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欧国家“群众党”的组织形态与功能
“政党衰落”论者之所以得出西方政党走向衰落的结论，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以鼎盛时期的“群众党”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为标准来衡量当代的政党。“群众党”是随着普选制的确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政治舞台的一种政党类型，与更早的政党形态“干部党”（cadre party）相比，它们在动员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选民以及组织竞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促使其他类型的政党纷纷效仿此种组织模式，通过“从左向右的传染”过程不断扩张，到20世纪50年代成为西方国家主要的政党模式。在学术研究中，“群众党”一直被学者们视作现代政党的范本。因此，分析“群众党”的组织特点和功能就成为本书考察“政党衰落”问题的起点。
一、“群众党”的组织特点
法国政党学家迪维尔热在考察西方政党的历史沿革时将政党分为“干部党”和“群众党”。“干部党”又称“权贵党”、“骨干党”，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一种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条件（有限的选举权）和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初期）相适应的前现代的政党组织形态。对这一类政党的出现，迪维尔热描述说，先是由一些利益相同、立场相近的议员们组成议会内部的小集团，接着在议会外建立支持某些议员和小集团的选举委员会，最后在二者之间建立经常性的联系，“议员集团及选举委员会这两个母体细胞一旦诞生后，只要令各选举委员会之间建立经常性的维系并与议员集团联结在一起，那么真正的政党便出现了……议员集团协调各议员之间的活动，但每一议员亦致力发展其自身的选举委员会……于是，在同一议员集团内，通过各议员的协作，众多的选举委员会就间接地联系起来。只要这种仍属个人性质的关系转化为制度的关系，政党的诞生就正式完成了”。“干部党”缺乏群众基础，通常是由议会和政府内的一些权贵人物为了竞选的目的而组成的，他们拥有金钱、名望、活动能力和技术专才，能够给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带来相当数量的选票。在组织特点方面，“干部党”既没有严格的入党手续，也不需要交纳党费，党员的人数有限，组织结构松散，不强调党员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往往依赖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联系起来，其实质是一小批独立的、自身拥有资源的党员个体把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或其代理人送进议会作为代表，“干部党”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即使是中央机构也很弱小甚至缺失，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议会等公共部门中的政治精英手中，由于公共部门中的党员不依赖党的中央机构提供资源，因而无须服从中央权威。在阶级属性方面，“干部党”与早期的资产阶级政党大致吻合。由于诞生在不成熟的时代条件下并且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稳定的社会基础和完善的组织结构，“干部党”一般不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19世纪中后期以后，工业化在欧洲各国迅速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就是人民对普选权的强烈追求推动着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不断变革。选举权的日益扩大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政党政治的面貌，随着选民数量的剧增，通过个人关系来指导选民的投票决定已无可能，必须依靠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必须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的宗旨的基础上。于是，在相对成熟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一种现代政党模式——“群众党”便应运而生，这类政党把原本孤立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守纪律有战斗力的集体，从而打破了社会上层人物对政党政治的垄断，使政党跨越出过去的狭小活动空间，从极少数人控制议会和政府的工具，变成规模巨大的人口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对“群众党”而言，强有力的组织是它们的优势所在。
一方面，通过吸收大量群众入党开展有效的阶级教育，从中选拔具有参政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凭借成千上万的党员交纳的小额党费来维持党的日常活动和支付竞选的费用，弥补了缺乏有钱人大笔资助的不足；依靠党员（特别是党的积极分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获得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抵消了党内缺乏有影响力人物的劣势；通过党自办的报刊和其他与党有关的交流沟通渠道，与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下的商业媒体抗衡。因此，可以说组织对于“群众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构成了这类政党的基础。
“群众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1）有全面的、系统的政治纲领，对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作了正式的规定；（2）通过党的章程明确地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员参与决策的程序等；（3）建立了稳定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党组织，党的领袖通过制度化途径产生并向党员负责，拥有大量的普通党员和积极分子，并由专职的党的干部来组织党的政治活动。这种模式在组织方式上的特点在于，争取更多的群众加入本党，提高普通党员的政治积极性，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活动与选民群众建立起长期的、牢固的联系，从而获得稳定的政治支持，保证整体的动员率。最早的一批既有群众性党员基础又有永久性组织的政党是西欧各国政治光谱左翼的政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都是这类政党的典型代表。
毫无疑问，“群众党”比“干部党”的党员数量更多，组织结构也更健全。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政党组织的规模和完善程度不同，而是在于它们的组织结构所体现的政治理念迥异。“干部党”产生在议会内部，是社会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而组成的政党；“干部党”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议会和政府内部，所依赖的是少数权贵所拥有的影响力的广泛性、技术的精通程度和财力的雄厚程度。它们的组织模式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是：掌握权力、管理国家是显贵人物和精英分子的特权，普通群众则应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显然，由于在有限选举权的条件下“无论在财政上或者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右派都没有组织群众的需要”，所以他们非但不积极寻求社会公众的支持，反而对群众的政治参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群众党”则恰恰相反，它们诞生于议会之外的工人运动中，扎根在社会下层的普通群众中，缺乏有财有势的权贵人物的支持，所凭借的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后所拥有的集体力量。
在这类政党相对完善的组织结构背后，是一种与日益扩大的选举权相适应的全新政治理念——政党首要的（若非唯一的）含义就是它们与社会的联系。具体而言，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彼此之间界限分明的各个社会集团，集团成员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整个集团密切联系在一起，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这些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冲突与合作，政党是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参与政治、提出诉求乃至控制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它们提供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根本的联系”，成为各个社会集团的最重要的政治代表，相应地，这些社会集团的成员也就成了政党的“天然的”选民。
二、“群众党”的功能
在现代政治逻辑下，政党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作为社会与国家、选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用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ErnestBuck）的话来说，就是“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自从现代政党出现、政党政治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般形式开始，公众、政党、政府就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
不同类型的政党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这给考察政党功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综观西方国家政党发展的历史，从“干部党”、“群众党”、“全方位党”到“卡特尔党”，不同的政党组织形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前提下执行着特定的功能。《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政党的功能归结为：（1）目标制定；（2）利益表达；（3）社会化和动员；（4）精英的形成与遴选。日本学者冈泽宪芙在《政党》一书中对政党的功能也作了类似的归纳：（1）政党对其成员利益的集约功能；（2）补充和选出政治领导人的功能；（3）决策机构的组织化功能；（4）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以上对政党功能的概括实际上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群众党”为蓝本而得出的。一般说来，“群众党”都应承担以下几项功能：
（一）利益表达功能
政党是利益的联合体。现代民主政治要求把民众的利益和要求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但民众庞大的数量和复杂的利益要求决定了不可能使每个公民的利益直接反映到国家政权的系统之中，只能通过一定的中介把这些利益表达和反映出来，这就是利益表达。利益表达可以通过许多渠道来实现，如个人、利益集团、政党、政府机构等。政党是其中最有效的渠道，它们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的中介组织，只有它们才能把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转化为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直至上升为国家意志。处在不同条件下的政党，履行利益表达功能的情况往往有很大差异。
（二）利益整合功能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来自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要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有的甚至相互抵触。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来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全国性的支持。所以，政党不能简单地充当传达民众意见的“传声筒”或者“输送带”，它们必须能够作为一种力量，使民众的要求形成对权力机关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政党就要把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整合，形成党的政策主张，并努力将其转变成大选期间呈现在选民面前的一揽子计划。这就是美国学者利普塞特所说的“政党是冲突整合的工具”的含义所在。
（三）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功能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影响和形成人们政治见解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从生到死”。政党是选民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政党认同的培养者和行动指向的提供者。
政党向选民宣传本党的思想、政治态度和意见，往往更多地是为了获得选民的永久性的支持。为此，政党必须进行自我宣传，自我推销，使尽可能多的选民了解它们，熟悉它们的政治主张和纲领，使选民相信它们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如果说政党的选举和竞选是为了谋求支配或影响政治系统，从而支配或影响政治过程的话，那么政治上的宣传鼓动就是通过直接的或者潜移默化的手法去教育群众，争取群众，把尽可能多的群众诱导到它们的思想路线上来，从而支配或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
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政党在传播观念、推销自己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促进政治社会化。另一方面，政党对公民的这种有意识的信息输入对公民认识政治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它们教会了公民如何进行政治活动。
（四）选拔和录用政治精英的功能
政党与一般的社会团体不同，它们力图通过执掌政权来实现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政党是不可忽视的通往权力的途径，它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把社会上的精英吸收到党内加以培养，并把他们向选民推荐，再由民众通过选举使他们担任总统、首相、部长、大臣、议会委员会领导、议员以及国有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各种领导职务。这个功能是政党独有的，能够最有效地把政党与利益集团、媒体和其他政治组织区别开来。随着西方国家公职数量的日益增多，这种功能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地增强。
（五）组织与完善政府运作的功能
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大多是在政党的主导下进行运作的，政党不仅要组织政府，而且要制定、实施各种政策，并随时承担其人事任命和政策执行所造成的后果。在当代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扩大化、精密化和专业化对政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赋予议会中的政党（议会党团）和行政机构中的政党（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和一部分高级官员）更大的权力，也使它们承担着更大的责任。选民以政党为标签来评估政府的绩效，或者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支持原执政党作为对其治国业绩的褒奖，或者抛弃原来的执政党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西方学者对“群众党”功能的界定非常详尽。罗塞尔·达尔顿（Russell Dalton）和马丁·P·瓦滕伯格（Matin P.Wattenberg）分别考察了“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所承担的功能，对这些功能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这些功能包括：
选民中的政党：
简化选民的选择
教育公民
创造认同和忠诚的符号
动员选民参与
作为组织的政党：
录用政治领袖并争取政府职位
培训政治精英
表达各种政治利益
整合各种政治利益
政府中的政党：
获得政府多数
组织政府
实现政策目标
将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起来
确保政府对其行为负责
控制政府的行政机构
促进政府的稳定
对如此之多的功能该如何把握呢？巴托里尼和彼得·梅尔创造性地将政党的上述功能分为两组：（1）代表性功能：包括利益的表达、整合、政治教育和动员，等等。（2）制度性或程序性功能：包括录用政治领导、组织议会和政府、执行政策并为政策效果承担责任，等等。这为考察政党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此外，布隆代尔等人也做了类似的划分，把政党的功能分为“代表”功能和“领导”功能。
通过执行上述功能，政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公民和团体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及决策设定了程序规范，从而避免了不规则竞争带来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使政治生活规范化。此外，政党不仅提供了经常性的参与途径，缓解了高涨的政治参与压力，而且借助于对纲领和政策的调整、人事变更及轮流执政等方式来转移、释放或消解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预防公众通过不正常的非法手段强行参政，起到了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政党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党的存在及其功能的发挥，奠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石；从制度层面上看，政党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
“群众党”以其鲜明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完备的功能而著称，它是一种建立在现代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之上的，同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政党模式，这类政党的产生以及相应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对比状况，被西方学者誉为“代表了政党发展的最高峰”。不过，“群众党”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9世纪末崛起的左翼“群众党”经过数十年的积蓄力量阶段，终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法、德等国家掌握了政权，它们在选举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西方政党体制内“从左向右的传染”过程，被处在政治光谱右翼的资产阶级政党、保守政党和宗教政党所效仿，直到50年代迪维尔热的传世名作《政党概论》问世之时，旧式的资产阶级“干部党”所剩无几，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已经确定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建立起了强大而稳固的政党组织，吸收了大批党员，基本上完成了向“群众党”的转化，“群众党”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后终于发展到了顶峰，成为在西方政党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党模式。
第二节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运行环境的变化
“群众党”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成为西方国家主流政党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但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动摇了主流政党传统的选民基础；通讯联络手段的巨大发展、媒体作用的日益增强改变了选举的运作方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危及政党的传统意识形态；二战后勃兴的利益集团以及分别从左翼社会运动和右翼民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两类新兴政党成了新的挑战者，它们为了争夺公众的支持与传统的主流政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一切使整个西方国家的选举市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群众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成为“政党衰落”理论兴起的深刻根源。
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导致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二战后兴起的以原子能、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不仅促进了生产力飞速增长，而且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的后果，是使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过去，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尽管雇佣劳动者中存在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划分，但蓝领工人是主体，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状态。然而，自60、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造成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取代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而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第一要素，第一、二产业不断萎缩，与新科技革命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服务业和知识生产者增加，形成了人数逐渐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的中间阶层。
对于什么是中间阶层，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按照人们的职业、收入水平、劳动方式、名望、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多重标准来界定这个概念，指出了这个阶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的许多特征。概而言之，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是依靠知识与技术谋生的脑力劳动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技术工作和服务工作，脱离了直接生产性的活动，有别于教育程度低下、工作条件恶劣和经常面临失业威胁的传统产业工人；他们薪酬稳定而且比较丰厚，但没有大笔私产，不对自己所服务的机构享有财产分配权，因而不是资产者；在政治上，这个阶层崇尚自由民主，但思想保守，求稳怕乱，对社会变革持保留和反对态度，因而被称为“社会稳定器”。根据这些标准，被纳入当代西方社会中间阶层的，除了小农场主、小雇主、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中间力量之外，还包括了专业人员、经理人员、中低级官员和职员、科研人员等二战后新兴的中间群体。
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造成了冲击。在战后初期那种阶级界限比较清晰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主流政党各有其对应的阶级力量、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左翼政党依靠工人和其他下层群体，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广泛而深入地干预经济，倡导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右翼政党代表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的利益，信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的过多干预，主张限制福利水平。然而，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出现，使社会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态，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了与传统的左右二元政党体制相适应的政党选民基础产生深刻的变化。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位于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富豪和身处底层的贫困者都是社会成员中的少数。1950～1970年，美国制造业的中层经理增长了23%，服务业的经理人员和中央与地方政权机关的中级官员增长近2．2倍。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中间阶层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已经超过70%。此后，其他西方国家的中间阶层在全体劳动者之中所占比重也先后达到了45%至60%。不仅如此，由于中间阶层的成长与社会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明程度提高相伴，人们普遍以属于这一阶层为荣，在主观上认同中间阶层者甚至超过了中间阶层的实际人数。例如，有调查表明，21世纪初瑞典中间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55%，但人们对中间阶层的主观认同率高达8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中间阶层的比重大约为50%，却有75%的社会成员认为自己属于这个阶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第一位目标——上台执政，就必须赢得拥有大量选票的中间阶层的支持。为了吸引这部分的选民，西方政党普遍淡化左右政治界限，努力在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安全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找平衡，试图在保留传统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从其他政治思想中汲取合理的成分，以此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更全面地反映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有学者把这种策略称为“政党选民基础的中间化”。不过，选民基础中间化的策略要收到预期的效果还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中间阶层选民的异质性决定了政党选民基础的脆弱性。中间阶层不仅人数众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迥异，而且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具有很强的异质性，阶级意识淡漠。面对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任何政党要制定出一个既能包容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又要独树一帜有别于其他政党的纲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次，中间阶层的选民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环境不错，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他们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比较广泛，形成政治见解的过程比较独立，不像过去属于特定阶级的选民那样对某个政党有强烈的依附性和忠诚度，而是倾向于根据具体的问题和候选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随着中间阶层的扩大，政党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党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等因素对选民的影响增强了，在大选前的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的选民人数日渐增加。
这一状况表明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再稳定，政党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拥有比例可观的、稳定的社会支持。
二、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与大众传媒的发展
媒体对政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能够成百上千倍地扩大政党政治宣传的受众，因此政党与媒体的结合早已有之。在所有的大众传媒中，历史最长的是报纸，它具有成本低廉、阅读方便等优点，但也有时效性较差、不易使读者产生感性认识等不足。
广播的出现，解决了困扰前人的一个难题——“从生理上讲，即使是精力再充沛的演说家，也难以使1万名听众同时听到自己的声音”，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曾以态度诚挚亲切、语言质朴无华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化解了长期郁积在选民心中的不满和疑虑，为推行新政赢得了理解和支持。在历史上，政党曾经垄断了政治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介，报纸和广播电台要么依附于政党，要么具有鲜明的党派倾向，因而成为政党的喉舌。在选举中，政党的组织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向选民传播关于竞选的消息，宣传本党的纲领、政策和候选人，培养选民对本党的忠诚，为候选人筹集竞选资金，鼓动选民投本党候选人的票，对候选人能否在选举中获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代，随着现代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式传媒已经无所不在，与旧式传媒相比，它们不仅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快、容量更大、范围更广，而且实现了文字、声音、图像并茂，感染力极强。为了利用好这些新媒体来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政党不得不改变其以往的运作方式，甚至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加以调整。
（一）电视
1960年9月26日夜，肯尼迪与尼克松两人在7000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进行了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年轻英俊、大方自然的肯尼迪战胜了老成刻板、神情紧张的尼克松，成为电视这一崭新媒体影响西方政党政治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从此，电视成了西方政党传播政治信息、争取选民支持的常用手段，政党领袖在大选前进行电视辩论也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惯例，英国曾长期以电视直播议会中每周举行一次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首相问答”来替代政党领袖之间的电视辩论，但在2010年4月15日，英国工党领导人现任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保守党领导人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和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终于走到镜头前，举行了英国历史上首次电视辩论会，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家庭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了现场直播，收视率甚至超过了重大体育赛事，辩论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本来被认为是大选中陪衬的自民党领袖克莱格独领风骚，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们心目中的主角布朗和卡梅隆。
电视介入政党政治，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原有逻辑发生了变化，政党在选举中的传统运作方式受到了新兴传媒的极大挑战。过去，在动员数量庞大的选民时，公职候选人离不开政党组织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电视的广泛应用大大削弱了政党组织在选举中的作用，使竞选活动中出现了以候选人和大众传媒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党组织为主线来展开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给西方政党带来新的资源的同时，也使它们面临着一些新问题：第一，改变了政党选拔领导人和公职候选人的标准。由于电视图像比平面媒体更容易对选民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候选人应该具有较好的外在形象，同时还必须熟知电视的报道方式和运作逻辑，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电视为自己服务。
因此，在党内选拔领导人和公职候选人的过程中，是否具有媒体魅力成为首要问题，对候选人媒体形象的强调甚至超过了党内资历和工作能力，简而言之，一名政治家“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观众几乎就不能当选”。1997年末1998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由拉封丹还是施罗德代表本党竞逐总理职位的问题。虽然拉封丹更能代表党的纲领而且得到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但为了提高赢得大选的可能性，最后还是决定由媒体形象更佳的施罗德作为本党的总理候选人，施罗德果然不负众望，击败了连续执政16年之久的基民盟领袖科尔，为社会民主党夺回了总理宝座。德国学者迈尔对此评价说，社会民主党在选择施罗德的同时，也选择了媒体。
第二，突出了政党领袖的作用，削弱了政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地位。电视为所有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党的领袖可以通过电视直接面对基层选民，而不必像过去那样需要借助政党组织来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党员和积极分子的人数多少也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党选择那些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人当领袖，投入大量资金，通过媒体精心地包装、设计领袖形象来传递党的政治理念，开展政治宣传，赢取选民的支持。在这种竞选策略中，政党领袖由于其扮演的特殊角色而获得了日益广泛的权力，政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作用则不断降低，导致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党员参加党内活动的热情也逐渐消退。目前，西方政党内部积极参加党的政治生活的党员只是少数，形式上入党但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消极党员成为大多数。这种状况对于一贯重视普通党员的“群众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第三，淡化了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传统的主流政党通常重视意识形态宣传，有着各具特色的、较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在过去的选举中，它们传递给选民的是稳定的、连续的、有实际内容的信息。而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热衷于扩大舆论影响，追求轰动效应，所报道的内容不可能长期地停留在某一话题上。为了迎合媒体，西方政党改变了以往的那种着重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取向的竞选方式，着力打造候选人的形象，呈现出从纲领性政党向选举党转变的趋势。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增加了政党的执政机会，但是政党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根据媒体的需要频繁地变更自己的主张，使得执政后的党能否坚持其基本政治理念、保持其独特的政治特性成为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这关系到政党能否保持其政治生命力。
（二）互联网
互联网20世纪80年代中期诞生于美国，90年代之后网络技术在西方国家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1995年以后，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呈指数增长趋势，平均每半年就翻一番。据联合国秘书处称，发达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只有16%，上网人数却占全球的90%。作为一种新式信息传播工具，互联网缩短了时空距离，大大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为政党与选民之间进行直接的信息沟通和塑造舆论提供了新的场所。互联网络有着自己鲜明的特性。一是开放性。互联网四通八达，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充分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原则。同电视一样，在网络世界里，信息也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实现自由流动，选民不必亲临重大事件的发生现场，也无须花费很大代价购买任何复杂的设备，只要家中拥有一台能够上网的电脑，轻轻点击鼠标便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与电视不同的是，互联网的针对性更强，经常参与互联网的人会成为网络用户，他们的需求相对固定，可以在网上“定购”自己所需的信息。二是互动性。除了互联网之外的其他大众传播媒介，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在传播信息时都是单向的，即由传播者按照自身意志对信息进行加工后再灌输给受众，传播者处于主动地位，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互联网则不然，它具有的实时互动的技术特性彻底改变了信息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任何网络用户既是信息接收者，同时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并可以实现在线信息交流和实时互动。
西方政党对互联网的巨大影响早有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等老牌主流政党都比较早地开设了政党的网站以及党的领袖和候选人的网站，把传统的政党活动几乎全部转移到网络空间来开展。一方面利用网站大力进行政治宣传，解读党的纲领和理论、阐释党的方针和政策、介绍党的组织原则和机构、包装党的领袖和公职候选人、动员党员和选民、征求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通过网站有效地管理党的内部事务，在网上吸收党员、缴纳党费和捐款、发布信息和指示、组织问卷调查和讨论、协调各级组织的行动、实现领袖和党员的双向互动。
就这样，互联网的出现加强了政党与社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深化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为政党发挥其政治功能提供新的平台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政党。
今天，在竞选中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网络手段的政党领袖已不乏其人，其中的佼佼者当属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如果我们称罗斯福为“电台总统”，肯尼迪为“电视总统”的话，那么以奥巴马在竞选中对互联网的全面运用，堪称“互联网总统”。奥巴马延揽了一批互联网营销专家来出谋划策，早早就开通了自己的竞选网站www．barackobama．com，投入巨额资金作为网络营销费用，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手段为竞选造势。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报道，奥巴马依靠Myspace和Facebook等知名社交网站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支持者为自己摇旗呐喊，仅在Facebook上的一个拥护者群组就有230万名成员，从中募集了大量的志愿者和足够多的款项；他通过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和MSNBC．com来播放助选歌曲、政治演说和其他宣传视频；他一改克林顿、小布什等前任总统因担心泄露个人隐私而很少使用电子邮件的惯例，同意把涉及自己工作和生活情形的电子邮件内容公之于众。这些做法使他成功地将自己变成美国公众谈论的主题和崇拜的对象，同时使自己的竞争对手麦凯恩传统守旧、垂垂老矣的形象深入人心。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不仅是奥巴马个人的胜利，也将以开创由电视竞选时代走向网络竞选时代的新纪元而载入史册。
不过，时至今日，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受传统政治精英的控制。它超越政党的控制之外传播政治信息，对政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机遇。第一，网络的开放性使人们掌握了获取信息的新渠道，一方面增大了整合社会和凝聚人心的难度，对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为政党了解民情、调整政策取向和丰富政治理念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工具。第二，互联网对传统的政党组织模式发起了挑战。传统的主流政党一般都建立了与本国行政区划相适应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框架，党的理论和重要决策都通过上通下达的组织系统来传播。
互联网的出现，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跨时间、跨地域的联系，从而突破了政党原来的按地域划分的组织层级，使政党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从垂直的线性结构向扁平的网络结构发展的趋势。第三，催生了大量政治性社团。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对社会热点问题表达看法，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看法会产生共同的群体，发展为某种派别，甚至组织成政治性的社团或政党。它们大多以解决社会某一热点问题为宗旨，致力于短期的目标，而不大容易形成以综合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形态的阶段性变革为目标的、具备完整的政治信仰和组织结构的“群众党”。与这种组织特点相适应，这些社团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掀起政坛的轩然大波，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以电视、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媒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本来由政党承担的国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作用，正像德国学者迈尔所说的那样，政党逻辑与媒体逻辑斗争的结果，是“媒体逻辑打败了政党逻辑”，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在媒体的冲击下受到了削弱。不过，这只是媒体与政党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党对媒体的冲击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争做“媒体的操纵者”，利用和控制媒体进行有利于本党的宣传，同时打击竞争对手，使媒体成为政党竞选的有力工具。在此过程中，政党的纲领、选举策略乃至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政党运作的媒体化”。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党与电视、报刊等媒体已经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对互联网络的利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也是影响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和运作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和劳动分工的变化概括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则称之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说工业时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阶级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那么，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人权、公民自由、性伦理以及战争与和平等与阶级不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这反映了在物质富裕、教育普及和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发达国家公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重视物质满足向重视精神满足的转变。英格尔哈特认为，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注重经济增长、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旧政治”价值向关注环境质量、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平等等“新政治”价值转化的过程。
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的兴起和后物质主义社会群体的出现，使西方各国的主流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般说来，“政党的政治见解，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这个党对具体事务的看法、评价，根据这种就事论事的看法和评价，政党制定自己的政策。二是这个党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理论体系和是非标准，它是这个政党在提出任何主张、作出任何决策时都有意无意地贯穿其中的，是政党制定政策的依据。……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党的意识形态”。公众价值取向的新变化，使西方政党在上述两个方面都面临着挑战。第一，原本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分野逐渐淡化，政党的传统意识形态亟须调整。在“群众党”的模式下，每个政党的意识形态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然而，物质上的相对富足，国家福利体制不断趋于完善，使得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再将目光局限在那些与阶级利益和阶级矛盾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上，不同阶级之间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分歧开始缩小，选民的阶级身份与其投票行为之间开始失去直接的相关性。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标志着选民对社会的认识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都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政党的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价值引导和社会整合功能，就必须对原有的意识形态作出调整，扩大其包容性，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第二，原本比较清晰的左-右政治分野越来越模糊，政党的政策取向有待改变。以往的研究者们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各类政党在左-右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但是，对公民的政策倾向以及他们对某些经济或政治集团的支持所作的分析表明，随着后工业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左-右之争在内涵上呈现出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错综交织的局面，政治领域的论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与市场、自由与保守之争，而是日益围绕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质量、妇女地位、核能利用以及核武器等议题重新展开。为了在新的条件下赢得选民的支持，主流政党必须对自己传统的政策倾向加以改变。
四、“选举市场”中新竞争者的出现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原本由主流政党垄断的西方国家“选举市场”中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益集团和新兴的非主流政党。对主流政党而言，利益集团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与政党属于同一政治体系下的不同政治系统，二者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一面，又有相互协调、并行不悖的一面。相比之下，以绿党和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新兴的非主流政党的崛起则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党体制内部的变化，新兴政党在意识形态、政策倾向和组织结构方面都明显不同于主流政党，其组织结构的特点尤其突出。
它们与主流政党为争取选民而激烈竞争，同时也为主流政党扩充意识形态内容、拓展政策领域、改革组织结构提供了借鉴。
（一）利益集团
“从最广泛的含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者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致行动的人，都是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二战后，利益集团在西方各国大量涌现。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组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壮大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日益突出的社会分工专门化、细化使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和尖锐，也使代表不同群体利益要求的利益集团的出现更有必要。绝大多数利益集团都宣称自己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参与政治。
在当今的西方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已经成为政治运转的一个重要特点。
利益集团不仅发挥着利益表达的功能，而且介入政策的制定过程，对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录用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来看，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政党的代表性功能为前提的。首先，在竞选过程中，利益集团提供大笔金钱，使政党及其候选人在竞选经费上对它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利益集团还向政党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动员选民投票给它们所支持的候选人，部分地取代了政党的政治动员作用与功能。这一点在候选人个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利益集团往往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来影响社会舆论，为它们看中的候选人造势。同时，利益集团还通过赞成候选人提名、协助投票人登记和说服选民投票等活动为候选人提供帮助。这样一来，政党组织在竞选财政资助方面的能力降低，日益失去了约束本党的公职候选人、干部和党员的最重要的手段。其次，在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力量，采取游说、施加压力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议员是利益集团游说的重点。各种利益集团都竭力争取议员为自己出力，它们设法帮助议员在重要的议会委员会中谋得职务，主动向议员提供特定的信息、专业知识和观点，影响议员的立法倾向。这些院外活动既是对政党的政治功能的补充，也体现了对政党功能的一定程度的替代和削弱。
利益集团和政党在政治目的、作用对象、组织结构、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利益集团的领袖们“在说他们是非政治组织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他们是非党派性的”。利益集团与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党的目标是通过选举赢得政权，而利益集团不是一个能够与政党相匹敌的以获取政权为己任的组织，它们只是以寻求获得具体的、内容相对比较狭窄的政策优惠为目标，有选择性地影响政府的政策。不过，尽管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还是通过支持一个或多个政党，或者向政党并通过政党向政府施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这表明利益集团与政党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往往形成比较稳定的、经常性的乃至制度化的关系。因此，如何利用好利益集团这把“双刃剑”是当代西方政党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二）新兴政党
当代西欧非主流新兴政党的兴起主要表现为绿党影响的扩大和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势力的膨胀。这些新的政治力量在20世纪70、80年代崛起，打破了传统的中左和中右主流政党左右对峙、垄断政坛的局面，为西欧政党政治注入了新的元素，使主流政党面临着新的挑战。
1973年，欧洲第一个绿党“人民党”在英国成立。80年代前半期，西欧各主要国家的生态政党相继建立起来。各国绿党的初期发展很不平衡，比利时和德国的绿党早在80年代初就已进入了地方和全国议会。此后，瑞士、卢森堡、奥地利、意大利、爱尔兰等国的绿党先后进入议会，有些还参加了地方政府。英、法等国的绿党却因受选举制度的制约而举步维艰。90年代初，西欧绿党一度遭遇挫折。德国绿党在两德统一之后的首次大选中遭到失败，未能进入议会；1991年，瑞典生态党退出了全国议会。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又波及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绿党。但是，各国绿党在进行了政治路线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后，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迅猛发展。1998年，德国绿党首次参加政府，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红绿”联盟政府上台执政，绿党领袖菲舍尔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2002年，执政的“红绿”联盟再次赢得了大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绿党也相继参加了联合政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对欧洲政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兴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种类繁多、思想复杂，但大都以民族主义为其核心价值观，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排外主义。
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和民族联盟、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丹麦人民党、挪威进步党、瑞士人民党以及荷兰“富图恩名单党”等极右翼政党都可以归入这个范畴之内。1999年10月，约尔格·海德尔（J？rg Haider）领导的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与中右翼的人民党联合组阁，在欧洲政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以此为开端，西欧极右翼政党向全国政权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2001年，意大利的极右翼势力北方联盟、民族联盟与中右翼的意大利力量党组成“自由之家”，赢得选举上台执政。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虽然在1998年发生分裂，但仍是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02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角逐中，“国民阵线”主席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出人意料地获得了17．02%的选票，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了第二轮与希拉克的较量，震撼了整个欧洲。在荷兰，组建仅仅3个月的极右翼政党“富图恩名单党”在2002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7%的选票和26个议席，一举成为荷兰的第二大党，并与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西欧非主流政党崛起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西欧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对政党的选民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进行理论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力争取中间阵地，纲领、政策日益趋同，在理论空间和政策领域中为非主流政党留出了政治真空。非主流政党鲜明的意识形态定位、激进的政策主张触及了一些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对部分弱势群体、下层选民和极端主义团体很有吸引力，还把一些原本不甚关心政治的选民招至旗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非主流政党是部分选民出于自身利益或偏好的“理智的选择”。
第二，主流政党的表现不佳为非主流政党提供了机会。中左和中右主流政党对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形势恶化、大量外国移民涌入等现实问题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使相当一部分选民大失所望。此外，涉及各国主流政党的政治丑闻和腐败案件不断被揭发出来，进一步加剧了选民的不信任感。
他们通过投给新兴政党的“抗议性投票”，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政治和主流政党的不满。
第三，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构成了非主流政党崛起的外部条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大潮中，西欧国家传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受到了冲击，加上经济不景气，不少民众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偏见加深，种族优越感抬头，使极右翼政党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排外主张有了更大的市场。同时，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使物质主义支配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蔓延开来，威胁到了欧洲乃至全球的生态系统，绿党所倡导的生态主义价值观和绿色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可。
对传统的西方主流政党而言，非主流政党的崛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非主流政党蓬勃发展的直接影响，是导致主流政党的选民大量流失。绿党获得了青年学生和白领阶层中的左翼选民的支持，极右翼政党也把许多原属于主流政党选民基础的社会力量纳入了自己的阵营。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也迫使主流政党积极采取措施与新兴政党争夺选民。它们修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将环境保护、女权主义、非暴力等新内容引入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们拓宽党的政策领域，把移民、反腐败、反全球化等新议题纳入自己的政策框架，使之涵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要求；它们借鉴新兴政党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动员群众方面的经验，改革自身的组织结构，赋予党员和积极分子更多民主权利，采用多种手段获得选民的支持，推动了政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的现代化。
此外，非主流政党作为崭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党体制，为主流政党结成竞选联盟和组织联合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综上所述，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党改变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修正自身的理论和纲领，调整自身的政策倾向，以便把更广泛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纳入到党的支持者阵营中来；同时，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来自利益集团和新兴政党的竞争，又迫使主流政党改革自身的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和竞选策略。上述为适应新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大大改变了原来的“群众党”模式，使当代西方政党和政党政治格局都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同时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和争议，成为当代”政党衰落”理论的重要根源。
第三节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模式的演变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选民基础中间化”和“运作模式媒体化”等倾向，使“群众党”的一些组织特点和功能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说的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变。“全方位党”作为不同于“群众党”的一种新模式，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70年代后，在西方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型的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学者们明确提出了“政党衰落”的说法。90年代，梅尔和卡茨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党模式“卡特尔党”，试图从政党与国家的角度对“政党衰落”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考察60年代以来“全方位党”、“卡特尔党”的发展历程，可以了解西方政党如何调整自身来应对选民政党认同的下降和部分政党组织的衰落，对揭示政党未来的发展变革趋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全方位党”的理论和实践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打破了工业化早期形成的以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的社会集团的集体认同不断减弱，传统的阶级对立日益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更加模糊了阶级立场，普通选民的投票倾向不再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归属，政党力图制定出吸引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的政策纲领，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此外，战后大众媒体迅速发展，政党领导人可以通过媒体与选民或者支持者沟通，直接传达他们的呼吁和号召，而不必像以前一样完全依靠政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
与此同时，选民的行为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不再固定地支持某一个政党，而是像理性的消费者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采取选择性的行动。
美籍德裔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将上述倾向一言蔽之——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变。早在1954年，基希海默尔在一篇分析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文章中就曾使用过“全方位党”这个说法，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德国选民更偏爱保守的“全方位党”，这就迫使社会民主党放松意识形态立场，结果造成了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策分歧程度大大下降。不过，这时基希海默尔还没有把“全方位党”上升到一种新的政党模式的高度。此后又经过10年的研究和积累，在充分考察了政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基希海默尔才明确提出了新的政党模式——“全方位党”。
60年代中期，“群众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变正在方兴未艾之时，所以，基希海默尔没有给“全方位党”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在发表于1966年的论文中，他只是从宏观上提出“全方位党”应包括以下5个相关的因素：
第一，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受选举策略的影响，尽管许多政党仍保留着“群众党”的组织形态，但一个足以赢得半数以上议席的政党一定是“全方位”的，这使它无法保持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选票最大化的目标，政党牺牲了它们从前的意识形态和核心选民的利益，其结果是“全方位党”集中在政治光谱的中央，采取相似的政策立场，强调类似的政策议题。
第二，党的高层领导集团的作用加强。民主选举的主要内容在于选举特定的领导人，政策纲领的制定已经成为政党领导人的特权，竞选过程也体现出鲜明的个人化色彩。
第三，党员个体的作用下降。基希海默尔指出了党员人数上下波动、党员的社会构成和阶级构成更加均衡、党员交纳的党费在党的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等多种显示普通党员地位和作用削弱的迹象。
第四，减少对某一个特定的阶级、社会阶层或宗教团体过多的重视，超越社会-经济的分野和文化的分野，以便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更广泛地吸收支持者，使党具有“人民党”的特征。
第五，保持和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渠道。简言之，基希海默尔创造出这个术语的用意是要指明这样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倾向：从政党的意识形态上看，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部分终结，各政党越来越试图吸引尽可能多的、来自各个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支持者；从政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看，政党的纲领更加温和且更加易变；从政党的组织运作模式来看，由党内精英主导党的组织。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党阶级性的弱化和意识形态的部分终结。对当今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主要政党的考察表明，“全方位党”理论对西方政党政治实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全方位党”理论在基希海默尔的故乡德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验证。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自19世纪60年代建党以来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依靠工人阶级的坚定支持，该党度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段历史上的艰难时期，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一战后多次登上执政舞台。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社会民主党仍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定位，但是徘徊在40%以下的大选支持率使它始终处于反对党的地位。于是，在经过激烈的党内争论之后，社会民主党下决心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包袱”，改变党的性质，向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尤其是中间阶层敞开大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标志着该党与近百年来的历史传统分道扬镳。这个纲领公开宣称“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政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要“在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权利平等的竞赛中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从而确定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变的总方向。
在此后的50年里，社会民主党的“全方位”策略再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从1999年施罗德提出的“新中间道路”中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全方位”的影子。“全方位”策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得到壮大，党员人数从1958年的62．4万人增加到1973年的近100万人；在党员的构成上，1960～1969年，工人在新入党的党员中所占的比例由55．7%下降到39．6%，而职员和公职人员则由21．2%上升到33．6%。到1972年，在新吸收的党员中，工人仅占27．6%，而职员和公务员则占34%，超过了工人。
截至1999年，工人党员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到21．2%，而职员和公务员的比例则上升到38．8%。同时，个体从业人员、家庭妇女的比例也在下降；而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党员人数则在增加。社会民主党的“全方位”特色更加明显。
相比之下，德国的中右翼主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无论是意识形态传统还是党的阶级性都不像社会民主党那样突出，所以在推行“全方位”策略来扩大阶级基础时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不那么引人注目。基民盟虽然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定位为中间派的人民党，但是那时的党员成分以天主教徒、有产者和农村人口为主，在工人阶级中缺乏影响力。70年代后该党大力推进自身的“全方位”化，在1978年通过的《路德维希港纲领》、1994年的《汉堡纲领》中一再强调“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人民党”，要面向“德国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所有公民”。为了拓展党的阶级基础，基民盟在坚持其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在政治纲领中添加了吸引左翼人士的社会福利内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统计，1970～1977年，该党党员数量翻了一番，从33万左右增加到66万左右；1990年两德统一后，基民盟的党员人数进一步增加到近79万人。党员的成分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民盟不仅扩大了在中间阶层中的队伍，而且使越来越多的工人脱离主要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而加入了自己的阵营。在2007年通过的《汉诺威纲领》中，基民盟重申了自己“中间人民党”的性质，表明它在新世纪中仍将在“全方位”化的道路上走下去。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并不是“全方位党”仅有的例子。基希海默尔在论文中还谈到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政党向“全方位党”方向演变的迹象。尽管有不少学者对“全方位党”的概念提出质疑，但是40多年来西方政党发展的事实证明，政党“全方位”化的趋势在欧美各国的确普遍存在。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迄今为止一直是“全方位党”的典范。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老牌政党通过转型，基本上符合了“全方位党”的特征，它们都不惜牺牲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追求更多的选票，它们的政策主张都比从前更加温和、趋同、易变，它们的内部运作模式都是由党内精英来主导党的组织，“全方位”策略使它们在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巩固了它们在国内的主流政党地位。
法国政党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二战结束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变化很大，政党体制也不很稳定。不过，通过对其主流政党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来。社会党是传统的左翼主流政党，戴高乐主义政党（1947年戴高乐创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1958年成立的保卫新共和联盟，1976年重组后更名的保卫共和联盟，2002年合并组成的人民运动联盟）代表着大部分右翼选民，成为右翼阵营的核心力量。由于法国的社会分裂一直比较明显，导致其左右翼主流政党时至今日仍然保留着相对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在政策倾向上的差别也比其他国家的政党要鲜明得多。
尽管如此，两大政党都具备了党的领导层作用加强、党的社会基础向中间阶层扩展等“全方位党”的重要特征。意大利的情况由于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政党政治格局在1992年的“政治地震”中被彻底颠覆而显得更加特殊。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等二战结束后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政党都卷入了1992年爆发的“米兰丑闻”，在当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到1994年大选后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党，被左翼民主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等新兴政党取而代之。此后各政党不断分化组合，在2008年大选中分别形成了以民主党为核心的中左联盟和以自由人民党为核心的中右联盟。这两个选举联盟在大选中表现出了争取各阶级阶层选民、政党领袖权力扩大和曝光率提高、左右界限模糊、政策倾向趋同等特点，被称为“全方位政党集团”。因此，综合考察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方位党”已经取代了“群众党”，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模式。
作为“群众党”的替代者，“全方位党”没有完全抛弃前一个政党模式的遗产，它们希望在坚持党的传统政治定位的基础上向政治光谱的中央移动；它们试图在巩固传统的选民基础的同时把支持者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它们还继承了“群众党”的一整套组织结构。尽管如此，基希海默尔还是从西方政党“全方位”化的趋势中看出了潜藏的危机。他在阐述“全方位党”时没有明确提出“政党衰落”的问题，但在对6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政党变化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时，“作为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基希海默尔对他所分析的趋势很是痛惜”，并且表露出了他对西方政党未来发展的深切忧虑。
他认为，虽然“全方位党”与“群众党”在外在的组织结构上十分相似，但这两种政党模式在实际运作中所反映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却有很大的不同：“群众党”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本党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此强调动员群众的深入程度，要求政党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阶级基础之中，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长期且稳定的联系；“全方位党”以选票最大化和上台执政为目的，因而强调游说选民的广泛程度，主张面向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来扩大党的选民队伍，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短暂而脆弱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西方政党的“全方位”化虽然能够取得选举突破和上台执政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政党政治长远发展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模糊的意识形态、趋同的政策取向使选民越来越难以在主流政党中进行选择，对政党政治持消极、冷漠态度的选民日益增多。
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导致党派对立的完全消失和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彻底被切断，最终结果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失控，即选民对政党失控、政党对其支持者失控。基希海默尔的上述创见表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也使他成为探讨“政党衰落”问题的先行者。在他的著作《西欧政党制度的变革》发表4年之后，沃尔特·迪恩·伯恩汉姆（Walter Dean Burnham）才第一次提出“美国政党逐渐消亡的长期趋势”，又过了一年美国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尔（David Broder）才大声宣称“政党完蛋了！”基希海默尔所预言的发展趋势后来部分地成为了现实，这就是由卡茨和梅尔等人所界定的“卡特尔党”。
二、“卡特尔党”的理论和实践
对政党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转变的趋势持悲观态度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不乏其人，但他们无法解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饱受非议、不断“衰落”的政党反而在当代西方国家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提出了新的政党模式“卡特尔党”，从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全新视角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他们明确指出，从奥斯特洛果尔斯基到迪维尔热，所有的政党理论家都是从政党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政党，都把“群众党”作为唯一完善的政党模式。“政党衰落”论者正是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在观察到“全方位党”模式下政党与社会之间联系日益削弱的情况后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
然而，这个前提本身就是可疑的。因为自从政党诞生的那一天起，社会、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就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每一次政党模式的变迁，如“群众党”取代“干部党”，“全方位党”代替“群众党”，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定位变化使然，既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也是对民主概念的不同理解的产物。因此，不应只是关注政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也要考察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
“卡特尔党”的第一层含义是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群众党”向“全方位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表明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侵蚀的现象：选民对主流政党的认同削弱，放弃投票的选民增多；忠诚于某一个政党的选民减少，在投票前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的“浮动选民”以及在不同的选举中投票给不同政党的“分裂投票者”增多；政党的党员人数大幅度下降，党员中不经常参与党组织活动的消极党员增多；政党的领袖和中央机构权力扩大，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力量则严重削弱，等等。卡茨和梅尔不否认上述事实，但他们强调政党与社会的疏远并不足以导致西方政党的衰落，因为这些政党已经找到了新形势下的生存和发展之道，那就是调整自身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定位，进一步向国家倾斜，使政党的角色从社会的组成部分变成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利用国家的资源确保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法律规定改变政党作为社会组织的性质，由国家提供政党维持生存和开展活动所需的经费、媒体资源和其他资源。
“卡特尔党”的第二层含义是主流政党组成卡特尔联盟共享国家资源。过去的“群众党”扎根于社会的一定阶级、阶层之中，拥有比较稳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即便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也不会危及政党本身的生存。“卡特尔党”缺乏社会基础，维持生存和开展竞选活动的资源越来越多地来自国家，赢得选举对这类政党而言就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显然，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和执政党轮替的制度环境下，如果无法保证在选举中落败的政党获得足够的资源免遭生存危机，那么使政党成为“准国家机构”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各国的主流政党组成政治联盟，将彼此之间的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让执政党和反对党都能从国家提供的资源中分得一杯羹，既免除了主流政党的生存危机，又达到了垄断政权、排斥新兴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目的。这种做法与经济领域内垄断市场的卡特尔企业十分相似，“卡特尔党”之名正是由此而来。尽管西方政党通过国家的法律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正像梅尔所说的那样，“不管我们谈论的是国家对政党的各种规定，还是《政党法》或者国家给予政党补贴的数额，我们所说的其实都是由议会作出的决定，……因而也是由政党本身作出的决定。……如此一来，虽然每个政党都把这些规定视为自己必须适应的外部因素，但这些规定的特性往往是由全体政党或至少由大多数政党来设计和决定的”，其实质都是政党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为自我服务”。
“卡特尔党”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它们独特的组织结构。与“全方位党”一样，“卡特尔党”表面上也保留了“群众党”那种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有自身的特点。“卡特尔党”的各个组织层级相对独立，党的领袖不但在党内拥有很大权力，而且越来越多地利用党外的专业咨询机构和专业人员；党的中央机构在制定策略和处理重大问题时力图摆脱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积极分子的掣肘；党的地方组织谋求在本地事务中和确定本地选举的候选人时有更大的发言权；普通党员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但仍缺乏制约领袖和中央机构的力量。更具特色的是，政党进入议会和政府的部分，即议会党团和担任政府高官的党员在党内占据着支配地位，他们控制着政府之外的党组织，作出了党的重大决策，决定了党的政策倾向。
“卡特尔党”在组织结构方面并没有超越“全方位党”的范畴，有学者据此否定“卡特尔党”是“全方位党”之后出现的新的政党类型。不过，“卡特尔党”这一概念的提出，将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引入了政党模式的研究领域，指明了西方政党与国家之间相互渗透的趋势，展示了这些政党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为我们考察当代西方“政党衰落”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以往的政党研究聚焦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群众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型过程中政党逐渐脱离社会为依据得出了“政党衰落”的结论。新的政党研究则另辟蹊径，揭示了“全方位党”向“卡特尔党”演进的过程中政党与国家日益接近的趋向，为当代西方政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卡特尔党”模式获得了许多西方政治学家的认可，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验证。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党具备了政府首脑和议会党团支配全党、党组织与党员的相互依赖性减弱等“卡特尔党”的特征无疑是最直接的证明。此外，二战结束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涉及政党的立法迅速增多、国家给予政党财务补贴等现象在欧美国家日益普遍，成为政党转变为“准国家机构”的间接证明。
卡茨和梅尔总结的政党产生至今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当然，他们的总结并非无懈可击。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党种类极为复杂，绝非某种简单的分类方法所能概括。而且，政党类型的发展变化也不是直线式的，各种类型的政党之间也未必存在着此前彼后的传承关系，“群众党”不一定会发展成为“全方位党”，“卡特尔党”与“全方位党”也只是分析的角度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对西方政党自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纵向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政党的演变大致遵循着相同的脉络，即“干部党”→“群众党”→“全方位党”→“卡特尔党”。这些与西方民主的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党模式承载着特定的民主含义，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为我们研究和分析“政党衰落”理论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纵向逻辑线索。同时，西方学者考察政党的视角非常广阔，如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内政党的数量、大小、地域分布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倾向、竞选能力，党的领袖、各级干部、普通党员、选民，党的组织结构、财务状况、党内的民主机制和决策机制，等等。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从西方学术界对政党的组成部分的经典划分入手，从选民中的政党（party in the electorate）、作为组织的政党（party as an organization）和政府中的政党（party in the government）这三个方面或者“政党的三张面孔”出发进行横向考察，阐述政党模式的演变造成的政党组织结构变化和功能变化情况，客观评价这些变化对政党造成的影响，并就“政党衰落”或“政党转型”问题得出有根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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