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现代化的理想逻辑中，国家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国家则需要在不断变革中保持完成不同时代历史使命的能力。后发展的大型国家的集中权力及其对社会的干预能力具有两重性，如果强势国家与乌托邦主义工程相结合，或者与对外扩张的国家沙文主义相结合，或者变成满足特殊分利集团垄断利益的工具，那将是国民的不幸与灾难，如果强国家与务实理性相结合，并致力于追求全民的福祉与民主理想目标，用一位国外政治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以形成一种“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

    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或哲学上的新保守主义，主张以试错与改良的、成本低、风险小的方式，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务实理性态度，批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在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权威与秩序的条件下，争取从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文明体制的转变。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当今中国大多数人应该说都是反对极端势力的中间派，这本是中道理性主义的优势，然而，中道理性主义成功的关键，并不取决于大多人是否支持，而取决于当政者能否有变革的意愿，能否把握历史给予的并不多的机会。

    事实上，社会上许多不满情绪，一开始与知识分子鼓吹的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并无多少关系，而只是大量城市年轻人在人生命运上受到各种社会制度的打击，无法发泄的表现。正如许多国家现代化历史表明的，在发生危机后的情况下，左的激进革命话语，或右的自由主义革命话语，往往客观上为愤青的绝望情绪提供了发泄的畅通渠道。一旦青年人在左右意识形态话语中，觉得自己的积怨与宣泄获得了意义上的升华，就会从非理性的对某种价值信念的钟情，转变为“理性”层面的认同，从而成为左右激进主义的信奉者。

    大体上可以认为，一个社会的激进浪漫心态膨胀的速度，与社会危机恶化的程度成正比。一旦这种浪漫心态所向披靡，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切中道理性，于是“革命”无法阻止。即使这种革命的悲剧后果，被理性的温和派（例如辛亥革命前的康有为、梁启超）反复地陈说了千百遍，都无济于事。到了此时，自称为被沉默的大多数赞同的中道理性主义，或相对于两种激进主义而言的新保守主义，将被迫边缘化，被激进的新一代所唾弃，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多次证明了的。

    中道的理性主义的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的温和派可能描绘出一条理想的曲线，但现实中威权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想的曲线，这将是另一回事，也许这正是历史上所有的中道理性主义者面临的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更不是永远百战百胜的。从历史上看，由于权力不受约束会导致治国者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压抑社会不满，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压抑社会自主能力的发育，使之处于无组织状态，以此来避免抗争者对自己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社会不满汇聚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并爆发革命，历史将用另一种方式来惩罚这个不幸的民族。

    其次，中道理性主义的困境还在于，只有在社会比较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如果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社会危机深化，在大众的焦虑感与挫折感加深的情况下，左右激进主义远比中道理性主义更有吸引力，激进主义者就会如鱼得水。它们都会乘机去争取话语主导权，双方会出现拉锯战，极左派要把社会拉向新的“文革”灾难时，就会引起政治中心与社会公众的警觉，按理说，这将是持续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然而，此时的极端右派肯定又会乘机来全面否定现存秩序，于是，政治中心又会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而把历史的舵转向另一方向。左派与右派的激进主义总是在这种拉锯中把社会引向分裂，历史给予我们民族的宝贵时机也会悄悄流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国家的威权政治是最终成为“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还是成为变革的保守阻力？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是否会放弃中道理性，而受左的激进主义或右的激进主义的支配与吸引？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中道理性主义描绘了一条发展的理想曲线，但历史如何选择，这一切只能交给历史自身来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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