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政党衰落”问题的意义

    本书探讨二战后西方政党发展状况的切入点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政党衰落”（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parties）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政界和学界围绕着政党是否衰落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政党在当代西方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政治历史中的一大进步。在奴隶社会中，私有制使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从那时起，政治的逻辑就取决于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所做的不同解读。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不管是神权政治还是王权政治，都极力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政治权力成为排除人民权利、对社会施以压迫的工具。在与封建神权政治和王权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具有鲜明历史进步性的政治理念，从而把国家权力与人们天生的权利联系起来，强调了社会对于国家的决定作用——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力并非由国家本身产生，而是来自社会，来自民众的授权，国家权力应当服务于社会和民众，同时理应受到社会和民众的监督。与上述原则相应的现实的政治形式就是代议制民主，由民众通过定期选出的代表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显然，要使代议制民主具有可操作性，就要求社会具有相当的组织化程度，需要有一种强大的中介组织来反映民情、集中民意、完成选举过程的操作、保证政府的运转，从而将国家与社会、选民同政府连接起来。于是，政党作为争取政治权力斗争的组织化形式应运而生，并随着西方民主制度的日趋完善而不断走向成熟。

    不过，与今天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出现、发展和在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实是相当晚近的政治现象，正如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1951年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政党存在至今仍不足一个世纪，在1850年，现代意义的政党仍未在地球上任何国家出现（美国除外）”，政党这个时期的出现和发展“显然是与民主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换句话说，是与公民投票权的普及及议会权力的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历史中，政党受到的怀疑之深、批评之甚远远超过了议会、内阁、法院等西方政治体制的其他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说，政党是在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中不断开辟着自己的前进道路。在过去的150多年里，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对政党的评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政党产生之初，许多人从根本上否定政党，其主要原因是把政党与宗派混为一谈，担心政党会威胁到政治秩序的稳定，造成社会的分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政党谋求派别私利、分裂社会和国家极为担忧，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一贯反对政党政治，甚至在卸任总统职务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还念念不忘地告诫美国人民要“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批评政党会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来“颠覆人民的权力，篡夺政府”，从而成为民选政府“最危险的敌人”；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反对政党的态度也很坚决，“如果说不参加政党就不能进入天国，我宁可根本不去天国”。第四任总统、有“美国宪法之父”美誉的詹姆斯·麦迪逊总结说，“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利益和集体利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政党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出自直观的感性认识，理性思考的色彩较少。第二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党一方面作为“不可避免的祸害”逐渐被接受下来，另一方面则受到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比较政党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俄国政治评论家莫伊谢依·雅科夫列维奇·奥斯特洛果尔斯基（Moisei Yakovlevich Ostrogorski）写于1902年的《民主与政党组织》中就已初见端倪。在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中，作者在对英国和美国代议民主制度下政党组织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勉强承认政党是英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着重指出了政党政治的弊端：政党组织及其核心集团通过巧妙地操纵民意来攫取自身的权力；选民投票所反映的并不是他们经过负责任的思考后作出的明智选择，而是党的中央机构和领导人操纵的结果，他们选出的政治精英们本应在议会中进行的富有理性的讨论，却被议会外的政党组织引入歧途；政党会由此变得专断，最终将歪曲代议制原则，损害代议制政府的功能。如何消除这些弊端？奥氏提出的办法是“联合但不统一”，即不再建立以获取政治权力为长期目标的永久性的政党组织，代之以个人自由组成的追求有限目标的临时性团体，一俟目标实现就将其解散。1911年，德裔意大利籍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出版了他的传世名作《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进一步阐发了奥斯特洛果尔斯基的观点。在书中他通过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党的深入考察，明确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政党本来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可是一旦政党组织得到巩固，维持和扩大组织就成了它们的首要目标。

    党的领袖拥有智识、技能和心理等方面的优势，却因为追求权力而抛弃了自己的信仰。普通群众面对日益专业化、复杂化的政治事务显得手足无措，只得感激、信任乃至盲从领袖的权威。于是“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来，政党组织无论在将来取得怎样的发展也难逃寡头统治的命运，“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对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他宣布“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社会党，而且是近代以来的各种先进政党都无法逃避的历史铁律。奥斯特洛果尔斯基和米歇尔斯对政党的上述批判，其着眼点在于防止政党组织剥夺个人自由、歪曲个人意志，是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角度对西方反政党传统的又一种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党在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终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学者沙特施奈德（E.E.Schatt schneider）在出版于1942年的《政党政府》一书的开篇中就直言不讳地宣布：“政党的兴起是现代政府明确的、根本的、区别性的标志之一。事实上，政党作为政府的缔造者，特别是一直作为民主政府的缔造者，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政党创造了民主制度；而除却政党，现代民主制是不可想象的。”1951年，迪维尔热在其被誉为政党研究领域“里程碑”的经典著作《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中，着重肯定了政党存在的合理性，指出政党是在人民群众开始真正地进入政治舞台时出现的，是人民培养和吸收自己的精英分子的机制，它们在任何民主体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政党组织中确实存在着不符合民主原则的寡头统治倾向，但也有相应的程序和机制来限制乃至抵消这种倾向。1966年，拉帕隆巴拉和魏纳（La Palom baraand Weiner）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入手，阐明了政党是现代政治体制的产物，当一个政治体制内的各类活动达到相当的复杂程度时，政党就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党看作是政治现代性的表现之一。美国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1976年出版了政党学著作《政党与政党体制》，明确地把政党和宗派区分开来，指出政党是“一种组织，其追求的目标，是将所认可的代表，置于政府职位之上”，他还肯定了政党体制的作用，即通过政党之间的有序竞争，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维持政治体制的稳定。

    然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的开展带来了技术的高度进步、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引起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进而导致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西方民主制度中最活跃一环的政党又一次首当其冲。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对政党的批评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政党衰落”、“政党危机”成为欧美政治学界激烈争论的话题。早在60年代，不少学者就开始对政党在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提出疑问。1966年，丹尼斯·J．戈德福德（Dennis J.Goldford）宣称，在西方国家中“各种反对政党的方式和迹象随处可见，已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一年，美籍德裔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指出，“在今日的西方工业社会中，政党的作用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突出，而是有限得多”。1969年，安东尼·金（Anthony King）在考察政党在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功能时断言，“在政治学领域内，政党曾被赋予了极端的重要性，但现在至少应该说我们已对其重要性产生了某种怀疑”。70年代后，“政党衰落”的说法被明确提出。

    1970年，沃尔特·迪恩·伯恩汉姆（Walter Dean Burnham）第一次指出美国政党出现了“逐渐消亡的长期趋势”。此后，西方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作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理论。1992年，汉斯·达尔德尔（Hans Daalder）对60年代以来的各种类型的“政党衰落”学说作了如下概括：（1）从原则上否定政党，即一贯否认政党的合法地位，把政党视为对良好社会的一种威胁；（2）选择性地否定某些运作不良的、有缺陷的政党，但不否定政党本身；（3）选择性地否定某些“不合理”的政党体制；（4）政党多余说，认为政党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而言重要性日益降低，其他政治行为主体、其他政治制度已经取代了政党和政党体制从前发挥的许多重要的政治功能。其中，政党多余说是当代西方“政党衰落”说中最主要的论点。

    西方“政党衰落”问题只是本书的切入点，本书要关注的问题还有很多。当代西方“政党衰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的现象，而是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60年代初，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等人把选民党派性的削弱与西方的经济繁荣联系起来；60年代末以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新议题的产生和新政治活动主体的出现成为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罗塞尔·达尔顿（Russell Dalton）等人对“政党衰落”作出解释的依据。70年代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安东尼·金等人把西方的“政党衰落”归结为经济衰退和政府处理经济问题不力的结果。

    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提出，“政党衰落”是一种后工业社会的现象，但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后者把“政党衰落”视作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总而言之，西方“政党衰落”问题贯穿了过去40多年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始终，至今尚未有定论。那么，究竟什么是“政党衰落”？哪些因素造成了“政党衰落”？如何看待“政党衰落”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影响？“政党衰落”的发展趋势又会怎样？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初步的回答，不仅能够使我们正确地认识40多年来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客观地评价政党在当代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有利于科学地预测西方政党未来的发展趋势，加深对西方政党政治本质的认识，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要保持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不仅必须符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社会状况，而且要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政治科学的基本规律。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丰功伟绩，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和实践经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也结出了丰硕成果，发展成为拥有7600万党员、37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强大政党，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与不断表现出意识形态淡化、选民基础削弱、党员数量减少和基层组织萎缩等衰落迹象的西方政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任务，把借鉴国外政党执政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学习体现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政治现代化、政党现代化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表现了对时代挑战的高度自觉和清醒认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深刻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进一步明确了在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的任务。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告诫全党“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重申“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因此，考察当代西方政党面临的挑战以及它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党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成为本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主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党衰落”已成为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中外学者采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多重理论视角和丰富的实证材料。

    （一）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的政党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三个领域、两条路径。政党研究的三个领域也就是美国学者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Valdimer Orlando Key）提出的政党的三个组成部分或卡茨和梅尔所说的政党的“三张面孔”：“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选民中的政党”即对某个政党表现出比较稳定的忠诚的那部分选民，它使政党扎根于社会中，是政党合法性最根本的来源和政党力量最基本的源泉；“政府中的政党”是政党进入政府的部分，它联系着政党与国家，负责组织政府、作出决策并承担相应的后果；而政府外政党的各级组织则为政党发挥其功能、实现其目标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政党研究的两条路径是指功能路径和结构路径，前者关注政党作为政治体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承担的功能，考察政党在动员和教育群众、组织选举、选拔政治领导者以及制定和执行政策等方面的效能；后者关注政党的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和内部结构，考察选民的政党认同、选民的浮动性、党员人数、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层，等等。

    国外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的研究同样采用这些方法，即考察政党的组织和功能在上述三个领域内是否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

    西方学者都承认当代西方政党因受到严峻的挑战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这些变化的性质及其导致的后果却莫衷一是。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最初，西方学者从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入手来考察“政党衰落”问题。美国学者以选民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为指标、欧洲学者采用“政党依附”（party attachment）为尺度对选民的党派性（partisanship）进行了测量，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选民的党派性显著下降了。许多著名学者如彼得·梅尔（Peter Mair）、罗伯特·哈莫尔（Robert Harmel）、肯尼斯·简达（Kenneth Janda）等人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在选民的“政党认同”减弱所造成的政治后果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代西方政党正经历着一场“选民的认同危机”，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但也有一些学者否认选民的“政党认同”与选举行为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因而对“政党认同”减弱、独立选民增加等现象在政治实践中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在对选民的党派性所做的个案研究中，美国学者马丁·P．瓦滕伯格（Martin P．Wattenberg）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他在1984年发表了《美国政党的衰落（1952年-1980年）》一书，后来又不断补充新材料，在1986年、1990年、1994年和1998年先后出版了该书的4个修订本，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大到了1996年。瓦滕伯格的主要目的是要考察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削弱的原因，分析这种削弱的性质，评估这种削弱的程度。他创造性地提出：选民政党认同水平的降低并不表明他们对政党持否定态度，他们的态度大多是中性的。也就是说，选民并不厌恶政党，只不过政党在他们眼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瓦滕伯格认为，选民的这种中性态度甚至比否定态度更危险，因为只需适当的政策和良好的政绩就能把选民的否定态度转化为肯定态度，可选民对政党的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挽回。

    根据“传染理论”，西方学者很快把目光转向政党研究的下一个领域——政党的组织。在这个领域中，学者们的意见分歧更加严重。一派学者强调西方主流政党出现的“组织衰落”的迹象，如党员人数的减少、普通党员在党内地位的下降、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党的积极分子和中下层干部作用减弱等等，认为这些迹象表明政党正在失去它们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桥梁和纽带的地位，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削弱政党的力量、影响政党作用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则会动摇政党存在的合理性和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派学者则以政党掌握的财力资源更充足、政党组织的专业化程度更高、政党的全国性组织和政府内的政党组织更加壮大为理由反对“组织衰落”的说法，在他们看来，随着西方国家的选举从过去的“人力密集型”转变为“资金密集型”，传统的“群众党”模式包含的“力量取决于数量”的逻辑已经过时，对政党组织的力量应有新的解释——“质量胜过数量”，掌握着大量资金、熟谙竞选技巧、善于利用媒体的党内领导层和专家队伍人数虽少，却完全能够达到赢得选举、上台执政的目的。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下，党员人数的减少、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固然应当归因于各阶级、阶层的选民这一“供方”的减少，但作为“需方”的现代政党也不再有必要保持数量庞大的党员队伍、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因而以此作为政党“组织衰落”的依据是不充分的。

    不可否认的是，政党在政治系统内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其他因素的控制和影响的因变量，而且是可以进行自我变革的自变量，它们可以为了适应选民和选举市场的变化而有意识地调整自身。

    西方国家的“群众党”面对60年代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目标、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呈现出向“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两种新的模式发展的趋势。“全方位党”的模式是在1966年由奥托·基希海默尔提出的，他在对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削弱、党员的地位和作用下降、政党的党内团结和党际合作以及选举层面的变化进行了详细阐述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全方位党”试图跨越选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和文化分野，吸引来自各阶层的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很明显，“全方位党”的模式反映了西方政党为拓宽党的选民基础而作出的努力，但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是导致党派对立的淡化和意识形态的部分终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着手从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阐释西方政党模式的变化。他们发现当代西方政党正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中：一方面政党处于特权地位，拥有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党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使政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批评。对于这个矛盾，他们提出了“卡特尔党”的概念加以解释，一方面指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使政党获得了新的力量来源，弥补了政党的组织衰落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却为当代西方政党无法解决脱离选民的问题而陷入“代表性危机”忧心忡忡。“卡特尔党”模式的提出，第一次明确地从政党与国家的角度来审视政党组织形态的变化和功能的调整，从而完成了对“政党衰落”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框架的构建。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的认识总体而言仍未超越“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的模式。不过，对政党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成果相继涌现出来，其中不少著作涉及到了“政党衰落”的问题，如让·布隆代尔和毛里齐奥·科塔（Jean Blondel and Maurizio Cotta）主编的《政党和政府：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之间关系的调查》（1996年）和《政党政府的性质》（2000年）；瓦滕伯格和罗塞尔·J.达尔顿（Russell J．Dalton）主编的《没有党派性的政党：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变革》（2000年）；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等人主编的《政党：旧概念与新挑战》（2002年）；保罗·韦伯（Paul Webb）等人主编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政党》（2002年）等。这些著作有的重视理论分析，有的侧重实证研究；有的按国别开展研究，有的从政党类型入手。它们的线索和侧重点虽然各不相同，却有如下共同之处：（1）研究目的都是致力于全面地“回顾和重新评价政党”：重新界定政党和政党竞争的概念、重新考察选民与政党的联系、重新审视政党的组织和模式、重新评价政党与政府的关系；（2）考察的范围很大，都是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囊括在内的综合性研究成果；（3）考察的结果在选民党派性削弱问题上的看法大同小异。但是，这些著作对政党组织的发展变化和政党与政府接近乃至融合的趋势所蕴涵的意义却未能达成共识。这些著作反映了西方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的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从中汲取了有价值的观点和比较准确、翔实的资料。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与“政党衰落”问题在西方引起的热烈讨论相比，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之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研究不够充分，过多地强调了其阶级属性，对这些政党乃至整个西方政党制度的生命力普遍估计过低。

    80年代后，情况有了较大改观，出现了不少研究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著作和学术文章，其中含有一些涉及西方国家“政党衰落”问题的内容，分析也比先前更为客观。但总的来说还没有脱离考察一个或几个国家、一类或几类政党的原有框架，主要的视角仍是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衰落和政治腐败，既没有把西方“政党衰落”作为一种整体趋势加以分析研究，又没有对西方政党的组织变化和功能调整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理论探讨。

    1996年，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王长江所著《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一书，这是与本书的主题最为接近的一部专著，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的一部从政党危机的角度来考察国外政党的学术专著，其研究对象涵盖了西方国家政党、前苏联东欧各国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研究的时间范围从政党产生时起一直延伸到当代。作者指出，考察国外政党的危机应从结构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金钱、权力造成的危机着手。其中，“所谓结构危机就是指，政党内部现有的结构、机制和内部关系，不能胜任政党自己设立的目标，或是在形势和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能适应党的任务的转变，从而使政党面临困境”。

    这种观点明显地突破了国内学者传统的研究框架。此外，作者还探讨了政党体制危机的问题，“当由于政党出了问题而影响到政党体制，以至于政党体制再不能按原有的模式存在，再难以按原有的轨迹运作时，我们就可以断定，政党体制出现了危机”。这也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视角。在探讨政党危机的原因时，作者指出，“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党的结构危机源于政党在结构上对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要求的不适应”，应该说也是比较中肯的。2004年，王长江教授在其新作《政党现代化论》中，进一步把政党危机、政党变革和政党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将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政党衰落”视为政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考察“政党衰落”的原因和预测其发展趋向都很有意义。

    在国内期刊登载的学术论文中，全面论述“政党衰落”或“政党危机”问题的寥寥无几，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罗云力撰写的《西欧政党政治的危机与解析》（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李路曲的《西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交易和政党的衰落》（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刘长江的《政党的转型还是政党的衰落》（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段志超的《“政党政治危机”与当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形态》（载《求实》2009年第1期）等。概而言之，其主要观点如下：（1）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如今正在遭遇着一场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运行格局到合法性的全方位危机，危机并非集中于某个政党或某些类型的政党，也不止发生在个别国家和地区，而是带有普遍性；（2）政党危机的根源不是传统政党的故步自封，而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具体表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崛起等等；（3）危机的本质不是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动摇，而是政党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遭遇挑战，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从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转型的发展趋势；（4）危机并未达到导致西方政党整体衰落的程度，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这些政党表现出了相当强的适应性，采取了诸如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增强政党体制的开放性、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一系列对策来巩固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维持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转。上述观点中不乏真知灼见，“政党危机的本质是西方民主的转型”这一结论尤其具有启发性，对西方政党危机的各种表现及原因的分析也与本书所探讨的“政党衰落”主题有不少相通之处。

    当然，对本书的写作有所帮助的学术成果远不止此。改革开放至今，有赖于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学术氛围的日臻浓厚，国内学者对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了解日益深入，对西方政党的国别研究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对美、英、法、德、意和瑞典等西方大国主要政党的理论演变、组织结构变化和政治实践均有大量的学术论文论及。这些成果虽然与本书的主题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为本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多方面的学术视角和生动鲜活的个案材料。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西方“政党衰落”实际上是个非常笼统的说法。从上文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考察中不难看出，中外学术界之所以对这个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一致的把握。

    （1）本书中的“西方”包括了哪些国家？

    不解决这个问题，本书的分析就无从展开，更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西方”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传统上，我们所说的西方国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包括了欧美各国，而且把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归入其中。为便于开展研究，同时考虑搜集到的资料情况，本书把研究范围限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未包括在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政党发展的状况来看，西欧政党具有相同的逻辑起点，遵循着相似的变化路径。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制度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美国政党的发展历程与西欧政党不尽相同，例如，在美国从未产生过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组织严密的“群众党”。

    不过，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不总是作为西欧政党的对立面或替代者而出现的，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欧政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的可比性显著增强，以致有的学者提出了“西欧政党美国化”的观点。况且，美国作为近代政党的发源地之一，又是现代政党政治发育比较成熟的国家，对本书的研究而言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2）本书中“西方政党”究竟是指哪些政党？

    要恰如其分地确定考察范围显然并不容易。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迪维尔热的《政党概论》问世之后，政党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绝大多数“政党衰落”论者并不想从根本上否定政党，也不认为所有类型的政党都在走向衰落。所以，考察范围不宜过大。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政党的分类五花八门：根据政党的不同起源可以把它们分为内生党和外生党；根据政党的阶级属性可以把它们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它们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可以分为左翼政党、中间政党和右翼政党，或者称为激进型政党、改良型政党和保守型政党；根据政党与社会分野的联系，可以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工人政党、农民政党，以及宗教政党和世俗政党；根据政党的首要目标不同，可以分为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追求职位最大化的政党、追求政策的政党和追求党内民主最大化的政党；根据政党活动的地域范围不同，又可以分为地区性政党、全国性政党和国际性政党。

    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分类标准都无法把所有表现出“衰落”迹象的政党全部涵盖在内，以此为依据对西方“政党衰落”问题进行探讨很可能导致考察的范围过于狭窄。本书所说的“西方政党”是指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处于迪维尔热所说的“群众党”的发展阶段（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除外），从60年代起经历了基希海默尔提出的“全方位党”的发展阶段，此后又表现出卡茨、梅尔等人所说的“卡特尔党”特征的政党。这些政党大多是当代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其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上台执政。

    （3）如何界定“政党衰落”？

    借用霍华德·L.赖特（Howard L.Reiter）的说法，“‘政党衰落’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从总体上看，与以往相比，政党对于群众层次和精英层次上的政治行为者的态度和行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减弱，受重视的程度降低，激发选民的选举行为的可能性更小”。本书认为，在把握“政党衰落”的问题时应注意下列几点：第一，“政党衰落”问题的涉及面不能仅限于某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或者原有政党体制的崩溃，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米兰贿赂丑闻曝光而引发了意大利政坛的大地震，长期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党因丑闻迭出而一蹶不振，曾经参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和自由党也深陷腐败案件而声名扫地，取而代之的是由意大利力量党、全国联盟和北方联盟组成的右翼自由联盟，以及以左翼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群体。就此而言，意大利原有的政党制度的彻底崩溃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个剧变深深地植根于意大利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能否将其作为西方政党衰落的例证是值得商榷的，若由此轻易地推导出西方政党整体已经走向衰落的结论则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二，“政党衰落”的着眼点不在于政党能否获得或保持执政地位。每当一个主要政党在多次选举中受挫而长期处于在野地位时，该党衰落的论调总会高涨起来，1979-1997年期间的英国工党就是如此，1997年之后轮到了保守党迭遭重挫，在经历了1997年、2001年和2005年三次大选的失利后，保守党的衰落又成为英国政党政治中的重要话题。因此，必须把“政党衰落”与西方国家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之间轮流执政的钟摆式的变化区别开来。

    第三，不能静止地看待西方“政党衰落”，从60年代至今，受到挑战、面临衰落危险的政党已从当初的“群众党”变为今天的“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政党衰落”的含义也有所变化。

    第四，判断“政党衰落”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政党在某一层面上的变化，必须对政党与选民关系的变化、政党组织的变化以及政党与政府关系的变化及其含义进行通盘考虑，才能得出总的结论。

    因此，综上所述，本书所说的西方“政党衰落”，考察的是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科技发展导致通讯联络手段高度发达、媒体力量大大增强的时代条件下，西方主流政党是否呈现出一种总体上衰落的趋势，即政党本身作为政治行为主体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内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受到了削弱，是否会被新出现的政治行为主体所取代。

    （二）研究方法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唯物史观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深刻地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本质，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集团和派别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在政治上的反映，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质提供了指导。

    （2）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为了使本书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尽可能做到准确、客观，本书大量采用了定量分析法，制作、引用了大量表格，其中的分析指标和原始数据都来自国外权威机构的调查结果和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在考察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时本书引入了政党认同、选民的易变性和选民的投票率这三个指标，并采用美国选举研究（ANES）、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和英国选举研究（BES）、瑞典选举研究（SES）、比较选举制度研究（CSES）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探讨政党组织的问题时，本书对政党的党员数量、政党的财务收支情况、各级组织掌握的人力资源等指标进行了考察。在研究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时，本书以西方国家的内阁成员、议员的党派背景为指标来考察政党对政府的控制，以赖斯指数作为考察西方政党议会党团的团结程度的指标。在对这些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定性分析对定量分析的结果加以解释，以达到驾驭复杂的实证材料、认清西方政党政治变化实质的目的。

    （3）综合研究与个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涉及美国和西欧多个国家的不同类型的主流政党，因此，综合研究法是很常用的也是很有效的方法。本书尽量对纳入考察范围的十多个欧美国家进行综合性考察，通过比较、综合来概括出这些政党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对于一些比较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本书也采用了个案研究法，通过对典型国家（美国、英国、瑞典、德国和法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和典型政党（如左翼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右翼的基督教政党和保守政党）进行代表性分析，来揭示西方政党发展的总体趋势。

    （4）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由于探讨西方“政党衰落”问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本书采用了大量的动态分析来描绘各个历史阶段西方政党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没有忽略掉对典型时期政党的发展状况做静态的分析。比如在考察政党的党员人数时，既着眼于60年代至今西方政党党员人数变化的总体趋势，又着重分析了80年代以来这些政党党员人数的变化情况。

    四、本书的框架结构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部分和结束语。

    绪论阐明了探讨西方“政党衰落”问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介绍了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对本书使用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加以说明。

    正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首先对“政党衰落”论的逻辑起点——“群众党”的组织特点和功能作了简要介绍，然后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政党的影响，接着考察了西方政党基本模式的演变，为探讨“政党衰落”问题确定了一条总体思路。

    第二章引进了选民“政党认同”的概念，并以此为指标对西方选民的党派性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不断削弱的发展趋势，分析了造成选民日益远离主流政党的原因，并考察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对西方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的实际影响。

    第三章对西方政党的党员人数减少、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等“组织衰落”的迹象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当代西方政党组织的变化趋势：政党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还是权力资源，都由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向党的中央组织集中；由体制外政党组织向体制内政党组织集中。在这一章的结尾部分，对西方政党组织变化给政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价，还介绍了西方学者对政党组织力量的新认识。

    第四章分析了政党与政府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加强，形成了政党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对政党的影响力上升，导致了“卡特尔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选民政党认同下降和政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削弱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但同时给西方政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

    结束语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总结了当代西方政党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指出西方政党在选举过程和执政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无可取代，因此远未达到衰落的地步。第二部分展望前景，指出“政党衰落”虽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在西方国家成为现实，但与选民和社会的疏远必然动摇政党存在和执政的合法性，对其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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