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和

    我国金融业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十分密切，实际上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陈光甫作为我国民族金融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想法和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一个新兴的金融企业家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得到较大的发展，金融业的银行、钱庄也相应地纷纷成立。从1914年到1921年，在上海新设的银行、钱庄有26家，全国有94家（只有少数的几家是以前成立的）。在这些新成立的银行中，要算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力最小。当时的“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股本雄厚，股东有不少是当时北洋军政头面人物。前清遗老和北洋军政头目的钱财很大一部分转化为金融资本，他们与中国、交通两行的关系尤深。浙江实业银行的股东也是当地的豪绅大户。这些银行虽然不是官办，但都有其政治背景和潜在势力。真正招股创办，完全按照竞争法则从小到大办起来的银行，陈光甫主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较早的一个。

    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就在江苏银行任经理。如果他满足于当官发财，就可以在江苏银行混下去，但他对官场习气很不以为然。他所向往的是用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民族经济。江苏银行是官办的，他的一套办法在那里行不通。于是他辞职不干，凭借他岳父家的关系和投资，以及他家与钱庄的关系，凑了7万元，在上海宁波路租了一个门面很小的房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全行仅有7个人，这与当时其他几家商业银行相比，规模真是微不足道。后来他常说“上海银行是苦出身”，确是事实。

    当时上海金融业是帝国主义银行的天下。外商银行利用的是钱庄，收受钱庄的庄票，也贷款给钱庄，钱庄凭借他们的庄票在市场上流通，操纵控制“洋厘”。又由于钱庄控制了整个票据交换，可以订定拆息，连银行也要在钱庄里存款。所以当时的商业银行是在外商银行和本国钱庄的夹缝中讨生活的。官办银行和资本雄厚的银行还比较好，必要时可以用“道契”（即上海租界上的地产官契）向外商银行抵押借款。可是像上海银行那样小的银行，资金少，存款又不多，想在外商银行开个往来账户都不容易，处境是很困难的。当时，陈光甫不把希望寄托于官府和大户，而是走“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路；并创办各种小额储蓄存款，开办银圆存款；想方设法提高上海银行在社会上的声誉。他讲究服务态度，讲求办事效率，从小处做起，扎扎实实地干。这表现了陈光甫作为一个银行家的胆识，在当时一些资本家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二、志与术

    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写的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很能刻画陈的形象。要说陈是个圆滑、随遇而安、与世浮沉的人，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是中国新兴资本家中一个有头脑、有理想的人。陈的主导思想是依靠自由竞争，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王国”，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1915年创立上海银行，1918年开始办理国际汇兑，接着创办起了中国旅行社，与太古洋行合办宝丰保险公司，后来又办大业公司；抗日战争期间，在美国开办世界公司，在重庆办新纪工程公司，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办起海光图书馆，等等。他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他以7万元资本创办上海银行，后来发展到1000万元资本，1.8亿元存款，在国内主要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南三行”之一员，他本人也成为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在国际上享有名声。

    陈光甫是反封建的。他对于封建割据的军阀颇有反感，因为封建势力是超经济的剥削，不利于自由竞争，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内地对银行无认识，有‘不令银行出钱，将令何人出钱’之想。法律与政治对银行皆不能保护。”又说：“地方军政借款，多用威力强迫。本行甚至有被抢劫现款之事。蚌埠、徐州军队每以无钱发放伙食费为借口，召集商家开会，迫令银行承借，稍有推诿，即以‘饥军行将哗变，无法制止’相要挟。”陈光甫希望全国统一，他同情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

    陈光甫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这个政府不干涉经济，让各行业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开展自由竞争。他常说：“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乃天地之法则。政府横加干涉，则违反自然。罗斯福搞‘新政’，是不得人心的，虽然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陈光甫是怎样实现他的理想的呢？这主要关系到他所采取的奋斗方法，也就是他的处世之术。

    陈是“随缘善变”的。他说：“环境有时不能不变更，社会上受环境之支配发展，应付有时而穷。能改良应付之方法，则进展开通之景象不准达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在他创业初期，上海金融业是新兴力量留日派占优势，因此他依附留日的张公权、李铭等江浙资产阶级的新兴代表人物。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中国、交通两行所发行的钞票停止兑现，引起了停兑风潮。当时陈积极参与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停兑的命令。他和张公权等人以及中行商股大股东等发起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以维护中国银行商股利益的名义致电北洋政府，反对停兑。他们用公布中国银行资产负债表等方法，宣扬上海中国银行的信用；并取得外国银行的支持。因而上海中国银行并不像上海交通银行那样听从停兑命令，而是照常兑现，把停兑风潮应付了过去。这一成功使得中国银行的钞票信用大增，不仅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照常流通，而且扩大流通到四川等地。从此陈光甫与张公权的关系就不同一般了。1931年上海银行发生提存风潮时，张公权曾通令各地中国银行支持上海银行，使得上海银行免于倒闭。陈经常把张称作“救命恩人”。后来上海银行壮大了，两人往来更密，当张在经济上有困难时，陈也给予帮助。1947年8月张公权出任中央银行总裁，陈出任中央银行的外汇平衡基金会主任委员，同时他们还筹备与英商合作，搞东北大豆出口的生意。

    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声名狼藉、四分五裂的时候，江浙一带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寓居租界里的大地主们拒绝了张宗昌的财政援助要求，却相中了蒋介石这个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当时北伐就要成功，上海工人运动发展得很快，银行里也成立了工会组织，劳资纠纷不断发生。此时上海出现了“商业联合会”这个以金融业为骨干的行业联合组织。不久即由陈光甫出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劝募“二五库券”1800万元，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提供经济力量。陈光甫曾说，这是对蒋的“押宝”，果然这一“宝”押成功了。

    随着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地方割据局面的缩小，支持过南京政府的上海银行也得到了发展，分支机构不断增多。1930年增资为250万元。1931年存款增加到10968万元，较1921年增加近9倍。

    后来，陈光甫对我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但这是在国民党政府倒台之后他的认识，而在这以前，他是想借蒋介石的势力以实现他的理想的。虽然在1935年3月“四大家族”掠夺中国、交通两行之后，他曾感到震惊，认为国民党“已自不干涉状态进而为统制主义”。但是同年11月国民党实行了“法币政策”之后，他没有对蒋介石“敬远”，却更加接近了。他与当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过从甚密，并当上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1936年5月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签订了“白银协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去美国接洽成功2500万元美金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同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又当上了“国府委员”。他这样搞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上海银行，因为他看到非利用南京政府的保护不可。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少资本家所走的道路。但陈光甫在国民党内是没有真正地位的，他虽然为蒋介石募集公债，得到蒋的信任，可是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把金融大权掌握在手的时候，陈的作用就不怎么重要了。陈知道只有攀住美国才能抬高自己的身价，当时英、美都想支配中国的经济。1931年美国曾派“凯末尔顾问团”到中国来为蒋介石策划币制改革，设计了《金本位币制条例草案》，想把中国货币纳入美元集团。只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和世界市场金贵银贱等原因，这个计划才未能实现。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法案”，世界银价上涨，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1935年的上海白银风潮。当时英国派出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到中国来，帮助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把法币与英镑相联系，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美国乃用停购白银来对抗，由于法币是外汇本位制，美国不买白银，世界银价下跌，法币的外汇准备就没有着落，法币的价值就没法维持。在这种局势下，陈光甫在孔祥熙的推荐下，于1936年5月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交涉出卖白银，最后签订了“白银协定”。在这次交涉过程中，陈光甫虽然有他的美国同学在美财政部里替他帮忙，但据他说也遭受过不少白眼。为了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卖价，他付出了很多精力，同时还向美国提供了我国的许多经济财政情况。正因为这样，1941年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成立时，美国提名陈光甫出来主持，蒋介石虽然很不高兴，但是也不能不听从美国的意思。至此，陈光甫已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陈在与国民党政府浮沉的同时，还广泛结交各界人士。他与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张公权、李铭、贝祖诒、徐新六等人的关系密切，与国民党内的军政要人如李宗仁、熊式辉、孔祥熙、孙科、戴笠等的关系也是很好的。上海青洪帮首领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他也与之来往。另外，他还结交一些当时文化教育界人士，如胡适、蒋梦麟、何廉等。至于他拉拢美国银行界的一些老板和美国驻华大使等人，则更有其长远目的。1944年他出席“国际通商会议”时，盛赞美国“有许多有理想的人”；1945年他联合美国一些资本家，集资1000万美元，成立一家信托公司，这是陈想插足国际金融的一个新起点。

    陈光甫从对蒋介石的“押宝”，以及后来借外力以图存，反映出旧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无法脱离官僚控制，而且也不得不依靠外国资本的支持。

    三、为人和用人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来说，陈光甫的发展是经历了一段艰辛过程的；他的成功，则与他的勤奋分不开。早期他创办上海银行时，亲自跑街，拉存款，搞放款，还亲自培训行员，相当辛苦。抗战时在重庆，他总是不停地工作，一早起来先清理文件信札，然后用早餐，阅读报纸，晚上还找人谈话。每星期至少有三个上午请人为他讲解中外历史哲学等。星期六下午去重庆汪山别墅，还要请人为他讲述国外书刊上的主要经济金融文章。这些书刊是由在纽约的“世界公司”为他专门搜集寄来的。星期天他也闲不住，至少有半天时间用来讨论国际金融问题。记得他当时对罗斯福运用凯恩斯学说实行的“新政”，很有兴趣研究，了解美国各派对“新政”的意见。他常说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一闲就感到孤寂。他认为只有工作最有兴趣，悠闲并不可取。他生活比较节俭，有规律，很少吸烟喝酒，喜欢买旧书。这些习惯在旧社会的资本家中也是比较罕见的。

    他待人和气，善于识人和用人。他与杨介眉、杨敦甫“桃园三结义”。在上海银行，赤胆忠心跟他一起干的骨干不少，这与他以身作则、把银行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是分不开的。他办银行几十年，但个人财产不多。他从中学里招考学生做练习生，由银行自己培训，量才使用，逐步提升，形成银行的中坚力量。在上海银行里，人事制度比较健全，有本领的人有升迁的机会。他对于亲戚故旧的子弟一视同仁，不给特殊照顾，而是按工作能力考核，所以上海银行的办事效率是比较高的。

    除了中坚力量以外，要开展业务还必须吸收有一定经验的人才。如当时要在北京开展业务，就聘请与学界有联系的人担任经理，在重庆开展业务，就聘请当地聚兴诚银行里的人出任经理。他可以用高于他自己的薪金聘请副总经理。此外，他很早就注重经济研究和调查工作，在银行里设立调查处，从事市场研究和一些主要商品的产供销概况的调查；并且编选、出版一些专题调查报告。在行内出版《海光月刊》，用以沟通全行的业务活动和思想情况。后来又为中、高级职员编发《经济论述》，介绍国内经济金融情况的研究和国外金融业的一些措施和经验。另外，他也提倡行员的文体活动，并经常出题目征文，录取的给以奖励。这些都是旧中国金融业里比较进步的措施。

    四、生意经

    陈光甫的生意经，并不是他一个人创造的。他办银行的主导思想是：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放款着重对物信用，避免对人信用。具体做法主要是：

    （1）开办小额银元储蓄存款。在北洋政府时期，钱庄看不起小额储蓄，更不接受银元存款，存款都要折成银两。而陈光甫则在上海银行开办银元存款，不限金额多少，存款种类多种多样，适应各种需要。他认为大户存款最不稳定，而众多小存户的存款则是最稳定。他说：“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确实，他这种做法是有远见的，也是开办私营银行的正当道路。

    （2）坚守银行信用。“银行靠信用而生存”，这是陈光甫经常说的，也是他几十年办银行的基本精神。银行要取得社会的信赖，就要恪守对顾客的信用，这是上海银行得以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国新成立的银行、钱庄不下几百家，陆续倒闭、淘汰的也不少。上海银行资本既不雄厚，也没有大靠山。它能够从小到大，不被淘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极力维护银行的信用。陈光甫支持张公权反对北洋政府停兑中、交两行钞票，为维护存款人的利益作了努力。他不随便做信用放款；并为存户保守秘密；还定期公布银行资产负债表等，都是为了取得社会的信赖。1927年汉口钞票停兑，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则对停兑前的存款概付现金。这一措施提高了上海银行在汉口的声誉。上海银行主要做货物押款，不像当时北方银行投资办工厂，也不搞公债证券投机交易，所以放款风险小，资金周转比较灵活。1931年上海银行提存风潮过后，它的信用经受住了考验，存款大增，声誉更隆。

    （3）便利顾客，争取好感。陈光甫经常对职员讲“顾客是衣食父母”，强调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行员对顾客不能争吵，否则要受罚。人事部门设有机动人员，哪里柜台上缺人，立刻派去顶班，绝不让顾客等候。以该行存款部为例，营业员一个人负责一部分存款户，既管收款，又管付款，他们对主要存款户每天都有存款余额表，存户支票一来，就知有无存款。对于支票上的签字或印鉴，要训练成一看就知真伪，不必验对所留模式，所以付款很快。这要求营业员平日留心，对主要存户的面孔要做到心中有数，而且要基本上掌握这些存户的支款规律。因此，上海银行在当时是以手续简便、收付敏捷著称的。

    在广义争取社会好感上，陈光甫创办了中国旅行社，为顾客代购轮船、火车客票、预定舱位、照料行李，还发行“旅行支票”，编印《旅行杂志》和一些导游小册子。以后还开办一些旅社、饭店，这不仅增加一部分营业收入，而且可以博得社会好感，为银行作了许多其他银行所做不到的广告。所以他说：“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数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如耶？”像“旅行支票”，对于中外旅游者就是很方便的。旅游者可以免去携带现金的风险，对银行则可增加一笔无息的存款，实在是一举两利的措施。

    应该说，陈光甫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出过一些力，有过一些贡献。他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一套办法。但由于他一心向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难以接受；虽然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满，但还是想帮助它免于崩溃。1948年蒋介石实行金圆券，派蒋经国到上海坐镇时，陈当时认为银行要完了，惶惶不可终日。但当李宗仁任命他为和谈代表时，他不肯北上参加国共谈判，而在上海解放前夕悄然去了香港。这反映他对新中国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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