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砚[3]

    一、“小小银行”的发家（1915-1926年）

    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即1915年6月成立的。成立时行员只有7人，额定资本仅10万元，规模很小，因此有人称之“小小银行”或“小上海银行”。这家“小小银行”的成立，却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银行业正在兴起，1915年一年中全国新设银行就有7家之多，而辛亥革命前的十余年间，全国设立的银行总共也只有十余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在欧洲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展开，主要战场在欧洲，但战火也蔓延到亚洲和非洲，先后参战的国家有30多个，卷入人口达十几亿，战争延续了4年之久，到1918年11月才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大战爆发后，欧洲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德、俄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民族工业厂矿的设立情况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1912-1919年间新设的厂矿，就比1895-1911年间有显著的增长。前一段17年，平均每年设立29个，后一段8年，平均每年设立59个。除新设厂矿外，还有许多工厂在原有基础上扩充规模。工业有了发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发展，国内市场扩大了，商品流通扩大了，资本主义信贷系统也就随之扩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被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他们的“黄金时代”。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一般都是业务发展较快，营业收入和资本积累较多，放款呆滞也最少。所以，这个期间成立的银行特别多，1914-1918年间就达35家。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刺激；另一方面，北洋军阀政府财政上对银行资金的需要和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美、日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的需要，也是促成银行大批设立的重要因素。投资者筹设银行的规划和设想会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这就是：开设银行有利可图，趁这个所谓“黄金时代”，努力挤入淘金者的行列，分割剩余价值，获取优厚利润。1915年成立的上海银行自然也毫不例外。

    2.资本勉强收足十万元

    上海银行于1915年4月17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即创立会），决定资本额为10万元，但决定后一时不易收足，到5月22日收了8万多元，到6月2日正式营业时才勉强收足。那一年，别的银行的资本，官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且不说，私营的浙江兴业银行是75万元，盐业银行是150万元，中国通商银行是250万两（约合350万元），而上海银行只有10万元，是当时上海银行业中资本最小的一家。

    股东会上，推选庄得之为董事长，陈光甫为总经理。在初期上海银行的股东中，庄、陈两人是主体，其他的董事和股份都是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而拉拢和凑集起来的。当时投资的人不踊跃，总共只有7个股东，开创立会时，出席的股东只有4个人，其余3个人分别由庄得之、陈光甫代表。这次会上选出了7名董事，也即是全部股东都担任董事，其中庄得之方面占了4人，陈光甫方面占了3人。

    在10万元资本中，庄得之投资2.2万元，陈光甫投资5000元。但是在陈光甫投资的5000元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为他垫支的。陈光甫的股份是以后多起来的，他取得对上海银行的全权支配地位那是后来的事。

    庄得之，江苏武进人，是清末洋务派官僚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在张之洞、李鸿章手下搞军需，混得了候补道台的名衔。以后，盛宣怀又介绍他参加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务。1904年起到上海一家奥商信义洋行当买办，这家洋行是专门经营军火生意的，信义洋行与德商礼和洋行合并后，他继续担任买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家洋行停业为止。从1912年起，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的理事长。

    陈光甫，少年时在汉口一家洋行实习，从小就受到资本主义的熏陶。后来在汉阳兵工厂担任英文翻译。1904年去美国，为圣路易博览会中国馆的工作人员。博览会结束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美国的银行里实习。1909年回国后，任南洋劝业会外事科长，接着任江苏都督府财政司副司长，1912年改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第二年辞职去北京，任中国银行顾问，但这是一个空头衔。

    庄得之和陈光甫两人聚合在一起投资办银行，虽然资本较小，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却不小。银行设在上海租界里，凭借他们两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洋行的密切关系，在租界上活动有很多便利条件。资本主义银行是货币经营者，它所运用的货币资本，不仅来自本身的股本，更重要的是集中社会上闲散的钱。吸收大量存款，是银行扩展业务、增加收入的重要前提。庄得之、陈光甫两人与官僚、地主、买办、清朝遗老等广泛联系，是他们兜揽和吸收存款的有利条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很重视收集这种“小金额”的活动，为此他们把这家银行的名称特别标出“储蓄”字样。

    3.资本积累、业务扩展异常迅速

    旧社会的银行是一种特殊企业，它既不像工厂那样生产商品，也不像商店那样买卖商品，而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它的主要业务项目是存款和放款，同时办理汇款以及其他与货币有关业务如保管、出纳、兑换等。其中存款总额的多寡，最能衡量一家银行资力的大小。上海银行的业务扩展迅速，可以从它的存款总额不断增加中得到说明，1915年开业那一年年底的存款是57万元，1926年已是3244万元，12年间增加了56倍。

    银行吸收进来的存款利息低，贷出去的放款利息高，后者超过前者的差额，减去业务经营上的费用，就是银行利润的主要部分。这12年间，上海银行的净盈利共计355万元，资本与盈利的比例即平均年盈利率达到20％以上。

    随着业务的扩展、利润的增加，资本积累也异常迅速。它的资本额由成立时的10万元，增为1921年的250万元，比成立时资本增加了24倍。

    关于这12年间扩展的具体情况，可分1919年前和1919年后两段来看。

    从成立到1919年的四年半中，是上海银行的树立根基时期。

    它的原始资本这样小，如果运用时陷于呆滞或者成为倒账，它的周转就会发生困难。但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商品输入总值减少，其中英国商品输入几乎减少一半，法国减少1/3，德国几乎全部停顿；美国商品输入虽增多，但也不及战前英国的数字；日本输入增长虽快，但由于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和1915年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它的增长趋势也受到阻碍，而中国出口的产品和原料却有所增加。因此，这一时期民族工商业获利的较多，亏累的甚少，上海银行的工商业放款几乎没有受到呆滞损失，这是它初期业务能够打下根基的有利条件。

    在初期业务中，为了树立根基，它致力于吸收存款、储蓄和开展国内汇兑。当时银行家数远没有后来那么多，竞争者少，兜揽存款还较为容易。它在吸收社会各阶层手中闲散资本和收集小金额以形成一个货币力量方面下了工夫，因为银行要赚钱就得有存款，要赚更多的钱就得吸收更多的存款来运用。上海银行强调“服务社会”，提出“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口号，想尽各种办法，以广招徕。具体措施有：一元起存的储蓄；制成各种储蓄盒交存户使用；办理“礼券储金”（旧社会用作现金馈赠）；结合代收学费在大、中学吸收存款；在教会中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对存户的汇款手续费减收或免收，等等。当一元起存的储蓄开始时，有一个人拿了一百元钱要求开立一百个一元钱的存折，上海银行也同意照办。1917年起，它专门成立了储蓄部，还组织“储蓄协赞会”，在货币持有者中间广泛宣传，后来又去兜揽外国资本企业的存款。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它的存款总额逐年增加，1919年底已达到616万元。

    国内汇兑，也是它初期竭力推进的一项业务。工商企业或团体、个人，委托银行汇款到外埠，银行在没有解交收款人之前，可以暂时利用。汇款和存款、放款结合，有相互推动促进的作用。这项业务对它的根基的奠定和收入的增加关系很大，有些分行且把汇款业务称作它的“基本业务”，它的分支机构的设置也很考虑汇兑业务开展的需要，1919年前已设立的外埠分支行就有：无锡、常州、南通、苏州、南京下关、宜兴、蚌埠、临淮关、济南、汉口、长沙等十余处。

    1915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盐业、中孚7家银行发起组织“上海银行公会”，会所即借上海银行地方；1918年正式成立，迁入香港路新址，又有聚兴诚、中华、四明、广东、新华、金城6家银行参加。这13家银行互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为银行公会会长，陈光甫为副会长。陈光甫担任副会长，有利于提高上海银行在金融业和工商业中的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代表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发展要求的团体，包括各业同业公会也逐渐增多。银行公会筹组的时候，正是上海银行成立伊始，它很需要一些老牌银行的扶助，其中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中国银行副经理（1917年起任副总裁）张公权对它帮助较多，浙江实业银行平时常予透支，中国银行则从它开业之日起就存入7万元，一直不动，这就使它的资本实际由10万元变成17万元。李馥荪、张公权同它不仅是一般同业关系，而且是上海银行的董事和股东。

    业务发展了，利润也在逐年增加，1916年净盈利3万多元，1917年5万多元，1918年9万多元，1919年就达22万元。

    它的资本额，也由1916年的30万元，1918年的58万元，增加到1919年的100万元。这时候，上海银行的投资人中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旧中国两大民族资本集团，即以荣宗敬为代表的申新、福新集团和以张季直为代表的大生集团也投资进来了。前者在1919年时已拥有4个纱厂、12个面粉厂，后者也有3个纱厂及其他面粉、垦殖、运输等企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的资本积累较多，这一年它们在上海银行的投资，前者为20万元，后者为15万元，分别占上海银行资本额的20％和15％。荣宗敬自己和张季直的代理人分别担任这家银行的董事和副董事长。在上海银行100万元股份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占了49.7％，这样，金融业资产阶级投资占10.2％，官僚政客投资占8.1％，买办投资占7.5％，就都远远落在它的后面了。上海银行几个当权者虽希望有新的股份加入，以扩充资本规模，但是他们也得提防大权旁落，于是他们采取种种手法，利用矛盾，不让新投资者影响他们对银行的支配和控制权力。

    1920年到1926年，上海银行继续扩展。

    从成立到1919年的四年半中，它的资产和负债总额均已超过1000万元，根基是树立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它的业务继续扩展，以存款总额来看，1920年为1007万元，1923年为1534万元，1926年则增加到3244万元。分支机构又增设天津、烟台、戚墅堰、杭州、镇江、许昌、北平、莫干山等处，1926年时已达二十几个。

    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两三年内的繁荣，大致到1921年为止，1922年起就又进入萧条。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1921年起进口总值大幅度上升，入超数额达3亿多元，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市场，民族工业又遭受沉重打击。但是上海银行的业务继续扩展，盈利仍然增加，这是中国银行业不同于民族工商业的一种畸形发展。

    据1926年统计，上海银行所聚集的货币资本中，约有40％是定期存款，这主要是豪绅、官僚等剥削阶级的个人存款，不受工商业兴衰的影响。民族工业这时虽受外国资本的打击，但是商业企业中不少是为外国企业推销商品、收购原料服务的，这些企业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还是有间歇资金存到银行里，上海银行往来部账上每户的平均存款余额，还是逐年增加，1924年为1260元，1925年为1450元，1926年为1620元，每年平均递增率达13％。西方列强在华企业如英美烟草公司、美孚石油公司以及它们所控制的教会学校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等也都是它吸收存款的对象。按照它的“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做法，存款户数也不断增多，1923年时上海总行就有一般存款1.3万户，储蓄存款2.1万户。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一场反帝革命斗争，全国千百万人民举行了反帝示威游行，上海工人、学生、店员的罢工、罢课、罢市持续到6月25日。“三罢”使帝国主义分子心惊胆寒，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帝国主义银行特别是英国、日本银行的华人存款大量提取，改存本国银行；它们发行的钞票，中国人民普遍拒绝使用。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有利于上海银行吸收存款，1924年底它的存款总额还只有1600余万元，到1926年底就达到3200多万元，两年中增加了一倍。

    上海银行为了更多地聚集可以运用的货币资本，对于国内汇兑的开展仍不遗余力。这一时期它的国内汇兑的主要对象已着重外国在华企业，包括美孚、德士古、亚细亚等石油公司，英美、花旗、大英等烟草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和祥泰木行等。这些企业在中国推销商品或收购原料，常有款项从内地汇到上海，或由上海汇到内地。上海银行千方百计承做这些外国企业的汇款，对这些企业经手人进行拉拢，还同有些单位根据平时汇款情况和平均汇费率，签订长期合同，谋求把承汇业务固定下来。银行收下来的汇款在未支付前，实际是一项无息的存款。上海银行在这一时期内，仅汇款一项可以利用的货币资本平均达到250万元，恰好等于它的1921年时的资本额。

    上海银行的国际汇兑业务虽开始于1917年，但真正开展则在1919年之后。要开展国际汇兑，必须有外汇资金作周转，它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外汇储备，只能取得美国垄断资本银行的支持，通过送资产负债表、馈赠礼物、加强联系等种种办法去争取对方的信任。1920年获得美国纽约哲斯国民银行25万美元的透支，1921年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又给它透支50万美元，接着纽约保险信托公司也给予透支50万美元，1921年纽约欧文信托银行为了与同业竞争也把对它的透支额由5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这样上海银行已取得175万美元的透支，按当时汇率折合，又多了可以运用的货币资本约350万元。

    上海银行自己不发行钞票，后来也没有向北洋军阀政府申请发行权，但是它向发行银行主要是中国银行领用银行券。这种领用银行券，以6成现金和4成保证准备金交给发行银行，实际上有相同于自己发行钞票的作用。上海银行到1926年已领用银行券420万元，这也使它增加了一笔可以运用的营业资本。

    1926年，它把这些聚集起来的货币资本加以运用的情况是：现金占5.5％，存放同业（实际也是现金准备）占20.5％，放款占40％，有价证券占11.4％，其他资产占22.6％。

    在放款中，信用放款占39.8％，抵押放款占60.2％。抵押放款中尤注意押汇，它在各地分支机构较多，也是为了便于这项业务的开展。在整个放款中，工矿企业放款占19.9％，商业放款占54.8％，个人放款占20.8％，而对政府机关放款和铁路放款两者合计起来也只占2.3％，这是与“北四行”[4]很为不同的。工矿企业放款中，大部分放给对它有投资关系的大生集团和申新、福新集团，两者合计金额达272万元，占全部工矿企业放款的3/4。对这些企业放款的增加，并不表示民族工业的发展，而是反映了这些企业陷入困境，不得不依赖银行的贷款来维持生产与经营。其中大生纱厂困难更甚，那时它已不是银行的好主顾，而是长借不还的大欠户，实际上它的厂房、机器设备等已完全抵押给银行了。这时，以陈光甫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当权者就不让大生纱厂的代表担任这家银行的副董事长，连一般董事的席位也不给它保留了。

    这一时期由于业务的迅速发展，上海银行每年平均盈利均在40万元以上，个别年份的盈利率达到46％。它的资本在1921年就增加到250万元。1926年资产总额达4700余万元，存款超过3200余万元，成为当时较大的民族资本银行。“小小银行”以这样异常的速度进行着扩展和积累，那已不是一般的发家，而是超速发展了。

    上海银行得以迅速发展，除了利用有利时机和运用广泛的社会关系之外，陈光甫设计的一套经营管理方法也是极重要的原因。正由于他的精明办行、经营得法和严密管理，才使上海银行在与别家银行同样有利环境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二、国民党政府建立后，业务大扩展的十年（1927年—1937年6月）

    1.在革命运动面前的政治态度

    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在1927年4月18日建立的。蒋介石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扶植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1927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新民主主义论》）。陈光甫在“四·一二”前后就曾积极地为蒋介石政府筹措经费。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到达上海龙华附近，蒋介石按兵不进市区。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解放了上海。26日蒋介石一到龙华，就积极策划反革命叛变。当晚，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虞洽卿即去见他，就密谋策划为筹集军费而组织财政委员会。不久，4月9日以陈光甫为主任委员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

    这个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多数是江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以陈光甫为主任委员，也不是偶然的。那时他的上海银行已有相当规模和资力，他在银行业和工商业中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另外，他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有一定联系，被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原来在上海银行的股东中，有孔祥熙和宋子文母亲，他们各有5000元投资；孔祥熙还是这家银行的董事。孔祥熙和宋子文在上海经营以商业和外汇买卖为主的企业时，就常常向上海银行借款。北伐开始，孔祥熙继宋子文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于1927年2月间函约陈光甫去广东，并专门托贝淞荪向陈光甫面告南方的情况。陈光甫与孔、宋两家的联系早已建立，现在又通过这两人而建立与蒋介石的关系，所以他比别家银行总经理更适宜于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陈光甫接受这一任务后，为了部署借款，四处奔走，甚为努力。早在“四·一二”之前，他就持着蒋介石署名的信向“上海商业联合会”接洽垫款，但是这个联合会一时凑不出现款，而蒋介石为进行“四·一二”政变需要经费急如星火。陈光甫乃在银钱业中活动，终于在4月1日由各银行垫借200万元，各钱庄垫借100万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饷项依然奇绌，需款孔急，向上海的江浙资产阶级要钱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地发来。4月16日，陈光甫把蒋介石来电交给商业联合会，4月26日又把另一电报转给虞洽卿。他还积极做蒋介石与张公权之间的调解工作。那时蒋介石正在逼迫中国银行垫款1000万元，蒋介石的逻辑是：你中国银行发行这么多钞票，库房中有的是现银，为什么不肯垫借？张公权则分辩说：你把我的银行当作发行准备的现银都拿走，一旦发生挤兑，银行不就要完蛋？正在双方僵持的时候，陈光甫透露给张公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已通过，分摊的对象已落实，也就是说，中国银行先垫一下，不久就可如数收回的。这样，张公权才大着胆子答应由中国银行垫借1000万元。

    江海关二五附税，是指上海海关原有5％的关税之外，另加2.5％的附加税。“二五附税库券”，就是以加征2.5％的关税收入为担保而发行的一种库券（库券一般按月还本付息）。这次库券发行额3000万元，月息7厘，5月1日起正式发行，到1929年12月本息如数还清。陈光甫透露给张公权的库券分摊具体情况是：上海银钱业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300万元，江苏、浙江两省1200万元，绅商700万元，两淮盐商300万元。这些认购者，全是江浙两省的资产阶级，而这笔巨款对支持蒋介石政权站住脚起了极大作用，因此说，江浙资产阶级是蒋介石在财政上的全力支持者。

    一方面要满足蒋介石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债券购买者的利益，为此成立了这笔库券的基金保管委员会，来全权支配这笔还债基金。这个保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由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的。

    过了几个月，蒋介石的军费又大大不敷，又要发行库券。这次库券的名称叫“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它分两次发出，一次在1927年10月，发行2400万元，另一次在1928年1月，发行1600万元，合计4000万元。这次发行时，宋子文已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陈光甫为主任委员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已经结束，但是发行的办法和认购者，与第一次是基本相同的。

    陈光甫通过对“二五附税库券”的尽力推销，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赢得了持券人的满意，提高了社会地位，也增加了上海银行在同业中的竞争力量，为未来更大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同时，工农群众运动也在猛烈地发展着。对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本能地充满仇恨。上海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1926年11月到南昌见蒋介石时，就商谈了如何对付职工运动的问题。

    上海银行的职工运动，在1926年下半年已经兴起，长沙、武汉两地分行的职工首先组织了职工会。1927年3月23日，也就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上海银行职工立即成立了职工会，又加入了“上海银行业职工总会”。这个职工会和职工总会，除了为在经济上改善待遇、改变职工在银行内的地位而进行斗争外，还在“宣言”中提出“取缔外商银行”的口号和办成“平民化的银行”的主张。

    庄得之和陈光甫对于职工运动是十分害怕的，表面上未公开反对，暗地里却策划了周密的对策。蒋介石一发动“四·一二”政变，上海银行就立即开除了职工会的代表和积极分子20余人。个别的人虽有与上海银行有很深关系的父兄辈为之说情，但还是被开除了。

    2.业务从观望到猛进

    从1926年下半年起到1927年3月止，上海银行先后裁撤、停业的分支机构有：长沙、杭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蚌埠、临淮关、济南、烟台、北平等十几处。在外埠分支行中，除剩下最必要的四个外，全都停业了。在银行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战事与工潮之影响，遂不得不将外埠分行除留宁（南京）、汉（汉口）、津（天津）、通（南通）四行外，暂行停业。”

    这家银行为什么会因“战事与工潮”而把绝大部分分支行都停业呢？这是因为陈光甫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还弄不清蒋介石的真面目，怕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对于银行资本会有极大不利，宁可停业减少收入，也要抱观望态度，以待其变。

    “四·一二”后，蒋介石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大屠杀，职工运动遭到严重破坏。上海银行资本家的两大忧虑消除了。国民党政府已得到中外反动派的支持暂时站住了脚，这就使上海银行的资本家踌躇满志，认为可以不再担忧工人运动和“赤化”的到来了。他们不仅从1928年起把已停业的分支行先后恢复营业，而且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增设一批新的分支机构，大事扩展。

    上海银行从1928年6月起，主要是恢复原有机构，1929年起就开始增设新机构，一年之中增设8处，到年底时已有机构31个。它为了扩充业务的需要，这一年的5月，以合股方式把陇海线上的“徐州国民银行”作为自己的卫星行，由陈光甫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11月又以承购股份方式把“浙江龙游地方银行”纳入它的掌握之中。这两个“小银行”虽然名义上维持独立，但实际上成了上海银行的分行。

    1930年到1933年4年间，上海银行又增设分支机构40处，其中1930年、1931年增设较多。1931年下半年发生提存风潮，1932年、1933年增设较少。但到1934年又大肆扩展，一年之中就新设42处之多，使分支机构总数达到的最高峰111个（抗日战争前夕收缩至88个）。随着机构的扩充，职工人数也不断增加，最高时达到2775人。

    机构骤增，这当然是业务猛烈扩展的主要标志和必然结果。这样多的分支机构，除官僚资本银行外，是别的私营银行从未有过的。

    它的分支机构，主要分布在十条铁路线上。上海总行是中枢，南京、汉口、徐州、郑州是四个支撑点，沿着长江和陇海铁路由东向西，沿着津浦铁路和京广铁路由南向北，设立了许多机构，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的分支行网。当然它在华北和华南的沿海城市中也有分支行，并把北洋线和南洋线水陆联结起来，以便于押汇和汇兑业务的开展。

    上海银行对于分支机构的增设，除了几个大城市一开始即为正式分支行外，在中小城市设立机构时，一般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如有的地方先派驻一两人办理一些汇兑业务；有的先设立“商记堆栈”和仓库，办理一些银行业务；有的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理某项业务，以后相继决定是否成立机构；也有外面挂着筹备处牌子，实际已进行正式业务的。它在设立机构时，还往往利用它的附属事业“中国旅行社”开路，对外以旅行社业务为主，对内则以银行业务为主。陈光甫曾经说过：“本行欲在某处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上一部分同情后，即办银行，故旅行社为银行的先锋队。”

    上海银行机构设立的灵活性和业务经营的多样性，包括通汇地点多，运送现金方便、收付及时等，使当地钱庄侧目。芜湖、九江、常州、南通等地都曾经发生过整个钱庄业群起反对上海银行，有的还与它断绝往来。芜湖钱庄业公会就对上海银行设立“商记堆栈”一事严加责问，说这既非银行，又不像钱庄，而实际经营着汇兑、押汇、抵押放款等银行业务，因此，曾通知所有钱庄不与该“商记堆栈”往来。但在这些地方，上海银行的政治势力与经济力量同钱庄竞争，总是取得优势的。

    分支机构多，对上海银行的业务扩展带来很多便利，不仅吸收存款较为广泛，对于促进押汇、汇兑业务的发展尤起重要作用。1934年是它历史上机构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它的汇出汇款总额累计达到40500万元，比任何一家私营银行都多。上海银行大扩展的10年里，仅汇水和兑换收益就达1510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38％。

    1931年10月，它又正式成立宝丰保险公司。这个公司资本50万元，上海银行出资20万元，英国5个保险公司出资20万元，其他则由商务印书馆的夏鹏和申新纱厂的荣宗敬等投资。此后，上海银行各地分行的押汇、押款、仓库等业务上的水火保险，均由英国宝丰保险公司承保，成为该公司的一项基本业务。

    在分支机构增多、业务扩展的同时，它的资本积累也十分迅速。1931年资本额增加到500万元。1937年公积金及盈余滚存达到1004万元，比1926年时的61万元增加了15倍。

    资本额增加到500万元，是1930年11月董事会议决实行的。在原有资本250万元基础上，再增加250万元。新增加的250万元中，半数由股东认购，但银行在暗藏盈余中拨出25万元赠送给原股东。原股东如认购新股500元，实际只要拿出400元现款就可以了。另外半数125万元，则由行员认购。这家银行还订了一个“行员认股办法”，想使全体行员（不包括工友）都来认购，以便施行其“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类似“人民资本主义”的一套手法。办法中规定，按每一个行员工作年限和薪水高低决定认购股份的多少；钱不够，可以向银行借款，借款分5年还清。借款中一半要付利息，一半不要付利息，5年之后从“行员储金”中拨还。目的是使职员与银行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变成股东与企业的关系。当时入股的虽有600户，但以后很多人都退股，将股票售还给银行了（因为按照“行员认股办法”规定，只能售还给银行，不能售给他人）。

    这时上海银行的股份中，民族工业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买办以及其他银行资本家的股份所占比例都有增加，而上海银行掌权者掌握的股份增加最多，包括他们自己持有的股份，银行用暗藏盈余购存的“行股”以及行员售还给银行的股份等，约占资本总额30％—40％。银行的实际掌权者、总经理陈光甫等人的股权越来越集中，地位越来越巩固。当时有些帮闲者私下说：“预为将来垂久之制度计，则董事长应由总经理担任。”庄得之的董事长名义，虽然一直维持到他病死，但是陈光甫事实上已居于全权支配上海银行行务的地位了。

    3.1931年提存风潮过去后，存款不断增加

    上海银行在机构不断增设、业务日益扩充、存款逐年增加的过程中，曾于1931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提存风潮。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农村经济陷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和淮河一带发生水灾，其中尤以汉口地区受灾情况最为严重，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这对整个中国震动极大，上海金融市场银根奇紧，公债市价暴跌。正在这个时候，英国为转嫁经济危机于9月下旬宣布放弃金本位。这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币制改革，影响所及，造成世界市场的金价下跌，银价上升，上海市场上黄金每十两的价格也猛跌了百余元，一时风声鹤唳，金融动荡。就在这个时际，市面上忽然传说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在水灾中押款的食盐受淹，损失数百万元，总行在公债和黄金的投机上又亏本1000万元等。流言一起，四处传播，9月21日开始，上海的总行与南京分行立即发生提存风潮，大批存户纷纷前来提取存款，而这家银行的存款中，活期存款比重较大，提存的人就倍形拥挤。风潮前，原有存款总额为12600万元，短短十几天中，一下子就提出4400万元，几占全部存款的35％。

    虽然它变卖和处理了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但还是应付不了来势凶猛的大量提存。最后，不得不请求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帮忙。当时中国银行吸收的存款达6亿元，发行的钞票近2亿元，陈光甫是中国银行的常务董事，深知它的资力足以支持上海银行。而张公权也知道上海银行并不是资产抵不上负债那种内囊空虚的企业，所以中国银行和它的各地分行答应给予上海银行以借款和透支；同时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也表示必要时给予支持。上海银行有了后台，有了现银准备，一场提存风潮就应付过去了。

    当提存风潮过去后，上海银行觉得要应付未来的银行提存等危机，必须厚集准备。以后，它的现金准备经常占存款总额25％以上，有时达到1/3；对于放款的抵押品则要选择那种流动而又易销的商品。为了防备内部人员泄露业务秘密，它告诫有关人员“应付外界的言辞和态度，特别是在金融紧迫的时候，要极端审慎，以免引起意外事情”。

    提存风潮过去后，它继续谋求扩展，业务扩展的主要方面是大量吸收存款。当时内地现银集中沿海口岸，特别是集中上海，这正是吸收存款的大好机会。长期以来，由于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内地和广大农村，而农村可以输出的农副产品少于输入的工业品，再加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因此农村对城市经常处于入超地位，不得不以现银来弥补城乡贸易间的差额。此外，农村的地主、豪绅也把他们剥削、搜刮所得的金钱，带到沿海口岸来贮藏或经营。这样，现银就大量由农村流入沿海城市。内地、农村金融枯竭，沿海城市游资壅塞，这就是30年代初期金融的真实情况。游资壅塞，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更为突出。1932年从内地流入上海的现银，平均每月为600万元，1933年内地现银继续流入，一年之中估计至少为80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银行、钱庄吸收存款都较容易，它们的存款总额都告激增，而上海银行以其机构众多、业务猛进，存款增加尤为迅速。

    以资力较大的“南三行”[5]、“北四行”7家私营银行来作比较，它们的存款总额，在20年代上半期是“南三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和“北四行”中的盐业银行轮流交替居于首位，上海银行居于第四位或第五位。国民党政府建立后，上海银行以其与四大家族的关系，大力扩展业务，1928年下半年起存款就迅速增加，1930年达到8978万元（比1926年的3244万元增加了1.8倍），已居于上述7家银行的第一位，也就是全部私营银行的首位，一直继续到1934年（这一年存款达到15816万元）。1935年、1936年两年被金城银行所追上。1937年6月抗日战争前夕又复居于第一位，总额近2亿元。

    上海银行吸收存款的地区，1935年时，在上海吸收的占57％，其他各地吸收的只占43％，可见现银集中沿海大城市，特别集中于上海的情况是非常突出的。上海银行的存款来源（不包括储蓄部存款和同业存款），根据1935年分析，个人存款占60％，商号占21.4％，机关占11％，团体占2.7％，工厂占2.2％，学校占1.8％。存款之中，大部分是大额存户，其中5000元以上存户户数虽只占7.4％，而存款金额则占70％。

    银行担负着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当时这种资本分配中，相当一部分是提供给社会上经营租界上的房地产和购入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其中也包括银行本身购入房地产和公债。上海银行投资房地产的金额，1929年只有140万元，仅占存款总额的2％；1931年上海总行盖起一座六层半的大楼，耗资280万元，又购入其他房地产，金额增至712万元，已占存款总额的7％；1936年金额又增至932万元。而有价证券投资（其中主要是公债，1935年前占一半，1935年后所占比重更大），1932年占存款总额的5％，1934年占9％，1936年占12％，1937年6月更占16％，金额达3185万元。上海银行投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的资金比例，在20年代比“南三行”和“北四行”中任何一行都小，但是30年代后所占比例的指数也直线上升，这固然说明对这两项的资金运用比放款给工商企业更有优厚利润可得，也反映了大城市游资壅塞、银行找寻资金出路的一种畸形状况。

    4.大量领用兑换券，对官僚资本银行的依存

    上海银行自己是不发行兑换券的，但它大量领用官僚资本银行发行的兑换券。

    非发行银行向发行银行领用兑换券，一般是向发行银行缴4成现金和4成保证准备。比如说，领用一万元兑换券，只要缴付4000元现金，其余4000元可以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抵充。而这种公债，银行本来是大量购存的，因此，通过这种领券业务，银行就可多获得4000元的运用资本。由于这种办法的推广，也促使银行更大量地购入公债。缴了现金和保证准备后，领用的兑换券就如同自己发行的兑换券一样使用和流通。

    上海银行于1915年开业的年底，就开始向中国银行接洽领用兑换券，但是大量的领用是在这十年业务大扩展之后。

    1927年和1928年，由于它的业务还处于观望中，它的领用兑换券数额也较小，占存款总额的比率只有7.9％，不如北伐前的占10.5％。但到了1930年业务大扩展后，比率就大幅度上升，1930-1934年5年平均占存款总额的15.7％，1935-1936年升为25.7％，相当于全部存款的1/4，可见这项领用兑换券在它的可支配的货币资本中所处地位的重要。

    领用兑换券，把它使用出去，从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少的。1926年之前，由于发行银行对缴纳的4成现金还计给较低的利息，因此上海银行这方面的收益约占总营业收入18％，1927年后现金部分不计利息，收益稍低了一些，但仍占总收益的13％，每领用兑换券1000万元，一年就可获得约40万元的盈利。

    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关键是发行银行能给予多大额度。上海银行领用兑换券数额，1930年已有1060万元，1932年突破2000万元，1934年超过3000万元，1936年达到4000万元。这种增长趋势，超过了其他领券银行的增长数，这不仅是由于上海银行业务扩展的需要，也是它对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依存关系密切的具体体现。

    陈光甫在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都有一席地位，他是中央银行的理事，中国银行的常务董事，交通银行的董事。上海银行领用的4000多万元兑换券中，中央银行为2550万元，中国银行为710万元，交通银行为750万元。为什么中央银行给予领用的特别多呢？这就要看一看它与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一段渊源。

    对于国民党政府筹设中央银行，陈光甫先是抱着反对态度。1928年8月3日，陈光甫在南京见了蒋介石，蒋在询问上海商界对南京政府的看法后，问到“中国银行如何办”时，陈光甫答云：“如中央银行不办，可将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并，作为一行，任择何招牌。”意即将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并为一家银行，取名“中国”或“交通”就可以了，不必另设中央银行。他在见过蒋介石后，写给上海银行他的助手的信中说：“今日商界、金融界与一般国人对于设立新中央银行不独不感其需要，且或反生疑虑。”这反映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力图在经济上造成垄断势力的一种忧惧。

    到了10月间，国民党决定成立中央银行，陈光甫被指派为理事，这时他则“尽心竭虑，为大局计划”，向宋子文提出办中央银行的五点建议：（1）中央银行应维持超然地位（意即中央银行总裁不应由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代）；（2）发行兑换券应受地方法团监督，以固信用；（3）厘定本位货币，废两用元；（4）应集中现款，以调剂金融；（5）应辅助普通银行而不予竞争业务。蒋介石设立中央银行，是为了造成官僚资本的优势，开辟他从事内战、独裁的经费来源，无约束地任意发行钞票，并且可以让他予取予求。而陈光甫呢，抱着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从而进一步发展上海银行的美梦，幻想成立一个不与民营银行争利而为民营银行服务的所谓“银行的银行”的中央银行，这真是“与虎谋皮”！

    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央银行正式成立，之后，发行兑换券数字逐年增加，也给予私营银行领用兑换券。这时的陈光甫，早把“中央银行与政治关系必须划分清楚”“发行必须公开”等高调撇诸脑后，而竭力为上海银行争取更多的领用额度。上海银行先后与中央银行签订10次领用兑换券合同，从1928年的200万元增到1931年的500万元，1933年宋子文下台，与上海银行关系更密切的孔祥熙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1934年上海银行的领券额度更迅速增加到2000万元，后来仍继续增加，这说明它对官僚资本银行的依附。

    领用庞大数量的兑换券，这对分支机构众多、正在全力扩展业务的上海银行来说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这有利于业务开展过程中头寸调拨的灵活，增加可以贷放的货币资本。前12年，上海银行放款总额平均占存款总额的65.4％，这10年就上升为占74.7％；在这10年间，存款增加9倍，放款增加10倍，放款增加倍数超过存款增加的倍数，这就是大量领用兑换券可以增加货币资本投放所带来的作用。

    5.工业放款的扩大

    上海银行的放款总额，抗日战争前最高时达到14000余万元，户数2000多个，其中较大的工厂放款有200多户，金额4200余万元。从30年代业务扩展以来，它的工业放款在全部放款中的比重，一直在1/3左右。工业放款占全部放款l/3这样大的比重，是别的银行少有的。同期的中国银行只占12％左右，另一家最大的私营银行金城银行也只占25％左右。

    上海银行工业放款比重较大，有两个情况较为突出：一是集中于纱厂和面粉厂；二是纱厂放款中又集中于申新、大生两个集团。

    在它的工业放款中，纺织工业占66.7％，其中纱厂占61％；食品工业占24.7％，其中面粉厂占20％；其他机械、化学、建筑、日用品工业等合起来不到10％。

    它的纱厂放款对象，虽有上海的申新一、二、五、八厂，鸿章纱厂，上海纺织印染公司，无锡的申新三厂、振新、丽新，常州的大成、民丰，南通、海门的大生各厂，芜湖的裕中，武汉的申新四厂、震寰、裕华，沙市的沙市纱厂，长沙的湖南第一纺织厂，华北的宝成、仁丰、鲁丰、大兴等30多家纱厂，但主要是集中贷放给申新集团和大生集团。以1933年为例，在它的纱厂放款中，申新各厂占58.6％（1935年后降至25％左右），大生各厂占12.9％，其他各厂合起来不到30％。

    贷放给这两个集团以巨款，并不是这两个集团增建新厂或扩充设备的需要，而是各厂靠借债来维持生产与经营，这种情况是明显的。例如，申新集团到1931年已发展到9个厂、46万纱锭，但那时它向上海银行的借款总额不过550万元，进入1932年，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加深，加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捐税繁重，企业亏损累累，1932年借款就显著增加，1933年已达到1322万元。借款越多，利息负担越重，生产出来纱的成本就越高，一包20支纱，申新二厂的成本（指工资和费用，不包括原料）是45.2元，其中利息一项为20.07元，即占44％。利息之大，实堪惊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资本家靠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申新各厂于1932年起还推行所谓“劳工自治”，用强制工人在厂内住宿、加强劳动强度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加强剥削工人中转嫁利息负担。

    上海银行对纱厂放款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厂基押款、原料与半成品押款和商品押款。差不多所有方式的放款，都有足够的抵押品掌握在它手里。押品如果是花、纱、布等原料、半成品或成品，那它就可以随时处理变卖；如果是厂房、机器设备，那它也可以根据借款契约的规定来作价处理、没收和变卖。它对较大数额放款的纱厂，都派出会计员和保管员，来监督工厂的现金收支和物资收发。掌握会计权还只是第一步，到了必要时，它就借口保障债权，逼迫工厂资本家委托它来代管代营。

    上海银行股份中有荣家资本集团的投资，并且占较大比重。荣宗敬向银行、钱庄投资有一个盘算，叫作“今天搭股1万元，明天就要用它10万、20万元”。他一味用这个“诀窍”来取得银行借款，但没有想到借款还不出时的严重后果。当1934年上海银行伙同中国银行组成银团对申新一、二、五、八厂进行代管代营时，他非常气愤，把账簿往桌子上一甩，说：“就让他们来管好了！”他对于棉纱栈单上加印“银团”字样，尤其反感与恼火，一下子把栈单撕得粉碎。上海银行的资本家曾经讥讽地说过：“申新处处想顾全面子，唯恐人知；而银团方面须拉破面子，唯恐人不知。”申新想利用银行放款占便宜，而银行则抓住抵押权处处对其加以控制和监督。

    银行不仅一般地监督工厂的现金收支和物资收发，甚至可以决定工厂开工还是停工的命运。申新一、二、五、八厂都欠上海银行巨额借款（1934年6月底共欠1265万元），这些厂的流动资金极端缺乏，申新要银团继续垫款予以维持，而银行只同意维持一、八厂，而对二、五厂认为“前途堪虞”，决定不再垫款。这样，这两个厂只得在1935年2月宣告停工，两厂全体职工5000余人，连家属2万余人生计陷于困境。当时两厂工人对此极为愤慨，提出抗议，要资本家早日开工。但银行资本家置之不理，直到1936年10月，在停工了1年又8个月之后，考虑到“长此停顿，则机器锈坏”，有损银行产权，加之当时市面已在好转，棉纱生产将有钱可赚，才决定有条件地恢复开工。

    上海银行这十年工业放款的利率，平均在一分零半厘左右，而存款利率平均只有五厘半到五厘九，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有五厘左右，单这一项利息收入就达2300万元，占总的营业收入的58％，比1915-1926年12年的利息净收入455万元增加了4倍多，这充分表明上海家银行大扩展的程度和大扩展的结果。

    6.从事农贷和盐贷

    从1931年起到抗日战争前的几年中，上海银行还办理农贷。它把放款到农村去这一件事说成是“繁荣农村，辅助农村经济之发展”，其实它的真实目的，是在业务扩展、存款增多的情况下，到农村开辟阵地，解决资金的出路，追求较高的利息收入。

    银行资本对于农民小生产者，原是通过商业放款、资助商人在农村的购销活动而进行间接榨取的。现在它与农村封建势力勾结起来，通过它所控制的一些农村押借所、农业仓库、信用合作社、产销合作社等机构，放款给农民，对农民实行直接剥削。到1935年时，这种农贷区域已分布在10个省的73个县，机构906个，全年农贷总额608万元，年终余额332万元，有借款关系的农民近20万人。

    这种农贷，名目很多，实际是商业放款的变种。以产销合作而言，棉花的运销约占70％，其他为小麦、杂粮的运销，上海银行承做这种货物的运销押汇，据它自己供认“不特时期较短，且具有流动性质”；以农业仓库的押款而言，“数量零星，尤为稳妥”；而信用合作贷款，名曰“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实际大多数是经营农产品的储押和运销，可见这种农贷实际是商业放款和商品押汇的变相，它自己也承认“农业贷款与商业贷款相较，在流动性与稳妥性上，并不逊色”。

    这种农贷对农民的剥削是很重的，它不但体现在贷款的利率上，也体现在贷款的方式上。“农民押借所”除利率和押品保管费外，还要农民负担火险的保险费。农民借款要有质押物，质押物主要是衣服、器皿、农产品，规定“春夏为衣服抵押季，同时催赎农产品，秋冬为农产品抵押季，同时催赎衣服，互为周转”。这种“互为周转”，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变相的典当。“农业仓库”，名为仓库，实是办理仓库农业押款，押品主要是农产品，它利用农民对现金的迫切需要，进行放款，结果往往是贫苦农民不能还清本息，让农产品被贱价出卖。至于“信用合作社”以及“产销合作社”，它们的主持者多是豪绅、地主、镇长、乡长，合作社的股金有限，绝大部分资金由银行贷给，而贷款总是被这些人所操纵，有的还包办转借，高抬利息。江苏东台有一个大丰社，名为合作社联社，实际是押借所，以经营衣服的抵押放款为主，在它贷出的68297元中（户数近一万户），衣服押款有48740元，其中到期未能赎清者13280元，即被照章拍卖。贫苦农民想借到钱固然要费不少周折，而所出的利息，押品保管费、手续费、保险费等加起来，在年息一分八厘以上，这与旧的农村高利贷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有一种“银行农贷”的好听名称而已。

    上海银行的放款之手还伸入到盐区。它在商业领域的贷款中，对食盐的运销押汇也是一项比较突出的活动。由于这家银行早期的投资人和董事中有扬州盐商，陈光甫1927年为蒋介石政府筹集军费而推销“二五附税库券”时，又与扬州盐商打过一阵子交道，所以与盐商的关系较为密切。1928年它的南京分行即开始办理南京到蚌埠的铁路车运淮盐押汇，隔了两年，又办理由淮北盐场运至扬州十二圩以及由十二圩转运至芜湖、九江、汉口、岳州、长沙等地的押汇。

    由于盐贷的利益优厚，资力较大的一些银行也相继开始经营，都想在这个领域开辟新的盈利途径，因此竞争趋于剧烈。它们往往通过押款折扣和利率的降低，对盐商放宽条件以揽做盐贷。后来10个银行1935年初制定协议，规定了每票盐的标准押款数额和利率最低限额。上海银行由于以往关系较深，在成立十行协议中较为出力，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在3000万元盐贷总额中它一家占到1/3。

    淮盐由扬州运往皖、赣、鄂、湘四省，向例由江船（木帆船）承运，但江船运销损耗较多，押汇款项周转时间较长，为加速借贷资本的周转，上海银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改用轮船运销，它自己首先试办轮船押汇。这样，就大大影响了扬州十二圩木帆船船工的生计。船工代表因此强烈抗议并提出合理分运的建议，有关方面被迫同意这一建议，并划出一部分由木帆船承运，但盐商拖延不交运，引起了船工的极大愤怒，1936年6月10日，近300船工发动了一场坚决斗争，达到了预期的分运目的。

    从对淮盐的押汇中，上海银行资本家深知运盐是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经营，乃与公泰盐号合作，加入股本6/10，即出资30万元，从盐贷进而运盐，变银行资本为商业资本。合资经营盐业的结果，1936年盈余11万元，1937年上半年又盈余17万元。这是这家银行以后设立附属事业“大业公司”的直接动机，也是它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搞商业经营的先声。

    三、从商业、外汇经营中获取厚利（1937年7月—1945年8月）

    1.抗战爆发，应付提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统一战线，接着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明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着重指出“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方针”。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还在和日寇继续谈判，只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由于日方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日军复于8月13日大举进犯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也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蒋介石奉行的是片面抗战，在经济上采取的“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银行的业务方向和经营情况以及它的主要资本家的政治活动又是怎样的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银行存户纷纷提取存款，上海银行和其他银行一样，忙于应付提存。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于8月15日颁布了所谓“安定金融办法”限制提存，规定活期存款每户只能提取存款额的5％，每星期至多以150元为限；定期存款则须经银行、钱庄同意方可做抵押，每户以1000元为限。尽管有这一规定，但提取存款者相继不断，上海银行的存款余额日益缩减，存款总额从1937年6月的20194万元，减为10月8日的14400万元，又减为12月底的12921万元。半年中，存款减少40％，这是上海银行从成立以来继1931年提存风潮后又一次大提存。

    存款锐减，银行不仅需要准备巨额资金以资应付，当时连现钞也很紧张。在平时，各银行大宗款项的收付都使用票据，通过票据交换所进行划拨转账，现钞收付并不甚巨。战争一发生，存户提存都要现钞，钞票需要量骤然大增，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的印钞机一时还来不及赶印，现钞奇缺，这就发生了现钞贴水，那种限于汇划转账的票据如要换取现钞，每千元票面就得另加几十元的贴水。在应付提存这件事上，上海银行还比一般银行早做了一些准备。陈光甫那时是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他与各方面有较多接触，也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在战争时期提存风潮来势凶猛，1931年上海银行也经历过提存风潮，为了及早预防，他在抗战前一年即1936年10月就要各分支行集中准备，以宁、汉、津三个分行为准备中心，分别联系附近分支机构进行调拨，而且指出这种准备必须以现钞存在本行库内，不可存到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去，“以防万一有止付大数存款的情事”。总的说来，上海银行应付这次提存，没有遇到特殊困难。

    2.大搞外汇和商业经营

    抗战爆发，忙于应付提存的紧迫时期过去后，上海银行就开始大搞外汇和商业经营了。

    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时，只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来加上农民共四家银行发行钞票，并订有6条办法。其中第6条规定，“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所标榜的就是这种法币可以申请购买外汇。平常时期，这还可以应付，战争一发生，它的弱点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按照“有钱出钱”战时财政的合理原则，对这种“法币”可以请购外汇的办法，原可加以改变，但是国民党政府为了照顾帝国主义银行、洋行的利益，依然维持这一办法。由于外汇黑市价格已高出官方牌价，把“法币”换成外汇，就可以立时获利，请购者越来越多，国民党政府收兑几亿银元换成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花去了一大半。上海银行既是外汇经营银行，香港设有分行，国外还有代理银行，它自然比不具备这种条件的银行便于从中捞到好处。它用“逢低吸进，逢高售出”，港沪两地套做以及由武汉经广州带现钞到香港的办法，进行外汇经营活动，大获其利。抗战的第二年，即1938年，只上海分行一个单位就在这种“兑换手续费”上盈余220多万元，按当时兑换率折合约为二三十万美元；刚刚设立几个月的昆明分行也获利15万元。上海分行这一年办理决算时，就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这笔“兑换手续费”中盈余的一半列入“利息等收入”项目，加以掩饰，以为这样不致引起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和伺业的注意，而免被证实上海银行在外汇上大有盈余“并非谣传”。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了贸易、工矿、农产三个调整委员会，把贸易调整委员会的主任职位畀于陈光甫。据陈光甫自己说，这个贸易调整委员会的任务是推动土产出口，以争取外汇。他虽然曾经奔走于汉口、重庆、香港各地，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战时交通的阻塞，这个争取外汇的努力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到武汉沦陷，这个委员会改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陈光甫也不再是该会的主任了。

    蒋介石政府这时非常需要外汇，以便从国外进口一些物资。从1938年起到1940年初，在一年多时间中，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去美国磋商借款。这时候，美国正在重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伎，采取鼓励侵略和观望“中立”的政策，一方面与英、法大做军火生意；另一方面又暗中把大量战略原料甚至武器卖给日本等法西斯国家。所以当时谈成的借款只有两笔，一笔是桐油借款美金2500万元，另一笔是滇锡借款美金2000万元。陈光甫曾经说过，这是“当美国孤立主义盛行之时，而以商业借款方式取得的”，言下之意是，能够谈成这两笔借款，是很不容易的。1940年春，陈光甫签订借款完毕回国后，为了维持债信（即有助于国民党政府将来可以获得美国的更多借款），以及陈光甫自己在国际上的信誉，他想方设法解决交通阻塞，使桐油顺利出口，还去滇缅公路沿线催促，并在仰光筹设炼油厂，使桐油可以散装上船，尽速运往美国抵债。

    陈光甫战时担任的另一职务是“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是为了继续维持出售外汇，向英国、美国取得借款和国民党政府自己拿出的外汇作为平衡准备的基金，而于1941年4月成立的。成立时的基金是1.1亿美元，有中、英、美三个国籍的委员。在国民党通货膨胀政策下，这种出售外汇的办法，并不能稳定币值，相反，助长了外汇投机，造成了“法币”的进一步贬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终于不得不实行外汇统制，不再出售外汇，这个委员会也于1943年宣告撤销。

    陈光甫曾经担任过的这两个职务，一个是贸易，一个是外汇，而上海银行战时业务经营的方向也主要是这两方面，很清楚，这就为上海银行带来优于别家银行的条件，因为它不仅可以按照通货膨胀下一般规律进行经营活动，而且可以得到官方消息，从而使经营活动搞得更有把握，更能赚钱。

    关于外汇经营，上面已说过一些。这家银行，因为陈光甫担任了上述有关系的公职，所以表面上做得“尽量照政府意旨办理”，骨子里是别有打算，因为这样可以显出，按它的外汇业务经营活动能力和从1917年起已成立国外汇兑处的经验来说，本来是可以有较多的外汇经营利润的，但现在为了“维护法令”而“牺牲生意”了。将来确定特许经营外汇银行名单时总不能忘掉上海银行。后来它终于成为重庆9家特许经营外汇银行之一，除官僚资本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帝国主义银行汇丰、麦加利两家之外，民族资本银行便是上海、金城和浙江兴业三家。

    现在再说上海银行商业投机经营的庞大组织和广泛活动。

    在应付了抗战初期存户的提存风潮和处理了战区分支机构的撤退事务之后，陈光甫从其在贸易调整委员会所了解到的战时进出口贸易受阻的情况，以及国民党“法币”贬值的必然趋势，决定这家银行战时大搞商业经营，大规模地囤积商品，为此成立专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机构——大业贸易公司。原先成立的大业商号和大业盐号只成为构成大业贸易公司的一小部分。这次它新拨出50万元作为这个公司的资本，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当时称为国际通道的越南、缅甸等处广设机构，最高时这种机构有33处，职工有560多人。

    大业贸易公司的活动主要有四项：

    大量运入日用工业品。它大量运进纱、布、砂糖、纸张、西药、颜料、五金等主要日用品以及贩运汽油、煤油等，特别注意掌握内地迫切需要的纱和布。战前，国内纱锭约有500万枚，而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纱锭只有17万枚，但是织布需用的纱，重庆一地原来也需要18万件，加上军需和大量内移的人口，需要量增加更多。对于纱、布这种畅销和易藏的物品，大业公司就大事购、运和囤积，1939年10月存量最高时，纱有3000件，布达7万余匹。当时物价，重庆比上海涨得更快，与战前相比，1939年12月，上海物价指数为3.08，重庆是1.77，但到1940年12月，上海物价指数是6.53，重庆则已是10.94。显而易见，国民党统治区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如何“招致外来物资的流入”，即如何进口和从上海运入日用品，就成为一件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了。

    大肆购运出口物资。不论是桐油、猪鬃、皮毛或是橘子、药材等，大业公司都经营，尤其是陈光甫用以向美国抵债的出口桐油，最为注重。大业公司桐油的存量最高时达到3万担，这些物资一装上船，转手就可变成外汇。

    收购、运销食盐。大业公司盐号部分经营范围的庞大和数量之多，也足以惊人。战时它主要经营川盐，也有浙盐、淮盐、粤盐、滇盐等，平时存盐常有20万担，其中川盐就占十五六万担。盐的最高存量，也到过40万担。大业公司在食盐的经营上，获利也很丰厚。

    大业公司还拥有先是与人合资、后来改为独资的上川实业公司——上川工业公司。这个公司1940年成立时资本100万元，其中上海银行投资占35％，大业公司出资占55％。上海银行高级职员个人投资10％。以大业公司所占比重最大，所以当时他们自己称“上川为大业的事业”。这个实业公司办有电机厂、电器厂、农化厂和畜牧场。电机厂和电器厂的主要产品是电器材料和交通通讯器材；农化厂系制造酒精以充液体燃料，并有酵母和硫酸铔生产，畜牧场则是以加工副产充饲料和养猪为中心，并繁殖乳牛、山羊、家禽等。

    那时候，银行的算盘是这样打的：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这月放出的钱，下个月收回时已经减值不少，即使收取较高利息，也还抵不上货币贬值的损失，这样与其放款给别人，还不如自己来经营，肯定要有利得多。大业公司经营的范围如此广泛，它借的钱也就极为庞大，经常占上海银行放款总额中很大的比重。1941年5月，它的资本已增加为500万元，上海银行给它的各种放款，包括押款、押汇、临时透支等，贸易部分和盐号部分合计达3000万元，约占上海银行在国民党统治区全部分支行放款的25％左右。这里还不包括上川实业公司各厂向上海银行借款和这个公司向其他银行的借款。银行本来是经营货币资本的，它把社会上大量的游资集中起来，供给工业和商业的职能资本家去运用，资本的所有权和资本的使用权是分离的。现在，上海银行把集中起来的货币资本的相当一部分直接用来自己经营商业和工业，这样，它实际上便具有双重身份，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这是它比别的企业便利的地方，也就能比别人获取更多的厚利。

    3.太平洋战争后更注重积累外汇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区域更加扩大。随着美国对日宣战和英国对日处于战争状态，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实际已进行了四年多的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时，日军进入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孤岛”已变成沦陷区，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上海银行总处原已移设在香港，这时便将总处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去重庆，一部分回上海。

    这家银行在上海总处的董事长，自从庄得之在1941年死去后，由陈光甫的亲信、原副总经理杨介眉继任并兼代总经理。1942年杨介眉死去，就由沪行的经理朱如堂接任。1943年11月，按照汪伪政府的管理银行办法，上海银行补足资本伪中储券1000万元，召集股东临时会，改选董监事，除了已去国民党统治区者之外，其余的原董监事仍任董监事。1942年3月，在华北的天津、北平、青岛、济南几个分行，按照华北伪政权的管理银行办法重新注册。当时华北流通的货币，是华北伪政权的“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华中地区包括上海，从1942年6月起，不准再使用和持藏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汪伪政权规定法币按2:1的比率兑换“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汪伪的“中储券”与“联银券”的比率是100:18。日军利用伪政权发行的钞票和它自己发行的军用票，在我沦陷区大肆搜刮物资，以遂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手段是十分毒辣的。

    在沦陷区的上海银行，除了一般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外，突出的也是从事商业、外汇投机经营，但规模上没有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做的那么大，也做得比较隐蔽。

    那个时候，不论是日军占领的沦陷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投机都是极为狂热的。投机业的经济基础正是资本主义。但是在恶性通货膨胀下的投机，那就有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程度。因投机而新设的银行、钱庄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仅上海一地就有银行195家（战前73家）、钱庄226家（战前48家）、信托公司20家（战前6家）。这些银行吸收了游资，除自己经营金银、外汇、商业投机活动外，还为社会上的那些公司、贸易行、商号等所谓企业提供投机资金，鼓励工商资本转向投机市场。银行贷给工厂的放款，工业资本家也用到投机领域中去，造成社会上生产资本萎缩，而投机资本却空前膨胀。

    在国民党统治区，投机盛行的情况完全一样，银行、钱庄也不断增设。重庆一地，战前银行、钱庄总共不过20余家，到抗战结束时，单是银行就有94家，此外还有钱庄、信托公司等24家，合计118家，其增加倍数远远超过上海。

    上海银行设在重庆的“总经理驻渝办事处”原是管辖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11个分支行的。1944年5月，按照国民党政府管理银行办法，它在重庆召开临时股东会，决定总行临时迁到重庆，原“总经理驻渝办事处”改组为总行，并选举新的董监事。陈光甫从这时起改任董事长，另由他的亲信伍克家任总经理。

    为了配合商业经营，也为了银行在广告和宣传上的需要，上海银行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规模地发展中国旅行社。最多时拥有自办招待所重庆、西安、昆明等11处，受托承办招待所贵阳、兰州等17处，临时招待所3处，承办公路食堂7处。日军占领香港后，西南方面机构有所减少，西北方面则有所增设。到了抗战后期，它也搞商品经营，囤积土产及日用必需品，也购存黄金。

    中国旅行社、大业公司都是上海银行独家投资，也就是它的附属事业，对内它们是视同一家的。战时还成立过“行、社、公司联合委员会”。这三个系统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上百个据点，构成了上海银行战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业经营和运输网。

    1942年后，蒋介石政府从美国政府提供的5亿美元借款中，以2亿美元为基金，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各1亿美元。蒋介石政府债信很差，过去发行的公债几次改变还本付息的办法，但这两种美金债券可不同了，由于持券人主要是四大家族及其亲信们，他们要从中大捞一把美金，所以他们不仅要维持债券的债信，而且债券一到期，非常及时地换给了美金汇票；过去发行公债总是用摊派的办法来推销，而这次发行的美金债券却采取内部认购的方式。首先是四大家族、豪门，上海银行和一些私营银行也不放弃这个机会，它把吸收来的存款和其他可以运用的货币资本尽最大限度购存这两种债券，据战后上海银行董事会正式报告，总数达200多万美元。这些美金债券在购买时，每一美元只值法币20元，但不久随着法币不断贬值，每一美元债券黑市价格值法币100余元到200余元甚至1000余元，它只要在黑市上出售一部分债券，就可收回购入时的全部成本，这种购入外汇利润之优厚，也就可想而知。这份巨利，构成了上海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外汇积累的一大来源。

    至于大业贸易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因日军占领香港、缅甸等地，运进日用工业品和出口土产方面较受影响，但它仍可囤购大量物资和继续经营盐号。它投资的上川实业公司下面的几个工厂，因为向银行借款方便，一直有较大利润。到了1944年，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要设立特种车轮修造厂，缺乏机器，上川实业公司就将电机厂电器厂的机器、设备等全部作价卖给它。同年，国民党政府粮食部的“中粮公司”因改制酒精，需要机器设备，上川实业公司的农化厂一应俱全，亦就连同厂房一并出售。大业公司把这几个厂售出后收到的价款以及业已大量购存的“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作为基金，通过交通银行向美国怀丁厂订立优先定货合约，订购了4万纱锭；同时又在美国购入南方纱厂旧纱锭2万多枚，预备在战争结束后运回。后来战后实际购到的是2.8万锭，每锭定价60美元，单这一项，大业拥有美金就达168万元。资本家经管的外汇、商业经营的详细账目是不会轻易提供给别人的，但粗粗估算一下，上海银行在战时积累的外汇总额达美金300多万元，这是只少不多的。

    在国民党通货恶性膨胀的日子里，上海银行不仅从商业经营和外汇经营中获得了暴利，而且还从通货的不断贬值中获得好处。许多存户战前储存在银行的存款，有的由于战时交通阻隔未及时支取，有的因未到期不能提取，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而银行掌握这些钱，却绝不会任其不断贬值，而是把它用之于囤积商品和套购外汇。抗战之前，上海银行的庞大数量的存款，合黄金为171万余两，而到抗战胜利前夕，它的存款总额只合黄金l万余两，这就是说，战前它如果清偿全部存款，得变卖值171万两黄金的资产，而到战争结束时，则只要变卖值l万两黄金的资产，就可全部清偿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当然，存户的支取、续存等变动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但无论如何，它的资产净值是大大增加了。战前它还发生过存户提存的危机，必须预防和谨慎应付，而经过战时通货膨胀，它的资产基础远比战前坚实稳固，再也不怕提存风潮了。国民党政府发出的是立即就要贬值的纸币，而换到的却是人民手中有用的物资，这是官僚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剥削与掠夺，在那些日子里，无数人民饥寒交迫，家破人亡，千千万万人民群众都受到损害，而上海银行却从中分享一份厚利，发了偌大一笔“国难财”！

    四、恶性通货膨胀下的业务变化和资金转移（1945年9月—1949年5月）

    1.恶性通货膨胀下的业务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依靠美帝力量，垄断了受降权利。在上海，国民党军政人员展开了一幕幕接收（人们称之为“劫收”）丑剧，金融方面也设有“财政部京沪区特派员”，负责接收事宜。这个特派员办公室曾经拟议把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等列为“附逆银行”；把战时没有在重庆设立分行，对国民党不够靠拢的浙江实业银行列作淘汰的银行；至于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虽然在重庆设有总行或分行，但在汪伪政府注册过，“最好也来一次接收形式”。这种装模作样的姿态，目的无非是想欺骗民众，最后必然不了了之。结果，除战时设立的、经汪伪核准的银行、钱庄停业外，战前开设的、经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给营业执照的银行、钱庄都继续营业；上海银行由于陈光甫战时为国民党政府卖过力，当然更不会遭致什么麻烦了。它的战时在上海的董事长朱如堂战后只是跑到美国去避一下风头，第二年回国仍然担任上海银行的副董事长。

    上海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原在重庆和上海都设有总行，“脚踏两头船”，现在带着从战时重庆捞到的几百万美金回到了上海。1946年2月正式宣告总行迁回。重庆董事会选出的董事长陈光甫和总经理伍克家继续任职。他们把沦陷区的30个分支行先后复业，加上战时在蒋管区和沦陷区继续营业的27个，分支机构又恢复到57个。

    这时上海银行的业务，也面临恶性通货膨胀的继续加剧和官僚资本银行垄断势力的日益扩张对它的影响。

    官僚资本银行的金融垄断势力，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之后达到了最高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占全部银行存款的59％，战时已占80％以上，战后竟占90％左右。由于货币发行权完全掌握在它们手中，它们可以投放的货币资本远比私营银行为多，因而放款总额占全部银行放款的比重在1947年6月竟达到96.5％。

    官僚资本银行接收了敌伪金融机构以及敌伪所掠夺中国人民的金银之后，又对华中、东南的广大人民进行一次直接的大洗劫，这就是规定它的法币以1:200的比率，收兑汪伪发行的“中储券”。接着，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了“修正银行法”及其“施行法（草案）”，规定私营银行必须缴纳存款准备金，并对私营银行经营存款、放款、汇款等各项业务作了种种限制。

    上海银行从这些措施中，感到国民党“政府对于金融事业是有独占之趋势，而商业银行之地位将今非昔比”。上海银行分行向其总行报告说：官僚资本银行“挟其种种优越之条件，分途兜揽，是以各地规模较大之厂商，几为之网罗殆尽”。陈光甫对此深为哀叹，认为这已由“自由竞争形式转到统制政策”，官僚资本银行“发展其垄断事业之行为，其势难当”。他在写给另一个上海银行同仁的信中说：“我行过去每委曲求全，避免其锋，此后出路，尤只有慎择正当思想，加强服务能力。”

    在它的所谓扩大服务面中，除了挖掘新的往来户外，注重于几个大户，尤其是美国在沪的垄断企业，如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这两个企业的所有收款和付款均交它代理，它还专门为之成立驻公司的办事处。此外，英国资本的颐中烟草公司、美国资本的上海电力公司、美国电影制片公司以及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京沪、沪杭甬铁路局，也都是它的大存户。它的10个大户存款，经常占存款总额20％-30％，最高时也有达到40％的。

    上海银行对官僚资本银行的存款比例，虽由1936年的7％大幅度降到1946年的0.8％，但它在私营银行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1946年6月，全国银钱业（四大银行除外）307家，存款总额为2300亿元，其中上海区174家，存款1000亿元，而上海银行全国各地分行存款160亿元，约占7％，上海区存款78亿，约占7.8％，在私营银行中仍然占居首位。

    国民党政府财经政策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抗战结束后并未停止，蒋介石为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与支持下调兵遣将，于1946年7月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内战，军费支出倍增，法币发行指数扶摇直上，恶性通货膨胀日益加剧。1947年2月爆发了“黄金潮”，经一度压抑的物价又进入新的狂涨时期，黄金市价带头猛升，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颁布经济紧急措施。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突出表现，也是法币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由于猛烈的通货膨胀和物价狂涨，社会上的游资，很多不是通过银行，而是直接以地下钱庄形式进行拆放。由银行吸收的那部分，也是流动性极大，大多是工商企业平常用以周转的短期资金，隔不了几天就要支出，因此银行必须以较大比例充作准备，不能大部用之于放款。据1946年下半年上海银行统计，存款中约需50％作准备，20％向国民党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两项合计近70％。在全部存款中，活期存款占93％，定期存款只占7％。

    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游资也依然集中于上海。这主要是由于蒋介石打内战的庞大军费很多从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国库局发放，有的单位领到后就在上海市场上抢购物资，使上海经常有大量资金。另外，上海是国际贸易口岸，战后美国商品排山倒海地输入中国，使上海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界”、内地为了支付货款就要把资金汇往上海。上海银行的全行存款中，有54％是在上海吸收的。

    吸收的存款，除去70％左右作提存准备和向国民党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外，所剩下的能运用于放款的货币资本已极为有限。在上述283亿存款中，用作放款的只有92亿，仅合33％。“以往银行对于大户（放款）唯恐其不来，今则因限于本身力量，变为无力多放。”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银行的放款不仅数额小，期限也极短暂，大多以贴现和买汇方式贷出，定期10-15天，最长也不超过一个月。如果以黄金市价折合，战前它的放款为1.4亿元，约值黄金124万两，这时只值4500两，相差极为悬殊。以这样小的金额和这样短的期限，能对生产事业起什么作用呢？

    通货膨胀会引起有利于剥削者而不利于劳动人民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在银行与存户之间特别是小额零星存户之间就存在这种情况。例如有一个姓朱的存户，在1930年12月16日以231.38元存到上海银行，定期15年，到期本息可取1000元。这1000元，在战前可买84石米，但15年后，即1945年12月到期支取时只能买一斗多米。而上海银行呢，上面说过，在八年抗战中却利用存户由于交通阻隔等各种原因而没有取出的存款，从事商品囤积和购存外汇，发了一笔巨大的“国难财”。当战争结束时，许多存户就要求银行加倍偿付，有的还告到国民党的法院。国民党法院迫于人民的压力，也不得不判决银行应按原本l000倍偿还存户，实际上当时（1947年7月）物价已比战前上涨3万多倍，按1000倍偿还，存户已是莫大的损失。

    总的说来，上海银行在这一时期的经营方针，并不着重于从日常存放款业务中取得多么大的利润，它把资本积累，寄托在追求美元上。在恶性通货膨胀下，日常存、汇、出纳尽管业务量很大，收付频繁，却不过是陪衬，是次要的获利途径，而真正的目的则是对美元的追求和积聚。

    2.关于资金转移和积聚美元的活动

    “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这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情况的本质分析。

    美国独占资本在中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会吸引着那些具有更多买办性的民族资本企业去依附它。在陈光甫的亲美思想影响下和二十几年来同美国资本在经济上的联系，决定着上海银行追求和积聚美元的活动，贯穿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陈光甫正在美国，作第四次赴美之行。他这次赴美是作为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参加“国际通商会议”，1945年10月离开重庆，1946年6月回到上海。在这8个月中，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仅是一个方面，更大的活动是策划上海银行几百万美元的保存与营运，同时与美国金融实业界垄断资本家多方接触，研究对华投资问题，企图把美国的资本引进中国。据他的一个亲信透露：陈光甫认为“上海银行在以往30年间为沟通宁波路（指银钱业）与外滩银行之汇划，今后30年间应沟通中国与纽约垣街（即华尔街）之汇划，现在此项计划，已略有眉目”。这就是说，从1915年开始的30年间，上海银行由于经营得法，获得了自己的扩展，也尽了帝国主义银行与本国企业挂钩搭桥的作用；今后30年则要在美国垄断资本与本国企业之间起牵线作用，使中、美资本进行“投资合作”。根据陈光甫制定的“战后经营方针”，上海银行已经先后在美国建立的机构有：“中国投资公司”“纽约通讯处”“华懋保险公司”“中国工厂拓展公司”和“克莱斯公司”。

    中国投资公司，成立于1945年9月，与浙江实业银行和两家美国公司共同投资，资本500万美元，先交40％，即200万美元，其中上海银行投资60万美元。由美国人克体司（电力公司董事长）任董事长，李馥荪任总经理，陈光甫、张公权任董事。据上海银行自称，设立这个投资公司是为了“研求国内外投资途径，俾将来可代中国工商企业在纽约金融市场发行公司之证券，吸引外资来华，间接或直接可为本行增加业务，而本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亦可获得相当地位”。

    纽约通讯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设立的目的是：“研究关于在美投资，联络美方银行；研究国际经济并训练人才，相机在美创立永久性之基业，以辅助本行业务及华侨在美经营事业的发展。”这个通讯处的设立，标志着陈光甫多年来想在美国设立一个分支机构的愿望的部分实现。

    华懋保险公司，1947年2月成立，与美商克罗伯保险公司共同投资，资本200万美元，上海银行投资100万美元。由朱如堂担任总经理。其余是浙江实业银行和大成纱厂各投资25万元，克罗伯公司投资30万元，克罗伯父子投资20万元。双方在契约中说明：在未征得对方同意之前，不得把股份售卖给第三者。

    中国工厂拓展公司，1946年由陈光甫出面与美国奇异公司合资设立，上海银行投资11万美元。

    克莱斯公司，1947年改组成立。上海银行委托三个美国人为财产的全权保管人，另选三个美国人为董事，实际是上海银行转移资金的一个保管机构。

    这样，上海银行战时在重庆购入的300多万美元的“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逢到期就可随时结成美汇，陆续存放在美国，由这些公司保管起来。

    随着这些机构的成立，上海银行自身几百万美元的营运和保管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否能像陈光甫所设想的那样把五六千万美国资本吸引到中国来呢？却一点也没有成为事实。这是因为蒋介石政权日趋崩溃，美国私人资本家对华投资裹足不前，而那时美国的主要投资者，不是美国私人资本家，乃是美国政府，它采用的是间接投资形式即贷款给蒋介石政府。据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发表“白皮书”时承认，战时和战后这种贷款和“援助”总数是45亿美元（新华社统计为59亿余美元）。蒋介石已成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总代理人，陈光甫想在引进美国资本中起一份中介作用的企图，也就不可能实现。相反，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与美国独占资本紧紧结合，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并开始对外汇、金银更大规模的独占，和对人民的金银、外币的又一次搜刮了。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在惊人的恶性膨胀下终于崩溃，于1948年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规定每300万元法币换一元金圆券，强制人民使用比法币面额增大几百万倍的大钞；同时依靠武力搜刮人民的金、银、外汇。在“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规定：私营银行“不得收兑、持有或保管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在“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中，规定一切外汇资产都需向国民党中央银行或其委托的其他官僚资本银行“申报登记”，其存款及外币即现金外汇并应移存到中央银行，违反规定者（在企业即法定代理人）“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罚金”。

    上海银行按照这些规定申报登记的外汇资产，本身部分为528万美元，大业公司部分为164万美元，合计692万美元。其中应移存的现金外汇，上海银行本身是53万美元，大业公司是61万美元，合计为114万美元。

    三十几年中积累起来的外汇资金，一下子全部申报登记和移存到国民党中央银行去，这当然不能不使上海银行震惊和心痛。但是陈光甫毕竟为蒋介石政府向美国借款而奔走效劳过的，因此没有像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等那样，被蒋介石的儿子、当时在上海任“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蒋经国找去谈话和给予威胁，要他们交出银行的和个人的更多的外汇资产来。

    同时，上海银行由于在转移外汇资金这一点上，比别的私营银行做得早、做得巧妙，所以除了移存的现金外汇100多万美元被国民党中央银行低价收购下，其余500多万美元，它都有理由申述已有“正当用途”。例如，对其中近200万美元，说是固定投资于上述几个公司，而有的公司在合资契约上规定，一方股份转让出售，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对方既是美国私人资本家，蒋介石政府就无法强制他们。另外的300多万美元，上海银行早已购了美国股票，并以此为担保品向美国银行押借现款，对外则强调是国外业务部的营运基金，是营业上所需要的，蒋介石父子即使要拿走，也一时下不了手。等到1948年11月，金圆券事实上宣告破产，国民党政府为了施行另一种欺骗手法，修订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又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时，这些已申报登记的500多万美元的外汇资产仍然回到上海银行手中。

    正由于保存和积累外汇资金成为上海银行战后的既定方针，所以它把战时在美国订购、原拟运回中国的2.8万纱锭也转卖出去，而以现金外汇存在美国。在国内业务上，它对同它关系密切的植物油公司等的较巨额借款也不愿承贷；对于上川工业公司投资“国营纺织公司”的打算也取消了。陈光甫认为“金融千变万化，不宜再加副业负担”。凡此种种都说明，只有积聚美元才是它追求的主要目标。

    这个时期，它的总行和各地分行都设有暗账，暗账收入的来源，有的来自放款暗息，有的来自暗藏盈余。这些暗账，很多用私人名义在本行开户。他们利用这些货币资本，再进行投机牟利活动。而最后，则是把这些货币资本或商品实物统统变成美元资产。它的香港分行增加的营运资本100万美元，就是以新积累起来的从暗账里出售美国股票所得拨充的。这就是它在恶性通货膨胀下业务变化的真谛所在。

    全国解放后，上海银行在上海的总行和在大陆的其他各地分行都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7月扩大公股成份，正式改组为公私合营，成立新的董事会，推举陈光甫为董事长，资耀华为总经理，1952年12月与其他59家银行、钱庄一起，组成了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实现了私营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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