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辜鸿铭从欧洲回到槟榔屿。

    经历了11年的游学，原先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初步长成。他很轻易地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里谋到了一个职位。像这种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对他来说简直不用费多大气力。他的志向不在于此。那种隐伏在心灵深处的渴望和冲动似乎时时存在：又似乎捉摸不定。他能感受到它们在自己体内起伏时的力量，却又难以言说那究竟是什么。

    一直到他碰到了马建忠。

    马建忠在近代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1876年被派往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为李鸿章长期办理洋务事宜。因为他有较深厚的旧学根底，又精通英、法、希腊、拉丁文，所以他撰写的《马氏文通》，成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语法著作。在当时的中国，马建忠属于思想较为激进的一派，他不仅主张翻译西方有用书籍，发展工商业，甚至还主张设立议院，这与辜鸿铭后来的思想和事业有明显的不同。然而，在1880年的某一天，在新加坡，辜鸿铭见到了马建忠，这次会面改变了辜鸿铭的人生道路。

    马建忠这次是因公事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知消息后，前往马建忠下榻的旅馆拜访，两人“倾谈三日，相见恨晚”。他们晤谈之后，一个有意思的情形发生了：辜鸿铭当即向殖民政府当局递交了辞呈，不等得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了槟榔屿老家。在那里，辜鸿铭向自己的亲戚表示：他愿意把在欧洲已经剪掉的辫子再次蓄起来，并脱下西装，改穿长袍马褂。又到处搜集中国古代经籍，每日在家中勤读不辍。

    这次晤谈带给辜鸿铭的变化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被后人赋予了相当的传奇色彩。据说马建忠滔滔不绝地向辜鸿铭畅谈中国文化的要义，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微妙曲折，只听得辜鸿铭悠然神往，不胜仰慕，于是“觉今是而昨非”，从此回归祖国传统。其实，这是过于夸大了马建忠的作用。辜鸿铭对“中国”“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并不是蓦然而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它来自一个漂泊岛屿上的子民内心深处对“根”的寻觅，它也来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与一种古老文化间的某些相通，它还来自那个中西文化碰撞年代的中国人对自我属性的思考……而马建忠的那一番纵谈中国文化的言论，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点拨作用，就好像是为辜鸿铭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看见来自另一世界的光。至于辜鸿铭形成自己极端保守的文化思想，还是以后的事，而并非马建忠的力量使然。但是，辜鸿铭与马建忠的晤谈仍然称得上是辜氏确立自己未来事业的一个重要契机。以前在他脑中十分模糊的意念逐渐变得清晰，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要把一种与自己关系甚大的古国文化纳入视野。也许，那里是他的归依。

    在槟榔屿的日子平静而充满欣悦。

    这正如留发辫时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静静地生长。

    没有人来打扰辜鸿铭的清静，他几乎成天把自己锁在书房里，案头放着通过各种途径找到的中国经籍。他阅读着，想象着，并发现这种阅读中的想象能够带来极大的快感。

    “人之初，性本善”。他仿佛第一次发现一个个中国字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这个“人”字，它不是由毫无意义的“m”、“a”、“n”拼成的音节，而是具有栩栩如生的形体：人，这多像初始年代里的一个人，在一片旷野中直立起身子，眺望远方的地平线……

    “子曰：仁者爱人。”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他还不能十分懂得“仁”“气”“天”“地”这些字眼的特殊含义，可是，他仿佛能感受到那些简洁的句子所散发的强烈的气息，一种至大、至博、至深、至厚的精神，充塞宇宙，生生不已，这对于他是一种大诱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幅多么完美而迷人的图画：由己及人，由家至国，从下到上，无不周转和谐，井然有序。

    ……

    这是一种完美的形象。

    它是辜鸿铭在触摸那些古老的文字时脑中升腾的遐想。那些中国的经籍，它们通过无数文字的组合，承载着中国古代圣哲的体悟和理想，构筑了一个个自足而光洁的观念世界，现在，辜鸿铭看见了它们。他在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小岛上阅读着这些经籍，对他来说，中国文化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想象存在。这似乎具有了两种象征意味。任何一个身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人，都不可能不感到那种文化所带来的压力，人在文化中反抗或逃避。然而，到那个时候为止，辜鸿铭都并没有进入中国的现实文化情境，他还不可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压力，而在他的阅读中所呈现的那个观念世界是多么的圆满无缺！它足以寄放他斑斓的理想。

    辜鸿铭在槟榔屿以及后来在香港阅读古书的日子，是一种特殊的时空，因为它们远离大陆。这使得辜鸿铭不同于那些因身处中国文化内部而时时感到不满和焦虑的学人，他更容易地产生并保持了对中国文明完美性的想象和信赖。这种想象和信赖坚定而率真，并且延续了极长的时间。即使辜鸿铭后来的人生并不如意，他也从未置疑过脑中这幅早已形成的完美的图像。

    现在，我们该回到我们最开始写到的那个场景了——1881年，辜鸿铭乘坐英国探险队的海船，从槟榔屿向中国大陆进发。这是他第一次进入这块国土，他看到了什么？

    探险队经广州而赴云南。一路上，辜鸿铭以游者的眼光欣赏着华南山川。一切景物，一切人事，都在匆匆中闪现而又消逝。这种朦胧的印象反倒增添了几分说不尽的悠长味道和神奇色彩。直到探险队到达滇缅边境，路途逐渐险恶，危机四伏。辜鸿铭当初之所以答应为探险队充当翻译，本意是想借机了解中国的情形，并非为了冒险，如今看到前路艰难，于是就及时撤身，转回香港。这已经是1882年了。

    这次游历给了辜鸿铭一个很深的感触，那就是自己的中文根底还极浅。为此他居留香港，一面继续学习中文，攻读汉籍，一面开始广泛阅读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尤其是威妥玛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理雅各英译的儒家经典，以及巴尔福、翟理斯、卫三畏等人的各种著作。他有时还回福建老家小住，拜师补习汉文。

    当辜鸿铭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发言时，他用英文写了第一篇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章——《中国学》，于1883年10月分两次连载于《字林西报》上。

    在这篇文章里，辜鸿铭说：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汉学家都做了些什么吧，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荒唐可笑的。辜鸿铭以一种极大的自信指点评论着欧美各国的汉学家。在他看来，西方汉学界的总体水平出奇地低下。对于英国最早的汉学家德庇时，辜鸿铭认为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德国的郭实腊知道的可能比德庇时多一点，但他却浅尝辄止，而且虚荣。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在辜鸿铭眼中，“只能算一本托儿所的小人书”罢了；伟烈亚力的《中国文学札记》，“只是一本目录，而不是一本带有一星半点文学意味的书”。至于威妥玛的《自迩集》，那不过属于“搬砖运土”性质的基本工作，而巴尔福翻译的《南华经》，甚至连句子的语法、段落的安排都没弄懂呢！

    因此，辜鸿铭对一些汉学家得出的判断大不以为然，他说：西方人居然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中国文学不道德”，这是何等的浅薄无知！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最美好、最高妙”之处，还远远没被西方人领会到。

    那么，谁能够担此重任呢？——发掘中国文化的真正要义辜鸿铭并没有明说，然而在文章的语词谈锋之间，却隐隐透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

    这似乎暗示了辜鸿铭一生事业的一部分——向西方宣讲中国文化的要义。这篇《中国学》是他作为学者的一个起点，而以后的路还很长，会有许多因素不断汇集到生命的河流中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