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民的政党认同及其决定因素
本书对“选民中的政党”的考察是通过分析西方国家选民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变化情况来展开的。在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任何一个政党要生存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其基本前提是要拥有一个支持它的选民群体，西方学者称之为政党与选民“结盟”（alignment）。政党认同就是一条把选民与政党联系起来的心理上的纽带。通常情况下，认同某一政党的选民会在选举中长期地、稳定地将选票投给他所支持的政党，这种投票行为被称为“党性投票”。如果一个政治体制下党性投票的水平较高，那就表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比较密切，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稳定性较强。由此可见，选民的政党认同的有无、强弱不仅是选民党派性的突出反映，而且是西方国家政党体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稳定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解读当代西方国家选民的政党认同的变化情况，揭示“选民中的政党”的变化趋向，就能够从一个侧面来考察”政党衰落”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一、选民政党认同的含义和特点
政党认同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奥古斯都·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人在1960年出版的《美国选民》一书中提出的。坎贝尔等人对政党认同概念的表述是“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说得通俗些，就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它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选民的投票行为，认为选民的政党认同是一种长期的心理倾向，即选民在选举中稳定地、持久地投票给同一个政党。最初，西方学者用政党认同理论来解释美国选民的选举行为的稳定程度，但此后它的用途不断扩大，逐渐成为“40年来研究公众政治行为的核心理论”，其考察范围贯穿了政党政治研究的三个领域，无论在探讨政党与选民、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还是研究政党的组织形态时都离不开它。本章所关注的是坎贝尔等人创造政党认同这一概念的本意——它对选民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政党认同的概念之所以能够对政治社会化和投票行为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是因为：首先，它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西方国家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状况，为分析西方政党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选民中认同民主党者占54．4%，认同共和党者的比例为36．1%，这与当时两党选民的构成状况（共和党的选民多为有产者，民主党主要得到下层选民的支持）基本吻合，并且从这个时期的国会选举结果中得到了证明——整个60年代，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中都是多数党。其次，对政党认同的测量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例如，在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往往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标准化问卷加以测量：“一般说来，你认为自己是一名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还是其他人士？如果你自我认定为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的话，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坚定的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其他西方国家调查选民的政党认同时采用的问卷与美国大同小异。近年来，西方各国开展了大量调查选民政党认同的国别研究，著名的如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英国选举研究（BES）和加拿大国家选举研究（CNES）等，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各国选民政党认同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比较选举制度研究（CSES）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通过以上的研究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就能比较准确、客观地掌握西方选民的政党认同水平和变化情况。
政党认同的显著特点是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研究表明，选民的政党认同一旦形成，就会稳定地发挥对特定政党的亲和作用，具体表现为接受该政党的政治纲领，支持该政党的政治领导人，并尽力维护该党的形象，甚至可以为该党贡献自己的一切。总之，可以归结为对某个政党的排他性的政治忠诚。对许多人而言，政党认同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特质，它源于父辈的推动和自身生活圈子的影响，从生命的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晚年。不仅如此，在相对稳定的政党体制内，选民在多次选举中始终如一地投票给同一个政党，导致其政党认同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加强，年龄越大，对政党的认同就越强。这种存在于选民的年龄和他们的政党认同之间的强烈关联已经被西方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对西方主要国家的选民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最年轻的18～20岁的年龄组中，那些刚刚开始涉足选举政治的选民对政党的认同程度最低，只有45%的人接近某一个政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投票次数的增加，选民对政党的认同也日益增强，到了最年长的75～77岁年龄组中，选民对政党的认同达到了最高值，有65%的选民表示了对政党的亲近感。此后，选民还通过代际传承将自己的政党认同传递给下一代，使之延续几十年甚至长达上百年之久。
二、影响选民政党认同的主要因素
选民的政党认同是怎样形成的？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选民在决定究竟支持哪个政党时会作出“经济的”或“理性的”考虑，对自己在各个政党执政时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目前的党派差别并将其作为在相互竞争的各党中进行选择的依据，“每一选民都将他的票投给他相信将比任何别的政党提供给他更多利益的政党”就是选民在政治上理性行动的公理。另一些人则强调选民个人早期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家庭传统和父辈政治偏好的影响，“公民不是简简单单地进行理性选择，把政党当作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在他们的脑海中存在着（政党的）天然形象”。实际上，选民的政党认同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从根本上讲，选民的政党认同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阶级地位
阶级并不是西方社会中的唯一分野，但与宗教、种族、民族、地域等其他分野相比，阶级是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领域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分野，因而也是对西方政党政治解释力最强的社会分野。
利普塞特指出，“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就世界而言，可以作出的最重要概括是，政党不是主要以下层阶级为基础，就是主要以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为基础”。
政党从本质上讲是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组织化表达形式，在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中，阶级认同是政党认同的重要基础，即使在当代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对政党认同有着巨大的影响。选民的阶级归属对其工作性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都会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对右翼的保守政党的认同程度高，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则倾向于左翼政党。长期以来这种对应关系在许多国家得到证实。比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左翼政党联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政党一直得到社会低收入者的认同；相反，高收入者对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法国右翼联盟、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等政党的认同程度更强。
（二）选民个人的家庭传统及生活经历的影响
美国学者菲力普·肯沃斯（Philip Converse）在1969年提出了社会学习模式，指出政党认同本身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对任何形式的政党政治而言，家庭都是政治社会化的首要场所，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向子女解释各种政治事件，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对政党的偏好传递给下一代，使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具有同样的政党倾向。
例如，在60年代的美国，5年级学生（11岁）中有一半以上认为自己属于这一党或那一党。中学高年级学生（17、18岁）中91%的人准确地知道他们的父母倾向于哪位总统候选人；71%的学生知道他们的父母属于两大党中的哪个党，而且大多数自认为属于他们的父母的党。对成年人的一项调查表明，60%左右的成年人仍然认同他们的父母所属的政党。在欧洲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英国儿童早在8～10岁时就已经有了政党偏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也有50%至80%的儿童具有政党倾向。由家庭影响而产生的政党认同大多局限于心理上的倾向而不是理性的认知。此后，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选民的政党认同逐渐稳定和强化，并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
（三）政党的意识形态对选民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思想基础，能够从心理上把选民真正地凝聚起来。任何政党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特征，即使是意识形态色彩淡薄的美国两大政党也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能够为选民提供认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选民总是首先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左翼—右翼对政党进行意识形态划分，然后选择自己所认同的政党。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的选民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来确定自己的政党认同，对政党具体政策的调整和候选人的变化不甚关注，表面看来这种做法似乎带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实际上却是选民依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作出的理性决定。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背后隐藏着客观物质利益，在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内，如果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长期以来比较稳定、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又一直比较清晰，选民就能够准确地判定哪个政党最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在完成对政党的意识形态认知之后，就以政党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进行政治选择的首要依据，可以大大节省计算各政党之间的具体差别所耗费的成本。
（四）政党对选民的政治教育
一般来说，政党的政治教育可以减少选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成本。选民个人既没有时间又不愿花钱来获取政治信息，于是政党就搜集政治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整理，然后用简洁易懂的方式传输给自己的支持者或潜在的支持者，当选民得到的政治信息大部分来自某一政党时，其情感倾向不言而喻。政党在进行政治教育时，自然会对政治信息加以选择来影响选民的政治倾向，通常的做法是政党把特定的问题引入选民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将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灌输给选民。在“群众党”的模式下，政党寻求对本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选民进行持久的政治教育，直至形成一个带有本党独特烙印的、与社会的其他部分有明显区别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德国学者弗兰茨·瓦尔特为我们描述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就是鲜明的例证，为了把选民牢固地团结起来，社会民主党创立了属于自身的环境文化，建立了各种学习解决实际政治事务的训练场，“其要求是渗透到现代工人的全部生活领域中去并把他们相互连接起来。出现了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组织，垂钓者、弓箭手和私人市郊小果园主的组织，歌手、业余演员和艺术爱好者组织，素食者、裸体者和自然疗法者的组织——这些组织扩展到了所有可能的领域”，“通过其环境中的那些组织，社民党也触及到了不太关心政治的那些工人，并深入地扎根于他们的私人生活之中……社会主义环境对业余活动领域的组织和占领愈多，工人和社民党的联系就愈紧密。对于失业者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环境中的组织给他们提供了家园，规划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简而言之，这种社会环境是社会民主党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纽带；它帮助人们更好地渡过难关”。
（五）对政党执政业绩的“回顾性评价”
这是影响选民政党认同的一个理性因素，选民可能依据某一政党在历史上或现今的执政业绩来决定是否拥护它。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快、通货膨胀率低、就业率高、社会稳定会使选民对执政党形成较高的认同度；相反，执政业绩差的政党难以赢得选民的认同。有学者对美国1956～1988年的总统选举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性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在职总统候选人的选票份额就能够增加2个百分点。不过必须指出，政党执政业绩的“回顾性评价”只是对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不能从总体上解释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发展变化态势，这是因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西欧国家中，尽管执政党的执政绩效相差很大，但选民的政党认同却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
三、选民政党认同的重要作用
政党认同虽然只是一种情感倾向，但一经形成，就能转化为影响政党政治运行的现实力量。选民通过政党认同来认识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借助政党认同将接收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息整合为统一的政治信仰，利用政党认同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现象进行评价和判断。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党在选举中所执行的主要功能，即教育公民、创造认同和忠诚的符号、动员选民参与、简化选民的选择等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借助选民的政党认同来实现。
（一）政党认同发挥着对选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作用
在任何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政治社会化都是政党的主要功能之一。因为选民的政党认同是决定其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所以政党对选民的政治教育效果如何要取决于选民政党认同的水平。在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内，选民对各政党的总体认同水平越高，就越是能够接受它们的宣传教育，该国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就发挥得越充分；反之，选民对政党的总体认同的水平越低，它们对选民政治行为的影响力就越小。对某一个或某一类政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左翼政党的选民对党的认同程度要超过右翼政党，因此左翼政党的政治灌输和宣传教育的效果要比右翼政党更为显著。
（二）促使选民参加选举，并把选票投给自己认同的政党西方国家的选举是选民用投票的方式选择领导者的过程，政党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政党的领导、组织和参与，选举活动将无法开展。在“群众党”的模式下，选民的政党认同既是促使他们关注政党竞选活动的动力，又是他们在投票时作出决定所依据的标准。政党认同使选民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政党标签而不是政党的具体政策和候选人身上，只要选民认定某个政党代表了自己的利益，就会长期地、不遗余力地支持该党的竞选活动；同样，对那些有比较强烈或者强烈政党认同的选民而言，他们不是在投票前的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而是早已成竹在胸，投票行为只不过是再次确认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党认同而已。这样一来，整个选举过程都以政党划线，最终的投票结果也与政党格局大致吻合，体现了社会分化（尤其是阶级分化）的总体状况。
（三）政党认同简化了选民的投票选择
在现代西方国家的选举中，选民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就需要掌握包括政策、议题和候选人主张在内的大量政治信息，有时还要涉及一些领域的比较艰深的专业知识。然而，对普通选民来说，搜集并理解足够的信息要么是一项不能胜任的工作，要么因为花费的时间、精力等代价太高而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党的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的发挥就十分必要，它们在历史上的政治活动中形成的纲领、章程和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在过去执政期间的政策倾向，都成为选民今日作出选择的依据。对那些强烈认同某一政党的选民而言，政党认同“提供了做出投票决定的捷径——一个‘长期不变的决定’”，只要政党认同不发生大的变化，在选举中只需考虑候选人所属的政党就足以作出决定了。
（四）政党认同是反映政党体制稳定性的重要标志
政党认同不仅是解读选民个人政治行为的核心指标，而且是考察整个政党体制稳定性的重要变量。选民的政党认同水平很低或比从前大大降低，或者他们认同魅力型政治领袖的程度远超过认同政党的纲领和组织，都是政党体制发育不成熟或者政党体制处在变动时期的征兆。而当一个国家的多数选民对主要政党的认同水平比较高而且对各政党之间的差异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时，在政坛上昙花一现的小党不会频频出现，企图依靠种种煽惑人心的手段牟取权力的人无隙可乘，选举的结果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社会分化状况，国家的政党政治的格局也就相对稳定。因此，“开放并且适度的党派性对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四、政党认同与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短期因素
考察选民行为必然涉及到如何区分选民的政党认同和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短期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基于对某一政党的选民基础长远发展倾向的预测，后者则强调短期因素的影响，这些短期因素包括：选民投票时的具体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公职候选人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候选人的个人形象和领导能力。由短期因素造成的选民投票行为一般可以归纳为“按议题投票”或“按候选人投票”以区别于选民出于政党认同而进行的“党性投票”。政党认同对选举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影响，它同社会环境中经常发生变动的具体事件不一样，也不像具体问题或候选人形象那样在每次选举中都不尽相同。对多数选民而言，政党认同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且这种政党认同会由于他连续投票给同一政党的行为而不断增强。当然，政党认同与选民在某一次特定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并不完全一致。有时，选民也会因为不满政党在特定议题上的立场，或者对某些候选人抱有反感而作出与其政党认同不一致的投票决定，但这种情形多数是暂时的，大部分选民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政党认同，在经过一两次选举后，随着政党的议题调整和立场转变，他们又会按照原来的政党认同来投票。
只有当经济、社会及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迁，选民的投票行为呈现出大规模、单向度、影响深远、持久的改变，才能证明选民的政党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在美国历史上，选民的政党认同曾经发生过6次根本性的变化，与此相应，美国政党的选民基础也经历了6次变更，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南方白人选民政党认同的变化。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在曾经加入南部邦联的美国南方11个州中，白人基督教徒对民主党的长期忠诚一直是美国政党政治的显著特点之一，人们曾经把南方称为民主党的“稳固的南方”，把南方各州叫做民主党的“一党州”。南方白人对民主党的认同之强烈究竟达到了何等程度呢？有人曾戏谑地说道，即使候选人名单上列出的是一只黄狗的名字，只要贴上民主党的标签，它照样可以当选！20世纪30年代，南方白人对民主党的忠诚又在罗斯福新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成为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新政联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在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南方白人与民主党渐行渐远。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南方白人基督教徒第一次把手中的选票投给共和党。此后，林登·约翰逊总统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1965年又通过了《选举权法案》，赋予黑人在社会生活中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给了南方“白人至上”的心理以沉重打击。南方白人基督教徒对民主党极为不满，对共和党的支持更加坚定。在1968年以后的总统选举中，南方白人基督教徒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下降到20%以下，民主党的“稳固的南方”从此不复存在，共和党的“新多数”诞生了，直到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这些州仍是共和党的“铁票州”。
选民在特定的某一次选举中的投票行为是由其政党认同与候选人和竞选议题等短期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要了解某一个时期政党政治的准确面貌，需要把政党认同这个长期因素与影响选举变化的短期因素结合起来。政党认同这个长期因素与议题变化和候选人个人形象等短期因素究竟哪一个对选举的影响更大要视各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政党认同的水平越高，选民的浮动性就越低，选举结果受短期因素的影响就越小，可预测性就越强。反之，政党认同的水平越低，短期因素的影响越大，选举中就越是乱象纷呈，选举结果也就愈加难以预料。当然，如果我们要把握政党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是需要强调选民的政党认同，并把它与影响选举变化的短期因素区别开来。
第二节 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
在“群众党”模式下，一个政党要想在选举中胜出，必须在牢固的选民政党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选民联盟。然而，在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的转变过程中，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学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观察到了选民与政党之间的联盟松动的迹象，对过去40年间西方选民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政党认同的削弱是西方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长期的倾向，就某些西欧国家而言，甚至称其经历了一场认同危机亦不为过。美国的两大政党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群众党”，但选民政党认同下降的趋势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与美国政党的‘光辉昔日’相比，一个世纪前，你与你的许多朋友可能曾是热忱的党的支持者。政党就像家庭和宗教一样，是你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事物永恒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你所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如今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众对政党的支持日益衰减。”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引起了选民政治行为的变化，使选举中出现了更多的变数，成为“政党衰落”理论的有力佐证。
一、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实证考察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选民中的政党”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是：选民的政党认同呈下降趋势，维持了几十年的政党与选民之间的联盟关系发生了动摇。本书将通过对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实证分析来检验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使用的数据来自各国权威的选举研究机构或知名学者对本国选民的政党认同所作的抽样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由于各国进行调查时采用的测量手段不同，故本书提供的数据不宜用于对各国进行横向比较，但对于考察每个国家选民政党认同的纵向变化来说很有价值。
（一）英国
《英国选举研究》（BES）对英国选民政党认同的调查始自1964年。从1964年到1992年，有政党认同的选民（即对任何一个政党表示认同的选民）在接受调查的选民总数中所占比例从93%下降到86%，变化幅度为7%。其中，具有强烈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从44%下降到了17%，降幅达到了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党认同不强烈的选民比例从11%上升到了29%，无政党认同者从7%上升到了14%。
（二）法国
1978年，法国选民中依附某一政党者和同情某一政党者的百分比合计为69%，其中紧密依附于政党的选民比例为28%。1994年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下降到56%和18%，降幅分别为13%和10%。
（三）德国
1972-1994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有政党认同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百分比从75%下降到67%，降幅为8个百分点。
其中，有非常强烈和强烈政党认同的选民从55%下降到36%，降幅高达19%；政党认同弱的选民从20%增加到31%；无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也从20%增加到了31%。
（四）瑞典
从《瑞典选举研究》公布的数据来看，1968年瑞典有政党认同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65%，其中有强烈政党认同的选民所占比例为39%，1985年这两个百分比的数值下降到了52%和30%，降幅分别为13%和9%。
（五）美国
根据《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提供的资料，1960年接受调查的美国选民中，有政党认同的选民（包括“强烈认同民主党者”、“对民主党的认同较弱者”、“强烈认同共和党者”和“对共和党的认同较弱者”）和倾向于政党的选民（包括“倾向于民主党者”和“倾向于共和党者”）总计90．5%，其中对两党有强烈政党认同者占39%；独立选民占9．4%。1980年，有政党认同的选民和倾向于政党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4．8%，其中对两党有强烈政党认同者占26．2%；独立选民占14．2%。自1980年以后，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开始回升，1996年，有政党认同的选民所占百分比为91．6%，其中对两党有强烈政党认同者占31．2%；独立选民的百分比为8．2%，各项指标已经接近或超过了1960年的水平。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归纳出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主要国家选民的政党认同的总体变化趋势：以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为代表的西欧国家选民的政党认同明显地削弱了，而且政党认同削弱的倾向一直保持着，表现为：有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下降，其中有强烈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的下降尤为显著，独立选民的比例增加了。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选民的政党认同在60～80年代也呈下降趋势，但在80年代后又开始回升，到90年代中期已经恢复到了1960年的水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政党的选民基础本来就不如建立在阶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西欧政党来得稳固，因而在其变化过程中也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波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对这一时期美国选民政党认同的下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0年代以后美国全国性政党的制度化、政党精英阶层（政府中的政党）党派性的加强以及两党的意识形态在一段时期内的极化（以“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尤为突出）都是造成美国选民政党认同复苏的重要原因。
二、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影响
选民的政党认同这条将政党与选民联系在一起的心理纽带一旦松弛，必然引起选民选举行为的相应变化，在选举过程中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
（一）选民参与竞选活动的程度降低
在竞选时，西方政党的选民通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为自己所认同的政党提供帮助：佩戴党的徽章、散发党的宣传材料、说服其他选民投本党一票、参加社区的政治性会议、为所认同的政党或其候选人工作、提供资助（即所谓的支票簿参与）、给本党议员写信提出意见和建议。今天，除了为政党提供资助之外，其他各类活动的水平都有所下降，参加集会和给议员写信这两种活动的水平下降得最多。类似的现象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中都发生了。例如，参加政党集会的英国选民从1964年的8%下降到了1987年的4%。
（二）选民的投票率降低
比较了部分西方国家在50年代举行的头两次选举中和90年代末举行的两次选举中的投票率。结果证实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选民投票率确实存在着下降的普遍趋势。与50年代相比，在表中所列的14个欧美国家中，有12国的选民投票率在90年代有明显的下降。其中，法国下降了19%，美国下降了15%，英国和德国都下降了11%，只有丹麦和瑞典两国的选民投票率有小幅上升。
（三）选民的易变性（volatility）增强
越来越多的选民在连续举行的两次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60年代末以前，西方国家选民的投票引为还相当稳定。从70年代起，选民的易变性小幅上升，到了90年代末，易变选民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增长了近10%。其中，瑞典的情况更为突出。
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1956年和1960年的两次大选中，只有7%的瑞典选民把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在1994年大选中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9%。美国选民易变性的变化情况比较特殊，60～80年代，在参众两院选举中选民的易变性略有上升，但80年代后又有所回落，这与美国选民政党认同的变化趋势是互相吻合的。
（四）选民越来越多地采取分裂投票（split ballot）的办法，导致分裂政府的情况更为普遍
在采用议会制的西欧国家，选民在议会上院和下院的选举中更多地把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德国就是一例。直到70年代末，只有不到10%的德国选民在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和联邦议院（Bundestag）选举中把选票分别投给不同的政党；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6%。近年来，瑞典等国选民分裂投票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在实行总统制的美国，60年代只有不到1/6的选民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选择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但到了90年代，投分裂票的选民已经增加到了1/4至1/3之间。
分裂政府是选民分裂投票的必然结果。在美国，无论是在联邦一级还是在各州，分裂政府的现象都很普遍。据统计，1997年，只有19个州的政府和众议院掌握在同一个政党手中。在全国层面上，1976-2000年的24年中，由分裂投票造成的分治政府长达18年，而统一政府（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同属一个政党）只有短短6年（1977-1981年、1993-1995年），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时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以致瓦滕伯格把这段时间称为“分裂的政党政府时代”。德国的情形与美国相似。在联邦德国建国后的头20年中，联邦参议院和联邦议院的多数都由相同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掌握；但从1976～1996年的20年间，大约有1/3的时间议会两院由不同的政党控制。在实行半总统制的法国，战后以来经历的三次“左右共治”也都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1986～1988年期间，总统是来自社会党的左翼人士密特朗，总理是来自右翼联盟的希拉克；1993～1995年，总统是社会党的密特朗，总理是右翼联盟的巴拉杜；1997～2002年，总统是右翼联盟的希拉克，总理是社会党的若斯潘。分裂政府的频频出现，使上述西方国家的政党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程度有限，导致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
（五）选民作出投票决定的时机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选民在最后一刻才决定把选票投向何方，使选举结果更难预测，候选人形象、政治议题和突发事件等短期因素对选举结果的影响程度加深。在2002年德国大选中，施托伊贝尔领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中右联盟直到大选前两个月时还在各种民意调查中领先于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绿党中左联盟，看起来已经胜券在握。然而，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导致了政治议题的改变，从而挽救了中左联盟。美国的中东政策引发了伊拉克危机，激起了德国选民的反战情绪，使左翼联盟倡导的维护和平的政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大选前一个多月德国东部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使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伙伴绿党一贯倡导的环境保护主张得到了大批选民的共鸣，结果中左联盟侥幸地以领先中右竞选联盟1．2%的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
在接下来举行的2005年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同样处于劣势。大选之前，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各州议会选举中遭遇了一连串失利，连已经执政了39年的第一大票仓北威州也丢掉了。在败局已定的严峻形势下，施罗德的个人魅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与默克尔进行的电视辩论中，他展现出了和蔼可亲的形象和令人信服的能力，挽回了不少选民的支持，使大选重新呈现出胶着局面。民意调查表明，直到大选前三天仍然有30%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的对象。更极端的是，甚至有选民在网上交易平台eBay上公开宣称要拍卖自己的选票！结果，社会民主党虽然以微弱的劣势落败，但迫使联盟党接纳自己为执政伙伴，共同组成了大联合政府。西方媒体对此评价说，这次选举对社会民主党而言是一次失败，而对施罗德个人来说却是一个胜利。2010年的英国大选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例证。
大选前的民调显示，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相差不大，40%的英国选民在选举的前一天仍未下定决心将选票投给何人，迫使三大政党的领袖直到大选前的一刻还在忙着拉票，为入主唐宁街10号做最后一搏。
（六）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分裂程度更高，表现为“有效政党数目”（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的增加1976年，美国学者萨托利在其分析政党体制的权威理论中指出，可以采用“相关政党”（relevant parties）这一指标对政党体制内的各个政党进行定性分析。萨托利提出，确定一个政党是不是“相关政党”有两条标准：一是看这个党作为反对党是否具有威吓能力，即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制约执政党；二是看这个党作为执政党是否具有“联合执政的潜力”，即曾经参加过政府或者被其他大党视为可能的联合执政伙伴。后来，拉科索（Markku Laakso）和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在“相关政党”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效政党数目”的概念，通过对政党体制内包含的政党进行定量分析，揭示主要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对比，为考察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分裂程度提供了更科学、更准确的依据。
“有效政党数目”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有效选举政党的数目”和“有效议会政党的数目”，前者通过各政党在选举中所获的选票份额来计算，后者则以各政党所获议席的数量来衡量。对西方国家进行考察时采用的是“有效议会党数目”。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西欧主要国家的“有效议会党的数目”都有所增加，不但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如此，就连采用两党制的英国也不例外，自由民主党力量的持续攀升就是鲜明的例证。只有美国的“有效议会党的数目”保持不变，仍为2．1个，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牢牢把持着国会两院。
第三节 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原因及变化趋势
当代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一方面可以归因于选民自身特征的种种变化，另一方面则与西方政党对选民认同危机的理解和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关。可以说，正是选民和政党这两个选举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共同造成了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局面。近40年来“选民中的政党”衰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对这种衰落状况的未来发展趋势还存在着争议：它所反映的究竟是“政党选民联盟解体”（dealignment）的长期倾向呢，还是在“政党选民联盟重组”（realignment）过程中的暂时现象？换句话说，就是“选民中的政党”能否扭转衰落的趋势而走向复兴？
一、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原因
本书的第一章对造成当代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重大变化的原因曾加以阐述，如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动、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媒体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增强、利益集团的发展和新兴政党的崛起使选举市场中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对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等，这里不再赘述。它们从供、求两端改变了当代西方国家的选举市场：一方面引起了选民特征的变化，并为选民不通过政党而获取政治信息提供了丰富的手段；另一方面促使政党针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技术条件的改善作出调整，采取了“意识形态中间化”和“运作模式媒体化”的应对策略。这些都不利于选民形成和保持稳定的政党认同。
（一）当代西方选民的政党认同削弱与新的历史条件下选民特征的变化有关
长期以来，阶级矛盾在西方社会中一直是最突出的矛盾。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阶级结构作了如下描述：“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那时起，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促使选民聚集在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周围，阶级的分野成为选民形成政党认同、结成联盟支持某一政党的主要依据，然后再“通过政党在组织上的不断维持，加上经由家庭内部的政治社会化而使党派忠诚在几代人之间先后传递所产生的强化作用，政党就可以维持这种支持达几十年之久”。政党认同的这种稳定性使其变化幅度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致使“除了极少但却意义重大的例外，20世纪60年代的政党体制反映了20年代的分裂结构”，这就是利普塞特和罗坎所说的“政党选择的冻结”（freezing of party alternatives）。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动，导致了当代西方国家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两极阶级结构被打破，与生产社会化和科技革命相伴而生的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这个阶层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与传统的工人阶级相比，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更高，社会保障更好，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更优越。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一般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具有完成工作所需的特定技能，这使他们拥有比较稳定的、中等水平的收入，积蓄了包括一定数量的存款、股票、家电、汽车和房产在内的私有财产，并在此基础上享有较高的社会信誉和地位，形成了一种文明、优雅的生活方式。因此，中间阶层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比较缓和，包容性强而斗争性弱，在通常情况下充当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缓冲阶层。
第二，中间阶层不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阶级，而是一个具有很强异质性的庞大群体，成员的社会成分、职业性质和劳动方式差别很大，意识形态、政策偏好等政治特征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他们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对政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动员不感兴趣，更乐于通过其他更新颖、更直接的方式和途径参与政治。
第三，中间阶层选民受教育的程度较高。中间阶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据统计，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不足2%，到80年代初增长到了30%左右。战后初年美国就业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的比重不到20%，9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重已经增加到了50%以上，1997年全美劳动力中获得大学以上学历的占了56．5%。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是选民掌握政治技巧、培养政治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而传媒技术的高度发展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满足了在庞大的、多样化的社会中实行几乎已被忘却的直接民主原则的前提条件”，两者的结合使中间阶层选民政治行为能力显著增强，经常阅读报纸、观看电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增强了他们的鉴别和分析能力；熟练掌握电脑技术使他们获得了更便捷、更丰富的政治信息来源和利益表达途径，有利于他们随时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判断。总而言之，中间阶层选民的软弱性和复杂性使他们不易形成统一而且鲜明的阶级意识，自然也让他们对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传统政党的心理认同削弱，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对政党的依赖程度。
（二）当代西方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还与政党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和反应有关
西方政党对社会结构变化的认识以及它们为扩大选民基础而采取的“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应对办法，进一步加剧了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趋势。面对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各国的左、右翼主要政党都力图跨越传统的阶级基础，拓展新的支持力量，它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日益扩大的中间阶层，采用“意识形态中间化”的策略迎合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以便实现赢得选举、掌握政权的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不同类型政党的意识形态冲突十分尖锐，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泾渭分明，各政党通过拉开意识形态距离，凸显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来赢得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支持。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党的意识形态由基本上相互排斥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中间化”的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全方位党”的重要特征之一。过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社会党（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60、70年代和90年代经历了两轮意识形态的调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精神上的黏合剂，它体现了政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政党凝聚党员、争取群众的理论依据。如前文所述，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在19世纪中后期建党时是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虽然此后出于实际需要而在政策层面上出现了日益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但其意识形态定位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之后，如1946年法国社会党在其原则声明中强调“社会党本质上是革命的党，它的宗旨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党过去是，并且今后继续是建立在劳动者组织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党”，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大会上通过的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纲领性文件（即著名的《法兰克福宣言》）中仍坚持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和社会党的阶级性，批判资本主义剥夺了大多数公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宣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强调只有在工人的帮助下才能维护政治民主，工会和其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组织是民主社会的必要因素，应当参与制定总的经济政策。《法兰克福宣言》的基本精神成为各国社会党在50年代所奉行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而保留下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传统未能使社会党在战后实现复兴，反而屡次使它们在大选中遭遇“阶级屏障”，德国社民党在50年代的议会选举中接连受挫，英国工党也在连续举行的3次大选中落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人开始反思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党的阶级基础的影响，认识到“社会的阶级结构越发变化多端了……这大部分要归因于技术和专业的中间阶级的兴起”、“通过各种途径，如教育的慢慢发展，大多数无产阶级获得了较高的专门职业的资格，尤其是获得了小量财产，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地消失”，得出了“新的党的原则必须向每一个赞成党的目标和政策，并且愿意为它们的实现而努力的人开放”这一结论。西欧历史最悠久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群众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采取了行动。1959年11月，德国社民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在西欧社会党中第一个实现了由工人阶级政党向左翼人民党的重大转变。此后，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纷纷参照《哥德斯堡纲领》来修改自己的理论纲领，虽然公开宣布党的性质变为人民党的只有奥地利社会党等少数几个党，但是向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普遍做法，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当然，这一时期社会党在意识形态和阶级基础上的变化“还处在趋势性发展过程的初中期，还不十分稳定，实践中有不少犹豫和保留，而且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左转的过程。然而正是这些特点为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中间化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由英、德等国社会党人倡导的所谓超越传统左右分野的“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在抛弃意识形态传统，向全方位阶级基础的人民党迈进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步骤。“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左和右、激进与保守已不能概括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分野，实际情况是“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了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基于这种情况，新工党应该超越左和右的分界，它扮演的政治角色应该是“新中派”、“激进的中派”。“第三条道路”的实践者、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公开表示阶级已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宣布“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在他的推动下，工党进一步淡化党的阶级性质，修改了党章中有“公有制条款”之称的第四条第四款，不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代之以混合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进一步消除了中间阶层对工党的顾虑。德国社民党领袖施罗德所说的“新中间道路”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其目的同样是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框架，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而所谓“新中间”，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社民党构建新的选民基础的重点是60、70年代以后壮大起来的新中间阶层。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意识形态中间化”策略的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右翼政党也同样如此。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左右两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并且趋向温和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发达国家在思想和政策的广泛领域内保持着一致的看法，……在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
德国和奥地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之间以及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之间，情况也大致相似。法国、意大利、瑞士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普遍符合这种模式”。也正是因此，近年来我们看到西方政党政治中出现了许多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的新情况，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互相指责对方剽窃自己的纲领和政策的内容，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由于嫁接了撒切尔主义中发挥市场作用和改革福利制度等政策而被讥讽为“布莱切尔主义”，2010年5月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卡梅隆既承袭了来自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受到新工党在过去13年执政期间所设定的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清晰可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而成了“诸多中间偏右的理念和价值观的混合体”。美国两大政党也因在意识形态和政策领域内的相似性而被称为“非驴非象”、“驴头象尾”的党，等等。
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中间化”策略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吸引了大批中间阶层成员加入到党的选民队伍中来。然而，这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策略，西方政党试图在保持固有选民基础的前提下扩大选民队伍，但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间阶层的政治倾向不易把握，不但难以形成稳固的政党认同，而且对政党的支持力度也不如从前的阶级成员那么高。与此同时，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上的中间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政治定位的模糊性，使一些原本坚定的支持者产生失望乃至愤怒的情绪，不是在选举日待在家中不去投票，就是把选票投给其他政党。加之许多政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再强调在选民中建立稳定的政党认同，而是试图走捷径，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先进的通讯技术手段使党的运作媒体化，把党的活动重心从巩固与选民的长期联系转向渲染候选人个人形象和具体议题等短期因素，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选民的政党认同。
二、“选民中的政党”衰落的性质及其变化趋势
当代西方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情况表明，“选民中的政党”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衰落的性质如何？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实际上是要回答政党的选民联盟是在“重组”还是在“解体”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改变了西方政党长期稳定的阶级基础，已“冻结”了近40年的选民与政党的结盟开始解冻，“政党选民联盟重组”（realignment）和“政党选民联盟解体”（dealignment）成为新的政治话题。“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的概念是1959年由美国学者V.O.基提出的，1966年又经奥古斯都·坎贝尔进一步阐发，其基本含义是由于选民的社会构成的长期变化而导致大量选民重新权衡他们的政治归属，其投票对象从一党转向另一党，从而改变了政党体制内部各政党相对实力的均衡。“政党选民联盟解体”这一概念由英格尔哈特等人提出，最初主要用来描述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民主党的“新政”选民联盟的解体过程。
1977年，克鲁等人在描述英国选举政治的变化时，首次用这个概念来表达英国政党的阶级基础的衰落。此后，这个概念被广泛地用来考察政党选民基础的变化和政党体制的沿革。
政党的“选民联盟重组”与政党的“选民联盟解体”对当代西方“选民中的政党”的衰落作了不同的解释，对其发展方向也作了不同的判断，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第一，政党的“选民联盟重组”关注的是选民的政党认同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的产生及其解决，认为当一种新的政治分化标准占据主导地位时，“选民联盟重组”就会发生；政党的“选民联盟解体”更强调选民的政党认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对矛盾能否得到解决、新的政治分化标准能否产生持怀疑态度，此外，这个概念还强调一些虽不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含义，但对选民的政党认同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变化的作用：大众传媒的扩张，特别是电视的普及和互联网络的出现扩大了选民获取政治信息的途径；教育水平的提高使选民不像从前那样依赖政党的政治教育和动员；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末加入到选民队伍中来，他们的政党认同不像父辈那么强烈，在选举中更倾向于作出独立的判断，等等。第二，“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的结果，是选民的政党认同在不同政党之间发生变动，以新的政党认同取代旧的政党认同，在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新的选民联盟；“政党选民联盟解体”则会导致各政党的稳定的选民认同不复存在，选民找不到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对眼前的政党政治感到失望，因而成为独立选民或者放弃政党转而采取其他政治参与手段，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测。
根据上述“选民联盟重组”与“选民联盟解体”的标准，在当代西方政党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转变的过程中，“选民中的政党”的衰落既包含着“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的意味，又带有“政党选民联盟解体”的色彩。也就是说，西方政党在历史上与特定阶级、阶层结成的联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选民基础尚未完全形成，总体上仍处在重组选民联盟的过程之中，但由于“就创造肯沃斯、达尔顿和韦尔登等人所说的那种强烈的政党认同并使之代代相传这一功能而言，‘全方位党’要比从前的政党逊色不少”，今天的政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获得“群众党”时期那样的长期对党保持高度忠诚的选民了。
一方面，今天我们看到的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选民中的政党”的衰落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变化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政党选民联盟重组”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选民基于阶级归属的“党性投票”虽然有所削弱，但是“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这个概括即便是对美国的政党也是成立的”，西方社会的阶级分化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的阶级结构只是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政党在拓展选民基础之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过去在政治光谱上的定位，是在试图保留原有的选民队伍的基础上把新兴的中间阶层纳入到支持者的行列中来，而新兴的社会阶层也的确需要有政党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趋于稳定，形成一种新的、比较固定的阶级结构，那么重组政党的选民联盟、实现“选民中的政党”的复兴不是没有可能的。
再者，除了阶级分野之外，西方政党之间在民族、种族、宗教、地域、性别等方面的差别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着，为选民确立和保持政党认同提供了一定的选择空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低估西方政党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政党并非一味被动地受环境支配，它们也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政策取向、政治纲领甚至意识形态定位来适应新的环境，吸收新的社会力量来充实自己的选民队伍，现代社会便利的交通运输系统和发达的通信联络手段也给政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和动员大量选民的客观条件。政党的这种调整能力在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上文中谈到的社会党在20世纪50～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通过意识形态变革来吸引中间阶层选民就是很好的例子，“永恒的修正主义”在社会党人看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西欧国家，以绿党和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非主流政党在70～80年代的蓬勃发展一度导致主流政党的选民大量流失。主流政党的解决办法是采取拿来主义态度，通过修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拓宽党的政策领域，使之涵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要求。为了应对左翼社会运动及其政治代言人绿党的挑战，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主流政党在维护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根据生态原则重新定位经济政策，确立了生态目标和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增长目标的新战略。西欧中右翼主流政党也在移民问题、跨国多元文化问题、反对官僚主义政治阶级等一系列问题上吸纳了极右翼政党的许多政策主张。结果，主流政党轻松地将非主流政党曾经倡导过、尝试过、检验过的政策措施拿来运用，而不必冒太大的政治风险。社会运动和非主流政党实际上起了“桥梁作用”——成为主流政党拓宽政策领域、争取选民支持的“桥梁”。
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对选民和政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选民的政党认同不可能再恢复到“群众党”时期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政党的“选民联盟解体”并非危言耸听。
第一，西方政党通过“意识形态中间化”和“运作模式媒体化”的策略，在中间阶层选民中招徕了大批新的拥护者，但却无法将他们整合成为一支坚定的支持者队伍，不能使政党获得稳定的选民基础。在战后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党的两次意识形态和政策调整都曾收到过立竿见影的效果：20世纪50～60年代的调整使西欧国家拥护社会党的选民数量一度增长了40%，不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以及荷兰、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的社会党在60、70年代先后上台执政，而且让原本就在台上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奥地利社会党地位更加稳固；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更是造就了一个“粉红色的欧洲”，在欧盟的15个成员国中有13国出现了由社会党单独执政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的中左翼政权。然而，导致社会党在选举中大获成功的选民基础却不能长期保持，紧随着60、70年代的崛起而来的是80年代的沉沦，90年代的高潮之后就跌落到21世纪初的低谷。
随着英国工党在2010年大选中的失败，社会党人在西欧主要国家都失去了执政地位，标志着战后西欧社会党的第二波强势反弹走向了终结。在今天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无法跳出“政治钟摆”周期性左右摆动的规律，也都不会走出一条真正通向持续成功的“新中间道路”。基希海默尔50年前对“全方位党”的质问在今天仍然显得格外有力，“摆脱了那些体现派系色彩的纲领和教义的束缚固然增加了它吸引选民的机会，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支持者对党的事业的投入程度有限的后果。政党从一个团结起来捍卫社会利益的组织、党员心灵的皈依以及用长远目光观察事物的平台，变成了一种鼠目寸光、千疮百孔的政治选择的工具，这使政党面临着与日用消费品承包商们相似的困境——如何才能把几乎相同的商品通过不同的方式打包以便招徕更多的顾客？”
第二，由于选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通过代际传承和反复投票给同一政党的行为而获得稳定政党认同的社会学习模式被打破，这种情况下造成的西方选民对政党依赖性减弱的趋势不易逆转。早期考察政党认同问题的学者认为，无党派的独立选民是西方选举政治中的边缘化群体，坎贝尔曾评论道：“独立选民是一个涉入政治不深的群体。他们对政治问题知之较少，对候选人的印象比较淡漠，对选举活动兴趣不高，对选举结果也不甚关心。”达尔顿也曾断言：“如果说政党依附表明公民支持以政党为基础的代议政府体制的话，那么在几乎所有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同时发生的政党依附的衰落就成了公众在情感上脱离政治的第一个迹象。”
按照他们的说法，独立选民数量的上升就意味着不参与政治的选民增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独立选民是一批新型选民。他们对政治问题更感兴趣，而且政治技巧更娴熟，处理复杂的政治信息的能力也更强。与以往的独立选民相比，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党持中性的、冷淡的态度，不再选择通过政党这条“捷径”来参与政治，而是借助新的民主政治形式——直接民主、大众媒体、利益集团。有不少证据表明，今天的无党派选民中增长最快的就是这类选民。当代西方政党要赢得这批选民的支持，重建稳固的选民政党认同的难度非常大。最近开展的一项对1996～2005年10年间西方主要国家的选民政党认同所做的调查表明，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党认同下降的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并不等同于完全否定政党在当代西方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新的政治行为主体和政治参与方式——大众媒体、利益集团、直接民主都不能实现公众的无政党参与。大众媒体和利益集团部分地取代了政党的政治教育、政治动员的功能，但它们代表的社会利益过于狭隘，不像政党那样能够实现选民的利益整合；它们也无法将自己所代表的选民组织起来，更无法行使掌握国家政权的功能。直接民主的应用范围近年来虽然有所扩展，但还远远无法和政党相比。所以，政党仍然是“唯一能够组织选举并赋予选举过程合法性”的组织，媒体和利益集团只有跟政党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即使是那些没有政党认同的独立选民也不怀疑这一点。选举制度比较研究（CAES）在1996-1998年间对20个国家所做的调查表明，在回答“政党在本国政治体制的运作过程中是否必要”这个问题时，81%的瑞典选民、80%的德国选民、76%的英国选民回答“是”，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选民的政党认同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回答“是”的选民比例也达到了56%。显然，多数选民对政党在现代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
综上所述，对“选民中的政党”衰落的问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选民中的政党”确实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但它仍是政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和力量的基本源泉，在政党的“三张面孔”中处于核心地位。不过，在当代选民的政党认同这条心理纽带日益松弛的情况下，建立长期而且稳固的选民联盟更加困难。为了赢得选举政治中至关重要的选票，西方政党进一步改变其意识形态、竞选策略和政治动员方式，努力与尽可能多的选民建立起广泛而灵活的关系。
为此，政党还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组织形态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而对政党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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