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距今已有5年，现在对过去几年进行回顾和反思，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格局性、趋势性变化很有助益。
2008年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历史的发展具有偶然性，更有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那么过去5年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一，这场危机让人们深刻意识到，自1990年以来盛极一时的西方国家“华盛顿共识”及其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破产。与此同时，“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日益深入人心，虽然中国自己并没有主动去推广自己的发展方式。
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政策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意识形态以后，新自由主义被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在世界各地极力推行，拉美、东欧、非洲、东南亚等不少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吞下”其“治理经济的药方”，国家经济不进反退，堕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其现代化进程或中断或延缓。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还加剧了全球贫富的两极分化。
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垄断资本渗透到世界各地，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各种资产泡沫累积膨胀，全球经济运行风险不断加大，最终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而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链条又将危机从美国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最终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危机。
有数据显示，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只相当于生产总值的108％，时至今日，包括所有金融衍生品合约的名义价值在内的金融业规模大约是全球实体经济的16倍。
二，金融危机带来的全方位冲击，使全球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性变化，其中中国的发展壮大最为突出。西方对于国际事务的掌控能力下降，新兴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的新引擎，给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溢红利。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取代“西方主导、美国治下”的七国/八国集团（G7/G8）和八国集团加发展中国家五国（G8+5），于2009年正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一批新兴经济体由此真正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决策圈。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开始踏上改革进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出于维护全球经济主导权的考虑，开始放弃多边主义，试图改变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想把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排挤在外。美国和欧洲极力推行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服务贸易协议”的谈判都是出于同一目的。
三，金融危机迫使各国直面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在日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增加，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将直接影响下一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高速扩张远远超过了国际体制和制度的发展步伐，西方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在危机中得到充分暴露。危机来临之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到这场灾难的广度与深度，各种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机构形同虚设。幸运的是，通过国际社会特别是二十国集团的果断应对与携手努力，终于避免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又一次降临。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动力不足，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债务危机和失业率高企的巨大困难，有可能重蹈日本“经济停滞、通货紧缩”的覆辙。与此同时，5年来，美欧等西方主要经济体为挽救濒于崩溃的银行体系，刺激经济增长，大量动用财政和金融资源进行多轮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导致低利率和流动性扩张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新兴市场国家也深受其害。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从危机前的0.9万亿美元飙升至4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平均债务率达到126％，日本更以240％的负债率成为全球之冠，相当于人均负债8.2万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指出，到2023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只能降到80％。可以预计，史无前例的流动性过剩和政府债务、居民债务、公司债务、银行债务的持续攀升，已经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构成严重的困扰和威胁，这将需要一个中长期的去杠杆化调整过程，处理应对不当，危机还可能卷土重来。
四，在西方国家应对危机过程中，以党派政治裹挟国家利益的博弈愈演愈烈，西方模式选举带来的政治体制治理“失灵”弊端愈加突出，加上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美国信用评级百年来首次遭到下调、失业高企、贫困人口激增、工人罢工、大规模骚乱等乱象丛生，许多西方国家正深陷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重危机。
国际劳工组织预计，全球失业人数2015年将增至2.08亿。在欧元区，则有1/4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银行业寡头反而日益壮大，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的“财富”大多被华尔街据为己有。现在美国0.2％的银行控制了美国70％的银行资产。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虽已享受到‘经济复苏’，但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在艰难中挣扎。”
这场危机并未使欧美经济的基础产生根本动摇，西方利益集团也不会就此轻易让渡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尚无可替代，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之路依然漫长。对于中国而言，西方的需求和倚重在危机后进一步上升，但仍对我发展抱持疑虑、防范和牵制的态度。
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的正确选择。中国要立足发展好自己，依靠发展构筑优势、拓宽空间、赢得主动，善于运用斗争与合作的两手，维护与西方的互利共赢关系，充分调动其积极、有利因素，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并依靠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警惕世界经济再次泡沫化
近日世界经济有两个动向引人注目。一是美国和日本股市大涨，美元走强，日元大跌。美道琼斯指数涨过15000点，日经指数也突破15000点大关。日元兑美元跌至近五年最低点1∶102.5。二是欧元区经济陷入最长衰退期，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18个月下滑，近年一季度比较去年四季度又萎缩0.2％，失业率高达12.1％。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在刚刚看到复苏萌芽之际，各种泡沫就已膨胀。有三大风险值得密切关注。
第一是债务危机的风险。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债台高筑。2012年11月美国的国债总规模达16.4万亿美元，而美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现在持有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约1.2万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总量约3.4万亿美元。日本国债占GDP之比接近250％，但好在90％以上是日本国内企业、个人购买。欧盟几近一半以上国家债务规模占本国GDP的50％以上，而希腊、西班牙等已达150％以上，融资压力很大。欧元区五国葡、西、意、希、爱2013年需融资2.3万亿欧元，其中60％靠政府、欧盟稳定基金（ESF）和欧洲央行，从市场融资已十分困难。短期内，三大发达经济体难以走出债务困境，尤其是欧元区金融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
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欧洲联合进与退的博弈，涉及政治、经济体制以及能否建立统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还有就是入不敷出，生产不足以支撑福利支出。欧洲人口占比不足世界的10％，GDP 占25％左右（2011年15.6万亿美元），但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寅吃卯粮已不可持续。
第二是经济持续下滑和就业困难的风险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动荡。受金融、债务危机影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几次下调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8％，其中发达国家1.3％，新兴经济体5.5％，远低于去年的3.9％。
全球贸易增速已从2011年的5.2％降至2012年的2％。再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2012年为1.3万亿美元，与2011年基本持平。
经济恶化首当其冲的是就业困难。发达国家就业一片哀鸿。美国经济复苏情况相对较好，失业率回落，但依然有7.5％，日本是6％以上。欧元区失业率高达12.1％，失业人口近2600万，西班牙500万人没有工作，法国320万人失业。全球就业率仅60％，有两亿多人没有工作，其中40％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国就业压力也很大，每年城镇需新增就业2500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2.63亿，其中1.63亿人进城务工。
经济状况恶化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从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到西亚北非的动荡，又到希腊、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国家老百姓上街抗议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社会动荡此起彼伏，影响政局稳定。
第三是量化宽松刺激经济措施催生严重泡沫。增发货币应对经济衰退已成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共同选择，危机大国借助储备货币发行优势、最大限度地以货币扩张方式降低债务占GDP的比重。各国央行纷纷降息。美国现在第四轮量化宽松是无限期宽松。美国还制定了两个挂钩的指标，一是和就业挂钩，失业率6.5％以上就不停止；二是与通胀挂钩，2.5％以上也不停，并将长期维持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经济学里有个“欧肯定律”，是美国人发明的，说要失业率下降1％，经济就需要增长3％。美国去年GDP增速为2.2％，要增长5.2％才有戏。谈何容易！也就是说美联储铁了心要长期滥印绿票子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资产表（Bal-ance Sheet）已翻了两番，达3万亿美元以上，2013年还会增1万亿美元。再看日本。安倍上台即推出“安倍经济学”，第一张牌就是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实行无限量化宽松。预计新的财政刺激占2013～2014年GDP的1.5％，同时推高通胀目标至2％。欧元区受主权债务困扰，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向欧洲稳定机制ESM永久救助机制过渡，将向市场释放大量的流动性。这将导致世界经济的最大问题，全球流动性泛滥。
这些经济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会带来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和巨大的贸易风险。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或在高位震荡。热钱大进大出使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风险增大。国际贸易62％用美元结算，主要结算货币的贬值使人民币等货币升值压力上升，出口商品价格提高，市场份额减少。贸易风险还来自新的贸易壁垒。2008年以来，尽管二十国集团一再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几十个国家制定了贸易保护政策。奥巴马号召美国人要买美国货，美国并提出“重振制造业”和“出口倍增计划”。
世界经济泡沫化具体对中国而言，有四重风险和冲击。
1.全球需求不振对我出口打击较大。国际经济低迷将持续几年，中国经济靠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拉动。出口市场萎缩已经导致中国沿海出口贸易比重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速下滑，对全国经济增长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去年中欧贸易5460.43亿美元，同比下降3.7％。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使国家财政收入也受到影响。
2.金融泡沫风险增大。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量化宽松导致热钱大进大出和大宗商品价格动荡，给我国带来输入式通胀。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已过百万亿元大关，2013年M2增长定为13％。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其他地区金融泡沫破灭有三个常见的征兆：杠杆率迅速抬升；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潜在增长率下滑。我们不可不提高警惕。
3.西方国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对外转嫁危机，“贸易战”、“货币战”盛行。美国对中国对美投资设置障碍，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中兴两家企业发起调查。欧洲也不甘落后，对中国光伏产业等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
4.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之争加剧，主要表现在贸易规则、标准之争以及知识产权之争。西方国家仍然把持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美国和欧洲不再可为所欲为的情况下，美国东西两面出击，东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现在已有12国参加谈判，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西面正式启动美国欧洲贸易投资伙伴关系谈判（TTIP）。实质就是要把美国主导的贸易、投资等规则巩固、扩大，要中国等按西方的规则办事，阻止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持续获利。
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泡沫化在上升，充满不稳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个漫长的过程。环顾全球，亚洲经济增长较为强劲，非洲经济增速也不慢。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一些困难，但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潜力巨大。未来5年，中国需要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将有超过4亿人次出境旅游，对外投资将达5000亿美元。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也将继续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贡献。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2014年初达沃斯年会期间大雪漫天飞，暖意浓浓的会堂里与会者对当年全球经济前景的分析却似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透出一丝乐观，认为金融危机后最糟糕的一页已经翻过：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稳健、欧元区“崩溃”梦魇消失、日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新兴市场国家虽遭美联储退出“货币宽松”政策影响，但抵御冲击能力提高。全球经济在2014年可能出现“同步复苏”的转折点。
经济学家认为，重大经济危机一般需要七年左右的恢复期。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七载春秋，那么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前景究竟如何呢？
展望2014年，更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元区面临通货紧缩危险、日本远未摆脱紧缩阴影，新兴市场国家困难重重。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主要问题是，以美国过度消费、欧洲债务驱动、新兴市场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告失败。世界经济尚未找到新的增长点，各国经济转型路上坎坷不断，总体经济和社会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面临不少根本性的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的最新预测十分谨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3.7％，仅比2013年10月的预测提高0.1％。其中发达国家在低位徘徊，美国增长2.8％，日本1.7％，欧元区1％。这样软弱的增长显然无法弥补这些国家目前产出远远低于金融危机前的现状：欧元区低13％，美国15％，英国18％。欧元区情况值得特别关注。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负增长0.7％和0.4％以后，2014年预计增长1％，而且经济核心指标通货膨胀率持续超低，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欧盟统计局数据表明，欧元区核心通货膨胀率（剔除能源和食品）2013年11月为0.9％，12月为0.8％，2014年1月又降至0.7％，已经引发外界对欧元区陷入通货紧缩的普遍担心。通胀率下降意味着欧元区国家的实际债务负担加重，不利于经济走出困境。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欧元真实汇率（贸易加权并除去通胀因素）2013年12月上升了1.7％。欧洲债务危机只是暂时偃旗息鼓，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发达国家美国和欧元区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失业率从6.7％微降至6.6％，但2014年1月新增工作岗位仅11.3万个，远远低于预期，动摇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复苏企稳的信心，担心美国经济复苏放缓还有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尽管失业率在缓慢下降，但是总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处于40年来的最低点，2013年底为62.8％，2014年1月是63％。难怪1月就业报告出台后，美国股指期货走强，美元应声走软，美国国债价格上涨。
欧元区失业率仍在高位徘徊。2013年12月，欧元区失业率依然有12.1％，其中希腊和西班牙情况最糟糕，分别达27.3％和26.7％。青年失业状况尤其令人担忧，2013年10月欧元区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高达24.4％，而且呈现上行趋势，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青年失业率分别为58％、57.4％、41.2％和36.5％。加之欧元区内需不足，家庭消费已经连续7个季度同比下滑，结构性改革又进展缓慢等因素，欧元区要实现真正的经济稳定复苏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总体情况略好，预计2014年增长5.1％（2013年为4.7％），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会继续引领增长，其中中国7.5％的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然而，发展中国家并非高枕无忧、前程似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干事朱民列举了四项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①全球金融条件趋紧；②中国增长放缓；③大宗商品价格下跌；④国际贸易疲软。面对美联储2014年起每月减少购买100亿美元债券以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冲击和上述全球经济环境的不利条件，2014年发展中国家依然是逆水行舟，“各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尤其是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规模较大的国家，如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印尼、南非等，日子将更加难过。巴西、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则将因大宗商品价格下滑而进一步影响其收入和经济复苏。
2014年全球资金的逆向流动是大势所趋，原先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因为美国收紧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而大量回流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大多被迫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本币贬值等干预措施。阿根廷比索自2013年11月以来已经贬值22％，土耳其里拉贬值9％。土耳其还急剧提高利率制止资金外流。巴西、阿根廷、印度、南非已经采取同样的措施，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跟进。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抵御资金流出的防冲击能力因外汇储备增加、金融管理改善而有所提高，但大量短期资金回流的冲击依然将对信贷供应和经济增长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目前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之比已从1997年的40％上升至55％，新兴市场经济体集体“踩刹车”反过来也将殃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尤其是为债务危机所累的欧元区国家，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势头。
最近特别需要关注土耳其经济恶化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土耳其经济2010/11年增速很快，尔后迅速下滑，其主要问题是信贷快速扩张、储蓄率低、外贸赤字已占其GDP的7％，而且3/4依赖短期外债来填补。土耳其外汇储备已不足其偿债需要的1/5，情况堪忧！土耳其经济下滑、货币贬值已经对欧元区的塞浦路斯、希腊等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努力化为泡影。不少专家担心，如今全球经济的“蝴蝶效应”明显，土耳其的危机是非会蔓延、演变成区域甚至全球性危机，无人可以打保票。1994年墨西哥危机引发拉美金融危机，1997年泰国金融泡沫破裂导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触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历历在目，触目惊心。
许多人还担心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出问题。其实大可不必。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正常的轨迹，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由消费和服务业带动的经济增长肯定速度会慢于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中国的制造业依然强劲，而且正在向高端发展。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在稳步上升。特别需要说的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蓝图绘就，将逐步付诸实践。这将为中国下一步经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以数据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
以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智能机器和高级机器人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大踏步前进，加上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已经催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18世纪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约一个世纪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悄然来到人们身边，开始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影响一定也是颠覆性的。
计算机领域的“莫尔法则”可能接近尾声，集成电路板很难再大幅度缩小，但商业化的计算能力仍将继续成倍增加，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
“坐而论道”，我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究竟怎么认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应该如何乘势而上，成为这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这些问题不仅关系中国的发展方向，也将对中国实现强国梦的路径产生重大影响。
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工业革命理论来透视世界经济史，我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就会清晰。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对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再革命，基本特征一是对脑力劳动的替代；二是把能源采掘业纳入制造业，能源生产成为收益递增的活动。
目前，对如何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尚有分歧，即是《经济学人》2012年4月《制造和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的以机器人、3D打印机和新材料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美国学者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说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革命相结合以“能源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可再生能源革命”，或是两者合二为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然而，无论怎么归类，这场与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紧密联系的新工业革命，因其与社会化生产的内在关联，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凝聚巨大正能量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思想在新历史时代更具生命力和推动力。
这一点在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一书中其实已有涉及，虽然作者当时并未充分意识到。信息化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水银泻地”式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大大缩短工业化进程，并有可能避免重蹈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污染的旧工业化道路之覆辙。技术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国很可能是最后一个以原有模式成功走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在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今天，发展模式也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正是中国当前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在。当然，这种被学者称之为“过早的非工业化”现象对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先生特别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以及技术革命为中国发展提供的历史机遇和提出的重大挑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教训是惨痛的。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因落后而挨打，至今难忘百年耻辱。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艰苦奋斗，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要把工业化与新科技革命相结合，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道路。21世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考验之一，就是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结合，踏踏实实地在稳增长基础上调结构、转方式，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不懈努力。
从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角度看，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提供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有了难得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延续，是资本主义结构型矛盾尤其是资本无节制追逐利润的结果。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出了大问题。于是乎二十国集团（G20）“横空出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顺势而为，从边缘进入世界舞台中心，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圈和决策圈。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为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也为尽快走出危机，发达国家已经在投棋布子，正集中力量推进与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密切相连的新工业革命。第三次新工业革命将使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可能改变科学技术长期落后于西方的“软肋”。中国别无选择，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时学习和利用新工业革命成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先进科技基础上，发挥生命力，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实现这两个宏大目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举例来看，互联网以其扁平、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打破纵向、等级的体制束缚，为推进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和法治形式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提供了条件。
第三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发展势头迅猛，需要认真研究，密切关注其动向。历史唯物主义反复证明，在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的选择非常有限，机会也是稍纵即逝。只有紧紧抓住机遇去认识、顺应、适应历史潮流，才不会被历史淘汰。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国不可再次错过，务必跟上乃至引领历史的潮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和巩固难得的历史机遇。
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全球经济的新调整
最近，随着美联储表示将谨慎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阴云密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股市大跌、本地货币汇率大幅下挫、资金大量外流。印度卢布对美元汇率8月27日一度跌至66.30∶1。南非兰特2014年以来已贬值近23％，巴西雷亚尔已下跌近20％，土耳其里拉贬值14％。这些国家股市也是一片哀鸿，普遍下降10％～20％。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率2014年已下调到年均4％。
新兴市场国家是否会重蹈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还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在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经济出现起死回生迹象的大背景下正在再次调整？这些问题使人们在全球经济形势走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倍感困惑。
世界经济、政治因素叠加使新兴市场国家目前面临三重打击：货币贬值；利率上涨和国债收益率上升；油价上扬，但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美国经济数据显示其复苏势头较好，美联储很可能于9月开始逐步退出（tapering）量化宽松措施，也就是说不再每月回购850亿美元的国债和债券。加上美国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可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打击，触发了全球市场的避险情绪，全世界风险资产都开始下跌，而美元和美国国债以及黄金自然又成为全球资本避险的“良港”。自2008年以来，已有上万亿美元的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巨大的股市、房地产泡沫。现在大量资金自新兴国家回流至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这使得印度、巴西等存在巨大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受打击尤为沉重。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计，不排除个别国家经济崩盘的可能。以印度为例，2007年至今，其经常账户赤字从80亿美元猛增至9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5％。南非的赤字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8％。印度前10家债务最重的公司自2007年以来负债上升六倍，高达1200亿美元，1/4公司已没钱支付利息。印度短期外债也从800亿美元上升到1700亿美元。
新兴市场国家的第二重打击来自通货膨胀和利率攀升。美联储退市引发的“完美风暴”为什么对印度和巴西的冲击如此严重？原因是他们经常账户赤字太大，一旦热钱逆转流出，必须先对付赤字，填补漏洞，其唯一手段就是货币贬值，但是货币贬值的“副作用”则是通胀和利率上升，且利率暴涨还可能触发债务危机。南非的通胀水平2014年7月达到6.3％，已突破南非央行制定的6％的上限。印度的通胀高达10％，远远超过任何大国的水平。
第三重打击是大宗商品需求减少、价格下降，唯有石油价格上扬。一降一升带来的都是负面效果。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正经历深刻调整，对原材料的需求趋于稳定甚至减少。这使得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俄罗斯等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增速放缓、货币贬值。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同时也是资源出口国，消极因素叠加效果明显。石油虽然也是大宗商品，其价格不降反升，主要原因是中东地区局势近年来持续动荡，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伊拉克未见好转，所谓的“阿拉伯革命”更是把西亚北非地区搅乱成“一锅糨糊”。叙利亚已接近内战边缘。虽然叙利亚并非主要产油国，战前日产油仅35万桶。但如西方军事介入叙事务，整个地区局势将更加混乱，石油供应和运输的脆弱性进一步加深，反映风险因素的价格自然还会继续上涨。
如此重击之下，新兴市场国家前景难道就是一片黑暗？其实，此一时彼一时，首先，如今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而且，现在国际经济环境也有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防风险、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都大为提高。还拿印度说事。1991年，印度出现过类似情况，不得不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当时印度的外汇储备仅能支付不足一个月的进口所需，而现在印度外汇储备能支付五个月的进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公司都身负大量的美元债务，而目前大部分债务都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而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远低于1997年。加上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外汇储备较高，可以用来保护本国经济，其承受打击的能力已今非昔比。
其次，美联储也在调整政策，美元走势近期内将保持平稳。美元在前一段时间走强，令美担忧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市场大起大落，而是期望缓慢地挤压美国经济的泡沫。美联储于是通过释放各种信号和购买债券压制了利率的过快上涨。结果，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已不再大幅度回流美国。
最后，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流砥柱，经济发展潜力依然巨大。这些年来，中国是国际热钱的集中地。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主流看法依然是：只要中国政府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尤其在这个关键时间段，解决好就业等重大民生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很大。其实，破题的关键就是改革。这对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和中国都是如此。而中国正在改革大潮中破浪前进。中国的响亮口号是“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我们要求美国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负起责任来，在坚持还是退出量化宽松措施问题上更多地考虑对国际金融的影响。这自然是对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必对美联储即将退出量化宽松“草木皆兵”，自乱阵脚。中国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对热钱的大进大出加强防范，减少对自身金融的冲击。国际上对最近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及其所传递的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进行金融创新试点的强烈信号好评如潮就是例证。
知识经济与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兴起
近年来，世界经济已经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正步入由创新和技术革命引领的知识经济新时代。主要标志是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全球逐步形成劳动力和资本成本趋同的统一市场，创意和知识要素重要性大大提高，机器越来越“聪明”，传统意义的价值链和生产链发生根本性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更趋复杂和多元。这种经济发展新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出新的挑战，也提供历史性机遇。
新技术突飞猛进和全球化快速发展是推动全球经济进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两大动力。新技术不断涌现使通信、物流、交易成本急剧下降，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催生全球迅速形成大一统市场。目前发达国家大约1/3的货物和服务可以通过贸易进行。在这样的全球市场里，传统意义的劳动力和资本不再是紧缺资源，创意和“好主意”（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日益成为稀缺和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创新能力成为一国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并在新一轮工业革命脱颖而出的关键。
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将聚焦创新和知识经济的结合体——机器人，所以也称为“机器人革命”，是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次工业革命指的是通过生产装备的自动化和标准化实现机器替代人的体力劳动。以“第二次机器革命”为推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用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低成本、快速流动在全球范围实现机器替代人的脑力劳动。这场革命意味着生产方式将实现“颠覆式”的革命，更是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一场革命。
“第二次机器革命”不仅将大大提升工业生产的效率，而且将从根本上化解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产品成本和产品多样性的矛盾，实现线性产品开发流程向并行产品开发流程的革命性转变。其结果是产品开发周期大为缩减、产品性能显著改善、产品功能极大丰富。
苹果手机背面“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装配”的说明词就是这场革命的缩影。它对市值5000亿美元的苹果公司是如此，对越来越多的“微型跨国公司”更是如此。浙江义乌众多中小企业这些年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产品制造商的历史就是这场革命拉开帷幕的见证。
这场新的机器革命或“机器人革命”同时引发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使人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一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重要变化。
首先由于机器智能化飞速发展，其功能大大延伸，对人的替代范围不断扩大，伴随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需求量反而下降。美国近两年经济复苏明显，但就业人数增长却不多。中国官方数据显示，1996年以来制造业产能增加70％，而就业人数却减少了3000万，占总数的1/4。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中生产所需的机器日益复杂、智能程度日新月异。这对产业工人在众多领域的技术技能和编程、系统处理等知识提出更高要求。劳动力不再以简单的人数来衡量，而是知识和技能人才的竞争，更在于工程师人数与普通工人比例的提高。
在“机器人革命”浪潮下，制造业生产外包由于自动化程度提高，正在向产品“最终消费市场”回流。就连“呼叫中心”这种发达国家过去大量外包给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也因智能“声音互动系统”的普遍应用而迅速减少外包。可以肯定，一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内涵、产业竞争优势所依赖的资源基础以及各国产业分工形式都将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化。
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从生产层面看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智能化是新一代机器人的核心。装配传感器和具备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能自动识别环境变化，无人工厂能根据订单要求自动规划生产流程和工艺，并完成生产。
二，网络和云存储将机器连接成为物联网终端和结点，应用领域不断扩展。伴随信息技术急速发展，机器/机器人将更有效接入网络，组成完整的生产系统，提供流程更多、操作更复杂的服务，使多台机器/机器人协同实现生产方案。服务/家庭机器人能通过网络实现远程监控。
机器人最初应用在汽车、电子等模块化程度高的产业。机器人智能化提高后，需要更多复杂动作的纺织、化工、食品行业也开始大量使用。随着技术成熟及劳动力成本提高，机器人应用将渗透到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
三，机器人生产成本迅速下降。在工业领域，机器人技术和工艺日益成熟，性价比不断提高，机器人初期投资相对于传统专用设备的价格差不断缩小。虽然在功率和速度上与传统装备还存在差距，但机器人在精细化、柔性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在个性化程度较高、工艺和流程烦琐的产品制造中替代传统专用设备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成本的下降也使得机器人逐渐步入办公室和家庭。
四，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据经济学家们统计，由于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过去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59个国家中，有42国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下降，其中美国1947年至2000年期间年均占比64.3％，2010年降至57.8％。创新性人才包括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薪水或其他形式收入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例如INSTAGRAM 公司由14人创建，只是照片处理软件平台，一年半后以近7.5亿美元出售。
五，人与机器的关系再次发生革命性变化。计算机操作、控制系统标准化和平台化后，通过手机等端口对机器人发送指令就能完成工业生产和生活服务。机器人的普遍应用将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人与机器之间的信任和协作增强，机器人成为人类社会和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国别情况分析，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走在智能制造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列，但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一，美国1962年开发第一代工业机器人，限于就业压力未广泛应用。2013年，美工业机器人占全球市场份额不足10％。2011年，奥巴马宣布实行“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将投资28亿美元，开发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第三代智能机器人，以提振美制造业。目前美工业机器人体系结构和机器人语言研究居世界首位。这些技术与美网络技术优势结合，为机器人智能化奠定坚实基础。谷歌等美互联网公司开始进军机器人领域，融合虚拟网络能力和现实运动能力，实现机器人智能化。
二，日本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引进工业机器人技术，于1980年率先实现商业应用，并一直维持产业技术和市场竞争优势。2012年，由于汽车产业对工业机器人需求大幅增长，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达332台/万人。日本机器人产业的竞争优势是配套体系完备，在控制器、传感器、减速机、伺服电机、数控系统等方面有技术优势。
2011年，德国保持欧洲最大多用途工业机器人市场地位，工业机器人密度为147台/万人。
2012年，韩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世界第一，达347台/万人，远高于58台/万人的全球平均水平。
三，中国机器人起步晚，但部分技术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在通用零部件、信息网络等部分器件和系统技术上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但中国企业系统集成能力强，可根据需求，将模块组成可应用的生产系统。专家预计中国机器人产业打破外国垄断的突破口就在于此。
另一个优势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市场大，升级换代空间大。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50％，服务和家庭机器人市场更处于培育期。
中国的挑战首先是机器人顶层架构设计和基础技术受制于发达国家，减速机、伺服电机、控制器、数控系统均严重依赖进口。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或授权机器人核心技术和专利可能性小，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技术合作研发进入中高端市场障碍重重，存在低端锁定风险。
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经过这些年努力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机器人革命”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增长点，深刻影响全球制造业新格局的形成。
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机器人产业体系，培育3～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8～10个配套产业集群，使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5％以上，机器人密度达100台/万人以上。相信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加快、知识经济从量变走向质变，中国机器人生产和应用赶超世界水平，满足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实现。
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犹抱琵琶半遮面”，牵动世界经济神经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市终于撩开面纱。美联储12月18日宣布，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长期债券购买计划每月的850亿美元减少100亿，同时承诺在较长时间内仍不加息。也许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和神经都比以前坚强了，这次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似乎并未像2014年年中美联储暗示“退市”时那样对一些新兴国家产生巨大冲击，但负面影响依然不小。
因为拥有大量经常账户赤字而备受热钱进出折磨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土耳其，今年在美联储暗示要退出量化宽松时，遭遇了货币大幅贬值、股市大跌、利率攀升等金融和经济困难，被摩根史坦利称为“脆弱的五国”。如今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
南美大国巴西。过去几年美元如潮涌入，巴西利率达到历史最低，现在回到两位数高位，政府和普通百姓债务负担骤然加重。私营企业信贷5年内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0％。流动性减少将使信贷趋紧。政府必须着手解决预算赤字攀升、控制因汽油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等经济失衡问题，出路很可能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提高利率。
南亚大国印度。印度今年受冲击最严重：货币贬值，股市大跌，银行坏账已逾10％。但是自储备银行行长拉贾上台后，印度严压黄金进口，吸引侨民汇款投资，使印度经济开始有所好转，外汇储备增加了600亿美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回复到4.8％。但是这些并未能解决工业生产下降、通货膨胀上升的难题，只是为经济不再大起大落争取了一些喘息的时间。
横跨亚欧大陆的土耳其。美联储目前的“小步退出”加“长期低息”对土耳其影响不大。不少政府官员和专家认为，土经济因夏天的冲击已经做出了调整，政府债务可控、财政赤字减少。但是经济依靠热钱的状况未变，逾80％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依赖短期资金，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隐患依然存在。
非洲的“金砖”南非。资金外流将加剧南非的经济困境。自2009年以来，南非陷入经济衰退，估计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会跌到2％以下，失业率已逾25％，贫困人口有增无减。政府正在努力削减赤字，为今后几年经济增长2.2％创造条件，但困难重重。
东盟大国印尼。印尼受美联储退市影响严重，资金大量外流，政府1/3债务为外债。世界银行已将印尼2014年经济增长预测从2012年的6.3％降到5.3％。好的一面是，印尼货币贬值有助于将经常账户赤字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4％降至2.5％左右。
其实，受到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远不止这一些。泰国的金融机构过分依赖外国短期贷款情况也很严重。美联储再有风吹草动，流动性就会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报告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2012年合计2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虽然离欧元区定的60％的警戒线还有距离，但考虑到企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达113％，甚至超过经合组织90％的阈值，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需要高度警惕。
英国前首相布朗在《金融时报》撰文称，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之一是全球影子银行无限扩张。然而这五年来各国并未汲取教训，影子银行的规模有增无减，已从2008年的59万亿美元扩大到如今的71万亿美元。这其中固然有欧洲领导人一意孤行的原因，但亚洲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子银行这五年增加了20％。2009年以来，亚洲银行负债表扩大的速度比全球最大金融机构要快三倍多，而其资本金却只增加了一半。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前车之鉴并不远！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五年了，世界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发达国家债务高企，缺乏增长亮点，他们利用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长期求助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所谓“脆弱的五国”不过是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受害者的代表。国际社会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尽快着手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合理、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改革首当其冲，刻不容缓。
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大教训是，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办法，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快速复苏，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英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迈尔斯曾预言，世界每七年就会来一次金融危机。此言虽有耸人听闻之嫌，但如果各国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一预言就会“不请自来”！
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最近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消息沸沸扬扬，一片赞扬声。那么事实究竟如何？美国经济如果好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14年以来，美国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一路上扬，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失业率下降至7.6％。美国联邦储备署伯南克主席不久前甚至暗示，如美国经济稳定复苏，将考虑收缩量化宽松政策。但仔细分析，美国经济走向依然阴影笼罩，不确定因素较多。
美国经济四年前开始缓慢复苏，一路磕磕碰碰，起伏不定。尽管采取了7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四年来年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在2％上下徘徊，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度甚至降到2％以下。这是自二战以来最弱的增长。而且债务负担益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连续四年超过10％。回顾美国历史，以往经济危机后复苏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1％。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近日宣布破产就是最新例证，负债180亿美元，其中养老金入不敷出是主要原因。
让我们拨开迷雾，看看美国经济的核心要素就业情况。美国财政部部长杰克·卢最近表示，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已经创造了70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广为报道的7.6％的失业率实际上只是“障眼法”而已，实际失业率要远远比这高得多，2014年5月为13.8％，6月则高达14.3％，失业或就业不足的人数达2200万，也就是说就业人口仅占工作年龄人口的63.5％，比四年前开始复苏时还下降了2.2％。
为什么会这样？一是许多人长期找不到工作，干脆放弃了就业；二是临时工作岗位的比例大幅度上升。2014年6月的美国政府统计数据表明，2014年以来就业人数增加了753000，但其中至少557000系临时工作岗位。该统计还显示，全国临时工作岗位目前有28059000个，为2007年底金融危机以来之最！这点连联邦政府也未能幸免，2012年6月联邦政府临时工为58000个，2014年6月已达148000。很多人将此归咎于被称之为“奥巴马福利”的医疗保险法。该项法律规定，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必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否则将处以每人2000美元的罚款，而雇员的界定是每周工作30小时以上。故众多中小企业宁可雇用临时工，以躲避法律的规定。
现在再来看看量化宽松政策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复苏迟缓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不足，要刺激消费需求就要增加民众的财富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美国政府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手段已经穷尽，只能祭出美联储的货币宽松绝招。于是乎量化宽松从一期到四期，美元流动性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每月800亿美元的债券回购连绵不绝。伯南克2010年11月曾说，希望这样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能“抬高股市”，“以增加消费者的财富，有助于增加消费者的信心，这将刺激消费”。
但是事与愿违，量化宽松并没有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就是最近美国股市的回升也有很多因素支撑，而非完全由于流动性增大所致。如果是后者，那么前几年美股市就应该大幅回升，而不会等到最近才“阳光普照”。还有，美联储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大多进入虚拟经济催生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而没有用来投资实体经济。这一点从美国“无就业增长”中可见一斑。关键问题是，美国经济目前亟须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不是“对症下药的药方”！
当然，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情况是最好的。美国经济确实在复苏，如果没有财政整顿，增速可能还会再高一些。美元在升值，美元债券利率上扬，大量美元向本土回流。由于资产通胀驱动，当前美国家庭净财富已达到70万亿美元，比2009年低谷时的48万亿美元增长了45％。美国制造业在回归重振，有了较大起色。页岩气的大量发现和开采使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下降，制造业成本降低，竞争力加强。美国能源独立指日可待的说法不绝于耳。美国经济转型也已经拉开帷幕。虽然美国政治固有的党派之争和短期利益绑架经济发展方向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不少有识之士和美国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益高。美国经济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巨大发展潜力不可低估。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也有劳动生产率的科技含量增加、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不断替代白领工作的深层次因素。
美国是国际经济的领头羊，是国际经济体系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美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大环境。
让我们把目光首先投向金融领域。美联储持续数年的量化宽松使美元流动性在全球泛滥，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流动性注入中国和许多新兴国家。热钱的大进大出使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和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亚洲不少国家已患上“量化宽松依赖症”，最近美国宽松刹车引发的美元回流使这些国家的信贷出现危机，经济增长再亮红灯。对中国而言，量化宽松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人民币“大池子”水位不断升高，金融泡沫风险增大。随着美联储准备逐步收紧量化宽松政策，中国资金外流规模扩大，我们同样面临信贷收缩的风险。
中国央行数据显示，到5月底，中国M2同比增长15.8％。中国金融业资产2002年为20万亿元，2012年激增至100多万亿元。流动性急剧增加催生了房地产和金融泡沫，地方债务也迅速膨胀。据国家审计署统计，2012年底地方债务约10.7万亿元，全国有8300多家地方融资平台，个别地方的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高达219.57％。外界估计中国的地方债务数字则更高。而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警告，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未来几年里中国资金净外流量将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5％，约1.35万亿美元（流出2.25万亿美元，外国投资9000亿美元）。
能源和贸易问题突出反映了美中两国实体经济所处的不同经济环境，以及美国在解决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中所采取的经济战略。美国页岩气的大量开发不仅降低了美国企业的成本，也使美国逐步减少对石油特别是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美国制造业在美国政府“出口倍增计划”和“重振制造业战略”的激励下，加上国内能源供应的优势，发展势头看好。这将使中国这样制造业出口分量重，尤其是在美国市场占较大出口份额的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加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壁垒增加，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不断，我国贸易风险上升，对美出口萎缩态势已经难以逆转。中国的光伏产业以及橡胶、轮胎等产品的出口都遭受严重打击。这也增加了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难度。以中国钢铁产业为例。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达7.2亿吨（美国产量约1.2亿吨），产能至少过剩20％。钢铁企业走出去可能是条出路。如鞍钢去年购买了美国密西西比钢铁开发公司14％的股份，准备在美国建5个炼钢厂。
更深层次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的是全球化面临的方向性问题，即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如何解决？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引领新的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准备改变国际经济治理的框架和游戏规则，中国如何应对？
事实上，2008年始于华尔街随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并未迟滞全球化的步伐。看看投资和贸易：1990年以来，全球直接投资和贸易增速均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全球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经济产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9％上升到2012年的33％，同期全球货物和服务业出口占全球生产总值之比也从20％增加到31％。这几十年被经济学家称为“超级全球化时代”（Superglobalization），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空前的速度在追赶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1990年以来，103个发展中国家中有75个国家以每年人均3.3％的速度在追赶发达国家，即便在金融危机（2008～2012）期间，这一增速也接近3％。南北差距在历史性地缩小。按理说，各国现在应该乘胜追击，继续扩大全球化的成果，努力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鸿沟，但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由，正准备重新制定规则，修改全球经济治理的游戏规则。“他们的奶酪别人不能动！”这不仅仅表现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壁垒大大增加，更体现在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已名存实亡，另一方面一些大国却竭力推行排挤中国的“超级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怪现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就是这样的“超级”谈判。两大自贸区谈判双向同时推进，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搁在一边，连美国和欧洲不少有识之士都惊呼，“此举十分危险”！
其实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地球越来越像全球村，谁也排挤不了谁，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已无可能。大家唯有同舟共济才能互利共赢。我们相信最终理智能够战胜狭隘的“地缘政治”考量，全球化的发展将沿着双赢和多赢的道路继续向前高歌猛进！
America's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Development
As China enters 2014 with the orderly unfolding of reform measures outlined at the Third Plenum of CPC.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wherein China will carry out these reforms brims with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include America's Re-industrialization unleashed af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2008 crisis hit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hard on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at had claimed supremacy for the past century. It is 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economy with its share of added-value over 20％ and jobs at 21.65％ of national total before 1980.Both dropped sharply to 11％ and 8.9％ in 2009.Reflecting on the root causes of crisis, American elites believe that the imbalance be-tween real economy and finance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m. Moreover, they are con-vinced that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to be competitive simply to maintain A-merican military supremacy globally. They want no stone unturned for the US to meet this challeng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in particular.
A succession of actions quickly followed. From 2009 to 2012, the US un-veiled initiatives ranging from "Revitalizing America's Manufacturing" , "Buy A-merican" , "Doubling Export in 5 Years" to "Promoting Domestic Employment" .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has thus taken shape and real progress been made in strides to fill the "hollowing"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structur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uplifted production and its value-added share up 0.9％ to 11.9％ in 2010.The return of manufacturing to the States followed and in the last 2 years,2/3 of major American manufacturers have moved their factories back either State-side or to countries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 Of the 108 American companies operating globally, one survey shows that 33％ plan to move their manufacturing back to the States.
This has contributed to economic recovery and recoupment of employment in the States. 2012 saw the US real economic growth at 2％ while manufacturing grew 6.2％. The same year witnessed unemployment drop from 10％ to 7％ with 489, 000 new jobs created b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merica's reindustrialization has coincid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een aided by large-scale shale-gas production and the rising labor cost in emerging economies as they engage in structural readjustments. It is not fabricated to "fit China" , but the reality is not different for China.How will it impact China？
Many believe this is about "made in China" or "made in America" .China's reform from late 1970s onward has produced an economic miracle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emerging markets has changed global economic as well as politi-cal landscape. As a result, the US global market share has declined. 2010 saw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overtake the US as the biggest manufacturing economy with 19.8％ of the world total vs. 19.4％ for the US. Moreover, China has also sur-passed the US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greatest numbers of patent applications. Plus that year marked China's ascendency to global number two in terms of GDP. The anxiety and sense of crisis so permeate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at many Americans worry about the US losing "the great power rivalry" with China.Hence the constant pressure on China by the US on RMB appreciation, opening fi-nancial sector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tc.
Another thrust of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is America's global rebalance to-wards Asia and for "like-mined countries" to form mega-FTAs like TPP and TTIP 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new trade rules of much higher standards.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are the targets.
The US joined TPP negotiation in November 2009 and a framework document emerged in 2011.It is understood that complete sets of rules have been formulated against the perceived Chinese competition. TPP members are expected to complete negotiation in 2014.Both TPP and TTIP are tools for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na-tions to reshape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ules that have been supposedly under attack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These new rules will involve inter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high-tech, new energy and agriculture. It is not a big stretch to imagine that should these attempts succeed, China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order that is dominated by the US, Europe and Japan. China will be put in a strategically defensive and awk-ward position with no easy op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government has taken protectionist measures inclu-ding setting up an office for trade law enforcement and beefing up its supervision and screening of Chinese exports and investments into the States with a view to curbing Chinese investments and exports to protect domestic manufacturing. As a result, the US put China on "article 301" watch list in 2010 and subsequently in 2012 on "article 306" list. It is expected that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he US will meet more strident approval processes and the situation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like Huawei, ZHE and Sanyi will be repeated. Furthermore, no matter how much China will do in IPR protection, IPR will always be an instrument for the US in its protectionist push against China.
It is true that fast ascendency of emerging economies does have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consequences relating to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reated by the western nations. America's Reindustrialization is tinged by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gainst China.That is a given. What then should China do to cope with such complicated developments？
First, China's advance should not be distracted by externalities wherever they come from. Growth and reform are what need to continue regardless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ree conditions should be met for any country to have long-term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e.scale of labor and their qualit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adequate capital input. China needs to have greater input in all three no matter where America's Reindustrialization goes.
Secondly, the 3rd Industrial Revelation, as a historical trend, is already in full swing characterized by Internet, new materials, new sources of energy and smart production like 3D printing. This is the backdrop against which China should view the America's Manufacturing Revitalization. It is inadvisable for China to a-bandon low-end jobs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chain now given the reality that China's huge population still contains a large part of low skill labors. Excess manu-facturing capacity could be assimilated by moving them out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an acute need.
Thirdly, real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arts with revolution of energy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hich has already gripped us tightly. China, with the advantage of a late-comer, could jump right into this revolution by focusing more on R & D,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new energy and IT sector.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set up and improve upon an innovation-inducing system of science-and-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ll intertwined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produc-tivity.
Fourthly, economic competition i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competition of tal-ents, of people. China needs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all kinds of talents. To be more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must be created for the right talents to grow up and take hold. Moreover China should not only be able to retain its own talents, but also in a position to attract tal-ents from advanced nations by creating a "soft environment" that is ideal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Finally, on such attempts to remodel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that excludes China as TPP and TTIP, China has no option but to meet the challenge head-on. It at least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1, Continue to push for an early conclusion of Doha Round based on the ini-tial agreement reached in Bali so as to safeguard the global governance regime.
2, Make greater efforts to move the negotiation on RCEP to a fruitful end while try its best to upgrade FTA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3, Translate into reality the proposals by Chinese leadership to "build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o China's west and east respectively.
4, With China's own geo-strategic perspective, make careful but quick study of such meg-trade-deals as TPP and TTIP and adopt an open approach to any re-gional arrangement that will facilitate global trade. Whatever the conclusion, it's always better to be "in" early on because only by joining the negotiation can one expects to get relatively favorable outcome. We are confident that China's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 is not just good for itself but also a blessing to the whole world.
“多哈回合”巴厘协议对维护全球贸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久旱逢雨，迎来历史性突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贸易部长们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作为“早期收获”的“巴厘岛一揽子”协议，包括农业、贸易便利化和发展领域的10个文件。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1.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协议决定尽快成立筹备委员会，就协议文本进行法律审查，确保相关条款在2015年7月31日前正式生效，各方同意建立“单一窗口”简化清关手续。
2.在农业方面，协议同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系列与农业相关的服务，并有条件同意发展中国家为保障粮食安全进行粮食储备。
3.在棉花贸易方面，协议同意进一步向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并帮助他们提高棉花产量。
4.在发展议题方面，协议同意对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商品实行免税和免配额制；进一步简化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认定程序；允许最不发达国家的服务优先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同意建立监督机制，对最不发达国家享受的优先待遇进行监督。
二，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对维护全球贸易体系和促进世界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协议的实施将给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为世界贸易带来近1万亿美元的增长，创造2100万个就业岗位。特别是贸易便利化协定一项，估计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每年增加14％的出口，给发达国家增加10％左右。按照2012年出口额计算，中国每年出口将因此增加近2800亿美元。
作为二战后形成的协调全球贸易秩序的主要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甚至被称为是“昏迷中的病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持续严重对立。
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被称为“多哈回合谈判”。这一回合的宗旨是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创建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关注发展中成员，尤其是最不发达成员的利益，因此也被称为“发展回合”。多哈回合是迄今为止涉及议题最多、参与方最多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谈判启动12年来，一波三折，历经艰难。由于参与者不断增多，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使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谈判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多次陷入僵局，一直无法取得进展。面对多哈回合久拖不决的尴尬局面，在2011年第八届部长会议上，世贸组织成员决定，推动具有普遍共识的议题先行达成协议，也就是所谓的“早期收获”一揽子协议。
发达国家为保持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权，以世贸组织多哈回合长期谈判无果为借口，声称中国等国家“搭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便车”，开始放弃多边主义框架，试图另起炉灶，重新制定“游戏规则”，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等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安排谈判，有选择地推动贸易自由化，排挤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巴厘岛“早期收获”谈判成功鼓舞了全球支持多边贸易体系的力量，对发达国家走“另起炉灶”的歪门邪道也是个有力牵制。
三，建立在12年艰苦谈判共识之上的多哈回合早期收获计划，虽然还不尽人意，但它反映了各方利益的相对平衡。“早期收获”协议的达成，初步结束了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在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增加了人们对世贸组织的信心，也为最终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下一步要做的是，世贸组织成员就如何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制定路线图和相应的目标。
中国一贯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多哈会合谈判，为达成协议作出了许多贡献。中国自己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深切体会到维护一个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性。中国一直并且不断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无私援助。在2008年，中国就已经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目前已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并承诺到2015年给予97％的产品免关税待遇。
与此同时，中国还向最不发达国家援建了近千个各类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卫生、通信、电力、能源和交通等诸多领域，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还对最不发达国家减免债务，减轻负担，促进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将继续增加，对全球贸易也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币区域化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和区域经济体系发展的顶层设计，与亚洲经济一体化和欧亚一体化十分契合，其中人民币区域化是这一构想的重要基础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人民币“走出去”初见成效
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境外流通，成为各国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目前人民币境外流通渠道已打通，区域化拉开帷幕。
2013年四季度跨境人民币指数（CRI）创228点历史新高，显示跨境及离岸交易使用人民币活跃程度快速上升。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量超4万亿美元，成为第一贸易大国，为跨境使用人民币奠定重要基础。中国进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由2011年的5.5％上升至2013年的11.7％，人民币成为中国外贸第二大结算货币。全年跨境人民币结算5.16万亿元，同比增长61％，人民币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约60％，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30％。同年，中国银行对全球约300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70％以上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大势所趋，30％多认为人民币国际地位以后将接近美元和欧元。61％企业计划跨境贸易结算使用人民币或提高人民币占比。
2013年，5000多亿元人民币资金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进入海外市场。其中，经常项目人民币净流出约8500亿元，资本项目人民币净流入约3500亿元。2013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8605亿元，同比增长43％。目前海外人民币资金存量逾1.5万亿元。
2013年，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国际使用活跃度差距缩小。四季度美元活跃度指数1436，比二季度上涨2％；欧元指数981，下降3％；英镑675，上涨3％；日元422，下降5％。而同期跨境人民币指数由186上升为228，增长23％。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人民币成为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并跻身全球第七大支付结算货币，市场占有率1.39％。
2014年，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总量占比将继续提升，吸引更多国家使用人民币。其他国家使用货币互换协议下的人民币资金、增加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配置将出现新突破。这有利于深化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往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使用人民币挂钩中国经济，借助中国经济体量增加经济运行的安全性、稳定性。
人民币区域化“东西两翼”齐发展
目前，人民币沿着贸易结算、金融交易、货币储备的逻辑递进关系，以及周边、区域、国际的演绎路径，由贸易结算向金融交易货币发展，亟须在周边增加储备货币功能，推动建立区域人民币货币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将稳步推进，跨境使用人民币将更加便利。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政策试验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新领域。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举措，平行推进货币圈内离岸中心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网络建设，将推动人民币在东盟和中亚“东西两翼”的区域化进程。
东盟作为人民币“东进”方向符合人民币区域化目标。目前东盟金融机构人民币服务不断完善，东盟国家对人民币接受程度提高。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取得长足进展：“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规模超2400亿美元；双方强化多层次区域金融安全网，落实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鼓励跨境贸易和投资使用本币结算；为东盟机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提供更多便利；完善区域金融风险预警和救助机制；中国银行已推出新加坡元、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越南盾和印尼卢比与人民币的汇率报价。另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也为人民币进入东盟创造了有利条件。201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达226.9亿美元。
下一步可推动：在东盟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外派代表联络机构，强化与东盟各国央行高层对话，建立双边货币合作管理机制，达成货币跨境兑换、调运、储备等共识；加强区域债券市场合作、金融机构互设、跨境人民币贷款，以促进区域内金融市场互相开放；支持新加坡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扩大人民币大宗商品计价能力；完善人民币投放与回流机制，逐步推动人民币成为东盟主要货币。
国际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元地位，国际经济金融力量对比变化催生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人民币区域化无疑是双赢、多赢之举，但对区域金融格局仍带来挑战。东盟是传统美元区，美国不会放弃在东盟的货币主导权。布热津斯基说，“美元的命运就是美国的命运”。维护美元霸权地位事关美国战略利益。因此对人民币向东区域化的困难要有清醒认识。
同时，人民币“西进”正当其时。在中亚及其以西地区构建人民币货币圈，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题中应有之义，又与人民币向东区域化相辅相成，两翼互补齐发展。
“一带”上有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国家。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出口制成品，经济互补性强。中亚等主要国家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在加强安全和反恐合作、应对“三股势力”的同时，已启动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金融和货币合作需求上升。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受到上合组织成员欢迎。该地区属卢布货币区，俄罗斯与中国有推动本币国际化、构建多元全球货币体系的共识，而美国对该地区货币掌控能力有限。人民币“西进”有较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蒙古等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已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国家设立营业机构或代表处。双边和区域货币合作已起步。
人民币“西进”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推动国际石油计价货币多元化。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放弃金本位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全球核心货币地位，与美元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密切相关。故美元常被称作“石油美元”或“石油本位币”。俄罗斯、中亚、中东地区是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而中国是主要石油进口国之一。人民币区域化西进，与卢布等一起成为石油计价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将提升人民币的区域和国际货币地位。
应重视香港和上海的助推作用
人民币区域化有两大助推平台，那就是香港和上海。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人民币走出去的关键“节点”，地位独特。
首先要推动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制度创新，包括人民币债券市场和汇率市场的建设。就债券市场而言，可考虑将内地人民币债券市场延伸到香港；放宽赴港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度，简化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审批手续；参照QDII机制创新RQDII机制，设立人民币项下合格内地投资者制度，鼓励内地金融机构通过RQDII机制买卖香港市场人民币债券，并且同等量设置和提高RQDII的额度。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扩容将为海外人民币拓展投资和流动性渠道。
汇率市场方面，可考虑允许内地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银行入港，通过RQDII机制参与香港市场人民币外汇交易。这既有利于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汇率主市场建设，也有利于内地外汇市场市场机制的完善，为金融机构管理汇率风险开辟新渠道。
上海自由贸易区具有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的职能：一是通过区内利率、汇率、资本管制机制创新，倒逼中国金融改革；二是构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助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
上海离岸市场金融职能与香港大同小异。上海在人民币债券市场和汇率市场建设上可能更具优势。推进香港、上海离岸中心同步快速发展，对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将产生重要的助推力。
总而言之，人民币区域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步进行，将巩固和加强中国与区域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建设；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减少汇价风险，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促进人民币计价债券等金融市场发展；促进中国边境贸易，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国外汇储备巨大，实际是向外国提供巨额无偿贷款，却还要承担通货膨胀税。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可减少财富流失，并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
“美元陷阱”与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元的世界霸权宝座，然而，近年来美元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走强，只要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一有风吹草动，美元以及美元债券特别是美国财政部国债就成了各路资金追捧的对象，供不应求。这是为什么？人民币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之一，虽然总量刚过2％。人民币区域化渐成规模，正向投资货币迈进。这两者又有什么关联？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飙升至17.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美联储向美经济注入了逾1万亿美元的资金。2011年，美国国家评级首次被下调。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削弱或者动摇美元的价值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战略地位。就在2008年到2009年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和个人资金大量回流美国，追逐“美元安全资产”，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达几千亿美元。欧债危机爆发后又发生类似情况。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依然用美元计价，各国中央银行2/3以上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资产，而且主要持有美国国债。仅中国一家就有2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元资产。最近，著名经济学家普拉撒德写了本书，叫《美元陷阱》，讲的就是美元地位经久不衰背后的故事，值得一读。
从美元历史认识美元地位
美国崛起从其独立到一战约150年，而美元则到20世纪初才具备世界货币的实力。有以下主要轨迹可循。
一，1774年北美13个殖民地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定名为 dollar。1776年美国独立，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开始设计美国的货币制度。1792年美国颁布《铸币法》，规定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并确立了双本位制：黄金、白银均为法偿货币，由立法规定其兑换比率。1873年美国颁布《铸币改革法》，废除银币，采用金本位制。1900年美国颁布《金本位制法》，正式废除双本位制法，黄金成为美元唯一标值，允许美元纸币兑换黄金。这一步为美元融入英国主导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法律保障。
二，美国独立后不断向西扩张领土。到19世纪中叶，已成为东西链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工业革命。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并进行对外扩张。1909年美国塔夫脱总统实行金元外交政策，鼓励银行家扩大海外投资，通过资本渗透获取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特权，美元成为美对外扩张的金融“利器”。
三，20世纪初美元虽具备世界货币实力，但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未有根本改变。美元从1914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逐步取代英镑地位有深刻的背景。
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高了美元的国际地位。1914～1917年，一战使欧洲经济遭重创，英法德实力削弱，美国成为债权国，欧洲国家暂停纸币兑换黄金。美国是唯一保持金本位制的国家，美元国际货币地位迅速提升。二战后西欧一片哀鸿，美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和西方盟主。当时美工业制成品占全球的50％，对外贸易占1/3以上。美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快速增至1945年的228.7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国家的59％。超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与雄厚黄金储备为二战后期美国建立美元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
四，1944年7月，44国在美召开“联合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同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实为金汇兑本位制，或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成为黄金等价物、国际清算货币和各国主要储备货币。但是美元霸主地位的最终确立还在其后关键两步棋：一是迫使英镑贬值，分化英镑区；二是在全球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渗透。1947年10月30日，美国等23国在日内瓦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同时美国对西欧实施马歇尔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美元彻底取代英镑。
美元地位会很快下降吗？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美元既是国内货币又是主要世界货币，其两重性使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强烈的不稳定性，各国货币和汇率摩擦不断，货币危机不时出现。1960年美元发生危机，各国纷纷抛售美元并向美政府兑换黄金。1971年美元危机再次爆发，为保护美黄金储备，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1973年3月，主要国家货币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为挽救美元国际地位，美与沙特签订协定，决定采用美元计价和交易石油。此后美元成为其他大宗商品计价货币。
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了美元确立霸主地位的曲折历史沿革。而今国际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使得欧元、日元、英镑不时冲击美元的霸主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分量的增强，其货币如人民币对美元形成新的挑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美元地位衰落都将是长期的过程。世界货币地位进入如今的纸币阶段，主要靠两样东西支撑，那就是发行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信誉（偿债能力）。任何其他货币想取代美元成为主要世界货币需要经济、军事实力相匹配，时间进程会很长，而且不可能一帆风顺。
围绕货币主导权的激烈博弈
由此可见，主要经济体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斗争将是长期、曲折、十分尖锐的。对美国来说，除了军事霸权，没有什么比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更重要的了。金融危机期间，美元货币体系被指为金融危机的源头，要求建立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美国自2009年开始进行战略反击，目标指向欧元、日元、人民币，竭力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对欧洲等资本顺差国采取强美元政策，打压欧元，让资金回流美国，并通过刺破希腊债务泡沫，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暴露欧元的“致命裂痕”。现在欧元已经基本丧失冲击美元的动力。
对日本、中国等贸易顺差国采取弱美元政策，逼它们的货币升值，减轻美债务压力。美国为压缩中国增长空间，一再压人民币升值，借汇率问题打压中国。2011年美国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以“货币失衡”为借口，逼中国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美还竭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制定区域和全球贸易新规则（据专家计算约80％的规则将重新制定），以巩固其亚太和全球经济主导权，矛头直指中国“耕耘多年”的与东盟和欧洲的经济合作。
为维护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美国还在进行长期战略布局：①将“美元—石油”体系转换到“美元—碳排放”体系；②将美国信息产业优势转换到新能源产业优势；③实现能源革命和制造业回归，从金融帝国向制造业帝国转变。美国在以上三方面均已取得较大进展。
人民币国际化大势所趋任重道远
人民币国际化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中国应认真学习历史，特别是美元成长史，从中找出规律，以加强国家金融战略的顶层设计，蹄疾步稳，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全方位发展，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扩大金融业内外开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海外人民币存款总量从2010年的几百亿元，增长到目前的1.2万亿元。人民币跃居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十大货币之列，从2010年全球第17位跃升至第9位，日均成交额增长2.5倍。国际贸易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比例2013年达9 ％左右，超过欧元成为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未来人民币在贸易、投资、结算中的比重将显著提高。预计到2015年人民币在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结算中的占比将达到15％，2025年有望超过30％。
中国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逾3万亿元。东南亚、东欧及非洲一些国家已经把人民币作为其储备货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历史性机遇，预计未来十几年人民币将成为全球主要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之一。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5年，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超过5％。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确保国内经济发展，做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并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走稳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
一，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有利于资本平衡流动，抑制跨境资金套利，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有效运行。
二，推动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促进大宗商品贸易、投资等人民币业务。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三，支持上海成为全球人民币中心，拓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挥香港国际中心作用。上海自贸区是中国金融业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要促进人民币回流渠道多样化，加大金融市场开放力度。促进在岸、离岸市场协同发展，推动、协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新加坡、卢森堡、巴黎、法兰克福等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形成全球人民币市场体系。
四，配合企业走出去战略，发挥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重要作用，同时注意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更多参与大型跨境投资项目，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和外汇交易水平，优化布局，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全方位发展。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处于历史关键节点，须主动出击，人民币国际化乃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之争虽非充满硝烟的战争，但过程一定会充满艰险。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中国始终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坚持经济发展不动摇，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定会引领中国经济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能源格局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能源资源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我们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但是今后很长时间里传统能源资源依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围绕能源资源而展开的种种博弈将深刻影响大国关系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现在能源领域有哪些突出变化呢？
能源消费重心正在向新兴国家转移
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是消费决定需求。有统计表明，到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30％，大部分来自新兴国家，只有4％的增长来自经合组织国家（OECD）。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能源最大消费国。预测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每日进口1300万桶原油的净进口国，能源消费将超过美国80％，人均需求将增加40％，基本达到目前欧洲的消费水平。以石油消费为例，到2035年，OECD国家石油消费将下降至只占全球石油消费的1/3，也就是目前的一半。中国石油消费增长迅速，到2030年将达到1600万桶/天，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其主要原因是日益膨胀的交通和车辆的需求，以及石油化工行业需要大量使用石油。
举几个地区的例子。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构成的亚太月牙形地带的石油需求占世界的25％，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需求中心，而且成为对世界石油市场和地缘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需求中东”。预计2014年后世界新增能源需求在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进一步聚集。东南亚到2035年能源需求将增加100％。2020年后印度对煤炭、石油和电力的需求将迅速增加。全球能源消费增量中中东国家占10％，中东人口增速高达3％。其天然气消费到2020年将达到欧洲水平，到2035年中东国家每天需要消费1000万桶石油，与中国目前的消费基本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国家能源消费大幅度提高，将继续推动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在高位徘徊。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因历史原因并未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其经济发展的成本将逐步递增。虽然未来低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占比会增大，但是化石能源到2035年依然将占能源消费结构的75％左右，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清洁能源难以成为能源消费的主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分析，不难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与控制能源资源的西方国家围绕能源资源及其定价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与此相关的大宗商品定价、结算货币多元化之争也将十分激烈。
碳排放将与能源消耗同步增长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挑战，从2009年哥本哈根第15届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到如今，各国虽然对排放的责任、强制性削减排放安排、减缓的费用等问题议而不决，争议很大，但对碳排放及其相关安排已开始形成一定的共识。这对于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讲，挑战十分严峻。
不同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不同碳排放结构，对全球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冲击也不尽相同。专家估计到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25％，每年约增长1％。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其能源需求增速较快。这自然包括天然气、煤炭、可再生能源、石油和核能等各种能源，能源结构还是主要依赖煤炭。2011年，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8％。中国经济新的五年规划已要求减少煤炭消费，到2035年估计中国煤炭占比将下降到33％，这显然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虽然中国近年来单位GDP能耗下降明显，但下降速度依然无法抵消经济发展增量所需的能源消耗排放量。在到达峰值年之前，中国的碳排放与能源消耗将继续同步上升。就绝对排放值而言，2012年中国碳排放比美国多60％，到2035年将达到美国的两倍。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有个利好消息是，长远看2011～2035年中国煤炭的碳排放增长速度为-0.4％。这对改善中国生态环境和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3℃内会有重大贡献。
总的来看，非经合组织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将不断增加，2035年将达到经合组织国家的标准。当然人均排放差距将依然存在。到2035年印度人均排放将继续保持较低水平，中国及中东人均排放将达到美国人均排放的50％，超过欧洲人均排放水平。
美国的能源革命影响深远
最近关于美国能源独立和能源革命的报道与分析源源不断。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报告，2013年，美国石油产量将突破1000万桶/日，占世界的15％左右；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到2020年北美石油产量将超过25％，成为“新中东”石油供应中心。美国原油产量2016年将达每天950万桶，接近1970年每天960万桶的历史最高水平，大大高于2008年美国原油产量下降最后一年每天500万桶的水平。2012年，美国石油供应量的37％来自进口。随着美国能源革命的成功，这一数字到2016年将降至25％甚至更低。能源信息局预测，世界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将从2013年的平均每桶109美元降至2017年的仅92美元。
北美油气供应在“页岩气革命”推动下明显增长，全球供应地位上升。2009年美国天然气产量5840亿立方米，超越俄罗斯居世界首位；2012年达到6814亿立方米；2013年突破7000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21％。美国的天然气价格自2008年6月以来已下降近70％。目前，100万英热单位的天然气在美国的价格约为5美元，欧洲和亚洲的价格约是该价格的2～4倍。这使得石化产品生产等利用天然气作为原材料的产业以及云计算提供商等大量用电的产业相对于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
美国能源革命只是北美能源快速发展的一部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天然气和石油生产飞速进展累积起来的结果是北美能源独立性大大增加。目前美国能源部核准天然气出口计划以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为主，其他国家必须先申请，但随着页岩气持续大量开采，美国管道天然气国内价格持续下跌，出口急迫性增大，未来美国扩大天然气出口是必然的。
天然气供应历来是俄罗斯战略影响力的有力渠道。乌克兰60％的天然气靠俄罗斯，俄罗斯在天寒地冻时刻要挟切断乌克兰与欧洲国家天然气源近年已经发生过。2012年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最多的是德国，第二是乌克兰，前十大进口国还有土耳其、白俄罗斯、意大利、波兰、英国、捷克、法国与匈牙利。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公司就告知乌克兰，不再优惠提供天然气。从美俄新冷战的现实考虑，美国将迅速提高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以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避免西方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中受制于对方。从这次乌克兰危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等欧洲国家与美国在对俄制裁上的步调和态度不是完全一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除美国能源革命带动北美石油、天然气供应大增外，巴西、哥伦比亚、非洲东部以及其他地区发现新的石油储量，也为全球石油扩大供应提供了动力。即使在动荡的中东地区，产油能力在2014年也将提升。伊拉克石油主要产自南方，其他地区不到总产量的15％，南方产油量近期将有较大提高。利比亚石油出口2014年上半年将会增加至危机前每天140万桶水平的一半或者更多。伊朗核问题谈判取得历史性进展，临时协议结束后的安排也有较大进展。这对伊朗石油供应也是利好消息。此外，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北部、里海/中亚地区、非洲西部深海、东非地区以及巴西海域等油气区已成为油气供应中心。与全球能源需求东移相比，全球能源供应多中心化明显。
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在各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能源资源的独立，一个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独立可言，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将受到制约。美国很早以前就制定了能源独立战略，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日本受岛国地理限制积极发展核能、储备石油，越南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开发海洋石油，都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
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正在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全球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能源消耗随着经济增长仍在继续增加、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扩大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的能源资源独立，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首先，中国能源战略应继续立足国内，在深层勘探、非常规油气开发、深海资源开发和新能源市场开发等领域加大投入，夯实国内能源供应和国内市场这两个基础。将油气并举改为稳油增气。同时以国内市场需求引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政策不仅要突出科技进步，还要突出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创新机制，包括理念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消费方式创新。新能源发展要两手并举，从中国市场需求出发，将新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加以政策和规划引导，发挥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牵引作用。
其次，要改变能源结构，积极扩大非化石能源特别是非常规天然气的供应。中国国情使然，2030年前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难以改变。但必须逐年减少煤炭直接消费比例，推动煤炭清洁化。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2020年将从目前的8％上升到15％左右，2035年达24.5％。其中，水能增长较为稳定，核能在保证安全条件下将持续增长，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将较快发展。
在2025～2035年，中国天然气将与全球同步进入快速发展期，实现产业发展、政策到位和公众利益同步推进。预计2020年中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比重将从目前的39％上升至60％以上，2035年达72％。发展非常规天然气产业是“十二五”、“十三五”时期中国“减煤、稳油、增气”政策的重点。
但是中国能源发展也有不确定性。致密气和煤层气已有较成熟开发技术，但页岩气尚处于开发初期，产业能力建设不到位，2015年和2020年的产量目标难以确定。煤制气可能对天然气供需矛盾紧张起到缓解作用，但是对环境压力，特别是水资源压力较大。新能源发展所需要的内需开发和技术创新前景不确定因素多。中国碳交易价格已在若干城市试点，但2020年能否形成全面碳交易价格尚难确定。
最后，要继续坚持绿色发展，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行生态友好的能源发展战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体现“四强调”：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强调能源发展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作用；强调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估机制；强调国内能源治理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相结合、相协调；强调推进节能环保产业，保护公众利益，走适应全球趋势和中国国情的低碳、清洁和生态友好型能源发展道路。
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必然影响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也将从经济、金融、环境等诸多方面影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国需要继续高度关注世界能源形势的演变，及时调整能源战略和政策。中国能源政策须面向国内外，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需求相协调，与全球能源安全、能源治理和气候变化等全球议程相对接，积极、开放、务实地与各能源利益攸关方加强对话与合作，以利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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