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熙鉴

    一、陈光甫的简历

    陈光甫，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里。父亲陈仲衡原在家乡开钱庄，后因经营情况不好，于1892年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员。当时陈光甫12岁，随其父在这家报关行当学徒，工余学习英语。7年间他学了不少中国商业的基本知识，英语也有了相当基础。1899年，他18岁的时候，考入了邮局任职员。1902年，他又转入汉阳兵工厂，担任英文翻译。在这时，他结识了汉口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后来，陈光甫和景维行的长女结了婚。

    1903年，美国在圣路易斯举行国际博览会，清政府决定参加。陈光甫经其岳父景维行的介绍，与当时的两湖总督端方相识，受到端方的赏识，被派为湖北省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代表团的随员，在美国工作了8个月。会后，陈取得官费津贴在美国留学。自1904年起，先后进衣阿华州印第安诺的辛普森大学和俄亥俄州的美以美会大学学习。1906年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则经商业学院，1910年获商学士学位回国。这时端方任两江总督，组织南洋劝业会，自任会长。陈光甫被委任为洋务文案，不久调两江总督署。后任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幕僚。

    辛亥革命后，程德全任江苏都督，委陈光甫任财政司长。1911年12月陈被任为江苏银行经理。

    江苏银行是江苏省官办的银行，它必然受政局的影响。陈光甫认为银行应当有相当的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府机关的工具。他为了摆脱政治对银行的干扰，把江苏银行的经营方针作了重要的改革，这是他把在美国学到的有关金融管理的理论在中国所作的第一次实践。1913年，为反对袁世凯预备称帝的阴谋，肇和兵轮炮轰制造局。袁察知这项军事费用取之于江苏银行，即下令杀陈。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看见袁的手令后，对袁说，这是军人持枪威胁取得的，陈未参与其事，不妨留待查明处理。因此，陈得幸免一死。嗣后陈知此事，决心摆脱官办的江苏银行，联络与他志同道合的友好，征集了有限的资金，办起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于1915年创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定为10万元，实收8万元，即在上海宁波路一所陈旧的小门面房开了业。最初只有职员7人，庄得之任董事长，陈光甫任总经理，是当时上海一家最小的银行。

    庄得之，江苏武进人，是清末大官僚盛宣怀的远亲，曾任奥商信义洋行买办。1912年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他在上海银行投资2万元，是最大的股东。庄当选为董事长后，拉拢盛家存入上海银行数万元。陈光甫又拉拢中国银行张公权和浙江实业银行李馥荪以存款相助，业务得以逐渐发展。

    上海银行开业之初，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西方帝国主义各国互相残杀，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压榨。这使我国民族工商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国民族资本银行业亦相应地有了较大的发展。陈光甫乘这一有利时机，把他在邮局的结盟兄弟杨敦甫、杨介眉拉入银行，倚为左右手，依照美国办银行的方式，锐意经营。他以“服务社会”和“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为号召，以手续简捷、服务周到为手段，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广大群众为对象，打破了当时中国银行业许多传统陋习和官僚作风，博得了民族工商业者和社会人士的热情支持，因而业务蒸蒸日上。资本在开办时为10万元，1916年增至30万元，1921年增至250万元，1931年又增至500万元。至1937年，公积金与盈余滚存达1004万元。1937年6月底，存款总额接近2亿元（折合黄金171万两），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1/10。放款总额达1.4亿元（折合黄金124万两），其中工业放款占1/3。分支行处最多时达110余处，遍及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职员发展至2000余人。经过22年的努力，这时上海银行已由一个最小的银行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型银行，在民族资本银行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上海银行还经营外汇，在国外各大主要城市均有代理银行，是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主要银行之一，在国外颇著信誉。

    “七七”抗战爆发后，陈光甫将总行管理机构迁往香港。后来华北及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许多分支机构被迫停业，留存的分支行也把业务压缩至最低限度。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连在上海租界中苟延残喘的总行和在天津租界里的天津分行也沦于日伪统治之下。更由于货币贬值，日伪压榨，沦陷区各行业务非常竭蹶，只能维持艰难的局面。

    1937年，陈光甫在重庆设立总经理驻渝办事处，扩展内地业务，在西南、西北等大后方地区发展了不少分支机构。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急剧贬值，银行的正常业务已无法进行，而转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活动。由于银行经常保持一定数量的存款，以其用于放款可得高利，用于商业投机可获厚利，银行高级职员近水楼台，乘机自肥，追权逐利已成风气。因此组织日趋涣散，私人利益的矛盾日渐突出，所谓“服务社会”已变成了空话。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甫回到上海，担任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其他有关经济方面的重要职务，无暇兼顾上海银行日常业务，乃向董事会推举朱如堂为董事长，伍克家为总经理。朱、伍虽有意整顿银行纪律和风气，但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解放战争中，陈光甫看到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乃将上海银行大量资金转移国外。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借口赴曼谷参加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出国未归。

    全国解放以后，上海银行也获得新生。总经理伍克家因病辞职，由资耀华继任。资耀华早年留学日本，原任上海总行调查部经理，后任天津管辖行经理。他为了更好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在北京设总管理处，并于1951年实行全行公私合营。原香港分行经理王昌林来京参加总行会议后，返回香港，周恩来总理写给陈光甫一封亲笔信，交王带去，劝他认清形势，归回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但陈无意回国，以后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香港政府注册，脱离国内关系而独立经营。1954年陈光甫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并无营业机构。到了1965年，才在台北开始营业。

    陈光甫于其原配景夫人去世后，即以与其同居多年的朱女士为继室。1976年7月1日，陈因病死于台北，终年95岁。

    二、陈光甫办银行的指导思想

    陈光甫早年在汉口报关行学徒的时候，就深刻地体会到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侵略扼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外货之倾销使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因此有扶持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愿望。当上海银行在1915年创办的时候，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发展的可能。陈光甫适时地提出了“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作为上海银行的办行方针和全体职工必须遵守的行训。他把这一口号印在记账凭单和对外单据上面，还印成单页，置于每个职员的玻璃板下。他在讲话中，也时常发挥这一思想。这在当时官僚习气很深的银行界里，的确使人耳目一新。

    那时外汇业务完全为外国银行所垄断，不但利权外溢，而且对我国的外贸事业极为不利。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局面，挽回权益，陈光甫决心开展外汇业务。他首先于1918年在上海银行总行创办了外汇部，重金聘请一个德国专家为顾问，又多次选派职员到英美各国学习和考察外汇业务，并与各国重要通商口岸的银行订立互相代理业务合约或协议。经过艰苦经营，业务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内沿海城市及内地的各主要分支机构也相继开展了外汇业务。由于业务的扩展，上海总行的外汇部于1931年改组为国外部，除经营进出口押汇、吸收侨汇、发行旅行汇信等业务外，还办理外币存款、放款业务。1933年在香港设立分行，外汇业务又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又加强了在华的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再次受到打击和摧残。陈光甫凭借与英美金融界的广泛联系，极力拉拢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厂商和洋行的存款业务，尽量为外商提供方便。他指示全国上海银行的主要分支机构均代收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后改颐中烟草公司）的贷款，用各公司自己制定的“交款单”交款，以方便这些公司和洋行的结算、记账、提货等手续。根据约定，各分支行代收的款项，积有一定成数，即自动汇给其总公司，免收汇费，这就大大地便利了洋商，提高了他们对民族工商业的竞争能力。为了拉拢美国石油公司的业务，他还以高薪聘请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买办担任银行的高级职员，专司其事。这些措施与他原来标榜的“抵制国际经济侵略”早已大相径庭，于是他就把这一口号改为“促进国际贸易”。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在存放款业务上争取多向中小厂商开展。为了保证放款安全，尽量扩充押款、押汇，并大力经营打包和仓库业务，为承做押款、押汇提供有利条件。为了吸收闲散资金，提倡储蓄存款，一元即可开户，这是陈的首创。开办之初，同业对此引为笑谈。一次，一顾客以100元开100户，经办人员请示主管后，予以照办。消息传开，反而招徕了许多真正热心储蓄的储户。陈还开创了多种多样的储蓄，有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教育储蓄等，还发行礼券储金。这不但促进节约储蓄的风尚，也为银行积累了大量稳定可靠的资金。他的成功，使原来不屑于接受小额存款的银行都起而仿效，甚至一些大银行也竞相提倡这种业务了。

    上海银行还努力发展国内汇兑业务，创办票汇、信汇、电汇、电话汇款，办理小额家用汇款（一般免费）。即使收款人所在地该行没有分支机构，也要设法通过就近分支机构将款转去。在30年代，该行的国内汇款总额为全国银行之冠，这是一笔可供银行周转的巨大无息资金。在经济衰退、资金呆滞时期，陈光甫首创农业贷款，向农村寻求出路。他说：“此种贷款不特时短，具有流动性，数量零星，甚为稳妥，而且对繁荣农村、辅助农业经济之发展有很重要意义。”1931年至1937年，上海银行与华洋义赈会和南京金陵大学合作，举办农业贷款。1934年上海银行总行成立了农业部，由著名农业专家邹秉文任经理。1935年农贷区分布于10个省的73个县，有906个办事机构，有借贷关系的农民近20万人，农业贷款达608万元，年终余额332万元。贷款对象以自耕农为主，每亩地贷款8～10元，利率月息8厘，较一般贷款利率为低。还在山东临淄产烟区投资创建了新式烤烟厂，用科学方法评定烟叶的等级，以抵制外商烟草公司收购烟叶时通过压级、压价等办法盘剥农民。

    陈光甫十分重视服务态度。他根据国外银行的服务精神，提出“顾客永远是正确的”“顾客是衣食父母”，号召全体职员要仪容整洁、态度和蔼，服务周到、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顾客等候时间等。他对于营业室的设计、窗口的设置、工作程序的改进，以及采用机器记账、登折等，无不从方便顾客着想，周密考虑，精心安排。他提倡经副襄理不坐经理室，而在营业室办公，与顾客密切联系，多交谈，多访问，多听取意见。上海徐汇分行建行时，把经理的座位设在柜台外面，围以一圈座位，呈马蹄形。经理办公桌上置一标牌，和其他职员一样，上面写明职务和姓名。顾客可以随便找经理谈话或接洽业务。经理可以借机宣传银行的业务，给顾客以业务指导，征询顾客对银行的意见要求等，使顾客倍感亲切，而愿与之往来。上海淮海路分行办过“夜金库”，商店可将夜间营业收入的贷款封包投入，银行次晨入账，以解决商店夜间保存大量现款问题，用者称便。

    陈光甫特别注意艰苦创业精神。他经常告诫各主管人员要艰苦朴素，勤俭办行。尤其对于营业用房屋力求简朴实用，避免豪华。陈光甫曾谈到一次他到美国的一家银行办事，看到银行大楼矗立，金碧辉煌，耀眼夺目，有点自惭形秽，望而生畏。他说：“我行往来多系中小层小户，如果银行搞得太阔气，小额储户就可能不敢上门了。”30年代初期，总行大厦竣工前，上海银行虽早已跻入大银行的行列，但其营业用房仍是原来开业时用的简陋房屋，经过屡次扩充而勉强应用。总行大厦的兴建，也特别注意外观朴素，两层以上均用清水红砖墙面，这在当时的银行大厦中是少见的。其分支机构亦均本此原则，自建房一概崇尚朴素实用，而多数分支机构则系租用旧房加以改造而已。

    三、研究经营管理、建立规章制度

    上海银行的业务管理和规章制度，是在陈光甫的主持下组织各方面的专家研究制定的，它随着银行的发展而逐步充实完备。这些制度的建立，对于上海银行业务的迅速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上海银行的管理体制采用总行制，总经理为全行的最高领导。总行既是管理部门，又有庞大的营业部门，互相结合，指导全行的业务。这样可以精简机构、压缩层次，使管理部门能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研究问题，指导全行，避免闭门造车，不切实际，同时能收到指挥灵活、行动敏捷，提高工作效率的实效。

    上海银行的管理，主要以人事管理、业务管理、会计制度、调查研究为四大支柱，其中特别注重人事管理。

    （一）人事管理

    陈光甫在建行之初即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使职工忠于银行、忠于职守。为此目的，陈实行“扣储特储”办法，即扣除职员工资的1/10，另由银行赠送同额款项，合在一起作为“行员特储”（按照规定，该项特储须满10年方能提取），使职工期待将来可得巨款而安心工作。在银行增资时，动员职工认购股票，并给以借款资助，从而使行员成为股东，实现“劳资合作”，借以调和阶级矛盾。

    订定行员待遇规则，将行员分为职员、办事员、助员、试用助员四级，各级又分三等三级，按序提升。每年年终举行全面考核，据以提级加薪，使职工抱有希望，安心工作。并定奖惩制度，严格执行，使职工切实遵守纪律，执行银行的各种规定。

    用人一般以“任人唯贤”为原则，通过考核，量材录用，虽亦有照顾私人关系处，但无真才实学，仍不予重用。对于有专长的人才，则破格录用或提拔。开办训练班，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把一些有才干的职员培训成为银行的骨干力量。另外选择优秀人才，出国考察深造，延聘专家主管有关业务。陈光甫每星期四还邀集一部分职员聚餐，参加人员由他亲自圈定，席间自由交谈，互相了解，借以发现人才、选拔人才。

    重视职员的思想教育，设立图书馆，购置大量书刊，便利职工业余学习。创办《海光月刊》，宣传银行的宗旨，号召职员投稿，交流经验，互相切磋。抗日战争前，著名作家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取款》，对银行的官僚作风做了辛辣的讽刺。总行很快就发出通知，全文翻印，发动全行学习讨论，引以为戒。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又在上海办了一处“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聘请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教授主持，由国外进口大批图书，除供银行职员阅读外，还对外开放。并时常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馆讲学，或为银行高级职员作专题讲演。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通货不断膨胀，为了照顾职工生活，上海银行采用自编生活指数核发津贴，并增加福利待遇，如补助职工子女教育费，报销本人及家属医药费，设“行医室”免费应诊等，还定期发放一部分实物，照发年终奖金，实行退休制度等。

    为了做好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规定职工上午9时上班，8点3刻到行签到，逾时作迟到论，虽总副经理及各部主管亦无例外。并设专人监收签到簿，按日按人分别登记卡片。一度实行全勤奖，凡全年不迟到请假者，年终加发一月工资。

    （二）业务管理

    在总经理领导下，决定业务的方针政策，并根据金融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临时发生的变化，加以调整，作出应变措施。

    编造全行年度业务收支预算以及各项费用预算；审批各分支行预算并监督执行情况。如遇各项费用的实际支出超出预算对，须申请追加。

    遇有重大事项，如增设或撤销机构，以及大数放款，特别是信用放款，必须事先请核，待批准后方能办理。审核分支机构按规定报送的日报、月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强总行与分行的联系。

    组织有经验的检查员，分赴各分支行进行巡回检查，内容力求详细、周密、彻底，并按规定作出检查报告，经集体研究后，将查出的问题以及存在的缺点，通知被查行纠正。

    （三）会计制度

    编制会计规程及办事细则，作为全行处理账务之依据。研究如何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注意手续过程中的牵制作用和监督作用。要求每日平衡账目，核实库存现金。总结经验教训，对工作中的缺点和漏洞，及时补救。发现不符合规程情事，立予制止纠正。

    （四）调查研究

    研究国内外经济动态，金融情况，调查国内外重要商品供求增减，行情涨跌；预测市场变化；定期编印《通讯》，提供业务部门参考；收集统计资料，编写专题研究报告。

    四、创办附属企业，向垄断资本道路发展

    随着上海银行业务的发展，为了避免利权外溢，陈光甫陆续创办了不少附属企业。如旅行社、招待所、仓库、打包厂、保险公司、贸易公司等。提出“旅行社是先锋队、银行是主力军、仓库是辎重队”的口号，要求各企业间通力合作、互为依存、互为作用。

    中国旅行社是陈光甫在中国首创的一个旅行服务企业。1923年在上海银行总行设立了旅行部。1927年由上海银行投资5万元，成立了中国旅行社，后增资至50万元。该社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最多时达100余处，在东南亚、印度、菲律宾、香港等地都曾建立机构。与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日本的“国际观光局”、苏联的“国营旅行社”等订立互相代理业务合约。该社在开办后的六七年中，每年赔累甚巨，均由银行在盈利中拨付，因而股东中啧有烦言，要求停办。陈力排众议，坚持办下去。他说：“所谓盈亏，仅系表面数字，实则旅行社之盈余，有倍蓰于上海银行者。上海银行之盈余，可操筹而数计，旅行社则不然。盖天地间事物确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数之好感，其盈余为如何耶？”他还说：“此种服务的宣传力很大，人知有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旅行社不仅为上海银行披荆斩棘，广开门路，它本身的业务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旅行服务企业。

    陈光甫并与英商太古洋行合办宝丰保险公司，自办大华保险公司，承保水火险业务，为银行抵押贷款及进出口押汇服务。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专门办理商业信贷及其他信用担保的保险，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也许是唯一的一家信用保险公司。

    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制区内，由于货币急剧贬值，他创立了大业贸易公司，大搞商业投机；又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经营电机、电器的生产和经营畜牧场等业务。

    五、陈光甫与国民党的关系

    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陈光甫即与江浙资产阶级一起对蒋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他与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等筹组“江苏和上海财政委员会”，陈任主任委员，为蒋筹措政变经费300万元。民族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发起摊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以换取蒋介石政权对他们投资的北洋政府公债的承认。陈任募集主任委员，募得1800万元，其中仅银钱业即占1000万元。以后上海金融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经费与日俱增，仅上海银行一家即达420万元之巨。1929年，陈受国民党的委托，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后又出席万国商会。1933年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1934年日本侵略者强迫国民党政府恢复“九一八”事变中断的北宁铁路平沈段通车，以便进一步侵略华北。蒋介石既不敢拒绝，又不敢公开接受，乃通过当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陈光甫秘密商定，由中国旅行社出面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通车事宜。此事陈帮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忙，受到爱国人士的责难。1936年陈光甫为了给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筹措外汇基金，率中国币制代表团赴美签订美国收购白银750万盎司的协定。这不仅得到国民党的赏识，也受到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赞许。抗日战争中，陈代表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桐油货款2500万美元的协定，又签订以云南锡偿还2000万美元贷款的协定。之后，他担任了国民党财政部的外贸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党政府办的复兴和富华两个贸易公司的经理。1940年为了维持“法币”的汇价，用英国和美国的借款成立了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陈任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主持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工作。

    在创办上海银行之初，陈光甫的政治态度是“敬远官僚、亲交商人”，采取中间立场。以后，陈光甫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他唯恐革命损害他的事业，产生依靠政治力量以自保的思想，积极为蒋介石筹资；另一方面，1935年，国民党又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强制实行中国、交通银行国有化，同时把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和四明银行，纳入其金融系统，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民族资本受到严重威胁，上海银行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陈光甫对国民党的这种兼并政策既害怕又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他权衡利害，不得不向官僚资产阶级投靠，送股票给孔祥熙，请他担任银行董事，借以自保。

    以后国民党的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二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相互联合，完成了对中国金融的垄断。陈惊呼国民党“对于银行由不干涉状态进入实行统制主义”，产生了依靠美国力量以自保的想法。这时，他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发出了绝望的悲鸣，他说，“不得不另辟新途径，以谋发展”；又说“打通欧美银行与本行进一步的关系，是我行新生命的寄托”。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数次请陈光甫赴美乞求借款，他怕舆论的谴责，未敢应允。同时，蒋介石又曾多次请他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均辞而未就。

    六、陈光甫与美国的关系

    陈光甫是美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崇美、亲美的思想十分浓厚。上海银行和中国旅行社都是按照美国经营方式创办的。他屡次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谈判借款，并出色地保全了还款信誉，受到美国的称赞，尤其受到当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的支持和信任，认为他是可以为中美利益服务的不可多得的人才。1938年7月间，日军大举向中国腹地进攻，抗日战争处于艰难的时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告知国民党政府说，他虽不能作出任何许诺，如派陈光甫来华盛顿了解一下取得美援的可能性，对中国可能有好处。从这点可以看出摩根韬对陈的信任。以后陈光甫担任由英美借款成立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就是由于摩根韬的提名和支持而通过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任首席代表。他在会上发言要求欧美各国“对战后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进行投资，使中国农、矿及手工产品得以自由进入世界市场，以便中国有力量从国外进口商品和设备，偿还所负的债务”，并说这“裨益于世界之繁荣与和平”。陈回国后，利用各种场合，将此思想大肆宣传，并组织人员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问题，希图引进美国的技术和资本，以帮助我国的农业改革和实现工业化。为此目的，上海银行在美国成立了纽约通讯处，研究美国投资和培养人才问题；与浙江实业银行共同投资成立中国投资公司，联络美国银行，研究引进资金问题；与美商合办华懋保险公司及中国工厂拓展公司。以上企业均于1945年至1947年间在美国注册成立。这样，上海银行就与美国发生了更密切的经济关系。陈光甫打算更加紧密地向美国投靠，以便对抗国民党官僚垄断集团对上海银行的觊觎，因而在政治上也就更加靠拢了美国。不久全国解放，陈光甫依靠美国力量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幻想，便完全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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