美国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反复承诺，美日不断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也使日本军方的胆子越来越大。
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亚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少人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其中东亚将是21世纪的“明星”。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和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高。这一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中国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已经将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结合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更是如此，从古至今都是联系十分紧密的邻邦。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中国人民是福音，对亚洲也是大大的利好消息。中国需要和平发展，需要安定、和平的发展环境，同样亚太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从历史的大视角观察，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必然的，谁也阻挡不了。国家之间的力量消长也是历史长河的自然。关键是各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和平发展，国家之间和睦相处，还是相互不服气，非要争个你高我低，甚至搞出什么军备竞赛或者军事冲突来。有疑虑，有问题并不要紧，只要有关各方通过心平气和的沟通和协商，增进相互了解，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领导人多年来在许多场合公开宣布，中国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基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选择，是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中国不会走历史上大国走过的老路。就是将来中国国力再强大，中国也不称霸。这几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走的就是这条康庄大道，中国的发展不是排他性的，更不会损害别国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不仅惠及全中国人民，也惠及周边邻国和世界各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以十分简洁、形象的语言概括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理念，得到了世界普遍的认同和欢迎。把中国争取经济、科技、国防现代化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就说成“中国威胁论”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至于日本的“正常国家”问题，那是历史造成的，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所犯罪行的惩戒。日本的和平宪法、美国在日本的驻军、美日安保条约都带有这一烙印。如何实现“正常化”国家的目标，其实路径很清楚，只要对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困难。但是现在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是想推翻二次大战的结论，这条路却是走不得，也走不通的。希望日本以国家自身和亚洲的长远利益为重，三思而后行。
日本核武之谜局
日本有核武器吗？最近媒体曝光美国要求日本归还300公斤武器级钚，据报道，这批钚是冷战时期美国给日本研究用的，可以用来制造40～50枚核弹头。另《解放军报》年初也披露日本目前可能已经制造出若干枚核武器。这使日本拥核问题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日本是否拥有核武器的谜底可能很快揭晓。
美国是日本核能力的始作俑者
日本拥有大量经后处理产生的武器级钚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日本在美国帮助下又有强大的反导系统，日本自身也已具备空间发射能力，所以运载系统也不成问题。其实日本潜在和实在的核能力是谁都心知肚明的事情，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日本什么时候捅破这层“窗户纸”。
这里首先是美国因素。作为国际防止核武器和核材料扩散基石的《核不扩散条约》规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核武器国家，其他国家都不得研发、拥有核武器。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唯一被允许可以进行乏燃料后处理的非核武器国家。为什么呢？这个特权是拜美国里根政府所赐。1988年生效的《日美原子能协定》给了日本合法拥有提取钚和浓缩铀的权利，前提是保证这些核材料不被用于制造核武器。据国际专家估算，截至2014年初，日本储存有44.2吨钚，足够制造逾5000枚核弹头。
日本是个岛国，能源资源匮乏，希望通过发展核能来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美国在二战后需要扶植日本成为其在亚洲的“马前卒”，向日本出口核技术既可解决日本的能源需求，又可以在亚洲埋下一颗“核钉子”，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美国对日本乏燃料后处理钚的提取和储存都采取“眼开眼闭”的做法，基本上是放任自流。其结果是给日本秘密发展核武能力打开了闸门，给亚洲和世界埋下了祸根。
日本核产业链和核技术完备无缺
日本重工业发达，对核技术研发投入巨大，已形成完整的核产业链，或者说核技术能力。日本最大的三家核电企业，三菱重工、日立制作和东芝集团，均能一条龙独立设计核电机组，拥有从核燃料到后处理的全套技术。日本的核反应堆芯技术应用及其研究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美国。过去日本的核废料主要运往欧洲作后处理，提取高纯度的钚和铀，再运回日本储存。其实日本早就自己从事提取活动。从2013年解密的日本外交文件中可以发现，美国在1977年就断定日本从其轻水反应堆提取的钚可用于制造核武器。卡特政府后来为日本提纯工厂设定提取钚的上限，就是出于防止日本秘密发展核武的考虑。美国收紧对日本的钚政策后，日本从欧洲运回高纯度钚的计划难以为继，到2014年1月，日本存在欧洲的钚高达34.9吨。
日本军事专家最近证实，日本制造核武器技术上“不成问题”。日本除了存有大量武器级钚，在研究和制作核武器方面已“羽翼丰满”。例如，日本拥有大型核聚变试验装置，已开发可用于火箭的高强度、耐烧蚀、抗热震的碳复合纤维材料，并已研发每秒6000亿次超高速计算机系统用于核爆炸模拟试验。从投放能力看，日本拥有发射卫星的固体火箭和高性能制导能力，这与发射和运载核武器系统是兼容相通的。这也是日本为何对朝鲜发射卫星如此紧张的最重要原因。
日本发展核武意欲何为？
据日本最近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日本早在1966年就提出研发核武的计划，而且目的性很强，就是要先发展能装载在导弹上的小型、轻型核弹头，以用于实战。该计划被美国察觉而被迫中止，但日本从未停止研发核技术活动。冷战结束后，用于核能发电的铀燃料增多，供过于求，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核电中选择建造使用铀作为核燃料的反应堆，因为铀毒性小、价格低，而且难以处理成武器级材料。但是，日本却执意发展以钚为核燃料的反应堆，即便在2011年经历大地震后依然不改初衷，希望在2014年启动用20年时间、花费210亿美元建造的六所村核燃料再处理设施。
更有甚者，日本不顾对世界和平与全球生态环境的威胁，不顾国内老百姓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批评，执着地年复一年积累远远超出其实际需求钚储备，究竟为何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颁布的《钚材料管理指导原则》明确规定，各国核材料要做到供需平衡。而且该机构总干事一职由日本人担任，日本为了竞选此位置曾动用大量外交资源。它对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规定应该十分清楚。
安倍在新年感言中说，日本到2020年将全面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还说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言之凿凿！从他上台后所作所为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走的是一条煽动战败国民族悲情、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扩军备战与军事冒险的不归路。甲午之年，温故而知新，历史的教训不可忘。日本如果选择在拥核的基础上推进军事强国路线，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威胁。世界各国，尤其美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携手合作，制止这一危险的趋势。
亚洲地缘政治与美国再平衡战略
美国2009年宣布“转向”亚洲，2011年公布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战略部署。这不仅打破了亚太战略均衡，更是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增添了复杂因素，成为中国在制定对外战略尤其是建设自身安全能力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美国学者对亚洲再平衡战略做过这样的解读：“（美国）再平衡战略意味着调动各种资源和伙伴关系来抵消任何可能的挑战”；“今天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无论是维持优势地位还是抵消挑战，奥巴马总统日前访问亚洲四国、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钓鱼岛和南海问题针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表态，都表明美国将坚持推行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不惜为此动用各种资源，包括在西太平洋聚集美国60％的海空军战略力量。
当然，也有不少专家包括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东、欧洲和亚洲是美三大战略投入重点，前两者依然局势错综复杂，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已经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伊斯兰国组织”恐怖势力异军突起，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对峙，美国没法也不愿就此脱身。
但是美国亚洲再平衡的客观结果是，东盟国家陷入“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拉住美国”的怪圈；日本借此国家极度右转，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中国的个别邻国也乘机在海洋权益上肇事生非；美国则走入“经济上与中国发展关系，安全上牵制、遏制中国”的双轨，软硬两手并使。亚洲形势负面因素增多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有密切的关联。
美国作为一个利益遍布全球、希望维系世界霸权的守成大国，需要考虑如何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打交道，调整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安全治理体系，使之适应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的现实。其他国家也有一个逐步适应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全球利益不断拓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在被国际体系接纳、认可的同时，必然会遭到一些成员的猜疑和恐惧。对此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应该考虑如何提高自身全球安全治理能力，突破上述“安全困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紧迫课题。
这就是说国际社会成员大家都需要“安全感”，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彼此适应。只找自己的安全感，而不顾别人是不是安全，甚至以损害他人的安全来换取自己的安全空间，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看，中国已经从各个方面紧密地融入国际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完成了从革命者、批判者到认同者、融入者的“华丽转身”。
2013年，中国约有9000万人次出境，已有2万多家企业遍布近200个国家。当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7.76％，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超50％。中国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维和经费摊款最多的国家。为支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向马里派出成建制的维和部队。为帮助非洲“重建更加公正、平衡、团结和道义的全球治理体系”（前非盟秘书长让·平语），中国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援助非洲整体维和能力。目前经常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超过123个，亚洲和非洲占中国对外援助的80％。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首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迄今已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类似关系。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及其机制建设中扮演着积极和引领的作用，是全球安全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国这样积极、进取的安全维护者角色显然与身陷上述“安全困境”是矛盾的。这样的矛盾虽然说是特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但对中国确实也是不公平的。
中国在全球尤其在周边地区有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安全利益和诉求，中国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他人，也不接受别国强加给中国的要求。要实现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就必须兼顾中国和其他国家合理的安全诉求，减少乃至完全排除造成“安全困境”的种种现实和潜在的问题。这道难题现在已经摆在各国面前，无法回避、无法推迟了。
不妨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认清亚洲地缘政治利益的现实与未来，逐步构建兼顾各方利益的亚洲安全框架。
亚洲地缘政治的近代历史，简而言之是西方列强以战争、殖民、结盟等方式逐步取代以中国为中心、自然生成的“朝贡体系”，最后形成美国控制的地缘政治大格局。
近年来，亚洲地缘政治与全球同步出现多极化趋势，其中突出的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俄罗斯的复兴、日本强硬推行“国家正常化”、美国实力和控制力的相对下降。
就中国而言，现在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包括台湾、钓鱼岛、南海等问题都是西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一手造成的。
目前亚洲没有切实的安全框架，或者说安全秩序是混乱、无序的。除了美国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等双边军事同盟，尚无涵盖亚洲的地区安全平台和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经济论坛；东亚峰会也是论坛，虽然讨论的问题范围较广；东盟地区论坛以讨论安全议题为主，沾了一些安全的边，但依然是论坛，而且级别不够高。目前，迫切需要地区主要国家和东盟等区域组织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探讨建立亚洲安全机制和框架的现实方案与路径。由易及难，由小及大，“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建立信任，搭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亚洲安全框架的最大变数。虽然美国学者曼宁等认为，这个战略是防御性的，主要是应对中国崛起后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并非着眼于遏制中国。但是它本身极具进攻性，就是想把美全球军事资源调集到亚洲，并通过加强美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盟友关系以及与越南等国的军事联系，来“抵消”中国在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力。
美亚洲再平衡战略起码存在四点负面影响：①增大中美的战略猜疑；②削弱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合作的积极性；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安全义务就越多，将不堪重负；④增加中美直接军事对抗的概率。大国之间需要安全感和舒适度，只有对方感到安全，你自己才会安全，而不是相反。美国需要三思而后行。
澳大利亚学者怀特最近撰文指出，美国要学会在亚洲与崛起的中国分享权力，因为美国想长期维持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既不现实，也代价太大。中国的发展是阻挡不住的。但是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的能量依然很大，而且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本能反应就是加大竞争与遏制，防止后者的强大。这种冲动很难遏制。这从美国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心态复杂可见一斑。据说是美国从中看到中国想在全球事务中谋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真是想多了！
二，继续做大经济合作的“蛋糕”，结成亚洲经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虽然说国家间经济高度相互依赖未必一定会导致和平、安全的局面，但是要实现亚洲的长治久安，没有经济高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做基础，那就一定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
这方面亚洲已经走在世界前面。东亚是全球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内部贸易目前已超亚洲外贸总额的50％，中国与东盟新的钻石十年已经起航。中国领导人2013年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建设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加强区域合作的综合性举措。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亚洲的经济合作，也需要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等域外国家的积极支持、深度参与，因为亚洲经济是开放的，是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
三，搁置争议，稳妥处理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走出一条“非冷战、非热战”的和平竞争、和平共处之道。
中国不是美国，没有称霸地区和世界的野心，根本没有搞“门罗主义”亚洲版的想法。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时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没有国强必霸的基因。中国历来爱好和平，十分希望有一个稳定、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以更好地发展自己。中国的发展成果将惠及周边各国。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福音，正如中国衷心希望美国经济迅速复苏一样。仅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就超过2万亿美元。这不是利益共同体那又是啥？
由于历史的原因，亚洲存在一些主权、海洋权益、岛礁权益争端。这是事实，无法回避，也不需要回避。过去几十年大家大多相安无事，现在却矛盾集中爆发。为什么？这难道不需要深入思考吗？
日本现在天天喊要国家正常化。为何不自己好好反省？其实日本的现状是自己造成的。如果日本没有企图通过侵略殖民亚洲国家，并以战争失败而告终，就不会有今天日本所谓“非正常国家状态”。看看美国和欧洲国家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德国首相默克尔的表现令人敬佩。这才是人间正道！
日本想打破现状，推翻二战确立的全球和地区秩序，不仅做不到，反而可能重蹈覆辙。安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新日本人与其父辈、祖父辈毫无二致。这话就很危险，说明安倍及其政府压根儿就没有认识到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浩劫。不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那一定会犯错误。
中国的诉求和立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中国人的基因里就没有。中国的发展及其利益的拓展是互利、和平的，中国希望和平发展，也希望别国和平地发展。新兴大国的崛起是会对现存大国构成挑战，但显然中美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直接冲突，没有理由不和平共处、和平竞争。
只要各国能充分考虑和照顾对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充分尊重历史，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暂时不能找到解决办法，也可以将争议搁置起来，留待以后再议。现在可选择一起商量，共同开发有关资源。说到底，亚洲的和平取决于，地区各国和域外大国对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有恰如其分的认知，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东亚地区安全何去何从
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最活跃、最富动力的地区，但同时也是目前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矛盾集聚、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之地。最近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议论和担心很多，究竟症结在哪里？东亚安全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
从大背景来看，东亚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三个方面：①基于历史缘由的海洋权益争端集中爆发，安全形势趋于紧张；②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进攻性加强，分化东亚国家，被迫“选边站队”；③中美关系下一步走向不明确，是合作还是对抗，中美和邻国都疑虑重重。
首先，东亚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是历史上形成和遗留下来的。之所以现在集中爆发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给东亚安全格局增添了复杂因素。日本等部分邻国对中国快速发展不适应，认为美国的进攻态势有机可乘，顽固坚持错误立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安全形势紧张，不确定因素增多，冲突可能性上升。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与安全关系相悖的错配格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压力明显增大。
中国是东亚大国，美国在东亚有军事盟友和重大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维护东亚的和平环境对中美都很重要，对中国尤其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最直接的周边是东亚地区。
中美在东亚没有直接冲突的理由，但形势的发展表明，不能完全排除中美被“第三方”拖入某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日本借钓鱼岛问题炒作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扩军备战，并极力推动修宪，企图推翻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和集体安全体系。而美国最近就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表态令人担忧。美国短期目标与长期利益是相互矛盾的，现在借日本在安全上“平衡”中国，只会使日本有恃无恐，罔顾历史，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头来打破地区均衡，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中国感觉不安全了，美国也不会安全。安全一定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是中国倡导新安全观的根本原因。只有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安全框架，区域内各国包括中国才会有安全感。
越南、菲律宾与中国的海洋权益争端近来加剧，也是这些国家错误估计形势所致，背后都是美国的影子。
安全局势紧张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发展，要破解东亚安全难题和僵局，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采取积极措施争取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并推动半岛无核化取得进展。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朝核问题拖而不决对东亚安全始终是隐患。如果再次出现核试验或者韩朝双方因为一时一事擦枪走火，局势将急转直下，引发新一轮紧张。
六方会谈成员国，尤其是大国，需要下先手棋，不能让六方会谈半死不活地拖下去。目前大国对朝鲜半岛和核问题关注度降低，六方会谈处于“休眠”状态是表面平静、暗流涌动，任其发展、无所作为不可取。
二，需要改变东亚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短缺的现状，建立冲突和危机处理及管控机制。
东亚目前不存在集体安全体系和合适的安全治理机制。历史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不匹配，需要确保这样的体系不针对第三方，当然更加重要的是建立包容性强、各方都有“舒适度”的安全治理机制，否则东亚安全迟早会出问题。
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机制，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建立新的机制。因为目前存在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等都是论坛和“清谈馆”，并不能起到管控危机和处理冲突的作用。而美国、日本等还想利用目前局势变化拼凑亚洲版“北约”，那真是想歪了，在帮倒忙，既不现实更不会成功。
当务之急应该考虑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危机管控和冲突处理机制，防止因为海上、空中的擦枪走火而引发冲突，尤其是大国间的冲突。
从历史看，二战以来，部分东亚国家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接受美国驻军以换取美安全保护。美国成为东亚安全秩序举足轻重的国家。
六方会谈是个成功的例子，它对东亚安全的贡献在于兼顾了东亚国家、美国和中国的安全利益诉求，缓和了朝鲜半岛的安全矛盾。
而近年来有两件事影响了东亚安全局势的走向。2009年11月奥巴马成功访华拉近了中美关系。这本来是好事。然而部分东亚国家却担心，如果中美走得太近，美国会弱化对东亚的安全承诺，便通过多种渠道推动美国强化在东亚存在。
部分美国东亚盟国，如日本、菲律宾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挑起或恶化与中国的海洋权益争议，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举动与美国在战略上希望加大投入、平衡中国崛起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谋而合。目前安全局势恶化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联。
建立新的安全治理机制之关键，是美国的战略取向和下一步的对华政策走向。美国必须放弃选边站队的做法，不再纵容个别盟友挑衅中国底线的政策。试想如果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安全矛盾失控，美国将进退两难。这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是中美联合遏制“台独”势力。目前台海局势稳定得益于中美前些年就此达成的基本共识。
尽管面临困难与挑战，但东亚安全治理机制的建设符合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内在逻辑和该地区各国的利益，将为中国与东盟新“钻石十年关系”奠定坚实的政治和安全基础。
三，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下一步怎么办？这个问题美国回避不了。因为它将决定东亚安全的走向。
美国过去在亚洲的做法是相对中立和被动的“两面下注”（Hedging）。虽然中国并不赞成美国的两面做法，但这还比较好理解，毕竟它是被动的举措。可能是美国心里对中国的未来不放心，想投棋布子，预作防范。
可是美国现在采取的再平衡战略（Rebalancing or Counter-balancing），问题就大了。这是进攻性的战略，美国想主动采取行动来“平衡”中国的发展。这种进攻性战略引发各种安全矛盾，危险性大大增加。中国做出强烈反应在情理之中。
美国现在高官们的言论很激烈，与过去新保守主义是一个调子。对中国的遏制从“放空炮”变成真的行动了！中国怎么办？我想答案很清楚，换成美国也会这么做，只能靠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来应对外部安全压力。
看来，美国需要讲清楚再平衡战略的目的和具体内容，尤其是要与中国磋商，绝对不能踩中国的底线，或者说要保持适当“相对舒适的距离”。
国际关系中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是第一条原则。否则双方就没法打交道，会处处设防，会渐行渐远，加深战略疑虑，增加战略误判的概率。
四，东亚安全困境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中美逐步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希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就是想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走出一条新的和平相处之道，那就是和平竞争、和平共处，在公正、公平、合理的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框架内，携手解决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共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在亚丁湾一起打击海盗，在反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
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不能走对抗、你死我活的零和道路。全球化的发展和中美利益交融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建设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唯一一条正确、可行的道路。这不是谁害怕谁、不害怕谁的问题。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地区和平与繁荣、从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个大局来考虑，中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负责任的大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么做。
中国的战略很透明，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别国也这么做。
2013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倡导新安全观，其政治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其经济保障是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其实现途径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
新安全观强调，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强调防务的自卫性、自主性和本土性，反对以任何借口和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它追求的是一种双赢结果，即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安全利益，不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与稳定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共同安全观。
美国重返欧洲与“亚洲再平衡”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美国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世人普遍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大国的博弈将在亚洲展开。对中国发展忐忑不安的美国开始投棋布子，从大规模增强在亚太军力部署，到积极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谈判（TPP），再到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罔顾历史事实站在日本一边，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明显。
目前，美国面临困难抉择。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成为“阿拉伯之冬”，政治动荡，权力真空，经济持续下滑，恐怖主义有增无减，阿以冲突未见和平曙光。美国介入益深，克里国务卿三天两头跑中东，充当阿以冲突调解人，并期望影响该地区“国家重建”的进程，却鲜有进展。
更为瞩目的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并持续发酵。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美欧制裁俄罗斯导致美俄对峙、俄欧对峙。目前危机还在深入，乌克兰东部动荡不已，甚至波罗的海国家也可能卷入。新冷战的阴影笼罩欧洲大地。美国主导的北约是这场危机的主角，加之美欧正在同步推进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美国重新大幅度介入欧洲地缘政治已成定局。
而欧洲对美国的态度则是“爱恨交加”。金融危机以来，欧洲遭受债务危机的蹂躏，欧元备受打击，美国基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欧洲眼里，西方联盟差不多名存实亡了。于是，欧洲提出倡议，欧美就《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进行谈判，希望从经济上加强与美国的联系，得到美国的支持。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的发生，TTIP的战略重要性逐渐显现，与作为欧美同盟的军事支柱北约相提并论，可望成为欧美同盟的经济支柱。欧洲现在根据形势变化，要求在谈判中增加能源的内容，推动美国开放对欧洲的油气输出，以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削弱俄罗斯对欧洲的战略筹码。
那么在新形势下美国将何去何从？美国会如同专家所言，停止“转向”亚洲而“转向”欧洲，或者重新回归欧洲和中东吗？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问题将是美国战略“西移”的导火索，美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由此发生逆转。但这与前几年国际舆论对美国战略“东移”纷纷扬扬的渲染一样，都有明显的误区。美国的对外战略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护美全球霸权地位，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地位，并不存在今天“东移”，明天又“西移”的问题。无非是哪里对美国霸权挑战增大，美国的战略重点就会随之转移。
当然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确有变化，主要表现在奥巴马政府“外交关注赤字”和美国国内政治掣肘这两个方面。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拖泥带水，到国会拒绝给予奥巴马政府“贸易谈判快轨授权”，再到奥巴马政府2009年就同意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方案至今国会不予认可，都严重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和信誉，以至于“美国衰落”和“西方衰败”的言论此起彼伏。不少欧洲官员甚至怀念小布什热情的个人风格和当时美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攻势。美国国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拖后腿的做法已遭到二十国集团成员的普遍批评。近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至于美国国内政治掣肘影响外交政策问题，不少专家学者归咎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最近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美国利益》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都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①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扭曲了民主进程；②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严重，美国政治的制衡制度变成否决制；③司法和立法部门影响过大，导致行政部门权力受损，效率低下。这样的观点已经不是零零星星的评论，许多政治学家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堕落”忧心忡忡，认为如不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将成为美国衰败的前奏。
再看美国的战略重点问题。美国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中东和亚洲。这些都是美国不想也不能放弃的战略重点地区。从目前形势发展观察，美国将会适当加大对欧洲和中东的投入。首先力争在TIPP谈判上取得突破。因为TIPP与TPP一样谈的是国际经济新的“游戏规则”，西方国家在重新制定规则方面立场高度一致。专家估计两场谈判将涉及80％的全球经济规则和管理制度。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因能源革命取得成功，战略回旋余地增大，但中东依然是美全球反恐和能源战略的重点。目前阿以冲突和平解决鲜有进展，阿拉伯世界依然动荡、混乱，“伊斯兰国组织”恐怖势力蔓延，美国“塑造”中东民主化的目标并未彻底放弃，美国介入中东只会深入，不会抽身。
就欧洲而言，虽然乌克兰危机将美国推向前台，美俄对峙与对抗升级，但欧洲毕竟在美国掌控之下。而且，目前东欧国家绝大多数已经加入北约，俄罗斯战略空间被大大压缩。事实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绝地反击”正好说明，乌克兰已是俄罗斯最后的战略屏障，俄已无路可退。美国其实并不想把俄罗斯逼上绝路，这样做只会引发俄更大的反弹。美俄不会重新步入冷战，双方出牌都心知肚明，留有后手。
今后十年，美国还会更多注意亚洲，关注中国的发展。这里不仅涉及地缘经济因素，更关系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存续。在美国精英们看来，21世纪头十年美国陷入全球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是美国犯的“战略失误”，而现在可能是遏制中国发展的“好时机”，稍纵即逝。一是中国国内问题成堆，处理不好经济将陷于停顿；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摩擦、争端增多，美国可以从中渔利。不难想象，今后几年美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的力度将加大，中美摩擦会增多。
分析形势是为了科学判断形势。中美的分歧和战略取向不同是客观存在，也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思想，是双方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优选合作框架。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政府已经表示赞同。现在的关键是，美方要言行一致，做个负责任的大国，与中方携手，共同努力创造对两国和亚洲都有利的和平环境。
乌克兰危机的启示
目前，乌克兰乌云笼罩，克里米亚公投箭在弦上，美俄对峙虎视眈眈，位居战略要冲的乌克兰前途“命悬一线”。围绕这一危机美、俄、欧盟激烈博弈，其结果不仅将决定乌克兰的存亡，也将为21世纪的战略格局演变增添又一复杂因素。乌克兰危机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美俄关系可能进入“凉战”
乌克兰危机早在2004年西方国家在乌煽动“橙色革命”就已埋下种子。回顾近年历史可以清楚看到美俄博弈的脉络。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普京总统主动向美国提供俄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并放弃了在古巴的无线电侦听站和在越南的基地，满心希望美国能“将恩报恩”，停止北约东扩和在欧洲部署弹道导弹反导系统。但是，美国和欧盟北约东扩和部署反导系统的战略部署的脚步丝毫未停，步步紧逼，攻城略地，进入中东欧一个又一个国家。普京和俄罗斯对美的幻想破灭，知道俄罗斯再怎么做，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也不会改变。
乌克兰尤其是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地克里米亚是俄的战略“红线”，事关俄黑海舰队去留和国家安全，俄没有退路。美俄前一阶段就乌克兰加入欧盟展开明争暗斗，美国和欧盟未能得手，俄以150亿美元拉住乌克兰。《金融时报》评论说，普京是想趁奥巴马和西方目前经济不景气和政治软弱赌一把。那是低估普京的智商了。至于美俄是否就此将进入新的冷战或“凉战”，目前还没有答案，我们也不必那么“惯性思维”。世界早已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各国相互依存程度很高。美俄间至多不过是新一轮战略博弈而已，不可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两国的博弈很可能在中东、能源、经济等领域展开。
催化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
俄罗斯是资源能源大国，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同时对国际能源供应和价格也有较大影响。最近俄罗斯要出兵克里米亚的消息一出，国际油价就上涨，普京表态一缓和，油价应声下跌。就欧盟国家而言，20％以上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德国和东欧国家依存度更高。乌克兰也不例外。虽然一些西方分析人士称，现在天气回暖，欧盟国家近期使用天然气会减少，而且美国还会加大其页岩气对欧盟的输出。这些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在短期内都难以改变欧盟国家与俄罗斯在能源供求上相互依存的关系。俄罗斯66％的天然气出口至欧洲，并经由乌克兰境内管道输送。一旦俄罗斯断供，乌克兰天然气库存仅能维持4个月，欧洲能源市场也将遭受重创。
围绕能源的争斗归根结底是大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博弈。可以预计，这几年能源问题将大大升温，北美地区的油气供应在“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明显增长，在全球中的供应地位上升。2009年美国天然气产量（5840亿立方米）超越俄罗斯，跃居世界首位；2012年达到6814亿立方米；2013年突破7000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21％。2013年，美国石油产量突破1000万桶/日，占世界的15％左右，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到2020年北美国家石油产量全球占比将超过25％。美国将建造更多的液化气设施和运输船，加大油气输欧的力度。美欧的目标是希望欧洲在能源需求上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的深度依赖，但是欧盟国家毕竟不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欧洲面临两难境地。俄罗斯是欧洲邻国，欧洲需要俄罗斯，俄罗斯也需要欧洲，两者难以切割包括能源供应和安全在内的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就中东而言，美国页岩气产量快速上升，能源独立战略目标有望实现，将给美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但是，美国不会也不可能放弃中东。中东在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版图上将长期是战略“要塞”，一是因为中东石油供应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决定国际油价的涨落。二是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而且主要来自中东。从中美博弈的角度看，基辛格“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名言也没有过时。三是中东的战略地理位置重要，又是国际恐怖主义泛滥之地，美国需要考虑反恐大局及其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战略回旋空间大了更多意味着其主导中东事务的选项多了，要脱身中东并非美国的本意，也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保护的责任”前景微妙
西方大国近年来利用国际体系发生历史性变革、国际秩序碎片化带来的机遇和混乱，全力运筹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明里暗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等场合积极推行“保护的责任”，干预他国内政，搞“颜色革命”。波黑、利比亚、叙利亚等处处可见西方行使“保护责任”的足迹。当前国际关系中究竟是维护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基石《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还是由新干涉主义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占主导？是维护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首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还是“保护的责任”等原则至上？这已成为近十几年来大国围绕全球治理展开博弈的重要一环。
“保护的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在21世纪头几年才开始形成势头，主要出于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20世纪末在非洲和东欧出现的“种族清洗”、“反人类罪”等问题的反思。经过若干年酝酿和西方国家在非洲、波黑等地的多次实践，2005年联合国大会以决议形式正式提出这一国际关系理论，但决议同时对“保护的责任”作了框架性约束。西方国家中法国、英国等欧盟国家对此态度十分积极。美国对“保护的责任”问题则采取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的做法，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美主要担心如完全认同这一思想，美自主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可能会受到某种约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玛萨-鲍威尔在国会提名听证会上强调，“保护的责任”不如美国的实践和政策重要。发展中国家虽然担心此原则确立后，有可能被西方国家滥用而损害其主权，但大都没有正面反对。巴西做得比较巧妙，它就“保护的责任”在联合国提出“保护中的责任”，即要求对保护方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乌克兰动乱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接过“保护的责任”，声明俄需要保护在克里米亚的俄公民利益，以此作为俄军事干预的理由。看来，今后“保护的责任”问题将成为政治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和实现与世界各国相通的“中国梦”，主张在处理国家关系时要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等原则。这是对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的重要贡献。中国关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是由中华文化核心理念发展而来的，得到不少国家的认同。
就“保护的责任”问题而言，中国有自己的看法，担心被西方国家滥用，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谨慎处理。这一点应该坚持。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结合外交战略和新的国际局势做些新的思考。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思考
近来，乌克兰危机还在发酵。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等两州举行公投，宣布独立，并希望并入俄罗斯。美国和欧美宣布对俄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但尚未触及金融领域。西方舆论对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下一步行动猜测颇多，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俄大国雄心犹存，希望收复失去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惜与美国对抗。
更有甚者，有美国学者借机炒作，说什么中国想取代美国在亚洲称霸；俄罗斯、中国、伊朗组成“我们的邪恶轴心”，想趁美国战略内顾、实力下降之际，推翻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世界已重回“地缘政治时代”，弱肉强食，谁有实力谁说了算。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得出的结论肯定有“色偏”。
首先看乌克兰危机。这场危机完全是西方挑起的，是美欧与俄罗斯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过去20年中，北约和欧盟东扩步步紧逼，直抵俄罗斯家门口。1999年，捷克、匈牙利、波兰加入北约。2004年，又有七个原苏联集团成员跟进。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也加入了北约。与此同时，有六个原苏联共和国与北约签订“和平伙伴计划”，朝成员国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如果不是如此咄咄逼人，俄罗斯也不会绝地反击，在乌克兰危机中持强硬立场，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疆土。
且不说俄罗斯此举在国际法上是否立论牢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谁到了这一步都不会坐视不理。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动荡中总体表现克制。前不久，经过俄罗斯总统特使卢金的斡旋，被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扣押的七名欧安组织观察员获释。乌克兰两州独立并希望加入俄罗斯，俄未表示接受。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俄在乌克兰东南部动荡中不会派俄军卷入冲突。这几个例子说明俄并非一味想与西方对抗，实在是被逼无奈。对乌克兰下一步走向，尤其是总统选举，俄罗斯持开放态度，留有余地。
从俄罗斯、美国与欧盟、乌克兰政府等各方言行看，乌克兰危机逐步缓和并取得某种妥协还是有可能的。乌克兰下一步总统选举是关键节点。目前在竞选民意调查中呼声最高的是一位无党派议员和企业家，在俄也有许多投资和工厂。同时，俄罗斯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3％，俄罗斯经济如因局势恶化美欧制裁延伸到金融领域，将受到严重打击。对此，俄罗斯也需要考虑。美欧虽然压缩俄战略空间的意图未有改变，但也不想重返“冷战”时代，而且美欧在如何对待俄罗斯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德国明显持保留态度。当然，乌克兰局势动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化解危机需要各方合作，也需要时间。究竟结果如何现在尚难断定。
至于炒作中、俄、伊朗想在欧亚大陆做大，把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的说法，那纯粹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是西方新保守主义想要树立新的“假想敌”，为其围堵、遏制中、俄制造借口。
中国改革开放30几年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中国是全球数以百计的国际组织的成员，与很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正在与美国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这种战略合作或伙伴关系并非军事同盟，而是指两国关系的长远性和战略重要性。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国际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超过一万名官兵。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倡导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想推翻现有全球治理机制，重起炉灶，而是希望全球治理机制能在继承和改革的基础上，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地反映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现实。从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和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的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所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
谁都记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关键时刻，是中国首当其冲，于当年11月初推出大规模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为11月下旬二十国集团首届峰会期间及会后其他主要经济体采取类似行动树立了榜样。到2009年4月初，又是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以国际社会利益为重，带头认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券，扩大了货币基金组织救助资金的盘子。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危机中，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秉承国际法原则和中国的一贯立场，公正、公平地处理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派军舰为运送叙利亚化学武器护航，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炒作中国想当“亚洲的霸主”同样荒谬，与事实不符。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睦邻、富邻政策，与周边国家一起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惠及邻国，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中国与东盟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4000多亿美元，是10年前的5倍，相互投资逾1000亿美元，是10年前的3倍。正在打造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目标是，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1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描绘了“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美好蓝图，赋予古代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给区域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中国对区域治理机制的重要贡献，就是希望从区域治理高度来顶层设计和规划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平等互利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中国与一些邻国有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这是现实，无法回避也不必回避。中国依照国际法原则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无可厚非。中国倡导通过双边和平谈判政治解决争端，暂时解决不了，就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关资源。中国同时倡导在实现全面解决之前，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恶化。中国这一立场从来就没有改变。现在东亚地区和南海究竟是谁在挑衅？谁在制造混乱，挑拨是非？各国其实看得很清楚。
美国重返亚洲，在亚洲搞“再平衡”，怂恿一些亚洲国家铤而走险，目标很明显，已经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带来巨大冲击。这是很危险、很冒险的选择。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做深刻的反省。如果再拿出一套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来为自己的“冷战”战略辩护，那就可能一错再错，在危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相信这不是美国的主流思想。最近已经看到美国的学者出来批评这种荒诞的说法。
我以前说过，美国重返亚洲是个伪命题。美国历来是亚洲的重要力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力量占据美军一半以上。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最近在东亚海洋权益争端中力挺日本和菲律宾再次表明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地卷入亚洲矛盾。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从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从长远看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虽然没有明说，但“再平衡”的对象是中国，大家心知肚明。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有政治、安全、经济抓手。
1.政治和安全领域，美国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并插手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选边站队拉偏架，致使中国周边烽火四起、矛盾激化。同时美国和西方希望“颜色革命”也能在中国发芽开花。这种做法与冷战时期别无二致，就是给中国制造麻烦，想搅乱和拖住中国发展的步伐。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乐此不疲，唯恐天下不乱。
但是中国发展势头难以阻挡，“颜色革命”更是声名狼藉，不可能得逞。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北亚的安全框架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况且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地缘政治冷战时期制造“敌人”的做法已经过时，只会适得其反，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
2.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中美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随着中国国内消费社会的形成和扩大，中国经济对美国的重要性将持续增加。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的谈判，试图排挤中国如此庞大规模的开放经济体，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这一是不可能，二是只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3.尽管美国抱住“再平衡”战略不放，中国并没有随美国的“平衡曲”起舞。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从两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出发，提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两国走出一条新时代守成大国与后起大国和平竞争的相处之道。
乌克兰危机迟早会得到解决，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今后中国将“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样，“一个巴掌拍不响”，希望别的国家也同样能走和平发展之路。各国共同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和体系，以造福各国人民。
颜色革命与中国的道路自信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人们对“颜色革命”的关注再次上升。所谓颜色革命，狭义讲是指，在原苏联范围内旨在推翻苏联解体后建立的由原苏联权力人物领导的政权，建立摆脱传统俄罗斯影响、基于西方价值观、更加亲西方政权的“革命”。从更大范围看，可以说是美欧国家支持旨在推翻本国传统政权，以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建立亲欧美政权的“政权更迭”，如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即所谓“阿拉伯之春”等。
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美式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此一统天下无敌手。自那以后，出于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美国和西方国家推动“颜色革命”十分起劲，希望将整个世界都改造成美国治下的世界。
哪个国家如果不顺眼或者“改造”不顺利，美国和西方就会直接或间接在某个国家发动“革命”。很多情况下会利用西方或本国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培植亲美亲西方反对派势力，利用“民主”、民生等问题煽动百姓的不满情绪，鼓动街头政治，并利用美国强大的舆论主导权宣传该国政府压制“民主自由”、“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等。他们一方面在政治、财政上支持反对派，将反对活动引向“政权更替”。同时动员世界舆论抹黑该国政府，尽量把水搅浑，对当局用国家机器维护秩序则贴上“镇压”的标签，或渲染当局的暴力行为。面对美国和西方铺天盖地的价值观导向和舆论话语权，“被颜色革命”的国家往往毫无回手之力，被一步一步逼到悬崖的边缘。如有必要，美国还会动员西方国家采取制裁、禁运等措施，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直至完成政权更迭。这差不多已变成“颜色革命”的标准模式。
那么迄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颜色革命”呢？真正可以得此“桂冠”的是2003年至2005年独联体地区的三起重大政治事变。
一，2003年11月，萨卡什维利持“玫瑰花”逼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并取而代之，拉开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之序幕。
二，2004年秋，乌克兰总统选举过程中政治斗争激烈，尤先科以橙色为旗帜攻击对手而获胜，被称为“橙色革命”。
三，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发生政治震荡和骚乱，阿卡耶夫总统因此流亡国外，巴基耶夫总统上台，于是就有了“郁金香革命”。
其实这些都不是积极意义的革命，而是三次国内争权夺利、外部大国博弈的政治事变。“颜色革命”并未给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带来国家经济的改观和政治稳定，只是使三国陷入无休无止的政治混乱和经济下滑。苏联解体给原苏联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冲击。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长期动荡，国家政治体系不协调，社会政治矛盾激烈，加上西方的干预和介入，导致“颜色革命”频频发生。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就是各种因素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产物。
进入21世纪后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被“颜色革命”推动者充分利用，“茶杯里的风暴”也能掀起狂风巨浪。举几个例子便可一目了然。
一，2001年1月17日。菲律宾有人用手机短信号召民众上街抗议，一条短短16个字符“Go 2 EDSA. Wear blk”的短信被疯狂转发，吸引、动员了100多万民众聚集。集会一直持续到1月20日埃斯特拉达总统离职，人们把这位总统下台归因于“短信一代”的牺牲品。
二，2009年4月，摩尔多瓦发生未遂“颜色革命”，参与者大量使用新兴媒体推特，被西方媒体称为“推特革命”。
三，2009年6月伊朗大选后，落选一方利用手机短信、脸谱、推特，传播不满情绪并煽动反对大选结果，导致了长达两周的“伊朗推特革命”。
四，最为世人瞩目的是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西亚北非国家先后爆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和骚乱，引发战争和内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权先后被推翻，其他许多国家现在仍处于剧烈的政治、社会动荡之中。参与者绝大多数为社交媒体用户，他们用互联网新技术相互号召、联络，加强群体价值认同，统一运动步骤，聚合政治目标，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如今，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给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
总的来看，如果说“颜色革命”的初衷是其表面所说的，要建立民主、有效的政治制度，反对专制和腐败，并推动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那么“颜色革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所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都变得政治更加混乱，民主更加无序，国家治理更加破碎，腐败更加严重，经济更加糟糕。几乎无一例外。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撰写专题报告，质疑“民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讲的是西方民主为何问题成堆，失去了活力和吸引力，也谈到通过“颜色革命”而获得所谓民主的国家问题重重。作者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列为主要原因。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不是民主出了问题，而是贴有西方标签的“民主”和“颜色革命”出了问题。因为它本来就动机不纯！当然，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地位不会放弃“颜色革命”和其他维护与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民主”手段。
如果美国和西方推动“颜色革命”是另有目的，那么他们通过政权更迭，的确收获了地缘政治、战略安全和地缘经济的“胜利果实”，如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亲西方政权、在西亚北非推翻了西方不喜欢的利比亚政权等。
冷战结束后，美欧在战略上继续挤压俄罗斯，北约和欧盟东扩就是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具体体现。经过反复博弈，绝大多数原有东欧国家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波罗的海三国突破俄罗斯设定的“红线”，随后也加入北约和欧盟。美欧还对前南斯拉夫进行深度干预，造成米洛舍维奇政权倒台。这就是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的大背景。
“颜色革命”在多年的实践中对“被革命”国家的破坏性得以充分暴露，也已遭遇反弹和挫折。但乌克兰危机中美欧的攻势遭到俄罗斯强力反制，而美欧却没有“接招”的能力尚属首次。这次危机至少说明一点，即冷战后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攻城略地”的利器效用大打折扣。
普京深知美在独联体搞“颜色革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清君侧”之后最终是想在俄罗斯实现“颜色革命”。从2011年、2012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和总统选举情况看，美国确实下大力气支持普京的反对派。所以普京再次担任总统后就决定停止美国际开发署在俄的活动，并加强对俄境内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控。接着普京倡议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推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拓展俄战略空间。美俄在独联体的争夺不会停息，只会因乌克兰危机而展开更激烈的博弈。
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创造了发展中大国走自己道路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模式”，理论被总结为“北京共识”，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的失败形成强烈反差。世界为之惊叹，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仅举一例。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消除贫困。据联合国统计，全球80％左右的贫困是中国近30年消除的，巴西、印度、南非、埃及等发展中大国加起来消除贫困的成绩也没有中国大。
中国的成功说到底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成功。只要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一点不难看到。我们自己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要有充分的自信。
其实，凭着中国的体量、实力和制度优势，西方不敢直接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渗透和间接影响却无处不在。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注册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就有3100个，还有许多以各种名义没有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下教会”组织。不少以关心基层弱势群体和扶贫为由，已经把触角深入中国的基层和乡村。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中国还是新媒体发展最快的国家。截至2014年初，中国有移动电话用户12.2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8.45亿。这些数字逐日、逐月在更新，增长速度惊人。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真正进入了“移动网民时代”。而且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境外媒体聚焦中国。每年有5000～6000名境外记者来华采访，但他们大多对中国了解不多。
在一个各国相互开放程度益增、西方国家抓住意识形态不放、新媒体已经打破传统疆界的世界里，如何利用、管理好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使之成为社会的正能量，防止“颜色革命”的渗透和发生是不少国家面临的新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方面，俄罗斯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阿拉伯之春”的悲剧
“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再次动荡历时三年多，如今已是萧瑟一片，成为“阿拉伯之冬”。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无一不被内乱和战争所摧残、蹂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阿拉伯国家的悲剧令世人心痛，也发人深省。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调整中东政策，深刻影响地区局势走向；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崛起严重挑战地区国家存亡；长期动荡使地区大国矛盾加剧，影响这些国家政局和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等热点问题的解决。中东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原因多重，中东局势稳定尚需时日。
一 沉重的历史包袱
追根溯源，现有人口3.5亿的阿拉伯世界之所以成为热点问题集中的“火药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长期殖民统治以及美国西方等外来势力不断插手造成恶果：伊斯兰各派势力内部争斗绵延、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化”矛盾加深、中东经济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过度依赖、长期强人和家族统治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阿拉伯之春”已经烟消云散，阿拉伯国家再次陷入混乱、内乱、战乱的可悲状态。历史上最为接近的例子是阿尔及利亚。20世纪80年代末，阿尔及利亚出现许多自由运动，政治混乱，90年代就演变成血腥的内战，血流成河，死亡人数高达20万，其结果是伊斯兰势力败北，寡头势力长期执政。目前许多阿拉伯国家面临当年阿尔及利亚同样的处境：政府腐败无能，反对势力一样腐败，还与恐怖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已故叙利亚作家瓦努斯对此现象有句名言叫“百劫无望”！
不少阿拉伯国家在殖民主义结束后并未完成现代国家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构，教派和部落组织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形态。美国学者亨廷顿说过，“在中东，国家一向软弱无力，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还要弱”。因此，长期以来强人政权和家族统治成为维系这些国家部落和教派的重要纽带。
如今，“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卷走了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强人统治，伊斯兰各派势力和部落组织间的矛盾再次被激活，相互杀戮和争斗卷土重来，西方国家、海湾国家、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在逊尼派和什叶派较量中支持一派打一派，局势十分混乱。
二 建立国家秩序困难重重
重建需要稳定，稳定需要权威。因国家机器的缺失，这些国家要确立为多数民众接受的权威短期内很难实现。在埃及，除派系斗争外，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间矛盾激化，军队重新接管政权，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原有国家体系已被彻底颠覆。利比亚近150个部落各有诉求，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毫无权威，凸显严峻政治和社会问题，国家事实上已经分裂。也门萨利赫总统“全身而退”并没有化解国内政治危机，各派围绕权力分配激烈博弈，恐怖势力乘虚而入。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架构重建困难重重，将进入持续动荡的困难时期。
沙特、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异常活跃，各有所图。它们凭借石油“红利”，花钱买平安，稳定国内局势，同时介入他国危机，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如卡塔尔利用半岛电视台制造舆论，支持动荡国家反对派，包括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扶植叙利亚反对派，要求巴沙尔下台等。表明这些国家希望“抱团取暖”，不仅在中东地区坐大，还希望将势力范围扩充至地中海东岸和北非，成为阿拉伯世界中心。
同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调整政策，争取主动，扩大影响。土耳其表现最突出。土耳其正义发展党2002年上台后，从“重欧轻亚”转为“欧亚并重”，利用联结欧亚大陆战略位置和西亚北非剧变，加强中东外交，填补地缘政治真空。虽然土耳其国内遇到困难，但其试图影响该地区格局的努力从未停止。
宗教派别之争加剧，极端宗教势力坐大。这次动荡中，一直被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趁势而起，经历了从观望、跟进、积极参与到被再次打压的复杂、多变过程。从议会选举看，伊斯兰势力崛起明显。埃及议会选举结果显示，穆斯林兄弟会“自由和正义党”赢得36.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后被军队宣布为非法恐怖组织而遭镇压。2011年10月，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在选举中获41％选票，出面组阁。2011年12月，摩洛哥伊斯兰“正义发展党”在新议会395席中获107席，成为第一大党。伊斯兰武装力量在推翻卡扎菲战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伊拉克在美军撤离后目前四分五裂，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地方势力三分而治。巴格达蒂领导的逊尼派反政府武装近来迅速坐大，已攻克伊拉克第三大城市摩苏尔，并向巴格达挺进。该武装组织宣布成立“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涵盖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领土。巴格达迪还自称是真主的传人，是15亿穆斯林的精神领袖。
中东地区的主要热点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之春中被边缘化，如今却再燃战火，加沙地带以军与哈马斯武装冲突加剧，170万加沙居民陷于水深火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然而，中东目前问题成堆，战火四起，阿拉伯国家因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密切关联而集体失声，停火遥遥无期，冲突有失控和蔓延的危险。
三 伊斯兰文明复兴前途何在？
近年伊斯兰思潮再次崛起是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用武力和西方价值观民主化改造中东的必然反应，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它并不代表阿拉伯世界再次被伊斯兰化，也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现。
（一）伊斯兰思潮并未成形，仍在演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失败，“9·11”后西方全盘抹黑伊斯兰教，使伊斯兰学者组织深刻反思，主张重新诠释教义，以适应社会发展。伊斯兰“中间主义”就是反思的结果。
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极端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公正和谐；以对话方式循序渐进推进社会变革；反对暴力和外部施压；倡导教法创新。伊斯兰出现了温和化、政党化和民族化倾向。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对抵御伊斯兰威胁论和伊斯兰内部极端主义有积极意义。
（二）世俗体制并未彻底崩溃。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世俗体制存在已久，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世俗民族主义政党实力较强，牵制了伊斯兰政党发展。伊斯兰政党单独或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都不可能摒弃世俗体制，走伊朗式政教合一的道路。
同时地区动荡为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等激进组织，利用动荡混乱壮大队伍，破坏能量不小。
这次动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双重冲击下，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阿拉伯国家的任何变革都将寻求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实现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平衡，但这一过程曲折漫长。
（三）这场动荡是内生的政治社会运动，特征是“无领袖、无组织、无纲领”的无序反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传统伊斯兰势力、亲西方势力及民族主义势力博弈激烈。
埃及有50多个政党，突尼斯则多达114个，多数国家以暴力或引入外部势力实现政权变更。战争进一步破坏了本来就十分糟糕的国民经济。2011年，埃及经济支柱旅游业收入比上年下降2/3至90亿美元，通货膨胀严重。且不考虑远期经济发展，阿拉伯国家近期损失就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
四 美国干涉主义造成中东持续动荡
奥巴马新干涉主义的中东政策以“价值观外交”为核心，为美战略重心向亚洲东移扫清障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确保中东主导权和战略平衡，保证以色列存在，维持该地区亲美政权的统治。中东局势大起大落，打乱了美战略部署。美国不得不调整中东战略，在适度收缩基础上“重返”中东。
（一）继续推行价值观外交。奥巴马继承小布什衣钵，从伊拉克撤军同时利用“阿拉伯之春”积极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民主，并将埃及和突尼斯作为民主过渡样板。虽然埃及后来因军队接管政府，美国表面上予以批评，但是对穆斯林兄弟会被镇压还是心里窃喜。美为此曾推动八国峰会“多国银行”承诺提供200亿美元援助，支持埃、突社会经济改革。
（二）支持温和派海湾国家，强化其军事力量，构建伊朗海湾多边安全联盟。沙特、巴林、卡塔尔等是美中东盟友和遏制伊的前沿阵地，美第五舰队司令部设在巴林。这些国家还是全球原油主要供应地，关乎世界经济命脉。“阿拉伯之春”狂风大作，美将稳定海湾盟友作为中东战略的重要环节。2011年12月，美与沙特达成军售协议，向沙特出售300亿美元的F-15战斗机。
（三）以保护的责任为由推行新干涉主义，实行“利比亚模式”政权更迭。西方推行保护的责任由来已久，但奥巴马在中东手法更巧妙：以多边替代单边，强调阿拉伯国家参与；通过安理会为使利行动合法化；美居后台，多采用无人机和特种部队小分队形式打击对手；实施以夷制夷，支持一国反对派。美以巧实力加硬实力，力求低成本、有限度卷入，凸显美新干涉主义总体收缩、精准发力的特点。
（四）修正对伊朗政策，在加强制裁同时与伊朗达成分步走解决伊核问题方案。伊朗是美国中东战略核心之一。伊拉克什叶派上台，形成从伊朗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什叶派弧形带。这不仅威胁以色列安全，更令逊尼派执政的沙特等国寝食不安。美力压叙利亚巴沙尔下台，也是想割断什叶派弧形带。美改变策略，以部分放松对伊石油和金融制裁换取伊朗放弃核武器计划，是其中东政策的重大调整，已初见成效。
（五）巴以重燃战火，使巴以冲突从边缘重返美外交重要议程。奥巴马上台后重申美将推进巴以和平，并提出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划分巴以边界。国务卿克里上任后奔波穿梭中东，希冀在以巴问题上找到外交突破口，改善美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巴以问题本来就僵局难破，最近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中以巴武装冲突加剧，中东乱象纠结更趋严重。
五 中国需要在中东发挥积极正能量
中国在中东有重大战略利益。中东和平进程直接关乎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发展利益。例如最近伊拉克危机推高油价，冲击中国的石油供应。目前伊拉克生产的石油约1/5销往中国，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5％。
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优势是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均保持友好关系，坚持在联合国决议框架下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希望以巴冲突早日走上和平谈判的道路。
中国对中东事务和该地区大国博弈复杂性、长期性有清醒认识。历史是面镜子。中东从来就是帝国的“坟墓”，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苏联和美国都在中东碰得鼻青眼肿。近年来，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变化，加上美国收缩中东战略，使该地区局势如同坐过山车一般急剧变动，地区势力和大国博弈异常激烈复杂。
中国对中东的外交战略与外交倡议要从多方面考虑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从实际出发帮助地区国家寻求和平解决热点问题、推动区域发展的道路和办法，困难多、实现难度大是对各国包括中国全面外交的考验。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包含地缘安全战略、西部对外开放与区域一体化、文明对话等丰富内涵，无疑为中国参与中东事务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中国应审时度势，积极应对中东形势演变给中国带来的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以务实创新精神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新发展。
大国崛起与地缘政治陷阱
最近，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项目”根据购买力平价预测，中国正以超越预期的速度赶超美国。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43％。2011年数据显示，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3.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87％。现在中国以美国经济增长率三倍的速度在发展，其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14年底超过美国。各国和舆论对此反应不一，各种评论沸沸扬扬。
其实这已经不是新话题。关于“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西方媒体和专家学者早就众说纷纭。除此次世行预测2014年和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9年外，英国经济与商务研究中心（CEBR）去年年底称，中国GDP将在2028年达33570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322700亿美元。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则推断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就已超过美国。
于是乎，有人就说中国马上要成为超级大国了，世界已重新回到“地缘政治”的激烈争夺。遏制中国发展的声音再次甚嚣尘上，抹黑中国对外战略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声音增大，甚至把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与一战前相比较。
当然也有不少人质疑世行预测的科学性，指出其并没有真正反映客观实际，中国离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位置还很远。而且不少专家表示，即便中国经济总量将来赶上美国，也不能说明经济实力尤其是综合实力就超过美国。
在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如何看待大国间地缘经济和政治、军事安全诸方面的互动和博弈，对我们了解和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变化很重要。
一 购买力平价的“误区”
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国生活水平比较适当，但以此来计算经济实力和规模就可能“失之千里”，因为购买力平价使用的基准是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国内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比较国家实力最好是以市场汇率这一基本标准为衡量。就拿中国和美国为例。按市场汇率计，2013年中国GDP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
最近美国学者写了本书叫《大国经济平衡》，从经济角度来分析大国间实力的变化，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需要三个要素来综合考虑，即GDP、经济增长率、人均GDP，而且人均GDP权重较大。目前，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2％，美国为20％。中国人均GDP不到7000美元，只有美国的1/5，如按市场汇率计算，仅为1/8，两者差距都很大。
关于中国的增长潜力，正如著名学者林毅夫所言，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有较好回报率，因此中国仍有持续经济增长潜力。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2008年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韩国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还可能有20年的年均8％增长不失为较为客观的判断。
同时许多专家认为，一个大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和地位主要由规模而非人均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除经济总量外，还有军事力量、科技和创新能力、教育水平和投入等，且不说软实力和文化的吸引力。即使两国具有同样的经济总量，各自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不会完全一样。要将国家经济总量转化为方方面面的实际影响力，需要做很多“功课”，经济、政治、军事、货币、科技、文化各方面的实力都要强才行。
以货币为例。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关键的步伐，成为全球第5大交易货币；使用人民币与中国贸易的国家逐年增多，境外人民币数额不断扩大；中国与28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3万亿元。然而，世界经济稍有风吹草动，美元“避险安全港”的作用就凸显出来。观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几个月里全球资金的流向，就可以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金融危机非但没有让在美国的资金外逃，反而有数千亿美元各国资金流入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寻求资金的安全。
不管外界是吹捧还是抹黑，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为祖国的巨大成就感到骄傲。无论怎么统计，中国30年来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创造了人类发展的奇迹。同时我们对中国仍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也有实事求是和清醒的认识。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会忘乎所以，尤其不会被所谓“第一”一叶障目，而放慢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步伐。
二 地缘政治新挑战与陷阱
西方学者关于世界重回“地缘政治”大国争夺之说，显然没有摆脱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地缘政治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的视线，只是目前地缘政治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挑战。伴随经济全球化加速，世界多极化趋势也在提速。这必然会冲击现有的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不少国家包括美国还没有适应或者跟上地缘政治和国际力量的变化。
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时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在国际上摊子铺得太大，而今又觉得奥巴马怕担风险，美国外交政策“迷失了方向”，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太小了。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描述了美国的“左右摇摆”。他说，“我们不能容许因为过去十年美国过分干预国际事务，而导致现在过度的孤立主义”。其实这些说法都低估了美国的作用。美国的精英们从骨子里都信奉美国至上和国际干预主义，美国在全球的投入和布局这些年并没有减少。
先看中东，很多人认为美国在“撤离”中东。事实是里根总统第二任期冷战高峰时，美国在中东驻军只有8800人，而今从伊拉克撤军后依然保持35000人的规模和大批军事基地。美国军方与埃及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向以色列和埃及等国每年提供大量的军援。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逊尼派海湾国家之所以对美国不满，并非因为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裹足不前，而是因为美国竟然与他们的死对头什叶派伊朗谈判解决核问题。他们认为美国这样做将使伊朗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做大。
再看亚洲的情况。美国自2009年以来积极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合作，甚至纵容日本挑战二战确立的国际秩序；加强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军事联系，取得更多亚洲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背后支持越南与中国重新挑起南海海洋权益的争端；最近美国又压韩国部署先进的反导系统，企图削弱中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难怪连美国学者都说，中国近来在南海和其他问题上“咄咄逼人”的立场与奥巴马政府过分强硬地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是历史的大趋势，用西方学者的话讲，是（与美国和西方相对应的）“其他力量的崛起”目前在地缘政治中占主流。这一趋势与经济全球化一起将继续发展，并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舞台波澜壮阔的主要表现。逆潮流而动，想方设法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只会激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矛盾。
而且，当今世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形势无任何可比之处。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道路与美国通过一战成为全球霸主的轨迹，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今天的世界是扁平、立体、交叉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安全上“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不管承认不承认，各国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就拿中东来说，美国关心中东形势，中国也关心中东局势的变化。如今中国对中东石油50％的依存度已远远超过美国的13％。“阿拉伯之春”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对中东各国是悲剧，对与中东关系密切的所有各方都是悲剧。对现在中东的乱局，难道美国和西方不应该有所反思吗？
有学者以乌克兰危机、美国和西方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IPP）谈判中分别排挤中国和俄罗斯为例，指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误判，说的倒是十分到位。美国目前无论是有意还是“跌跌撞撞”无意中进入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遏制”，都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公投后决定将克纳入俄疆土，是俄罗斯20年来被北约和欧盟东扩逼入死角的绝地反击。而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东海和南海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更是无可厚非。地缘政治的对抗是条死路，只有一个多极化、相对均衡的世界才会给21世纪的人类发展和繁荣带来历史性机遇。
西方民粹主义兴起与政治极端化
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在社会思潮、政治体制、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最近的突出表现是美国共和党内茶党力量的壮大、孤立主义上升，以及欧洲议会刚刚结束的选举中代表民粹主义的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等获得民众的巨大支持。
西方政治的右倾化、极端化与民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将在较长时间里影响西方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内外政策。
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土壤
西方民粹主义再次兴起有其必然性。西方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肥沃、发展空间很大。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出了问题。不仅是经济制度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且“现代资本主义”已演变成新的专制制度。林肯当时倡导的“民有、民治、民享”已经蜕变为“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中产阶级生活水准持续下降，无疑给民粹主义提供了生长空间和沃土。“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华尔街发源，迅速蔓延到发达国家主要城市，其主要参与者就是教育程度高的青年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
美国“金钱政治”病入膏肓是推动百姓走向民粹主义的又一原因。《经济学人》最近撰文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加冗长、复杂，使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奥巴马医改法案长2000多页，就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执行力之差难以想象。
再一个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极化，导致国家治理的混乱和无序，根本无法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来决策。这种治理失败或者治理瘫痪的例子俯拾皆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政府治理混乱、无力导致现在危机重重；冰岛国家治理能力低下致使国家破产；日本换政府像走马灯，每年换一个首相；美国国会两党对峙，预算案几次无法通过，导致政府“关门大吉”。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现在“大部分北大西洋国家的实际（调整通胀后）人均GDP还低于2007年，美国经济规模仍比（金融）危机前小15％”。据统计，目前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53000美元，比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时实际收入下降7.6％，减少4000美元。美国贫富差距拉大在房地产行业凸显。2014年头四个月，美国最贵的1％房产销售增长21％，而其余99％的房产销售却减少7.6％。
在美国政治如此混乱、国内经济严重衰退、联邦赤字和国债逐年攀升的背景下，美国茶党运动作为民粹主义领军人物，异军突起，也就毫不奇怪了。目前茶党和其他极端势力在美国共和党中占据重要位置，对美国社会及政治已经产生不容轻视的影响。
作为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代表底层百姓的政治抗议活动，茶党主要诉求是拯救、改造美国社会，改革国家治理机制和体制，重铸极端保守主义在美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接着，美国马上要进行国会的中期选举，全体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席位要改选。可以预计，民粹主义将在选举中再次显示其号召力和动员能力。
在欧洲，金融危机后欧洲经济一蹶不振，许多国家债务高企，欧洲失业人口目前合计有2600万。很多人悲观地认为，欧元区接下来将面临如日本一般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因为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国家凝聚力强，没有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崩溃，而欧盟国家政治和文化如此多元，则难以承受经济持续低迷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困境，欧盟和欧元区破裂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近日，欧洲不少国家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摧枯拉朽，迅速崛起，右翼政党获得总共751个席位近30％。尤其是法国国民阵线获得逾24％选票，是该党历史上首次在全国选举中得票第一，而法总统奥朗德的社会党仅居第三。英国反欧盟的独立党超过保守党与工党，丹麦反移民的人民党夺得首席，其他国家极右政党同样表现不俗。在经济潦倒的希腊，则是激进左翼政党联盟Syriza取胜。
欧洲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在社会情绪民粹倾向和民粹主义政党快速兴起两方面。就社会情绪而言，欧洲国家普遍在移民问题上严重排外、种族主义思想蔓延，已经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政策。瑞士2013年冬天投票通过了由瑞士人民党提出的限制欧盟国家移民到瑞士的议案。冷战结束后欧洲左右翼政党政策趋同，以自由市场、福利国家与有限政府干预作为共同政治纲领。
目前，欧洲极右政党仍不足以取代中间、中左与中右翼势力掌控欧洲议会，但已经形成难以阻挡的政治力量。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充分表明，民粹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已经蔓延至欧洲各国，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生态，欧盟今后的效率和公信力更加令人怀疑。
近年，日本右翼民粹主义趋势也趋凸显，其典型代表是石原慎太郎和安倍。2012年4月以来，石原一手操弄钓鱼岛“国有化”，以及安倍竭力否定二战确立的国际秩序、推动日本向右转，使日本民粹主义毫无节制地发酵。这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政体僵硬、社会不满情绪弥漫有紧密联系。
西方民粹主义与体制的对立
西方民粹主义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势头，与现有政治体制严重对立。随着全球化弊端进一步表面化，将更深层次地影响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内外政策。
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后期在美国南部、西部的人民党激进运动及俄国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民粹派运动。其主张是强调平民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民粹主义三大特征是草根性、非理性和批判性。
自19世纪后期以来，民粹主义经历三次高潮：19世纪末在美、俄及东欧的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的第二代民粹主义，拉美民粹主义复兴最剧烈；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北美的第三代民粹主义。冷战后的欧洲新民粹主义属于第三类。
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茶党与“反抗”或“抵制”是同义词。1773年，波士顿殖民者不满英国政府征茶税令，把运往英国的茶箱货物倒入波士顿湾以示抗议。茶党由此得名。
2009年，茶党在美国东山再起，这次抵制的对象则是美国政府。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治中的党派分歧和矛盾加剧。民主党人不顾大多数共和党人反对，在其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条例》，随后由奥巴马签署成法。这一做法激怒了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和动员力量，不少地方的保守人士和民间团体纷纷聚集上街，抗议奥巴马增税计划。与政府唱对台戏的茶党运动于是在各地蔓延开花。
美国的民粹主义社会情绪已经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奥巴马最近在西点军校的演讲颇能说明问题。虽然奥巴马重申美国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但对卷入国际冲突十分谨慎，强调只有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利益才会出手。奥巴马并宣布2014年将从阿富汗撤军，驻军到年底将减少到10000人以下，且在2017年初奥巴马离任前完成撤军任务。他同时宣布将在2017年前裁减军队，美国陆军人数将降到二战以来最低水平——450000人以下。不少美国人担心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领导力将受损，甚至批评美国对“亚洲再平衡”战略“虚多实少”，空谈多于实干。另外，美国国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也与社会情绪极端化有很大关系。
说到底，民粹主义是政治生态中老百姓情绪的聚合和反映。伴随着经济复苏缓慢、失业高企、贫富差距扩大、思想文化激荡以及官民关系疏远，不同群体对立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民粹主义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极大增强了民粹主义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民粹主义突出表现在各国政坛的右倾化，草根型政治领袖借助民众对政府现行治理体制机制的不满，赢得高支持率。其实，奥巴马总统当年上台也借助了“草根政治”的力量。在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已通过选举，合法执政。值得关注的是，民粹主义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民众通过激进和暴力手段表达不满和诉求，而非诉诸已有的体制机制渠道。西方国家政府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自然成为民粹主义的对立面，受到攻击和鞭挞。各国政治生态的右倾化由此加剧，而且现在看这一现象没有减弱的迹象。
民粹主义的盲目极端化
面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西方国家经济总体在谷底徘徊，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持续泛滥是可以预计的。民粹主义诉求成为西方社会主流思潮的重要部分，将使西方走上政治保守、外交孤立的道路。例子已在上面列举。从理念上分析有这样一些因素需要注意。
首先，民粹主义强调的是人民至上的理念，以体现其草根化和平民化。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过于强调这一点，并与政府和现行体制相对立或持怀疑态度，使民粹主义走向反体制的道路，削弱和阻碍了政府治理社会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其次，民粹主义解决社会问题单一化、简单化的线性思维，以及这种解决方式所表现的狭隘平民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特点，其结果将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而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最后，民粹主义对于社会强烈的批判意识带有理想化色彩，其道德主义思维方式易陷入非理性逻辑和集体无意识，在国家决策中易走向盲目极端化。民粹主义与政治制度、特权、资本、政客有强烈的天然对立情绪。因此，民粹主义一直以批判、反叛性思潮存在，要真正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并非易事，除非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大的变故。欧美国家用了200多年才将民粹主义驯服。法国大革命是民粹主义运动，是反对特权的人民革命，但反而使法国进入不断革命的怪圈。
以欧盟为例。英法德三国是欧盟的支柱，而且欧盟建立时的根本默契是：法国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德国是欧盟经济的火车头，两者互相配合、相互平衡。这次英法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震惊欧美政坛。欧美主流媒体惊叹民粹主义风潮横扫欧陆。英国虽不至于在接下来的公投中脱离欧盟，但将与欧盟更加离心离德。法国国民阵线党的崛起将使法国在涉及欧盟的问题上失去政治领导力，这已经引起法德政府的忧虑。民粹主义上升对北约的影响尚待观察，因为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力量增加了，但大多并未在本国掌权。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民粹主义政党都在发展，他们拒绝普世性、跨国性，主张向爱国主义及其象征物回归，比如唱民族歌曲、纪念民族节日、回归本民族历史神话等。
他们抵制欧盟进一步一体化，反对来自伊斯兰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移民，同时欧洲反美情绪也在高涨。因为美国实际上通过北约在军事上依然控制着欧洲，而且正在推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以在经济上与欧洲的捆绑更加紧密。
有学者因此得出结论，美英模式民主已经到了雅典民主覆灭重演的历史“节点”，西方可能过不去“民主政体危机”这道坎。虽然这些话有些耸人听闻，但西方确实面临“国家治理瘫痪”的制度性危机，这也是其经济危机阴影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
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泛滥将对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国际环境产生影响。我们应予密切关注，认真研究其发展趋势，趋利避害。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定要有政治定力，咬住青山不放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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