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和

    一、陈光甫的家世与经历

    上海银行（全称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先生是江苏镇江人，家里是从事钱庄业的。他原名陈辉德，由于对外通用“光甫”，所以“辉德”两字倒不为人知。但在不少地方他还是使用的，像他在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些职位（如中央银行理事、国民政府委员等）就是用“陈辉德”而不用“陈光甫”的。

    他幼年当过学徒，在邮政局当过职员，出身比较清苦。因此，当他创办起上海银行以后，即经常以他的出身苦为现身说法的材料来向银行职员灌输“勤俭”的道理。比如他说：“银行一事是为耐劳守苦者终身之职业，但绝非吾人投机发财之地。”又说：“上海银行是苦出身。”这对于上海银行在旧社会里保有一种比较“兢兢业业”作风是有一定关系的。

    他很幸运地得到他岳家的支持，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经济。毕业回国后，又因他岳父是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他得以出任江苏银行的经理。

    陈光甫从美国学来一套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与经营方法，是不适合于江苏银行那种封建官僚金融机构的，由于他不能满足官方的予取予求，所以辞职不干了。

    他依靠岳家的资财和他家庭与钱庄的关系，以及攀附留日的张公权和李馥荪（铭）等人，于1915年在上海宁波路开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时门面很小，资本名义上是10万银元，实际上他说当时仅凑集了7万元，人员仅7个人，规模是很小的。陈光甫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晚上回行还亲自为青年行员开班教书。所以不少行员是他的学生（像以后大业公司的总经理李桐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陈光甫确是相当勤苦的，他所创办的小上海银行也不为当时钱庄银行所重视。

    当时，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继续进行，但上海金融市场还是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之下，英国汇丰银行的势力还是喧宾夺主的。国内金融势力则操在钱庄手里，洋商银行只收钱庄的庄票，不收银行的本票。国内埠际贸易方面，钱庄的申票又是主要的流通货币。所以钱庄是商业金融的枢纽，只有钱庄有票据交换机构，银行票据也要委托钱庄代理交换，这就必须先存放头寸于往来钱庄。一般银行想在上海外滩洋商银行开个往来户头，是不容易办到的。陈光甫后来常不胜感慨地说：“吾人几次想在汇丰银行开个户头而不可得。”当时陈的声望远远比不上一个外商银行的买办。他说：“吾人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不能，即欲见账房亦不可得。”他曾说过：“民国初年，江苏银行的董事多为外商银行之买办，骄甚。”买办有上海道契，可以用以押借款，有钱为银行垫款，可以出入官府，结交洋人，成为当时的“高等华人”。上海银行当时资金不过7万元，吸收的存款不过55.7万余元，储蓄不过1.8万余元，那是不入流的小银行，谈不上地位，就是维持存在，也还是要克勤克俭的。

    二、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一些做法

    陈光甫凭借他从美国学来的一套经营方法，就在这个很小的基础上苦干起来。首先，他约原在邮政局的两个结盟弟兄（杨敦甫、杨介眉）到银行里来为他的左右手，又从江苏银行里挑选一些能干的人员，以结成相当短小精干的银行队伍；并培养一批年轻的练习生。在业务方面，除了仿效钱庄搞往来存款以外，还特别致力于小额银元储蓄存款的吸收。当时，钱庄对小额存款是看不上眼的，特别是对银元存款，一般是不给利息的。陈光甫看到银元的使用范围一天天要扩大，同时他认识到多数小额存款反而比少数大存户稳定性强，因此上海银行对于小额储蓄存款致力很大，特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宣传，这在当时金融界是不屑为的。曾经有一个人为嘲弄这个小银行的这种做法，拿了100元来要求开100个存折，陈光甫并不以此为耻，还是贯彻他的做法，更加扩大对储蓄的宣传。以后继续开办的，有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

    上海银行从办储蓄所获致的利益是很大的。从1915年的1.8万余元，到1921年即达116.67万元，1932年达2300余万元。这里储户很多，而且有不少是10年以上的储户。这是一笔非常稳定的存款，可供银行随意投资运用，准备金也远比活期存款的为小。无怪陈光甫后来常说：“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就是说银行仅凭信用就可以聚积社会不少闲散资金，以供工商业使用。

    在一般存款方面，除了办理钱庄式的往来存款以外，还开办新式的活期支票存款。对于这项存款，陈光甫特别注意要加强对顾客的服务。他对于职员经常以“服务顾客”“顾客是衣食父母”等口号来促进他们的服务态度。他训练行员对顾客要有礼貌，要和蔼，“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果职员得罪了顾客，那就要受一定的申诫。甚至有一个时期，他限制行员在柜台上吸烟，因为这是不礼貌的。上海银行活期存款这部分还实行柜台员责任制，就是由营业员负责验票、收款、付款，不像许多银行把验票与收付款分开。实行一人负责的优点是便利顾客，免得顾客跑两处。柜台人员因为经常与存户打交道，对于支票印鉴一看即知，一般不用验印鉴。陈光甫还要求职员认识顾客和了解顾客的信用，对于经常往来的存户要能做到不验印鉴和不看结存即能付款，所以效率很高，博得顾客的好评。

    放款方面，上海银行没有像钱庄搞汇兑的条件，也没有搞银元银两兑换的资力，又不敢从事公债库券的投机，而主要投放于堆栈押款、货物押汇、厂家押款以及往来透支等。这种对物信用虽然比对人信用繁琐，但确是风险少，有保障，而且也适应民族工商业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上海银行的投放业务扩大了，同时也增加了往来存款数目。1915年存款总额不过55万余元，1921年即增为1227万余元，1931年增为10968万余元。在放款对象中，主要是上海、无锡、南迪、芜湖、蚌埠等地的纱厂和面粉厂。以原料棉花、小麦、棉纱和面粉为押品，投放资金；并且也放一部分厂基押款。这种国货工厂的放款，到1936年达到3800余万元，占该年放款总额11000余万元的三成以上。这是上海银行投放给民族工业的银行贷款，当时除了中国银行以外，在一般商业银行里是比较突出的。

    在农业放款方面，上海银行追随中国银行之后，在1931年也委托华洋义赈会与金陵大学办理农村合作社贷款。1933年该行设立农村合作贷款部，并在南京，长沙、郑州三地设分部，从事以棉花为主的运销合作、信用合作、农业仓库、农民抵押贷款等业务。1933年贷出100万元，1934年贷款增至450万元，1935年增至600万元。这项业务虽然是为放款找出路，但终比投机公债有些积极作用。

    陈光甫说，他经营上海银行的方法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经营路线是“敬远官僚，亲交商人”。口号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这个口号后来就作为上海银行的行训。从上海银行的经营活动中看，基本上是按照这三个口号做的。像在1917年上海银行在南通办理厂家押款、工厂特约押款及抵押透支，这是开民族工业与银行握手之先声。19l8年在英国伦敦洽订代理处，为我国商业银行办理国外汇兑的萌芽。1919年更扩大国外代理汇兑业务于英、美、法、荷兰、日本各国重要商埠的银行。这在推广营业和在国外汇兑中争取一席地位，是有一定先驱作用的。

    当时上海银行还是弱小的，比起洋商银行来更差，所以陈光甫当时对洋商是仇恨的。他很支持荣宗敬所办的申新纱厂，可以说上海银行与申新、大生等纱厂有着血肉关系。英、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纺织业的侵略和摧残直接影响上海银行的利益，陈光甫当时是站在中国民族工业这方面的。他同情荣宗敬所说的慨叹话：“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他并引申说：“上天简直不使我们做人！一般人生来都是穷苦，国内谋生艰难，生在山东的跑到东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广东人到欧美去求生活。”1932年他在上海银行对职员说：“我们要记住，中国当前的敌人是外国经济侵略。外国银行专做汇兑生意，他们所关心的是Manchester的棉布，以及Pittsberg的铁矿，Detroit的汽车，并不管我们工业的盛衰。”同年他在《银行周报》上撰文也说：“上海进出口生意，由本国银行直接投资的，不过10％光景，其90％俱取给于外国资本。……听说钱庄有1000万现款寄存在汇丰库中。”

    1934年，当汇丰银行要拍卖中新纱厂的时候，陈光甫对于促使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出来设法挽救是尽了一定力量的。

    陈光甫仿效洋商通济隆的做法创立了中国旅行社。他最初在上海银行里设立旅行部，后来单独划分资金成立中国旅行社。中国旅行社为旅客代购轮船，火车客票，预定舱位，照料行李，并发行旅行支票。该社还发刊《旅行杂志》，刊载有关中外的名胜游记；并且设有专人编写各名胜地点的导游小册子，办理各地名胜的集体游览等。后来中国旅行社还在不少地方投资建筑旅社和饭店。抗日战争发生后，它在西南、西北公路沿线都办有招待所，旅客无不称便。

    中国旅行社设立之初是亏本的，以后也一直不能盈利，因此在上海银行里有不少人反对从事这项生意。但是，陈光甫则始终坚持办理，并且对旅行社还十分重视。他之所以特别着重办理旅行社，可以从他在1929年1月在中国旅行社同人聚餐会上的发言里得到一些解答。他说：“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数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如耶？”实际上，正如许多人所知道的那样，中国旅行社由于接触的面很广，为上海银行作了不少广告，使上海银行从中得到不少存放款以及保管、委托等业务的盈利。除此之外，在介绍各地名胜和办理导游方面，“中旅”在我国旅行事业里也是先驱。《旅行杂志》在旧社会里很受读者欢迎。各地招待所比较整洁，服务比较周到，也是众所公认的。

    所有以上这些活动，正如陈光甫所说：“上天不负苦心人，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矣。”

    当上海银行还在比较进步的时期中，陈光甫特别注意行员的精神训练。每年在各地中学吸收学生入行，开办训练班。除讲授银行业务以外，还要灌输他所提出的“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团结一致的思想。并为行员讲述三大行训的关系：“所谓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者，亦即服务社会之谓。如能尽服务社会之能事，则工商实业自能辅助，国际经济侵略即已抵制矣。”此外，他每月还定期约银行各部门的人员同桌吃饭。事先由人事部门把约来职员的情况给他作了介绍，因而在吃饭时他可以针对每个人的优缺点提出鼓励和警戒，以促进行员更加努力工作。年终奖励的办法，除了公开的一般奖金以外，还有由他本人把行员找去慰问一番之后，亲自付给用红纸包着的奖金，这样更增加行员对他的爱戴。他可以用高于他自己（总经理）的薪金来约请高级职员到上海银行工作。他对于自家亲友的入行也视同一般行员，要求一切从头做起。因此，在人事制度上，上海银行是比较健全的。他肯拨出一部分钱为行员设置图书馆，还经常出题目征文，选中的给以奖金；并在行内办有《海光月刊》。他还鼓励行员在业余从事体育活动，开运动会，成立球队等等。这些对于活跃行员的精神生活起了一定作用。

    陈光甫认清了“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他认为有了信用，则不患没钱赚。1927年武汉政府颁布命令，集中现金，钞票停兑以后，汉钞市价仅一折余。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在停兑前后，所收存款约五六百万元。为了争取存款人的信用，陈光甫坚持按现金支付——即存款在停兑前存入的，概付现金；在停兑以后存入的，亦各按其存款日的市价支付。这样，上海银行多付出了现金200余万元。表面看来是吃了亏，但实际是收了长远的利益，因为这一举动博得武汉不少人的称赞与信任。后来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在汉口的存款大增，业务大盛，是与这次汉钞付现有密切关系的。

    资本主义世界是互相倾轧的。上海银行的发展也不是风平浪静的。陈光甫为此曾感慨地说：“中国人嫉妒心甚深，每见他人得意，即加忌妒，不但不肯帮忙，且在暗中百端排挤而倾轧之。”这是他亲身感受的总结。最使他刻骨难忘的是1931年的提存风潮，事后许多年，陈一谈到此事，还是心惊胆颤的。因为那次提存风潮差一点使上海银行倒闭！

    1931年6月上海银行新建行屋落成，迁入办公。正在庆贺之余，由于汉口大水，传来上海银行做押款的食盐受淹，这竟引起南京上海银行的大提存。后来扩大到上海方面，形势相当猛烈。最多一天竟要付出1000余万元现金。上海银行变卖了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还是应付不了。最后陈光甫不得不向上海青帮头领纳礼，同时向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请求支持。中国银行答应借款并通知各地中国银行对上海银行加以援助。这样才使上海银行得以抵住提存风潮，免于倒闭。无怪事后多年，陈光甫对于张公权一直感恩戴德，称之为“救命恩人”。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当时银行界没有共同组织，无处可以借款，中国银行实际上有中央银行的地位，它通令支持上海银行，才稳定了人心，打击了趁火打劫的人。

    风潮过后，陈光甫痛定思痛，特别在行内提出“打倒老太爷、大老爷、少爷三派”的口号。他指出：“老太爷为行将就木之人，少爷为不识艰难之辈，大老爷则为官派十足者。”他竭力倡导勤俭负责。他说：“行员能造谣，亦能辟谣。”

    这一次风潮，对于上海银行在经营上敲了警钟，使它以后放款讲求了灵活性和厚积准备。但另一方面在陈光甫脑子里，认识到政治力量是不能不依靠的。这对于他以后转向政治活动不是没有关联的。

    三、陈光甫对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适应与徘徊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引用了北京《晨报》上的两句话，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在陈光甫的发迹过程中，情况正是这样。当他地位还不巩固、上海银行还受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时候，他对帝国主义是抱有恶感的，他对于中国新兴的民族工商业是支持的，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纱厂在中国的喧宾夺主气焰是仇恨的。他对于封建势力也是反对的，特别对于内地的封建割据更是反对。他说过：“内地对银行无认识，有不令银行出钱、将令何人出钱之想。法律与政治上皆不能保护。”他又说：“地方军政借款，多用威力强迫，本行甚至有被抢劫现款之事。蚌埠、徐州军队，每以无款发放伙食，召集商家开会，迫令银行承借。稍推诿，即以饥军行将哗变、无法制止相要挟。”充满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陈光甫，对于封建势力当然是不会满意的，因为封建主义限制了资本主义银行的自由发展，因此他是同情革命军北伐的。

    但是，他所向往的是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扫除军阀，统一全国，保护银行到处发展。大革命时期，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各地工会纷纷组织起来，却使他感到可怕。那时上海银行里也出现了工会组织，这使他感到劳资斗争就要影响到他的统制，因而对于革命又彷徨起来。

    1926年11月虞洽卿由沪到南昌会见蒋介石，以反共灭共为条件，答应给蒋介石以财政上的援助，在沪筹募“二五库券”。陈光甫被推举为劝募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这次筹募工作中，陈光甫表现了他的办事能力，很快募集了1800万元，其中银钱业购了1000万元，其他“绅富”团体购了800万元。这就给了蒋介石以背叛大革命的资本。

    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陈光甫把上海银行的工会解散，开除工会中活动人员；并且对于广州分行里使他头痛的劳资纠纷进行了处理，把“闹事的”压制下去。事后，他曾说：“（民国）16年春，革命军进至长江下游，是时共党蜂起，社会不安之现象达于极点。本行放款即无从着手，而所有存款悉为准备。”又说：“吾人日处乱世之中，16年来，一无宁岁。尤以革命军进占长江流域后，工潮突起，战事蔓延，卒至市面大受影响，元气损伤，天演之理，不进则退。”这时期他把杭州，镇江、烟台、北平等分行停业，其他分支行也缩小范围，以减少存款减轻支付利息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广州分行里所发生的劳资纠纷，使他感到革命前途对于银行经营是不利的，因而保守收缩以观时局的变化。

    陈光甫从工人运动中吸取了经验。他从此在上海银行里更加强了混淆劳资界限的措施。当1930年10月上海银行增资到250万元时，就把新股125万元分配给行员认购。他说：“使行员皆成股东，实行劳资合作，庶几团结力量益臻巩固。”另外，陈光甫在上海银行里实行行员储金办法，即按每人薪水的10％，由银行在发工资时扣下，另外由银行照数也提一份，一并储存起来，到行员退职时才能支取。这一方面是为防止行员舞弊；另一方面也是想加深行员与银行的经济联系，他希望达到“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境地，使银行与职员血肉相联，痛痒相关。

    在银行训练班里更加强灌输无阶级矛盾的思想。1932年他对行员们说：“在职务上虽有阶级之殊，然所谓阶级，不过表示其一种责任，实际上人人平等。”又常说：“大家都是老板，银行兴衰，人人有份，勤劳俭约，守分知足。”他在宣扬他对上海银行的“功劳”时说：“本行经过16年风波，好像上四川的船，拉纤过滩的人用了许多气力，大挣扎，才能将船慢慢拉上去，稍一放松，又退下几十里。”因此，要求每个行员都要勤勉从事。他用轮船船主由洗厕所之工人一步步升迁之不易的例子，竭力宣传“无不从劳苦中来”的人生观。他用许多具体事例说明由于有了上海银行，才使得近万人有了生活保障（包括职员及其家属）。所以每个人应该爱护上海银行，不要搞劳资纠纷。他并且对中国大家庭的封建关系做了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解释。他说：“中国人的社会，自来就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闸北难民，不消说是分别到各人的亲戚朋友家里共产去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大家庭制怎么能了解呢？”

    1944年他在重庆，把美国宣传“人民资本主义”的文章最先找人译出登在《大公报》上。他认为斯大林是独裁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地主是“要命的”。1945年9月，他在《上海银行战后经营方针》里说：“资本主义之经济已演变为福利经济，银行成为顾客之银行”，指出在人事上应该把“大我小我化为一体。”1950年他在香港寄给国内的《告同仁书》里曾说：“上海银行没有真正的资方。”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资产阶级力量是微弱的，比不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达到资产阶级左右政治的局面。拥有军队的蒋介石，为了培植四大家族的发展，筹措打内战的经费，开始逐步地实行囊括上海金融业的政策。而私营金融业为了生存，也不能不依靠蒋政权的保护。实际上，上海金融业对蒋介石的支持是与日俱增的。据估计，1926年上海银钱业投资公债有1.3亿元，1931年更达2.3亿元。直接对南京财政部的贷款，1935年6月底达6500万元。以上海银行一家而言，在1936年上半年即借给南京财政部420万元。

    国民党政府为了反共，连年兴兵，财源枯竭，不能不赖发行公债弥补。内地战乱频仍，农村破产，社会资金集中于上海租界，银行存款增加，苦于缺乏出路。所以对于利息优厚（利息连折扣合计约在月息20％以上）的公债，自然视为经营的好对象。

    上海银行投资于有价证券的数目，比起其他银行为低。1932年有价证券占存款总额5％；1933年占6％；1934年占9％；1935年占11％。

    上海金融业投资公债所获得的利益是相当高的。这可以从孔祥熙1936年9月19日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密呈中看出。孔说：“查政府发行各种公债，于条例中虽规定发行价格，而事实无法照规定价格发行。故于民国18年时，行政院密饬财政部准以各种债券按照时价折变现金，借资应付紧急军需。……不知借款原有偿期，届期不偿，银行即无法周转资金，以营其他业务，更无放款余力。是财政部之所以债券折售，实为应付急需，并兼顾金融市场，原属不得已之举。况借款月息多为一分，而债券月息则仅五厘。若提供借款押品之债券长久不予结售，则每月坐耗五厘，即使押品债券逐步上涨，亦不足抵偿借款多支之利息。且既不结售，又无款清偿，则所借之款照复利计算，年复一年，其损失有更大折价者。”实际上，在宋子文任财长期间，一般债券结售价不过四折左右，中间经销银行的利润是相当大的。

    永利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当时曾指出：“市场利息因政府公债条例太滥之故，竟抬高至二分以上，市场流动资金群趋于投机一途，民间生产事业之股票债券竟至无人过问。谨厚之资产阶级则为公债利诱，动辄倾其家私。故公债之残害我国实业，比之任何暴力尤为凶猛。”中国银行经理卞寿孙在工商会议里也提出：“凡属无裨生产事业之内债，以后不宜再发，俾市面游资不致倾注于公债一途，而银行亦得腾出余力以从事于辅助工商业之发展。”这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用公债吸收资金，用以进行内战，已经与资产阶级利益发生了矛盾。

    陈光甫在1932年也说过：“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一若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这时，南京政府的贪污无能也使陈光甫为之叹息。他已感到四大家族压迫的威胁，蒋政权的统制经济政策已使他感到不安。

    陈光甫在与李馥荪等人合作努力下，在1933年1月成立了银行票据交换所，加强银行间的团结，以后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借款，很多都由银团贷放，风险分摊，借以增加对放款的保障。

    正如陈光甫所顾虑的金融兼并果然发生了。1935年3月国民党以一纸金融公债的预约券1500万元拨充中国银行的官股，连原有官股500万元合为2000万元，与商股相等。又以该公债预约券1000万元拨充交通银行官股，形成官股1200万元的优势。这样就把中、交两行夺到手里。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把总经理张公权挤出中行，并实行了董事长制。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笔江）早已投入宋子文门下，因此未动，只把上海银行国外部经理唐寿民调到交行当总经理。

    3月20日南京财政部通知中、交两行，4月1日宋子文就走马上任进入中国银行。张公权事先并未与议，等他听到消息后，据说曾“潸然泪下”。这对他以及上海金融界都是一大打击。因为张公权在1917年及1920年曾两次反抗北洋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夺取的企图。1916年他抗拒袁世凯停兑中国银行钞票的命令，使他在中国银行打下了根基。国民党执政以后，中国银行还实际上起着领导金融界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改组中、交两行事先竟不叫他知道，他也无力反抗。这正反映了巨量公债已使上海金融业背上很大的包袱，离开了南京政权就难以生活下去，没有什么力量与之抗衡了。

    中、交两行的改组震惊了陈光甫。他当时曾说：“中、中、交三行之增资改组，中央银行法之公布，中国开办储蓄，中央设信托局，往昔行庄所恃以为武器者势必将缴械。政府已自不干涉状态，进而为统制主义。”

    陈对于统制经济是反对的。他所崇拜的是自由竞争和不干涉政策，因为他所追求的是无限制地发展和扩张商业银行。他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得来，尤为永久，尤为有纪念价值。”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资产阶级“创业欲”，这在陈光甫身上是相当浓厚的。

    陈光甫对于宋子文一直是抱有反感的。他认为宋为人毒辣，不讲人情，时时想吞并人，不如孔祥熙“厚道”。他说孔还讲交情，念旧好，宋则翻脸不认人。这时，陈光甫不能不求在政治上占一席之地了。

    四、陈光甫在新形势下的变通求存之道

    上海银行随着国民党在国内势力的扩张，也扩大了营业面点；但是四大家族的气势凌人，也使陈光甫看出金融业前途埋伏着不少危机和苦难。陈是“随缘善变”的，他不能坐以待毙。他常说：“环境有时不能不变更，社会上受环境之支配发展，应付有时而穷。能改良应付之方法，则进展开通之景象，不难达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山西票号执金融界之牛耳，气魄何等宏大，乃不旋踵如义善源及源丰润等相继失败，此皆不知变通之误。”

    陈光甫变通之路何在呢？通过贝祖贻（淞荪）的关系，缓和了他与宋子文的不和。他送股票给孔祥熙，请孔担任上海银行董事。广泛结交国民党军政要人，进一步加强南三行（上海、浙实、浙兴）间的团结。而最主要的是力求与美国挂钩。他认识到在国民党政权里他是渊源浅，没有力量的，要想立于不败地位，只有与美国发展关系才行。

    1932年他指出：“吾国保险费流入外国，每年有2000万元，为一大漏卮。”随后他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组织了“宝丰保险公司”，开始与洋商合作。1933年6月他派人到美国去，临行时指出赴美的使命，“在于打通欧美各银行与本行发生直接往来。能成功，即本行之新生命所寄托”。这时候，他已从仇视帝国主义转而与之接近了。上海银行的新生命已想转到与外国银行往来上了。

    1936年，他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国接洽出售白银。因为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白银国有以后，把外汇与英镑发生直接联系，对于美元没有固定汇兑比例，不利于美国商人。外汇基金是靠出售白银得来的。李滋罗斯的办法触恼了美国，报复的手段是美国停止在英国利物浦白银市场购进白银。而当时如果美国不购银，银价就要下跌。美国这样一来，银价下跌了而且没有买主，中国外汇基金也没有着落，眼看法币对外价值即难以维持，南京政府不得已乃派陈去美国商谈出售白银。

    陈光甫这一次在美国活动的结果是美国答应收买中国白银，交换条件是要中国把对美元的汇率也固定下来，并且要使用一部分银元。事后据陈谈，这次赴美叩头是“苦差事”“把鞋底都跑破了，看了人家不少冷面孔”。但是，他不是没有收获的。由于这一次他的小心谨慎，向美国财政部“竭诚”剖析中国国情，使得美财政部发现他愿意为美国服务的思想，对他有了较好印象。

    因此，1938年当抗日战争发生后，蒋介石又派陈光甫赴美接洽借款。陈光甫去后得到2500万美元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他还代重庆财政部在美国设立了“世界公司”，专门办理在美出售桐油偿还借款的事。在国内贸易委员会下设立复兴公司，专门办理在国内收购运输桐油去美的工作。当时美国《生活》杂志特别写了文章，对于陈光甫从滇缅路运输桐油至美还债的做法大为赞扬。陈光甫当时是重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他对于偿还借款很守信用，大大提高了他在美国的信誉。

    “世界公司”不仅是中国对美的偿债机构，而且是上海银行在美的办事处。该公司负责人虽是美国人劳海，但中国方面负责人则是上海银行的董事夏鹏，公司里许多职员都是由上海银行调去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银行的外汇买卖投资都是通过这个机构的。抗日战争以后，上海银行在纽约设立通讯处，实际上也是由“世界公司”人员兼办的。至此，陈光甫努力追求在外国立下根基的愿望实现了。

    抗日战争发生以后，蒋介石政府统治区开始通货膨胀。1939年中、中、交、农四联总处改组成立，由蒋介石亲自掌握，同时加强限制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力量日见下落。以1941年底在重庆的上海、金城等15家商业银行存款5796万余元计算，相当于抗战前200余万元，平均每家不过13.6万元左右。1942年2月底，重庆17家商业银行放款共计1437.7万余元，折合战前454万元，平均每家不过26.7万元。这比起1937年上海银行一家的存款18000万元，显然是不啻天壤。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商业银行的力量显然是削减很多，已经无法与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银行相比拟了。

    不过，陈光甫并不因为上海银行业务削减而失势。由于他被美国所重视，所以他在蒋介石政府里的地位反而比抗日战争前提高了。

    1941年中英外汇平准基金500万英镑消耗殆尽以后，英国无力照顾，蒋介石不得不向美国求援。美国允借美金一亿元成立中美平准基金，提名要陈光甫出来主持。蒋介石当时很不高兴美国这样干涉他的用人权，但也没有办法不答应。同年4月，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成立，即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在这个平准基金会里，陈光甫所站立场，照他自己所说，决不是代表中国，而是“超然中立”，兼顾中，美、英三国的权益。但是，实际上他是特别尊重美国代表福克斯的意见，尽力维护在上海的美商利益，让他们用中国的廉价外汇抽走在上海的投资。

    从平准会的内部组织看来，与其说是中国的一个外汇管理机关，还不如说是美国派驻中国的一个机构更为恰当。平准会里边洋味十足，绝大部分文件都是英文，对于重庆财政部的报告也使用英文。

    陈光甫这种立场和作风深得美国财政部的赞赏。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飞到重庆会见蒋介石时，即明白向蒋提出，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希望蒋介石要多向他请教。这样，孔、宋对于陈光甫就不能不另眼相看了。

    陈光甫在政治上的活动并无政治目的。他常说这是为了上海银行，实际上也是如此。在蒋管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靠山，想做生意不容易，更谈不上赚钱了。上海银行在西南一带本没有根基，中国旅行社的业务也不大，如果照战前那样搞放款是不会有多大盈利的。这时候，上海银行在重庆的放款主要是放给大业公司。这个公司是抗战前夕在汉口由上海银行成立的，主要是搞盐的运销，后来什么生意都做。所以上海银行在重庆的存放款虽远不如战前，但是盈利还是可观的。

    应该说，上海银行的外汇资金绝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的。抗日战争以前，它的存放业务虽大，但是利息支出负担也很重。放款又多呆滞，它无力积累外汇。在实行法币政策以后，通货开始膨胀，银行业务才渐渐活跃。“七·七”事变以后，上海发生资金外流现象，提存风潮很烈，像上海银行有18000万元存款的银行，对于提存是感到压力很大的。放款一时收不回来，而存款要支付，哪还有余力积累外汇呢？据统计，从7月10日到8月12日（沪战前夕），中、中、交三行售出外汇750万英镑。上海银行提存达2500万元，占存款16％，形势相当严重。所以南京财政部与上海金融业研究限制提存办法。陈光甫当时是银行公会负责人，先期知道即将公布“安定金融办法”。为了便利资金逃避并便利有关大户提存，上海银行并没有把8月12日的日记账和库存轧好，这样，不仅得以把一部分资金调往香港，而且也给大户送了人情。但是，这时期上海银行的外汇还是不多的。后来在平准基金维持上海外汇时期，上海银行也积累了一些外汇，但限于头寸，为数还是不大的。

    上海银行的外汇主要是在后方得到的。通过大业公司赚了不少钱。特别是“民国三十一年美金胜利公债”发行以后，每百元法币可买美金5元，初发行时还不为人所乐买，后来，陈以职务关系得悉这项公债的还本付息真有美金的保障，他即嘱上海银行和大业公司大批购进。不久，国民党停止发售，美金公债立即价增数倍。这样廉价美金的获得是平时所没有的。以后，上海银行和大业公司对于黄金存款和黑市外汇也购进不少。

    有了外汇，陈光甫在美的活动就更加有了物质基础。他在重庆创立“新纪工程公司”，专门与在美的“世界公司”挂钩，业务是代国内工业调查美国的工业技术并代办订货投资。1944年，陈派中国旅行社社长赴美，与美国轮船公司、飞机公司等商洽签订战后代理客货运的合同。又派大业公司总经理去美，研究战后大业公司复员后订购纺织工业的设备。后来，大业在美买下了一个半旧的纱厂设备。同年10月，陈光甫去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会后即留在美国研究上海银行在美资金的运用问题。1945年4月他与美国一些资本家组成了信托公司，中国方面发起人除陈外，还有李馥荪和张公权，资本1000万美元，由发起人认500万美元，上海银行认25％，计125万美元。据当时上海银行负责人说，这个外汇投资数约为全行外汇资金的1/6强。照此推算，1945年上海银行所拥有的外汇当在700万美元左右。这是战前任何商业银行所没有的外汇资产。

    陈光甫在经济上与美国发生密切关联，就更加促进了他思想上倾向美国。上海银行的行训“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也改为“促进国际贸易”了。

    陈光甫这时在思想上与美国人的想法一致。1944年9月16日，在重庆曾与我谈及他在15日与美国生产局局长纳尔逊（Nelson）谈话，谈到战后对中国投资事宜。纳尔逊认为中国太穷，无力还债，必须让美国人直接投资经营，一定时间后交还中国，此外无他法。陈谈至此，拿出他的日记给我看，并说：“纳尔逊看法与我所观察的相似，不过纳氏说得更清楚一点而已。”他很有“英雄所见略同”的表情。

    他在重庆中央设计局当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曾起草“战后初期经济建设计划”。他主张战后5年应该以5亿美元安定货币，以11亿美元兴建最低限度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并不必分国营民营，要奖励人民投资做生意。此外并应与原来外商投资公司接洽恢复铁路、航运。本国人主要搞加工工业，以扩大出口。为了培育人才，要提出2000万美元作为留学生之用。他还私下说过，要想安定货币，改革币制，必须把中央银行独立于财政部之外，不许随意支军费、发钞票。具体做法，“只有请美国人来主持中国财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所制定的上海银行经营方针是主张把资金投放在安全可靠的美国，而反对投放办工业，所以他坚持把大业公司所买的纱厂又转卖了。他叫中国旅行社把力量放在跟着“中国航空公司”跑的路线。他说：“今后世界必日趋国际化。纽约为世界投资市场之中心。我行在美信誉渐次树立，代理国外银行在华收付事务可望增加。”他警告轻举妄动，他说：“日本军阀即断送于轻举妄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银行的经营路线，已经不是投放民族工商业，而是把多余资金变成外汇投放到香港，在香港盖仓库，盖招待所，并计划在曼谷、西贡等地设立分行。

    陈光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抱什么态度呢？从思想上他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事变发生以后，日美发生战争，他的反日态度就更加坚定。但是，作为“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陈光甫，他对于日本人的侵入仍然尽可能求取妥协的。“八·一三”沪战发生以后，上海银行把总行迁到香港，在重庆设“总经理驻渝办事处”。太平洋事变后，又把总行迁回上海，重庆仍然是办事处。一直到1944年下半年，上海银行才在重庆成立总行。但上海方面组织并没有正式改变，形成两个总行的局面。除上海以外，天津、北平、青岛的上海银行分行，在沦陷时期也一直维持营业。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银行对于上海的汇兑始终是未断的。初期是由香港周转，后来通过安徽屯溪进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银行看到对于沿海汇兑的有利性，很快利用政治上的便利，空运现钞到天津、上海，首先开办由重庆汇至天津、上海的汇兑，从中获利不少，而且对于当时上海黄金的购进也有了物质基础。因为当时上海黄金价格比重庆要低几倍。

    1946年，陈光甫从美国回到上海，不久即被委任为国民党政府的国府委员。1947年8月，他为了协助张公权（张为当时中央银行总裁），出任中央银行的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实行机动外汇，实际业务由英国人罗杰士（Rogers）担任（罗是中央银行顾问）。这时候国民党已经不肯拿出外汇头寸来了，平衡会的实力有限，况且四大家族还在市场上与之为难。有一次，经查明中国农民银行在市场上大量购进美钞，陈光甫气得不得了，说是“自己人在拆台”，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看到抗日战争后国民党的力量不够稳固，他曾想在东三省设行，经过他亲赴东北调查后就放弃了。等到平津解放以后，他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对于国民党已失去了信念。1948年，除了加强配备香港分行的资力以外，并亲自去曼谷筹设分行；同时也拨出一部分美金外汇给天津分行，协助华北天津方面开展对外贸易，并给天津分行提供上海方面的市情。这其中包含着看看新政权对银行持什么政策的意思。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上海银行的领导实权随着陈光甫移到香港去了。据他的计算，1949年上海银行在解放前后由于实行银元薪工单位，各行增资以及业务清淡等耗用了美金699500元。他认为这并不可惜，只要机构能维持就好。他在香港致力于把香港分行与内地分开。这个筹划1951年实现了。上海银行香港分行在香港注册独立，改称“上海商业银行”。同时，上海银行的连枝机构大业公司、保丰保险公司、中国旅行社等都在香港扩大了组织。上海银行中有人这样形容陈光甫：“上海银行又像30多年前从头做起了，过去是在上海租界里，现在则在香港了。”

    以上是上海银行30余年来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也是陈光甫由办银行而走上参与政治的过程。他说他在政治上混是有如“玩火”，时常心惊胆颤。但客观事实反映了他由单纯办银行、做生意到做官，也不是偶然的。这是有客观经济条件和经济规律在起着作用的。

    对杨桂和文提出的补充材料

    唐寿民

    （1）文中提到陈光甫由美留学毕业回国，因岳父是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他得以出任江苏银行经理一节。按陈光甫的岳父景维行是在汉口经营茶叶出口贸易，他的父亲陈仲衡在镇江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他由美国留学回来，正值两江总督端方创办南洋劝业会，他在劝业会任外事科科长，专司对外交涉事项。其时我在劝业会会计处任收支员，乃由此而相识，我们既属同乡。彼此俱在年少，接触频频，语言投契。维时清末朝政腐败，社会中倡言革命者大有人在，耳目所接，深表同情之感，我们亦尝私相计议应如何致力。迨至劝业会结束时，陈对我说，他将应苏抚程德全之召，前往苏州。当他临行前，又谈到如果革命发动，所需财政从何而来。研究之下，认为苏州方面之裕苏官钱局有发行权，加以扩大改组，可供利用。遂就旅舍草拟条陈，大意为拓展苏省财政，拟以裕苏官钱局改组为江苏兴业银行。由他亲向苏抚陈说，得到苏抚采纳，具折奏请施行。未久即见报载，清廷宫门抄程抚一折留中不发，至此一团高兴如冰炭消溶矣。接着陈来南京，对我力言不必消极，待有机会再说。辛亥武昌起义，苏省相继反正，苏托程德全就任江苏都督，原任江苏藩司应德闳为财政司长，陈光甫为财政副司长。陈对于改组裕苏官钱局一事，是念念不忘，乃趁此时机，旧案重提，旋获通过，定名为江苏银行，额定资本100万元（资金由旧藩库项下拨出现金60万元和津浦铁路债券40万元），有发行权。总行设在苏州，应德闳为正监督，陈光甫为副监督，派我为司库。后来，总行移驻上海，陈光甫专任江苏银行总经理，我仍任司库。所有该行发行之钞券是按现金十足准备，仍将发行数字逐日开单，送发各大报纸公告，以昭信守。说明江苏银行自开始发行之日，就抱定不滥发宗旨，故所持态度十分谨严。迨程都督下野，苏人韩国钧任江苏省长，江苏银行归省署管辖，陈光甫亦辞去江苏银行总经理职务。但他顾虑到后来者倘滥用发行权，其为祸将不堪设想，为此他在辞职前缜密考虑作出决定，即由江苏银行自动呈请，取消了发行权，随将发行在外流通之钞券悉予收回。

    （2）文中提到1934年汇丰银行要拍卖申新纱厂的时候，陈光甫对于促使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出来设法挽救是尽了一定力量的一节。按汇丰银行当日曾承做申新七厂的厂基抵押放款一笔，数为100万两，它在押款将到期时，预先通知该厂如期偿还，不再转期，而同时申新纱厂对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亦欠有巨数押款，到期如不能赎取，该两行即有执行处分押品之议。厂主荣宗敬在这样挤逼之下，措手不及，乃就商于我，诉说实况，请求交通银行予以协助（时寿民任交行总经理）。我为维持实业起见，查明该厂内容不虚，只是资金周转不灵，发生困难。遂即与该厂洽定，关于该厂所欠各行押款，交行皆可接做，但交行为了顾全同业的关系，不愿从人家手中夺取交易，倘原承做押款行无意继续经营，则交行自可接做。待这一消息传出，申新的债务问题就迎刃而解，至若拍卖纱厂一说，亦即消释于无形矣。

    （3）文中提到上海银行因汉口大水，押款食盐受淹，引起大提存风潮一节。据我回忆，当上海银行提存风潮来临时，陈光甫在某日清晨亲来找我（时寿民任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面述上海银行提存危急，不可终日，要求我壮壮他的胆量。我听了他的话后，感到事态严重，为了不使这一风潮扩大，遂即当机立断，允由央行尽量支援，请他回行坐镇。未几风潮平息，宋子文由宁来沪，查询这一事件，并诘问我何以事先不向他请示，又何以不提出理事会共同商决。我即回答你是财政部长，又是中央银行总裁，负有全国金融重任，此次上海银行发生提存风潮，来势猛烈，急如星火，故不及请示办理；至未提出理事会者，深恐事未办而消息透露，即难以善其后，为迅赴事机，故干冒不韪，我这样做法正是不负使命。

    （4）文中提到陈光甫所顾虑的金融兼并果然发生了。1935年3月，国民党以一纸金融公债的预约券拨充中、交两行官股，就这样不花一文钱，四大家族就把中、交两行夺到手里，宋子文当了中国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早已投入宋子文门下，因此未动，只把上海银行国外部经理唐寿民调到交行当总经理一节。查本人当交行总经理是1932年，我脱离上海银行是在1927年。我初进上海银行是在1918年，在该行服务10年，先后担任过总行副经理、汉口分行经理。该行国外部成立定名为国外汇兑部，由副经理杨敦甫主管，我从未做过国外汇兑部经理。

    高禾生[6]

    陈光甫是镇江籍银行家的佼佼者，他自美国留学归来，竭力学习外国银行的经验，想在我国创出一条新路，以改进银行事业作为己任。1911年任江苏银行经理，江苏银行是一个腐败的官办机构，在内部管理方面，也极混乱，他坚决主张：金融与财政分开，只有一个独立的银行，才能保持业务的正常和对外的信用。两年多，他的正确主张不为官僚们所重视，准以推行改革，因而毅然辞职，全力筹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另谋发展。有关他的创业精神及其一生奋斗的经过，兹介绍如下。

    上海银行的兴起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于1915年创办。创办时在上海宁波路仅租了一间小门面开业，报到资本虽有10万元，但实收只有8万元；职员共有七人。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来说，陈光甫发展银行是经历了一段艰辛过程的，而他之所以能够致胜，则与他的勤奋分不开。创业伊始，亲自跑街、拉存款、搞放款，还亲自培训行员，相当辛苦。在陈光甫指导经营下，营业顺利，到了次年（1916年），资本增到30万元。到了1921年，资本增到250万元。1931年，资本增到500万元，公债金750万元，各项存款已超过1亿元。到1937年，全国分支行110多处，行员2000余人。当时董事长是庄得之，总经理陈光甫。南京管辖行经理李桐村，南京分行经理吕苍岩，镇江支行经理蔡云荪，其他分支行的经理人选，不一一详细介绍了。

    行员的录用与训练

    上海银行管理制度，没有官僚习气，人事制度比较健全，不随便辞退行员，即使对于由人情关系推荐而来的行员也一视同仁，没有格外照顾。每年年终考核行员工作成绩，如有特殊贡献者，遇缺即升。故，上海银行员工的办事效率，是比较高的。

    上海银行在新创设分支行时，除了调进部分中坚力量外，还聘请熟悉当地情况并有一定声望的人士，担任重要职务。如当时在北京开展业务，就聘请与学界有联系的人，担任经理；在重庆开展业务，就聘请当地聚兴诚银行里的人出任经理。在人事方面，上海银行录用人员，是从推荐转到考试。初期银行外勤人员（营业员），多为熟悉情况的钱庄出身的人，他们从事外勤工作，最为理想。

    1930年行务发展，录用人员以考试为主。更吸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入上海银行训练班。这种训练班共办了八期，每期二年至三年，结业后任正式行员。一共吸收了学员约500名，占银行职员总数之半。训练班半工半读，上午及晚上学习，下午参加工作，由银行熟悉业务的人担任教员。解放后任上海银行总经理资耀华，系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即为训练班教员之一。学员结业后，分派在各地分支机构，作为业务骨干力量，后来大部分担任分支行会计负责人，有的逐步升任襄理、副理，个别任经理。训练班学员成为银行扩展业务的主要力量。

    上海银行管理制度

    上海银行各分支行经理、副经理和襄理都要负担一部分具体工作。其下设会计负责人，和出纳、文书、营业、庶务等行政人员。会计负责人统辖全行行政业务，一切员工，均须接受其分配之工作。由于机构简单，办事效率高，如以镇江支行为例，则行员二三十人即抵其他银行两倍人员的效率。在财务方面，总行抓得很紧，每半年要做财务预算表，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与半年决算相一对照，如果出入过大，而又无适当理由者，必遭总行责问。特别是开支项目，一经核定，绝对不准超支；如有特殊用途，必须先期报总行追加。

    每天重要科目（如固定资产、放款、暂存、暂付款、开支等），均须逐笔于次日抄报总行，总行认真审核，有超越或不符规定的，立即函查，分行接到查询书后，应立即答复。

    每月月杪，分支行经理必须填写“经理月报”寄呈总经理。内容大致为所在行业务情况、存放款升降原因及市场变化等。

    所在行营业员，每日必须填写“外勤记录”，内容为对外往来户接洽情形、市场动态及上下午联系何事，填报本行经理。

    每周分支行均须利用下班后时间，开业务讨论会一次。讨论内容为所在行中一周内的情况，如何简化对外手续及对开展业务进行研究等。凡所在行的行务会议记录，每期必须分寄总行及各地分支行，作为业务上的参考。

    上海银行检查力度

    总行检查处，是代表总经理检查任务的执行机构，检查各分支行是否执行一切规章制度，检查的具体内容共有一百多项，主要包括经营方面的问题、放款的可靠性、与同业合作的情况及服务态度等，甚至行员签到制度的执行情况，金库和账库的钥匙是否按制度由两人分管，拆阅信件和电报是否由经理、副经理和襄理专人负责等，也要一一检查。

    检查时间不定，每年一次或二次，也可能几年不检查。检查员完全采取突击方式，事先分行经理也不知道。他们每到一处，先找旅馆住下，然后估计分行将近下班，结束账务的时候，突然而来，检查金库现金，及各项账册。当天来不及检查者，一一封存，次日继续检查。检查不是仅仅听取汇报，而是采取听、看、问、查的方法。如对于存款，要逐笔核对账单，顾客存折则柜面核对；对放款，除了对账以外，还要分户走访。

    检查结果，由总行来信逐项指出，限期纠正缺点。至于经理、副经理和襄理作风不正、贪污舞弊等情况，检查员也通过与普通行员接触，调查了解，予以揭发；否则检查员即是失职。遇到这类情况，总行对被检举者的处理，一般是训斥、调离或开除。而对一般行员，则最严厉，如有一职员贪污零用账款三十元，被查出立即开除；检查员仅须向总行检查处和人事处报告备案便了。但总的看来，这种严格检查制度，对于维护纪律，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存款业务

    陈光甫指导上海银行收受存款，不寄希望于官僚大户，而认为一般市民则是最稳定的存款户。他说：“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谆谆告诫行员，必须便利顾客，争取好感。使有口皆碑，人人称道而后已。上海银行除吸收一般性存款外，又创办了“一元开户”各种储蓄存款。金额不论大小，一律热忱接待，很快受到城市储蓄户的欢迎。在首创“一元开户”时，曾引起同业的讥笑，认为有失银行身份。但经过若干年后，事实证明，这种业务，确实是吸收社会游资的好办法。于是，各银行起而仿效，甚至连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也提倡这种业务了。上海银行创办“一元开户”各种储蓄外，还有婴儿储蓄，即婴儿出生时投入储蓄，至长成时若干年取付（等于长期定期储蓄）。还颁行现金礼券储蓄，分一、二、五元等；还有随时填数空白礼券，数目不拘，如送亲友婚丧大事，有红、素色两种，以此券赠送，备受收者欢迎，取付时连礼券利息一并支付。

    活期储蓄同城各行可以收付，如款存入甲行，同城乙、丙行可以取款，但开户时须多留些印鉴，以便代付行核对支付。实行后储户甚为称便。总之以便利顾客为第一，故各项储蓄存款，蒸蒸日上。

    放款业务

    上海银行放款方面，强调以抵押放款为主，信用放款为辅。一般放款都是短期放款，不超过三个月。信用放款，事先要将放款对象的资力，经营能力，主要负责人（东家）的财力、声望等逐户填表，报请总行审批，而贷款的金额必须在总行核定的金额以内。

    总行集中各地的资金后，用来经营大量放款（如对上海申新各厂的放款）和购买公债库券；抗战胜利后，则以套购外汇为主。房地产交易虽高，但占资金较大，而且需用时又不易脱手，故除本行自用房地产外，一律不做。由此可见该行经营的作风是以“稳健”为主。因放款以抵押为主，信用放款为辅，所以其存款准备金的比例，较一般商业银行为高，而不易周转资金则较少。如1931年秋汉口大水，上海银行仓库损失巨大，社会上掀起对上海银行不信任的风潮，群起提存，因有一定较足之准备金，且有中国银行的支持，遂得以平安度过。而每次提存风潮平息以后，上海银行的信誉不仅没有影响，反而增加。

    为社会服务

    陈光甫说：“上海银行各地分支行除应做好银行业务外，还要做些社会服务事业，使社会上群众对银行发生好感，则各种业务，自然会突飞猛进。”服务事项大致如下。

    1.每届学校开学之初，为当地公私立大、中、小学代收学杂费。如系大学，由于收费较多，则派行员到学校代收，甚受学生与学校的欢迎。

    2.据我所知上海银行南京分行每月为电灯厂代收电灯费，如居民与上海银行有活期储蓄存户者，只要出具委托书，可以在账户存款中代付，次日将代付电费收据寄予用户，所收电灯费一律转入电灯厂账户中。至于为用户代缴自来水费，与上述相同。

    3.代客收取房租。

    4.租赁保管箱，行内另设有保管库，专门办理此事。

    5.附设行内的中国旅行社售当日或隔日火车票（详情见后）及发行旅行支票。

    中国旅行社

    陈光甫说：“在英国等各银行皆有旅行部，即较大的百货商店亦有旅行部之组织。在我国仅本行创设中国旅行社。”昔日在上海由帝国主义分设的通济隆和远通银行，均有旅行部。自上海银行创立中国旅行社后，挽回权利不少。就便利旅行者而言，在社会上也有一定好评。虽旅行社利润不高，而提高声誉，间接影响上海银行的所得利益，则不胜枚举了。

    1923年中国旅行社在上海创立。初创时，即与铁路局订立代售车票等合同。继而扩展到全国重要城市（包括港澳）均设有分社。分社经理往往由分行经理兼任，所以中国旅行社相当于该行附属机构。其主要业务，大致如下。

    1.代售铁路火车票（当日或隔日）。

    2.代售轮船票、飞机票。

    3.代办国内外运输、报关、存仓、保险等。

    4.代办外贸货物进出口运输业务。

    5.为上海旅行社代办“旅行支票”，支票分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四种。凡是在国内上海旅行社分支机构及中国旅行社所在地均可支付现款。领取支票时，持票人在上角签章，取款时必须临时在下角签章，核对后方可取款。

    6.创办高级招待所，如西安有两京招待所，南昌有洪都招待所，南京有首都饭店。

    7.发行《旅行杂志》，系月刊性质。介绍国内外游览胜地及各地风光。

    8.倡办旅游事业：如在上海办苏州一日游、无锡二日游、杭州七日游。在南京办宜兴、栖霞山、滁县一日游等。以上是国内中国旅行社业务简介，中国旅行社镇江分社大约在1927年成立，当时设在东坞街长康钱庄内。后来上海银行镇江支行在江边二马路成立，即迁于行内。抗战胜利后，随上海银行支行一并复业，到1945年左右，该社在我市迎氏路设立售票处。此处为江边码头与铁路车站之间的通道，往来旅客较多，每日售出车票数目甚巨。

    宝丰保险公司与大业公司

    上海银行附属机构，除了中国旅行社外，在1918年创办了宝丰保险公司。保险事业与银行事业是分不开的。宝丰保险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该公司的各分支机构，均附设于当地上海银行的分支行内。各地上海银行仓库和中国旅行社代办水陆运输及外贸出口，这类保险是不可少的。其他城市房屋、货物保险，则由上海银行外勤人员代为招揽，故保险业务随银行业务的扩展，也逐步增高。后来另办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系中国唯一的信用保险公司。

    上海创办的大业公司，初期专运食盐至湖北等地出售。抗战期间，该公司内迁四川等地，改为营运当地所需要的各类商品及抗战时期所需要的物资。该公司的重要职员，均系上海银行避难前往内地的行员。该公司因得上海银行经济支持，所以也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他情况

    陈光甫巡视各行，除了对当地各分支行经理、副经理指导业务外，并常邀约普通行员举行聚餐会，餐毕，则与应约的行员随便交谈。如这一次某些行员未能得到邀请，而下次还能轮到。这是上下层取得联系的方法。在谈话中，如发现个别行员对业务有正确的建议，可以采纳，甚且给予提升。上海银行出版《海光月刊》，内容包括国内外经济趋势、海内外企业家成功史、著名工厂商店概况、本行行员情况、学术讨论，也鼓励行员文艺创作，以发展人才。上海银行竭力学习外国银行的经验，总行及部分分行，逐步推行操作机械化，例如记账、登存折、传递传票等均用机器办理。在业务、人事、财务的管理方面也都有一套办法。上海银行网罗了各种人才，如南京建康路银行大厦及镇江中山路银行双层楼房（在现在中山路人民银行新楼地址，旧楼已拆除）均系南京分行副经理程士范亲自绘图设计的。抗战胜利后，上海申新九厂拟在江苏设立分厂，当时厂址尚未选定，镇江与江阴方面均积极争取，事为陈光甫获悉，乃亲与上海申新九厂联系，决定在镇江筹办，并已购定丹徒镇江边土地数百亩（由姚其苏经办），以作厂址。当时曾由荣德生及其子荣毅仁前往勘察，笔者是陪同他们父子一道去的，而且向加拿大定了机器设备。后因解放战争迫近，建厂之牟，遂告中辍。

    据悉，陈光甫还是镇江私立京江中学（即镇江市一中前身）的校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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