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昌基

    一、经营业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是旧社会名声较大的一家商业银行。它的附属机构有中国旅行社、宝丰保险公司、银行学校等。它以会做生意、手续便捷、服务周到而闻名于金融界。

    上海银行是1915年在上海创立的一家民族资本银行，开始时资本仅10万元，因经营得利，逐渐增加资本到500万元，公积金750万元，收受的存款达1亿元以上（1930年），成为商业银行中之佼佼者。

    由于业务发展，该行在全国大中城市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小城镇，先后筹设了分支机构。至抗日战争前夕，全国共设立分支机构约200处，成为国内银行中设立机构较多的银行之一，仅次于中国、交通两行。其青岛分行，于1928-1929年筹设，最初的几任经理有蔡墨屏、黄恂伯等人；抗战前后任经理的是王昌林，最后一任经理黄元吉，他是1947年末由长沙调来青岛的。

    该行开业之初，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各国陷于互相残杀，稍微放松了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压榨，我国民族工商业有了一个相对发展的时机，民族资本银行亦随之有所发展。1925年“五卅”运动，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高潮，中国人存放在外国银行之钱款，大量转移到国内银行，上海银行的存款亦大量增加。

    但是，欧战结束，帝国主义又加重了对东方的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依然得不到更大的发展。而中国的民族资本银行，本来是一个畸形儿，银行虽多，扩展业务的地盘有限。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凭借其几度赴美考察业务之机会，与美、英等国金融寡头有一定的联系，极力吸收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大企业之存款，如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后改称颐中烟草公司），怡和、太古、卜内门洋行，以及外国在华教会之资金，并竭力为其“服务”。吸收外国在华企业存款，是该行业务的重要方面。在争取这类存款时，服务得非常周到，如对英美烟草公司，其在各地的经销商，可以用该公司在当地的总经销商制的交款单，直接将货款送交该行，该行收款后，以其中一联收入当地该公司账户，一联通知总公司，另一联发给经销商向总经销处提货。约定，每到当地公司账户上存有一定的数额（如5万元或10万元）时，即由银行主动汇给其上海总公司，汇费免收。这就使英美烟草公司不必在各地都设分公司。该行同时又对经销商予以贷款支持，使经销商可以数倍于自己的资本，经销外国商品。又如，美孚、德士古公司要求将其开出的向该行付款后的支票，于每月底退回各该公司，以供核对。这种业务连英、美在华的银行也不愿意干，因为支票是存户提款的原始凭证，不应该退回给存户，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但是，上海银行却一口承允了。当时德士古不仅一切开支都用支票支付，而且每个职工工资也以支票支付，所以其开出的支票多得惊人，使得该行职工们普遍不满，屡次提出异议，但陈光甫却始终坚持迁就“外商大户”。这样，外国在华银行不屑做的生意，国内银行不敢做的业务，上海银行都承揽下来了。

    此外，上海银行还大力开展储蓄业务。一般银行人都注意吸收金额较大的存款，这类存款多数来自官僚、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大城市的房产主和各种食利者。上海银行除了吸收这类存款（多数是定期存款）外，又创办了“一元开户”的小额储蓄存款，不论存额大小，一律热诚接待，很快受到了城市中下层人民的欢迎。这种储蓄存款，吸收城市中下阶层的劳动收入积累或闲置款，积少成多，流动性不大。存户主要是一般公职人员、职员、教师、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以及一部分个体经营者等。如已故作家老舍先生，在原山东大学任教期间，即为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的一个热心储户。该行首创“一元开户”的储蓄业务时，曾引起同业的讥笑，认为有失银行的身份。但经过若干年后，事实证明这种业务确实是吸收社会游资的好办法，于是各银行都起而仿效，甚至连中国银行也提倡这种业务了。上海银行为了接近“大众”，命令各分支机构的大门要开得较一般银行小，其上海总行之大厦，也把几米宽的大门封闭了，出入改走边门。青岛分行在建造行址（中山路68号）时，其门面也只有一米多宽，外观如一家普通商号似的，为青岛各银行大门中的最“小派”者。当时，银行界一般都喜建高楼大厦，使中下层人民望而生畏，甚至不敢进银行的大门。上海银行这一做法，相对地解除了人们心理顾虑。后来的新华银行（1950年来青岛设分行）也采用了这一办法。

    中国旅行社是上海银行的副业之一，独立核算，自成系统，但办事人员则经常与该行交流，分社经理往往由分行经理兼任，两者属于母子企业的关系。中国旅行社在国内各主要城市（包括港澳）设有分社。其主要业务是代办报关、运输、存仓、保险等国内外代理运输业务，特别是外贸进出口货物运输业务，并代客订购火车、轮船、飞机票。另外，各地旅行社大多设有招待所（旅馆）接待旅客。由于这些业务与工商业者以及中上阶层的人物多有联系，成为上海银行增设机构的先行者，很多地方均先设旅行社，待熟悉当地主要行业情况后，再筹设银行机构。旅行社代办进出口货物之运输业务，结合上海银行之外汇业务进行；保险业务由上海银行和英商太古公司合营的宝丰保险公司办理；堆存货物之仓库，由该行所设仓库承办。旅行社所需流动资金，由上海银行贷款支持。两者彼此关照，利权不外溢，各自扩大业务。中国旅行社还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旅游事业。如在上海办苏州一日游、无锡二日游、杭州七日游，在青岛办崂山一日游等。特别值得介绍的，如组织到德国观光世界运动会、华北五省旅行团、赴日本观樱旅行团等。另外，办理到码头、机场接送旅客的业务。通过这些业务广泛地联系社会各阶层，为上海银行拉到许多顾客。该社的地址一般与上海银行设在同一栋楼上，如青岛中国旅行社即与上海银行青岛分行在同一建筑内；上海银行的大门旁边，开两个小门，左边小门是旅行社的办公室（亦即上海银行办公室的一侧），右边小门是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的入口处，楼上三层，均为招待所的客房。

    二、经营作风

    上海银行极力学习外国银行的经验，想在同业中闯出一条新路，除了在总行及较大分行逐步推行机械化，例如记账、登记存折、传递票据等均用机器外，在业务、人事、财务的管理方面也都有一套办法。

    该行的分支机构所吸收之存款，归总行统一调节运用。在消费城市的分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吸收存款，适当做些放款，而将大部分资金集中在总行统一运用，总行给分支机构以一定的存息。在工业较集中的城市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分支机构，则视情况由总行给予一定数量的资金，多做放款业务，总行向其索取稍高的欠息。青岛分行担负吸收存款的任务。

    放款方面，强调以抵押放款为主，信用放款为次；而且以短期放款为主，一般不超过三个月。信用放款，都要事先将放款对象的资力、经营能力、主要负责人（东家）的财力、声望等逐户填表，报告总行，经审查批准后，始得贷予经总行核定的金额以内的放款。

    总行集中各地的资金后，用来经营大额放款（如对上海申新各厂的放款）和购买公债库券，抗战胜利后则以套购外汇为主。房地产交易利润虽高，但占用资金较大，而且需用时又不易脱手，故该行除自用房地产外，一般不做。由此可见，该行的经营作风是以“稳健”为主。吸收存款主要是经常有存有欠或有存无欠的存户，存期较长的定期存款户，以及小而分散的零星户；放款则以押款（包括押汇）为主，信用放款比重较小，所以其存款准备金的比例较一般商业银行为高，而不易周转的资金则较少。上海银行亦曾发生过几次提存风潮，如1931年秋汉口大水，该行仓库损失巨大，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该行不信任风，群起提存，该行一因有较充足之准备金；二因有中国银行的支持，得以平安渡过。而每次提存风潮平息以后，该行的信誉不仅没受影响，反而得到提高。

    在人事方面，该行录用人员准备逐渐从推荐转到考试。如对各大口岸之经理，必须是在外国留学过的职员，结合推荐录用，当然，其中亦有人事关系，如原青岛分行经理王昌林是美国留学生，同时亦是总经理陈光甫的内侄婿，一度任中国旅行社青岛分社襄理的庄年谷，是董事长庄得之的侄子，等等。又如，各地分行的营业员（跑街），是以熟悉当地情况的、钱庄出身的人员为最理想，但也可由分行经理向总行推荐录用。1930年，该行录用人员改为以考试为主，吸收一部分大中学校毕业生，在该行举办的银行学校训练班加以培训，实际上是吸收练习生。从1930年起，银行学校办了2期，训练班办了8期，每期2-3年，结业后正式任为行员，一共吸收了学员约500名，占该行职员总数之半。训练班半工半读，早晨及晚上学习，下午参加工作，由该行熟悉业务的人担任教员；解放后任该行总经理的资耀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即为训练班教员之一。学员结业后，分派在各地分支机构，作为业务骨干力量，后来大部分担任分支行的会计负责人，有的逐步升任襄理、副经理，个别的任经理。青岛分行共有职员20余人，其中训练班学员有八九人之多，约占1/3以上。训练班学员成为该行扩展业务的主要力量。

    再举一例，原上海银行青岛分行职员杨某（1955年调北京，现在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系西南联大毕业生，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谋职，苦无门路，偶闻友人谈及上海银行招聘人才，遂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写信报名应聘，两天之后接该行复信，欢迎他到行应试，次日去参加考试，5天之后接到录取通知，分派到青岛分行任文牍之职。

    该行学习外国银行经验，不辟经理室。副经理、襄理与普通行员一样，均坐在大办公室，都要负担一部分具体工作。其下设会计负责人和出纳、文书、庶务等行政管理人员。会计负责人统辖全行行政业务，不论何人，均须接受其分配之工作。由于机构简单，办事效率较高。以青岛分行为例，人员二十几人，业务量与青岛中国银行不相上下，而中国银行则有六七十人（当然，中国银行的收付数字要大些）。

    在财务方面，总行抓得很紧，每半年要做财务预算表，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与半年决算相对照，如果出入太大，而又无适当理由者，必遭总行责问。特别是开支项目，一经核定，绝对不准超支，如有特殊用途，必须先期报总行追加。

    每天的重要科目（如固定资产、放款、暂存暂付款、开支等），均须逐笔于次日抄报总行，总行认真审核，有超越或不符规定的，立即函查，分行接到查询书后，应立即答复。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银行有一套严格的检查制度。检查员是总行检查处的办事人员，他代表总经理，是有“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被派赴各地检查总行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时间不定，每年一次或二次，也可能几年不检查。检查完全采取突击方式，事先分行经理也不知道。他们每到一地，先找旅馆住下，然后在分行已经下班，准备清理账务的时候，突然来到，检查金库及各项账册。当天不及检查者，一一封存，次日继续检查。检查不是听取汇报，而是采用听、看、问、查的方法。如对于存款，要逐笔核对账单，对存折则柜面核对。对放款，除了对账以外，还要分户走访。检查的内容共有一百多项，主要包括经营方面的问题、放款的可靠性、与同业合作的情况、服务态度等，甚至行员签到制度的执行情况，金库，账库钥匙是否按制度由两人分管，拆阅信件和电报是否由经理、副经理、襄理专人负责等，也要一一检查。检查结果，由总行来信逐项指出，限期纠正。至于经理、副经理、襄理有作风不正或贪污舞弊等情况，检查员也通过与普通行员的接触，调查了解，予以揭发，否则，检查员即是失职。遇到这类情况，总行对被检举者的处理，一般是训斥、调离或开除。而对一般行员则更严厉，如有一职员贪污零用账款30元，被查出后立即开除，检查员仅需向总行检查处和人事处报告备案便可。虽然在旧社会免不了有人情，若碰到后台硬的，你便奈何他不得。但总地看来，严格的检查制度，对于维护纪律，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三、经营方式

    资本主义的银行，一般是打着“扶助工商，服务社会”的幌子，实际上是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分享利润，同时还得到存款户的称颂和放款户的感激。这是“本轻利重”“名利双收”的买卖，无怪乎资本家投资开设银行，成为旧社会畸形发展的行业之一。翻阅上海银行的历史，即可窥见该行业之大概。

    上海银行的存款利率，活期存款户（包括支票户）是年息2厘，即每100元一年利息2元。活期储蓄年息4厘。定期存款，一年期的6-7厘，2-5年期的7-9厘，10年期的年息1分。

    放款利率，抵押放款（包括押汇）是月息9厘至1.35分，即每1000元每30天9元至13.50元，合年息1.08-1.62分。信用放款（包括存款透支）是月息1.05-1.5分，银根紧时高至1.8分，等于年息2.16分。

    不但如此，活期存款，活期储蓄规定每半年结息一次，中途销户者，不给利息。定期存款利息到期支付，而透支利息则每月结算一次。放款期限一般是3个月，到时结算利息，即便允许转期，也是先付清欠息。这就是说，银行付出的存息是单利，而收进的欠息却等于“利上滚利”的复利。

    定期存款，规定不到期不得提取，如客户在到期前有急用，可以以存单向该行抵押借款，其总数不得超过原存款额的九成，欠息按原来的存息加1厘计算。1931年发生提存风潮时，该行为了保持信誉，特准对定期存户不到期者敞开付款，不计给利息。不少存户以存了七八年的存单向该行提款，均不得享受利息，该行实际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卢沟桥事变后，青岛很多存款户、储蓄户纷纷逃往南方避难，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提走，分行那年也少付了很大数目的利息。

    国内汇兑的利润也不小。汇费一般是每千元1-5元。假如甲、乙两地汇出、汇入款大体相等，即每千元汇款等于收入汇费2-10元，即月息2厘至1分，而完成一次汇兑，不需垫款，日期又短，是无本生意。

    至于国外汇兑收入，则因外汇买卖差价以及手续费繁多，数字更大。此外还有仓库仓租收入、代理保险佣金收入、信托业务收入，等等。

    所以，按存款总额计算，其毛利率至少有年息5厘，净利率至少有年息3厘（已去掉存款准备金的不生利因素）。上海银行抗战前的存款以1亿元计算，即可有毛利每年至少500万元，净利至少300万元。然而，该行抗战前的决算利润每年均不超过100万元。这是该行当局故意抑低不动产估价，多提折旧费，抑低有价证券和结存外汇的决算牌价，把每年利润固定在一定范围内，使小股东（大都是行员）不能多得股息，使职工不能多分“奖金”，而准备金则越来越多，到一定时间便以财产升值作为增股之股金，使大股东获得更大好处。

    抗战开始后，币值下降，物价飞涨，上海银行总行部分迁重庆，该行与章乃器合作，成立了一个上川实业公司，后改为上川企业公司，由章独立经营；而在上海的总行，则大量套购外汇，沪、渝两地都大发其财。因为将货币变成了实物或外汇，不受贬值的影响，大大提高了该行偿还存款的能力，无形中从存户身上捞到了一笔很大的财产。

    该行对职工的管理和盘剥也有一套办法。银行学校学生和训练班学员，进行第一年月薪是20元，第二年是24元，第三年是28元，第四年起正式任为助员，每月50元，以后按规定当年如无过错，每年加薪5元，但该行往往借口政局不定或年成不好，停止加薪，常要三四年才加薪一次。薪水中需扣除储蓄一成，饭费10元，例如，20元的实得8元，50元的实得35元，依此类推，结果，薪水越少者越吃亏。

    该行上午9时上班，中午不休息（轮流吃饭），下午4时对外下班。内部结束时间，要看轧账顺利与否，一般6时左右可以结束。但如轧账不平，则往往延至9时，甚至午夜才下班，所以强调职工一定要在行里吃饭。

    被扣除之一成薪水，规定参加储蓄，另外由该行再送一成，共为二成，储蓄定期10年。名为储蓄，实际是“保证金”，你如果中途舞弊，银行就可以从此款中扣还。该行吸收行员最多的年份是1930年至1936年，这些行员的储蓄都在抗战期间满期，那时币值下降，行员吃亏很大，然而，该行却早已将这笔存款套购了外汇。

    职工入行，除了推荐、聘请的经理外，都要找保人。那时找保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万一找不到，或者找到了而保人破产或死亡，一时又找不到新保人，那么可以到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去投保，保费每保5000元（低级职员需具备之保证人身价）。很多人因为既找不到保人，又付不起每年100元的保险费，考试成绩虽好，也得不到该行录用。

    对职员还有很多规定，例如：早上9时上班，而行员必须于8时3刻前到行，8时3刻后到行者，以旷职半天计，9时以后到者，以旷职一天计，但仍应照常工作，不得借口不上班。又如：严禁“得罪”顾客，有与顾客吵架者，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开除。再如：有两位女职员午饭后在休息室织毛衣，给经理撞见了，立即开除。青岛分行经理王昌林立有一条规矩，青年男女职工不准谈恋爱，有一女职员曾因此而被开除，直到解放后才考入青岛中国银行。

    四、政治上的演变

    如前所述，上海银行开办时，仅有资本10万元，其中最大的股东是庄得之（任董事长），其次是陈光甫（任总经理）。彼时的上海银行，的确可称为一家民族资本银行。其后，陈光甫经营得当，上海银行发展之快，是连陈光甫自己也梦想不到的。业务的发展，使陈光甫的地位在金融界中亦日高，所谓“南三行”（即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三行）成为江浙财阀的一部分。为了更大地扩展业务，除了上面所说的依靠“洋商大户”，还需要政治力量的保护。陈光甫早就与孔祥熙，宋子文有关系，其中与孔的关系深，而与宋则有矛盾。据说，宋当年想吃掉申新纱厂，唆使一些银行出面接收，而申新最大的债权人是上海银行，由于上海银行的激烈反对，因而宋的预谋没有得逞。[7]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陈光甫等上海的银行公会“巨头”们就发动同业予以财政上的支持。在蒋介石10年“围剿”红军期间，金融界又极力为蒋推销“公债”“库券”，支持他进行反共的战争。1936年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白银协定》，即是由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出面签订的。陈常自诩不入“官场”，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抗战胜利后，庄得之已去世，陈自任董事长，由伍克家为总经理。伍是陈光旧的亲信“学生”，一切均唯陈之命是听，实际上主持该行大事者仍为陈光甫。1947年春夏之交，陈曾来青岛，名为休假，实际是在绞尽脑汁，想设计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以挽救当时濒于崩溃的经济局面，结果当然未有成效。那时，陈还曾飞往北京与胡适密谈。

    在蒋家王朝覆灭前夕，蒋介石曾组织“国务会议”，企图改头换面，作垂死挣扎。“国务会议”成员名单在报纸上公布时，赫然有“陈辉德”（光甫）在内，当时曾激起该行职工的很大义愤。伍克家后因病辞职，上海银行总经理由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接任，此时天津已解放了。

    陈光甫于解放前出国，据说去英国伦敦。陈的亲信朱汝堂（副董事长）、徐谢康（国外部经理）等则去香港。现在，陈光甫、徐谢康均已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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