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五种难题，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阶段常见的发展综合症的体现（如腐败、权钱结合、威权自利化、庇护网关系等），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所致（如“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的国富民穷与“国有病”、文化创新力退化等等）。至少迄今为止，它们并非不治之症。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也都经历过贫富两极分化、垄断性利益集团、权钱勾结、弥散性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等各种不良症候。
事实上，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用我在一次讨论会上听到的一位企业家的朴素的话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希望的只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大多数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也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主化的消极后果，既不希望疾风暴雨式的自由民主革命，也不希望再发生左派鼓吹的“文革”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回潮。现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都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到了今天，其强大已令人不能忽视，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但却掌握了话语权。相反，广大中间派与‘两极’相比，这支大军不屑于或不大善于造势而已。”
虽然，在面对转型中期的发展困境时，左右激进主义派往往把上述这些发展综合症简单地纳入到左右激进教条中来解读。左派要发动底层再来一次“文革”，右翼的自由激进派则认为移入西方多元民主体制，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者认为，摆脱改革的锁定状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激发社会活力，让地方进行广泛试错性的变革，发展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让社会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化解五大难题，持之以恒，中国就可以形成政府一统整合之外的社会多元整合机制。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就会到来。
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谁也清楚，人们希望的只是从体制内部逐渐改良，三年五年后，能见到一些新变化，大家也就满意了。只要持之以恒，走小走，走稳步，不停步，在试错中找到适合的路径，中国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使出现垄断性的利益集团，也并不可怕。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保守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从分田到户到厂长负责制，都有着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或抵制。然而，只要上有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下有广大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并非一定要通过革命或发动民粹主义的社会冲突来解决。事实上，这种民粹主义不但不能造成好结果，而且会让不受人民控制与制衡的机会主义政客为所欲为，最终给民族造成谁也无法预料的深重灾难。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他们是中间派的主流。他们作为主流的中坚力量，是温和、务实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用一个普通白领的话来说，只要让人们看到前进的希望，人们不但不会起来造执政党的反，而且会积极支持执政党的前进政策。
二、改革的关键：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
正如本文前文所指出的，中国转型期五大难题的产生原因，关键还是与“强国家一弱社会”的结构性弊端有关。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强势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的缺位，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威权体制没有社会力量的制衡，官员更为有恃无恐。朋党化自利化倾向更为膨胀，腐败更为不受约束，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与社会创新力退化等现象均与此有关。“强国家一弱社会”体制在面对社会矛盾紧张的情况下，“大维稳”模式又进一步抑制社会自主组织的正常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公民社会，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健康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社会自治组织实施协商与监督功能，可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发展公民社会同时，要发展地方自治，让地方在探索宏观社会发展路径上，有更大的自主试错的自由。
大一统体制的危险在于，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来抑制社会地方与民间的自主性，使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无法在社会上存在。缺乏多元整合，一旦陷入危机而要改革时，国家就会面临“上作而下不应”的处境，发展社会内部的多元试错，是克服这种困境的必由之路。“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中央肯定了广东省的做法，深圳珠海多种超前性试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沈阳防爆器材厂的首例破产，山东诸城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局部地区的尝试与探索，均可以看作小规模的多元试错的成功例子。
从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权威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是走向民主的必要前提。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将有利于社会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宪政民主政治。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
三、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
要心平气和地、理性地看待中国当下现实，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切正是符合现代化逻辑的。执政党人现在所做的，正是后发展民族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令世界赞誉的成绩，也有着百年转型的阵痛。中国成功地与全球化接轨，实现的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未完成的富强事业。三十年的成就，从百年的长焦距来看，即使从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比较来看，并不比当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英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做得差。做得不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是后发优势，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已经形成的高水平生产力，本来就等在中国的“家门口”，可以被直接引接过来。中国只要对外开放，并实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就意味着让整个国家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涓滴效应”的实惠。长期贫困环境中形成的生存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能迅速把中国人纳入到现代化经济竞争的潮流中来。
原因之二，是革命造成的组织化力量与体制，一旦被用来作为现代化的动员转型的工具，这笔政治遗产就可以发挥相当正面的作用，各地搞对外加工区时，“野战军”式的动员力确实令世界瞠目。
原因之三，中国是统一的超大型国家而不是碎片化的国家。在上述两个条件形成以后，超大型统一国家就会形成对现代化有利的规模效应。而人口红利与中西部的劳动力与资源向中心地区的流动，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可以承受现代化初期“极化效应”的阵痛，又能为发展中的中国进入“涓滴效应”阶段提供市场条件。
如果我们能放弃完美主义的心态，从百年的长时段来看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用一种更宽容平和的心态来看，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精英只能做成历史让他做的一件特殊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求处于一个民族发展初期阶段的政治精英，去做超越他的历史条件与他的视野的事，很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完美主义的要求。
从人类历史来看，历史为每一代政治家提供的机会是相当有限的，每一代精英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在发展初期，许多政治家可能压根儿没有考虑到去做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以外的其他的事。首先，这是政治精英出于适应他所处的特定政治环境生存中的需要；其次，发展中的民族并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治文化，作为他立身行事的精神资源；第三，他们对西式民主可能导致的政治参与膨胀与“井喷”，有着本能的担心；第四，作为务实的管理者的生活经验，使这类政治家把自己努力的重心放在工业化上，他们也可能因此种技能才被历史机缘选中。等等。
总之，种种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与个人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他们的非民主的发展取向。然而，这种发展型的威权政治，在动员现代化与整合社会方面，恰恰成为一个民族百年渴求的梦想——经济起飞与繁荣所需要的条件。特定时代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工程师”思维，而不是悲天悯人的诗人思维，或全才式的高瞻远瞩。正是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他们的成功，也造成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或“不完美”。然而，也许正是这被完美主义者认为的局限性，恰恰是这一阶段得以走向下一阶段的必要条件。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逐步成熟，新的政治精英将取而代之。然而，后一类精英同时又具有另一种历史局限性。历史就是这样变化发展的。
尽管左的还是右的极端派都具有其消极性，然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左右思潮的多元存在，却可以对社会的进步与良性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在社会正常发育的过程中，永远需要左翼所强调的公平，也永远需要右翼所强调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在多元社会里，左派、右派与中间派的良性互动，形成社会思潮与价值的多元化，恰恰是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三者的互动可以起到积极的均衡作用。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中国民主发展与民主的有效运作必不可少的前提。更具体地说，自由派以自由、人权、民主法制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新保守主义以秩序稳定为基本诉求，这种三足鼎立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色彩，也是有效的宪政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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