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9点，在“问天阁”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里，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三位航天员开始入睡。据有关工作人员说，三位航天员入睡正常，尤其是杨利伟，微微的呼噜声打得平静而均匀。
而此刻，万里高空，一架专机穿过夜幕，正向着酒泉发射场飞来。
专机上坐着国家主席胡锦涛。
这是一个注定有人睡不着觉的夜晚。
这个夜晚睡不着觉的有两位指挥长。一位是载人航天工程的总指挥长李继耐，一位是酒泉基地的发射指挥长张建启。
李继耐草草吃了几口晚饭，便匆匆赶到鼎新机场迎接胡锦涛主席的到来。陪同胡锦涛主席一行来到基地大院时，已近晚上10点。按计划，胡锦涛主席到达基地后，先接见航天员，再听汇报。后因航天员第二天起床的时间是凌晨两点，怕影响航天员休息，又改为翌日早晨5点。等李继耐向胡锦涛主席汇报完“神舟五号”发射前各系统的准备情况，已是深夜11点多了。
李继耐回到房间后，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便打开相关的发射文件，开始推敲明天发射中的几个重要环节。由于近期连续来回奔波，会场、发射场两头兼顾，他确实感到有些累了。上天的杨利伟可以安然入梦，身为总指挥的他却无法入眠。此刻，离明晨发射还有九个小时，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要上天了，全世界的眼睛都盯住了中国西北发射场。杨利伟和“神舟五号”是13亿中国人共同打造的一个“品牌”，一张“名片”，举世瞩目，非同小可。尽管此次发射不作现场直播，但百余名新闻记者已经涌进发射场。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一点闪失，指尖一点，瞬间便可传遍世界！何况，中国人首次飞天，不仅中央非常重视，胡锦涛主席亲临现场，全国人民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作为此次发射任务的总指挥，他必须向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负责不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不只是一纸简单的军令状，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张建启身为发射场的发射指挥长，心里非常清楚，明天飞船能否成功起飞，发射场是关键的第一站。就像一场接力赛，第一个起跑者倘若出了问题，后面跟着就乱套了。况且，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到了发射场，火箭、飞船起飞前，发射场不仅成为全中国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张建启的压力可想而知。两天前的一个下午，我曾采访过张建启，我俩单独谈了足足两个小时。从这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我明显感觉到，他对这次发射既充满信心，又有很大压力。这种压力不光来自科学技术，还来自政治和社会以及别的方方面面。望着他满头白发、一脸憔悴的样子，想起24年前他满头青丝、活力四射的模样，我在为他事业的辉煌而由衷高兴的同时，也切实地感受到了他人生的艰辛与不易。为了干出一番事业，他与妻子分居长达15年，家中父母更是无暇顾及。婚后两人的工资都很低，要赡养双方的父母十分艰难，更谈不上让老人享福。家里生炉子做饭、取暖，连煤炭都买不起，妻子只好常常领着婆婆到铁路边上捡煤渣。父亲去世时，他因发射任务在身，也没回去看上一眼。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他查阅资料，钻研技术，常常挑灯夜战，彻夜不眠，写下的学习笔记有几百万字，查阅的书籍和资料恐怕一卡车也装不完。几十年来他一直身处发射第一线，大大小小的发射经历了几十次，没有一次不经受巨大的压力。但以往的压力再大，也大不过这一次！
因此，这个夜晚的张建启根本睡不着。也许是为了平息一下自己的情绪或者寻求某种平衡，当他检查完发射场的工作后，在回来的途中让司机顺便拐了个弯，来到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基地大院东北四公里处，占地约三万平方米，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基地人称“九号半”。这里安葬着酒泉基地、工程兵某部、空二基地等单位近600人的遗体或骨灰。其中有元帅，有将军，有战士，有家属。此刻，陵园一片寂静。没有风吹，没有沙响，只有张建启缓缓移动的脚步声……这地方他太熟悉了，60年代大学毕业后刚到戈壁滩的第二天，他就曾经来过这里，此后记不清来过多少次了。他熟悉这里的墓碑，就像熟悉发射场上每一个岗位、每一个战士。陵园共分六个区，一、二区安葬的是团职以上的干部，三、四、五、六区安葬的是营职以下的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中间最醒目的是共和国元帅聂荣臻的墓碑。紧挨着的是酒泉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孙继先，基地第二任司令员、黑山阻击战得力干将李福泽的墓碑，还有基地第四任司令员徐明和基地副司令员张超义和石荣屺、基地副政委李希宽、航天专家刘德普和胡文全等基地领导与专家的墓碑。他们有的是老红军，有的是抗日勇士，有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战争年代，他们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和平年代——从1958年起，他们又抛妻舍子，奔赴大漠，隐姓埋名，以基地第一代创业者的身份，创建了共和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最终，他们把自己的热血融进了戈壁，把忠骨埋在了大漠，将生命化作了墓碑。在火箭一次次的腾飞中，他们个人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墓碑上那一个个被戈壁的风沙长年累月反复吹打的名字！这近600座墓碑，既是中华民族飞天梦的缩影，也是基地发射历史的见证。因此，每次发射前夕，张建启都要来到这里，好像都能获得一种莫大的力量，一种亲切的安慰，一种神奇的支撑。但这个晚上的张建启什么也没做——张建启后来说，他到这里就一个目的，想缓解一下心中的压力！
这个夜晚有两位总师也睡不着觉。一位是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一位是中国航天界赫赫有名的老总任新民。
王永志上个月中旬便来到了发射场。那天他刚下飞机，便有一种习惯的亲切感，同时也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不同于往常的沉重感。前四次发射结束后，他明显瘦多了，本来一直挺挺的背也开始出现了微微的弯曲。在汽车驶向发射场的途中，他望着窗外的戈壁滩，只见红柳发芽，秋色正浓。那浓浓的秋色令他感慨，也令他感动。是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正考验着中国，也正考验着他这位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已是71岁的老人了，一次接着一次的重大发射的确让他深感疲乏。但这个夜晚的他却毫无睡意。向胡锦涛主席汇报完后，他用冷水洗了把脸，便驱车来到发射场。发射场上，加注官兵正小心翼翼地为火箭加注燃料，除了“突突突”的燃料加注声，整个戈壁滩好像都十分安静。这种安静在他的感觉中似乎有点刻意。是刻意让专家们在发射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再静静地想一想，还是刻意静静地等待着明天那伟大历史时刻的轰然到来？他不知道。他走近加注管道，仔细听着加注管道里的燃料汩汩流进火箭肚子的响声。这响声他太熟悉了，每次火箭发射前他都要来到发射场，静静地听着这响声。每次听见这响声，他总会生出几分担忧。因为加注燃料是发射前很重要的一环，也是容易出问题的一环。1981年8月3日，美国在范登堡基地用“德尔它”火箭发射的两颗卫星都未进入预定轨道，原因就是加注燃料时加注工程师只看见第一组观察孔的燃料加满了，而没去检查第二组测量仪表便停止了加注，结果少加注了260磅推进剂，造成发动机推力不足。1984年中国在西昌基地首次发射“长征三号”火箭时，加注演练中还发生过燃料泄漏的事故，结果导致发射场黄烟滚滚。当然，每次听见这响声，他心里更多的还是激动，是兴奋。一听见这响声，他就像听见了一串串美妙无比的天籁，十分悦耳，非常动心。
是的，他喜欢导弹，喜欢火箭，完全发自内心。自上世纪50年代踏上苏联国土那一刻起，他便开始发奋学习设计导弹。因为中国是火箭的发源地，到了现代却一落千丈，身为导弹设计专家，他有责任让中国火箭再次崛起。当然，这既是他个人的愿望，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50年代，中美关系剑拔弩张；60年代，中苏两国一触即发。堂堂一个大中国，没有战略防御导弹哪行啊！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他就听叶剑英元帅传达说，没有洲际导弹，毛主席睡不着觉啊！他一听，毛主席都睡不着觉了，这还了得！于是回来后自己就更睡不着觉了，连夜加班加点，开始设计洲际导弹。1978年，他出任第二代火箭总设计师，从此中国火箭进入第二代。1986年，他出任中国火箭研究院院长，原来国家每年给火箭研究院拨款4个亿，现在一年却只有4000万元人民币。鉴于当时国内发射市场萎缩，中国原有的“长征号”火箭缺乏竞争力。而对大的战略导弹国际上又严加限制，想买都买不来。于是他顶着巨大风险，亲自签字画押，通过贷款的形式筹集研制经费，开创了中国战术导弹一个成型的系列。1988年底，他又将重点转为研制“长二捆”火箭，把中国火箭的推力提高到了8吨，从而带动了整个中国火箭运载能力的提升，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的载人航天。因为要发射飞船，火箭必须具备8吨以上的推力！总之，从近程导弹、中程导弹、洲际导弹、大推力火箭再到今天的载人航天，他一路走来，默默无声，默默奉献，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想过自己。他内心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又有谁知道呢？想想吧，国家把两百个亿的人民币交到他和他的同伴手上，搞砸了怎么办？这两百个亿可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这一辈子，他不知道自己为中国设计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导弹、火箭，他只知道在历经上百次发射的血火生涯中，每一次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每一次都令他如履薄冰、心惊胆战！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他一生中三大愿望的最后一个愿望——把中国航天员送上天，就等火箭明日点火升空！
然而，作为七大系统的大总师，王永志非常清楚，科技场就像股市场，从来没有对与错，只有成与败、输和赢。尤其是搞载人航天，有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字眼，那就是失败！火箭一旦点火发射，虽然谁也不敢说肯定失败，但谁也不敢说一定成功。如果非要说成功率是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两个数字绝对千真万确：要么是百分之百，要么是零。苏联在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之前，通过发射各种火箭，作过31次动物飞行试验。随后，仅用了十个月零七天，又进行了八次无人飞船发射试验。这八次发射试验虽然快，却失败了四次。美国在第一个航天员上天前，也同样作过多次动物试验，还发射了十七八艘无人试验飞船。航天飞机的飞行试验次数更多。从1981年4月到2005年8月，五架航天飞机共进行了114次飞行试验！其中“哥伦比亚号”28次，“挑战者号”10次，“发现号”31次，“亚特兰蒂斯号”26次，“奋进号”19次，每次发射经费都在四到五亿美元！而中国一次发射费用仅为1250万美元，即人民币1亿元左右。中国由于经费、时间以及其他条件有限，只生产了小批量的火箭和飞船，一共只进行了四次无人飞船的发射试验，较之苏联和美国差之甚远，而且还没作任何动物发射试验。尽管四次发射都成功了，但发射试验次数少，可靠性毕竟相对就会低一些；加之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某些体制还不完善，要达到非常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靠性是靠一枚一枚的火箭打出来的，就像一个神枪手是靠一发一发的子弹打出来的一样。打得多，经验多，可靠性就高；打得少，经验少，可靠性就低。所以，对这次发射，他知道其实不少人在心里是不太放心的。他想起1996年那次火箭大爆炸。那次爆炸的原因，就是一个绿豆皮大的铝屑导致了短路，结果导致中国与外国签订的12个合同全部中止，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6亿美元。而且，有的外商还说中国的“长征号”火箭的成功率只有60％！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别人指责我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可怕的是我们应该做到、做好的事情却没有做到、做好！中国的这次发射与过去的发射最大的区别，就是要把人发射上天！再过几个小时，杨利伟就要坐进飞船了。杨利伟坐进飞船后，他的家人或者全国人民如果问一句：航天专家们，你们的火箭、飞船可靠吗？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必须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个回答，明天能兑现吗？
87岁高龄的任新民老总是中国航天界的元老。任老数十年来不知担任过多少总设计师。20年前，我第一次和他相识在西昌发射场时，他就是中国同步通信卫星工程的“总总师”了。20年来，任老给我的感觉是心里除了航天似乎再也装不下别的什么了。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不看领导脸色行事，做事执着、专一、认真，处世平静、平淡、平和，是这位老人留给我的鲜明印象。任老自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留学回到祖国，就一直工作在航天第一线，在每个重要历史时期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把中国人送上天，是任老自加加林上天之后就有的梦想。这个梦想既是他的最后一个愿望，又是他唯一的一块心病。因此，这个晚上的他，对明天——他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由于自己不在现场，心里总是不踏实，于是怎么也睡不着。
这个晚上还有两位飞船专家同样也睡不着觉。一位是飞船总师戚发轫，一位是飞船专家范剑峰。
戚发轫的一生，如果单从事业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专家中应该称得上是一帆风顺。而且，他自迈进中国航天的门槛之日起，便一路吉星高照，几十年一直受到重用，不少头衔他连想都没想，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头上。不像有的人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做梦都在想捞个什么官位，结果到头来反而竹篮打水一场空。由于他在航天领域一直担任着重要角色，自然就比常人付出得更多。比如，他从一开始搞导弹到后来搞卫星，再从搞卫星到搞飞船，几十年来每次发射前都要反复进行令人痛苦不堪的“双想”。“双想”是中国发射场上几十年来的一个专业术语，就是每次发射前，上到大专家，下至操作手，都必须要想清楚、想透彻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反复回想，还有没有没想到的问题；二是反复预想，还有哪些可能发生的故障。这次“神舟五号”发射，发射场上的“双想”活动更是一丝不苟，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想得厉害，想得透彻。有的吃饭在想，做梦在想，走路在想，把“双想”变成了“四想”，“四想”变成了“八想”。有的操作手甚至晚上上厕所也在想，一不小心脑袋竟然碰到了广告牌上！
本来“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成功后，他就感到实在太累了，累得都有些承受不了。于是他找领导提意见说，虽然“神舟四号”打成了，但你们千万要认识到这是超常规的，是靠超负荷的劳动强度赶出来的，是大伙加班加点，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睡在车间、睡在地板上，这样才干出来的，有些交叉工作甚至是违反科研程序的！同时他又向领导提出，让年轻人来干，自己退下来算了。但领导还是没有同意。他想，这次打完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是一定要退下来了。他已经七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每天还和一帮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一起摸爬滚打玩命加班，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他希望自己在退下来之前，能为自己承担的载人航天工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为了确保这个句号明天一定画圆，这个夜晚他不得不想了再想。
这个夜晚的范剑峰在北京，不在发射场。“神舟五号”明晨发射的消息两天前他就知道了。知道后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好像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一个世纪。尤其是今天晚上，就像一场战争即将打响，发起冲锋前反而让人有些不安——有激动，有兴奋，有期盼，还有几分隐隐的担忧。范剑峰是一位四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搞载人航天的专家，而且任何时候都矢志不渝，坚定不移。但他的命运似乎与戚发轫正好相反，可以说是航天专家中命运最不好的一个。飞船方案没有被批准之时，他一直坚持为飞船的上马奔走呼号，拼命努力；中央正式批准飞船方案后，因种种原因，他却不在飞船研制第一线了，既没担任飞船总师，也没担任副总师。因此，如果要说牺牲、奉献，范剑峰算得上是真正的牺牲与奉献。他牺牲、奉献的是自己的心血、自己的生命，是自己含辛茹苦的一生！但一个专家干什么、不干什么，谁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一切由组织决定，个人无法选择。
2003年7月的一天，我走进范剑峰家，特意拜访这位我心中敬仰的载人航天专家。范剑峰妻子去世后，留下他和女儿相依为命，本来就很贫寒的家显得更加贫寒了，若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之类的成语来形容，似乎也不过分。举一个例子，采访时，我想找一张写字台作记录，可他家里却找不出一张写字台，而只有一张吃饭的小圆桌，我只好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小圆桌上。可小圆桌太小，放了电脑和资料，就没地方搁采访本了，我只好把采访本放在膝盖上。采访结束时，范剑峰说：我现在虽然老了，但我希望中国的载人航天后继有人，所以我的一本《空间站概论》出版后，我送给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在书的扉页上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话：“你要接我的班，为中国人上天奋斗终身作好准备。我这辈子可能不行了，你后面要接着干！”范剑峰还说：其实，我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的载人飞船，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中国的载人飞船上天，亲眼看到中国人的飞天梦真正能够实现！然而这个晚上的范剑峰由于腿脚不便，只能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独自一人望着电视屏幕发呆。但他的心里一直有些魂不守舍、忐忑不安，一会儿给人打电话询问飞船的情况，一会儿站起来围着圆桌走上两圈。其实，谁也没有让他考虑明天“神舟五号”发射的事，更没有人给他分配有关飞船的具体任务，可他一直熬到凌晨一点多，身子已经躺在床上了，眼睛却还盯着电视机，就是不想睡，就是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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