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酒泉基地的发射官兵们非常兴奋，迎接“神舟五号”的队伍一大早便赶到了鼎新机场。但这天的戈壁滩好像脾气有点怪异，前几天一直晴空万里，这天却突然狂风骤起，黄沙漫卷。风从早上6时便开始刮起来，一直刮个不停，没完没了。风沙之中，能见度仅四五米！温度也骤然升高，地表温度高达近50℃！由于天气的原因，原计划上午8时降落的运送“神舟五号”的飞机迟迟不见踪影。基地官兵们只好在风中耐心等待。他们从早上8时一直等到下午17时，等了整整九个小时，终于等到“神舟五号”落地。直至晚上21时，二十多辆大型平板车组成的车队才把飞船从鼎新机场安全送至酒泉基地。
在航天人自己的嘴里，酒泉基地其实不叫酒泉基地，而叫“东风基地”。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于是，当时尚处高度保密中的酒泉基地便以“东风”二字为代号，从此叫“东风基地”。而“东风基地”的发射官兵们便自称为“东风人”。“东风人”上世纪50年代秘密来到戈壁滩时，多数都几乎还是孩子。后来，他们在戈壁滩一呆就是几十年，从孩子变成了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自生下来就没离开过戈壁滩，一直在这里长大成人。然后，有办法的远走高飞，没办法的继续留在戈壁滩，子承父业，当兵参军，成为新一代“东风人”。这群长年生活在戈壁滩上的不为外界所知的“东风人”，对外面喧嚣的现实生活和风来雨去的世俗人生几乎不见不闻。他们除了感受每次发射任务给他们带来的兴奋与激动、紧张与不安之外，长年累月沉浸在与世无争的世界里，日子是平静而安详的，当然也是孤独而单调的。没想到有这么一天，当戈壁滩上的太阳刚刚升起而后再射进他们的窗户时，一个喜讯突然从天而降——在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发射场上将发射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把第一个中国航天员送上天！
“神舟五号”顺利落户发射场后，各项测试工作一帆风顺。专家们唯一的担心与牵挂，就是重新研制的缓冲器能否按期完成。8月23日清晨，运载火箭的专列经过3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也顺利抵达发射场。与此同时，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参加“神舟五号”发射的全国航天精英也全部云集戈壁滩。为此，基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发射场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热烈起来。
然而，就在飞船、火箭与各路航天精英会师的当天，国外航天发射的坏消息再次传到戈壁滩，再次震惊了发射场！噩耗来自足球之国巴西。8月22日这天，巴西原定三天后正式发射的一枚火箭在发射场突然起火爆炸，导致21人死亡，伤者无数！随后，巴西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巴西总统在电视新闻里含着热泪说，这是巴西航天发射史上最悲哀的一天！
巴西火箭大爆炸震惊了世界，更震惊了载人飞船即将飞天的中国！由于上上下下格外谨慎，发射场各项检测工作一路顺利，平安无事。用有的操作手的话来说，你就是想出点问题，也硬是不出问题。但前四次发射问题不断，这次风平浪静，实在太顺了，反而让人忐忑不安，难以置信。这有点像临战前趴在战壕里的战士，听不见一声枪响，心里反而有点发毛。于是在发射场采访的我便听到了这样一些议论：
奇怪了，这次怎么这么顺啊？
是啊，过去领导们都说，太顺了不好，太顺了就容易麻痹大意，一麻痹大意就出问题。
发射前不顺，发射时就顺；发射前顺，发射时就不顺。这是几十年来的发射规律。
可不是吗，前四次发射前都很不顺，结果都成功了！可这次，都到现在了，还没一点问题，会不会……
就在部分人希望出点问题甚至盼望出点问题的时候，问题真的就出现了。问题出在9月3日，这天火箭作加电试验，因为这个试验很重要，所以司令员张建启和火箭总师刘竹生等专家都来到现场。不料火箭刚一加电，回传数据的屏幕上便突然跳出几行红字，接着就传出报告：火箭一级四台发动机出现最大摆幅，火箭里还发出了碰撞声！控制系统立即切断电源。一查，原来是一名操作手把一个测试插头插错了，导致发动机与伺服机构相碰，发出了哧哧的碰撞声！
张建启和刘竹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发动机和伺服机构是火箭的“心脏”和“大脑”。若是伺服机构出了问题，还有备份可换，可要是发动机碰坏了，麻烦就大了！因为发动机已经和火箭储箱安装在一起，并作过了整体密封检查，真有问题，只能运回北京。离发射还有二十来天了，万一发动机因损坏需要更换，可怎么办？
幸运的是，专家们通过对发动机进行反复冲击试验，证明这次操作失误没有造成对火箭的破坏性伤害。
但由于操作出现失误，加上总指挥亲自来电，原本太平无事的发射场忽然间又高度紧张起来！各系统严格规定，对每台设备、每个元器件、每根导线、每个插头都必须反复检查；哪怕扳动一个开关、挪动一根导线、触碰一个插头，都必须要有一岗、二岗人员同时在现场。而且，对检查后的每一台仪器甚至每一个插头都必须由责任人签字，谁出了问题就追究谁的责任！这样一来，有的心理素质不好的操作手便紧张了，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由于怕出问题，反而神经过敏。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有个单位作设备状态检测时，有一个插头先是两个人作了检查，不放心。后来又叫来两个人检查，还是不放心。再后来十几个人全看了，还是迟迟不敢签字。最后，请来一位工程师。工程师一看，说，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插头嘛，你们怕什么呀？光怕顶什么用啊？关键是一定要插对了，插对了就什么都不怕，插错了上帝都害怕！
而与此同时，重新研制“胀环式”缓冲器的专家们比发射场的专家们还要紧张、还要焦虑！为了赶进度，他们住在野外的简易试验房里，时值盛夏，酷热难熬，但他们根本无暇顾及烈日的曝晒、高温的烘烤以及蚊虫的叮咬，昼夜加班，挥汗如雨。一次次地试验，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试验。历经数十次反复试验，最后终于再创奇迹：经权威部门鉴定，与原来的“拉刀式”缓冲器相比，新研制的“胀环式”缓冲器对航天员的前胸和后背减少了12个G的压力！
2003年9月16日，新研制的“胀环式”缓冲器在酒泉发射场垂直测试厂房中被成功地安装在了“神舟五号”飞船上，替换了原有的“拉刀式”缓冲器，中国航天人因此除掉了最后一块心病！
2003年9月17日下午，14名航天员将飞抵酒泉发射场。我跟随迎接的队伍，中午12时便赶到了酒泉基地附近的鼎新机场。这天戈壁滩的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更因了航天员即将到来，所以大家心情特别舒畅。
16时36分，航天员乘坐的三叉戟飞机降落在机场。在简短的欢迎仪式后，航天员们被护送至酒泉基地宇航员区。宇航员区又称“圆梦园”，它在整体设计上采用了中国园林风格，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诗情画意，美不胜收，是航天员心理放松的好去处。航天员公寓叫“问天阁”，“问天”取自诗人屈原名著《天问》。这是一栋风雅别致而又浪漫无限的二层小楼，总建筑面积3400余平方米。航天员宿舍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设有三套住房。航天员到发射场后，发射前的饮食起居、医监医保、隔离检疫、上天准备等工作均在此秘密进行。显然，无论是诗情画意的“圆梦园”还是浪漫无限的“问天阁”，都寄托着中国人千年飞天的夙愿。
航天员此行的使命是参加发射场上的人、船、箭、地大联试，即依照实际发射程序进行一次模拟大演练。这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非常关键。所以，14名航天员进了“问天阁”后，立即便被基地保卫人员“关”了起来，哪儿也不让去，连散步也只能在“问天阁”的小院里。前来发射场采访的记者们就更是别想靠近了。
9月19日下午16时，人、船、箭、地大联试顺利结束，刚从北京赶到发射场的胡世祥到“问天阁”看望航天员。之后，已经确定为首飞梯队的三名航天员翟志刚、杨利伟、聂海胜经过一个航天员专用通道，来到专门为航天员设置的一个小厅就座，演练发射当天国家领导人接见首飞航天员的程序。
关于“神舟五号”到底上几个航天员的问题，此前也有不同意见。一开始，专家们倾向于上两个航天员，在天上飞行时间为七天，所以飞船专家们在设计“神舟五号”飞船的时候，是按“两人七天”的方案设计的，并且“神舟一号”、“神舟二号”“神舟三号”、“神舟四号”的四次发射，也是按照两个航天员的程序进行的。但到底上一个航天员好还是上两个航天员好，航天员在天上飞行一天好还是飞行七天好，专家们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后来这个问题被提交到了中央专委会上，经过讨论，专委会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角度考虑，最后还是确定了“一人一天”的飞行方案，即“神舟五号”只上一个航天员，在天上只飞行一天！
“一人一天”的飞行方案确定后，14个航天员经过专家组两个星期的严格考评，作出的结论是：14个航天员成绩优良，全部合格。接着，从14个航天员中挑选出五个航天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强化训练。然后再从五个航天员中挑选出了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三个航天员，组成首飞梯队。但是，这三人中最终到底谁能上天，此刻谁也不知道。
当日傍晚，戈壁滩上出现了一道少有的“移动风景”：集体散步。
酒泉基地地处荒凉的戈壁滩，没有体育馆，没有电影院，更没有夜总会，早些年这里甚至连黑白电视都看不上，生活在这里的发射官兵们平日的业余生活是相当单调枯燥的。尤其那些原本应当快乐的单身汉们，节假日的时候更是度日如年：或是凑在一起打“拱猪”，谁输了就往谁的嘴上、脸上、额头上贴胶布、纸条；或是坐在沙丘上，用树枝在地上画上一个棋盘，再捡上几块小石子，然后开始下棋，谁输了谁就在戈壁滩上狂奔半小时；或者找一个小饭馆，点上一两个小菜，再来上一瓶老白干，晕晕乎乎地打发一个白天和晚上，便算过了一个节或者过了一个年。而对于多数发射官兵们来说，每天下班后最普遍的一种消遣方式便是散步。这里是茫茫大戈壁，漫漫雄关道，还有千年咏唱着的弱水河。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落户在此后，一代一代的航天人正是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悄无声息的“散步”中，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也改写了戈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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