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在叙利亚出现的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美国奥巴马总统一直举棋不定，已于8月31日就美国是否采取有限军事打击行动一事寻求美国国会的批准，实际上推迟了这一军事行动。9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对叙利亚动武，但提出时限并禁止地面部队参战。参议院下星期将就这一决议进行全体投票，做出决定。近日来国际舆论议论纷纷，一是怀疑奥巴马政府的信誉，因为一年多以前奥本人曾说过，如果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那就“越过了红线”，美国不会坐视不理。二是美国的战略收缩和外交孤立主义倾向在发展，不少人怀疑美国的“世界警察”还能当多久？
美国在中东地区历来卷入很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和能源资源因素。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加上美国经济遭受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尚在缓慢复苏，美国的对外战略正作出相应的收缩与调整，已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并着手撤离阿富汗，开始将战略重心和资源投向亚洲，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
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出发，美国都不会，也不可能放弃中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已经初见成效，国内石油和页岩气开采大大增加，北美、拉美和非洲对美原油供应在美国石油进口中的比例已远远超过中东地区。这给美国在中东事务的处理中增加了战略和外交上的回旋空间。这是我们观察美国中东战略和政策必须考虑的大背景。
从历史视野观察，美国建国以来，其外交思想和对外战略一直随着国内政治斗争和国际局势变化，在孤立主义和对外干预两者之间“摇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推动建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从此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是“世界警察”的思想就在美国的“精英”中扎下了根。从国际金融、经济和贸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二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扶持日本在亚洲的发展，无不体现了这一思想。最近，奥巴马总统在就军事打击叙利亚发表讲话时，一开口就是“我们美国”如何如何，其潜意识中美国对维护1945年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有着特殊责任的思想十分明显。
美国在军事打击利比亚行动中让英国、法国打头阵，在是否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上犹豫不决、小心翼翼，确实反映了美国国内就美对外军事干预问题存在重大分歧，而且争论不断。最近美国民调显示，不少美国人对美国卷入叙利亚冲突有很大疑虑，担心美国再次陷入“伊拉克陷阱”。他们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一万多亿美元，数千美军丧命至今心有余悸。而且，联合国安理会目前就叙利亚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美国无法获得安理会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授权，加上最近英国下院否决了卡梅伦首相对叙动武的提议，更使美国老百姓疑虑重重。这也反映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4日的决议中，虽然同意动武，但限制明显。华盛顿的外交决策者以“世界警察”自居的思想与普通美国民众对美军事卷入国外冲突的抵触和怀疑之间的巨大认知“鸿沟”，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决定将有限军事打击叙利亚的计划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批准的根本原因。
其实，美国以人道主义为由对外进行军事干预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形成势头的。突出的例子是当时美国应对卢旺达的种族清洗迟缓引起的反弹。后来在东、中欧的波黑和科索沃问题上，一直到近来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人道干预”上的立场逐渐清晰，行动趋于频繁，或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或绕开安理会，直接由北约国家出兵进行军事干预。进入21世纪以后，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担忧恐怖主义势力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进一步加深了“人道干预”在美外交战略中的分量。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各国都坚决反对任何人使用化学武器这种已被国际社会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希望坚定地捍卫《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一点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态度鲜明，毫不含糊。我们坚持认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是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内和解，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今世界要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大势，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国、俄罗斯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本身就有不同看法，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打着“人道干预”的旗号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服务，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西方社会内部的不同声音如今也此起彼伏，英国议会否决政府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表明连英国也不想再次充当美国“世界警察的副手”。美国对自己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应三思而行，对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也要做深刻的反思。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抓手
美国“转向”亚洲及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表明亚太地区已经取代欧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虽然近来随着美国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IPP）谈判的加快，欧洲国家呼唤美国“重新转向”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但是战略格局的变化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是大势所趋。
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层面的意义已经有过充分的讨论，而且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许多人往往忽视了这一战略的经济意义和实施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抓手，那就是美国近年来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
TPP是美国于2008年在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国“更紧密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基础上提出，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参加，自此开始主导TPP谈判。TPP之后又吸收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一共12个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贸易总量占1/3。TPP被称作是“21世纪贸易协定”，对劳动条件、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均提出很高要求。用专家的话来说，以前自贸区谈判谈的是边界开放问题，现在是讨论边界内的问题，涉及一国“营商模式”等主权范围内的许多议题。尽管目前TPP成员对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和农产品等仍有很大分歧，如马来西亚和越南在国有企业，日本在农产品上都有较大困难（日本大米进口关税逾700％），但美国将TPP作为其整合亚太的重要一环推动力度极大，谈判有可能在2014年和2015年内完成。即使从美国国内政治考虑，美国也要在2014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结束谈判。同时中国已经表示将力争在2015年完成“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据说这对美国也是压力。
美国全力推进TPP谈判的时间差不多与其转向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步，可以看出其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如果说当年冷战期间美苏竞争主要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那么，如今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则更多体现在经济领域。事实上当时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经济上基本没有来往。而今天中美经济互补性、依存度都很强，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两国2012年贸易额已逾5000亿美元。从亚太范畴看，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4％，全球贸易额的44％，世界人口的40％，拥有27亿消费者。尤其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已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前景最为看好的地区。
美国提出并力推TPP，将中国排挤在外，更多凸显了美国与中国竞争的一面。有位美国前白宫官员这么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从一开始其核心就是经济。理由是，如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入不能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益，带来更多的出口、经济增长和就业，美国老百姓就难以支持政府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有美高官更是直白地说，TPP是美国亚太“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换言之，美国推动TPP能否成功，将决定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可持续性。
2008年对全球经济是历史性的年份，对美国也是从经济多边主义走向利益、区域联盟的转折点。有报道称，美国认为，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机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快速发展机遇，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现有体系内的发展已经对美国经济形成强大的挑战。美国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游戏规则”，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成本和“门槛”。而美国同步积极推进的TPP和TIPP谈判正是其中关键的步骤。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投资合作，把亚太的“蛋糕”做得更大符合区域各国人民的长远和现实利益。美国推进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安排来替代全球贸易体系，是自我利益至上的做法，解决不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失衡”现象，也无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复苏，只会增加、激化现有矛盾，破坏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完善和建设，损害世界贸易组织的信誉，彻底葬送多哈回合谈判。
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中国对包括TPP在内的任何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融合、共同繁荣的合作倡议都持开放态度。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由东亚峰会16个成员组成的RCEP谈判，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涵盖全球近一半人口、GDP和贸易额均占世界30％的统一市场。而且，因为参与RCEP谈判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其结果会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全球发展因素。中国还将继续全力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参与和支持包容性、开放性的全球和地区贸易和投资体系，反对损害全球经济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中国和美国在亚太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无论在亚太建立何种自由贸易的安排，中美合作都是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任何排挤对方的做法只会损及双方的利益，也无助于建立相互信任。中美两国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构建更具平衡性和合理化的全球贸易体系，创造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美国外交战略收缩与亚洲再平衡
美国外交战略历史上总在“扩张”和“收缩”之间摇摆。最近前白宫官员写了本书，题目是Maximalist，讲的就是从杜鲁门到奥巴马总统在外交上的表现，结论是美国反思小布什全球反恐战争美国投入巨大、损失惨重的教训，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奉行战略“收缩”，实施“靠后指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逐步脱身，对卷入新老冲突小心翼翼，唯恐避之不及。
近期对美国政府外交战略“收缩”的批评不绝于耳，主要指责奥巴马总统一味“收缩”，放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无论在对俄关系还是美中关系上，不仅一事无成，还在走回头路。究竟如何评估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于中国外交战略又有何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不妨从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和“亚洲再平衡”这三个方面作些分析和解剖。
一 乌克兰危机的得与失
乌克兰危机完全是西方利用“颜色革命”等手段长期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造成的，是美欧与俄罗斯长期矛盾积累的爆发。据透露，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德国统一时曾就北约不进行东扩承诺过苏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过去20年来，北约和欧盟东扩步伐确实一刻也没有放松。
1999年，捷克、匈牙利、波兰加入北约；2004年，七个原苏联集团成员跟进；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北约；同时六个原苏联共和国与北约签订“和平伙伴计划”，朝成员国方向迈出关键一步。乌克兰寻求与欧盟签署联系协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东扩已经直抵俄罗斯家门口，并威胁黑海舰队的去留。
马航飞机失事使原本就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7月29日，美国和欧盟由此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矛头对准俄部分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新制裁与原有措施叠加虽非致命，但将给俄经济带来较大打击。预计欧盟制裁给俄造成的损失2014年为230亿欧元，明年高达750亿欧元，分别占俄罗斯 GDP 的1.5％和4.8％。俄经济中进口商品占 GDP 比重为15％，而且俄国防工业30％、航空航天工业65％～70％、制药业80％的配件或原材料依靠进口。
俄罗斯虽然经济会遭受困难，政治上会遭到西方谴责，但俄民族性格刚烈，普京总统人气旺盛，绝不会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忍声吞气。但是普京最近在访问克里米亚时的表态依然留有余地。其实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根本做不到经济上对俄的“全面封锁”，地缘政治上也不愿把俄完全“逼入墙角”，重燃冷战之火。
与此同时，乌克兰内乱愈演愈烈，俄军在俄乌边境屯兵数万，希望保护乌克兰境内人道主义运输畅通，俄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车队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政府则极力反对，担心俄军事干预。北约正在调兵遣将，加强在靠近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军事部署。不管是做姿态还是动真格，这种军事对抗的做法令人想到冷战似乎再次露出狰狞的面孔。
《经济学人》杂志近期撰文评论乌克兰危机时有段话一言中的，说（西方制裁）“终结了西方与俄罗斯长达25年希望建立伙伴关系的努力”。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不断改善，经济尤其是能源合作日益加深。北约因为失去了冷战对手而处于“漂移”和下滑状态，欧洲国家军费开支逐年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如此。
对此，美国有两大忧虑，一是担心欧洲在全球战略上与美国渐行渐远，西方盟友阵营趋于松散；二是普京上台后振兴俄罗斯有方，美担心俄东山再起。乌克兰危机无疑给了美国“一箭双雕”的绝佳机会，既巩固了美欧联盟，又遏制、削弱了俄罗斯，为美战略重心继续转移巩固了欧洲大后方。
二 “阿拉伯之冬”乱云飞渡仍从容
中东“阿拉伯之春”历时三年已成“阿拉伯之冬”，地区许多国家乱象纷呈，人民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是确保中东主导权和战略平衡，保证以色列存在，维持该地区亲美政权的统治。奥巴马上台以来推行以战略收缩为特征的新中东政策，为美战略重心向亚洲东移扫清障碍。
中东局势近年大起大落，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战略步骤，美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在继续推进收缩战略的同时适度“重返”中东。但是“一朝遭蛇咬，百年怕井绳”，美国不再派兵直接卷入冲突（“Boots-On-The-Ground”），而是有选择的“提供武器、进行空袭”，以应付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美国脱身中东的战略步骤依然如故，在各种乱象面前表现得相当“从容”：
——继承小布什衣钵继续推行价值观外交，从伊拉克撤军同时利用“阿拉伯之春”积极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民主模式。
——巩固温和派海湾国家政权，构建海湾安全联盟。沙特、巴林、卡塔尔等是美盟友和全球原油主要供应地，关乎世界经济命脉。稳定海湾盟友政权、确保其安全是美中东战略的重要一环。
——军事手段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紧密结合，推行“奥版新干涉主义”。美国目前在中东的手法更加灵活巧妙：强调多边解决和阿拉伯国家参与；采用无人机和特种部队打击敌人，最近空袭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就是佐证。低成本、有限度卷入是奥巴马新干涉主义的主要特点。
——对伊朗打压谈判两手并用。一面加强制裁，一面与伊朗达成分步解决核问题的初步方案。伊朗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伊核问题上美国拖不起。美以部分放松对伊石油和金融制裁换取伊朗放弃核武器计划，对伊新政策成效初见。
——加沙重燃战火使巴以冲突重返美外交议程，但美国确保以色列安全和抽身中东的既定政策目标没有改变。巴以冲突复杂难解，最近加沙地区武装冲突加剧，巴以和平更加遥遥无期。
三 美“亚洲再平衡”矢志不移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2014年再版，米大教授增加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一节，其“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字里行间无处不在。读过此书的人一定明白，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思想基础来自何方。
从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看世界，无序状态是常态。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各国争夺地区霸权也就成了常态。新兴大国因力量变强具有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冲动。最后大国之间因为争夺霸权发生冲突和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就是米氏理论的核心。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些理论显然已经脱离现实，需要改变，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作重大调整。
然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有很大市场，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大家看到，美2009年宣布“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2011年公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这不仅造成中美关系再度紧张，还打破了地区战略均衡，因为美国的插手加剧了中国与部分邻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
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将主要军事资源调集到西太平洋地区，军事上增强与盟友的联系，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地缘政治上借助日、越、菲等给中国制造战略麻烦。美国已打破多年来坚持的相对中立的“战略模糊”，选边站队，提出“拉偏架”的所谓“南海冻结现状”方案，在海洋权益的争端中支持这些国家。
试想这么多年以来，在南海是越南和其他国家在不断改变现状，越南已经打了1000多口油井，不少是在与中国有争议的海域。那么为什么过去美国就一声不吭呢？现在中国在自己的海域内打口井，修个灯塔，美国就跳出来说是改变现状呢？美国虽没有直接和中国对抗，但其“再平衡战略”矛头所指无不针对中国，这再明显不过了。
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和重心转移还将继续，步子将加快。中美确实存在不同战略取向，地缘政治上也有分歧和不同看法。然而，中美建交35年的历史证明，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相互依赖，成为利益共同体和合作伙伴。两国如何相处，是合作还是对抗，不仅对两国人民，而且对地区和平与繁荣，对应对全球挑战都至关重要。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1世纪中美作为上升大国和守成霸权应如何相处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是对两国的严峻考验。为此，习近平主席2013年倡议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并表示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国的发展。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既着眼于双边关系、更具全球视野的战略构想。相信两国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携手走出一条新世纪的大国和平相处之道。
美国的“离岸平衡”与“亚太再平衡”
最近，奥巴马总统在公开讲话中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纵容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对抗，并提出针对中国的所谓“冻结现状”的方案。不久前美国还与澳大利亚签署新的《驻军地位协定》，为美军在澳达尔文市驻扎海军陆战队和美海军使用澳港口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举措是美国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更反映出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外战略思想关于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扮演“离岸平衡者”的核心理念。
什么是“离岸平衡”呢？哪些国家扮演过“离岸平衡者”的角色呢？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英国自然已是“明日黄花”，不必再提。美国仍然是积极的“离岸平衡者”或称作“离岸平衡手”。美国对海外干预有两种模式，一是全面布局，充当世界警察；二是“离岸平衡”，有选择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在美国经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后，老百姓大多数不再支持美全面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离岸平衡”随之流行起来。从干预性质看，两者一样，只是后者手法更为巧妙。
“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是“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教授提出的地缘政治概念。在他的成名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氏根据中美地理特点、地缘政治现实以及美对华战略判断，得出美需要遏制中国崛起并充当“离岸平衡者”的结论。
“离岸平衡”在二战之后逐步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从字面上看，“离岸平衡”是指美需要保持欧亚大陆各大力量之间的平衡，避免该板块上出现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竞争者”，以确保美本土安全以及美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是其从“离岸平衡”思想出发，根据亚太形势变化，特别是中国发展壮大的现实，提出的“亚太离岸平衡新版本”。
美是地缘政治搞平衡的老手，深明其道。美“亚太版离岸平衡”与传统意义上的“离岸平衡”是有区别的，也较通常的“离岸平衡”更加复杂、更多层次。毋庸置疑，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离岸平衡”战略已经破坏了亚太的力量均势，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也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了“逆推力”。
近年来，美国从阻止竞争对手在全球不同地方崛起挑战美霸权的总体目标出发，将中国视为正在东亚崛起的竞争对手，开始改变对华的“战略模糊”政策，实施以迟滞中国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从全球和历史视野来观察美国“离岸平衡”战略的运作，可以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有更清晰的了解。
一是“隔岸观火”，把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相互争斗、牵制的基础之上。许多地区的动荡、战乱背后都有美国的“离岸推手”。最为突出的是中东地区。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朗，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下坐大，美又找种种理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如今面对伊拉克的混乱局面，除了空袭“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压伊拉克总理马里基下台，基本撒手不管。
在亚洲，美国对付阿富汗也是如此。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美国武装支持塔利班与苏军作战。“9·11”之后，塔利班成了基地组织的庇护伞，美打击目标就转向塔利班。美对巴基斯坦同样作为“棋子”来用。在重点对付塔利班时，美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巴基斯坦在阿、巴边境地区助美扫荡塔利班势力。一旦确定美军要撤离阿富汗，美对巴就若即若离，无视巴安全，也无意帮助巴基斯坦稳定局势，发展经济。
二是“枪打出头鸟”，谁冒头威胁美霸主地位就打谁，盟友也不例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直逼美国，美国内“恐日”情绪弥漫。于是当时在美国主导下西方国家签署了《广场协议》，压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很快陷入经济低迷的十年，至今仍未恢复。
俄罗斯在普京执政后挣脱“新自由主义药方”的泥沼，发展动力增强，外交上话语权增多。美对俄战略“平衡”的冲动强烈，加速欧盟和北约东扩，步步紧逼，直抵俄家门口的乌克兰，希望将俄罗斯压制在欧洲的顶端。
美国对待欧盟也毫不客气。走向一体化的欧盟和日益走强的欧元，在美国眼里一样踩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红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欧盟国家银行持有美国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近一半，立即陷入债务危机无法自拔。美联储还装好人，给欧洲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将欧盟紧紧地绑在美元体系内。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更是天赐良机，美国拉欧盟联合制裁俄罗斯，不仅加强了北约的力量，还使俄欧关系复趋紧张。
三是集中力量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壮大。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在亚太的现实对象是中国。美调整对外战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目的就是要防范和牵制中国的崛起，以维护美国在亚太特别是东亚的主导地位。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开放，发展势头不可阻挡，中国成为全球强国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里程碑。对此，美国一方面是直接下注“对冲”，在西太平洋增兵添将，集中美国60％以上的军事资源，重兵压城，以双重岛链封锁中国。美国与澳大利亚军事合作升级就是出于此目的。另一方面是鼓噪“中国威胁论”，诱引亚洲邻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并公开支持日本、越南和菲律宾，激化他们与中国的海洋权益争端，挑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分歧和矛盾，将区域和历史遗留问题国际化。
美国以为这样做可收“一石多鸟”之效。一来借此更深介入亚洲国家矛盾，从中渔利。二来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使中国处于孤立和被群起而攻之的劣境。三来一旦中国被激怒，又客观上帮助美国牵着其他亚洲国家的鼻子走。亚洲四分五裂绝对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平衡”。
美国不愧为世界霸权，运用“离岸平衡”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知道：美国全球战略就是维护其全球独霸的地位和利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控制欧亚大陆及其战略支点欧洲、亚洲和中东。
“分而治之”、“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真正高手所为。掌控战略支点的绝招，就是使用各种手段使欧洲、亚洲和中东内部处于分裂状态，相互牵制、厮杀，形不成竞争的合力。这样美国才能高枕无忧，稳坐钓鱼台。美国最担心的是失去对全球的掌控，退回美洲，成为区域性大国。“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时时刻刻提醒美国，要未雨绸缪，坚决守住老大的位置。从这个意义讲，美国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历来十分强烈。
然而，21世纪毕竟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存在，大国之间的热战很难打起来。而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美2013年贸易额已超5000亿美元，冷战的代价也太大。因此，美国在亚洲扮演“离岸平衡者”往往采取两手策略，既要从中渔利，又要防止危机失控，确保按美设计的“路线图”精准发力，有序地推进“亚太再平衡”。
我们了解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目的是知己知彼，寻求破解之道，扩大中美利益融合，加强“战略再确认”，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以避免陷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冲突。
美国的两手策略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在对华合作与遏制中“掌握平衡”。在奥巴马放狠话的同时，美方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总体持积极态度，愿意“求同存异”。中美最近一轮战略和经济对话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非传统安全等领域达成众多成果，如确认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早日达成、共同推进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这些正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得以具体落实的体现。
再则，在中美关系和与同盟关系之间“把握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涉及中、美和第三国的复杂互动，其中最难处理的是东海、南海问题。对于中日关系，美虽不断重申对盟国日本的支持，但也注意尺度，并就日二战历史问题对日表达“失望”，适当加以约束。在南海问题上，美对华施压已成新常态，但也注意避免过分刺激中国，更多将菲、越等推向前台。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国内现实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合作与竞争并存”会成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竞争可能更突出，也会激烈。这对两国都是新的挑战。
美国将作为亚太主要力量长期存在。而中国的发展壮大将继续势如破竹。这就需要中美在地缘政治的互动中不断磨合，管控好可能发生的冲撞和危机，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增进了解，实现互利共赢，这也是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要义。
美方提议的“战略再保证”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有相通之处。双方可以深入探讨，提出合适的路径和建议，稳步推进。军事安全领域可能是双方需要关注的重点。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利益延伸的实际需要。美国将维持其全球军事绝对优势看作美霸权的支柱，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双方要寻求和平共处的空间，给对方留出回旋余地。在其他领域同样需要遵循“不对抗、不冲突”的原则，积极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空间。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离岸平衡”思想实际上与时代发展已经不合拍了。21世纪需要新思维和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对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顶层设计的重大贡献。
“离岸平衡”那一套可以说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自以为聪明，想通过玩弄别人坐收“渔翁之利”，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很难行得通。近十几年美国全球扩张的战略特别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使美国“人财两空”，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收缩”就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和新保守主义的反思，希望美国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真正负起大国的责任。
新世纪中美关系发展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中美关系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的走向不仅涉及两个大国的根本利益，也将决定新世纪世界前进的方向，影响世界格局的演变。
2014年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35周年。从20世纪70年代面对共同的战略威胁，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双方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从“非敌非友”的战略模糊到如今两国领导人承诺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回顾中美这几十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展望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新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两国乃至世界的未来，21世纪中美如何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繁荣，两国责任重大，有必要抚今追昔，作些深入的思考。
从合作伙伴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09年年底奥巴马总统上任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在会谈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在双边关系和应对重大国际问题中愿成为“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两国关系开局良好。
随后几年里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出现许多重大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引发中美疑虑加深，战略互信削弱。两国关系处于“漂移”（Drifting）状态。虽然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是常态，但是其重要性决定了长期“漂移不定”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易造成地区和世界格局的混乱，是不可持续的。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达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具有战略性、建设性和开创性的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中美两国的体量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表明，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因此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功与否不仅涉及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还关乎国际秩序演变和世界新格局的形成，甚至可以说将对新世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起决定性作用。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历史的需要
今天，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各国日益成为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不管中国如何发展壮大，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发展与繁荣。中国的发展将献给世界更多精彩，更多绚丽。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的解决，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共参加24项维和行动，派出官兵逾1万名。中国除继续在亚丁湾执行打击海盗的海军护航任务以外，最近并决定派海军军舰参加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护航。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连续几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对亚洲经济增长逾50％。中国对外贸易刚刚突破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放在这样的历史视野和全球背景下来审视。
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也许能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观察问题。2008年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体系危机和制度危机。从20世纪90年代起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急速坠落和与中国改革开放紧紧相连的“北京共识”日益受欢迎，历史与现实的反差凸显出各国对自身和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和反思。
这里不是想说中国如何了不起，而是希望美国能客观地而不要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方式，从而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一个符合实际的思想基础。
如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两国又是守成大国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格局演变进程中“权力转移”的含义。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在增加，国际和地区事务一定会有中国的声音。当然这种转移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并不是一条直线，美国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这显然增加了处理双边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复杂性。
有研究显示，人类历史上大概有15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11次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和战争。2014年是一次大战100周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议论不绝于耳。历史是一面镜子。中美必须打破历史上大国冲突的传统逻辑，避免大国博弈对抗的悲剧，这既是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责，更是对历史和将来负责。目前亚洲有个别国家正在利用中美关系这一独特的历史阶段特点做文章，谋私利，企图挑拨、诱迫中美重蹈历史覆辙。我们决不能上当。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当前历史阶段显得尤为必要和格外重要。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有效途径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基础是增进相互信任、扩大共同利益。
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长期和平的国际大环境，而中国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是维护、保障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有信心用自己的行动和世界一起实践“永不称霸”的庄严承诺。
不冲突、不对抗既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也是中国发展的唯一选择。如今世界今非昔比，中美之间、各国之间都是日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常态。从全球范围看，无论是反恐还是维护网络安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中东和平与非洲发展，都需要中美两国的积极参与和紧密合作。
中美面对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携手合作，与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同舟共济”，采取积极、坚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顺利避免全球经济的崩溃。2009年，面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矛盾激烈、陷入混乱的困境，中美坚持不放弃，最后以智慧和勇气推动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为后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打下了基础。
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充分证明对抗将是双输、多输，冲突没有出路。中美不冲突、不对抗顺应全球化潮流，也是世界各国对中美两国的殷切期待和强烈希望。中美合作乃两国之幸，世界之幸。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预期，为两国逐步建立战略互信提供基础，构建对中美长期友好合作前景的强大信心。
要做到不冲突、不对抗，关键是相互尊重，特别是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现今全球化、多极化趋势方兴未艾，世界多样，丰富灿烂。中美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民主的核心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美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实现两国的长期和谐相处，为世界的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要做到不冲突、不对抗，更需要合作共赢，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输入强大的正能量。中美双边各领域有着广泛合作需求和巨大合作潜力。新能源和信息技术飞跃发展已经带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在页岩气、清洁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前景看好，随着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推进，如果美国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放弃对中国的歧视政策，两国相互投资势头将更加强劲。
中美经贸关系给两国发展带来巨大红利，更是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始终破浪前行的“压舱石”和“定海神针”。中美贸易额近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逾800亿美元。有报告预测，10年后中美将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美对华出口将达4500多亿美元，为美创造250多万个就业机会，赴美中国游客将从2012年的150万上升到1000万。中美合作共赢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还将造福世界各国。
中美关系发展“态度决定思路”
中美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世界。中美关系要顺利、健康地向前发展，需要双方有正确的态度，保持战略和政治定力，克服偏见和矛盾，持之以恒地共同推进。
这个态度首先指战略互信、相互包容。如果相互缺乏起码的信任，互相猜忌，那其他都是空谈，再好的声明、协议和对话机制也不管用，最后不仅可能一事无成，还会对立、对抗，甚至发生冲突，损害双方的根本利益。
盖洛普和《中国日报》2012年4月的联合民调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61％的成年人和63％的意见领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对美国是件坏事，60％的意见领袖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对美国是威胁，76％的人认为缺少信任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样的民调虽有可能以偏概全，但却也反映出两国之间确实存在互信欠缺的问题。
两个大国特别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利益不一致或者利益冲突，关键是两国如何在分歧中和睦相处、扩大共同利益和共识，实现互惠共赢。这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说过，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美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说，美国的每项重要经济、政治和安全目标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美国官员理解了中国人的看法、视角和远见，就能更有效地处理相关重大关切问题。
中方反复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来没有想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真心实意地希望各国共同维护和平，实现繁荣发展。美方也反复表示无意遏制中国，乐见中国强大。这是双方正确的战略取向。只要言行一致，战略互信的大厦就能一砖一瓦地平地而起，安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稳步成长。
这个态度要求我们脚踏实地，促进务实合作，使新型大国关系的利益纽带更加坚固。以投资和服务贸易为核心的“市场准入”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中美正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积极推进双边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这体现了中国政府推进改革开放、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决心。中美在新能源、城镇化、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方将继续采取措施解决美方对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的关切，同时希望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公平对待中资企业赴美投资。
这个态度要求两国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扩大民间来往，使新型大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更加坚实。“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意决定两国关系走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得到两国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是成败的关键。要积极鼓励和扩大两国民众在家庭、社区、学校、民间团体等基层层面的往来，以增进、深化了解和友好。文化交流和交融有助于实现相互包容与融合，消除误解和偏见。希望扩大交流能推动中美友好合作成为主流声音和社会基础。
这个态度更要求中美共同负起责任，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紧密合作，使新型大国关系惠及世界各国。世界格局的变化今后一段时间将主要反映在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的改革上。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替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经济机构中的发言权逐步扩大，都充分说明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美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局势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利益汇合，有着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理应携手努力。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一个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一个是美国的战略攸关之地，两国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处，对地区形势和中美关系发展都至关重要。尤其是目前因为日本政府右倾化日益严重，一再挑战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东亚紧张局势升级，更加令人担忧，也更需要中美的合作。
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在全球的合作是有期待的。中国愿与美国在全球治理中展开全面合作，承担与自身国力及国情相适应的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不是“两国共治”，实际上两国也治不了世界，而是互助互补，“一加一大于二”。中美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合作，虽然两国立场未必事事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沟通、对话与合作，只会加深战略互信，促进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长足发展。
基辛格在其新作《论中国》中提出“共同演变”（co-evolution）的概念，明确表示中美不应是“零和关系”，强调两国要依靠紧密的（共生）联系，尽可能扩大合作，减少对立，在相互适应、促进合作中追求本国国内必需目标，实现共同演变、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他还在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表示，太平洋足够大，能容纳中美两国的共同发展。
温故而知新。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按照领导人指引的方向，坚定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全面发展，中美就能够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世纪”之争谁是赢家？
最近有几则消息令人关注。一是美国盖洛普2月20日公布民调结果显示，5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或非常负面的看法，20％的人认为如今美国的头号敌人是中国。二是奥巴马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于2月21日在白宫第三次见达赖。三是最近美国出了本书，题目叫“世纪之争”，讲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竞争，提出中美是否在进行“新冷战”的问题。中美都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前途。负面消息越多，越需要冷静、理性、客观的思考。
处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不易
中美关系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点没人会否认。中美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又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还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两国历史、制度、文化不同，难免会有看法和利益不一致或者利益相冲突的地方，关键是两国如何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在合作中努力扩大共同利益，在分歧中和睦相处，实现互利共赢。这就需要一定的战略互信，相互心里要托底。
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从20世纪70年代面对共同的战略威胁相互打开国门，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经济依存加深，从“非敌非友”的战略模糊到两国领导人承诺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回顾中美关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世纪之争》作者迪亚说，“自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以来，亚洲经历了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此语切中了中美相处的根本之道。
过去中国经济体量小，军事力量也不强，中美矛盾不太突出。2008年中国主办北京奥运会，之后在二十国集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主要作用，经济总量一跃成世界第二，中国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加。于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矛盾和猜忌的一面就凸显出来，两国能否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的问题在进入21世纪后也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话题。其实世界的发展不会是一条直线，美国还将长期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地区和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显然增加了处理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复杂性。
历史上看，每当有新兴大国崛起，与守成大国的冲突2/3以上都是通过战争解决。目前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对中美可能发生冲突的言论不绝于耳，亚洲个别国家还利用中美关系独特的历史阶段企图诱使中美重蹈历史覆辙，东亚局势紧张显然有可能将中美拖入冲突。中美在21世纪如何相处已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
中华文化和中国漫长的历史都告诉人们，中国没有“国强必霸”的基因。中美需要相处有道，用实际行动来打破历史上大国冲突的传统逻辑，避免悲剧重演，此道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确保两国长期和平相处、和平合作与竞争。这既是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责，更是对历史和将来负责。
如何构建相处有道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不打领带”的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2014年2月20日，中美交流基金会和美国进步研究中心发表联合报告，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18条具体建议，其中包括中美开展深层次的海洋和军事合作，为制定解决争议、避免危机的新规则奠定基础，以及将美中分别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与“亚太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合二为一等。
中美是日趋紧密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成为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常态。就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而言，无论是反恐，还是维护网络安全，无论是处理核不扩散、气候变化，还是建立中东和平、促进非洲发展，都需要中美积极参与和紧密合作。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美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己所不悦，勿施于人”。只有尊重各自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才能聚同化异，实现长期和谐相处、和平竞争。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寻求共同利益，合作共赢。中美经济互补性强，在各领域合作需求广泛、潜力巨大，在页岩油气、清洁能源开发等领域合作前景看好。随着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推进，如果美国在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态度积极，两国相互投资势头将更加强劲。
两国经贸关系给人民带来巨大红利，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贸易额逾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达800亿美元。10年后美对华出口将达4500多亿美元，为美创造250多万个就业机会，赴美中国游客将达1000万。
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迪亚在《世纪之争》中称，“中美在太平洋的军事竞争新时代将是21世纪决定性的地缘政治之争”，认为中国海军实力快速提升，突破“第一岛链”已成事实，美国正在失去对太平洋“一统天下”的军事优势，五角大楼已经拟定针对中国的所谓“海空一体战”计划，即一旦发生冲突，美军将先发制人，深入中国腹地，摧毁中国的路基导弹和指挥系统。当然，迪亚认为此举很危险，可能使两个有核国家战争升级。
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在一个地区做大，从而损害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出现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兴起，目前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
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不管美国作何表态加以掩饰，其平衡的对象显然是冲着中国来的。“再平衡”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方面，政治和军事上加强与盟友的联系，构筑网格型联盟，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重塑地区和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这些做法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已经引发中美疑虑加深，战略互信削弱，中美关系再次处于“漂移”状态，而且还刺激日本等国铤而走险，不断加强军备，在海洋权益等方面挑起事端。近来日本安倍政府一再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安倍在年初达沃斯年会上居然将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相提并论。东亚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令人担忧。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碰撞最集中的地区，对中国是安身立命之所，对美国是战略攸关之地，两国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和平共处，对地区局势和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中美两国的体量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表明，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对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讲，战争不可能成为选项。这并非是谁害怕战争，而是战争将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和文明带来巨大创伤。战争不是选项并非表示战争不会发生。
当前重要的是，两国要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特别警惕东亚局势的演变，加强各个层面的磋商与沟通，防止出现意外，被某些国家或特发事件拖入冲突。中美如何处理东亚问题关乎战争与和平，关系到国际秩序演变和世界新格局的形成，需要智慧和担当，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国际社会对中美和平相处、积极合作是有期待的，这也是两国的历史责任。中国愿与美国在各个领域包括全球治理展开全面合作，承担相应的责任，共同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与“两国共治”毫无关系，这个世界属于各国，有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由一国、两国或者几个国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中美加强合作是互助互补，“一加一大于二”。虽然两国立场未必事事一致，但这不影响两国在双边和地区以及全球层面的沟通、对话与合作，只会加深战略互信，促进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长足发展。“世纪之争”应该是和平的竞争与合作，两国完全可以双赢！
中美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究竟有何不同？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而两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大相径庭。两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互补性强，市场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度日渐深入。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以不争的事实创造了人类发展的奇迹，而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复苏缓慢、实力相对下降，使这些年两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优劣之争不绝于耳，关于两国互动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治理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奇迹般的发展，吸收世界经济发展先进理念，选择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关键，而中国独特的、随时代进步不断微调的政治制度是基础和保障。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追随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盲目进行“结构调整”和“休克疗法”等教条主义的“改革”，而是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紧密融合，不断纠正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实行两者“动态平衡”，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模式”。
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1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 从几百美元增加到7000美元，对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贡献率超过70％，近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逾20％，并且作为东亚发展的“领头雁”带动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在今后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中，中国还将与周边邻国共享发展红利，创造亚洲的经济发展奇迹。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国际垄断资本利益服务推行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盘私有化以及金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全球范围造成失业高企不下、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政治动荡，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世界失业人口从2007年的1.9亿如今增加到2.4亿左右。统计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了74.5％，但工资仅增长5％，贫富差距明显拉大。
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孰优孰劣，已有公论。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
1.中国共产党遵循中国政治传统，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利益，并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美国皮尤中心和“亚洲动态”近来的民调均显示，中国政府在民众中支持率超过75％。
2.中国共产党继承传统，建立了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在执政理念和工作能力上鼓励良性竞争，高度重视实干，强调共识。
3.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突出协商和协调。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在半年时间内，向全国征集超过2500条建议，最终采纳近一半。
4.中国发展模式是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独创的。中国宏观调控手段远远超出凯恩斯经济学范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给了中国政府更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5.得民心、顺民意。中国政治哲学理念中，民意就是公众舆论，民心则是人心向背。孟子曰，“得其心，斯得民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使老百姓受益，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明显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贫富差距拉大，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富人剥削穷人的政治制度，注定会出现贫富分化，马克思《资本论》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本质，上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贫困人口2000年为3160万，2009年达4240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显示：占美国人口10％的最富有群体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从1980年的30％增长到2012年的48％。而占总人口0.1％的顶级富翁的财富占有率从2.6％增长至10.4％。据美国专家估计，近年经济复苏所得收益的95％流向仅占人口1％的超级富翁。
近几十年来，美国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中产阶层不断减少。这与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市场作用，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注重效率，忽视公平。
贫富不均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皮尤研究中心近期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过去十年中贫富差距拉大，CNN民调反映：有近70％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采取更有力措施缩小贫富差距；60％的美国人认为应提高富人税收以减少贫困。
2.美国选举制度的虚伪和内在不平等。表面上一人一票无法掩盖政治话语权不平等。美国学者认为，无论从竞选捐款者还是投票者角度分析，美国富人政治代表性远远超过其人数比例，更不用说他们可以通过游说组织、媒体等途径对政治体系施加强大影响力。
美国富裕阶层和普通百姓在许多政策立场上泾渭分明。老百姓广泛支持减少不平等和提升中产阶层经济机会的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但富人反对这样做。
3.两党斗争使美国政治出现“极化”，任何问题都按党派划线，而并非出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
美国政治制度是两党轮流执政，其初衷是实现政策互补，但现在已经演变成两党纷争，尤其涉及重大议题，两党出自党派利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联邦政府管理结构也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当初的设计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到后来就演变成了国会中一家或者一党否决制。
同时，司法和立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中影响力过大，损及行政部门的执行力。美国人历来不相信政府，久而久之就出现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尴尬局面。这种处理行政问题的办法成本极高、效率低下。
举一典型例子，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推行医保改革，该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党派划线走到极致，居然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这种制度说得好听一点是决策机制过于松懈，太过民主，说得实在一些，就是党派利益高于人民利益，政府无法实行真正的惠民政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过，美国也需要“改革开放”，改变政府无能为力的局面。
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也出现两极分化、相互对立，致使联邦政府许多政策无法在各州推行。由于两党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美国50个州中有40个完全按照党派划分，只有10个州处于中立。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只是对这10个州的争夺。这种联邦和地方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利益集团现象长期化、固定化，政府政策和执行能力被“绑架”，社会缺乏活力和生机。加利福尼亚州因此经济已经破产，入不敷出，长期靠借债度日。
4.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无出其右，不断增加，扭曲民主进程，也削弱了政府有效执政的能力。美国首都华盛顿K街公关公司、游说公司云集，被称为美国真正的政治权力所在地，有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超过20名。金钱获得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政府的每项决定、美国国会的每项议案，背后都有这些公司的影子，都有金钱的推手。
美国国会议员的选举、美国总统选举的花费逐年增加，金钱政治已经成为美式民主的常态。近来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竞选资金的裁决，更是助推金钱政治“水涨船高”。据《华尔街日报》7月3日报道，过去20年里，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妇总共募集资金20亿至30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公司占13亿到20亿美元，高盛公司独占花魁，捐款近500万美元。而且该报还预测，如果希拉里决定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如此雄厚的资金实力将起重要的作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花费2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估计2016年选举将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过去30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在全球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主要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但效果越来越差。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的失败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痛苦经历中已有充分的佐证。民主原教旨主义从中东地区，特别是最近伊拉克的乱象中更是可见一斑。
今后全球治理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各国必须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因为它涉及世界的未来，涉及21世纪各国的命运。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有责任有义务直面这些重大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原则和“路线图”。金砖五国峰会召开在即，据了解五国将讨论如何合作改善全球治理，包括采取建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等建设性举措。各方对此有较大期待。
中美刚刚举行了第六轮战略和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增加了共识，减少了分歧。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有责任加强协商和合作，为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
2014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年会上，各国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是，美国经济的稳定复苏与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随着经济复苏势头企稳，其全球战略会继续沿着收缩、再布局的方向调整还是随之逆转？
众所周知，美国全球战略的反思和调整是随时随处可见的常态，最新一轮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奥巴马总统以“我能！”的改革姿态进入白宫。这轮调整的主要背景如下。
一，美国经济、金融霸权地位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20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集体崛起为标志，世界格局和全球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二，从更大历史跨度看，21世纪初，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倒塌、美国本土首次遭受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国土安全堪忧。接踵而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更使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和文明的冲突加剧，美国不得不就全球战略优先次序做出调整。中国和俄罗斯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国际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迫使美国面对直接的敌人。
三，在经济全球化势头迅猛发展的时代，美国加紧推进创新和技术革命，并实施以大规模开采国内页岩油气为标志的能源独立战略，为提高其全球竞争力、领跑新工业革命奠定基础。美能源自给自足已指日可待，不仅全球经济竞争力大为提高，而且扩大了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回旋余地。
战略重心东移以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既是动态的，也是相对的，主要是在保持原有欧洲与中东战略优势的同时将战略重心东移，以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
首先，美国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和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受挫等因素对外政策回归“孤立主义”态势，总体上对卷入国外冲突疑虑重重，十分谨慎，美国老百姓更不支持。不久前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上应该顾自己，让其他国家管好各自的事。”只有38％的人对此持不同看法。看来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使用武力十分小心，并为空中打击叙利亚寻求国会批准并非虚晃一枪。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经常挂在嘴上的豪言壮语——“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已失去市场。
其次，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又将从阿富汗撤出，其抽身中东、战略重心转移的意图明显。尽管克里国务卿三天两头跑中东搞穿梭外交，但中东地区尤其是埃及和叙利亚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美国中东政策思路随着全球战略调整而转变，开始从全面介入转向有选择的参与。美在伊朗核问题上抓住机遇“转弯子”，奥巴马与鲁哈尼首次通话，美通过六国机制就伊核问题与伊朗谈判达成六个月初步协议；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通过叙化武问题取得突破，增加了回旋空间。
再则，美力量分配向东转移，重点加大对亚洲的投入，积极全面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全球战略中分量加重。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逾60％的战略武器已部署到位。
同时，美国全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调整，推动“去全球化”，以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为切入点，重新塑造全球经济规则，排挤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美主导地位，巩固美元货币体系。美计划在2014年完成上述“超级自贸区”谈判。最近中国对外贸易逾四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超欧元成为第二大交易货币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刺激不小。
还有，美国拉紧与欧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等问题上与俄争夺激烈，继续挤压俄战略空间。这也是从西面策应其“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布局，应对中国“西进”战略，防止中俄抱团。最近在慕尼黑安全论坛上，美俄外长和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及北约负责人拉斯莫森就乌克兰问题唇枪舌剑，交锋激烈，可见一斑。克里直接抨击俄“寡头做法践踏”乌克兰民主进程，而拉夫洛夫则针锋相对批评西方支持乌反对派搞乱乌政局。
“权力真空谁来填补？”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将影响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和互动。西方舆论称，目前世界呈现“碎片化”态势，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已导致不少地方出现“权力真空”，“中国龙”正在填补真空，如东亚、中东和非洲；美国“新孤立主义”倾向使战后国际秩序受到侵蚀，国际体系因地缘政治、经济“无序发展”而分崩离析，世界出现“无人领导”、“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无政府状态；担心“美国治下”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脱离西方轨道，尤其是亚洲。现在亚洲贸易的一半以上是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而且更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提升预示国际体系正经历“根本性变革”。再过20年，除金砖国家外，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越南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将集体崛起，由此到2020年全球将新增10亿中产阶级。这样的世界美国还能领导吗？
其实，这是个伪命题。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改变。虽然受到2008年史无前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美国经济依然“鹤立鸡群”，大致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3％，而且在发达经济体中复苏势头最为强劲，失业率已降至7％左右。美联储经过三轮货币宽松，在其资产负债表高达4万亿美元后，已经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每月减少购买100亿美元的债券，在2014年底结束宽松政策已成定局。受美联储政策影响冲击最严重的是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如土耳其、南非、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2014年一月最后一周，新兴市场股市大跌，从中撤出的资金高达120亿美元。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也难以撼动，美元是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占各国货币储备逾60％，全球贸易结算的60％至70％。中国3.7万多亿美元的1/3强买了美国国债。美国军事力量更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是唯一有全球军事投放能力的大国，光航母编队就有11个，每年军费支出超过其后20国之和。
至于美国中东政策调整，那就是调整而已，从全面、直接参与逐步向有选择、直接加间接参与过渡。这一方面反映美国国力相对下降，需要考虑干预的“成本”，同时说明美国“巧妙外交”、“灵活外交”渐趋成熟，还表明美国减少中东石油依赖赋予其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如果因此得出结论，美国彻底“逃离中东”，或是美国已无力干预中东事务，那是非常幼稚的。中东不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权力真空”，而是各种因素叠加、美国在某些问题上“退居二线”的结果。
美国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态势凸显美国战略调整的到位。美国东亚战略空间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美国与亚太盟友关系比以前大为加强。“东锚”日本、“西锚”澳大利亚，加上菲律宾、新加坡、越南以及印度等，美国的军事网络编制得比以前更加紧密。前面提过的TPP谈判是美国地缘经济十分重要的战略布局，既谋势，又图实利，不失为厉害的先手棋。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根本之道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历史大趋势。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将影响21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从20世纪70年代面对共同战略威胁，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双方经济相互依存加深，从“非敌非友”的战略模糊到两国领导人承诺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几十年走过的风风雨雨表明，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是两国的历史责任。
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达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既为中美关系未来绘就了蓝图，也为中国应对美战略调整指明了方向。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守成大国同新兴大国的关系。这增加了处理双边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中美首先要从战略上处理好这一矛盾。中美必须打破历史上大国冲突的传统逻辑。亚洲有个别国家正在利用中美关系这一历史特点做文章，企图挑拨、诱使中美重蹈历史覆辙。两国绝对不能上当。
我们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世界。中美之间任何战略调整与适应必须建立在战略互信、相互包容的基础之上。盖洛普和《中国日报》2012年的联合民调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61％的成年人和63％的意见领袖认为，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对美国是坏事，60％的意见领袖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对美是威胁，76％的人认为缺少信任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样的民调虽可能以偏概全，但反映出两国确实存在互信问题。
中国已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未有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战略意图。中国真心实意希望各国共同维护和平，实现繁荣发展。美方也反复表示无意遏制中国，乐见中国强大。这是双方正确的战略取向和合作基础。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增进相互信任，扩大共同利益。中美是紧密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已成为常态。同时无论是反恐还是维护网络安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中东和平与非洲发展，都需要中美积极参与和紧密合作。
其次，中美经贸关系给两国发展带来巨大红利，是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始终破浪前行的“压舱石”。中美年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逾800亿美元。有报告预测，10年后中美将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美对华出口将达4500多亿美元，为美创造250多万个就业机会，赴美中国游客将从2012年的150万上升到1000万。
中美应脚踏实地，促进务实合作，使新型大国关系的利益纽带更加坚固。中美正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积极推进双边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这体现了中国政府推进改革开放、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决心。中美在新能源、城镇化、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方将继续采取措施解决美方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关切，同时希望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公平对待中资企业赴美投资。只有这样两国的经济合作才能在全球化势头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顺利前进，为两国在全球其他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
再则，两国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扩大民间来往，使新型大国关系民意基础更坚实。“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鼓励和扩大两国民众在家庭、社区、学校、民间团体等层面的往来，以增进了解和友好。文化交流有助于实现相互包容与融合，消除误解和偏见，推动中美友好合作成为主流声音。
两国更要共同负起责任，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治理改革中紧密合作，使新型大国关系惠及世界各国。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替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逐步扩大，都充分说明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只有中美合作，改革才能向前推进。
而且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在全球合作是有期待的。不管美国全球战略如何调整，两国都需要在全球治理中展开全面合作，承担相应的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不是“两国共治”，而是“一加一大于二”。
最后，中美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利益汇合点众多，亚太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对中国是安身立命之所，对美国也是战略攸关之地。两国实现良性互动、和平共处，对地区局势和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尤其目前日本政府右倾化日益严重，一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东亚紧张局势升级，更需要中美合作。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明确表示，中美不应是“零和关系”，强调两国要依靠紧密的（共生）联系，尽可能扩大合作，减少对立，在相互适应、促进合作中追求本国国内目标，实现共同发展。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还没有结束，希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能因此受益，而不是受损。
中美战略互动需把握大方向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2014年年中在北京举行，在亚洲局势瞬息万变、东亚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中美战略互动格外引人注目。
美国2009年宣布“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2011年公布“亚洲再平衡”战略，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不仅造成中美关系再度紧张，还打破了地区战略均衡，加剧了中国与部分邻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日本近日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即将访问澳大利亚兜售建立针对中国的“菱形”围堵，越南宣称就海洋争端做好战争准备，菲律宾早就在蠢蠢欲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都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增添了新的复杂和不确定因素。
在上述情况下，中美如何利用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重要的平台，进行战略互动，并深入思考21世纪中美作为上升和守成大国的相处之道，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是对中美两国的严峻考验。
一，认清两国的历史重任，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至关重要。战略是管方向的。21世纪中美关系如何处理，是对抗还是合作，是相互尊重还是互相猜忌，是协力应对全球挑战还是“分道扬镳”、互相拆台，是双方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无法回避。考虑到两国的体量和全球影响力，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将是21世纪世界的未来。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的初衷就是基于上述考虑。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现实，中美意识到两国了解各自战略意图、协调对重大问题的立场，不仅是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双方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合作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挑战的基础。
然而近几年形势发展不如人意。中美关系矛盾和摩擦不断，而且随着力量消长变化，两国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增大。为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6月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加州会晤中正式倡议，中美努力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构想不仅着眼于双边关系的发展，更具全球视野，希望中美两国走出一条21世纪的大国和平相处之道，以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社会。对此，美国也做了积极回应。应该说，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两国元首已经确定，关键在于落实和行动。
二，“亚洲再平衡”战略和“新型大国关系”存在战略取向的矛盾，需要美方三思而后行。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战略的提出凸显中美两国战略思路的差异。战略思路出了错，就有可能作出误判，采取的政策也会固化错误战略，使两国渐行渐远。
“亚洲再平衡”战略固化冷战思维，出发点是对抗与遏制；“新型大国关系”希望化解矛盾，和平竞争，和平共处，寻求合作共赢。
中美存在不同的战略利益取向，政策重点也有分歧，但中美建交35年来，双方始终有个共识：中美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利益深度融合、相互依赖，已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合作伙伴。
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就体现了这一思路。中美共识远大于分歧。冷战思维说到底是文化、思想上的惯性思维，见不得别人发展比自己好。为维持优势，用军事、经济等手段打压对方是本能的冲动。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主要军事资源调集到中国周边和西太平洋地区，军事上增强与盟友的联系，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外交上借助日、越、菲等构筑对中国的“篱笆式”围困。虽没有直接和中国对抗，但再平衡战略动作的指向都与中国有关。
“新型大国关系”则提倡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这不是怕事，而是希望通过协商、协调谈判解决问题，至少可以缓解矛盾，并通过利益融合结成利益共同体，为地区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条件。
中美作为全球大国，需要培养和鼓励自我克制、相互理解的战略思维，为增进双方互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必不可少的战略文化氛围和思维方式。出现利益和认知分歧时，双方要以换位思考方式来理解对方立场，以谨慎和建设性态度处理分歧，特别是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重大关切，更应“三思而后行”，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三，中美逐步培育互信对改善双边关系十分重要，要为此制定机制，创造条件。“千里之行始于脚下”，首先要学会管控危机。
美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提出中美平行采取“战略再保证”措施，来逐步培育互信。其观点得到不少中美学者赞同。
这种互信不仅包含增加信心、信任和信赖多重内涵，更强调行动的累积。所谓累积就是双方不断“平行”，而不是相互为前提采取实际行动，来显示愿意走互信和合作的道路。譬如中美在中东、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就十分宽广。中美都是能源消费大国，也是排放大国。美国在开采页岩油气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中美就此加强合作，全球能源格局将向稳定、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
中美有分歧，甚至有重大分歧是常态，管控分歧和危机、培育互信也应该成为常态化行动。
要学会“把分歧装进箱子”，有效管控，以免影响大局。要开展持续有效的“战略再保证”互动，来培育正能量，抵消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核心是双方确保尊重对方的“底线”或者核心利益，采取措施让对方放心自己的战略意图，追求一家利益最大化不可取。你的利益最大化了，别人的利益呢？你追求绝对安全，别人的安全就不考虑了？
四，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增加战略互信，并据此采取相应行动，还可以向国际社会作战略宣示。
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美国欢迎中国发展和壮大，也愿意和平竞争；双方无意建立在世界和亚太分割势力范围的G2，而将在重大问题上加强磋商与合作，努力推动形成均衡、合理、公正的国际和地区格局；构建有助于共同安全，而非“零和安全”、排他安全的地区军事安全架构；致力加强双边分歧管控，强化危机管理能力。
仅仅做战略宣示是不够的。要以实际行动来说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是真的，不是放空炮。尤其涉及中国海洋权益争端时，美国不要“鼓励”少数国家借机闹事，给地区国家带来“选边站队”的艰难抉择，造成地区安全局势的混乱。双方要确保各国有一定的“舒适度”，堵塞一些国家闹事的空间。
日本、越南、菲律宾都想从中美争吵中“渔利”，认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给他们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希望借美国之力，改变现状，推翻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美国千万不要错配自己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这些事短期看似乎符合美国对付中国的目标，但最后一定会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还有美国竭力推动的TPP只有12国，在制定新的贸易投资规则时排挤地区最大经济体中国，到头来只会拆区域合作的台。
今天的亚洲不是冷战时期的亚洲，更不是一战或二战之前的亚洲。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希望得到中美在亚洲的合作红利，那就是通过建立公正、公平、合情、合理的安全、经济合作框架促进亚洲各国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国不能欺负小国，但小国也不能兴风作浪，欺负大国。
中美各领域利益深度融合，中国尊重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从未想过要把美国从亚洲排挤出去。美方同样应尊重中国的利益与关切，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五，中美战略互动要有利于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有助于实现“21世纪是亚太世纪”的多赢目标。
中国领导人2013年在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与亚太国家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目的就是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建设新的区域治理机制与体系做顶层设计。
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是其中一项措施，将对亚洲国家共同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作出贡献。
有人炒作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搞G2。这不是“杞人忧天”，就是别有用心。全球治理需要各国参与和支持，二十国集团（G20）为什么近年来能有不俗的表现，中国为什么坚定支持G20发挥全球治理主要平台作用，就是因为G20代表性广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基本平衡。主要经济体也都包括在内。G2既不现实，也做不到。中国早就明确表示不赞成。这并不表明中美合作不重要，恰恰相反，中美合作对于解决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
亚洲的特殊性、开放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亚洲事务哪一家说了也不算。一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亚洲的问题，亚洲治理需要“亚洲精神”，那就是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和平相处，共同创造“亚洲奇迹”。
这些年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世界变小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种种迹象表明，现有国际秩序出了问题。如何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大家都认可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要从全球和区域治理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中美两国在重建国际秩序中是关键，要起引领、带头作用。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继“韬光养晦”政策和“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政策后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三者的核心是一致的：中国要做新型大国，在实现自身和平崛起中，打破“大国争霸”逻辑，维持世界和平。当然，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一家说了不算，还取决于美国和其他大国。“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在大国的战略互动中逐步建立。
中美国际秩序之争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按“购买力评价”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于年内超过美国。这种说法有多大可信度且不说，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热议升温，“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
一些西方人士断言，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建设性接触”，并未使中国走上“公开、民主”的道路，西方在现有国际秩序内“和平演变”中国的幻想破灭，中美关于国际秩序之争将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的首要纷争，美国必须坚决捍卫它和盟友在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这些人认为，转折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主要观点包括：①中国拒绝西方民主和人权概念，视美国为竞争者和潜在敌手；②中国外交政策完全从自身利益考虑，罔顾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标准和责任；③中国认为美国制度失败、债台高筑、政府失灵，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④中国实力和军力同时上升，将寻求更多权力，从而引发冲突；⑤中俄走近并采取“咄咄逼人”的战略，包括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
美国人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必须有以下长期战略：以能源独立为基础的强大、不断增长的经济；富有活力和有效的民主体系；有盟友支持的耐心的外交；出现危机时有能力与中国抗衡的军事力量。
历史上国际秩序之争往往发生在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力量不断接近之际，而且大多以战争形式解决。那么中美怎么办？两国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走出一条21世纪的大国和平竞争、和平相处之道？这对中美两国是严峻的历史考验，其结果将直接影响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
中美建交35年来，两国关系历经波折，从共同应对战略敌手，到全球化浪潮中经济互补共同发展，从潜在竞争对手，到应对全球挑战、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35载风和雨，合则两利斗俱伤。当前，中美再次面临历史的考验，砝码更大，责任更重。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破解两国历史难题指明了方向，双方也有初步的共识。11月中旬中国主办APEC峰会期间，习主席将与奥巴马总统再次见面，就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商谈。目前两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沟通与讨论正逐步深入，许多理论问题有待厘清，“骨架上要有肉”，这一关系才能成型，最后能否实现将有赖于中美在众多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和实践。
中美关系中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些要素早已存在，主要体现在中美两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改革全球治理机制、解决全球性挑战已经结成共同利益体。这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当然，毋庸置疑，中美政治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不同，有矛盾，有猜忌，甚至有冲突，也是正常的，毫不奇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是历史的大趋势、大潮流，“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说来容易做来难，需要调整各自的对外战略，需要缜密的战略谋划与正确理论的指导。尤其要清楚认识以下几点。
一，中美关系究竟如何定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说法有何关联？
回顾近几年中美关系定位的轨迹，不难看出双方都有纠结。定位决定思路，思路引导战略和方针政策。美方长期以来奉行“战略模糊”，将中国放在“非敌非友”的框子里，对华政策辩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际政策也因此常常左右摇摆。两国因为缺乏信任，时常将日益增长的经贸往来看成“定海神针”就很能说明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一直在寻求中美关系新的定位。这种努力通常是在两国关系发生危机的背景下，双方希望摆脱危机、改善关系的表现。举几个例子，1997年，中美确认“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背景是：1996年，中美关系因台海危机陷入低谷；1997年，中美围绕人权、贸易、军售、香港等问题矛盾再次集中爆发。2001年10月，中美确认致力于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新定位的背景是：小布什总统上台后否认上述“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因人权、对台军售、“撞机事件”等问题再次“自由落体”式下降。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访华，中美在联合声明中以“积极、合作、全面”“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定位两国关系，但随后却因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谷歌事件等两国关系于2010年陷入低谷。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对两国关系作出“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是基于新的历史条件，跳出了两国一些固有矛盾的窠臼，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治理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寻求大国和平相处之道，不仅着眼于两国的利益，更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美关系已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这是最关键的新历史条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就在于此，其出发点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这个历史考验不可谓不大！
二，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之沿革与重构，中国并非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建设者、参与者、改革者。
首先，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势在必行，也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必然路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这与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有内在联系。现在国际国内问题界限已经模糊，如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都既是国内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需要全球合作，需要通过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来寻求全球性解决办法。中美作为大国，合作空间和潜力很大。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中国身处全球治理的中心，如不主动参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就会停留在“被治理”的阶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换个角度看，全球治理离开中国的参与，也将是不完整的，难以真正落实。这几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和国际合作方面，中美的交锋与合作使两国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再看中美经济失衡问题，这既说明中美关系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也说明中美可以通过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来加强双边关系，增进互信。
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中国资金回流美国是近二三十年中美经济的主要特征，确实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利益，故有中美利益共同体一说。现在两国和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尤其2008年危机以后，双方意识到各自都需要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和增长点。这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基础。
目前中美年贸易额已超50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逾1000亿美元。中美正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都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正确步伐。现在是中国的步子快，美国慢一些，这主要受美国国内政治体制弊端的制约。
最后，中美加强全球治理的协调与合作，既可以引领国际社会的团结协作，推动国际新秩序构建，还可消除其他国家对“G2”的疑虑。
三，中美相处要顺利、平稳，需要避开或搁置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问题，稳步推进战略互信和长期合作，做大合作“蛋糕”。
中国国家利益随着实力增强日益向全球拓展，与美国既得利益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增大，但这同时也使中美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推动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维护地区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克服金融危机、应对能源粮食危机全球性问题挑战上加强合作。
目前中国周边出现的紧张局势和矛盾，与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有密切关联，也是引发近来中美摩擦的主要原因。然而即使在中美摩擦集中、矛盾突出的亚洲，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经济繁荣，恰恰是中美的根本利益所在。
习近平主席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既有全球治理和区域一体化顶层设计的考虑，也为中美的区域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中方完全可以针锋相对，“平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是为了避免落入“你一拳我一脚”的“囚犯陷阱”恶性循环。
中美和周边国家一起做大合作的“蛋糕”，建设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不仅互信可以加强，地区紧张局势可以缓解，还可以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说到底全球治理和区域一体化是为了各国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利益。
中美不可能事事看法一致，做事步调一致。中美关系敏感问题短期内也不可能解决。双方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在直面地缘政治分歧的同时，有时搁置争议，把敏感问题放一放可能就是最好的出路。不要老想着用自己那一套标准和要求去改变对方、改造对方，因为世界如此丰富多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理政之道。
美国现在尤其需要放弃利用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国来“平衡”、牵制中国的现实主义“离岸平衡”战略，回到与中国协商、对话的轨道。中国不会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也会尊重美国在亚洲的各种利益和存在，希望美国“投桃报李”，采取同样的做法。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是步“死棋”，万万走不得！
目前，中美已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等60多个对话机制，涵盖政治、安全、防务、经济、贸易、科技、人文等众多领域。2014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可喜成果，特别是双方对中美所处国际环境有一定的共识难能可贵。2014年11月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中美元首将再次聚首，商谈两国关系、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问题，相信双方将在增信释疑的基础上，发展求同存异、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和深化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经济关系，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下扎实的基石。
中美有必要向世界表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而是21世纪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理应成为两国外交战略的“新常态”。
四，国际秩序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事，更是世界各国的事，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民主化十分重要，中美要带好这个头。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自然有特指中美关系的含义。然而，世界上称得上大国的何止中美两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光靠中美是不够的，也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必须包括所有大国以及欧盟等区域组织。从有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角度看，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目的。
中共十八大报告就大国关系的表述是：“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俄演讲中呼吁，“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领导人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着眼点从中美扩展至所有大国，无疑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路径选择。
中美因其综合国力及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体量和地位，确实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大国利益相互交融，关系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可以说任何大国关系都有全球影响。中国否定“G2”设想，是因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由一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做法，根本上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也无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表现为两国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关系，特别是都坚持不把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强加于人。中俄关系的影响也超越了双边范畴，为各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提供了经验和“样板”。
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添砖加瓦
日前有消息称，韩国对是否加入美国推动的东亚反导系统十分纠结。评论称，韩国进退两难，如参与美国的反导系统会得罪中国，如拒绝则会损害美韩军事同盟。还有消息称，在中方表示可以考虑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TPP）后，美国负责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高级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TPP谈判结束后加入这一安排。这两则消息表面看来互相没有联系，但从中可以窥见亚太战略环境的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和相互关系。
习近平主席从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近来提出在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两国领导人在几次会晤中予以确认。中美政治制度、人文历史、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了解不断深化，总体关系继续保持稳定。现在每天有近一万人飞越太平洋。中国在美留学生达20万，有7万美国人在中国留学、生活。中美两国年贸易额已超过5000亿美元，两国相互投资也在与日俱增。中国还是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者，约1.27万亿美元，占美国债总额的8％。然而，双方相互信任依然存在“赤字”，尤其在亚太地区需要加强磋商，增进了解，减少疑虑，以构建互利合作的战略框架，维护亚太的和平与稳定。
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审视我国的周边形势，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是，努力使周边国家同我国的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中国最高层给出的信号十分明确，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尤其希望通过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使周边环境保持和平稳定，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然而，上面提到的东亚反导系统确实令人担忧。它是以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基地为核心，以美国盟友日本、韩国等为依托的导弹防御系统，目前已经初步形成规模。日本同意在京都附近部署该系统的X波段雷达。美国压韩国在其南部部署同样的雷达，韩国已原则上首肯。目前对在东亚部署反导系统的公开理由是，需要应对朝鲜可能拥有的核武器和远程运载火箭。这样的说法仔细分析起来比较勉强。有军事常识的都知道，导弹防御系统是战略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部署与否、在哪里部署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均势与平衡产生影响。东亚反导系统一旦运行，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将会受到影响。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对中国的外交、军事战略都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把东亚反导系统放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框架里看，人们会有更多疑问。
2012年，美国国防部曾发表《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报告，其中强调，中国崛起成为区域大国，对美国经济和安全产生潜在的影响。美国应确保有进入这一地区及自由行动的能力，以履行同盟条约的义务及保障国际法的实施。这份报告对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作了诠释。实际上美军已经把主要的战略力量投入到西太平洋地区。对此，2014年上半年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作过公开的宣布。还需要关注的是较少被人提起的美军“空海一体战”概念。它是美军为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而发展的一种新型联合作战概念。其思想起源于冷战结束之初，作为作战概念则一直到2009年才得以成型。2011年底，美国国防部正式成立了空海一体战办公室。这一概念的实施主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事实上美国已经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区盟国讨论并演练了这样的作战模式。
中国有2.2万公里陆地边界，1.8万公里海岸线。陆上邻国14个，海上与8国隔海相望。中国长期以来实践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政策。中国周边环境的关键在西太平洋地区，亚太各国的和平与稳定主要也取决于这一地区。目前每年有10多万艘各国船只在该区域航行，中国、日本石油进口的60％都需要经过这一国际航道。亚太各国都有责任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添砖加瓦。
再从经济和贸易、投资角度来看美国正在推动的TPP谈判。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4％，全球贸易额的44％，世界人口的40％，拥有27亿消费者。特别是东亚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前景最为看好的地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投资合作，把亚太的“蛋糕”做得更大符合区域各国人民的长远和现实利益。最近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访问东南亚，提出亚太新战略，积极推动建立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的经济、金融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东盟和中国自贸区的升级版。双方还在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与东盟贸易2012年超过4000亿美元，远高于美国与东盟的1780亿美元。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部分东盟国家等12国参与的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谈判，重点涉及资本开放、国有企业、劳工标准、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与此同时，美国正与欧盟国家谈判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IPP），内容十分相似。然而这两大自贸区谈判的共同点却是，都将中国排挤在外。这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答案大家心知肚明。连美国一些国会议员都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接受中国参与谈判。但美国代表最近的表态很有意思，如果没有听错的话，说是在结束谈判后欢迎中国参加。看来美国心里对此也有纠结。中国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全球贸易额来说，都是全球经济大国，把中国排除在亚太重要的自贸区安排谈判之外，道理上说不过去。现在吸收中国进去谈判，中国自然会在谈判中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也是谈判各方正在做的，但大方向是建立于亚太各国长远发展有利的区域经济环境。其实美国不必纠结也不必担心。亚太是命运共同体，中美更是命运共同体。追求互利共赢的地区自贸区安排，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从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
目前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亚太特别是东亚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增长引擎。亚太的发展将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力。中国一直坚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积极提倡、参与区域和其他自贸区安排的谈判。亚太之大、太平洋之广阔，足以容得下区域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希望各方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积极的态度支持、促进地区合作。希望亚太国家能放眼世界、着眼长远，为在亚太地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增进互信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在如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亚太这条大船上，大家的劲只能往一个方向使，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方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The Trust Deficit
How the U.S.‘pivot' to Asia looks from Beijing.
BY HE YAFEI/MAY 13, 2013
BEIJING—This is a crucial moment for Sino-U.S. relations, as heated de-bates about the future of this relationship rage in both countries-debates character-ized by downright pessimism, with only a sliver of optimism. Here in Beijing, we are asking: Is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policy toward China undermining the already flimsy strategic tru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it possibl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build a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hip, one that can help us avoid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 to-gether to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to meet such urgent global challenges as nonprolife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Obama's "pivot" to-or "rebalancing" toward—Asia and the Pacific, in both words and deeds, has aroused a great deal of suspicion in China.These sus-picions deepen when the United States gets itself entangled in China's dispute with Japan over the Diaoyu Islands and in the debates over maritime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hould this ill-thought-out policy of rebalancing continue and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worsen, an arms race would be inevitable. China, despite its in-tention to pursue a strateg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might be forced to revisit some aspects of its policy for the region. That is something China abhors. We un-derstand that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orld starts with your neighborhood-just as a stable and good Sino-U.S. relationship also starts in our two countries.neigh-borhoo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only power capable of creating a negativ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This is why China carefully scrutinizes w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oes and tries to understand what it will do. But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it is in China's long-term interest-as well as that of the entire regionto develop and maintain stable, healthy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think that there are many common interests that should serve as a basis for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t is clear to all that the world's balance of power is shifting in favor of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s its strength in the economic, science-and-technology, military, and cultural fields. However, this "one up, other down" trend that has been accelerating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has intensified U.S. strategic uncertainty about China.We believe this is wh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creasing its strategic hedging by deploying more and more of its military assets to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by strengthening its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Japan,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others in the region.
Clearly, a huge deficit of strategic trust lies at the bottom of all proble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me scholars have hinted that U.S.-China trust is at its lowest since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historic 1972 visit to China.But history is a mirror. And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and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m to distrust each other. Granted, China has achieved spectacular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hich has made it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ossible. But isn.t this a product of the globalization espo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n.t it a fact that China's growth has contributed hugely to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During World War II,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llies, and together with others, they buil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hich we now interact. A recent example is the joint efforts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ackl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20.We cannot claim that thi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revented the world economy from collap-sing, but it would not be too off the mark to say that without such cooperation, the world today would be a totally different place.
Now,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s changing the outdated view of a rivalry among great powers for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existing and aspiring powers. This relationship instead calls for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to expand common interests and reduce suspicions and vicious competiti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ust try their utmost to avoid strategic quagmire and rivalry during this period of historic convergence and join hands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nations bent on peaceful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importance of such a relationship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 road that has never before been traversed. To embark on such a road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China has a historic vision and worldview and is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China has full confidence in its peaceful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has the moral integrity to maintain healthy, stable relations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hing to fear or worry about, and everything to gain, from a strong, peace-loving, and prosperous China.
True, there ar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gard to geopolitics, political systems, and ideology. The debate on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nonstop. But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missing in this debate.Trust will not just fall from the sky; it needs to be built with real actions by both sides. As Obama enters his second term and China has completed its transition of power, we believe that hope has emerged and momentum is gaining traction.
Former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Zbigniew Brzezinski recently no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ccepte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noted on many occasions that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and vibrant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reatest potential and that there is enough space in the vast Pacific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many issues,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divorce itself from China's helping hand. With regard to the North Korean and Iranian nuclear problems, the Syrian crisis, and other difficult issues, there is a need for China to play an important or even a key role. The United States also needs China's help in tackling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counterterrorism, nonproliferation, poverty reduction,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 Faced with a continuing weak economy, Obama sets his priorities on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here again, China can help.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till neoconservative vo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laiming that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is impossible. They even predi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engage in tense security competition and that as the aspiring power tries to surpass the existing superpower, war between the two is in-evitable. These voices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lightly, and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be on guard against such erroneous thinking.
It is therefore of great urgency and necessity tha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e-come a test field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two countries need first of all to have their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concretize the concept-to put flesh on its bones. There is no room for procrastination. The cost of possible future conflict is simply too high to contemplate.
There need to be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thinking to address both old and new tough issues in China-U.S. relations. China-U.S. relations are well beyond the bilateral, if only for their sheer size. Whatever policy one takes vis-à-vis the other, the implications are multilateral and worldwide, for better or worse.
Consider, for example, climate change and world trade.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is a top priority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lean coal technology and renewable energy are only a few areas wher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discussing and collabora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The global market potential for green en-ergy, as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has said, could be in the range of＄6 trillion. That is quite posi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troubling signs that cooperation is not what it should b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where cooperation is even more important-bi-lateral annual trade already exceeds ＄500 billion, and more than 89 percent of U.S. businesses in China are reaping profits. Unfortunat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one front pushing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now encompassing 12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alia and Japan-and negotiating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other, it cannot but give China the impression that it is intentionally being left out. Or even worse, that it is being isolat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not to speak of numerous instances of failure by Chinese companies trying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e I tend to agree with former U.S. Rep. David Dreier when he said in an April commentary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 "China and the U.S.are destined to b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powers of the 21st century, " tha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shouldn.t be about hedging, " and that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U.S. that China be part of this partnership."
So how can we improve things? We believe both countries need to rise abov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at China-U.S. relations probably need to be "de-Chi-na-U.S.-ified." Instead, they should focus more on global issues and on making global governance work as the world enters a new era of reform and rejuvenation.
Cyberattacks are a prime example of a problem that should be treated as a global governance issue and not just a bilateral one（despite the recent bilate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contentious subject of who is to blame）. The fact is: Cyberattacks take place everywhere every day, and it is a mounting challenge for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other word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both victims, and there is no point in accusing each other.
W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is shelve the dispute, defuse the resulting tension, and turn it into an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on to curb cyberat-tacks and protect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is new common frontier. Bilateral dis-cussions are necessary, and mechanis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mmediately for quick,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with focuses on fighting cy-berspace crimes in commerce, trade, finance, and counterterrorism. There is also an urgent ne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overcome its suspicions and hesitations and join China, Russia, and others to negotiate and formulate an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Xi and Obama have agreed to continue promoting a cooperative China-U.S.partnership in the years to come, with an emphasis o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ll for letting the policy debates continue, but what is needed right now are actionable policies on both sidesa road map to make them happen.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is visible already.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的挑战
中国进入2014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展开。就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外部环境而言，挑战和困难将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包括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是发源地也是重灾区。重创在哪里？一是以华尔街为核心的金融业，二是美国称霸百年的制造业。后者还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失业。制造业为美国提供了1720万就业岗位，占私营企业雇员的1/6。美国制造业产值1980年以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超过20％，此后虽有所下降，但速度缓慢，2009年骤跌至11％的历史低谷。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从21.6％跌至8.9％。美国精英们在深刻反省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时，认识到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长期失衡确实是催生危机的基础性因素，而且把它作为美国应对新兴市场崛起挑战、保住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乃至美全球军事霸权的重要一环。
美国政府意识到兹事体大，行动起来非常迅速，2009年至2012年先后推出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包括《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购买国货”、“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种种方案，紧急启动“再工业化”进程，遏制产业“空心化”。这些努力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走入正轨，制造业触底回升。制造业增值占比2010年升至11.9％。一年就升0.9％。其次是制造业回流加速。美国大制造商2/3在过去两年内将工厂搬回国内或美国周边国家。有调查显示，被调查的108家美国全球制造企业中有33％计划将生产线搬回美国本土。“再工业化”还引领着美国经济的复苏。2012年美国GDP实际增速2％，而制造业增长6.2％，高出4.2个百分点，贡献第一。最后是制造业对恢复就业的强劲推动。美国2012年以来就业增长4.3％，失业率已从危机时逾10％下降到7％，其中制造业就增加了48.9万就业机会。美国2013年12月的《制造业活动报告》显示，新订单和就业指数都呈上升趋势。
美国次轮“再工业化”面临诸多机遇，如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国内页岩气大规模开采后能源成本下降、新兴经济体进入经济调整期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基础趋稳，其“再工业化”步伐会加快，范围和内涵也会扩大和延伸。美国这次“再工业化”并非为中国“量身定制”，但客观上却主要针对中国。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带来重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制造”与“美国制造”之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腾飞，出口快速增长，美国的市场份额收缩。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值占全球总额达19.8％，首次超过美国的19.4％，摘下美国世界制造大国的桂冠。而且全球申请专利的头把交椅也被中国拿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于当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美国朝野内心焦虑，危机感加深，担心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下降，导致在大国经济博弈中输给中国这个“后起之秀”与“假想敌”。这些年美国在中国人民币升值、金融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揪住不放，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真实原因也在于此。
二，美国振兴制造业的另一抓手是在全球展开战略布局，拉拢发达经济体“抱团取暖”，构建超大规模自由贸易区，制定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目标又是主要针对中国。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谈判（TTIP），旨在排除、孤立中国，迫使中国在贸易条件上做出更大让步。美国于2009年11月加入 TPP 谈判，2011年形成TPP协议纲领性文件，已制定出完整的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竞争规则，目前正积极推进谈判各方在2014年完成谈判。TTIP 在2013年启动后美欧推进力度也很大。无论是TPP 还是TIPP，美国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试图以美国、西方主导的自由化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投资金融、资本市场、高新技术、新能源、农产品等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以重新塑造美国认为已受到新兴市场国家冲击、西方绝对控制权日益下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相关制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美国顺利得手，中国将面对全新的美欧日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秩序，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将处于战略守势和两难境地。
三，同时美国政府为保护国内制造业，遏制中国产品竞争力以及中国对美国投资快速增长势头，已采取设立贸易执法部门等多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强在关税审查、食品安全、盗版、不公平出口补贴、融资等方面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和对美国投资的监督和审查。美国在2010年将中国纳入“301条款”重点观察名单后，又于2012年把中国纳入“306条款”，以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监督检查。可以预计，今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会更加谨慎、严格。华为、中兴、三一重工在美国的遭遇还会一幕幕重演。而且，不管中国取得多大的进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问题都将成为美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回顾近几十年以来发达国家几轮“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过程，主要都是通过调整制造业在产业布局中的比重和优先顺序，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加强国际竞争力。美国近两年实施制造业复兴战略，其目的也是如此。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球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触动了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因此美国此轮调整还带有明显的地缘经济的色彩。中国自然而然就成为其主要目标。对此，中国需要冷静观察，高度关注，妥善应对。
第一，中央反复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中国不断发展，勇于改革，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一国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劳动力规模和素质、技术进步和突破、充足的资本投入。不管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如何发展，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持之以恒地做出努力，加大投入。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第二，以网络、新材料、新能源、新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等为表现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正在全球展开。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制定应对美国乃至西方此轮“再工业化”之策的大背景。制造业既涵盖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高端产业，也包含劳动力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中国不可过于相信所谓“比较优势”的理论，在继续争取产业升级换代、努力占领产业链高端的同时，绝不能不假思索地大批“腾笼换鸟”，过早放弃中低端生产。中国庞大的人口等国情决定了中国将长期拥有规模巨大、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群体。因此，必须坚持产业链的高中低全方位发展，遵照发展速度及时进行调整。要及早动手，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三，针对能源革命和信息化快速发展，中国必须在技术革命中奋起直追，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激励产业创新，加快建立完善适合创新的科技、产业、教育和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扭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牛鼻子”，占据新工业革命科研和生产的制高点。
第四，经济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国要格外重视教育和培养各类人才，尤其要加强人才成长、人才使用环境的培育和建设。既要留住自己国家的人才，用好这些人才，还需要不断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和经营的“软环境”，以吸引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才，在国际人力资源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第五，对美国和西方想排斥中国，重新制定全球经济、贸易投资规则要心中有数，主动迎战。一方面，中国要继续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争取早日就多哈回合达成全面的协议，以维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框架。同时，大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努力建设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周边尽快建立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大自贸格局，筑牢战略依托。对美国极力推动的TPP和TTIP，要将其纳入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全球、长远视野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只要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利的安排，中国都持开放的态度。这充分展现了大国的风范和气度。不管研究结果如何，早加入谈判总比晚加入要好，只有通过谈判才能争取于己有利的结果，“隔山喊话”无济于事。我们要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也必将造福于世界人民。
从奥巴马访问亚洲看美亚洲战略
最近，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再次引发对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激烈争论。有人说奥巴马此访意在加强美与亚洲盟国日本、韩国等的关系；也有人说美国无非想表明，虽然美国近来陷入乌克兰危机，但依然有能力管亚洲的事情；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奥巴马此行是“围堵中国”之旅。
美国总统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地到亚洲访问，其选择的访问国家、公开和私下讲的话，都会反映美国亚洲战略的“变与不变”。那么究竟奥巴马此访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第一，奥巴马政府希望巩固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盟主”的地位和信誉。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受美国国内“新孤立主义”的影响，外交上奉行“有限卷入”和“适当收缩”政策。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已成定局，在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等一系列危机中，美国或只动嘴皮不动手，或“靠后指挥”，让西方盟友冲在前头。美国作为西方盟主的地位岌岌可危，可信度大打折扣，美国实力下降、无力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说法满天飞。与此同时，中美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原则共识对日本刺激很大。日本对美国未就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做出强烈反应也心怀不满。
美国视日美安保条约为其亚洲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而且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并着眼于下一届总统选举，民主党政府需要避免被贴上外交“软弱”、“无所作为”的标签。因此，奥巴马访问日本并在钓鱼岛问题上选边站队，不仅仅是着眼于牵制中国，更有着深层次考虑，希望向美国盟友和世界各国发出“美国盟主地位牢固、美国依然可靠”的重要信息。
第二，奥巴马此访虽绕中国而行，其重点恰恰就是中国。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亚太格局目前的最大变量是中国力量的成长。如果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那么中美如何相处则是关键。美国对华关系历来有两面性，一直奉行“两面下注”的两手政策和“非敌非友”的战略模糊定位。
美国心里十分清楚，中国是全球性大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在不断上升，与美在全球和双边层面有许多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美，双方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原则共识，说明美国明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同时，美国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未变，“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投棋布子一刻也未停止。美国军事上加强与亚洲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联系，将主要战略力量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军实力最强的军区，辖区军力超过33万官兵、180艘舰船以及2000多架战机。美国在经济上正在重新修订“游戏规则”，极力推动排挤中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这次，奥巴马去日本访问，上述军事和经济合作内容是重点。
美国作为守成大国，面对中国力量的日益壮大，心里犯嘀咕、不放心是正常反应，由于国内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影响，有遏制中国的冲动也没什么新鲜的。从总体分析，美国对中国力量的成长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合作与牵制两手并用。美国国内有那么一些人从地缘政治出发总想搞“围堵中国”那一套，而且美国社会对华友好的声音也不强。对此，中国要有清醒认识。但目前看美国主流思想尚没有走向极端。从亚洲和平与发展大局看，“围堵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目的是在亚洲力量均衡的基础上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而与中国对抗显然无助于美国实现这一目标。
第三，美国对日本也是两手并用，既要利用，也不放心。一方面，美国要确保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不沉航母”，在牵制中国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而美国“转向”亚洲与日本安倍政府“转向”右倾和加强军备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谋而合，高度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日美关系正从“土地换保护”（以美国在日本驻军换取美国对日军事保护）向“防务互助”（日本更多承担防务义务）转变。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骨子里想摆脱美国的控制、推翻战后确立的区域安全框架，心里也如明镜一般有所提防，只是希望做到操控随心、收放自如。但是这样玩平衡的做法风险很大，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安倍在3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说：“（战争）已经过去70年，我希望建设一个与当今世界相符、充满活力、新的日本。”安倍政府想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意图昭然若揭。举个例子：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核问题上一直坚持“三不原则”，即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领土。但近来日本国内有人借中国说事，希望重新评估日本的核政策。最近美国压日本归还武器级钚，表明美国对此并不放心。
第四，美国希望调解日本与韩国的岛屿主权纠纷，巩固其在亚洲的盟友网络。韩国总统朴瑾惠自2013年2月上台以来，一直因为日本在慰安妇等问题上的错误表现，拒绝与安倍见面。在2014年3月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奥巴马总统硬拉日、韩两国首脑见面谈朝鲜问题，双方也是冷脸相对，无话可说。
美国担心其盟友因为历史问题的分歧造成亚洲安全联盟的裂缝，影响美国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意图的落实，希望通过此访作些调解与安抚，以缓和矛盾，维持盟友的团结。最后结果如何，美国心里也无太大的把握。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日本顽固坚持错误的历史观，日本就无法真正取得亚洲邻国的谅解，日韩之间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
第五，亚洲特别是东亚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继续向前推进。回顾奥巴马总统就任后应对美中关系的路径，从2009年的“G2”（两国共治）到2010年的“转向”亚洲，走的是一条忽左忽右的摇摆道路。美国“转向”亚洲也好，亚洲再平衡也罢，无非都是希冀美国继续保持区域主导地位。因为美国全球战略核心就是要防止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区域和全球霸权。美国通常的手段一是“平衡”，二是“围堵”。
近年来，美国面对实力相对下降和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的大趋势，嘴上说欢迎，心里还是不愿意看到的。东北亚和东南亚是美国“亚洲再平衡”的重点区域。美国现在的做法是利用和插手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矛盾，制造“均势”，以达到平衡并从中渔利之目的。
这种政策的前景又如何呢？以中国的发展势头，其实日本已经失去与中国竞争的势头，日本目前对华“死硬到底”的对抗政策是没有出路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如今各国更多讨论的是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是中美在亚洲的合作与竞争。当然，我们头脑是清醒的。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两个G”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事实证明，中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使然，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不可避免地将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亚太战略产生摩擦，处理不当将损害两国的共同利益。
为了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习近平主席就任后对周边和平与发展予以高度关注，站在区域和全球治理的高度，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中美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并明确表示太平洋足够大，能容纳中美共同发展。中美利益在亚洲高度重叠交叉，也存在矛盾分歧，亚洲是测试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的关键。亚洲实现和平与繁荣符合亚洲各国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汇聚共同利益，妥善处理、管控分歧，逐步建立新型大国相处之道，不仅是两国人民的要求，更是21世纪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How to Keep Hope Alive
The new round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in Beijing witnessed reaffir-mation by Presidents Xi Jinping and Obama of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big-power-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economics, hope is rising as the two nations re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completing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as early as possible. Yet the factors undermining trust and stirring up suspi-cions still run deep.
Misperceptions about each other's strategic intentions are wide-spread and on ascendance as East Asia's security problems are piling up that worry countries both in and outside of the region. Most prominently it is driven home by the recent poli-cy move of the US from decades-long strategic ambiguity to explicit endorsement of Japan's territorial claims on Diaoyu Islands as well as siding with the Philippine and Vietnam in their maritime disputes with China.A case in point is the sharp re-marks by the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gainst China at Shangri-La Dialogue, not to speak of the latest provocative over-flight by US fighter aircraft only 200 meters to a Chinese oil-rig on South China Sea.
"Trust Deficit" is gaining traction with fast-moving negotiations of Trans-Pa-cif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and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greement（TTIP）promoted heavily by the US that specific-ally exclude China, the 2nd largest economy.
Dark clouds are gathering on the horizon for the future of China-US relations.To be sure, the possibility of direc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nil. But it cannot be said for certain that two countries will not be forced into a conflict by a "third party" . To keep hope alive and avoid such a pessimistic outcome, China and the US ought to reduce "trust deficit" by engaging in formu-lating a common strategy and a road-map to match for the coming decade. "There is hope, there are ways." Main elements to be considered, inter alia,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rstly, on strategic level, consolidating the consensus on building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big powers with concrete and parallel positive actions by both sides. What President Xi said about the Pacific having enough space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S to grow epitomizes the nature of this relationship.
For that purpose, two countries need to speed up in-depth discussions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to identify true red lines so as to delineate parameters and estab-lishing ground rule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ast Asia security, within which one will not step on the toes of the other, thus providing a level of comfort or stra-tegic space necessary to build up trust.
Secondly there is urgency in establishing mechanisms that can handle or man-age possible frictions and conflicts so as to prevent them from escalating into crises that can rock the boat or even capsize it. This should involve both diplomats and military personnel. Real-time direct hot lines ought to be in place as soon as feasi-ble.
Thirdly, the US should desist from taking sides in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her East Asian neighbors and return to the time-tested strategic ambiguity. Moreover it needs to restrain its allies such as Japan not to challenge or try to overthrow the regional order cemented after the tragedy of WWII. History may not be repeated.
China and ASEAN need to double their efforts in formulating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while exercising restraint in the meantime. China will continue her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s required by her legitimate defense needs.Needless to say, China will increase transparency in that respect.
Last but not the least,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act and consult in partnership to do more in improvi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 public goods together wher-ever possible. One example could be cross-fertilization of existing FTA negotia-tions. China needs to be fully involved in negotiations on TPP and TIPP. ASEAN and China probably should consider the US 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s on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The G2 concept has been rejected by both sides, but close cooperation and consultation between two biggest economies is indispensible to tackle such global issues as climate change, global financial regulations, energy security, food secur-ity, health problems in Africa and currently raging Middle East crises.
This should b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afore-mentioned new relationship, for these globally coordinated efforts will enhance tremendously the scope of corrobo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us laying solid foundation brick-by-brick for the edi-fice of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 of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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