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从福建开往香港的船上，一个清朝官员装扮的人靠着船栏而立，这是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到福建了解中法战情的知府张玉书，他已完成调查的任务，正想着如何回去复命。这时，船的另一头三个人之间的谈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三人当中，两个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另一个却是中国人的长相和打扮。那位中国人正滔滔不绝地用外文演说着什么，两个外国人脸上现出谦恭钦佩的神情。这使张知府看得暗暗称奇。等三个人各自走散，张玉书找到这个中国人并与之攀谈，才知刚才三人谈论的是西方哲学。“我听见他们两人在不懂装懂地瞎说，所以才忍不住插了几句。”这个年轻的中国人颇为自负地说。此时，张玉书心里已经萌生出要让这个精通外文的年轻人回国效力的念头。他问清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辜鸿铭。
这一次，辜鸿铭是到福建老家探亲完毕，正要返回香港，非常偶然地与张玉书同船。
又是生活中的一次契机，让正值而立之年的辜鸿铭得以进入张之洞的幕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幕僚生涯。
因为张玉书回到广州后，即向张之洞推荐了这位精于“西学”的年轻人。张之洞当时正兴办洋务，亟须的正是这样的人才，于是他向辜鸿铭发出了邀请。辜鸿铭就这样做了张之洞的洋文案（类似秘书职务，处理翻译、邦交之类的事）。
幕僚，成为辜鸿铭正式归国后的第一个身份。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行当，从古到今的达官显贵身边都有一批出谋划策的“士人”。这些人往往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他们也许胸有大志而且才华横溢，但是智慧和才能需要依附于某种权势才能得到发挥。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未来日子里即将扮演的角色。
就是那样一次偶然的同舟共渡，决定了一个人二十多年的人生道路。
初入张之洞幕府，辜鸿铭表现得确实有些不同凡响。
为了了解各国局势和消息，他一口气订了30多种外国报纸，上百种各国杂志，使幕府中人颇讶然于他怎么读得了那么多报刊。
在处理涉外公文时，辜鸿铭发现中国出产的货物通通被译为“native goods”，“native”一词有“野蛮不化”的意思，所以“native goods”也就是“土货”。中国竟被视为野蛮不化之邦！——辜鸿铭对此特别生气，他大笔一挥，把“native goods”全部改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
有一次，德国使馆派官员拜会张之洞，此人很不习惯中国人的叩头之礼，辜鸿铭循循善诱，细细道来，最后居然说动德国人按中国礼节行事。
辜鸿铭的这些举动，张之洞均笑而纳之。
到了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跟随他由广州而至武昌。1891年，俄国皇太子和希腊王世子来华游历，途经武昌，张之洞在有名的“晴川阁”设宴招待他们。这种场合往往是辜鸿铭大放异彩之时。在宾主的相互介绍中，辜鸿铭用法语进行翻译。席间俄皇子和希腊世子想避人耳目，改用俄语互通声气，私下里说道：“今晚还有别的约会，所以千万不能喝过了量”。辜鸿铭听罢，用俄语应声答道：“中国的花雕即使喝多了也不会醉，用不着担心。”令两位王子大吃一惊。后来希腊世子看见张之洞吸鼻烟，觉得很新奇，就用希腊语问俄皇子：“不知那是什么东西？”辜鸿铭马上告诉张之洞希腊世子的意思，并把鼻烟拿给希腊世子观赏。两位王子更是被吓了一跳。席终之时，俄皇子特意赠给辜鸿铭一只镂有皇冠的金表，以示对这位语言奇才的钦佩和赞赏。
在张之洞的幕府里，辜鸿铭获得的并不全都是钦佩和赞赏。
他的西学功底，常常被幕府中人视为一种“技艺”——可以利用之，却不可与真正的中国学问相提并论。
辜鸿铭受到的这种“礼遇”，同19世纪后期中国思想界的风气有很大关系。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受到西方经济、军事上强有力的挑战，国门已经被打开，但是在思想界，西方的冲击还相当表面化。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官员之外，西方影响几乎没有渗透到中国学术界来。即使到了世纪末期，中国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人物，其关怀的核心仍然是那些有关儒家学说的传统问题。
“西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可以在当时声势最大的洋务派的主张中得到充分认识。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中国的积弱有所觉察，因此他们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创办工矿企业，以促进国家兴盛。然而他们的基本原则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儒家的伦理纲常仍然是根底，“西学”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所以张之洞的幕府里始终聚集着不少旧式保守的学者和文人。譬如后来攻击康有为，反对戊戌维新的朱一新、梁鼎芬，攻击严复《原强》的屠仁宗，号称学问第一、民初孔教会的头面人物沈曾植，以及民国以后成为著名遗老的罗振玉、郑孝胥、梁敦彦。
这些人对辜鸿铭不断地造成一种刺激。他刚进幕府时，曾遍请府中的学问家教自己汉文，可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
更让辜鸿铭终生难忘的，是一次张之洞做寿，府中大宴宾客，一帮文人学士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辜鸿铭在席间侃侃而谈西方学说，当谈兴正酣时他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在一旁一言不发，而且面有不屑之色。辜鸿铭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什么不发一言呢？”沈曾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但这句话却像一闷棍打在辜鸿铭的头上，沈曾植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若是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这是辜鸿铭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一向自视甚高，尤其在学业上可算是一帆风顺。如今胸怀大志地回来，原本以为踏上了这片向往已久的国土，自己也就可以称得上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成员了，但事情却并非这样，轻蔑和敌意恰好来自周围的这些中国人。在震惊之余，他明白了仅仅只有外观上的“中国化”是远远不够的——留辫子，穿长袍，会说一点中文……这些只不过说明了他是一个“假洋鬼子”罢了，而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必须从头再来，将中国的立身行事之本内化到自己的骨子里去。
好胜的辜鸿铭从来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做出来给你看看——这是他一贯的方式。他开始逐字逐句细抠原本翻阅过但只留下笼统印象的《四书》《五经》。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他碰上的第一个难关就是不会查《康熙字典》。此事被张之洞知道了，他对辜鸿铭说：“人家不愿教你，是因为你还不懂中国的礼节，拜师之道是很严格的，但你要是愿意学，从现在起我来教你。”
有了张之洞的支持和点拨，辜鸿铭的学识开始突飞猛进。以后他逐渐扩大所学范围，“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这一过程中，张之洞对儒学的坚强信念，及其本人的道德文章，都很深地影响了辜鸿铭。正是在漫长的幕僚生涯期间，辜鸿铭才逐渐确立了自己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张之洞这个最先帮助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人，辜鸿铭一生都怀着感激之情。1908年张之洞去世以后，辜鸿铭在自己的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的结尾念念不忘地写道：“我愿意公开在此，写下我对已故帝国总督张之洞的感激：感激他二十多年所给予的庇护，从而使得我不至于在冷酷和自私的中国上流社会，降低自我去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另外，尽管我时常任性，他却始终以宽容、优礼和善意待我。而且我还荣幸地学会了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去为中国文明的事业而战，他是中国牛津运动中最好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学士。”
在离沈曾植说了那句让辜鸿铭大受刺激的话二十年之时；辜鸿铭再次得见沈曾植。他让人把张之洞的藏书一部一部搬到沈曾植面前，沈曾植笑问：“你这是做什么？”辜鸿铭拱手施礼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的，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的，我不懂？”
一句讥刺的话，竟让辜鸿铭记了二十年，可见他当时所受刺激之深。这种行动看上去有点意气用事，显得过于好胜，其实它基于辜鸿铭内心深处的一股委屈和忧虑。他辗转漂泊数十载，最后终于回国，为的是找到一种文化认同，获得一种确定的身份。他进了张之洞的幕府，以为自己已经入了这个“圈子”，然而他发现实际上自己并没有被这个“圈子”所承认和接纳。这令他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相信自己的才智——“中学”的功底是可以弥补的，他也相信自己的优长——他毕竟拥有幕府中多数人所没有的“西学”背景。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用实际的行动让别人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且，也许比中国人还中国人。这成为他一生的行为背后一个重要的心理动因。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渴望的推动下，辜鸿铭做着一件又一件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进行着一次又一次他认为正确的文化选择。
对于辜鸿铭而言，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事绝不止一件。
当他真正回到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上来时，就必须面对一个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的中华帝国。在19世纪最后的岁月里，帝国由于接二连三地遭受外来打击，已经变得动荡不安，一种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危机感充满了整个时代。这与辜鸿铭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形象”，那个“花”一样的国度，相差不啻几千里。然而这并没有摧毁他的理想——正如他从来不承认自己会输一样，外来刺激往往使他变得更加执拗——帝国本身是没有错的，只是由于外来的破坏它才偏离了完整。他要挽救这个正在倾颓、沉沦的世界，而凡是让这个世界堕落的一切力量，他都要一一向它们宣战。这是他的事业。
中国“文士”历来的事业，不外乎动嘴和动笔两件事，更何况辜鸿铭只不过是寄身于他人羽翼之下的一个幕僚，是清廷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他所能做的，无非是一篇接一篇地写文章。但辜鸿铭从一开始著文起，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的文章是给外国人看的，他总让自己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面对西方世界发言。1891年5月至9月，长江流域爆发了中国民众和地方乡绅的反洋教运动。这些“教案”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各国纷纷要求惩处中国的“仇外”之徒。为了澄清西方人的偏见，辜鸿铭写下了归国后的第一篇正式论文——《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之关系》，署名“一个中国人”，发表于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上。
从文章的署名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是多么看重“中国人”这一身份，而文章标题中的两个字“争辩”，则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特征。他一辈子都在与人论辩，与西方人辩，与维新派辩，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辩，甚至也与保守派辩。之所以如此好辩，实在是因为现实中的各色人等难以符合他所标举的理想之境。
在这篇文章里，辜鸿铭断言教案之所以发生，罪在西方传教士，而与中国民众无干。他理直气壮地质问西方列强：“你们声称传教士来华可以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然而事实上，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都是“最差的人，虚弱者，无知者，贫困者和邪恶堕落的人”，最优秀和最有教养的人才不会相信基督教呢！这哪里谈得上提高民德？你们声称传教士可以“开启中国人民的智识”，然而基督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那些在欧洲焚烧和残害科学家的教士，现在跑到中国来从事科学和智识启蒙工作，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你们声称传教士做的是“慈善工作”，然而欧美政府提供的有关钱款，有多少是用在中国人身上的呢？大多数都被传教士自己挥霍掉了！而且他们在中国到处游荡，无恶不作，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众才产生了“仇外”情绪，才奋起消灭“邪恶者”，这种“爱国主义狂热”在道德上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
全文义正辞严，一气呵成。对基督教的弱点分析得尤为透彻，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是罕见的。所以文章一发表，就受到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进行评论，一篇社论竟怀疑这篇署名为“一个中国人”
的文章“可能不是一个中国人所写”，如果是的话，“语气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静”。
文章获得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辜鸿铭，他仿佛看见那广阔的空间在向自己打开。
辜鸿铭一生的“辩护事业”，便由此而开始。
1895年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在对日战争中遭到惨败。甲午失利，举国皆惊。因为过去中国败于英、败于法、败于德、俄、意，尚可推诿是因为西方太强之故，然而现在连毫不起眼的小日本居然也打败了老大中国，这不能不使中国人在震惊之余，开始思考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出路。维新变法的呼声，由此逐渐兴起。
1895年前后对于辜鸿铭来说，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就在这维新变法之声渐起的时代氛围中，他却偏偏逆历史潮流而动，完全服膺于中国古圣先贤的言论，成为一个坚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近现代中国出现的所有的变革思想和行为，几乎都受到过辜鸿铭的抨击。
他训斥维新派：“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文明事物一旦扫地殆尽”，如果变法成功，那么，“世界将看到整个中华民族像一个疯子一样行动，打碎他房中的所有家具，推倒房子，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假房子。”至于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让辜鸿铭痛恨不已，在他的眼里，这些变革者无异于一群吃了“狂药”的疯人，只顾模仿西方，却毁灭了儒家文明。
辜鸿铭的态度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他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常常在文中破口大骂，譬如他骂维新派是“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党徒”，骂革命党是“乱臣贼子”，“没有辫子的食肉兽”。
甚至连洋务派他也不能相容。他身在张之洞幕府，本来算作“北洋中人”，但他却很看不起李鸿章，认为李鸿章没把西方文化的精华引进来，引进来的尽是一些粗鄙庸俗的“外国方法和外国观念”。而且李鸿章利用办洋务牟取私利，这就更让辜鸿铭嗤之以鼻。相形之下，辜鸿铭所敬重的是张之洞。他赞誉张之洞廉洁奉公，人格高尚，是一个难得的“儒臣”，但他对于张之洞的政见却不以为然。二人曾经有过争论：张之洞的思路是国家不富，则国将不存，国之不存，则儒家文明也就保不住了，为了保教起见，也应先效法西方，谋求富强。但辜鸿铭却告诉张之洞：儒家的原则是孔子说的“贱货贵德”，而现代的欧洲文明则主张以财富、权力和物质为本，这二者是不可调和的。引进西方的“致富之道”，不但保不了儒教，反而会加速它的崩溃。最后气得张之洞斥责辜鸿铭“知经而不知权”，也就是说他只知儒家的经义，却不懂得在实际中通权达变。
其实，二人的分歧可能正在于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张之洞身为权臣，他不得不直接面对当时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举措必须务实。而辜鸿铭不过是一介幕僚，文人书生，难免好发高论，玄虚而不切合实际。
由于与张之洞政见不合，辜鸿铭的看法常常被视为迂腐之谈，这让辜鸿铭颇感失意，觉得无人能懂自己的胸怀，因而他不时地发发牢骚，这些牢骚汇集起来，就成了一本书——《张文襄幕府纪闻》，里面多是一些或真或假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均用文言文写成，多是表达他对世事的讥评。虽然立场守旧，然而笔锋常含讽刺，很见他的辩才。
他这样讥讽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弊病：一个住在中国的西洋人，一次请人缝西服。当时的中国裁缝还都不会做西服，但有一个裁缝说：“只要有样式，我可以仿照着做。”西洋人听了很高兴，就找了一件旧西装给他。过了几天，裁缝把做好的西服送来，西洋人打开一看，很满意，因为新西服做得跟旧西服几乎一模一样。但他突然发现新西服的背后剪掉了一块，然后又给补了一块。他惊讶地问裁缝这是怎么回事。裁缝指着旧西服说：“我可是完全照着你的样式做的。”原来，旧西服背上有一个补丁。辜鸿铭接着写道：你们现在都要学习西方，除了学到西方的“补丁”，还能学到什么呢？
他这样论证儒教的合理性：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在武昌与张之洞等人相见。辜鸿铭当时已把《论语》译成英文，就送给伊藤博文一本。伊藤问辜鸿铭：“我听说你向来精通西学，难道你不知道孔子的学说可以盛行于几千年以前，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吗？”辜鸿铭答道：“儒教的原则，就好像数学家的加减乘除之理。几千年以前三三得九，到现在二十世纪三三也还是得九，你总不能说三三得八。”说到此处，辜鸿铭话锋一转，开始讽刺起洋人来：“不过，听说二十世纪的数学法则已经改良了，以前是三三得九，但现在如果中国借西洋人的钱款，那么就会变作三三得七；等到中国还钱的时候，又会变成三三得十一了！”
他这样表现儒家礼仪的优越：有一次，辜鸿铭应外国友人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宴会。来宾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国人，于是大家便推请他坐首席。坐定之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道：
“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坐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今天行西方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那么这一桌酒席就得大家先竞争一番，等胜败见出分晓之后，才能坐定，然后动筷子。”来宾听罢，无不捧腹。
辜鸿铭并不认为自身的才能仅仅止于写写幽默讽刺的小故事，他渴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具有更大的效用和影响。这样的机会倒是来了。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间的反帝情绪逐日高涨，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英、法、德、意、美、奥、日、俄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排外”，大举侵华。联军很快攻占京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国内局势一时十分紧张。由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曾试图利用义和团打击外国在华势力，所以联军坚持要惩处与之有关的大臣和皇亲。为了缓和局势，争取列强对慈禧的宽宥，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屡屡向英国驻华领事表示，希望能够达成彼此的和解，并专门草拟了一份电文，准备转呈给英国政府。张之洞把翻译这份电文的任务交给了辜鸿铭。
辜鸿铭感到这是一个让自己大显身手、建功扬名的好机会。他情不自禁地对张之洞的电文进行了发挥，写成一篇洋洋洒洒达两万言的长文——《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向列强要求“尊王”的“请愿书”，也是一份为慈禧而作的“辩护词”，还可以算是辜鸿铭表白自己忠君心迹的“宣言”。
全文充满了一种辜鸿铭式的奇异的热忱。
他不仅一一洗刷西方人加在慈禧身上的罪责，而且还运用文学化的描述，塑造了一位慈悲而圣明，忍辱负重又深明大义，倍受臣民爱戴的“国母”形象。
辜鸿铭说，怎么可以指责皇太后“排外”呢？她曾经把外国公使夫人请到宫中亲切谈心，甚至一度让她的儿子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在她的朝廷中，无论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新派，还是像徐桐、李秉衡、刚毅这样的旧派，都能共处一朝，人尽其才。“仅此一点，便可表明她的统治是多么机智，心胸是多么宽广，用人行政是多么精明和老练！”
辜鸿铭认为，正是出于对皇太后陛下的赞赏、热爱和崇敬，义和团的小伙子才焕发出狂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他们要誓死捍卫皇太后的权威，因此，虽然义和团对西洋人造成一些损害，但这也是出于中国最神圣的感情——
“忠”，皇太后体恤她的臣民的这份感情，正是帝王慈悲的表现，怎么能称皇太后是“袒匪”呢？
辜鸿铭还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为慈禧的个人品格作辩护。他说，只要想一想“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唯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只要想想这些，那么，外国报纸上对皇太后个人品行的恶毒指控，岂不太冷酷无情了吗？
最后，辜鸿铭不无天真地呼吁：“英国王后陛下，作为世界王后之首，应尽快谦和感人地直接拍给中国皇太后陛下一封公开电报——不用官方语言，而用心灵的质朴语言——对中国的皇太后、她的儿子以及多灾多难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厄中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
辜鸿铭对慈禧不无夸张的赞美和颂扬，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11年后他还专门写了几篇文章为慈禧唱赞歌。这种异乎寻常的热忱，实际上源于他对儒教“忠”的迷恋。在当时国与国的纷争中，它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而当清王朝灭亡之后，这一点则为辜鸿铭造成众多的悲剧、喜剧与闹剧。
辜鸿铭对自己的这篇文章预期很高，他希望文章能够缓解各国与中国政府的冲突，拯救北京和清廷的君臣，所以，此文一写完，他甚至等不及让张之洞过目，就设法把文章寄给当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理，以及俄、德、日的皇帝。还没等得到回音，他又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意在让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知道它。
令辜鸿铭失望的是，文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01年，清政府与各国公使几经和谈，终于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惩办包括王公大臣在内的“罪魁祸首”，允许外国军队进驻使馆区……中国依旧是要割地便割地，要赔款便赔款。辜鸿铭在失望之余，又接连写下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最近札记》《为了在中国的良治》《文明与混乱》等几篇文章。在文中，他对《辛丑条约》的内容逐条进行批驳，对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逐一进行谴责。此时，他再也不是写什么“请愿书”了，他的语气和态度一转而为激烈、傲慢，文章中甚至有这样强硬、奇特的句子：
“大不列颠和美国派出他们挑拨离间和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专横跋扈地对待和干涉上自皇太后下至那些可怜的妇人的足；德国派出他所有的犹太高利贷狗来中国，欺骗达官并使其堕落；法国派出他所有的‘黑色暴徒’来中国，保护一切流氓和无赖。当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纵火——世人还都感到奇怪！”
辜鸿铭在庚子、辛丑年间写下的文章，于1901年11月结集为《尊王篇》在国外出版，因为它是来自中国内部的声音，所以在欧美还相当畅销。然而这并没有给辜鸿铭带来太多的欣慰，因为他对自己在国内的状况开始不满了，他在文章中抱怨：“我已为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服务了18年，但至今仍然停留在刚入职的位置上始终没有得到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手下两个四等助手。我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有损于自尊的事。”自己全心全意去维护中国的文明和国家的尊严，可是却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这对辜鸿铭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件委屈的事。在他的心里，长期以来就埋藏着一个英雄梦想：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要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发挥作用。然而这个梦想却迟迟不见成真，只能成为被压抑了的欲望。多年以后，暮年的辜鸿铭向他的学生兆文钧回忆庚子年间的这段往事时，他的眼前浮现的是另一个自己：
“那时候，张制军（即张之洞）委我以重任，派我进京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当时各国公使态度蛮横，要求苛刻，李鸿章一筹莫展。刚好我与联军总帅瓦德西有一段旧交。那还是我在法国游学时，住在巴黎一个名妓家中。当时瓦德西还是一个德国流浪儿，在巴黎做卖糖果的青年小贩。因为这个名妓觉得他很有发展前途，就把他引荐给我，从此他拜我为师，随我学习语言和理化。瓦德西回国后，进了军官学校。八国联军侵华时，他又成了联军总司令。所以我就利用这段旧交情。先说服瓦德西做出让步，又叫他在各国公使中间斡旋，最终使列强所提出的苛刻条件有所更改。赔款数字原本高达七亿两白银，后来削减至四亿五千万两。在惩处‘祸首’问题上，他们也作了一些让步。”
在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描述中，辜鸿铭成为一个扭转乾坤的爱国英雄。然而这段话却是不可信的。因为辜鸿铭留法时间大约在1877至1880年之间，而瓦德西生于1832年，1888年即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且不论瓦德西是否有过在法国流浪的经历，即使有过，在时间上也有出入，1880年前后瓦德西已年近50岁，怎么可能还是一个青年小贩呢？又怎么可能仅仅分别八年，他就由小贩一下子成为陆军总参谋长了呢？
这个虚构的故事，也许源于辜鸿铭那种求而不得的渴望，也许仅仅只因为他老年无聊，故意打趣。然而它却表明了辜鸿铭长期以来对自我形象的设计，他是那样希望成为一个有力的、能够报效国家的人，可是，他是吗？
1905年，辜鸿铭终于得到了一次升迁。他被清廷赐予外务部部郎的实衔，并出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黄浦浚治局与《辛丑条约》直接有关。《辛丑条约》中有一款就是要求开浚黄浦江，于是清政府就在上海设立了“黄浦浚治局”，与西方各国领事共同管理。因为是各国参与管理，所以常有各自争利的事情发生，这时，浚治局督办就成为一个拥有实权、大有油水可捞的职位。
然而这一次上任的是辜鸿铭。这个从来以儒家道德要求他人的人，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他也以这一套原则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标准。他好不容易成为大清帝国的一名正式官员，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做一名清官，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这使辜鸿铭在走马上任后不久，就做了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荷兰利济公司的西洋职员，冒领挖泥工费达16万两。辜鸿铭经过调查核实，决定要严加惩处。开始洋人以为这不过是虚晃一枪，便按常例给他送去了巨额贿赂，谁知这个脾气执拗，不讲情面的辜鸿铭把来人一顿痛骂，并赶了出去。然而当辜鸿铭把案件上报两江总督，要求给予严惩时，总督却因为此案涉及洋人，难以与外国领事交涉，所以含糊其辞，不愿追究，最终事情不了了之。辜鸿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重新操起他的惯用武器——把此案中洋人贪污的原委、证据写成英文，交《字林西报》发表，可是《字林西报》有顾虑而不敢登，于是又改登于《北华捷报》。
辜鸿铭对官员的个人道德向来抱有很高的期许，在他的理想中，只要王朝的大臣人人清正廉明，那么天下必然大治。所以他才那么看重自己做一个清官。然而他没想到正是来自官僚机构内部的力量阻碍了他，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实际上，辜鸿铭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王朝庞大的官僚机构本身，是可以繁衍出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尔虞我诈的，个人的道德力量对整个机构几乎发生不了作用。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末世，王朝内部已经逐渐被腐蚀、蛀空，即使像辜鸿铭这样具有崇高的理想，并且亲身实践着道德原则的人，也无法再拯救它。
遗憾的是，这一点始终没有被辜鸿铭意识到。以至于他最终选择了一条歧途，做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最忠实的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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