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子问孝——孔子的孝教育思想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产生。《孟子·告子》中曾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到了商代，就已经出现了“孝”字。尽管这时的“孝”字主要与祭祀有关，还不是指现代意义上“孝道”，但已包含尊祖敬宗之意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孝”字逐渐与表示养老的“畜”、“养”二字结合起来，开始向“善事父母”转变，初步具有了今天“孝道”的含义。在这一转变中，孔子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属山东曲阜市）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自有一份特别的感触，对孝的理解也更加真实与深刻。

    孔子一生最为重要的事业是办私学，因此他对孝的理解生动反映在与学生的互动问答中。据《论语》记载，孔子曾对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四位弟子所问“何谓孝”有过不同的回答，这就是著名的“四子问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

    面对“何谓孝”这样一个问题，孔子在回答孟懿子时，强调孝是“无违”，即在孝养父母时不能违反了礼制；回答孟武伯时则强调，儿子如果能体谅父母所担心的事，也就是尽了孝心的；给子游的解释是，孝并不是简单地给父母以食物，要待之以诚敬之心；回答子夏的“色难”，是要求和颜悦色、诚实地侍奉父母，仅仅给父母亲酒食是不够的。对四位弟子的不同回答，不仅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同时体现了他丰富的孝教育思想。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孔子教学的实录集。据统计，“孝”字在《论语》中用了19次，论孝的篇幅有16章，远远多于其他内容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大略看出孔子的孝教育思想。

    首先，孔子认为孝教育是一切教化的起点和基础。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青年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在外要尊敬兄长、谨慎诚实，对大众要有仁爱之心，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的知识。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美德之后，才可以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可见孔子要求弟子孝顺父母远远严格于其他的学习内容。

    其次，孝是由血缘而来，因此孝教育就要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老母啮指儿心痛，母子血肉相连情相通，这确实是血缘亲情之孝的最直接表现。既然孝的产生是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那么孝的现实运作也就要注重情感的表达，孔子把它归结为“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乌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禽兽尚有对父母的感恩恭敬之举，人若只把供给父母衣食作为孝，这与犬马的“养父母”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只有在赡养父母的时候，对父母流露出恭敬、爱戴之情，这才是人间的孝道。

    第三，孝教育的具体内容。对于什么是孝，孔子表述得并不十分有条理，但通过他的片言只语，仍能大略看出其孝道思想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孝养。即从物质层面上赡养父母、照料双亲，这是孔子孝教育的最低层次要求。父母抚养子女长大，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待父母年迈，失去经济来源，不能照顾自己时，子女应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孝养父母的责任，给父母提供衣食住行。当然，并不是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孝养父母，贫苦和艰辛并不妨碍孝道的实行。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对孔子说：“我太伤心了！因为我家里贫穷，父母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好好地供养他们，父母死后我也没钱厚葬他们。”孔子听到后说：“就算每天粗茶淡饭，你只要尽你所能的让父母开心了，这就做到孝了。”

    ②孝敬。孝不仅表现为承担对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尽心尽力满足父母在精神生活、情感方面的需求。在子游问孝中，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现在人的孝，只是能养父母。但人们也养犬马，如果对父母只养而不敬，则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不同呢？单纯地物质供养父母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诚心实意的爱父母，尊敬父母。而子夏问孝时，孔子的回答是“色难”，指的是孝养父母最难做到的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对父母的尊敬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诚意，这是子女的义务，但又不仅仅是一种义务。因为为尽义务而去尽义务，必然不是出自真心的自然之情。

    ③孝谏。世人总有犯错的时候，父母也不例外。那么，当父母做错事情的时候，子女该怎么办呢？孔子这样解释：“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即是说：子女侍奉父母，父母如果有什么做错的地方，除了不能采取默许的态度外，还要婉约和气地劝告。如不听从，也不要触犯他们，可以为他们忧虑，但不能怨恨他们。

    ④孝丧、孝祭。父母在世的时候，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去世后，子女也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弟子宰我曾问孔子：“三年之丧，似乎期限太久了。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将从此而坏。三年不弹奏音乐，乐将从此而失。而且旧谷吃尽，新谷已收，钻燧接火之木也都改了。似乎一年之期也就够了。”孔子说：“你服丧一年后就吃稻米，穿锦衣，安不安心呢？”宰我说：“安心呀！”孔子生气地说：“你既然觉得心安，那就这样做吧！君子服丧期间，就算吃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蜡，听到美妙的音乐也不觉得快乐，在日常宫室中起居，总觉得不安心，所以才不这样做的。你既然可以安心，那你就这样做吧！”等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我真是不孝啊！”孔子认为，父母辛辛苦苦养育子女长大，父母死后，子女怀念父母的养育之恩，食无味，寝不安，是人之常情，并没有什么困难的。

    ⑤孝悌、孝忠。这是孔子孝思想在家庭、社会层面的延伸，反映的是推己及人的等差之爱。悌，指敬爱、顺从兄长。如果说孝讲的是亲子之爱，反映纵的血缘之爱，那么悌讲的是兄弟之爱，反映横的血缘之爱。孔子曾告诫他的弟子们：“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就是说，在家就要孝顺父母长辈，出门在外就要尊敬兄长，言行要谨慎，要讲信用，广泛地友爱众人。将反映血缘之爱的孝推到社会、国家，就变成了忠，它讲求的是臣子对君主的爱，反映的是宗法之爱。《论语·八佾》中有孔子与鲁定公的一段对话，鲁定公问：“国君使唤臣子，臣子侍奉国君，应该怎样做呢？”孔子答道：“国君应该依照周礼的准则来使唤臣子，臣子应该尽心竭忠地侍奉国君。”这样，孝就摆脱了单纯家庭层面，有了国家层面的政治伦理意义了。

    第四，孝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仁”。“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仁”就是“仁者爱人”，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即对上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对下要求平民百姓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符合“礼”的要求。孔子竭其一生地办学、教人，为的就是能够培养具有“仁”的品格的贤士。显然，其孝教育也离不开这一目标。《论语》中并没有孔子直接论述孝与仁关系的言论，但通过其弟子的言语，仍能感受到孔子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论语·学而》中记载，有子曾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一句道破了孝、仁之间的本质联系，即孝悌是仁爱之本。既然这样，人只有首先进行孝的教育，才可能为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做好铺垫。自然，孝教育的最高指归就是“仁”了。

    孔子孝教育思想虽然比较简略、零散，还不够系统和完善，但它在教育实践上还是硕果颇丰的。他不仅为中国传统孝观念奠定了基本框架，还培养了不少以孝闻名的学生。闵子骞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主要以孝闻名，孔子称赞说：“孝哉，闵子骞！”并以“芦衣顺母”的孝故事为后人称道。孔子的另外一个弟子曾参不仅以孝闻名，还继承了孔子的孝思想，主持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孝经》，将孔子的孝思想系统化、完善化。另外，十分孝顺的子路也为后人留下了“为亲负米”的美好故事。

    注释

    [1]《论语·为政》。

    二、啮指痛心——曾子的孝教育思想

    曾子（前505～前436），名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孝著称于世。曾子少年时家里贫穷，经常入山打柴。一天，曾子进山打柴不在家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齿咬自己的手指。山中的曾子忽然觉得心口痛，知道是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赶回家中，跪在母亲脚下询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来家里拜访，我咬手指，盼你赶快回来。”曾子于是接见客人，并以礼相待。曾子的这一孝行被以“啮指痛心”的故事名写进了《二十四孝》，曾子也成为影响后世的孝子楷模。

    曾子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孝行，还因为他有一套关于孝的教育思想。曾子重视仁德，提倡孝道，将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孔子关于孝道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发挥和提高，将孝抽象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至高准则。可以说，曾子是早期儒家孝观念的理论集大成者。

    在孔子的教诲之下，曾子对孝有特别的理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的“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就是明证。曾子曾明确阐明孝道的重要性：“孝子言为可闻，行为可见，言为可闻，所以说远也；行为可见，所以说近也。近者说则亲，远者说则附。”[1]这里曾子意思是，发扬孝道就能使近者更亲善，远者来依附，进而使社会更加协调、和睦。因此在《孝经》一开始，曾子就开宗明义，直接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

    在孝教育上，曾子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中记载了曾子有关教育的主张：“君子之于子也，爱而勿面也，使而无貌也，导之以道而勿强也。”意思是：君子对于自己的子女，喜爱他们而不表现在脸上，使唤他们而不优以辞色，用道理诱导他们而不强制压服。因此曾子在孝教育时，特别重视身体力行，他经常以自己的孝亲实践来教育弟子们孝的道理。

    对父母的饮食起居，曾子照顾得非常周到细心。《新语·慎微》上记载，曾子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向父母请安问好，嘘寒问暖。奉养父亲，每餐必有酒肉。曾子认为，安身处世应以奉养好双亲为人生价值的目标，基于此，曾子提出了“不择官而仕”的入仕原则，反对只顾及自己理想的实现而不顾对父母的照顾。曾子自己曾经在莒国担任过低级官吏，俸禄虽然少，但曾子却“欣欣而喜”，因为足够可以奉养双亲。父母去世后，齐国、楚国、晋国都竞相聘他为官，俸禄优厚，曾子却“北向而泣涕”，因为父母已经辞世。

    曾子把孝分为三个层次：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从物质上奉养双亲，仅仅是孝的最低要求，不使父母因为自己而受辱，是第二个层次的孝，而最高层次的孝则是尊敬父母。曾子的学生单居离问曾子：“服侍父母有什么方法吗？”曾子回答道：“有，对父母又爱又敬。”《孟子·尽心》上记载了曾子“不食羊枣”的故事。曾子的父亲非常喜欢吃羊枣，父亲去世后，曾子睹物思人，伤心不已，于是决定再也不吃羊枣了。这种做法虽然极端，但是恰恰说明了曾子对父母的孝不仅只是“口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敬爱，而且几十年如一日。

    曾子对父母的孝除了养亲、敬亲外，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如果父母不对或有过错，子女该如何处置？曾子是这样回答的：“对于父母，又爱又敬，父母的行为如果是正确的，子女就要服从，如果是不正确的，子女就应对父母进行劝谏。如果父母固执己见，孝子应不厌其烦，用自己的孝行感化父母。如果父母仍旧刚愎自用，子女不能心生怨恨，还像以前一样孝敬双亲。”曾子的谏亲思想与孔子的谏亲思想如出一辙。曾子还将谏亲思想从情感上加以升华，上升成为“君子三乐”之一：“君子有三乐，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遣，此一乐也；有亲可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劝，此三乐也。”

    曾子认为，孝子对父母不仅生前敬养，死后还要以礼送葬，以礼祭祀，并且常常缅怀、思念，这就是曾子所说的“慎终追远”。曾子非常重视“礼”，认为子女的做法符合“礼”才算是孝。曾子临死之前给儿子和弟子们的最后一堂课就是关于孝和礼的课。

    曾子晚年卧病在床，病情危重。他的两个儿子曾元、曾申和弟子乐正子春在床边伺候，一个侍童举着蜡烛站在角落里。侍童看着曾子床上的席子说：“多么光滑漂亮的席子啊，是大夫专用的席子吧？”曾子说：“是啊，是大夫季孙氏送给我的席子，我还没来得及换下来呢！”然后叫曾元、曾申赶紧撤换席子。曾元说：“您现在重病在身，起卧不方便，等天亮后再换吧。”曾子生气地批评他说：“你还不如那个侍童爱我啊！君子总是以德育人，只有小人才对别人的错误放纵姑息。我一生所求为何？只求正大光明地死去就够了。”曾元等人只好抬起曾子，换掉了这个只有大夫身份才能用的席子。当他们再把曾子抬到床上时，曾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子还要教育儿子，死后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即是曾子所说的“慎终”，这也是曾子传承孔子孝教育思想的明证。

    除了“慎终”，曾子更强调“追远”，即父母死后，对父母的怀念之情。《礼记》上记载，曾子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十分悲伤，身体攀附在丧车上痛哭不已，久久不愿离去。父亲安葬后，曾子一连七天都是水米不进。每次读《丧礼》这篇文章，泪水总会沾湿他的衣裳。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周礼的博大精深，而是念及双亲的哺育之恩，慨叹不能一如从前地孝养双亲，心生悲戚。曾子对母亲的思念也是如此。有一次曾子与弟子们一起吃生鱼片，味道非常鲜美，他忽然放下了筷子。弟子们忙问：“难道不合您的胃口吗？”曾子长叹一声说：“母亲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我却在这里享受美味。”从此以后，曾子再也不吃生鱼片了。

    除了对孔子孝教育思想的继承之外，曾子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全体贵生”思想，即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和保全身体的完整。曾子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父母在世上的遗体，子女对自己的身体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伤害自己的身体就是伤害父母的身体，自然是一种不孝的行为。《礼记》中记载，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一次不小心扭伤了脚，养好了伤以后，连续好几个月都闭门不出。他的弟子问他：“老师的脚不是已经好了吗，为什么还是闭门不出，看起来还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呢？”乐正子春回答说：“我的脚是好了。但是曾子说过，父母生下我们的时候都是健全的，子女死后要把身体完整的还给父母，这才是孝。所以，君子举手投足都不敢忘记父母。”乐正子春因为扭伤了脚，违背了老师曾子所说的“全体贵生”的孝道思想，所以，在伤势好了之后，仍旧闭门思过，反思自己的错误。

    曾子病危之际，把弟子都召集到病床前，对他们说：“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我就不用如此小心谨慎地生活了。”曾子一生“战战兢兢”地生活，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总是担心自己的躯体受到损害，不能完整地归还给父母，临终之际终于做到了。经过曾子的教导和提倡，“全体贵生”成为孝子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之一。为此，还产生了一系列的禁忌和“养生”之道。例如：孝子不登高险的山峰，不走危险的路段，不靠近深渊之地；节制饮食，保持身体健康；面色和善，举止有礼，等等。

    养亲、敬亲、谏亲、慎终追远、“全体贵生”，构成了曾子孝教育思想的主要框架。这些思想来源于孔子，又在曾子发扬光大下趋向成熟。但是，曾子的孝教育思想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这就是曾子孝道思想的“愚孝”化倾向。

    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子“耘瓜受杖”的故事。有一次，曾子与父亲在瓜田里除草，曾子不小心斩断了瓜的根茎。曾子的父亲十分生气，拿起木棍子就打在曾子的后背上，曾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久久没有爬起来。好不容易醒来后，曾子赶紧跑到父亲面前问道：“儿子刚才做错了事情，向父亲大人赔罪了。父亲大人用力教育儿子，不知道有没有累着？”回到房间后，曾子又故意弹琴唱歌，好让父亲知道自己身体很好，以免父亲担心。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很是生气，对弟子们说：“如果曾子来了，不要让他进来见我！”曾子自认为没有做错事情，于是派人来请教孔子。孔子用舜的故事来教育曾子，舜的父亲打他较轻的时候，舜就承受着，打他较重的时候，舜赶紧就跑掉。这叫“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原因是，害怕父亲打死自己，从而陷父亲于不义。曾子这种毫无原则立场的逆来顺受，似乎是大孝之行，实际上是让父亲背负了不好的名声，恰恰是一种不孝之举。曾子听后，很是后悔自己的做法。

    曾子的这种“愚孝”行为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此影响下产生了更多的所谓“大孝之行”，例如，郭巨埋儿、恣蚊饱血、卧冰求鲤等以伤害自己或他人为代价，毫无原则地顺从父母的行为。这些违背常理违反人性的“孝行”甚至被写进了《二十四孝》，成为历代孝子的楷模。这些不理性的孝子故事，不论真假，能够穿越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长河，跃然浮现于现代人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历史现象。不管原因为何，毫无疑问的是，两千多年前圣人们的谆谆教诲，早已经让孝的观念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血液里、基因里了。

    注释

    [1]《荀子·大略》。

    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的孝教育思想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来自哪里？“不孝有三”，除了“无后”外，另外两个不孝是什么？

    这句话来自《孟子·离娄上》，是孟子与弟子们讨论舜没有事先向父母禀告而娶妻的故事时说的。孟子的原话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其意为：不孝的情况有三种，其中以没有后代的罪过为最大。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为的就是怕没有后代，所以君子认为舜虽然没有禀告，也是相当于禀告父母了。

    相传，舜的父亲很愚昧，舜如果告诉他娶妻的事，肯定得不到他的同意。不禀告不合礼，没有后代又是最大的不孝，两相权衡，舜只好“不告而娶”。君子认为这件事情就算是已经禀告过父母了。孟子所说的三件不孝的事分别是：第一，对父母的过错“阿意曲从”，使父母陷入“不义”；第二，家境贫困，父母年老，却不愿当官求俸禄，以供养父母；第三，不娶妻子，没有儿子，断绝了后代，使得父母死后不能永远受人供奉。三者之中，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

    舜的故事在《孟子》一书中被多次提到，在孟子的眼里舜就是“大孝”的典范。原因在于舜的父母一直对舜不好，舜的父亲和继母不仅偏爱他的弟弟，而且多次阴谋策划杀害舜。舜不仅没有怨恨他们，而且对父母的孝还是始终如一。据《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的父亲是一个冥顽不灵的瞎子，母亲死后，父亲又娶了一个十分蛮横的继母。父亲与继母的儿子叫象，象对舜非常傲慢无礼，他们一直都想杀掉舜，可是不得机会。舜却对父母毕恭毕敬，对弟弟疼爱有加。舜在20岁的时候就以孝闻名天下了，被尧帝选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尧帝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有一次，父亲让舜去修理粮仓的屋顶，等舜爬上屋顶的时候，父亲撤去梯子，在下面点起了火，企图烧死舜。舜急中生智，用两个斗笠做降落伞跳下屋顶，侥幸逃命。还有一次，父亲命令舜去挖井，当舜把井挖得很深的时候，父亲和弟弟一起从上面往井里填土，企图活埋舜，幸亏井下有其他的空隙，舜从空隙里逃了出来。看到舜久久没有上来，父亲和弟弟十分高兴，还以为舜已经死了。弟弟高兴地说：“这都是我想出来的好主意！两个嫂嫂归我了，牛羊粮食归父母吧！”象来到舜的宫室里弹奏舜的琴，正弹到兴头上的时候，舜推门而入。象惊愕不已，假惺惺地说：“我想哥哥想得厉害啊！”明知道父母和弟弟一直企图置自己于死地，舜不仅没有怪罪父母和弟弟，还像以前一样爱他们。

    孟子的弟子桃应一向很喜欢拿一些难题来刁难老师。他听说舜的故事后，跑来问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犯了法，皋陶要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那就把他抓起来。”“那么，舜不会来阻拦他吗？”“舜没有理由来阻止皋陶啊，皋陶的做法可是有理有据的。”“舜会怎么做呢？”孟子若有所思地说：“舜会像扔掉破草鞋一样毫不犹豫地扔掉天下，然后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在远离国家的海边住下来，一辈子高高兴兴的，快乐得忘记了天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舜的父亲犯了法，皋陶当然会秉公办事，把舜的父亲抓起来。舜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出事，如果坐视不救，就不符合孝道。对舜来说，这是一个“公私不能两全”的难题。孟子给舜提供了一个能够公私两全的办法：弃官救父，隐居海滨。既不与自己帝王的职责冲突，又能救得父亲。当然，这个“公私不能两全”的难题，只是孟子与其弟子假设出来的，其实是孟子借舜的故事来阐发自己的孝教育思想罢了。

    不仅如此，在父母死后很久了，舜还是对父母怀念不已。《孟子》记载，舜经常走到田地里，对着天哭诉，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舜为什么会这样做，孟子回答说，是因为舜对父母既抱怨又眷恋。他又进一步解释道，一般人认为，我供养父母的饮食起居，恭敬地尽到做儿子的职责就可以了，要是父母还不喜欢我，那是他们的问题，我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舜却不是这样想的。帝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赐给他牛羊、粮食等财产，天下人都仰慕他，最后，尧把帝位都给了他。可是舜还是觉得自己像走投无路没有归宿一样，因为他不能让自己的父母顺心。天下人的归附、漂亮的妻子、大量的财富、尊贵的帝位，没有一样能够消除舜的忧愁，只有顺了父母的心意，舜才能没有忧愁。具有最大孝心的人，才能终身眷恋父母，舜到了50岁的时候，还怀念父母，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孟子“言必称尧舜”，舜被孟子看作是“大孝”的典范，经常拿舜的故事来教育弟子。为了更生动地教育弟子，孟子所称的尧舜难免有理想化的色彩，这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舜之外，孟子还用曾子侍奉父亲的故事来教育弟子。《孟子·离娄上》记载，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皙，父亲的每顿饭必是有酒有肉，父亲吃完饭，曾子收拾餐桌时总会请示父亲把剩下的酒肉分给谁吃，父亲问有没有剩余时，曾子必定会说有。父亲吩咐把酒肉送给谁，曾子总是照做。曾皙死后，轮到曾子的儿子曾元侍奉曾子了。每顿饭也必定会有酒有肉。当吃完饭收拾餐桌时，曾元便不再请示父亲把剩下的酒肉分给谁。当曾子问还有没有剩余时，曾元回答没有了，其实是想等到吃下一顿饭时，把剩下的呈给父亲。孟子通过比较曾子与曾元的行为，告诉弟子们，曾元侍奉父亲那只是“口体”上的供养，只满足了父亲的物质所需。而曾子对父亲的供养不仅是“口体”上的，更重要的是“心志”上的。对父亲心意的顺从和满足才是真正的孝。孟子的这个观点与孔子所强调的对父母要尊敬的思想是一样的。

    孟子不仅拿孝子舜和曾子的事情教育弟子，还拿不孝的例子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弟子。《孟子·离娄下》中记载，孟子的弟子公都子问孟子：“全齐国的人都说匡章是个不孝子，您为什么还跟他交往，并且还对他挺客气的？”孟子回答：“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一是四肢懒惰，不养父母；二是喝酒赌博，不顾父母；三是嗜财如命，偏爱老婆孩子，不爱父母；四是放纵自己，到处寻欢作乐，使父母蒙受羞辱；五是逞强斗狠，危及父母。章子触犯了以上哪一条了呢？一条也没有触犯啊！他被人骂不孝，是因为他对父亲求全责备。教人为善，相互责备，本来是朋友之间应该做的，父子之间这样做就会伤害感情。”根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匡章是齐国的大将，齐威王时曾大败秦兵，齐宣王时又曾率兵灭掉燕国。但是匡章的父亲与母亲感情不和，匡章曾多次劝阻父亲不要苛待母亲，父亲不听，还斥责他不孝。有一次，匡章的母亲又触怒了匡章的父亲，盛怒之下的父亲不由分说地杀了母亲，并把尸体埋在马棚子下面。匡章对父亲十分不满，父子关系因此就弄僵了。孟子在此很感慨：劝父亲不要苛待母亲，有违父意，视为不孝；反之，眼看着母亲被虐杀而不加劝阻，难道这就是孝吗？正因为匡章的不孝并不是世俗所认为的不孝，而是有他自己不得已的原因，所以孟子不顾忌世俗的非议，与之交朋友，且关系很好。

    既然孟子认为父子之间不能求全责备，互相指责，那对子女的教育该怎么做呢？于是孟子提出了“易子而教”的观点，即把子女交给别人管教，自己并不亲自出马，为的是尽可能避免因教育带来的副作用。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也说：“把儿子交给别人来教育，既不损害父子之间的感情，也使儿子接受了教育。”所以朱熹就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当时另一个儒学大师吕祖谦去教育，这种例子在古人中很多。

    孔子说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孝思想，认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意思是，养生虽然很重要，但还不如送死那么重要。与孔子相比，孟子更加强调对父母死后的“厚葬”。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孟子葬母的故事。孟子在齐国做官，母亲去世后，孟子回家乡鲁国安葬母亲。安葬完母亲，返回齐国的路上，在一个叫赢的地方停歇。负责置办孟母棺木的弟子充虞问孟子，孟母的棺木是不是过于华美了？孟子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给父母办丧主要看两点：一是规格合不合于礼数，二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财力。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尽力往好处办，这才算是尽了人子的孝心。

    除了厚葬外，孟子还强调“三年之丧”。《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滕文公在其父亲滕定公去世后，派人去邹城请问孟子如何办丧事。孟子引用孔子的“三年之丧”来教育滕文公，滕文公于是决定按照儒家的厚葬和久丧原则来操办父亲的葬礼。但是文武百官听说后都不同意，理由是，前代君主谁也没有推行过这样的办法，到你身上却要违反传统，那可不行。滕文公没了主意，又派人去请教孟子，孟子坚决地说，这种事情不能求助于别人，关键还是在于太子你自己的决定。上级爱好什么，下级必然对此更加爱好。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这件事就看太子你的了。来人回国后，禀告了滕文公，滕文公认为孟子说得对。于是在父亲的坟前搭了一个小棚子，滕文公在小棚子里一住就是5个月。他每日以泪洗面，衣食从简，也不理朝政，来吊丧的文武百官看到太子面容悲戚，哭声哀伤，纷纷受到感动，于是不再反对太子的决定，反而夸赞他是一个孝子。

    孟子提倡厚葬和久丧，对想要缩短丧期的齐宣王进行了挖苦和嘲讽。齐宣王想要把三年丧期缩短为一年，公孙丑替他辩解说，为父母服丧一年，总比一天也不服丧要好吧？孟子说，这就像是有人在扭他哥哥的胳臂，你却对他说暂且慢慢扭之类的话，能有什么用呢？

    孟子的厚葬和久丧的说法，遭到了当时墨家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家学派的观点大多是站在贵族的立场而言的，对于当时那些尚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贫苦百姓而言，是根本不可想象，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今天的我们在学习古代圣贤的思想时，切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样才能学以致用，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境界。

    四、《孝经》——儒家孝教育经典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书里面那些精彩的三国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其中有一个夏侯惇“拔矢啖睛”的传奇故事。讲的是夏侯惇为救刘备，被吕布军中的大将曹性用箭射中了左眼，夏侯惇疼得大叫一声，急忙拔箭，不想连眼珠也一并拔出，夏侯惇大喊道：“父精母血，不可弃也！”于是把眼珠放进嘴里吃了下去。在今天看来，把自己的眼睛生生地吞下肚子，是多么荒诞恐怖的一件事，古人怎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呢？读一读《孝经》，就会从中找出答案。

    《孝经》在第一章中便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的四肢、毛发、皮肤等，都是父母赋予我们的，自己不敢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孝经》全文虽然不过一千八百个字，但是，自从汉代开始，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认识汉字之后读的第一本书便是《孝经》。如果要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评选出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显、影响力最大的书来，无疑就是《孝经》了。理解了《孝经》，也就能更容易地理解古人的言行。

    两千多年来，对于《孝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一般认为，曾子和曾子的学生，把孔子关于孝道的言论加以记录、整理、润色，最终形成了《孝经》，因此《孝经》是先秦时期儒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儒家孝教育思想的经典之作。

    《孝经》认为，人的一生都要行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少年时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同时服侍好双亲。中年阶段效忠于君王，建功立业。年老时光宗耀祖，扬名后世。之前，孝的含义仅仅是指对父母的服侍，在这里，《孝经》把对父母的孝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孝成为所有社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不同的人，行孝的具体方式也是不同的。天子尽心尽力地侍奉自己的双亲，然后把侍奉双亲的这种德行，实施在天下百姓身上，不分贵贱、不分地域地去爱天下人，百姓受到感化，自然会模仿天子的德行，也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目的了。诸侯之孝，主要是尽力保住祖宗世代相传的社稷和富贵。为此，诸侯不能得意忘形，以免惹恼了天子，招来杀身之祸，还要生活节俭，遵守法度，不致百姓造反，招来祸患。卿大夫要想保持家族的长久和繁荣，衣饰、语言、行为都要遵从圣明君主所规定的礼法准则。士人侍奉母亲时充满了爱心，侍奉国君时充满了尊敬之情，只有侍奉父亲时才又爱又敬。如果能用侍奉父亲的这种心情来侍奉上级，自然就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了。一般的老百姓，只要能做到顺应农时，种好庄稼，勤俭持家，就能很好地孝养父母了。

    世间孝行多种多样，真假难辨，那么孝与不孝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孝经》给出了“五要”和“三不要”的评价准则。

    《孝经·纪孝行章》写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有孝心的子女，第一，日常生活中侍奉父母，要常怀恭敬之心，饮食起居多加关注；第二，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使父母心情愉悦；第三，父母生病时，要心情忧虑，急请医生诊治，并亲奉汤药，直至父母痊愈；第四，万一父母不幸亡故，要表现出哀伤痛苦的神情；第五，在祭祀亡故的父母时，要怀有敬仰肃穆的心情。在儒家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侍奉父母的过程中做到了上述的“五要”的话，那么，就家庭这个层面来说，他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孝子。

    然而，从更高的层面上看，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考察他在社会上的表现，能否做到“三不要”。“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第一，身居高位，不要骄傲蛮横；第二，身居下层，不要为非作歹；第三，在广大民众中间能够和睦相处，不要与民众争斗。文中接着解释道，身居高位却骄傲自大，会招致灭亡；身在下层却为非作歹，会遭受刑罚；在民众之间争斗，会招来杀身之祸。如果骄、乱、争这三种恶行不能戒除的话，那么，即使天天用牛羊猪来供养父母，也仍然是个不孝之子。

    《孝经》除了提倡对父母的孝，对上级的孝（又称忠），同时还旗帜鲜明的反对“愚孝”和“愚忠”。这一部分直接继承了孔子的“谏亲”思想。《孝经·谏诤章》中记载，曾子请教孔子说：“敢问，是不是做儿子的只要一切都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以称得上是孝顺了呢？”孔子感慨地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根本不对啊！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敢于直言相谏的重臣，即使天子无道，他也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位辅佐大臣，即便诸侯昏庸，也不至于亡国；卿大夫有三位负责任的家臣，就算他很无能，也还不至于失去封地；士人身边如果有直言相劝的朋友，就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好名声；父亲身边有敢于劝谏的好儿子，就不会陷入不义的境地。因此，如果父亲做了不义之事，儿子一定要直言相劝；君王有不对的地方，大臣也一定要犯颜直谏。所以说，对于不义的事情，一定要去劝谏。如果只是一味遵从父命，哪里能算得上是孝呢？”父失则谏，是《孝经》思想中的闪光点。《孝经》将“孝”与“顺”分开来讲，孝并不完全是顺，相反，如果父母做法有错，子女不去劝谏，还要顺从父母，这就是不孝了。

    对于父母的错误要劝谏，对于君王也是一样，古代历史上不乏冒死犯谏的大臣，最著名的当数清官海瑞了。明朝的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日沉迷于求仙问药，祈求长生不老。嘉靖皇帝为人刻薄，敢于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大臣，不是被杀头，就是被革职、充军，因此满朝文武没有人再敢批评他。海瑞明明知道给皇帝上奏折批评劝谏，肯定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决心以死犯谏。海瑞先遣散了家人，安排好了后事，还给自己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妻子儿女，这才把奏折呈给嘉靖皇帝。海瑞在奏折中批评嘉靖皇帝求仙问药，不理朝政，大兴土木，耗尽民财，还讽刺“嘉靖”的年号就是“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的意思，虽然自比尧舜，其实连汉哀帝都不如。果不其然，嘉靖皇帝看后非常生气，把海瑞抓了起来，不过，不到两个月嘉靖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明穆宗即位，不仅把海瑞放了出来，还官复原职了。从此，海瑞买好棺材，以死劝谏的故事备受赞扬，广为传颂。

    《孝经》把子女对父母的孝扩展到对君王、对他人的孝，使孝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准则，深深地影响了古代社会的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人际关系。《孝经》不仅对殷周时期的“孝道”有所扬弃、继承和发展，而且囊括了先秦儒家学派孝思想的精华部分，是古人进行孝教育的必读书。认真研究学习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今天开展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与和谐人际关系建设仍有裨益。

    五重法轻孝——法家的孝教育观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流派之一，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韩非子、申不害、慎到等人。法家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势，对于人伦道德并不十分提倡。

    商鞅“南门立木”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重视。商鞅来到秦国实行变法之初，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主要的困难是百姓不遵守法律，将政府颁布的条文律令当作耳旁风，很少依法行事。于是，商鞅找人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抬来一根朽木，并贴了一张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朽木抬到都城南门，政府奖励百两黄金。很快，人们都纷纷拥上来看这根木头和告示，看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人站出来抬木头。大家都想：木头不算沉，这里离南门也不远，一般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能办到，这么容易的事情奖金却有百金，太不合常理了，肯定是骗人的！于是，朽木在原地好几天了，也没有人来抬。这一天，有一个憨憨的小伙子，看到告示后，十分高兴，什么也没多想，抬起木头就往南门走，路人看到抬木头的小伙子，纷纷嘲笑他傻，被人骗了还不知道。没想到，小伙子把木头抬到南门后，政府果真给了他百金的奖励。这下人们傻眼了，原来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眼看着自己能够轻易获得的百两黄金没了，肠子都悔青了。从此，政府的法令没人再敢质疑了，终于达到了令行禁止的目的。

    法律是不讲人情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孝子犯法也应该一视同仁，不能给以任何宽待和优惠。商鞅重视对法律的遵守，必然看轻了孝子和孝行，认为孝子的行为不应该受到褒奖，也反对父母对孩子的慈爱。“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在商鞅看来，父母的慈爱只会让孩子变成逆子，而不是孝子。在他的《商君书》中，法家的“刻薄寡恩”充分得以体现。商鞅把“孝悌”看成是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此外还有礼乐、诗书、修善、诚信、贞廉、仁义、非兵、休战。这“六虱”是国家衰亡、百姓贫弱的根源，必须抛弃这些道德仁义的理论，重视法律和军队的建设，才能“天下莫能犯”。

    除了商鞅外，法家的慎到提倡用君主的权势压制群臣百姓，申不害提倡君主要善于用各种权术和阴谋手段来治理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反对用儒家所提倡的人伦道德来教化百姓，也都反对提倡孝道。其中，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商鞅的重法思想、慎到的重势思想和申不害的重术思想结合起来，彻底推翻了儒家的孝道观，建立了一套法家自己的孝道观。

    韩非子是战国后期韩国王族的宗室子弟。韩非子曾跟随荀子学习“帝王”之术，韩非子生活的年代，韩国内部风雨飘摇，外部又有强秦虎视眈眈，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了。怀有强烈爱国之心的韩非子屡次面见国君，陈述变法思想，但是韩非子有严重的口吃毛病，说话结结巴巴，韩王很不耐烦地打发了他。韩非子满腹才华无法表达，又无人赏识，内心苦闷。于是他发奋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取名《韩非子》，共约十几万字。韩非子虽然口吃，不善言谈，但是写文章却文思敏捷，气势磅礴。他的文章不但逻辑性强，还用了很多生动有趣而又贴切的比喻。其中像“滥竽充数”、“讳疾忌医”、“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均出自韩非子之手。

    韩非子的思想虽然在韩国不受重视，但却传到了秦王嬴政的手里。秦王看后如若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说道：“好文章！此人的思想比李悝的还要法理精透。寡人只恨没有跟他生在同一个世上啊！”丞相李斯曾与韩非子一同受业于荀子，对韩非子十分熟悉。他对秦王说：“他不是古人，他是当今韩国的一位公子，名叫韩非。”“寡人若是能见到他，同他谈书论道，也就死而无憾了！”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决定举兵攻韩，韩王不得已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求和。《史记》记载，秦王见到韩非子之后十分喜欢他，并打算重用他。可是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比自己强，伙同奸臣姚贾一起进谗言陷害韩非子，最后韩非子被关进了大牢。李斯怕秦王后悔放出韩非子，便给狱中的韩非子送了一碗毒酒，命其自杀。不久，秦王果然后悔抓了韩非子，急忙派人去赦免他，才知道韩非子已经死了。韩非子虽死，他的思想主张却被秦王和李斯所采用，从而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不朽的伟业。

    《韩非子》一书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书中将人性中恶的一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与深刻入微的剖析。更为可贵的是，韩非不仅透视了人类卑鄙的欲望，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制约人们行恶的方法，那就是用法律来调整，用权势来镇压，用手段来操纵。

    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韩非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不可靠，双方都存有为自己着想的功利之心。《韩非子·六反》中举例父母对待生男生女的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父母对于亲生子女，生了儿子就互相庆贺，生了女儿就杀掉。子女都是父母所生，但是生了儿子很高兴，生了女儿却要杀掉，这是因为父母考虑到自己以后的利益，从自己的长远利益打算的缘故啊。”《韩非子·外储》写道：“人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对他抚养得马马虎虎，孩子长大后就会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简单了，父母就会生气责骂他。儿子和父亲是最最亲密的人，也免不了相互埋怨，是因为没有看清人都要先为自己着想的本质啊！”韩非把父子之间的关系看成纯粹的利益交换，而抹杀了父子之间最原始的血脉亲情关系。韩非认为，子女对父母的真心关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极其少见的，上百人中不过只有一个。而且，越是富有的家庭，儿子越是不仁，这是因为他们追求利益的欲望更加迫切的缘故。

    韩非通过批评孔子来阐述自己的孝道观。典籍上记载，舜见到父亲来朝见自己，便显示出惊恐不安的表情。孔子评论这件事说：“像舜这么品德高尚的人，他的父亲本不应该把他当作儿子看待的。”韩非子批评孔子说：“孔子根本就不懂得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于君主、服从丈夫的道德准则。照他的这种说法，那么，有道德的人上朝就可以不做君主的臣子，回家就可以不做父亲的儿子了吗？父亲之所以希望自己有个贤能的儿子，是因为家里贫穷的时候，就可以靠他来改善家境，富裕起来，父亲痛苦的时候，他可以安慰父亲，让父亲高兴起来……家里有个贤能的儿子，却不帮助父亲改善家境，那么父亲住在家里就很痛苦；所谓孝子应该不违拗自己的父母。”

    此外，韩非把儒家的孝子典范舜骂作“不仁不义”之人。舜把自己的父亲瞽叟流放了，把自己的弟弟象杀害了，是不仁的行为；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却夺了尧的君主之位，是不义的行为。所以舜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而不是个贤明的人。不仅是舜，尧、商汤、周武王等儒家称颂的“贞节之士”其实都是“不忠不孝”的人。尧当君主的时候，却把自己的臣子舜奉为主子；舜当臣子，却把自己的主子尧当作臣子；商汤和周武王作为臣子却杀害自己的君主，鞭挞君主的尸体。《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些所谓的圣人，在朝堂上的时候，就把他的君主当作臣子，回到家中就把他的父亲当作仆人、把母亲当作奴婢了。这些“忠贞之士”在家里不为家庭出力，出门在外又和君主作对。如果天下人都效法他们，这个社会不乱才怪呢！不仅如此，做儿子的常常称赞别人的父亲如何能干，如何赚钱养家，这其实是对自己父亲的诽谤；做臣子的常常赞誉古代帝王的高尚德行而仰慕他们，这其实是在表达对自己君主的不满。

    由此看来，韩非彻底推翻了儒家建立的孝道观，对孝的重要性、孝子的标准、孝子的典范都一一提出了质疑。他从功利的角度理解孝的含义，认为，孝子就是能够帮助父母改善家境并且不违拗父母的人；忠臣就是能帮助君主治理国家并且绝对服从君主的人。然而要做到这些，单单依靠人类的本性是远远不能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恶的，为自己利益着想的。所以，只有法家所提倡的严刑重法与狡诈诡谲的权术才能束缚住人类卑鄙肮脏的本性，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虽然找到了塑造忠臣孝子的办法，但是当孝与忠相对立时，该如何选择呢？韩非子坚决反对那种两者兼顾的做法，他认为，国家与家庭的矛盾是坚决不可调和的，倡导人民孝敬父母必然有损国家利益，即“忠孝不能两全”。韩非子举例证明自己的观点：楚国有个正直的人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邻居家的羊，他便向当地的官吏告发了父亲的罪行。没想到令尹说：“把他杀掉！”认为他虽然对君主正直忠诚，但对父亲却大逆不道，所以把他惩处了。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三次交战中，他总是第一个往回逃跑。孔子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去照顾他了。”孔子认为这个人是个孝子，就推举他做了官。韩非子总结道：“父亲的孝子，就是君主的叛臣啊！令尹杀了告发父亲的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不会再有人告发了；孔子奖励了逃兵，鲁国人打起仗来就容易临阵脱逃、变节投降了。”这种情况下，君主若想保住自己的江山社稷，必须教育臣民放弃孝道，忠诚于君主。

    韩非子站在君主的立场，从人性本恶的出发点来理解孝道的含义，从功利的角度认为孝子应该做的是使父母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且，使父母富裕的途径只能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富强来实现，所以他又特别强调忠。最后，忠孝的实现都离不开法律和权术的制约。这便形成了建立在法、术、势思想基础之上的法家的孝道理论。

    六、兼相爱——墨家的孝教育观

    墨家是战国时期以墨子为首的学派。墨子，名翟，鲁国人。他原是一个善于制造器械的工匠，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过着聊以自足的生活，后来通过学习逐渐上升为“士”。因此，墨子是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曾经学习儒家思想，但是不满意儒家“礼”的烦琐，于是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学派，也是论“孝”最多的学派。但是墨家的孝道与儒家的孝道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墨家学派的指导思想是“兼爱”。

    最能说明其“兼爱”思想的，是墨子助宋拒楚的故事。墨子本来和宋国毫无关系，但当时著名的工匠公输般（即被后人称为木匠之祖的鲁班）给楚国建造了一种叫“云梯”的武器，准备攻打弱小的宋国。墨子听说后，很是为宋国着急，竟冒死劝说楚王停止这场战争。墨子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找到公输般。公输般推诿说攻打宋国是楚王的决定，与自己没有关系。墨子让公输般引见自己给楚王。见到楚王后，墨子用尽各种办法试图说服楚王。但楚王主意已定，表示：“云梯造好了，楚国非要攻打宋国不可！”墨子笑着对楚王说：“可惜云梯没有大王想象中的那样厉害。大王不信的话，我可以与公输般模拟作战。”作战开始后，公输般不断地变幻攻城战术，但都被墨子一一击破，成功防御了。公输般不甘心失败，阴险神秘地说：“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打败你，我不说出来。”墨子也说：“我也知道用什么办法打败你，但是我也不说。”一旁的楚王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就问墨子是什么办法。墨子说：“公输般的办法就是杀掉我。他以为，只要杀掉我，宋国就没有人可以防御楚国了。可是，我已经把我的守城策略教给了我的众多的徒弟们，即使你杀了我，也休想攻破宋国的城门！”楚王黔驴技穷，迫不得已地说：“我决定不攻打宋国了。”

    墨子作为鲁国人，用自己的机智勇敢帮宋国解除了一场大灾难，这正是缘于墨家一贯推崇的“兼爱”思想，即不分人我、不避亲疏、无论贵贱、无所差别地爱一切人。这种“兼爱”思想表现在孝教育上，就是强调孝德上的“兼爱”，它既包括父子之间的“兼相爱”，也包括像爱自己父母一样去爱他人的父母。

    墨子说：“父子相爱，就有慈爱、孝顺；兄弟相爱，就会相互和睦。”又说：“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像自己一样，怎么会作出不孝的事呢？”儒家所讲的孝，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等级关系之上的孝道，然后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爱别人，孝别人。而墨家却打破血缘亲疏和等级差别，主张爱无差等，不避亲疏，爱别人与爱自己是一样的，“孝”也不仅仅是爱自己的双亲，对别人的双亲也一样地爱。孟子认为，墨家的“兼爱”泯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差别，将别人的父亲等同于自己的父亲，那就等于没有自己的父亲。孟子甚至将墨家骂作心里没有父母的“禽兽”。

    然而，墨家并不是不爱自己的父母，而是爱的方式与儒家不同而已。《墨子·兼爱下》记载，墨子说：“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别人憎恶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爱他的双亲。那么，我先要怎样做，才能得到这种结果呢？如果我先爱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回报我，也爱我的双亲。如果我先憎恶别人的双亲，别人还会爱我的双亲吗？爱人的必然也会被别人爱，而憎恶别人的必然也会被别人憎恶。”墨家认为，我爱天下所有的父母，天下所有的儿子也会爱我的父母。这是一种投桃报李的带有功利性质的孝，与儒家只强调本人对父母的爱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父母的丧葬礼仪上，墨家强烈反对儒家的“厚葬”思想。前面讲到，儒家十分重视父母去世之后的厚葬和久丧，尤其是孟子，将其母亲的葬礼办得十分豪华。与此相反，墨家主张“节葬”。墨家列举了儒家厚葬的很多坏处，如，儒家提倡的丧葬礼仪，棺材需要很多层，葬埋要很深，随葬的衣服要多，棺材的纹饰还要讲究，坟堆还要高大，对于贫穷的人家来说，办一场这样的丧礼几乎要倾家荡产了。对于诸侯天子来说，随葬的东西就更多了，要用金玉珠宝缀满死者全身，要车马入墓随葬，还要钟鼎、刀剑、象牙、兽皮，把墓室装得满满的，就像搬家一样。甚至还要杀人殉葬，多的几百，少的几十，减少国家人口。守丧的孝子不分昼夜地哭泣，故意不吃东西挨饿，少穿衣服受冻，面黄肌瘦，手脚无力。国君、父亲、母亲、妻子、长子这五种人死了都得服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庶子死了，服丧一年。还有很多其他的亲戚死后都要服丧。皇帝守丧不理朝政，大臣守丧不能保卫国家，农民守丧不能耕作，这样下去，财富日益减少，身体素质下降，人口不能增加，国家越来越贫弱。在墨子看来，儒家的厚葬久丧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

    墨子还指出，丧葬只是一个风俗习惯而已，并不是古代圣王制定的不可改变的规则。他举例子说，楚国南面有个国家，父母死了，子女把尸体上的肉剐下来丢掉，然后把骨头埋到土里，这样做才被称为孝子。秦国西面有个国家，那里的人们在父母死后，就架起柴火焚烧尸体，烟雾上腾，就以为死者升天了，这样做的子女才被称作是孝子。这些习惯被君主拿来教化百姓，被臣民视为理所当然的风俗，一直延续下来。墨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不受制于权威的压迫，从理性的角度自主思考社会问题。

    既然墨子反对儒家的丧葬方法，那究竟怎样做才对呢？墨子说：“三寸厚的棺材，足以使尸骨腐朽；三件随葬的衣物足以使尸身腐烂；挖掘墓穴的深度，最底部不至于潮湿漏水就可以；坟堆的高度，臭气不至于泄露到上面来就可以了。出完丧，哭完回来，接着从事生产劳动，赚钱养家。祭祀的时候把孝心呈现给父母就可以了。”墨子制定的丧葬办法，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考虑的，这样做既不会对不起死去的父母，也不会对活着的人造成什么损失。

    儒家和墨家在孝教育思想上是完全对立的，这与二者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分不开的。儒家弟子大多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子弟，受过正规的贵族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礼仪技能，却又不甘心败落。他们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说话，企图恢复周朝时期的社会秩序。孔子即是这样的代表。墨家学者大多出身于农民、技工、商人等当时社会的下层，他们了解下层，同情下层，为平民说话，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所以，了解了墨家弟子的出身后，墨家的“兼爱”和“节葬”的孝道思想就不难理解了。

    七、自然于心——道家的孝教育思想

    《二十四孝》中有一个叫“戏彩娱亲”的故事。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叫老莱子，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躲在蒙山的南麓，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老莱子十分孝顺父母，总是把甘甜香脆的饭菜留给父母，70岁的时候还说自己不老，常常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手里拿着拨浪鼓，像个小孩子一样在父母面前戏耍，逗得父母哈哈大笑。一次他给父母端水，进屋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水撒了一地。老莱子怕父母担心自己，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一边哭还一边打滚。父母看到这么有趣的一幕，便开怀大笑起来。

    孟子曾说过，大孝之人，终身都孝敬父母。舜50岁的时候还在思念父母，老莱子70岁时还装作小孩哄父母开心，可见老莱子是堪比舜的孝子典范。故事中的主人公老莱子的真实身份，历来众说纷纭。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探讨老子的身世时，列举了三个“老子”，其中有一个就是老莱子。不管老莱子与老子是不是同一个人，现今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非常肯定，老莱子发自内心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孝亲行为，是道家孝亲思想的完美体现，也是《二十四孝》中唯一一个用精神娱乐父母、孝敬父母的人。

    老子是春秋时期道家的创始人，对于孝教育，他是表示反对的。他认为，慈爱是父母天生的自然之爱，孝则是子女自觉的反哺之情，这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天生的、自然而然就有的，不应用后天的说教加以限制。如果用“仁”、“孝”、“礼”、“慈”的道德教条去规范人的天性，反而就扭曲了人的天性，甚至出现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虚伪的孝行和愚孝的行为。而且，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要求人们有仁爱之心、孝敬父母的呼声，原因就是人类道德已经堕落，出现了没有仁爱之心和不孝敬父母的行为。然而，人类只是忙于追求所谓的孝的形式和标准，却没有认真地审察自己的内心。其实，孝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因为缺失，所以才追求，因为过分追求，所以更加缺失。于是，老子认为，人类应该放弃社会上世俗的“仁”和“孝”教育，只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跟着自己的心走，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做孝敬父母的事情了。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只有把大道理都废除了，真正的仁义才会出现。人有了聪明才智，就会做一些虚伪狡诈的事情。家庭出现纠纷了，才会有人想要追求慈孝。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太多的臣子成为奸臣，少数几个正常的臣子就被衬托成忠臣了。”“统治者不用聪明和智慧，百姓才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统治者不再提倡所谓的仁和义，百姓自然就回到了孝慈的本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从自然本性就能达到孝道要求。具体来说，就是子女在孝敬父母的动机上要纯洁，不能有丝毫的功利之心；在孝敬父母的行动上，要有真情实感，不能虚伪造作，徒有虚表。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思想。《庄子·寓言》中有一则关于曾子行孝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这样的要求。

    孔子的学生曾子以孝顺著称，他本来不愿意做官，但是为了赚钱奉养父母，不得已出来做官。因此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即为不得不当官而感到悲哀，又为有钱奉养父母而感到高兴。父母死后他又出来做官，心情再度发生了变化，他说：“我为了奉养父母而当官，哪怕只有三釜米（每釜六斗四升米）的微薄俸禄，心里也感到很快乐。父母死后我出来当官，虽然有三千钟米（每钟六觚四斗米）的优厚的俸禄，但是不能奉养双亲，心里感到很难过。”孔子门中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弟子问孔子说：“曾子当官是为了奉养父母，并不是为了钱财。像他这样的人就没有贪图钱财的罪过了吧？”孔子回答说：“孝子侍奉双亲，不管有钱无钱，尽心尽力就好。曾子为养亲当官，心存哀乐，已经被钱财所牵累了。对于真正心无所系的人来说，不论钱多钱少，都如过眼的鸟雀蚊蝇，一飞即过，有什么可惦记的呢？”曾子为了奉养双亲，不在乎俸禄的多少，被很多人所称道。但孔子认为，曾子心有所系，没有彻底摆脱功利意识的束缚，其实真正的孝子，只追求合乎自然，无悲无喜的纯真感情。孔子是否真的曾经这样评价过曾子，还是庄子借孔子之口评价曾子，现已无从得知。但是从这里可以知道庄子关于孝道的基本思想，即只有真情实意的孝心才能打动别人，才能建立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至于外在的物质、形式、语言等都必须围绕着纯真的孝心展开，只能是行孝的手段，而不能成为行孝的最终目标。

    子女孝敬父母是出于自然的本性，对父母不必委曲求全。子女不必阿谀奉承自己的父母，就像臣子不必谄媚巴结自己的君主一样，甚至可以有自己的行孝方式。道家举例，公华西对待父母就像对待朋友一样，而曾子对待父母就像奴仆侍奉暴君一样，虽然孝养的方式不一样，但从实质上来看是一样的。这种包容的态度充分体现了道家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父母对待子女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情，老子说：“生产了万物而不占有；滋养了万物的生长而不自以为尽了力；涵盖了万物而不主宰，这才是最深远的德行。”意思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生养毫无所图，从不求回报，从不干涉子女的自由生长。这与儒家的“养儿防老”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一种真正的、无私的爱，足以称得上是“大爱”。

    同时，对父母死后的守丧和祭祀，道家也十分豁达。道家认为，儒家所规定的厚葬久丧、常常祭祀是违背人性的。对于已逝的父母，子女的悲伤哀悼只要与自然情理吻合就好，埋葬的规格只要与子女的实际能力相符就好，而不必作出统一的硬性的规定。硬性的规定只会让子女的自然之孝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生动地体现了大家不拘礼节的真性情。庄子一生穷困，妻子和子女跟着受苦。庄子的妻子死后，庄子的朋友惠子前来吊唁。只见庄子正蹲在地上，一面敲盆一面唱歌。惠子诧异不解，责怪他说：“你的妻子与你生活了一辈子，抚养孩子、操持家务，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竟然还敲着盆子唱歌，真是太过分了！”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会不难过呢？可是我醒思之后，领悟到人的生命如同春夏秋冬的循环运行一样，她本来就是没有生命的，只不过现在又回到了死亡而已。”庄子对于妻子的死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认为妻子回到了生命之初的状态，有了很好的归宿，所以他不再伤心了。庄子的豁达不仅如此。庄子天年已尽，临终的时候弟子们想要厚葬他。庄子说：“我把天地当作棺椁，把日月当作玉璧，把星辰当作珠宝，把万物当作殉葬品，难道我的陪葬还不够多吗？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好呢？”弟子说：“我们担心乌鸦和老鹰会吃掉老师的尸体。”庄子说：“在地上会被乌鸦和老鹰吃掉，在地下同样会被蝼蚁们吃掉。你们把我从乌鸦老鹰那边抢过来，送给蝼蚁吃，你们可真是偏心啊！”庄子以这种轻松诙谐的口吻谈论自己的身后事，完全不顾及当时所谓的正统礼法的束缚。合乎生命的自然变化，心无所系，逍遥自在，还管什么是生是死呢！

    无私、宽容、豁达是道家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他们对待孝道的态度。保存纯真的情感，卸下虚伪的装饰，真诚地对待父母，宽容地对待子女，就是道家所认为的最好的孝行和孝教育。

    八、超度重于供养——佛教的孝教育思想

    长期以来，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认为出家不孝。因为出家人剃发、染衣，自然不能于现世侍奉父母，承欢膝下，父母不仅在物质上得不到出家子女的供养，同时还要饱受思念子女之苦，此为不孝之一；其次，出家之人，修清净之行，远离淫欲，而断欲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无后”，儒家历来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举不能为家庭延续香火，断绝了父母的血脉，致使祖宗无人祭祀，乃不孝之最。

    事实上，这是一种极为片面的理解，佛教也注重孝德教育，也提倡孝敬父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佛教认为，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报恩品》中对母亲十月怀胎的痛苦作了非常精彩的叙述：

    世间悲母孕其子，十月怀胎长受苦，于五欲乐清不着，随时饮食亦同然。昼夜常怀悲悯心，行住坐卧受诸苦，若正诞其胎藏子，如攒锋刃解肢节。迷惑东西不能辨，遍身疼痛无所堪，或因此难而命终，六亲眷属咸悲恼。

    在古代医学本并不发达的情况下，生与死往往只是一线之隔，母亲在生产之时，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因此，子女的诞生是母亲与死神的一次抗争。孩子生下来之后，养育的过程中，父母所付出的心血更甚于生时。《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说：

    咽苦吐甘，抱持养育。洗濯不净，不惮劬劳，忍寒忍热，不辞辛苦。干处儿卧，湿处母眠，三年之中，饮母白血。男女有病，父母惊忧。忧极生病，视同常事，子若病除，母病方愈。如斯养育，愿早成人。

    经文细腻地描写了父母对子女一味不求回报的付出，尤其在子女生病时，父母恨不得以身代之，特别是“三年之中，饮母白血”，相信任何一个人读来都会动容。所以，父母对子女的恩情，即使子女穷尽一生也难以报答。

    同时，佛教强调，不孝父母是地狱之因，孝顺父母则是成佛之因，所谓“善之极，莫大于孝；恶之极，莫大于不孝。”孝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也是成佛的基础。民间一直流传了妙善救父成佛的故事。

    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小国家，国王妙庄王有三个女儿：妙因、妙缘、妙善。妙庄王为她们选择夫婿，大女儿、二女儿都顺从了，只有三女儿拒不服从，并执意出家为尼。妙庄王一怒之下，将妙善赶出了宫。数年过去了，国王得了重病，危在旦夕，遍访全国名医，竟无人能够医治。一个云游四方的仙人路过听说此事后，对国王说，只要将至亲骨肉的手和眼入药，便能治好此病。妙庄王知道后，马上叫来自己的大女儿，要她献出自己的手和眼，结果遭到了拒绝。妙庄王又叫来自己的二女儿，二女儿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自己的父亲。且说妙善出家之后，皈依佛门，日日焚香礼佛，潜心悟道，却听说父亲重病的消息，心急如焚，很快便想出了一个救父亲的办法。

    正当妙庄王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一个老和尚出现了，他对国王说，香山仙人神通广大，一定会治好国王的病。国王听说后，立即派人前往祈求仙人，没想到仙人竟将自己的手和眼砍挖下来，献给了国王的使者。国王服过药后，病果然痊愈了。妙庄王十分感念香山仙人救命之恩，亲自来香山拜谢仙人。国王这才知道，这个没手没眼的仙人就是被自己赶出宫的三女儿。霎时惭愧不已，老泪纵横，只一心想着能皈依佛门，祈求佛祖赐给女儿“全手全眼”。于是，他大兴佛事，弘扬佛法，早晚诵经礼佛。佛祖把妙善救父的事早就看在了眼里，说：“像妙善这样大慈大悲的人，我要赐她千手千眼，让她明察世事，法力无边，普度众生。”于是妙善终于修成正果，成了智慧无穷、法力无边的千手千眼观音。

    可见，佛教也是提倡孝顺父母的，但是佛教在进行孝德教育时所提倡的行孝方式与儒家是不同的。

    世人认为，出家人放弃父母，决然出家，使得父母老来失去依靠，大不孝也。这是因为不了解佛教戒律才有此说。戒律规定，凡是弟子出家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如果父母不允许子女出家，那么子女不得违背父母意愿而强行出家，纵然勉强出家，也不得受戒，必须待父母许可，方得受戒。而不是世俗所想象的那种撒手不管，隐入山林，逃避责任。对于出家人来说，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用食物奉养双亲。如律藏中记载，如果父母的确无人奉养，虽出家子女，也可将所乞食物品分一半与父母。

    佛教事亲，虽也表现于对父母物质上的供养，但更看重劝父母去恶行善，摆脱生死轮回。轮回思想是佛教思想的特点，佛教认为，生命没有一个最初的开始，在没有解脱前，人的生命犹如一个圆圈，一直在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这六道中不停地旋转。当一种形式的生命结束之后，由生前所做的善恶之事来决定下辈子投胎成为哪一种生命。

    所以佛教认为，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不是在于对父母现世的供养，而是对父母的超度，是父母脱离六道轮回，入西方极乐世界，永得安宁。著名的佛教变文“目连救母”，讲述了目连超度饿鬼母亲的故事。

    目连是古印度人，皈依释迦牟尼后，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传说他神通广大，稍微施展法力就能飞遍十方，故称“神通第一”。

    他的父亲是一位乐善好施之人，但他的母亲却不信佛教，不但饮酒吃荤，还打骂僧人，甚至焚毁佛经。目连皈依佛门获得神通之后，想要超度父母，以报答哺育之恩。于是他用法力看向世间，只找到了父亲，后来，他遍寻地狱，终于看见了死后变成饿鬼、瘦骨嶙峋的母亲。目连非常难过，就盛了满满一大碗饭送到地狱给母亲吃，母亲左手托碗，右手抓饭，不料，刚要入口，一碗饭就化成了炭火，母亲惊惧，弃碗而逃。目连见到这种情形，悲痛至极，因此来到佛前，求佛救度。

    佛告诉目连说，他的母亲之所以堕落入饿鬼道，是因为生前辱骂前来乞食的僧人，不相信因果正法，贪嗔邪恶，愚弄众生。目连母亲所犯的是重罪，仅仅依靠目连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救度的，只有依靠十方僧众的力量，才能使他的母亲脱离苦海。

    佛让目连于七月十五日，备下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通过供养僧众的功德，就可以使目连的母亲得到解脱。佛还说，世上其他的孝子使用这个方法，也可以使在世父母增福延寿，一生无病无恼。目连遵从佛的教诲，在七月十五日设盂兰盆会，布施佛和僧众，最终救母亲出地狱，再出饿鬼道，又出畜生道，并解脱了一切饿鬼。

    莲池大师把世俗孝道概括为三个层次：“一者承欢侍彩而甘味以养亲；二者登科入仕而爵禄以荣其亲；三者修德励行，谓成圣贤以显其亲。”最低层次的孝是菽水承欢、彩衣娱亲，让父母衣食住行不缺、生老病死有所依靠，这是物质上的孝；第二个层次是登科入仕，让父母尽享荣华富贵，这是较低的精神层次的孝敬；第三个层次是建功立业，成圣成贤，光宗耀祖，显扬宗族，这是世俗孝道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但是，在佛教看来，这些孝行，只是一些琐碎的、微不足道的行为，都只是些“小孝”，要想成为“大孝”，只有出家修行，修德成佛，才能救济今世的父母，也能救济六世父母，普度有情众生，了却一切生死烦恼，这才称得上是“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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