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 口述 江 鸿 整理

    我长期在上海银行供职，同陈光甫相处很久，交谊很厚。但仍很难把他的一生经历简略地说一个全貌。这里只就我感受较深的几点谈一下。

    一、知人善用，不拘一格

    中外历史上能够成大事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选贤与能”“用人唯贤”，善于用人。事情是要人做的，陈光甫很知道会用人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用人方面是很下功夫的。

    上海银行的一般职员都是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对于具有能力、做出成绩的职员，不拘一格，提升到重要的岗位；有些襄理、副理等都是从一般职员中破格提升的。他发现外面有适当人才，总是千方百计，设法罗致到他的事业中来。

    我同陈光甫本来不相识，我进上海银行也是偶然的机会。我在1926年从日本学习回国，先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书，后在北京一个小银行叫中华汇业银行里担任工作，当时吴羹梅曾和我同事。我并不喜欢这个银行，很想换一个工作。我在业余时间，经常在北京银行公会办的、由唐有壬主编的《银行月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唐有壬在中国银行任职，张公权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上海也有一个同样的刊物，叫《银行周报》，是上海银行公会办的，由戴霭庐主编，后改为李权时。我在《银行月刊》上所写的文章无非是人事管理、信用调查等问题，是引用一些日本银行的材料，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陈光甫的注意。他找别人询问“资耀华是怎样的人”。不久唐有壬调到汉口，担任湖北省银行经理，陈光甫见到唐时，即问了我的情况，并要求唐打电报给我，要我到上海同他谈谈。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信用调查等问题，我们谈得相当投机。他邀我到上海银行任职，帮他建立调查部，我本来不喜欢北京的工作，也就欣然同意了，从此在上海银行工作了几十年。

    二、重视职工，调动积极性

    陈光甫对于遴选职工是非常严格的，不论任何亲戚故友的介绍，如果其才不能胜任，他是一概不用的。上海银行的职工待遇比其他银行要高些，除工资外，各种福利待遇，也比其他银行优厚。他还有一个在当时是少见的笼络职工的办法，就是所有职工都是上海银行的股东，对于高级职员，他用分送、优待等方法使大家都有上海银行的股权。就是对低层的职工，如“茶房”（工人）等，他也给他们一些股票。除了年终酬劳外，还用无息贷款的办法帮助他们购买股票。当时的口号是“银行是我，我是银行”，使银行的兴衰与每一个职工都休戚相关。这种办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常见的，现在日本有些企业就用这种办法使职工为企业终生服务。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鲜事物。这对发挥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业务的发展，在当时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深思远虑，不断创新

    陈光甫对事情看得很深，看得很远。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是多余的，但他却认为很重要，总是全力以赴。例如，银行的调查部是上海银行较早举办的；又如农业贷款，也是上海银行开风气之先的。

    我参加上海银行，一开始就担任调查部经理，办法基本上仍是抄袭日本的一套。调查项目分信用调查和经济调查两大类。信用调查主要是调查客户的情况，我们分户列卡，档案材料逐渐积累到几十个箱子。对于调查的对象，不仅要知道其财产情况，而且还要了解对象的品质、家庭和社会关系以及经营作风等。因为这对于他所经营的企业成败是都有关系的。例如，天津有一个叫奚东曙的大商人，是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的女婿，开办一家大贸易商行，由祈仍希担任总经理，他担任经理，生意做得很大，出手非常阔气，许多大银行都巴结他，给他大量贷款。但我们从掌握的材料中看出，这两个人经营作风不正，投机倒把，随时可能发生风险，所以在贷款上我们采取审慎的态度。后来他们经营失败商行倒闭，贷款给他们的银行吃了巨额倒账，而上海银行损失甚少。类似这种情况很多，其他一些银行也逐渐了解到信用调查的重要。

    我们经济调查的对象范围很广，实质上是一个经济研究所。我们调查、分析国家的经济政策、市场变化、外汇涨落、进出口业务盛衰，以及米、棉、煤等重要商品的产销情况。这些工作似乎与银行业务很少直接联系，但陈光甫认为，我们必须对许多方面做到心中有数，才能确定银行业务的方针。事实上正是这样，由于我们掌握了这些材料，在业务上能够主动，银行得到很多好处。

    农业贷款也是上海银行较早举办的。过去资金集中都市，农村是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市场。陈光甫看到都市游资膨胀，农村却缺乏资金，无从改进生产，所以成立了农贷部，聘请农业专家邹秉文以副总经理名义来主持其事。不久，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先后开办农贷业务，南京政府还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各省、市也都设立了农业专业金融机构。

    四、了解现实，掌握信息

    陈光甫重视调查研究，不仅限于成立调查部这一件事，可以说，他每做一件事情，都从调查研究入手，掌握了客观具体材料，谋定而后动。

    例如，我们为发展业务，增设分支行办事处，就经过各方面的分析研究，而后定下来的。我在调查部担任这个任务，除了由一些“跑街”出外调查外，我曾几次三番地亲自跑遍整个上海市，到各个地点分析这一带工厂、商店、居民的情况，然后决定是设分行、支行还是办事处，力求与这一带地区的经济情况相适应。对于分支行、办事处主任的人选，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有的人能够应付这一地区的往来户，而不适于与别一地点的往来户打交道。例如，在杨树浦、十六铺等工商业地区与静安寺等高等住宅区的往来客户是不同的，我们就要分别遴选适当的人和客户打交道。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经理是很少能和劳动人民客户交朋友的；反之，如果是一个文化不高的经理也不大可能和大学教授等客户搞得很热络。知名会计师奚玉书曾担任过上海银行分行经理，专门和知识界人士往来。

    我们对于存款和放款，也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调查部平日做的一些调查，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并无用处。其实不然，例如对上海一些巨商，如荣家、刘家、郭家等，尽管当时没有往来，我们在暗中也收集材料，进行研究。我们知道他们实力多少、当年盈亏，经营管理的做法以及负责人的性格等，这样，有机会时我们可以多吸收存款，在放款时我们就有了把握。

    上海银行在几个有名大学都设立了办事处，目的是加强与知识界来往。尽管当时的业务不多，但这些学生毕业后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不少的人可能会成为大企业的负责人。我们很早与他们有了联系，以后就容易开展业务了。

    五、不择巨细，汇成洪流

    上海银行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很快成为有名的私营银行，受到社会的重视。我们自然尽力寻求对大工厂、大企业的存放款业务。但是陈光甫知道不弃涓滴细流能汇成大川的道理，对于小额业务也是非常重视的。一元就可开户，就是我们首创的。在小商业区，中下层居民点，别的银行是看不上眼的，陈光甫却认为这是我们最广泛的客户基础，在这些地区设办事处、支行甚至分行，虽然有时业务清淡，但陈光甫认为这样做有发展前途，力主坚持下去，后来事实证明是对的。对于一些小工厂、小商店，只要他认为负责人为人正派、业务对路、有发展前途，上海银行是乐于放款支持的。

    陈光甫在各大学设立办事处，主要目的不是吸收存款，因为大学师生不会有很多余钱。他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人知道上海银行，与我们往来，建立多方面的关系，以便于将来开展业务。当时银行放款的对象都是工厂商店，除非有足够价值的抵押品，否则很少对个人放款。陈光甫却指示各大学办事处可以对学校师生作个人贷款。他认为这种贷款数字虽不大，却可以和一些知识界人士保持关系。知识界人士是爱面子的，不会轻易不还款，如果到期不还，那一定有实际困难，银行吃一些倒账，也是无所谓的。何况事前对放款对象一般都有所了解，并不是随随便便对什么人都放款的，所以实际上倒账也并不太多，但收到的效益非常好。

    上海银行开始一段时期只有数十万存款，通过吸收巨额存款和小额存款并采取各种措施后，存款额迅速上升到数百万元以至千万元。

    六、抗拒强权，为国争光

    上海银行创办的中国旅行社是我国第一家旅行社，陈光甫创办旅行社的动机，开始时还不是作为一种业务，而是对抗洋人，为国争光。

    旧中国的旅行社都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洋商所办，中国人要出国，办理旅游手续都要经过他们之手。洋商不仅收费高昂，而且态度傲慢，根本看不起中国人。陈光甫时常出国，时常受气。有一次洋商办事人的傲慢无礼，使他实在忍受不住了，同对方争执了几句，对方冷笑着说：“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对陈光甫非常蔑视。陈一怒之下，决心创办中国旅行社。

    中国旅行社走过曲折的道路。开办时只是银行内的一个旅行部，后来单独成立旅行社，规模不大，营业不多，连年亏本。有些董事就认为银行办旅行社是不务正业，不会有前途，应尽早结束。但陈光甫态度坚定，他认为，办一件事业不能只看一时的成败，同时也不能只看到本身的作用。他坚信中国旅行社是有前途的，目前虽亏了些本，是有形的，还要看到“无形的收入”，所谓“无形的收入”就是旅行社为成百成千的人服务，其中能够出国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旅行社不仅为银行做了广告，使大家知道这是上海银行办的事业，在大家心目中有了上海银行的印象。那些能出国的人，将因旅行社而与银行发生关系，将来可能成为银行重要的客户。而且，陈光甫还认为，旅行社亏本只是由于初期没有经验，改进经营管理，增加服务项目，这种“有形的亏损”也是可以变为“有形的盈余”的。后来旅行社的发展证明了他是很有眼力的。

    中国旅行社的业务项目很多，如代买火车票、飞机票、轮船票，代办出国护照、运输行李等，事情是非常烦琐的。代办手续费很少，有的还是义务服务。例如，代买火车票，头等、二等票有2％的回扣，三等票是没有回扣的，完全尽义务。由于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工作逐步熟练，办事效率不断提高，旅行社不久打开了局面，而且转亏为盈。相反，外商办的旅行社，办事人也都是中国人，他们只是为工资服务，没有积极性；洋商旅行社不但收费高，对华人雇员又很刻薄。中国旅行社很快把他们的业务夺了过来，洋商所办的旅行社神气一时，很快就成为秋风中的落叶。

    陈光甫的事业心是没有止境的。他看到旅行社得到了初步成功，就计划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即由旅行社在各地建立旅馆、招待所，使旅行事业成龙配套。经过调查，根据各地旅游者的不同阶层和人数众寡，分别建立旅馆和招待所。较大的城市一般建立旅馆、饭店，在小县城则设立招待所。例如，西安饭店、昆明酒店、首都饭店、洪都饭店等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旅馆。陈光甫要求各旅馆、招待所要服务周到，清洁卫生，收费合理，使旅客都能感到满意。这样，旅客的车旅、饮食、住宿都不必自己操心，由旅行社包办了。这些旅馆、招待所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如上海银行经营外汇，也是陈光甫打破外国银行的一统天下、为国争光的又一事例。中国银行首先开办外汇业务，上海银行跟着开办，是私营银行办外汇第一家。外汇业务非常繁杂，起先我们没有懂行的人，曾用高薪聘来一位德国人做顾问，成立外汇部和出口部。不久我们自己就掌握了业务知识，由于人事熟悉、服务周到，外商银行的一些外汇业务也被我们争取过来。我们不仅做国内商人的进出口业务，办理信用证、打包放款和银行担保，后来美孚、亚细亚等外商大公司也相信上海银行开出的信用证，把外汇业务转到我们手里了。

    陈光甫的一生做了不少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益的事业，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他一生奋斗的成功之道。总的说来，他的事业心很强，勇气很足，深谋远虑，善于用人。他一生为事业尽瘁，很少作私人打算。我多年在上海银行工作，受到很多教益。例如，上海银行对职工的生活待遇比一般银行优厚，但要求也很严格，职工的纪律性都很强。例如，职工迟到5分钟就作为旷工半天，10分钟就作为旷工一天，工资照扣。我们都养成了每日上下班早到迟退的习惯。我现在虽80多岁，但仍能每日8时前到办公室，从不迟到，这种习惯就是在过去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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