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我给自己也总结了一个说法。我在澳洲二十年，是我认识澳洲和澳洲人认识我这样一个双向的过程。在我的创作方面和被澳洲人认可的方面，大约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阶段。因为我这样中国背景的人去了以后，不可能马上变成澳洲人，要有个过程。这就是中国阶段。第二阶段是关注生态的阶段。我94年回来后，感觉到一个大的对比，澳洲空气很干净，中国就是个大工地，乱哄哄的，所以我很自觉就关注生态。第三阶段就是关注难民和移民的阶段。第四阶段就是关注澳洲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阶段。同时，在这四个阶段，我有不同的命名。刚开始我去的时候，澳洲人管我叫中国艺术家。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阶段，给我取名是中国-澳大利亚艺术家。第三阶段，是澳大利亚-中国艺术家。到了我临回来之前的那会儿，基本都把我看成是澳洲艺术家了。这四个名称正好吻合我四个阶段的创作，第一时期是带有中国背景的，第二时期关注生态，这有点澳洲特色了，逐渐在演变，然后关注移民和难民，这是个澳洲-中国的时期。最后，关注澳洲历史等等，索性就以澳洲艺术家的身份参加很多国际大展，都把我看成是澳洲艺术家了。那天在使馆的时候，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和咱们的大使在聊。范迪安就说，关伟在那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把他看成是澳大利亚艺术家，但又是中国艺术家，结果大使说，我们把他看成是我们澳洲的艺术家。所以这里有种很微妙的关系在里头。
欧：在这整个过程中，你跟美国的徐冰他们有点不同，他们这么多年一直都使用中国的材料，中国的主题，中国艺术主流的东西。但你是有意想与其脱节还是怎样？因为你整个的走向是越来越澳化，越来越深入它那个文化里去。
关：对。
欧：在中间，你的题材上好像极少与中国发生联系。是有意的吗？
关：可以说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吧，也有这么个过程，涉及到我认识澳洲和如何认识澳洲。我刚到澳洲时，带着我最早在中国的这批作品，如人体穴位、中国文字，中国符号很强的这些东西。我发现澳洲人接受起来比较难，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毕竟，人性还是共通的。但还是觉得有些距离。作品有太强的中国文化背景，他们接受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我当时就作了一个大的战略判断，我在澳洲能做什么。当时我一个人在塔斯马尼亚，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作了一个分析，我把澳洲看成一个大的实验地。第一，澳洲跨两大文化之间，亚洲和西方，你同时能看到两大文化的面貌。然后，在两者之间你能做什么呢？你能找到一个点，有个横轴和一个纵轴。落到澳洲本土上，可以借鉴这两大文化中有特色的、优点的东西。然后，（当你认识到之后）归到表现澳洲的一些特色。当时我做了这样一大判断，这是我的角色，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同时，我又结合自己的一些因素，给自己作了定位，即我的绘画要追求三要素，第一是幽默，第二是要有知识背景，第三是智慧。这三点是我给自己找的一个创作框架。所谓幽默，我是指自己本人有满族背景；包括老舍、王朔都有这个背景。
欧：王朔也是满人？
关：对。他有个绰号叫完颜王，或完颜朔。对，他也是满人。满人从血液里讲是八旗子弟，有种游手好闲的传统，喜欢玩。包括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他喜欢唱京戏，对事情看得开，有种游乐人生的感觉。这是结合我本人。再有，我发现澳洲人也有种幽默性，对幽默的东西很感兴趣，很容易接受。所以我想应该强调这一点。知识性这点和我喜欢看书，喜欢思考有关。我针对的观众是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所以要有一定深度。除了看上去好看之外，还得有些知识信息在里头。这是我考虑的第二点。第三点，所谓的智慧性，当时处在后现代、后殖民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了解的信息非常多，有时完全就在于你怎样去选择这些信息。比如，你要选一个伊斯兰的图像，你在电脑上或各种杂志画册上都能看到。但你怎样把这些东西巧妙的组织起来，这就需要很高的智慧。你在选择和表现的时候需要很强的智慧。知识、幽默和智慧：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我把自己定位以后，分析了澳洲的地理位置，我能做什么，又给自己定了这样的三要素，后来——
欧：你说的定位，是你现在的总结，还是真的原来你就已经意识到了？
关：我原来就定下了。
欧：是什么时候？
关：是92年左右定的。
欧：哦，92年时你就想好了这个，然后就按照制定的路线走下去了？
关：对，非常清晰地往下走。当时我第二次去澳洲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去的。
欧：你说一个人，就是没带家人？
关：不是这意思。第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是通过Zhou Si的展览介绍。
欧：是有政府资助的？
关：是的。是三个人去的。
欧：哪三个人？
关：我、林春岩和阿仙。我们一起到塔斯马尼亚作了个短期的访问，两个月。
欧：两个月就回来了？
关：对。两个月访问回来后，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做得比较成功，教授比较赏识我。当时他给我的评语是，你是中国超现实主义第一人，评价非常高了。他在一篇文章里面写到，我是“十亿中的一个”，佼佼者。
欧：谁写的？
关：杰夫·帕尔（Geoff Parr），当时塔斯马尼亚艺术学院的校长和教授。我比较幸运的是，之后他又给我发了个邀请，给我申请到了一笔钱，有一万块。当时有三个人，一个是当代艺术馆的副馆长伯妮斯·墨菲（Bernice Murphy），还有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他们给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写了封信，特批了一万块钱，邀请我再度回到塔斯马尼亚，钱就放在塔斯马尼亚。所以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那两个艺术家没有去了。家属也没去，只身一人去的。作为单个的艺术家，只有一个人，不像三个人在的时候，还可以互相交流。
欧：当时你去的时候，像你这样身份的中国艺术家很少吧？
关：很少。据我所知，以访问艺术家身份去的，比较纯粹点的，可以拿钱的，可能就我一人。其他可能有名义上这样，实际上不是的。
欧：街头卖艺的？
关：对，但官方邀请的、拿钱的就我一个。到了那儿后，就我一个人，要在那待一年。当时也没想过要留在那儿。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也是比较失落，就想到留在那儿。我本身不是难民或政治身份，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但在情绪上面，我想到，当时中国的环境很差，我很失落，对它各个方面很失望，所以我也有点想逃避，有一种流放的心态。
欧：你也有这样的心态。
关：当然了，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所以，虽然不是实际上的难民，但却是一种精神上的流放。
欧：正好我想起了一个词。我们这一批，无论是文人还是艺术家，现在西方有个术语，叫做“天安门一代人”，或者“后天安门一代人”。
关：对，对。
欧：你对这个怎么看？你把自己归入这一术语的范围吗？
关：其实我觉得，西方人认识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标签，其实实际个案都不太一样。但他们认识中国，尤其是刚开放以后，西方认识中国，都是通过政治层面去认识的。比如说，最清晰的就是“毛走向波普”那个展览，就是中国的政治波普、新的流行、通过毛来消费的政治符号等等，所以它起的名字也叫“毛走向波普”。虽然我参加了那个展览，但我的作品在里面就跟政治没什么关系。我当时解构的是西方的那套文化体系，我把西方的一些icon，像维纳斯、杜尚的便壶，加以解构和嘲笑，玩弄幽默，跟“从毛到波普”没什么关系。但他们这样认识我，把我划为“天安门一代”，我也没办法。其实也挺无奈的，他们总是从政治角度来认识你。这是他们的第一步。到了第二步，才发现你的作品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这是后话。但他们认识你的时候，必须把你放到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先整体有个面貌，再去一点一点认识你。我昨天还接到SBS给我发的一个邀请，要做一个采访。
欧：是电视台还是电台？
关：电视台。在92年给我做过一个采访，和难民有关的，他们还把我划入难民这一块，其实我又不是难民。现在二十多年后，他们想重新做这么个项目，做三个人，唐宋、肖鲁和我。他们给我发邀请，说若干年后，想把这节目再做一遍，看看这些人现在有些什么变化。他们想派个人过来做这事。所以他们还是有这个概念在那里。我在这方面就比较随意吧。你这么认识的话，也可以，但我会给你解释清楚，我有一种自己的认识，我有自己的特点。我跟那个有些关系，但又不是特别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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