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发射场又传来第二个重大消息：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下午，胡锦涛主席要亲临发射场，观看“神舟五号”的发射！而10月16日，胡锦涛主席将出席在泰国召开的APEC国际会议。即如果“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这一振奋人心的重大喜讯将由胡锦涛主席亲自带到APEC会场。如同1970年4月12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后，周恩来第二天便出现于在泰国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上。周恩来走进会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场宣布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结果，会场一片轰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中国的人造卫星成了会上的热门话题。
于是，随着“神舟五号”发射窗口的日渐临近，发射场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的老总和七大系统的专家们心头的压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10月6日晚，我专门就心理压力问题采访了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沈力平。沈力平说，“神舟五号”发射举世瞩目，加上中央领导要亲临现场观看，确实让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但从我们的内心来说，又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因为随着发射日的临近，各方面要处理的问题非常之多，气象问题，飞船、火箭问题，海上“远望号”测量船的问题，内蒙古飞船着陆回收的问题，还有新闻记者采访的问题，等等。各种问题堆积一起，在安排上就容易出现矛盾。比如，中央领导要来发射场，如果是14日下午到，要接见航天员，还好办一些；如果是晚上到，接见航天员的问题就很难安排了，因为航天员15日凌晨三点就得起床，14日晚上需要早点休息，要是14日晚上安排中央领导接见，万一航天员一兴奋睡不着觉了，第二天上天怎么办？所以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对我们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考验。
10月11日上午10点，火箭、飞船从测试厂房，垂直转运至发射场。此时飞船已经完成燃料加注，而火箭燃料的加注还要等到发射前夕。本来，前两天气象预报，这天有七级大风，可这天的风只有四级，而且还出了太阳；加上总装好的“神舟五号”飞船和“长征二号F”火箭第一次公开亮相戈壁，所以这天的发射场除了正常的工作人员，除了“长枪短炮”的新闻记者，还有基地不少战士、家属、小孩、老人也纷纷跑来看热闹，而且几乎每个人兜里都悄悄装着一部傻瓜相机，逮住机会便拍下一张。尤其是当火箭、飞船经过吊装高高耸立在77米高的发射塔上后，发射场的气氛更是空前热烈、空前喜庆、同时也空前紧张起来！
10月12日清晨，在离发射场千里之遥的北京，气温骤降，北郊远处的山上隐约还有些许雪痕。航天城里，数百名科研人员8时不到便聚集在航天城办公楼前，为准备前往发射场的三名航天员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送行。
7时45分，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三位航天员一身戎装，走出航天员公寓，准时乘车来到航天城办公楼前。据航天员系统负责人吴川生说，三位航天员这天表情都很平静，平静得就像平常上班一样。
杨利伟下车后，他的父母和妻子、儿子马上迎了上去。他的父母专程从老家葫芦岛赶来为儿子送行。母亲问杨利伟，冷不冷？杨利伟说，不冷，天凉了，你们要多穿点衣服，不要惦记我。由于周围的记者和送行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杨利伟面对妻子，有话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只好傻傻地笑了笑，腼腆得像个初恋的情人。杨利伟的妻子却问了一句，带便服了吗？杨利伟反问道，我去发射场执行任务，带便服干吗？引得周围的人一片笑声。为了掩饰尴尬，聪明的杨利伟立即弯下腰去，在儿子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儿子说，爸爸，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等着你教我打游戏机呢！妻子这才趁机在杨利伟耳边悄悄说了一句：到了发射场别忘了打电话。
翟志刚这天依然潇洒。早上6点起床，7点吃过早饭，还有一点时间，他竟然拿起小号，吹响了冲锋号！下车后，他一眼看见妻子和儿子站在旁边，便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大声地喊了一句：儿子，爸爸要远行啦！儿子天雄立即飞跑过去，也大声对爸爸说：爸爸，这次你可一定要给我带一个电动玩具回来！妻子看着翟志刚和儿子亲热的样子，笑了。这笑里含有泪水。
聂海胜下车后，走过去站在妻子和女儿中间，妻子靠右，女儿站左，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笑着。彼此仿佛都有很多话要说，却谁都不说。吴川生政委走过去，问聂海胜的女儿，想给爸爸说点什么吗？女儿只甜甜地说了一句：祝爸爸平安！
之后，三位航天员来到另11名航天员身边。彼此都没有更多的话语，唯有紧紧地握手，紧紧地拥抱，以及默默地祝福。同为航天员，同样训练，同样吃苦，同样经历了炼狱般的六个春夏秋冬。不同的是，即将出征的三个航天员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上天，唯有剩下的11个航天员，肯定全部留在地上！
9时整，护送航天员的车队到达北京南郊南苑机场。此次全程陪同三名航天员前往酒泉发射场的，是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中将和航天员系统负责人吴川生政委。飞往发射场的专机是两架三叉戟，杨利伟乘坐的是第一架，翟志刚和聂海胜乘坐的是第二架。也许有人会问，三个航天员为何要分乘两架专机？这看似过分奢侈，实则体现的却是决策者们的智慧：倘若三位航天员同乘一架飞机，万一飞机失事，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瞬间便会化作泡影；而三位航天员分乘两架飞机，倘若其中一架飞机失事，另一架飞机上的航天员则安然无恙，“神舟五号”照样可按原计划发射。
9时15分，第一架三叉戟飞机准时起飞。十分钟后，第二架三叉戟飞机升空。迟万春政委一上飞机，便把面向前方的座位留给了杨利伟，自己则坐在了背对前方的座位上。杨利伟一看迟政委把好座位让给了自己，马上起身要换座位。迟万春伸手按住杨利伟说，别动，现在一切工作以航天员为中心。然后，一位中将，一位中校，面对面地开始了万里高空的促膝聊天。
中午12时10分，两架专机顺利降落在酒泉鼎新机场。
10月13日，发射场区开始封闭戒严，任何车辆、任何人员，不具正规手续的一律不得进入基地。上午10时，一个别开生面的仪式在“问天阁”悄然举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试验大队的大队长许达哲带着相关人员，专门送来一封航天专家和科技人员联名写给航天员的信。这封信上有522位航天人的亲笔签名，它将放在航天员的飞行文件夹里，随着“神舟五号”一起飞向太空！接过这封寄托着成千上万科技人员深情厚望的信，三位航天员禁不住热泪盈眶。
10月14日15时，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第四次会议在基地第一招待所小礼堂举行。第一招待所始建于1958年，其设计出自苏联专家之手，后因一场大火，原有建筑全被烧毁，人们现在看到的是重建后的模样。此次与会者大约两百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正式决定“神舟五号”的发射时间。
会议由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主持。李继耐刚从北京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赶到基地，一下飞机便直奔会场。15时整，工程指挥部所有新老成员和七大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全部到齐。由于这是关于“神舟五号”的最后一次指挥部会议，与会者们尽管不像发射“神舟一号”时那样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紧张的情绪同样不可避免。这一切，坐在会场中央的总指挥李继耐自然看在眼里。
李继耐为人正直，待人谦和，心地善良而又胸襟宽阔，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六个字：可亲、可敬、可信。当今中国，一位身居要职的高级将领能做到这点并留下如此口碑，不易；而身为总指挥，要率领全国一百一十多个部门、三千多个单位、上百万航天专家和科技人员把中国人送上太空，更难！同时他也明白，作为总指挥，既要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也要做好每件细小的事情。为吸取世界载人航天的历史教训，他还不厌其烦，亲自查找各国的信息资料，把世界航天发射的失败次数、失败原因及死亡人数一一统计出来，以此告诫诸位专家：飞天之旅险象环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为此他不分昼夜，拼命工作，既要统管全局，决胜千里，又细致入微，事必躬亲。尤其是近一个星期来，他白天参加三中全会，深夜考虑“神舟五号”，时而北京，时而戈壁，空中地上来回奔波。事多任务重，心头压力大，一着急，便上火了。所以，为了缓解一下会场紧张的气氛，会议刚一开始，他便首先开起了玩笑：同志们，发射马上要开始了，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压力很大。我和大家一样，压力也很大，心里也很着急啊！不信，你们看看，这几天一着急，嘴都起泡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角。
大家这才注意到，李继耐的右嘴角上果然鼓起了两个黄豆大小的泡。于是专家们笑了，原本有些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轻松了许多。
接下来，七大系统依次汇报发射前的准备情况。从汇报的整体情况来看，各系统准备相当充分，基本没有大的问题。只有两个问题是会议的焦点。第一个是高空风问题。据基地气象部门预报，10月15日和16日，无论位于戈壁滩上的发射场还是地处内蒙古的大草原，均为优良天气。只是10月的戈壁滩是个气候多变的季节，虽无暴雨，也无低温，高空风却是最活跃之时。高空风的最大特点是风速很快，而风速的快速切变将对火箭的飞行构成一定影响。此外，随着天气的日渐变冷，位于内蒙古草原的着陆场的浅层风速也在逐渐加大。近一段时间以来，总参气象局和基地气象部门加班加点，忙着绘制高空风切变图。而且为了更形象地说明问题，让与会者一目了然，这天还将一幅极具现代化气魄的全航区的气象图挂在了会场，气象专家一边指着气象图，一边比划着讲解高空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第二个是“远望号”测量船的问题。按照发射计划，此时四艘“远望号”测量船已经出海，并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海洋。可就在会议进行到一半左右时，位于太平洋、印度洋上的两艘“远望号”测量船突然来电说，海上风浪开始增大，若按原计划、原速度行驶，难以准时到达预定海域！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会议展开了专题研究。最后大家认为，尽管存在高空风的影响，但明天上午9时左右有一个小时的云空，火箭可以利用这一个小时的云空发射出去。海上风浪开始增大，可以让“远望号”测量船通过提速的办法，提前到达指定海域，等完成对“神舟五号”的测量任务后，再另找躲避风浪的栖身之处。于是，指挥部当即下令：太平洋、印度洋上的两艘“远望号”立即提高航速，尽快抵达指定海域。
随后，会议初步决定，明天上午即10月15日9时正式实施发射。但对于这个决定到底可行不可行，每个系统的负责人还必须表态。比如，你的设备状态行不行？还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发射到底有没有把握等等。但这个态是很难表的。火箭、飞船上十二万多个元器件，个个都是怪脾气，谁摸得透啊？再说了，火箭、飞船到了天上会有什么变化，谁说得准啊？但态不表不行，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于是，七大系统和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的老总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在《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指挥部决议》上签字。每次发射前，专家们都必须在《发射责任书》上签字画押，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一个必须履行的程序。
最后，总指挥李继耐正式宣布：明晨9时，“神舟五号”准时发射，火箭可以加注燃料，发射计划马上上报中央！
接着，刚刚散会的指挥部全体成员立即转入旁边另一个小会议室，召开第二个绝密的会议，最后确定明天到底哪个航天员上天！会议由总指挥李继耐主持。列席会议的有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董万才、航天员系统负责人宿双宁和吴川生。其余任何人一律不准进入。
李继耐首先发言，他说，今天开会，就一个议题，明天谁上天？为了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们一定要选出最优秀的航天员！
接着，由宿双宁代表航天员评选委员会汇报了航天员选拔方案。然后拿出三个航天员的相关资料，让大家分别传阅。三个航天员每人一份简历、三张照片：一张穿着绿色军装，一张穿着蓝色训练服，一张穿着白色航天服。
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一边看资料，一遍自言自语：好，杨利伟这个名字好，利伟利伟，有利于伟大的航天事业！还有，身高1.66米，好，六六大顺嘛！
大家看完资料，李继耐说，我们是不是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
总装政治部主任董万才说，我看还是让大家一个个地表态比较好，这样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李继耐问，这个意见怎么样？大家说，可以。于是李继耐挨个地让大家表态。
迟万春政委首先表态。他手拿着照片说，我昨天陪同杨利伟同志一起坐飞机，在飞机上我们聊了两个来小时。通过这两小时的聊天，我对杨利伟有了直接的、更深的认识，使我更坚定了对杨利伟上天的信心。我同意由杨利伟同志担任首飞任务！
随后，与会者一个个表态，全部同意杨利伟第一个上天。
李继耐当即站起身来，大声说道，现在我宣布：首次载人飞行由杨利伟同志担任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担任候补航天员！
会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吴川生抬手看表：离明天9时发射还有17个小时。李继耐接着说，今天，我们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历史将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每个指挥部成员都必须在《首飞航天员决议》上签字。这是历史的见证，将作永久的保存！
大家挨个签完字后，李继耐说，现在还有两件事，一件是呆会儿马上要召开航天员与记者的见面会，大家说说看，会上是宣布选定杨利伟的消息好还是不宣布好？董万才主任说，我看还是不宣布好，一宣布记者就要跟踪采访，这一来一下子就吵开了，全乱了，会影响航天员的休息。李继耐立即表态说，好，不宣布！
接着李继耐又说，第二件事，刚才的决定是今晚告诉杨利伟好，还是明天告诉杨利伟好？
这个问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以李继耐一说完，大家都愣住了。这的确是个难题：告诉有告诉的好处，不告诉有不告诉的好处，虽二者均可，但选择哪个更好？胡世祥首先打破僵局。他说，我看不告诉也行，不告诉的好处是他们可以安心训练、安心休息。李继耐没有马上表态。与会者也没一个人说话。会议第一次出现了静场，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
而此刻，在航天员公寓的“问天阁”里，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各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杨利伟一边踱步一边听着音乐。乐声如行云流水，越过“问天阁”，飘向正在为火箭加注的发射场，飘向岗哨林立、气氛肃然的千里大戈壁。
会场大约沉默了近一分钟，吴川生说话了。吴川生从航天员的选拔到训练，五六年来一直与14名航天员朝夕相处，对每个航天员的秉性、心理可以说了如指掌。他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告诉航天员比较好。我的想法是，第一，如果不告诉他们，今天晚上三个人都睡不好觉，会影响明天的首飞任务，为什么呢？因为三个人心里都没数，七上八下的，会猜测：明天到底谁上天啊？这样的话反而不好；第二，我们要相信我们选出来的杨利伟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不会出现当年苏联航天员第一次上天前心理素质不好的情况；第三，假如今晚告诉了杨利伟，他的心理真的出了问题，我们还有翟志刚、聂海胜这两位优秀的航天员，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完成任务。
李继耐同样没有马上表态。他思考片刻，对吴川生和宿双宁说，这样吧，今晚到底告不告诉杨利伟，你们先考虑一下，谈不谈，怎么谈，你们回去自己商量决定。
会议结束后，由杨利伟出征太空的决定以绝密的形式当即上报中央。
下午17时20分，首飞梯队的三名航天员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与记者的最后一次见面会在“问天阁”的接见厅举行，会议由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董万才主持。
接见厅不大，可容纳六七十人。它在设计上独具匠心：厅前是一个半圆形的玻璃罩，将航天员完全罩在里面。外面的人隔着玻璃罩可以看见坐在厅里的航天员，却无法接近航天员。其好处是既可保证航天员不受细菌感染，又可避免航天员陷入记者的包围。
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通过航天员专用通道准时进入接见厅主席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位置的排列顺序与上次不同：杨利伟身着白色航天服居中，翟志刚、聂海胜身着蓝色工作服分居左右。三位航天员出台亮相后，六十余名记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吴川生简单介绍了三位航天员的情况，然后，记者们纷纷开始提问。
其中，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副社长贾永的提问是：你们三位中的一位将成为第一个飞天的中国人，此时此刻，你们最想对祖国说的话是什么？最想对家人说的话又是什么？
杨利伟回答说：我最想对祖国说的是，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一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最想对家人说的是，感谢家人对我的帮助和鼓励，请家人放心，我有信心和能力完成这次任务！
见面会结束后，离发射还剩15个小时。然而此时此刻，对于到底谁是中国的加加林，记者们不知道，三个航天员自己也不知道。
三名航天员回到宿舍后，已是傍晚六点多。吴川生和宿双宁经过简短商量，认为根据他们与航天员多年近距离的接触，三位航天员的心理素质都是过硬的，应该把指挥部的重大决定提前告诉他们。于是，找杨利伟谈话的任务便落在了吴川生的身上。
但吴川生对这次谈话多少有些犯愁。指挥部会议结束后他就一直在想，三个航天员中只能有一个人上天，这话怎么谈？被选上的杨利伟当然高兴，但翟志刚和聂海胜怎么办？他俩的情绪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作为与航天员多年朝夕相处的战友，吴川生比谁都清楚，为了这一天，14位航天员五年多来不知付出了多少常人无法想象的心血与汗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不想上天的！尤其是翟志刚和聂海胜，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进入了首飞梯队，更是希望自己明天能上天！可现实就是如此无情。这话具体怎么谈呢？是三人分开谈还是一起谈？最后，吴川生决定还是分开谈。
吴川生走进“问天阁”时，见杨利伟正好一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旁边的小会议室也是空着的，便让科技处处长宏峰把小会议室打开，然后叫上杨利伟，一起走进小会议室。吴川生刚一坐下，便听见室外的翟志刚在对宏峰说，你们放心，没问题，明天我就把杨利伟的行李带回北京！吴川生顿时如释重负，心里一阵感动。
吴川生和杨利伟并肩坐在了一张沙发上。当年选拔航天员时，是吴川生把杨利伟从四川带到北京的，两人后来又一直在一起，所以彼此非常熟悉，友情很深。吴川生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利伟，祝贺你！刚才指挥部正式决定，明天由你担任首飞任务！
杨利伟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激动，一连说了两声“谢谢”。
吴川生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年的努力，不就为了这一天吗？现在这一天终于等来了，盼来了，希望你一定要用一颗平常心去完成好首飞任务！
杨利伟很快恢复了平静，说，我很感谢政委当初把我和玉梅（杨利伟的妻子）从山沟带到了北京！请您放心，请组织放心，我一定用一颗平常心去完成好这次首飞任务！
吴川生抬腕看了一下表，说，现在离发射还有十四个多小时，今晚关键的是一定要睡好觉！你是知道的，当年加加林上天前并不是首飞航天员，就是因为那位首飞航天员头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心律加快，血压升高，最后才被加加林所取代。
杨利伟说，政委，您放心吧，我会睡好的，我会以最好的心态去完成任务，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培养！
吴川生说，照相机、摄像机都装船了吗（指飞船）？
杨利伟说，都装好了。
吴川生说，到了太空，你一定要多拍一些地球的景色，千万要保存好采拍到的录音、录像等资料。这些资料很珍贵，一定要想法带回来！
杨利伟说，知道了。
吴川生说，飞船上有工作日志，可以在上面留下一段话，这话一定要想好了，这可是我们中国人在太空第一次留下笔迹啊！
杨利伟说，好，我一定做到！
谈话结束，两人同时站起。吴川生紧紧握住杨利伟的手，说了最后一句：我们盼望你平安归来！
杨利伟说，放心，我会做到的！
后来杨利伟从天上平安归来，总指挥李继耐与杨利伟同坐一辆车，李继耐问杨利伟，上天前有人告诉你了吗？杨利伟说，告诉了。李继耐问，谁告诉你的？杨利伟说，是吴政委。李继耐说，你说是上天前告诉你们好，还是不告诉你们好？杨利伟说，还是告诉好。李继耐说，为什么？杨利伟说，我知道后，心里就踏实了。
吴川生离开后，杨利伟的随行医生走进了杨利伟的房间，为杨利伟作了一次体检。体检结果，杨利伟与平常一样：血压（收缩压）116，体温摄氏36.1度，心跳每分钟76次。
就在这时，总指挥李继耐接到电话：中央首长的飞机已经从北京起飞。李继耐的心跳一下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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