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辜鸿铭式的辩护，也不能消除这样一个事实：从19世纪中后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因为动荡混乱，所以会有倾颓，有崩塌，有纷争，有错位。人生世相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段中，最能呈现它的可悲可怜处、可笑可恨处。像辜鸿铭这样的人——希望以一己的主观愿望抗拒历史的进程，就必然要在时代舞台上上演他的悲剧和喜剧。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时的辜鸿铭已辞去外务部的职务，而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革命一发生，他的反应很快，马上在《字林西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声明反对革命，并谴责租界当局对革命“袖手旁观”。此文一发表，中外哗然。连他所教的学生也群情激愤，不能容忍，辜鸿铭说：“言论是可以自由的，你们不服我，我可以辞职。”学生们鼓掌称快，辜鸿铭就此辞去南洋公学监督一职，而动身迁往北京。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当选为民国总统。辜鸿铭所效忠的大清王朝不复存在，但他的一片忠心丝毫未变。他就这样开始了自居为满清遗老的生涯。
辜鸿铭作为遗老，最负盛名的要算是他脑后的那根誓死不剪的辫子了。关于这根辫子的故事已经发生了很多，如今它又成了辜鸿铭顽固不化的一个象征。他为自己的辫子专门写过一篇宣言叫《在德不在辫》，文章说，中国的存亡关键在于有没有道德，而不在于留不留辫子，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剪辫子。而且，辫子的存在可以使中国人在外表上区别于欧美民族，它能让外国人由于陌生惊奇感而产生敬畏之心。
这不能不说是一番歪理，然而辜鸿铭的确以自己留辫为骄傲。他与同样拖着一根辫子以示对满清忠诚的张勋，可谓志同道合，在张勋过60岁生日时，辜鸿铭曾写了一副寿联给他——“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他这是用的隐喻，所谓“擎雨盖”是指清代大老爷的官帽，而“傲霜枝”则是他们脑后的那条辫子，对联本身写得挺美的，但与实物一对应，却又有一点叫人哭笑不得。
在那个革新图变的年代，像“辫子”“小脚”“姨太太”“廷杖”“八股文”“太监”这类文化现象都被中外人士公认为愚蛮不化的“国渣”，但辜鸿铭对它们全都做过辩护，比如前面我们提到他对沈荩案的看法，他就觉得“廷杖”责死比砍头处死要仁慈。而“小脚”在他看来则是中国妇女令人怜爱的幽娴温柔之性的组成部分，“缠足”根本谈不上是对女性的摧残，如果要说摧残的话，西方妇女的束腰，影响消化和生育，那才是真正的残害呢！
对于“八股文”，他曾公开表示“八股文是优美的必须被鼓励的东西”，所以他反对废除科举，并且说能做八股的人具有大本领，这里面包含着他的一种特殊心态：他毕竟是半路出家学中文，虽然欣赏中国文，自己却做不到极致，因此难免对那些“科班”心生仰慕。
再如“太监”，他曾这样评价大太监李莲英：“又老又丑，脸上布满皱纹，却依然不失良好的风度，可谓丑中见美。”辜鸿铭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欣赏李莲英，与他的满人观大有关系，他总把满人看作中国文明的精华。
至于辜鸿铭赞同“纳妾制”，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妇女观使然：他认为中国妇女的最大美德就是“无我”“自我牺牲”，她们的职责就是为男人服务。为之他解释“妾”这个字：“妾者，立女也，当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之用，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也就是说，妾是男人的“眼靠和手靠”，供男人累了的时候靠一靠，恢复精力后再去生活和工作。辜鸿铭为“纳妾制”辩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驳西方人指责中国人纳妾不道德。辜鸿铭说：西方人是不纳妾的，可是他们在婚姻、家庭之外寻欢作乐，比起中国人明明白白地娶姨太太，西方人要不道德得多！
其实辜鸿铭的欣赏“国渣”，倒也并非完全是为了哗众取宠，故作惊人语，也不是由于他心理变态，而是他的文明观使然。但这一点已为人忽略，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由一些只言片语演绎出来的“逸闻”。
据说有人诘问辜鸿铭：你说纳妾制合理，那么为什么只许男人纳妾，却不许女人多夫呢？辜鸿铭却堂而皇之地回答：
“你知道茶杯和茶壶的道理吗？一把茶壶可以配四个杯子，你哪里见过一个杯子配四把茶壶的呢？”这当然纯属诡辩，后来林语堂曾引潘金莲的话来反驳他的“茶杯茶壶理论”：“一只汤碗里配两把勺子，哪能不磕磕碰碰呢？”
另一个关于他主张一夫多妻的趣事则发生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德国贵妇人以同样的问题问他：“既然男人可以多纳妾，那么女人也就可以多择夫吧？”辜鸿铭却故作玄虚地问：“夫人府上是自备黄包车呢，还是自备汽车？”那位夫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照实回答：“汽车。”“汽车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准备了几副打气筒？”辜鸿铭话还没说完，席上的男女早已笑得东倒西歪。
关于他欣赏女人小脚的故事就更被说得神乎其神。据说辜鸿铭在夫人淑姑不在身边时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因为他好闻女人的裹脚味。每逢写文章，他就得让淑姑侍奉在侧，一手握笔，一手捏着夫人的三寸金莲，边嗅边写，还美其名曰：“嗅佛手”。世间盛传他对小脚的品评口诀：“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为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又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可比拟。”
如此之类关于辜鸿铭的怪癖，其实也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至于他的怪癖因何而生，则不是人们所关心的事了。辜鸿铭为众人制造了可供一笑的笑料，然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则未尝不是一件可悲的事。
在一般人印象中，辜鸿铭排外、好骂洋人。辜鸿铭的确喜欢骂人，但他骂谁不骂谁并不以中西国别来划分，而是以“道德”为标准，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只要无私和仁慈——那么，不管你是一个犹太人、中国人或德国人，一个商人、传教士、一个士兵、外交官或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人。但如果你自私、不仁，那么即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一个贼子，一个庸人、一个夷人，一个Amalekite，一个蛮子，一个残忍的野兽。”
因此，他之所以骂在华的外国人，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他同时非常赞赏一个西洋人，那就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英国“洋枪队”队长戈登，辜鸿铭专门为之写过一篇《英将戈登传略》，颂扬戈登在华的功绩。辜鸿铭为什么如此看得起戈登呢？因为戈登曾经说：用武力镇压不了中国人，对中国人必须以德收服。就因为这个，使辜鸿铭觉得碰上了个贴心的知音——戈登也强调道德。其实戈登说那句话有很深的侵略目的，辜鸿铭居然忽视了这一点。
辜鸿铭对中国人的评判态度也一样。他骂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引进外国的“新知”，败坏中国的道德，干扰秩序，制造混乱。但他可从来没骂过慈禧太后，这倒不是因为慈禧太后权势显赫，所以辜鸿铭想逢迎她，而是他把慈禧太后当成中国文明的象征。袁世凯同样权势显赫，而辜鸿铭一生中骂得最刻毒的，就是袁世凯。他骂袁世凯也不是因为袁世凯窃国卖国，是独夫民贼，而是因为他认为袁世凯对清廷不忠，没有人臣的起码道德。
按辜鸿铭自己的话来说，他早就看出袁世凯不是个好东西。庚子以后，袁世凯任北洋练兵大臣，辜鸿铭曾当面毫不客气地批评袁世凯拥兵自重，以兵为私，使得士兵“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有国家”。
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同入军机，袁世凯一次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个幕僚认为这是袁氏的妙语，所以特地讲给辜鸿铭听，辜鸿铭听完，语带讽刺地回答道：“诚然，但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以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1910年，辜鸿铭在自己的《张文襄幕府纪闻》里编了一个痛骂袁世凯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个西洋人对辜鸿铭说：
“凡是到中国来的西方人，虽然住了很久，但体质没有什么变化，形体和外貌依然和以前一样，这样的人，是贵种。如果西方人一到中国，没有住多久，忽然体质就变了，大腹便便，肥头大耳，这种人，是贱种。”辜鸿铭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西洋人回答说：“在中国，各种食品的价格比我们西方的要低几倍。我们西方的那些贱种之人，看到你们的食品那么便宜，于是都放开肚子猛吃。因此，他们到中国不久，形体就变了，大肚如坟堆，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模样。”辜鸿铭说：“我国的袁世凯，在甲午之前，他本是乡里的一个穷无赖。不久，他发了横财，成了暴发户，而且官也越做越大，直到北洋大臣。后来他丢掉乌纱帽，回到老家。但他有钱财，又造房舍，买田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袁世凯同您所说的西方贱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别人说袁世凯是豪杰，我看袁世凯是个贱种。”
更让袁世凯下不来台的，是辜鸿铭用英文写成批袁文字，向国际世界揭露他的寡廉鲜耻。辜鸿铭说：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有卓越的道德力，才能赢得民众的尊崇，可是袁世凯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先是屈从革命党，然后耍阴谋诡计，借军队的力量逼皇帝退位，最后变成共和国的总统。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表明他甚至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也不具有，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
辜鸿铭不仅在言论上属于袁世凯最伤脑筋的敌人，以汉语和英语公开和他斗，毫不隐讳和留情。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辜鸿铭也拒绝为袁世凯效劳。1911年，极力效忠袁世凯的张謇、唐绍仪，想罗致辜鸿铭入伙，他们设宴款待辜鸿铭，席间二人鼓动唇舌，引用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来劝说辜鸿铭，辜鸿铭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说完扔了筷子，拂袖而去。
由于辜鸿铭的不断作对，特别是他用英文对袁世凯的激烈抨击，造成国际影响，使得袁世凯十分恼恨，但又无可奈何。为了堵住辜鸿铭那张不饶人的嘴，他特地托人请辜氏到袁家担任家庭教师，月薪500元，以往辱骂他的事既往不咎，要求辜鸿铭缓和一下言辞。虽然辜鸿铭当时穷困潦倒，他却不屑于向袁世凯屈服，因而拒绝了这一要求。
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的唾骂声中死去。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辜鸿铭公然置禁令于不顾，在家中大宴宾客，表示庆贺，可见他对袁世凯仇恨之深。这并非由于他与袁世凯有什么个人恩怨，而仍旧是辜鸿铭心中的文明理想所使然。
因此，林语堂对他的一个评价可谓恰当：“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
辜鸿铭反袁，不是因为反对帝制，而是因为要维护帝制，因此当时间推至1917年，一场复辟的闹剧就自然而然地把辜鸿铭卷了进去。
辜鸿铭是心甘情愿地参与张勋复辟的，“辫子军”一进京，复辟一成，辜鸿铭就固执地坚持要做外务部尚书，但张勋不答应，因为他觉得辜鸿铭似乎有点“太新”了。后来总算让他当了外务部侍郎。
复辟丑剧开演后，张勋担心南方军政两界起而反对，决定派部员分赴各省，宣布不得已之苦衷，以冀消融意见。当时，辜鸿铭和胡嗣谖两人，自告奋勇地要去游说江浙，张勋便高兴地派他们南下。可是二人刚到达天津，就听说段祺瑞已经兴师讨逆，辜鸿铭等大吃一惊，躲进租界旅馆，不敢出来。不久被段祺瑞总司令部密探侦察得知，于是照会租界领事，派巡捕捉拿辜鸿铭。辜鸿铭等只好微服潜逃，返回了北京。一回北京，见到张勋，张勋问他们回来的理由，二人说明个中原委，希望得到张勋谅解。不料张勋一听，破口大骂道：“你有负委托，还有什么面目来见我？”辜鸿铭叩首说：“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张勋说：“你辜负圣上鸿恩，从今以后，我不再听你辜鸿铭，老实些叫你辜鸿恩得了。”
就这样，复辟丑剧仅上演12天，却不得不匆匆结束了。辜鸿铭也只好继续回到他原来任教的北京大学教书。
现在，人们谈起辜鸿铭出任北大教授一事，一般都将其同蔡元培1916年底至1917年初出任北大校长相联系，仿佛他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直接产物。其实早在1915年9月前，辜鸿铭已被聘为北大英文门教授。蔡元培当校长后，对新派、旧派学者一律容纳，他说：“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所以辜鸿铭才得以续聘。
在北大人的眼中，辜鸿铭当时是这么一副形象：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布鞋。
这样一副打扮，谁看都会觉得像“怪物”。而辜鸿铭被称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还在于他好发怪论。
他为学生讲授英国诗歌时，竟把英诗分成国风、小雅、大雅三类，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弄得学生惊诧万分，其实这不过是他惯用的中西文化“类比”“相通”思维的一种表现罢了。
除了让学生背诵英诗，他还教授翻译。一次他叫学生把《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折腾得学生如孙悟空上了紧箍咒。还有一天他又把自己写的英文诗拿出来让学生翻成中文，到最后他才得意地写出自己的译文，却是一段文言：“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淫女，喁喁复何为！”学生看罢，觉得英文可能好，译文却并不高明。
他与学生有时也你来我往地争执。有一个学生一次看见辜鸿铭在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文章，大骂学生运动，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于是，这个学生找到辜鸿铭说：“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鸿铭气得脸色发青，眼睛都凸出来了，他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来，最后站起来拿手指敲着讲台说：“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不过也有辜鸿铭赢的时候。他讲课仍是一根辫子来，一根辫子去，这常常引起学生的喝倒彩。辜鸿铭有时会不动声色地来一句：“我是头上有辫子，你们这些剪了辫子的，难道心里就没辫子了？就能完全剪掉了？”他这么一说，倒让学生觉得颇有几分哲理。
辜鸿铭对一些事物的理解，常常按自己的思路，所以难免让人觉得好笑。有一回他在课堂上大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
蔡元培辞职的时候，众教员纷纷挽留，辜鸿铭也赞成挽留校长，他却有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并公开向别人说：“当今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别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以前保皇，现在还是保皇。你看天下还有其他人做得到么？”
到了“五四”时期，辜鸿铭的汉文著述几乎无人提及，他也不用汉文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文章，但对于新文化运动，他仍持反对态度，为之特用英文写了两篇文章——《反对中国的文学革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发表在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文章无非为中国古代语言文学辩护，讥嘲一帮留学生发动新文学运动是瞎胡闹。辜鸿铭在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军事家、政治家，尤其是我们那些回国的留学生，现在中国还能有这样好过的日子，不该抱怨什么，而应该为中国4亿人口中90%不识字这件事每天感谢神。因为想想看，如果4亿人口中有90%的人识字，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设想一下，假若在北京，苦力、马夫、司机、理发师、船夫、小贩、无业游民和流浪客，诸如此类的人都识字，并想和大学生一道参政，那将会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景象。
辜鸿铭的议论当然和他的“贵族情结”有关。在当时平民化的浪潮中，他的这点不谐之声，被当作不值一驳的噪音，很快地淹没过去。历史不会停下它的脚步，不会因为任何个人的阻拦而停下脚步。
辜鸿铭仿佛为人抛弃、被人遗忘了。在北京椿树胡同的一个小院落里，他过着一段孤寂的时光。与时人的格格不入使他原本暴烈的性格变得更坏，他动辄就会与人争吵，所以到后来他索性不与人交游，只在家中教几个学生度日。这时候，却有一个人找上门来。
这个人就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
1921年，毛姆访华，很想见见这位在西方久负盛名的辜鸿铭。倨傲的辜鸿铭根本不理会毛姆的邀请，毛姆于是亲自登门造访。
这个性情古怪的老人一见毛姆，就滔滔不绝地大批西方哲学。由于说得激动，他后来几乎喊了起来：“可是你们，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唯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白种人会轻视黄种人呢？可要我告诉你，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以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了，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了。你们不晓得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吗？你们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的百姓吗？你们以为我们要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学得上吗？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所造的一样好的枪支，而且也会射得一样直的时候，你们的优点要怎样了呢？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
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到辜鸿铭的暮年也不见丝毫减退。
他把进来看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毛姆：“她是这老大帝国覆亡的未了一朵花。”又托起自己脑后的辫子给毛姆看：“我是老大中华的未了一个代表。”
与辜鸿铭的会面让毛姆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请辜鸿铭送给他一些物品作为留念。
辜鸿铭那好开玩笑的天性又复发了，他要捉弄捉弄这位英国的大文豪，于是提笔写下一首汉文诗赠给毛姆。毛姆看不懂，回去请人翻译后才大吃一惊，因为那是一首写给妓女的情诗：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美。
你的眼波含笑，你的纤手柔荑。
然后你爱上了我：你的声音辛凄；
你的眼里满含着泪；你的双手令人痛惜。
伤心呀，伤心爱使你成为不可爱。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你眼睛的明亮，你皮肤的桃色，
和你青春所有令人痛惜的煊赫。
于是我要独自爱着你，
而最后你才会关切。
值得羡慕的年月转瞬即逝，
而你已经失去
你眼里的明亮，你皮肤的桃色，
和你青春的所有媚人的煊赫。
唉，我不爱你了，
即令你关切我我也不会关切。
尽管毛姆被辜鸿铭捉弄了一番，然后在他后来所写的《辜鸿铭访问记》中，仍旧对辜鸿铭作了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他说：“这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并没有圣人的闲适态度，他是一个辩论者，也是一个斗争者，他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呼声”；“我不能自已地把他看作一个近乎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是没有皇帝可以把重权信托给他；他有广博的学识，他迫切地要传授给他的灵魂所眷恋的一大群学生，可是来听讲的只是很少数的可怜的愚钝的乡下子弟”。
这个西方人理解了辜鸿铭的这种可笑下的可悲、偏执下的无奈。
相形之下，中国人对他的理解就要表面化得多。有人解释他的古怪是因为：“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喜。众所崇拜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肯定是辜鸿铭。他的君主主义也是如此。这在他，并不是主义上的问题，而是他要力求特别。当时共和主义风行一时，他因此厌恶共和。他的常常偏于君主主义，正如花花公子的日夜专事装饰，辜鸿铭在生活的理想及形式方面，则力求与众不同。”
辜鸿铭好与众不同，这是事实，但也仅仅是一方面，而并非他思想的源头。然而一般中国人对他的认识，常常止于此。这应是辜鸿铭最可悲的一件事。在他的一生中，有一种努力是始终存在的：摆脱自己似是而非的身份，找到自己的文化所属和文化认同。然而他的同胞仅把他看作一个怪人、甚至一个小丑、一个可以玩笑的人。他始终没有进入一个他梦寐以求的世界，他站在圈外，只是一个——“外人”。
签名本《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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