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墨屏 潘泰封[8]

    读杨桂和、童昌基两同志关于陈光甫和上海银行的记述，引起了我们对陈氏的回忆。现把这些回忆，加上近年从国外传来的有关陈氏的一些情况，分七个方面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一、早年经历

    陈光甫，原名辉德，光甫是他的字，成名后，以字行；但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其他银行的理事董事名单上，甚至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委员名单上，用的仍是陈辉德。他也叫陈秉绶，则是抗战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时用的别名。

    陈光甫原籍江苏镇江。父仲衡，是镇江元兴煤号的老板，有四子：长子咏青，在家乡继承父业；次子即陈光甫；老三名海秋，历任湖南省盐务办事处处长和国民党政府盐务总局处长30多年；老四名翼祖，是留美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随员，回国后，在汉口、香港等地经商。

    1892年，在私塾里读了几年书的陈光甫，奉父命从镇江坐轮船到汉口，在他父亲任过事的一家报关行里当学徒。报关行的业务，主要是代进出口商向海关办理报税手续。当时海关大权操在外国税务司手里，办理报关，不但要和洋员打交道，还要用英文填写报关表格。由于工作需要，少年的陈光甫便利用业余时间在一名西侨处刻苦学习英文。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在汉口邮局供职的杨敦甫和朱成章，后来陈光甫办上海银行，这两人成为陈的得力助手。

    七年的报关行生活结束后，陈光甫考进了汉口邮局。1908年，以通晓英文和商务，被任命为湖北省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代表团团员。会后，由于一名曾在汉口海关任职的美国人的帮助，这个在本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人，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学习，费用由他岳父负担。辛亥革命前，陈光甫在美学成回国，被江苏巡抚程德全延聘为英文秘书。

    陈光甫深切感到中国的贫穷落后，在于民族工商业得不到发展的机会。他根据在美所见，向程德全建议，在南京举办一个物产博览会，作为提倡。程德全采纳他的建议，并派他负责筹办。1910年（清宣统二年），官商合办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内设农业、医药、教育、工艺、武备、美术、通运等馆，内容的丰富，在当时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会期六个月，受到各方重视。陈光甫也因此初露头角，不但获得程德全的器重，还结识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为他后来从事金融企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南洋劝业会结束，程德全派他整顿裕宁、裕苏两个官银局，因卓有成效，以后又任命他为首任江苏省银行监督（后改称总经理）。

    江苏省银行设于上海，当时的主要业务是把江苏各地的税收集中起来，除供省政开支外，还要依照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把摊派给江苏的赔款（例如庚子赔款）额按时解交受赔国指定的外国银行。当时行庄往来都以银两为单位，在本国银钱业间，都用票据交换，相互划账。外国银行则和外国同业相互轧账，他们不收华商银钱业的票据，如有往来，一律用现银结算。陈光甫认为这是对华商银钱业的歧视，他代表江苏省银行，首先要求参加外商银行的票据交换，未被接受。陈光甫毅然用暂停解付赔款的办法迫使外商银行就范。江苏省银行终于以第一家华籍银行的身份参加上海外商银行的票据交换，获得同业的钦佩。

    辛亥革命后，程德全改任江苏都督。但为时不久，张勋进入南京大肆劫掠，苏政不纲。陈光甫离开江苏省银行，绝意仕途，决心自创基业。

    二、人事上的能量

    “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这是陈光甫常说的话，也就是他一生经验之谈。

    当年陈光甫树立的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他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定行训上说的“服务社会，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

    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确是历尽艰辛，才从一个10万元资本（实收7万元）的小银行，以20多年时间，逐渐发展到拥有资本500万元，公积金760万元，存款超过3亿元的大银行，陈光甫本人也在20年代后期长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上海银行之所以能由小变大，论者都归功于该行企业管理所起的作用。如果仅仅凭这7万元的资本，则再大的本领，也不能在十里洋场上和资本雄厚的行庄相颉颃。事实上，这家银行人事上发出的能量，远远超过它的资本额。这从最早的股东名单上，就可看得出来。

    上海银行最早的股东，除陈光甫和他岳家外，还有荣宗敬、张謇、夏仲芳、徐静仁、黄静泉和庄得之等。其中荣宗敬和张謇是众所周知的大实业家；夏仲芳是商务印书馆的大股东；徐静仁是一家纱厂的大老板，与张謇关系密切，常代张赴北京出席交通银行的董事会（张是董事长）；黄静泉是糖业巨子；庄得之是清末邮传大巨盛宣怀的亲戚，上海银行创办时，他出资最多，得任该行董事长，直至逝世。

    由于这批股东的号召，所以这家7万元资本的小银行一开门就获得57万元的存款。

    开业后，陈光甫注意使用一些对吸收存款具有特别能力的人担任部门领导。如任用教会元老黄席珍为存款部经理，和驻沪海军有关系的陈毓生任虹口分行经理，这样就把教会、海军方面的存款都拉到了手。这种例子很多。在上海汇划庄中势力颇大的宋云生，则任为往来部经理，借以和上海许多大钱庄建立关系，从而扩大了银行的活动范围。

    帮助陈光甫创业的得力助手，首先是杨敦甫、杨介眉和朱成章。杨敦甫早死。朱成章协助陈创办中国旅行社，后兼任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不幸为暴徒所害。杨介眉长期担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庄得之死后，继任董事长，1937年，陈光甫进入国民党政府任贸易委员会主委后，杨兼代总经理职务，1943年逝世。

    自抗战中期至胜利，上海银行分成两个摊子：一在重庆，先是由赵汉生以总经理驻渝办事处主任名义，管理西南，西北各地分支行。1944年，重庆成立总行，由陈光甫任董事长，伍克家任总经理。而在沦陷了的上海，也有一个总行，由朱如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出双包戏，一直演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

    朱如堂的来历，下文还要提到。他在抗战时期没有离开过上海，当然免不了要和日寇打交道。抗战一胜利，他就急急忙忙地到重庆朝山，据说蒋介石曾接见他。不久，陈光甫回沪，在全体行员大会上，有针对性地亲自朗诵了文天祥的《正气歌》。

    抗战前，上海银行总行管理部分成业务、人事、稽核、调查、总务五大处，另设上海分行和本埠分行管理部，外埠分支行共119处，分别由南京、济南、郑州、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管辖行就近管理。

    总行各处、上海分行和外埠大分行的经理，由陈光甫亲自遴选。正如童昌基文章所说的，口岸分行经理一般都曾留学外国，内地分行经理虽不必留过学，但也要品学俱优，忠于职守，既熟悉银行业务，又具有活动能力者充任。

    陈光甫非常注意智力投资，许多没有留过学的高级职员，都由银行出资，派遣到美国化学银行和欧文银行实习银行业务，借以吸收新知并扩大视野。至于设立行员训练班，培养银行基层干部更为常事。

    上海银行出人才，是当时社会的定评。自创办至解放30余年间，由该行输送到公私企业的高级人员有：朱成章（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交通银行总经理）、奚伦（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周苍伯（湖北省银行总经理、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主任）、严淑和（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总经理）、罗志放（新疆商业银行总经理）、胡时渊（轮船招商局总经理）、邹秉文（国民党政府商品检验局局长）、黄汉梁（华侨银行经理，在上海银行任国外汇兑部主任，孙科任行政院长时的财政部长）等。

    陈光甫懂得驭下要恩威并济。在“恩”的方面，约如下述。

    1930年，上海银行增资到500万元时，他就把新股125万元分配给行员按面值8折认购。陈光甫认为这就是“使行员皆成股东实行劳资合作，庶几团结力量，益臻巩固”。实际情况是：股票最后掌握在一些在银行具有影响的高级职员和少数中层行员手里；广大低级职工群众相继出售了手中股票。

    上海银行对职工实行的特别储蓄制度，储蓄款是每月工资的10％，另由该行送给同额的一份，共为20％。行员中途离行，可以随时提取，不过任职5年以内的，仅能提取储金的半数，即银行为你加储的部分不给。5年以上，每多一年，就多给一成；例如干了8年离行，就能提取特别储蓄金的8成；10年以上，就全部给你。这种制度，对行员来说，可以在年老退职时，有一笔可靠的钱使用。对银行来说，一可使行员安于职守，二可防止行员舞弊。抗战中期，因通货膨胀加速，取消了这种制度。

    除了用认购股票的办法笼络高级行员外，每年决算之后，陈光甫还要用自己的名义，对总、分行的经副襄理以及附属单位的负责人，奉送一笔相当数目的特别酬金。就一般来说，当时上海银行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比较注重操守，也不像有的大银行的上层人物，举止阔绰，任意挥霍。原因就在于陈光甫管得紧，也能适当地照顾他们的物质利益。当然，害群之马是有的，加40年代初某分行经理程某伙同他的下属大搞投机倒把活动，陈光甫自美归来得知他的行为后，立刻解除了他的职务，并改组了这个分行。

    平时，陈光甫非常注意对行员进行艰苦创业的思想教育。他把顾客比作衣食父母，要行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不能得罪顾客。他的言论，由银行编成《陈光甫先生言论集》分发行员学习。这本“语录”式的册子，当时确实成为上海银行及其附属单位人员的思想行动准则，为上海银行赢得声誉和物质利益。

    银行还通过内部刊物《海光》月刊对行员灌输陈光甫关于服务社会、辅助工商的思想。同时，还以一定篇幅报道本行动态、国内外商情，甚至各地同仁的生活——如哪人结婚，哪人育麟，哪人升迁……虽系个人琐事，但行员们读了，就增加了生活在银行这个大家庭里的温暖感，无形中起了团结行员的作用。

    陈光甫少时曾经饱尝过下级人员的疾苦。因此，他非常反对“三爷”作风，认为“老太爷为行将就木的人，少爷为不识艰难的人，大老爷则为官派十足者”。他在金融业打“天下”的时候，确能以身作则，克勤克俭，奋发有为。他也能眼光向下，接近群众。他在担任总经理时期曾规定：每星期四约十几名普通行员和他共进午餐，借以沟通上下级的关系。他的亲密伙伴朱成章，在帮助他创办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时，不顾自己是留美学生和银行副总经理的身份，穿着招待员制服，上车站码头接客。另一密友杨介眉平易近人。特别受到同人的尊敬。1938年，总行总社在香港办公，他是银行董事长，每次出发到各地视察分支行，临行前都到每个办公室和同仁握手告别。他还亲自到香港分社办理订购船票、飞机票手续，而不像别人概由他人代办。

    当陈光甫功成名遂之后，他自己也逐渐滋生了“三爷”作风。他在重庆时，可以把一只从美国买来的金表送给为他煮菜的大司务老刘，并不惜重金购求古董文物，供自己赏玩，而对于坚守在荒山野岭、穷乡僻壤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人员，和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虎口中为上海银行看守财产的人，曾无一语进行慰问与表扬，更不要说物质奖励。行社中下级同仁能够见到他的逐渐减少，更不必说和小职员共进午餐了。当时有一位在他身边的人，特地把清乾隆年间御史孙嘉淦上乾隆的《三习一弊疏》译成浅近文言，寄中国旅行社内部刊物《旅光》上发表（这时《海光》停刊，陈对《旅光》每期必看），针对陈的独断专行、喜听奉承话的缺点，从侧面进行讽谏。

    陈光甫驭下甚严，行员犯了行规，就会遭到处分。中国旅行社有个社长的家庭闹纠纷，他认为影响了行誉，就把他解除了职务，尽管这位社长对旅行社业务有过一番建树。在抗战开始时，上海银行部分分行和中国旅行社曾经遣散过部分职工，每人仅给三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

    陈光甫给行员的“恩”，是为了使银行赚更多的钱，向行员发“威”，则是为使银行免于亏损。

    三、经营上的独到处

    陈光甫在银行的具体经营上，有他独到之处。他有胆略，但在作风上力持稳健；他恪遵行训，但在经营上灵活多样；他高瞻远瞩，但在做法上不忘从小处着眼；他有崇洋思想，但在具体实践中反对照抄照搬；他食而能化，化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金融业的道路。现分10个方面举例说明。

    （1）强调调查研究。陈光甫认为：作为银行家，不仅要通晓工商业务，而且要时刻掌握商情变化的脉搏。为此，除在总行设立调查处，延聘专家主持，专职调查和研究国内外金融讯息并搜集各种经济情报，以供研究及预测可能出现的状况，作为采取对策的依据，还要求全行职工人人做调查，熟悉商情。对各级管理人员，要求更严。他提出，作为银行经理，必须“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得人和”。意思就是要他们通过对周围的天气好坏、灾情有无、收成丰歉、工业兴衰、政局治乱的研究，得出银行业务特别是放款业务应该采取的对策。

    各种商情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总行，除在《海光》上发表外，还定期编发《金融商情周报》，供全行参考。抗战前后，上海银行都曾专门派员赴美考察商情（包括旅行社业务）。陈光甫自己在未入政界时，也经常前住各地考察经济情况，还聘请一些对绸、布、纱、棉花、小麦、糖等商品富有经验的专家担任顾问，协助分析市场动向。在从政以后，他控制的纽约世界贸易公司经常给他邮寄美国出版的载有商情的书报，有专人为他整理，供他浏览。

    （2）坚持稳健作风。陈光甫一生谨慎，表现在银行业务上的有下列诸端：首先，对工商界的放款，以押款、特约押款以及其他抵押透支为主；并自建仓库，押物一般都存放该行仓库。凡经营管理不善，信用不良，或者盲目于地产、外汇及证券投机的企业，上海银行决不放款给他们。其次，他们本来可以申请发行钞券，但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向中国、中央两行领用暗记券，抗战前多至4000余万元，一方面可以避免自己发钞的风险（容易被人集中大量现钞前来兑现，因而产生危机）；另一方面每年可以从发行行坐得保证金的利息[9]约150万元。该行基本上不搞房地产投资，保证了资金的周转率。该行附设中国旅行社，抗日战争时在大后方办了大批招待所，其中多数商由交通运输机构或地方政府投资，规定亏本归投资者，盈则各半分享，服务美名则由中国旅行社独享。该行对利润很高但有风险的有价证券，采取稳健政策。他们持有的有价证券，在存款总额中的比例，1932年为5％，1933年为6％，1934年为9％，1935年为11％，都比其他大银行低。

    （3）建立银行信用。陈光甫非常重视建立银行信用。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命令各银行钞票停止兑现的时候，在武汉市场上，钞票贬值，最低时仅值票面的10％。上海银行汉口分行遵照陈的命令独家规定：凡在停兑前存入的，一律付现金；停兑后存入的，按存款日钞票市价支付。当时汉口分行存款五六百万元，他们为此损失了约一百万元，看似吃亏，但赢得了武汉存户的称赞，汉口分行的存款因此激增。

    （4）严密查账制度。这点在童昌基的文章中已有述及。另外应补充的，除查账员制度外，各分支行每天的总清结余表、放款分户清单和调查表报等，都要在第二天寄交总行稽核处查核，发现疑点或差错，就立刻发函询问或纠正。

    虽然1930年前后曾发生上海分行行员陈××偷窃法币17万元逃往伪满洲国事件，香港中国旅行社也曾先后发生两起卷款潜逃事件，但都是偷窃库存，而不是账目上的舞弊。银行和旅行社的账目，因制度严密，是无懈可击的。

    （5）辅助工商企业。上海银行开办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我国民族工业乘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一般都缺少资金，难期持久，而当时金融业中钱庄帮势力极大，他们因循守旧，目光短浅，对工商界出现的新形势，熟视无睹。针对这情况，陈光甫主持的上海银行，就把“辅助工商”，定为行训之一。

    张謇是上海银行最早的股东，他在南通办实业，就得到上海银行的大力支持；上海银行的南通分行，是这家银行最早设立的外埠分行之一。荣家的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上海银行投放的贷款更多；这两个厂子经济上发生危机时，上海银行帮它们渡过一个又一个困难（请参阅下文）。这种例子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抗日战争之前，上海银行全行的工业放款，经常要占全年放款总额1/3，最高时曾达41％，这在当时的银行中是非常突出的。在同时期中，中国银行的工业放款在全部放款中所占比例，仅为12％左右，金城银行较高，也只25％左右。

    （6）办理农业贷款。1935年陈光甫在一篇文章中，把办理农贷列入他认为值得纪念的三件事的第三件事。的确，在上海银行举办农贷之前，如何活跃农村经济，使他们从带有封建色彩的高利贷中解脱出来，从未提到任何一家大银行的议事日程上。

    陈光甫为了填补银行业务中的这个空白，特地延聘著名农业专家邹秉文教授担任银行副总经理，主持农贷事宜。办法是和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系合作，先从调查情况入手，然后在豫、陕、冀、鲁、鄂、湘、苏、皖等省指导农民组织运销合作社，由银行直接贷款合作社，以供发展业务之用。这样，既使农民避免了农村中的高利贷剥削，又能使农民组织起来，得到实惠。上海银行为此曾发放低息贷款300万元。后来又联合交通、浙江兴业、金城等银行，组织银团，增加贷款来源，扩大农贷范围。

    陈光甫此举，可视为自由资产阶级对中国农村封建主义经济的挑战。

    （7）热心服务社会。陈光甫曾就有些人对中国旅行社的存在问题抱疑问态度而发表过这样的谈话：“……上海银行之盈余，可以操筹而数计，旅行社则不然。盖天地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goodwill）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数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如耶？”这是陈光甫对服务意义之发挥。陈光甫的确干了许多别的银行家不愿想也不愿干的对社会有益的事：小额存放款是一事，创办中国旅行社又是一事——这是陈光甫最得意的杰作（详下文），此外还有下列诸事。

    早在1916年，就在银行设立学校服务处，办理学生零星储蓄服务，并首创代各学校收取学、膳、宿费，使学校方面省去不少手续与时间。这项办法，后为同业仿行。

    自1929年开始，先后在复旦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置奖学金，并出资聘请英、美专家在各大学开办学术讲座。

    抗战期间，鉴于大学教授生活清苦，固命成都、乐山、桂林、贵阳和昆明等地分行举办大学教师低息贷款，凡经校长介绍，即可低息贷借，分期归还。当时市面利息高昂，上海银行向教授们所取的低息，远远不能抵偿货币贬值所蒙受的损失。当时贷到款项的大学教师多达3000余人，分属成都的金陵、金陵女大、华西、齐鲁、燕京和川大，贵阳的夏大，桂林的广西大学，昆明的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等十多所著名学府。

    设立海光图书馆。这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地址在上海番禺路一座花园别墅内，由名教授林同济博士主其事。除在国内搜集善本图书外，每年还花相当数量的外汇从国外购买哲学、经济、文学名著，其中包括德文原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供学者研究。解放后，曾被评为上海八大图书馆之一。当时陈光甫曾对林同济说过：上海银行、中国旅行社、海光图书馆是他平生三大得意作。这与陈1935年说的话，显然有了修正。海光图书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8）抵制经济侵略。这是陈光甫为上海银行制定的行训中的第三句话，人们看到陈的后半生与美国政府及外国资产阶级紧密合作的情况，几乎不会相信他早期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其实，20世纪初的陈光甫，不但由于目击当时洋商的对华经济侵略，而且亲身经历过“洋大人”的冷眼相待，他所结交的，又多半是和洋商争一日短长的中国产业资本家，那时他提出这样的口号，而且在行动上予以大力实践，是毫不足怪的。

    上举辅助工商的例子，其实也是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具体行动。他在银行内开设旅行部，后来演变为中国旅行社，分明也是对英商通济隆公司、美商运通银行和日本国际观光局等外商霸占中国旅行事业的反击。

    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由华商经营的不过10％光景。症结之一，是国外汇兑都操于外国银行手中。为此，早在1918年，上海银行就在总行设立国外汇兑部，并在英国设立代理处，以后还把这种业务扩展到设有海关各地的分行，国外通汇地点也扩充到美、法、荷、日等国。陈光甫曾这样指示他的行员：“我们经营外汇，绝不从事投机，我行多做一笔生意，外商银行就少做一笔生意。”他办宝丰保险公司，也是这个意思，因为那时外商在上海办的保险公司，在保险业中势力很大，每年从中国人身上挤去的保险费，多达2000万元。

    （9）善于不断创新。陈光甫为发展上海银行业务，搞了许多新办法。其中一元开户的小额银元储蓄存款，更为研究金融史的人们所乐道。殊不知与此同时，他们还举办500元以内的职工低息小额信贷，以解决职工群众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这种面向群众的举措，只有学徒出身的陈光甫才想得到，而一般大银行是不屑做的。在“一元开户”的同时，上海银行还首先开办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许多吸收存款的业务，在金融史上，这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

    旅行支票是洋玩意，陈光甫把它引进上海银行，为旅客提供方便，为银行多了一笔活期存款，这在解放前的金融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

    在大城市，银行广设本埠分支行，是上海银行首创。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上海银行就使用机器登账。

    在附设的中国旅行社里，新套套更说不完。“旅行社”“招待所”这些今天已经广泛使用的名称，当年是这家银行设想出来的。中国第一个旅游团，第一本旅游杂志，第一次商办铁路餐车，第一艘游美学生专轮，第一……都是中国旅行社职工的业绩，这些业绩的出现，又都是和陈光甫的支持分不开的。

    （10）迎着风浪前进。任何事业，总不会始终一帆风顺。在上海银行的创业史上，也遇到过不少次风浪，兹举二事为例。

    20世纪20年代，银行业欣欣向荣，大小钱庄则日渐没落。对此，具有悠久历史的旧式银钱业当然不会甘心。上海银行“一元开户”的新鲜事出现后，镇江几家钱庄竟联合起来，派人抬着装有5000银元和3000银两的几口大箱子，到上海银行镇江分行，要求按一元一个存折开8000个存折。这明明是捣乱。镇江分行一面与来人周旋，将来款暂行封存；一面报告陈光甫，由陈请董事黄静泉（因黄在镇江几家钱庄有股份）亲身赴镇处理，还商请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出面调停，才把这场很有可能在各地引起连锁反应的事件平息下去。

    值得钦佩的是，当陈光甫得知这次事件是一名叫夏还卿的钱庄从业员煽起的时，他不但不记仇，还请夏到上海长谈了一次，以后还请夏在附属大业公司工作。

    陈光甫关于银行经理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得人和”的主张，是他通过许多事例得出的宝贵教训。事例之一，便是1931年秋发生的提存风浪。那年武汉大水灾，汉口上海银行仓库所存食盐受到水淹，社会上流传着上海银行遭受巨大损失的谣言，有些金融界中人就推波助澜，在上海掀起一股向上海银行提存的浪潮，使总行新建大厦里站满了提存的人，来势之猛，为上海银行创业以后仅见。这样持续了几天，提存最多的一天，付现金至1000多万元。如果不是库存雄厚，就很难渡过这次难关。另外，陈光甫平时讲的“人和”，这时也发生了作用，他得到了中国银行张公权、宋汉章的全力支持。为了防止外地发生连锁反应，他们还通知中行的外埠分行，在当地上海银行需要援助的时候，也应全力以赴。

    总体来说，上海银行的发展壮大，是全体职工努力经营的结果，但如果没有陈光甫的呕心沥血，没有他对银行业务的不断创新，没有他那敬业乐群的深邃的职业修养，他所树立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在这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的名字写入中国早期的金融史上。

    四、创办有关企业

    除了上海银行，陈光甫还牢牢地控制着该行创办的和其他有关的企业，以下扼要地讲一讲这些企业的概况。

    （1）中国旅行社。首先被认为是陈光甫的得意杰作。旅行社的开办经过，已有专文介绍，本文不再重复。

    陈光甫通过中国旅行社博得社会上的好感，也就是他说的“人和”，初不限于国内各界，即在国外，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据闻宋子文因在美国的声望不及陈光甫，研究出几条原因，有一条是陈办有旅行社，平时战时，美国人来华，一般都对中旅社的竭诚接待留下深刻印象。

    陈光甫对中旅社在当时取得的成就，亦常沾沾自得。1951年，他在《中国旅行社社史稿》上批道：“现值变改之时，好的要保存。在短短时间（廿七八年），将一种梦想化为社会上重要分子之一员，可为奇迹。如各界之人皆能如此集少成多，我于此中可告以办事方法之途径，千言万语，要有创造热忱……”他当然不能理解生产力的彻底解放，首先必须依靠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中旅社所享受的盛誉，确非幸致。

    中国旅行社也有一次严重失策。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关内外通车通邮的要求，因此事牵涉到承认伪满的问题，中国方面不敢贸然接受，日本侵略者乃以武力威胁，声称如不接受要求，即把关外火车强行驶入关内。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华北政委会头子黄郛几次央求陈光甫，要陈指示中国旅行社与日本国际观光局联合组织“东方旅行社”，然后由这个旅行社出面承办通车事宜。陈开始婉拒，经不得黄的一再要求，乃勉强接受。

    东方旅行社设在榆关，依中国法律注册，总经理为日方的平山，副经理为中国旅行社的张水淇（参阅下文），任务是发售用该社名义印制的平沈通车车票，并代关内外双方清算票款。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办法，目的在于实际上接受伪满开来的列车，但在法律上不负承认伪满的责任（因为车票是商办东方旅行社出的）。

    东方旅行社成立于1934年6月，半年后，中旅社退出，改由北宁路局派人接办。虽为时不久，但毕竟给中旅社写上一次不光彩的记录。陈光甫很为此事后悔，在编订中旅社社史时，特地关照删除这件事。

    （2）中国旅馆业公司。成立于1935年10月，是上海银行独资设立的子公司，经理朱如堂。他以50余万元在南京自建大厦首都饭店，聘请留美专学旅馆学的周良相为经理，西人Mrs.H.Toin-Guiillarmod负责管理内部。另以24万元在西安设立西京招待所。陈光甫非常关心这两个旅馆，经常亲自作重要决定。1937年3月中国旅馆业公司撤销，这两家旅馆交由中国旅行社统一管理。

    （3）宝丰保险公司。主要投资者是上海银行和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公司设在上海银行大楼。经理朱如堂原系太古洋行保险部经理。他和上海银行最早股东之一夏元舫的儿子夏鹏（小舫）为好友，夏鹏既是上海银行的监察人，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大股东，朱如堂主持宝丰保险公司是夏鹏介绍给陈光甫的。杨文所说上海银行与太古洋行合办宝丰一点，事诚有之，但太古入股，仅仅因为承保洋商大额生意需要分保的关系，因此股额不大。

    （4）徐州国民银行。该行经理为钱明斋，约在1927年因营业不振，经人介绍，由上海银行收购该行90％的股票，纳入陈光甫之金融系统，但招牌不变，抗战时结束，后未恢复。

    （5）大业贸易公司。成立于抗战之初，是上海银行独资经营的企业，规模颇大由陈光甫的学生、当时的上海银行第二副总经理李桐村挂帅。而中国旅行社的社长在上海银行的地位，除首任社长朱成章外，以后各任都仅仅相当于总行襄理，可见银行对大业的重视。事实上，各地大业公司也确实为上海银行挣了不少钱，这在当时大后方的金融工商界中，是众所周知的。

    但爱惜名誉的陈光甫，却因此着急起来。据说他于1941年自美回国时，张公权的哥哥张君劢用在皖北某地亲眼目睹的情况告诉他，说大业公司的人和刘某在敌我对峙的封锁线上洽购纱布运渝牟利，劝陈加以制止。因此，在重庆的行、社、公司负责人向他汇报营业情况时，一方面对中旅社的亏蚀，再三慰勉（见上文），一方面对面有喜色的大业人员，把脸一沉，说：“你们只顾发国难财，却把我陈光甫的名誉丢尽了！”

    陈光甫当机立断地改变了大业的经营航向，只准他们做有利于民生的运盐生意，此外也搞了些诸如酒精厂一类的小型企业。本来还准备在抗战胜利后创办纺织工业，曾派李桐村赴美考察并购买机器，但没有成功。

    （6）祥兴运输公司。1939年，由上海到西南各省的运输线，主要假道越南。为此，大业公司曾和中国旅行社合资，买了几十辆卡车，经营由海防和镇南关接桂、黔、川公路的运输生意。请上海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的经理周祥生主持其事，并取名为祥兴运输公司。但开业不久，近半数汽车在广西境内被日本飞机炸毁，因而歇业。

    （7）新记工程公司。抗战时在重庆开办，规模很小，仅在打铁街中国旅行社楼上设置一个办公室。它并不直接承接工程，其性质与今天的咨询公司有些相似。它的创办是为胜利后经济复兴打基础。但胜利后，陈光甫想象中的经济复兴并没有出现，这个公司也就赉志以终。

    （8）上川实业公司。这是上海银行和大业公司联合投资的企业。事情的起因是，当时在皖西山区当安徽财政厅厅长的章乃器以开办工厂，向国外订购机器为由，向中央银行申请到20万美元的官价外汇，但无钱结汇，于是写信给陈光甫求援。其时陈出使美国，经复函嘱与上海银行在渝负责人赵汉生联系。后经章、赵商量决定，由上海银行大业公司出资，一部分交章将已经批准的外汇结出，一部分作为上川实业公司的开办费。这是1940年前后的事。

    上川实业公司由章乃器担任总经理，另由上海银行派朱汝谦任副经理，张辅仲任会计主任。业务分机械厂、酒精厂和畜牧场三部分。畜牧场购有外国奶羊，每天挤羊奶应市。因日本侵略军空袭频频，公司业务不甚顺利。陈光甫对章乃器本来很推崇，曾在一次行、社、公司同仁的集会上，特地把章乃器请来和同仁见面，称赞他是大学问家，说同仁们在研究学问上，如有问题，可以向他请教，等等。但章乃器最后仍和上海银行闹翻。上海银行（包括大业）为了息事宁人，经和章达成二项协议：一、原来的上川实业公司归大业贸易公司经营；二、成立一个新公司，取名上川企业公司，由大业贸易公司出资100万元，归章乃器经营，另给章本人5万美金。

    （9）中美投资信托公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陈光甫认为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中国，需要争取外资合作。为此，他让上海银行联合美商在美创设一家投资信托公司，资本1000万美元，取名“中美投资信托公司”。据陈当时发表的谈话，认为有了这个公司，就能为国内工商业服务，在他们向美商订购机械设备而缺乏外汇时，可由这个公司担保，以便迅速成交。在一次谈话中，他曾埋怨国民党政府大员不懂生意经，大有“曲高和寡”之意。这个公司的业务进行得怎样，在上海银行内部通讯上，未见发表，可能由于蒋政权风雨飘摇，其有利生产的贸易无法开展，该公司由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夭折了。

    （10）世界贸易公司。是为了偿还陈光甫经手的2500万美元的桐油循环使用借款而在纽约设立的，名义上属于重庆财政部的一个机构。公司的美方负责人是美国人劳海，中方负责人则是上面提起过的上海银行的夏鹏。陈光甫在这个公司里有极大的支配权。公司的许多高级职员系由上海银行调去，如任稷生就是上海银行的董事，章午云原是上海银行总行调查处的经理。后来上海银行在纽约设立驻美通讯处，基本上就是从这个班子里派人兼管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世界公司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不能想象，如果让“四大家族”的人插手进去，而也能作出同样的成绩来。

    陈光甫能够直接控制的工商企业和有关机构，大体上就是这些。至于他能够施加影响的和上海银行有密切关系的工商企业，数量也不少，它们多半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其中有些由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担任董事、顾问一类的职务，他们把陈光甫的经营思想和作风，带进了这些企业，起到很好的效果。

    五、灵活的手腕

    陈光甫创立的上海银行，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对陈光甫来说，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失掉这个基础，陈光甫的社会地位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陈光甫的前半生，他以全部精力倾注在经营上海银行上，在他的后半生，虽然在上海银行已经不担任实际职务，但仍时刻关心，许多行动一方面是为了民族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上海银行这个企业不受损害。

    上海银行并不是在社会的真空里成长的。陈光甫虽洁身自好，但免不了要和社会各方面的势力接触。因此，上海银行虽标榜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和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但在它的人员构成上，在它的业务方向上，以及陈光甫的个人交往上，都可看出他那灵活掌握的手腕。

    在早期的上海银行，也有像郑孝胥那样的顽固人物握有少量股票，郑孝胥之于郑垂还当过中旅社的董事；甚至中国旅行社这块招牌，也是郑孝胥写的。这些事都发生在郑当汉奸之前。

    1931年，陈光甫派五人任“旅行社委员会”委员，其中一人叫张水淇，留日学生，有许多日本朋友。日本胁迫组织为关内外通车效劳的“东方旅行社”时，陈光甫就抛出此人任这个旅行社的副经理（见上文）。东方旅行社结束，他离开上海银行，投奔到他的日本主子那里去了。在陈光甫的下面，明显的亲日派大概仅此一人。

    陈光甫对帮会势力，原来抱适当敷衍的态度。但有一次，有个帮会集团从济南上海银行仓库里偷了2000余担棉花运沪，集团的头子向他的帮会师父张锦湖报告。由于张的协助，上海银行收回了这批被窃的棉花。因为这件事，陈光甫和张锦湖换了帖，成为异姓兄弟。

    在北洋政府中，陈光甫也有一些交谊较笃的友人，例如交通总长叶恭绰就是其中之一。上海银行开办旅行部，由于叶的帮忙才能在铁路洋员的反对声中批准旅行部代售铁路车票（为上海银行增加一大笔活期存款），并办理一切旅行业务。以后叶对中国旅行社多方维护，《旅行杂志》这本刊物的封面刊头就是叶氏写的，他的游记也经常在旅行杂志上发表。

    陈光甫结交了许多名流学者，对此，中国旅行社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因为许多人出国留学时，都由中旅社代办一切手续，并多方予以照顾，他们学成回国，成为名流，成为专家，在旅行中仍继续受到中旅社的服务，陈光甫与之交往，当然有深厚诚挚的感情基础。

    在同业中，陈光甫是深得“人和”的。特别对“南三行”的李馥荪、徐新六等，对中国、中央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诒等友谊更笃，他们经常团结一致应付金融界各种事态。陈对张公权，由于1931年应付提存风浪中得到过张的大力帮助，更是胶漆相融，见人常称张是他的生死之交。解放后，张公权在国外，陈还在经济上周济过他。

    在蒋政权中，陈与CC头子陈家兄弟，本来没有什么交往，但当陈光甫发现南京分行有个叫冯子栽的助理人员是两陈的表弟时，就逐步加以提升。抗战胜利后，冯已升到南京分行的经理。陈光甫每次到南京，都住在冯家。冯为人精明强干，是获得提升的主要原因，但也多少含有在政界中平衡关系的因素。

    早在大革命时陈光甫就和李宗仁有交往。在40年代，李曾经两次找陈帮忙，第一次是因广西省办的乐群社（招待所性质）管理不善，要求陈派中国旅行社人员前往整顿，陈答应了他。后来桂林、柳州两地的乐群社就由中旅社承办，取得明显的效果。第二次是李任代总统时，曾要陈参加和谈代表团，陈未允。

    六、宦海浮沉的始末

    上海银行崛起后，由于军阀内战，影响各地分支行的发展；在大革命前夕，甚至关闭了一些分行。因此，陈光甫渴望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以便他有用武之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军旗指向上海，他以为国家统一从此有望，工商业的发展也就指日可待。

    不清楚陈光甫等银行资本家是事前知道帝国主义者收买蒋介石的阴谋，还是由于对革命阵营内部缺乏了解，单纯地以为对蒋介石的支持，就是对革命的支持，但无论怎样，以陈光甫为首的银行资本家在蒋介石抵达上海之后，就筹募了1800万元的所谓“二五库券”（内银钱业购买1000万元），在财政上支持了蒋，这是事实。陈光甫以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的身份担任劝募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给蒋介石的见面礼。

    陈光甫此举，颇得蒋介石的重视，但宋子文却不高兴了。陈光甫嗅出了宋的不满情绪，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举家迁居武汉，以示回避。

    陈光甫所以要到武汉躲避，是因为国民革命军打下去武汉以后，上海银行曾在自己的业务范围支援过革命政府。那时，武汉宣布钞票停止兑现，申汇汇水高涨，美孚、德士古、亚细亚三家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停止售货，因而市面萧条，影响了军需民用。上海银行上海总行一方面接受有关国际支援武汉政府的存款；一方面以优惠汇率接受上述几家外商汇沪款项，使其恢复售货。武汉的市面，就在这样的安排下逐渐恢复。另外，桂系军阀李宗仁坐镇武汉，他和李早有交往，迁汉居住，也比较安全。

    陈光甫由汉返沪，是在宁汉合流之后。宋仍不放过，他探悉上海银行仓库存有开封运沪的硝，乃以此为突破口，委托章士钊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上海银行私运军火，企图借此查封上海银行。但这批硝实际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物资，持有军政部的正式护照，因此，宋计未能得逞。事后，章士钊曾力劝陈，要他和宋搞好关系。以后宋、陈之间的关系，表面虽有缓和，但暗斗仍不时发生。下举二事为例。

    1936年，陈光甫自沪北上，本来计划视察徐州、济南、天津等地分支行社业务，但抵达徐州后，忽得上行总行密电，阻其北上。据说有人在南京、上海放出风声，说陈这次北上的目的，是去联络韩复榘和宋哲元，有政治企图。很明显，这又是宋子文的阴谋。陈光甫被迫放弃了济南、天津之行，改在徐州和这两个分行的经理见面，商量行务。

    荣家的申新纱厂，因无力清偿汇丰银行的抵押借款，有被汇丰吞并的危险。陈光甫挺身而出，联络几家华商银行组织银团贷款给申新，清偿了汇丰的欠款。宋子文眼红了，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在家里召集银团各银行总经理开会，商量申新的问题。陈光甫察觉宋来意不善，没有亲自出席，仅委派经手申新放款的李芸侯代他赴会。会议由宋主持，并首先致辞，认为申新欠债太多，应由银团接管。实际是接管到宋系银行，即由民族企业变成官僚资本的企业。当时，各银行的代表唯唯诺诺，都说愿照部长的指示办理。独李芸侯表示异议，他指出上海银行放给申新的款项有4000万元，是向申新放款最巨的银行。他转述陈光甫的意见是，申新资产数值远远超过它的欠款数，还没有到必须接管的程度，因此，应该让它自力更生，由银行给以援助为是。李芸侯的仗义执言，保存了荣家的申新。当他会毕回家，荣宗敬已经派他长子荣鸿元等在李家，听了李的汇报，才放下了心，并再三道谢。

    陈光甫鉴于和宋子文结怨太深，对己对上海银行都不利，于是采取了下列对策。

    其一是请孔祥熙担任上海银行的董事，并和孔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友谊。孔也不负陈的期望，在重庆，当陈光甫出国的时候，上海银行遇有重大事件，都由它的在渝负责人向孔请示决定。1944年召开股东大会，孔还亲自出席。每次陈自国外归来，珊瑚坝飞机场上少不了孔公馆派来的人，使陈的行李免受检查。

    其二是更加团结同业，特别是加强“南三行”“北四行”间的团结，遇事采取一致行动。1933年，他们成立银行票据交换所，以后对南京政府的借款，就多由银团出面办理。

    其三是充分利用出使美国的机会，努力建立在美声望，以提高他在蒋政府中的地位。

    陈光甫首次率领政府代表团赴美是在1936年，任务是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由美国政府按每盎司0.65美元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向中国购买白银5000万盎司，以售银收入作为法币的准备基金，条件是中国不得将白银售与其他国家。这次谈判所以能成功，陈光甫在美政府财政部里的同学帮了很大的忙。蒋政府对陈，自此也另眼相看。

    1937年抗战开始，南京政府实行战时体制，在军事委员会下面设立贸易、运输、农业三个调整委员会。由陈光甫任贸调会主委（后改贸易委员会，改隶财政部），卢作孚任运调会主委，周作民任农调会主委。陈、周都是由银行家从政。但农调会不久就流产，以其业务设农本局，由何廉为局长。周作民长期住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陈光甫则奔走于美国、重庆之间，始终为抗战事业效劳。1938年，他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与美政府谈判，达成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的协议。为了清偿这笔借款，在国内设立复兴公司，负责收购桐油、猪鬃，并用自购汽车运至海口装船运美，在纽约则设立世界贸易公司，办理收货、售货和还债事宜。

    由于陈光甫经手的借款能按照协议如期归还，他在美的个人声望迅速提高。1941年，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要蒋多多向他请教。这一年，重庆成立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会，由于美国的提名，陈光甫担任了基金会的主委，以后还给他加上了“国府委员”的桂冠。

    1944年，他再度赴美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第二年就和美国资本家一起，集资美金1000万元，成立中美投资信托公司（见上文）。后来由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大陆上战火纷飞，陈光甫虽有在蒋管区利用外资振兴工商业的设想，但为时已晚，因而没有看到这个公司在国内有任何活动。

    陈光甫的对策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取得美国方面的支持这一着棋，收获更大，不但宋子文奈何他不得，就连蒋介石也不能不对他表示倚重。有这样的传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获得美国援助，曾要陈光甫出任他的财政部长，但陈没有接受。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一面发行金圆券；一面禁止买卖金银和外币，规定凡持有金银或外币者都必须全部按官价兑换金圆券，过期不交的，一律没收。当时，蒋经国带了尚方宝剑来到上海，杀气腾腾地把矛头指向金融界，要他们交出外汇和金条、银元。为此，曾将金城银行的周作民拘留了几小时。陈光甫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和李馥荪等商量决定，并得到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的同意，联合上海各商业银行，把外汇1000万美元（上海银行占200万美元）存入中央银行。这是国民党政府对上海金融界又一次掠夺。（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这次所榨取的金银和外币价值2亿美元之巨。）

    陈虽从政，但从未入阁，而且在蒋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始终采取超然态度。这是因为他担任的贸委会的主任委员，只是财政部长下面的属吏，比不得张公权、吴鼎昌一入政府就是正式阁僚，而且还涂上一层政学系的色彩，成为名副其实的过河卒子。国府委员只是空衔，就像他当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一样，同样束缚不了他的手脚。这是他比张、吴聪明的地方，不但使他自己在情况变化之际有回旋余地，而且也有可能使上海银行仍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光甫的打算，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

    七、面临十字路口

    眼看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雷霆万钧般的打击下节节败退，陈光甫再一次面临十字路口。他不能为蒋介石殉葬，也不能放弃上海银行这块辛苦经营的金融阵地。

    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在《海光》月刊上看到了解放区的“土改”消息，沪宁解放后，李宗仁逃到南方，《海光》上又出现章士钊致李的一封劝他归顺人民的长信。这些都是当时当地报纸上不可能发表的，而这本银行的内部刊物上却刊登了，岂不耐人寻味！

    解放后不久，上海银行内部通讯上刊出毛泽东主席把亲笔题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陈光甫的消息。据说陈的答礼是他珍藏的一部清代胡林翼的来往书信册页。胡号“润芝”，和毛泽东的字“润之”同音，字形也只差一个草字头。这是巧合，陈光甫自以为这礼物很得体，但是他忽略了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胡林翼却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以此答礼，其实是很不得体的。

    1949年7月6日，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上海银行总经理伍克家随着游行队伍走上街头，在小东门和女子银行经理严淑和一起，大扭秧歌舞，一时传为美谈。

    1950年，住在香港的陈光甫，派朱如堂和徐谢康两人到北京，表示愿意在北京投资筹办一个较具规模的招待所，但回港后不见下文。实际上，这仅仅是陈光甫和共产党打交道的尝试。这一年，伍克家因中风辞职，由资耀华继任上海银行总经理。陈要资到香港见他，资未去。陈不无感慨地说，他从前不听庄得之的话，现在轮着他自己当“庄得之”了。弦外之音，就是从此起，大陆上的上海银行，再也不能由他遥控了。

    1951年，中国银行在北京举行董事会，派专人到香港邀请商股董事陈光甫、李馥荪等赴京开会。陈等在香港中国旅行社管理的新宁招待所开会商量，犹豫不决，后来北京来人答应他们请假才了事。

    解放后，政府把上海银行内属于官僚资本的股票没收为公股，其股额约占股票总额的4％。后来政府规定：任何企业不得握有本企业自己的股票，上海银行不得不以从市场上收购来的股票，照票面150％的价格卖给政府，就这样把公股的份额增加到35％，从此基本上是商办的上海银行就走上公私合营的光明大道。在解放区，它比全行业公私合营早走了三年。大陆上的中国旅行社则于1954年因业务萧条而结束。

    上海银行在美国存有外汇，大陆解放后，陈光甫预料到美国政府可能会冻结解放区公私企业在美存款，为此，他把在美存款，转到香港上海银行户内，借以避免被冻结。香港分行成立于20年代，当时以资金港币100万元向香港政府注册，这时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资本改为港币1000万元，向香港政府另行注册。这一招有没有收效，我们不清楚，但从此起，香港上海银行就和大陆上的上海银行分了家。而且据港报记载，在三年之后，还在台北成立了上海银行总管理处，不过未闻陈光甫亲自去主持，也没有担任职务（董事长为朱如堂，总经理为陈克恭），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遭到蒋介石的不满，直到1965年才批准上海银行在台复业。

    1976年，陈光甫在台北病故，享年96岁。

    陈光甫一生，曾搜集一些稀有的中外金银硬币和古文物，离沪时存伍克家处，数年前以伍妻黄梅珍的名义，献给人民政府。在香港一段时间，他致力于集邮，也有许多珍品，不知现在归于何人。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陈光甫乘时崛起，不失为有理想，有魄力的民族资本家，在抗日战争中，他奔走于中、美之间，虽然和蒋家王朝靠得紧一些，但毕竟对抗战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和只知搜刮、置民族灾难于不顾的“四大家族”相较，功罪之间，是无法比拟的。可惜在他的晚年，在十字路上彷徨多年之后，终于在左右和后妻的劝说下，迁居台北，过了神志模糊的数年（据港报记载），直到生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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