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虞舜仁贤孝父母

    元代郭居敬所编的《二十四孝》里，第一个孝行便是虞舜“孝感动天”的故事，它是历代统治者向社会极力推荐的孝行典范。

    舜，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是原始社会时期，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和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领袖人物。

    相传尧晚年时，任命舜为摄政，命他巡行四方，先后翦除了鲧、共工等异族首领，大败三苗，任用禹治理水患，等等，但是，在关于舜的传说故事里，最为人熟知的就要数虞舜孝顺父母的故事。

    据说，舜的父亲名叫瞽叟，原意为“瞎老头”。因为他有眼不识贤愚，性情顽劣，便得了这样一个诨号。舜出生后不久，母亲就死了。瞽叟又娶了一个性格乖戾嚣张但却年轻漂亮的妻子，继母生的儿子名叫象，为人傲慢。舜得不到一点家庭的温暖，性格却十分敦厚善良。父亲、继母和弟弟象，曾经多次谋害他，但舜非常聪明，每次都能安全地度过危难。

    经过千辛万苦，舜终于长大成人，此时，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美名已传遍华夏大地。舜先是在历山开荒种地，没过多久，历山的农民受到他的感化，变得勤勤恳恳，谦虚有礼，相互让起田界来。舜又去雷泽打鱼，过了不长时间，雷泽里打鱼的渔夫也都争着让起渔场来。舜后来又去寿丘制造陶器，人们听说后纷纷迁居至此，一年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了，一年后就成了一个较大的城镇，又过了一年竟然成了一个拥有很多人口的大城市了。舜的名声由此更加显扬。

    舜的品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历山耕种时，天帝命大象替他耕地，鸟儿替他除草。帝尧十分赏识舜的才能和为人，打算选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并亲自带领百官来拜访舜，让自己的九个儿子来侍奉舜，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经过多年的考察，帝尧发现舜很有处理政事的才干，便选定舜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眼看舜的地位越来越高，名声越来越大，瞽叟一家非但没有转变态度，反而心生嫉妒，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舜，以瓜分他的财产。有一次，瞽叟让舜去修补谷仓顶。等到舜爬到仓顶时，瞽叟和象却从下面纵火烧仓，舜手持两个斗笠乘着大风跳下谷仓安然着地，逃离火场。恶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这一次，瞽叟让舜挖井，待到井掘得很深，瞽叟与象却在上面埋土填井。舜察觉之后，便迅速向上另掘地道，再次脱险。井被填满了也不见什么动静，他们以为舜已经死去，象高兴地说：“主意是我出的，两个嫂嫂得归我，牛羊财物就归爸妈吧！”说完，象飞快地跑到舜的家里，正在他欣喜抚琴时，舜走了进来。惊恐万状的象不知所措，只得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正想念哥哥呢……”

    父亲与继母对舜如此狠毒，舜不但没有丝毫怨恨，仍对父母不失孝道，非常恭顺，对弟弟也是关爱有加。父亲与继母愈恶毒，反衬得舜愈孝顺。舜登上天子之位后，去看望父亲时，仍然如以前一样恭敬，对弟弟象也不计前嫌，还封他为诸侯。继母年迈后，患上了眼疾，双目失明，据说舜抱着继母的头，用自己的舌头为她舔眼睛，最后，继母的眼睛竟复明了。

    面对全家对他的虐待和恶毒，舜不但没有心怀报复，反而以德报怨，以孝报怨。舜的宽容和忍耐最终感动了天地，成就了一代帝王的霸业。舜的故事虽有后人附会的内容，但是仍然体现了古人的人生智慧。“忍人所不能忍，方能成人所不能成之事”，对待外人如此，对待家庭关系亦是如此。而作为一个帝王，一言一行都是臣民们效仿的对象，如何处理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帝王的家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在任何方面，帝王都要谨小慎微，考虑到自己的行为给臣民、国家带来的影响。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曾子的一段对话。孔子问曾子说：“古代圣明的君主有一种极为崇高又非常精妙的道德，用来治理天下，使得天下的人都来归顺，人民和睦相处，尊卑上下互不埋怨，你知道这是什么道德吗？”曾子不知，回答说：“弟子愚钝，不知道有这样伟大的道德。”孔子对他说：“这个至德要道就是孝道啊！这个孝道便是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头啊！”这段对话作为《孝经》的开篇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孝的重要意义：孝是所有道德的根本，也是匡治天下的法门。

    历代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为了能更好统治人民，统治者把孝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为“百善孝为先”，并用自己或先贤的孝德来感化百姓。用孝来建立了中国几千年的宗族秩序，维持着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统治的稳定。舜作为一国之君，用自己的孝行感化百姓，渲染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便于对百姓的统治和对国家的治理。相传，在舜的治理下，华夏族疆域扩大，政治清明，百姓安康，“百兽率舞、四海乘风”，到处一派莺歌燕舞的祥和气象，虞舜所处的时代，是历代政治家最为向往的社会，舜也成了历史上被人颂扬的最有名的贤明君主之一。难怪太史公司马迁赞誉舜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帝始”！

    二、周文王“寝门三朝”

    周文王，姓姬，名昌，商朝末年周族的领袖，被商纣王封为西伯侯，又称西伯昌。商朝末年，商纣王荒淫残暴，嗜杀成性。面对纣王的残暴，全国臣民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有一次，西伯侯姬昌因为说了几句抱怨纣王的话便被囚禁了起来。西伯手下的谋士到处搜集珠宝、美女、骏马等献给纣王，他才放了西伯。西伯回到自己的领地后深感纣王的残暴和百姓的疾苦，献出洛河西岸的大片土地，请求纣王废除了炮烙之刑。百姓纷纷赞扬西伯的仁慈。

    此后姬昌韬光养晦，励精图治，发誓要报囚禁之仇。跟随自己的虽然有不少文臣武将，但缺少一位能够统筹全局的文武全才，为此，他四处求贤，渴望得到能够帮助自己灭商的贤人。

    有一天，西伯要外出打猎，古人每每遇到出猎、征伐等事之前都要占卜，西伯打猎之前也占卜了一卦，卦辞说：“所得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西伯于是带着一众人出猎去了。在渭水河边，他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在钓鱼。大队人马喧闹地从他身边走过，老人就像是没看见没听见一样，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垂钓。西伯感觉很奇怪，便走近查看。这一看不要紧，西伯更惊讶了，老人的鱼钩离水面足有三尺高，且是直的。西伯上前询问得知，老人名叫姜尚，字子牙。姜子牙说：“老夫钓鱼从来都是愿者上钩。”进一步攀谈，西伯发现姜子牙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对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有研究，特别是对于当前的政治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西伯十分高兴，这不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贤人吗？于是尊姜子牙为“太公望”，意思是自己的父亲太公一直盼望的人，后简称为“太公”，并将太公姜子牙请回宫中。

    在姜子牙的辅佐下，提出了“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治国方略，广施仁政，安民富国，这样周族逐渐兴盛了起来。

    在“笃仁、敬老”的治国方略下，周人十分重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姬昌率先以身作则，可谓是孝子的典范，周文王“寝门三朝”的故事流传至今。在姬昌还没有继承父位，只是个世子的时候，对父母的服侍十分周到细心，每天都要去给父母请三次安。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起床了，穿衣梳洗完毕后，早早地来到父亲的卧室门前恭候着。当父亲起床后，他首先要询问在父亲身边服侍的仆人：“我父亲晚上睡得好吗？起床后身体是否无恙？心情好吗？”仆人如果回答说：“一切都很好。”那么姬昌就会很高兴。到了中午，姬昌还要像早上一样去请安，晚上也是如此，而且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如果听到仆人说父亲身体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的话，姬昌便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以至于有一次走路的时候还差点被石头绊倒。姬昌无时无刻不为父亲的健康和快乐担忧，一直等到父亲身体恢复健康、心情愉悦了，他才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在父亲吃饭时，上菜之前，姬昌总要亲自检查一下饭菜的冷热咸淡，一切刚刚好，才让仆人端给父亲吃。父亲吃完饭后，还要询问仆人父亲吃饭的情况如何，饭菜是否可口，父亲是否吃饱。一切都问完之后，在确定父亲没有任何不适和不快的情况下，自己才会离开。

    姬昌的治国方略有没有效果呢？实行仁政、尊老爱幼对于国家的治理有没有积极的作用呢？《史记》上的一则小故事给出了答案。《史记》记载，姬昌回到自己的领地后，社会威望不断上升，诸侯之间有什么争执，经常请姬昌来裁决。一次，虞国和芮国两个小国因为疆界的划分产生了争执，一起来西周找姬昌解决。他们进入周界以后，看见耕田的人都互相谦让田界，打鱼的人都相互谦让渔场，年轻的人都尊重年长的人，人人都爱护幼小，扶助病残，一派和谐互助的良好风气。两国的人看到后都觉得很惭愧，互相说：“你看，我们所争抢的事情，正是周国人感到羞耻的事情，我们还来周国干什么呢？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于是两国的人都回去了，争执也就自动解决了。诸侯们听说这件事后，都更拥戴西伯了。至姬昌晚年，在与商的对峙中，已形成“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为建立周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连外邦人都能受到感化而自动消弭纷争，可想而知，国内的臣民之间的相处是多么融洽，社会是多么稳定。国内社会稳定了，才能发展生产，生产发展了，国家才能富强。最后，姬昌的儿子姬发，在牧野之战上彻底击溃商朝，商纣王被迫自焚。姬发建立了周朝，是为周武王，尊自己的父亲姬昌为周文王。看来，“笃仁、敬老”的治国方略成为周国强盛、灭掉商纣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和“三代”之治。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君主形象。孔子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孟子认为像文王这样的圣人，500年才会出一个，历代称颂文王统治贤明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其实，去古甚远，资料匮乏，文王的言论今天已所见无几，人们对周文王行为的认识未必全是历史的真实，文王未必如人们想象中的完美。但是人们对完美君主的渴望，对清明政治的向往，使人们寄希望于这样或真或假的历史故事中，希望能够教化当代的人们，使得人人向善，社会稳定。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百姓的教化要像春雨润物一般，在潜移默化中让百姓接受教化。领袖的行为好比是春雨，总能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万千百姓的行为。文王的孝行被历代传颂，不只是因为孝行本身十分感人，更是缘于后世统治者希望用孝行教化百姓，达到天下大治统治策略在里面。总之，周文王不管是在文治还是武功方面都成为历代君王效法的榜样。

    三、郯子鹿乳奉双亲

    郯子生活于春秋时期，是郯国（今山东郯城县境内有郯国国都遗址）的第一代国君。相传，郯子本来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是家里的独生子，因为他的孝行感动了当地人，于是他被推举为当地的第一位国君，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新国家，称为“郯国”。

    《二十四孝》记载了郯子“鹿乳双亲”的故事。相传，郯子小时候家境贫困，只靠父亲上山种田、打柴度日，但郯子十分懂事，每天早起帮母亲担水、做饭、打扫庭院，也经常跟随父亲上山砍柴。郯子常常说：“父母生养我不容易，长大后我要像父母爱我那样爱他们。”郯子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年赶上闹灾荒，田里收成不济，日子越发难过，父母整日忧心忡忡，加之操劳过度，竟然双双眼睛失明了，这可急坏了郯子。郯子每天既要种田打柴，还要照顾双亲，有空便四处寻医问药，为父母治疗眼疾，可总是不见效。后来，经过名医指点，得知只有经常喝鹿乳才能痊愈。而且，为了保证鹿乳的药用价值，必须每天保证鹿乳的新鲜，而且在采集时不能让母鹿受惊，母鹿受惊后，鹿乳的药效也要减半了。山上的野鹿虽然很多，但是众所周知，鹿的警惕性非常高，稍有风吹草动便跑得无影无踪了，哺乳期的母鹿更是如此，想要接近它们就十分困难，想要采集到鹿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为了治好双亲的眼睛，郯子不会轻易放弃的。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郯子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鹿皮披在身上，化装成小鹿，藏在野兽出没的深山里耐心等待，等到母鹿出现时，靠近母鹿，挤取鹿乳。为了更逼真地假装小鹿，郯子好几个月都披着鹿皮，在山岩上攀爬跳跃，模仿鹿的动作行为。在受了无数次跌倒摔伤之后，终于郯子模仿小鹿的动作越来越逼真，从而能轻而易举地接近母鹿，并顺利地挤到了鹿乳。为了保证鹿乳的新鲜，每次采集到新鲜的鹿乳后，郯子立刻飞奔回家奉给双亲，有时甚至忘了把身上的鹿皮脱下来。令郯子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喝了几个月鹿乳后，双亲的眼睛真的有所好转了。

    郯子十分高兴，从此更是一天不落地进山采集鹿乳。有一天，郯子又进山了，恰巧，这天也是猎人捕猎的日子。取到鹿乳后，郯子忘记脱下鹿皮便飞快地往家跑，猎人看到一只小鹿在飞奔，举箭便射，幸亏第一箭没有射中。当猎人再次举箭要射时，郯子赶紧脱下鹿皮露出头来，对猎人说明原委。猎人听后被他的孝心感动，对他肃然起敬，并护送他下山。

    从此，郯子不顾自身安危，进山为双亲取鹿乳的孝行传遍了全国。其实，郯子不仅孝敬父母，品行高尚，他还常常读书，向有学问的人虚心请教，因此学问也很渊博。很多人纷纷慕名而来，或为见一见郯子，或为拜郯子为师，学知识、学做人。有的人为了求学的方便，干脆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村子里的人越聚越多，有村落扩大为城镇，最后竟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诸侯国，大家都推举郯子做国君，还将国家命名为“郯国”。

    郯子不仅有孝行而且知识渊博，孔子就曾经来向郯子请教学问，“孔子师郯子”的故事至今流传。至今保存在曲阜孔庙内的《圣述图》内有一幅插图叫《学于郯子》，讲的就是“孔子师郯子”的故事。

    《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七年的秋天，郯子来到鲁国朝见昭公。在宴会上，鲁昭公问群臣少皞氏为什么用鸟名来命名官爵。众人都不知，郯子说：“少皞氏是我的高祖，我知道为什么。”接着，郯子详细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不仅讲述了他的祖先少皞氏以鸟命官的缘由，还详细地介绍了那时的官制，也介绍了黄帝、炎帝、共工、太皞等古帝王命名官员的情况。他说，黄帝用云记事，所以用云作为官名；炎帝用火记事，所以用火作为官名；共工用水记事，所以用水作为官名；太皞用龙记事，所以用龙作为官名。少皞即位的时候，正好有凤凰飞来，所以就用鸟记事，各部门长官都用鸟来命名。凤鸟氏就是掌管历法的官；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伯劳氏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祝鸠氏就是今天的司徒；雎鸠氏就是司马；鸤鸠氏就是司空；爽鸠氏就是司寇；鹘鸠氏就是司事。这“五鸠”是管理百姓的官。此外还有“五雉”，是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又有“九扈”，是九种管理农业的官。郯子最后又说，自从颛顼开始，已经无法维持上述传统，所有的官名都采自民事，不再用云、火、水、龙、鸟这一类的名称了。郯子所讲，语惊四座。孔子时年27岁，听到郯子所讲，极为钦佩，要向他当面请教。

    郯子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因为他的孝行被人称颂，最后获得了良好的名声和尊贵的地位，而他的孝行也必将影响到国家的治理，自然而然成为一种良性循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孝可以拿来治理国家吗？当然可以。因为孝心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人都是父母生养的，每一个人的天性中都有无法泯灭的良知，而孝行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最原始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是唤起人们良知的最大动力。只要一个人的孝心还在，他的良知就不会泯灭。良知没有泯灭，教化就容易实行，恶行就可以改正，国家也就容易治理了。以至诚的孝道来治理国家，收到的效果绝对要比冷酷的刑罚好得多，也更持久。

    郯子孝行出众又知识渊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视郯子为德、才、威、雅的化身。郯子死后，后人建郯子庙、郯子墓、郯子祠堂来怀念他，郯子庙为历代文人墨客所礼拜，很多人前来游览瞻仰，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在郯子庙大殿前石柱上的楹联写着：“居郯子故墉纵千载犹沾帝德，近圣人倾盖虽万年如沐春风”。

    四、郑庄公掘地见母

    郑庄公是郑武公的长子，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也是郑国历史上最有才干的君主。论国土面积，郑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在郑庄公的治理下，郑国国力强盛，先后打败过周天子、虢国、卫国、蔡国、陈国的五国联军和宋国、陈国、蔡国、卫国、鲁国的五国联军，确立了郑国“小霸”的地位。郑庄公不仅是位贤君，还是个孝子。《左传·隐公元年》中记载了郑庄公母子由相互仇恨到和好如初的感人故事。

    郑庄公有一个兄弟。他是母亲武姜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寤生。由于庄公出生时脚先落地，使得母亲难产，差点丧命。因此庄公出生后，母亲便十分厌恶他，相反对其弟弟叔段却百般疼爱。按照长子继承制，庄公被立为储君，母亲因此多次劝说郑武公废掉庄公，改立叔段，但遭到郑武公的拒绝。郑武公死后，郑庄公即位，武姜对庄公更加心怀不满，千方百计地培养叔段的势力，以便强大后取代庄公。她替叔段请求一块叫京的重要封地，京地城墙很高，易守难攻，又物产丰富，人口众多，郑庄公担心叔段在那里培养势力，于是犹豫不决。武姜看出了郑庄公的顾虑，于是说：“你父亲去世后，我和你弟弟就只有依靠你了。你却听信谣言怀疑你弟弟，他可是你同父同母的亲弟弟，怎么会做害你的事情呢。”郑庄公无法拒绝母亲的哀求，把京地封给了叔段。果不其然，叔段到京后，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加固城池，打造兵器，准备谋反。母亲和叔段的所作所为早已有人向庄公汇报了，但庄公不动声色地等待着。

    等到郑庄公外出狩猎的时候，武姜写信给叔段，让他趁庄公外出，即刻发兵郑都，自己在城里面做内应，夺取郑国政权。他们的密信被庄公截获了，庄公提前做好埋伏，一举歼灭了叔段的军队，叔段走投无路，拔剑自刎。武姜被庄公赶出了都城，来到了颍地，庄公对武姜十分怨恨，发誓与母亲不到黄泉永不相见。

    庄公是个孝子，长期见不到母亲，心里又很难过。他常常想，弟弟已死，母亲身边没有亲人，该是怎样的伤心啊！可是他又是一国之君，金口玉言，发过的誓怎么能随便改变呢？庄公内心很是矛盾。此时，远在颍地的武姜也是万分悔恨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

    颍地的长官颍考叔见骨肉分离，不得相见，便求见庄公，想要劝谏他。庄公设宴招待颍考叔，并赐羊肉给他吃，只见颍考叔把羊腿上的好肉包起来，恭恭敬敬地放在一旁。庄公不解，便问他原因。颍考叔说：“我的家里贫穷，母亲常年吃不上肉，主公赐给我这么好的肉，我不忍心自己一个人吃，想带回家给母亲吃。”庄公听到这番话，联想到自己，伤心地说：“你们都有母亲来孝养，只有我不能孝养自己的母亲。”颍考叔连忙问为什么，庄公便将自己矛盾的心情告诉了他。颍考叔说：“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让大王失言于天下人，又能让大王母子相见。”庄公急忙问是什么好办法。颍考叔说：“人们所说的黄泉，不过就是地下的泉水，只要能挖一条地道深达地下水，在那里修建宫室，把您的母亲接到里面，你们不是就可以在黄泉相见了吗？”庄公喜出望外，将此事交给颍考叔去办，颍考叔很快将事情办好，又把武姜接到地下的宫室里，然后请庄公去拜见母亲。

    庄公来到地下宫室，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孩儿不孝，这么长时间没有侍奉母亲，还请母亲恕罪。”武姜既羞愧又感动，她扶起庄公，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武姜偏爱小儿子，疏远大儿子，甚至帮着小儿子夺取大儿子的君主之位，她的行为不是一个好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庄公遭到母亲与弟弟的背叛，内心愤恨，发誓再也不与母亲相见，但内心却饱受思念母亲的痛苦，在尊严和孝道之间他进退两难。若无颍考叔从中设计调和，母子俩难以和好如初，郑庄公恐怕难逃不孝的罪名。

    无独有偶，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嬴政，也差一点背负上不孝的千古罪名。嬴政的母亲赵姬与嫪毐私通，并生下了两个儿子，打算害死嬴政后，让这两个孩子当亲王。事情泄露后，嫪毐先发制人，窃走玉玺，并发兵攻打嬴政的寝宫，嬴政果断发兵平叛。捉住嫪毐后将其车裂并诛灭其家族，将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也杀掉，而对于自己的母亲，嬴政不能处分，只好将她贬入咸阳宫，软禁了起来。

    可是，幽禁母亲毕竟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许多大臣纷纷对嬴政提出指责，遭到了嬴政的严厉处罚。嬴政下令：“日后有谁胆敢再给太后求情，一律处死。”一时间没人再敢进谏。齐国有一位叫茅焦的人，打算冒死劝谏嬴政。茅焦见到嬴政后说：“大王，你车裂你的假父，是为不仁；杀死两个弟弟，是为不友；软禁母亲，是为不孝；杀害谏言的忠臣，是夏桀、商纣的所作所为。如此品行，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呢？天下人听说后，就不会再心向秦国了。我不是为了指责大王才来这里，我实在是为秦国担忧，为大王担忧啊！”嬴政听了茅焦的这番话，茅塞顿开，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收买人心、统一天下大业的不利，于是他亲自走下大殿，扶起茅焦，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太后接回皇宫，并厚葬了那些被他杀害的大臣。

    嬴政闻过即改接回母亲也许并非出于孝心，但诚如茅焦所言，嬴政的孝行给他的统治带来了积极效应，在秦国内部可以起到安定政局的作用，在外则为他收买人心、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君主不可以不孝。因为君主的一言一行，内则关乎民心向背，外则关乎国家安危。所以，即使父母做得如何不对，自己是不是情愿，做君主的儿子总要在天下人面前表现出孝子的姿态，主动原谅父母，并还要在天下倡导孝行。

    作为普通人，当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时，也需要双方的相互克制，相互理解，子女多多体谅父母的辛苦，父母也要体谅子女的不易，要多做沟通，互相让步。尤其是做子女的，一定要放下所谓的尊严，主动向父母认错，若是父母有错，也要积极与父母沟通，争取达成谅解。切不可做一些不当的行为，激化矛盾，恶化骨肉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五、刘邦以孝治天下

    相传，汉高祖刘邦打败西楚霸王项羽取得天下后，衣锦还乡，回到了老家沛县，想要祭拜逝去多年的父母。当他来到墓地寻找父母的坟墓时，没想到经过连年的战乱，墓地里长满了杂草，墓碑也是东倒西歪，残败不堪，碑上的文字早已被雨水冲刷得难以辨认。

    从日出到太阳下山，虽然部下已经帮他翻遍了所有的墓碑，可还是没有找到刘邦父母的坟墓。最后，刘邦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来，撕成许多的小碎片，紧紧捏在手里，然后向上天祷告说：“爹娘在天有灵，我将这些小纸片抛向空中，如果纸片落在一个地方，风吹不动，那就是爹娘的坟墓。”说完，刘邦一挥手将无数的小碎纸片抛向风里，小纸片在空中随风飘散，有的被风吹向高空，有的挂在了树上，只有一片纸落在一座坟墓上之后，无论风如何吹都纹丝不动。刘邦赶紧跑过去看，他擦干净墓碑上的泥土，仔细辨认碑上模糊的字迹，果然看到父母的名字就刻在上面。刘邦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让人重新整修父母的坟墓，而且从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到父母的坟上祭拜。民间的百姓也学刘邦一样，每年清明节都来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在上面，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从此，在坟墓上压纸片的做法一直流传了下来。直到今天，北方的田野间，还可以看到人们在祖先坟上用土块压纸钱的风俗。

    这个传说故事显然是后人为了表现刘邦的孝心而杜撰出来的，因为在刘邦建立西汉当上皇帝后，父亲还健在。而且西汉初期，纸还没有被发明，即使被发明了也是十分昂贵的奢侈品，普通百姓是用不起的，直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纸的使用才普遍起来。这个无据可查的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刘邦总结秦朝暴政亡天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开始推行孝道治理天下，并且自己率先树立了典型，这在史书上却是有记载的。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把父亲太公接进了皇宫住，衣食住行规格很高，但是太公却常常闷闷不乐。刘邦于是询问父亲身边服侍的仆人，仆人说：“太公在沛县丰邑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与一帮子屠夫小贩、秤酒卖饼的人一起斗鸡、踢球，如今这些人都不在这里，因此太公闷闷不乐。”于是，刘邦就在故秦骊邑仿丰邑建筑，专门兴建新丰邑，并把父亲往日的朋友都接过来住在那里，每日陪父亲玩乐，父亲这才高兴了起来。

    刘邦每隔五天就去拜见自己的父亲，行礼还和普通人家的父子一样。太公的管家劝告太公说：“您不应该让当皇帝的来拜见做臣子的啊！”于是，以后刘邦再来拜见时，太公就提前抱着扫帚，把家门口的路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一见到刘邦的马车，就倒退着迎接刘邦进门。刘邦见父亲这样做，十分惊恐，赶忙下车扶起太公，追问原因。太公说：“皇帝是天下人的主人，只有臣子拜见主人的道理，哪有主人拜见臣子的道理啊？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坏了天下人的规矩！”刘邦知道原因后，便诏告天下说：“人与人最亲近的关系莫过于父子关系。所以，父亲取得皇位死后传给儿子；儿子取得天下后，把荣誉都归于父亲。我平定天下，打败逆贼，都是我父亲教育的结果。”于是，封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太上皇”的本意是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处在最上位置的皇帝，这样刘太公的地位就比刘邦还要大，刘邦去拜见刘太公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刘太公成为在世时被封为太上皇的第一人。公元前197年，太上皇在栎阳宫病逝，刘邦赦免了栎阳所有的囚徒。

    刘邦在汉初推行的孝治政策，对刚刚经过战乱的西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刘邦的子孙也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很会用孝来治理天下。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生母是薄太后。刘恒即位后，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他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总要亲口尝过才放心让母亲服用。更可贵的是，汉文帝的孝不单单是针对自己的母亲一个人。作为皇帝，他对普天下的老人都心存孝道。他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是“大赦天下”，这与其他皇帝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登基的第二道圣旨即是“诏定赈穷养老之令”，“令四方毋来献”（即禁止各地向皇帝进献宝物），这是很多皇帝都没有也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9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2匹，絮3斤。而且规定，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必须由县丞或县尉亲自送达，这等于是以国家的名义向老人们行孝。

    汉文帝在位23年，重德治，兴礼仪，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社会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汉文帝“亲尝汤药”的孝行还被写进了《二十四孝》，为后人世代传颂。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也继承了祖父的做法，把孝治进一步推广开来。汉武帝推行举孝廉的政策，一个人只要孝顺父母、公正廉洁，就有机会进入国家的统治系统，掌握国家政权。这无疑成为刺激百姓行孝的外部动力。这些做法也被后来的朝代所模仿。从汉代开始，封建帝王死后的谥号，总喜欢加一个“孝”字。如汉代惠帝谥号“孝惠”，文帝谥号“孝文”，唐代高祖谥曰“光孝”，太宗谥曰“广孝”，唐高宗谥曰“弘孝”，等等，无不体现了朝廷对孝道的重视。

    正是因为天子之孝在古代“孝治”施政中有如此重要的楷模示范作用，所以历代的君主无一不以孝子自诩，以孝来标榜自己的高尚品德，哪怕他们只是把工夫做在表面上。因为他们深知上行下效的道理，皇帝的孝行会被百姓所效仿，百姓都能做到尊老敬老，民风淳朴，才能社会安定，如此就容易把国家治理好。“缇萦救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汉文帝时，有人上书告发了山东的淳于意，按当时的刑法，淳于意应到长安受“肉刑”。当时的肉刑很残酷，有脸上刺字、割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等，小女缇萦出于孝道，为父进京向皇帝求情。她上书给皇帝，表示愿意卖身为官婢来赎父罪，使父亲有机会改过自新。世人都赞缇萦的勇敢和孝心，而故事的背景正是刘邦开创的“以孝治天下”的汉代，所以，在孝子皇帝的治理下，百姓中自然会出现更多的孝子。

    六、万石君石奋孝谨持家

    石奋，西汉河内温县人。历仕数朝，官至太子太傅，石奋有四个儿子：建、甲、乙、庆，都孝谨有礼。汉景帝时期，石奋连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食禄二千石的高官，一家五口人的食禄加起来有一万石，这是十分难得的。景帝因此说：“石奋和他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臣子的尊贵荣耀全集中在他的家门。”汉景帝遂赐号石奋“万石君”。

    《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率军攻打项羽军队时，路过河内郡见到了石奋，当时石奋是一个仅有15岁的小吏，服侍高祖却恭敬有礼，高祖问：“家里有什么人？”答：“有母亲，不幸眼睛失明，家里贫穷，有个姐姐，会鼓瑟。”高祖喜欢石奋诚恳恭敬的态度，说：“你愿意跟随我吗？”回答说：“愿意尽力效劳。”于是把他留在了身边，并传召他的姐姐为美人。

    石奋累积功劳，一路高升，汉文帝时已官至太中大夫。石奋没有文学才华，也不具备很好的政治才能，能平步青云的秘诀就是“孝谨”。石奋一家的孝顺谨慎全郡闻名，在朝廷里没人能比得上，就连齐鲁之地注重礼数的儒士们也自愧不如。

    景帝末年，70多岁的万石君告老还乡，但每到年节时，他必定入朝庆贺，恭敬守礼一如从前。看到皇上的马车，一定要把手按在车前的横木上以示愿意驾车服侍之意。就算平时经过皇宫门口，他也要跳下马车，低头快步向前走，以示对皇上的敬意。皇上有时赏赐食物派人送到他家里，他一定要先对着食物跪拜行礼，然后低头不语的来吃，一如在皇帝面前，对皇帝的恭敬谨慎至此。

    万石君在外对皇帝忠诚笃实，恭恭敬敬，在内教育子孙也是家规严谨。子孙们外出为官，回家时石奋必定穿着朝服与他们相见，并且从来都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子孙们如有过失，石奋从不当面责备，只是自己一个人坐在侧室里，不饮不食，不与人说话。直到子孙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互相批评，脱去上衣，向石奋肉袒谢罪时，万石君才肯走出侧室。成年的子孙们，即使是在闲暇休息时，也必是穿着官服，戴着官帽，十分严谨。如此，连家中的奴仆也都受到感染，个个态度端庄谨慎。在万石君的教诲下，石家子孙个个孝顺谨慎。

    汉武帝建元二年，万石君搬到了茂陵居住，那时他已经年逾八旬。大儿子石建在汉武帝身边任职，发现了应该进谏的事情，只有让人回避后，他才对武帝畅所欲言，言语犀利尖锐。可是到了朝堂之上与文武百官一同朝见武帝时，他却表现得像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武帝很喜欢石建的谦虚谨慎，不抢风头的低调性格，因此很愿意亲近他。石建在家里还是一个大孝子。此时石建已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而万石君还是身体康健。石建每五天休沐必定来茂陵看望父亲，他先来到侍者的房间，悄悄询问侍者父亲的身体状况，再取来父亲的贴身内衣，亲自洗涤，就连父亲的马桶也是亲自洗刷。洗刷干净后再交给侍者，并且嘱咐侍者不要告诉父亲，如此习以为常。

    除了大儿子石建，其他子孙也都孝顺谨慎。小儿子石庆官至内史，有一次，喝醉了酒驾车回家，经过里门竟然没有下车，一直驰入家中，正好被石奋撞个正着，于是万石君又开始不饮不食。石庆闻知，吓得酒也醒了，慌忙跪于父前，磕头谢罪，祈求原谅，但是万石君只是摇头不语。当时，石建也在家，见老父如此，他赶忙召集全家人，一起袒露脊背跪在父亲面前，代弟弟求情。万石君说道：“朝廷内史，如今的贵人，经过闾里，里内长老都要回避，你安坐车中，本是应该的。”始终不原谅石庆。从此以后，石庆和石家子孙进入里门时，都疾步而趋，不敢有一点做官的架子。石家子孙的孝子之名不胫而走，名扬天下。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万石君寿终正寝，享年96岁，不用说是在西汉，就算在现在也算是个高寿的人了。丧礼上，大儿子石建痛哭哀思，拄着拐杖才能行走，一年之后，石建也死了。

    石奋的子孙们都很孝顺，但以石建最甚，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于万石君。石建任郎中令，上书皇帝的奏折发下来，他看后惊恐万状的说：“马字下面，应该有弯曲的一笔，加上四点，共有五笔才对，现在竟然差一笔，我犯死罪了！”他为人谨慎，其他事情也都如此。

    正是因为石家父子孝顺谨慎，所以侍奉君主能够尽忠，侍奉父母能够尽孝，慈爱严谨地教导子孙，才能保持住石家满门的荣光和几世的荣华，成为名垂千古的美谈。中国古人历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身品德的修行为中心，然后顺势外推，继而兴旺家族，治理好郡国，最终愿望是达到天下大治。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在自身品德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处理好家庭关系，使得家庭和睦，子孙孝敬。这样的家族自然对外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社会事业上也更容易有一番作为。以己及人，从小家到大家，从内圣到外王，原是任何朝代、任何时期都适用的治国法则。孝谨持家，教孝于子孙，近地说来，能够和睦家庭、兴旺家族；长远来看，良好的家风、高尚的精神传统是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现在有的人在位时，要么千方百计地贪污受贿，要么大量地购房买地，希望自己百年之后可以留给子孙世代享用。殊不知，金山银山也有坐吃山空的那一天，若是生了一个不争气的子孙，败光家业也只是旦夕之事。不如给子孙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孝谨”的家风，这也是留给子孙一套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这比留下任何金银珠宝都更为珍贵和长久！

    七、徐庶失母乱心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歇后语。在《三国演义》里，徐庶以足智多谋著称，是可与诸葛亮、庞统相提并论的大谋略家，为何徐庶投到曹操帐下后却一言不发，不提任何计谋呢？

    徐庶，字元直，曾用名单福，三国时期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相传他家境贫寒，父亲早亡，在三个儿子中，母亲最疼爱聪明懂事的小儿子徐庶。徐庶长到20岁时，仍不娶妻室，不务农桑，整日卷不离手，勤奋苦读。他为人忠厚、豁达，才识广博、见解独到，又喜欢四处结交朋友，在少年时代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侠士了。为了给朋友报仇，徐庶失手杀死了当地的一个豪门恶霸。被擒之后，官府对他进行了严酷的审讯，徐庶处于朋友义气，始终咬紧牙关，不肯出卖朋友。但又怕因此牵累母亲，所以尽管受尽酷刑，徐庶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经徐庶的朋友凑钱打点官府，四处求告，终于将他营救出狱。

    后来，徐庶化名单福，投靠了以贤德著称的刘备，从此在刘备帐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却说曹操打败袁绍后，将军队驻扎在樊城，命大将曹仁来攻打刘备。岂知单福识破了曹仁的“八门金锁阵”，接二连三地大败曹仁。曹军死伤无数，曹仁狼狈不堪地逃回樊城，向曹操请罪。曹操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却不知道是谁在为刘备出谋划策？”曹仁回答说是单福。这时，曹操的谋士程昱笑着说：“单福的真名叫徐庶，足智多谋，在座的各位都不及他十分之一。徐庶十分孝顺，此时家中只有一位老母亲，母子二人感情深厚。只要把他的母亲抓来，他就一定会投靠我们的。”曹操大喜，立即命人乘着夜色把徐母抓来，并命人模仿徐母的笔迹，写信威逼徐庶前来。

    其实，假信其实漏洞百出，笔迹虽然模仿了徐母的笔迹，但说话的语气却不像徐母。可徐庶一听说母亲被抓，当即心神大乱，惊慌失措，流着泪辞别刘备：“本想为主公尽心竭力，助主公完成王霸大业，谁想到老母亲被曹操所抓，马上就要被害，如今的我已经方寸大乱，即使留在主公身边也无济于事，请主公允许我辞别，北上侍奉老母！”刘备虽然舍不得让徐庶离开自己，但他知道徐庶是出了名的孝子，不忍看其母子分离，更怕万一徐母被害，自己还要落下离人骨肉的罪名，只好同徐庶挥泪而别。临别之前，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诸葛亮。

    话说徐庶辞别刘备，马不停蹄地赶到曹操军中求见老母，谁知，徐母见到儿子后破口大骂，责备儿子中了曹操奸计，是非不分，弃明投暗，对主不忠。徐母羞愤交加，一怒之下竟然悬梁自尽了。徐庶见老母自尽，竟也当场哭昏了过去，幸被人救醒。

    待把老母下葬后，徐庶守在坟边痛不欲生，干脆把被褥也拿来，睡在了坟边上。夜深了，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着，他冷得受不住了，就拢起了一堆火，嘴里喃喃地哭诉着：“娘啊，生前孩儿没能孝顺您，从今以后孩儿就在这儿守您一辈子吧！”徐庶正哭着，忽然一个黑影蹿到跟前，粗声大嗓门地说：“徐先生怎么能说这种话呢，老太太也哭不活了，不如还去投奔刘皇叔，也好给母亲报仇啊！”徐庶一惊，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魁梧的壮汉，头戴破草帽，背对着火光，一时也辨认不出模样。徐庶脑子一转，对着黑影喝道：“你是何人？来此胡说，明儿抓了你去见曹丞相！”第二天晚上，徐庶照旧来和老母做伴。刚点着火，大个子黑影又出现了。只见他走到火堆旁，把遮脸的草帽一取，脸正对着火光，徐庶“呀！”地叫出了声，此人正是张飞张翼德！

    只见张飞上前施礼说：“徐先生受惊了。我是奉大哥之命，前来请先生回去的。”徐庶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听闻此话，流着泪说：“多谢刘皇叔厚爱。只是自从老母死后，我已经万念俱灰，决计庐墓终身，不求闻达于诸侯了！”张飞哪里肯依，百般纠缠。徐庶无法，只好推辞说：“且容守墓三年再作商议。”张飞道：“三年太长，不行！”徐庶说：“一年。”张飞仍说不行。徐庶无奈，只得搪塞说：“最少也得三个月！”张飞叫道：“最多不过三天！”徐庶只得好哄张飞说：“明日再说吧！”

    其实，徐庶早已经拿定主意，一心守墓，不再留恋仕途。第三天夜里，他在老母坟前搭起了一座草棚，以示永远守在这里，希望张飞见后能够死了心。谁知，他刚要进草棚入睡，那草棚却突然着起了火，顷刻之间化为灰烬。正惊异间，张飞哈哈大笑地跳了出来，抓住徐庶的手说：“徐先生，我的这一把火就当是给您的老母亲暖坟了吧，她老人家也该瞑目了，您就跟我走吧！”事到如今，徐庶只得对张飞说了真心话：“张将军啊，实话跟你说吧，我徐庶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漂泊无依，学业无成，幸亏刘皇叔赏识得以重用，但我却弃他而去，另投他人，是谓不忠；老母含辛茹苦一人将我养大，我不但没尽一天孝道，老母却因我而死，是谓不孝；再加上不辨真伪，不分善恶，弃明投暗，已经是自取恶名了。我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倘若再贪恋名利，重新投靠刘皇叔，不仅自己让天下人耻笑，更会玷污了刘皇叔的英明啊！请刘皇叔放心，我虽身在曹营，但我发誓，终生不为曹贼设一计谋，还望将军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张飞见徐庶确实心已死，只好一个人回去了。

    天亮之后，曹操召见徐庶，问他说：“昨晚令堂坟上起火，不知缘何？”徐庶怕曹操疑心自己，急忙掩饰说：“夜里风凉，我心里实在不忍母亲在坟墓里受冻，所以连日里一直笼火暖坟，昨晚已是第三日了。”曹操听后信以为真，百般称赞徐庶孝顺，并号召百官向他学习。后来，老百姓不明就里，亲人死后三日，都要在坟边笼火暖坟，并作为民间习俗流传了下来。徐庶确实也遵守诺言，在曹魏历时数十年，却从未在政治军事上有所作为，最后郁郁而终。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天下事想要两全其美，往往是奢求，不能两全其美时，就非作出抉择不可。徐庶的母亲被抓后，徐庶如果不离开刘备投奔曹操，母亲就要被害，是为不孝；背叛刘备投奔曹操，是为不忠。在忠孝之间，徐庶毅然选择了孝。在他的心里，孝比忠要重要得多。以至于母亲自尽后，徐庶万念俱灰，无心仕途，再也不求名利。

    其实，自古以来，“忠”和“孝”是一体的，忠即是孝，孝即是忠。中国人讲究“在家做孝子，出门为忠臣”，孔子认为，对待父母孝顺的人，把孝心转移到君主身上，就成了忠。孝不仅是美德，更是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所以当徐庶辞别刘备时，刘备明知会对自己不利，还是不敢阻拦，生怕自己背上不孝的罪名。曹操赞扬徐庶的孝心，号召臣民向他学习，也不仅仅是被徐庶的孝心感动，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做可以使自己获得重孝的名声，以便于收买人心、招贤纳士，有利于自己的霸主事业。

    八、徐孝克嫁妻养母

    徐孝克（527～599），南北朝时期陈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出身于官宦之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从小就熟读《周易》，懂得其中幽深微妙的道理。长大后，遍读五经，博览群书，擅长辩论，写文章也很有文采。史书上记载徐孝克“性至孝”。正史中记载的传奇人物有很多，但像徐孝克这样历经坎坷的悲喜人生，却不多见。

    徐孝克的父亲死得早，当时徐孝克悲痛得几乎晕过去。安葬完父亲，徐孝克尽心尽力侍奉寡母。梁武帝太清元年（547），侯景叛乱，战火纷飞，民不聊生，适逢天下大旱，粮价飞涨，饥荒蔓延，饿殍遍地。树皮、野草、观音土，能吃的全被吃光了，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叛军攻破京城建康，梁武帝被困饿死。时任太学博士的徐孝克为官清廉，积蓄不多，即使把家里仅有粮食全拿来赡养母亲，眼看着也要断炊了。徐孝克的妻子姓臧，东莞人，是领军将军臧盾的女儿，生得年轻貌美，温婉贤淑，夫妻两人很是恩爱。徐孝克不忍看着母亲挨饿，妻子受苦，思躇良久，对妻子说：“现在饥荒严重，供养缺少，我们一家人早晚都得饿死。不如把你嫁给富人，彼此还有活下去的可能，你看怎么样？”臧氏虽然理解徐孝克的万般不得已，可是她宁愿在徐家饿死，也不愿另嫁他人。徐孝克主意已定，在暗中悄悄地给臧氏说定了一户人家。此人正是侯景的得力部将孔景行，家境极为富有。嫁妻那天，徐孝克一早就不见了踪影。孔景行带来很多仆人，纵使臧氏万般不从，仆人们前呼后拥将臧氏推出了家门。臧氏出门后，肝肠寸断，伤心欲绝，一步一回头。嫁妻得来的粮食、布帛等物品，徐孝克全部用来供养母亲。不几日，徐孝克剃发为僧当了和尚，改名法整。然而，臧氏改嫁后，仍然心系徐家，对徐孝克念念不忘，经常偷偷地送粮食、衣物到徐家。徐家的生活终于得以维系，并且熬过了难关。

    两年后，侯景战败东逃，孔景行也已战死，叛乱结束，饥荒减轻。臧氏终于看到了与徐孝克破镜重圆的希望，她每日站在路边等候徐孝克，一连数日，终于盼来了重逢的一刻。臧氏对徐孝克说：“以前的事情，都是情势所逼，双方都不是有意负心。现在，我又有了脱身的机会，应该重新回到徐家侍奉母亲和你。”徐孝克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于是还俗，同臧氏破镜重圆。

    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建立了陈政权。太建六年（574）徐孝克被任命为国子祭酒，位高权重，经常陪皇帝吃饭。每次陪皇帝吃饭时，都不见他动筷子，可是每当宴席散的时候，他面前的珍果佳肴都所剩无几。皇帝大为疑惑，派人秘密调查此事。原来徐孝克临走时把珍果佳肴都放到了自己的衣袖和腰带里，经过探访得知，他藏食物是为了带回家给母亲吃。皇帝得知真相后很是感动，嗟叹良久，于是下令，从今以后的宴会，徐孝克都要把面前的菜肴吃完，并派人另备一份，送去徐孝克的家里给他母亲吃。时人对这种帝仁臣孝的行为由衷地赞美。

    徐孝克为官清廉，经常读经礼佛，生活清素，好施舍，所以家中不免生活拮据。陈后主推重他的品行，经常接济他，可他每次拿到钱都用来设斋写经，随得随尽，家中依然一贫如洗。祯明二年（588），徐孝克的母亲得了重病，病中十分想吃粳米粥，可是粳米昂贵，徐孝克不能常常买到。母亲亡故后，有人给他送来粳米，他睹物思人，对着粳米悲伤哭泣，终生不再吃粳米。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徐孝克在念佛时死去，死时端身正坐，室内有异常的香气，邻居都感到很惊异。史书上评价徐孝克：磨炼节操德行，供养双亲超越常理，具有跟曾参、闵子骞一样的美德啊！

    后人评价徐孝克嫁妻孝母的行为，多数人认为是以其缺德助其美德，把自己的孝子之名建立在妻子的痛苦之上。而对于臧氏的痴情，认为是受到“以孝治国”理论的蹂躏，是政治理论的可怜的牺牲品。古人最大的道德就是“孝”，在孝的名义下，一切都不足挂齿，做任何事情也是值得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男女平等、女性人格独立自主的法制年代里，这样的评价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站在今人的立场去评价古人的行为，无疑是在苛求古人。徐孝克一介书生，别无所长，从小就受到传统的家庭教育，加之在当时“孝字最大”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当面对母亲和妻子的两难选择时，他只会而且只敢选择前者。但他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嫁妻也是为了“彼此俱济”，也是给妻子寻一条出路。妻子出嫁后，他也落发为僧，不再娶妻。可见徐孝克对臧氏的情深义重，否则臧氏也不会在出嫁后还对他念念不忘，并最终回到了他的身边。这实在是兵荒马乱年代上演的一出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剧啊！

    徐孝克是“至孝”之人，更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为了母亲可以抛弃一切，包括挚爱的妻子和所谓的尊严，让世人动容。千百年来，人们赞扬孝子，提倡孝道，不是因为“孝”是圣人之言，是社会规范，而是因为“孝”是人间美德。孝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内心的一种情感，有孝心的人便是有情之人。有情之人不只是对父母有情，有情之人对万事万物都有感情：对君主的情就是忠，对妻子的情就是爱，对孩子的情就是慈，对弱者的情就是悲悯……简言之，有孝心之人便是仁爱之人。没有人会讨厌仁爱而喜欢刻薄，就像冬日里没有人会拒绝温暖的阳光，而选择凛冽的寒风一样。所以，人们赞美孝心，提倡孝心，希望有更多的阳光可以温暖世间的芸芸众生。

    九、唐德宗天下寻母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经常遇到孩子跋山涉水寻找母亲的催泪故事。为人母的经常说“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作为孩子又何尝不是把母亲当成自己的根呢？“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人尽皆知的儿歌唱出了天下所有孩子的心声，而那些丢失妈妈的孩子，没有一天不盼望着早日投进妈妈的怀抱！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是人性的必然，人性是相通的，不管他是平民还是帝王。帝王的寻母故事读来除了让人感动外，更多的是无奈和凄凉。

    唐德宗李适（742～805），母亲沈氏，江浙人，平民出身。李适14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从此大唐帝国陷入了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中，唐朝由盛转衰，李适和整个皇室成员饱尝战乱和家国之痛。第二年，安禄山带兵进入长安，唐玄宗出逃四川，没有带走的妃嫔和诸王子的妃嫔们都被叛军抓走，囚禁在洛阳宫中。不久，史思明也发动了叛乱，并很快攻占了洛阳，抓走了沈氏，从此杳无音讯，下落不明。李适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四处寻找母亲沈氏。

    洛阳行宫里的一个女官，名叫李真一。她偶然听说坊间有一个妇人，独自一人生活，平日里喜欢与邻里聊天，经常讲一些宫里的奇闻逸事。虽然一个人生活，却从不缺吃穿，每隔一段时间，她就拿出一件精美的首饰出来卖，她卖的首饰做工精细，不像是平常人家的东西。从这妇人的年龄和相貌来看，李真一觉得她确实跟沈氏差不多。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证据：李适幼年时，沈氏用刀切果脯给他吃时，不小心伤到了左手的食指，就此留下伤疤。而此妇人的左手食指也有伤疤。因此，李真一更加确定此妇人就是沈太后，于是马上汇报给了朝廷。唐德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喜交加。可惜，沈氏家族老一代的都已去世，没有人认识沈太后长什么样了，唐德宗只好派宦官、宫女前去辨认。这些宦官、宫女也没有仔细观察，便一口咬定这妇人就是沈太后，并不由分说地把她带回了长安的上阳宫。

    谁知，此妇人并非什么沈太后，而是当年大太监高力士的养女高氏。而左手上的伤疤，是在削瓜时伤到的！高氏一再申述自己不是沈太后，可是宦官和宫女们立功心切，千方百计地劝说她、诱惑她，她终于动了心，承认自己是沈太后。

    消息传来，德宗欣喜若狂，朝臣纷纷入朝庆贺，长安城里一片欢腾。德宗命人立即草拟仪式典章，不日就要举行奉迎庆典。然而，高氏的弟弟高承悦却高兴不起来。住在长安的高承悦得知妹妹高氏冒充沈太后的事情后，心急如焚，他害怕事情一旦败露，自己难免也要受到牵连，便急忙向朝廷说明情况。德宗听说后，半信半疑，只好让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到上阳宫辨认。

    樊景超来到上阳宫，只见高氏以太后的身份住在宫殿里，服侍宫女、太监无数，四周侍卫防范森严，一看见他便横眉竖目地驱赶他。樊景超拿出诏书，走进殿内一看，坐在正殿上的不正是自己的姑姑高氏嘛！他急忙扑到高氏面前，责怪地说：“姑姑，你这不是找死吗！”高氏叹了口气，说：“孩子，我也不想啊，是他们硬逼着我承认的啊！”樊景超哭笑不得：“姑姑糊涂！皇上盼母多年未得，一片赤子孝心，你怎么忍心欺骗他？这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呀！”高氏一听吓坏了：“是我太糊涂！侄儿救我！”

    樊景超连忙找来一辆车，将高氏送回了洛阳，然后他才去禀报德宗。德宗得知太后是假的，长叹一声，连连摇头，沉默良久。朝臣们建议惩办高氏和太监的欺君之罪，可是德宗想的是，如果这次治了他们的罪，以后倘若有人真的遇见了母亲，也会有所顾忌，不敢报告了怎么办。于是，他摆摆手说：“算了，他们骗我一百次也不要紧，只要有一次是真的，我不就能见到母亲了吗？”听了德宗的话，朝臣们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说：“皇上孝心感天动地，一定能找到太后的！”从那以后，全国各地不断有人声称找到沈太后，经证实，全是假冒的。天不遂人愿，公元805年，六十三岁的德宗病逝，他至死也没能再见母亲一面。

    堂堂天子，富有天下，穷其一生却仍未能得偿所愿，享受到人间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人伦之乐，令人叹息。古今中外，“寻母”的故事从未断绝。二十四孝之一的朱寿昌，即以“弃官寻母”的事迹名垂千古。

    朱寿昌是宋朝扬州人，家境富裕。生母刘氏是父亲的小妾，正室妒忌她生了男孩，设计将她赶出了朱家，当时朱寿昌只有7岁。母亲离家后，母子二人天各一方，杳无音讯。朱寿昌十分思念生母，为官后，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四处查找母亲的踪迹，每次与别人谈及母亲时，他都泪如雨下。宋神宗当朝时，朱寿昌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遥想母亲也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来日无多，他再也没有心思做官了，于是辞官，一心寻找母亲。临行前，他发誓说，找不到母亲，今生今世不再回家。皇天不负有心人，历经千辛万苦，朱寿昌终于找到了已经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并把老人家接回家里奉养。古诗云：“七岁生离母，参商五十年。一朝相见面，喜气动皇天。”

    与唐德宗相比，朱寿昌无疑是幸运的，他虽然放弃了前程仕途，但仅仅凭借一己之力，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尚还健在的老母亲，终于母子团聚，了却毕生夙愿。孩子与母亲本就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经过帝王高官身体力行的倡导和史家不遗余力的赞颂，失去母亲后，孩子苦苦寻找母亲似乎成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孝心的标准。

    除了德宗寻母、朱寿昌弃官寻母，史书上记载的还有殷不害雪夜寻母、高力士富贵寻母等帝王高官的孝行事迹，直到现在，“儿子千里寻母”、“女儿万里寻母”等类似的新闻在媒体上还是屡见不鲜。失去母亲、不能在母亲身边伺候，成为中国孝子内心最大的伤痛，而找到母亲，侍奉左右，成了每一个失去母亲的孝子最大的心愿。

    十、孝子皇帝朱元璋

    提到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人们想到最多的是他乞丐出身、残害功臣、政治屠杀等，其实这样的评价是不全面的，除了凶狠残暴之外，朱元璋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的孝心。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自称“孝子皇帝”的第一人。

    朱元璋认为，教化天下最重要的是做到以下三条：敬天、忠君和孝亲。这三条在本质上只一个——“孝”。皇帝之孝是敬天，大臣之孝是忠君，子女之孝便是孝顺双亲，他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三条，那么天下就能长治久安了。而“孝”在朱元璋的政治实践中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早在征战南北之时，朱元璋就能充分地利用孝行孝思来规劝手下的降将左君弼效命于他，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经常被人津津乐道。左君弼是元朝大将，合肥人。朱元璋起兵反元后，势如破竹，但遭到了左君弼的顽强抵抗。朱元璋的部下抓到左君弼的母亲、妻子作为人质，想要以此逼迫左君弼投降，但左君弼不为所动，在忠和孝之间，他决心弃孝从忠。按照常理，谈判破裂，朱元璋可以杀掉人质以解心头之恨，但朱元璋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左君弼写了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现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实在是大势所趋。你抛弃妻子背井离乡，我知道并不是你的本来意愿，只是受到了那些贪图虚名之人的蛊惑。合肥是你的老家，这里人杰地灵，豪杰并起，你应该利用这有利条件，顺应天下大势以建功立业，这样，才能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保护好父母妻子。你现在轻信谗言，已经身处险境，还连累你的白发老母和糟糠之妻。你可以不顾念妻子，但你怎么忍心看着生你养你的老母亲受苦吗？功名富贵没有了，可以继续争取，但生身母亲只有一个啊！希望你早日悬崖勒马，不要执迷不悟，造成终生遗憾。

    朱元璋给左君弼的信字字恳切，完全是从左君弼的切身利益，发出的规劝。不久，朱元璋又把左君弼的老母亲送了回来。此时左君弼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什么誓死保元，什么千古忠臣，什么功名利禄，一切都不重要了。世上都是趋利而聚，利尽而散，而真心实意对待自己的除了父母妻子还有何人？何苦为了别人的江山丧失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想到母亲的养育之恩还未及报，左君弼泪流满面，只盼望着能早日见到母亲和妻子，尽好自己做儿子、做丈夫的责任。很快，朱元璋的大军西下河南，左君弼率部投降。朱元璋利用左君弼的孝心，不战而胜。

    朱元璋打天下用孝，坐天下更是如此。

    朱元璋用人，德行为本，文才次之。洪武十八年（1375），朱元璋特诏举孝廉之士。朱元璋下诏礼部，大意是，我一向命大臣向朝廷举荐聪明又正直的人才，然而举荐上来的人并非如此，让我十分失望。我听说，古代选官都选孝廉之人，孝者，为人忠厚、和善，廉者，洁身自好，这样的人就会仁爱守法，就有资格从政了。科举制度虽然能为朝廷选拔有才能的人，但朱元璋更看重的是官员的品行，所以，在科举之外，举孝廉也是明朝选官的重要途径。在朱元璋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那他也会爱其他的人，就有仁爱之心，如果还能廉洁奉公，那么，这样的人就有资格做官了。孝敬父母、拥有仁爱之心，是为官者必不可少的品质。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制定了完善的养老制度。洪武十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年龄在80岁以上的贫民，每月政府供给米5斗、酒3斗、肉5斤；年龄在90岁以上的，除了以上所供，每年政府还会补贴帛1匹、絮1斤；年龄在80岁以上的富民，都赐给爵位，在社会上享有与县官相同的礼节，受到普遍的尊重；对于鳏寡孤独和无生存能力的人，每月政府补贴米6石。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无疑是最讲孝的皇帝。洪武二年下诏，在父母灵位面前，自称“孝子皇帝”，而不称臣；皇太子在向父母请安时，要自称长子某某，不能称皇太子，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君臣称呼改成普通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称呼，人性化的背后是朱元璋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对父慈子孝的向往。朱元璋的父母死得早，朱元璋登基后，修建了奉先殿，供奉祖宗四代的神位衣冠，每天焚香，每到初一、十五、节日、生日、忌日都要亲自前往祭祀。在太庙祭祖时，他常常哽咽，痛哭流涕。为了教育子孙行孝，朱元璋让人绘制了《孝行图》，让子孙朝夕得览，牢记孝行孝思。他甚至对两千多年来的丧礼进行了修改。

    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的妃子成穆贵妃孙氏去世了，死时年仅32岁，无子。按照《礼仪》的规定，父亲若还活着，孝子只能够为生母服丧，而不能为庶母服丧，照此，穆贵妃便没有人为她服丧了。朱元璋认为这规定不合理，便命令学富五车的太子师傅宋濂找历史上的先例。很快，宋濂在历史资料中找到了42个孝子自愿为庶母服丧的例子，其中，自愿服丧三年的有28人，一年的有14人。朱元璋见历史上有先例可循，而且这些孝子都是出于自愿，于是，下令规定子女都得为父母守丧三年，为庶母服丧一年。朱元璋改革丧礼，提高了庶母的地位。

    朱元璋极力倡导孝道，但他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传统卫道士，他坚决反对愚忠愚孝。正史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县民江伯儿因为母亲病重，自己割下两胁肋骨上的肉给母亲治病，结果无效。他又去求神，并许愿：如果神明让母亲的病好起来，他愿意杀掉自己的儿子来祭祀神明。不曾想母亲的并竟然好了，他便果然杀死了自己三岁的儿子来祭祀神明。山东守臣把这件事上奏朱元璋后，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愚昧无知，伤天害理，必须严惩，下令将江伯儿杖责一百，发配海南，以儆效尤。朱元璋虽然不懂得未成年人保护原则，但他从孝的角度认为，为了尽孝而杀害子女，将最终使得父母老无所依，香火断绝，宗祀永绝，反而造成最大的不孝。朱元璋还对《二十四孝》里的糟粕——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愚孝行为提出批判，认为如果孝行违反了人道，导致了犯罪，则不算是真正的孝道，只是博取孝名的假孝、愚孝。

    孙中山先生曾说：“所言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的确，在中国，孝的含义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奉养和尊敬，孝的含义还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如忠君是孝，仁爱也是孝。朱元璋倡导孝，最核心的目的还是希望天下的孝子们在孝亲的同时，能效忠明王朝，为自己尽孝。

    十一、康熙帝孝顺祖母

    清朝与元朝在对待汉族文化的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区别。清军一入关就大力倡导满汉一家，对汉族的文化观念极力推崇，对孝文化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六百多位皇帝，给《孝经》做注的皇帝有五位：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和顺治帝，其中顺治帝是唯一的少数民族皇帝。顺治帝的儿子康熙皇帝，就是一个孝子的典范。

    康熙帝深知孝在国民教化中的重要性，多次强调“敦孝弟以重人伦”。他曾说过：我朝治理国家，最看重的不是法律，而是以教化为先。法令可以禁止一时的犯罪，教化却能维持长久的安定。如果只依靠法律而不实行教化，那就是舍本而逐末了。与此同时，康熙帝也用自身的行动演绎了一场感人的孝子故事。

    有人说，清朝从开国到灭亡，与两个女人息息相关：开国的基业，离不开孝庄太后；而最后的灭亡，则是慈禧太后一手造成的。的确，清代基业的奠定绝对离不开孝庄太后的辛苦付出，她在历史上的功绩，绝不逊色于清朝的任何一个皇帝。她曾在激烈的皇位斗争中，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战胜强大对手，先后帮助年仅6岁的顺治和8岁的康熙登上帝位，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稳定政局。特别是康熙帝，8岁丧父，9岁丧母，在偌大的皇宫里，他和孝庄祖孙二人相依为命，依恋更深。康熙擒鳌拜，撤三藩，统一台湾，整治西藏，北抗俄国侵略，西平葛尔丹叛乱，改土归流，文治教化……在61年的执政生涯里，康熙的政绩可圈可点，所有这些都基于他的开明思想，而奠定他的这些治国思想基础的重要人物，便是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

    在祖母的宠爱眷顾下成长起来的康熙，对祖母也是竭尽孝道。他对祖母的关怀体贴，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不论政务多忙，每隔几日，康熙必要到孝庄宫中请安，向她汇报朝廷近况，陪老人家说说话。康熙到外地出巡的时候，为了不让祖母担心，每隔几天便派人往宫中送信，向祖母报平安，还命人及时向他奏报祖母的情况。各地的鲜美贡品，他总是第一时间进献给祖母品尝。

    孝庄笃信佛教，而五台山是北方最著名的佛教名山，孝庄一直的愿望就是到那里拜佛。康熙为了满足祖母的愿望，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他亲自到五台山菩萨顶喇嘛寺拜佛，为祖母出巡探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康熙下令重修了从北京到五台山的道路和桥梁。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这一年的九月份，康熙亲自陪同祖母去五台山。到达五台山长城岭后，地势越来越险峻坎坷，坐在车里十分颠簸，康熙请祖母改乘八人暖轿，并亲自指挥轿夫前行。孝庄见轿夫们在山路上抬轿步履艰难，于心不忍，仍旧坚持乘车。康熙再三劝请，祖母不允，康熙只得从命，但他还是瞒着祖母，让轿夫们抬着轿子跟在后面，自己跟在祖母车旁，随时照应。又走了几里路，道路更加崎岖，孝庄在车里颠簸得有些不适。康熙再次劝请祖母改乘暖轿。孝庄有些顾虑地说：“刚才辞退了暖轿，不知现在轿在哪里，怕是不能随叫随到吧？”康熙回答说：“轿子就在车后，请祖母稍候。”不一会儿轿子果然抬到了身前。孝庄非常感动，她拍着孙儿的后背说：“连乘车坐轿这样的小事你都能为我考虑周全，实在是大孝啊！”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孝庄突然中风，右侧瘫痪。此时康熙正在塞外出巡，接到祖母重病的消息后，他心急如焚，昼夜兼程赶回宫中，从九月初二到九月十七的16天中，康熙看望祖母多达三十多次。康熙二十六年（1687），孝庄再次病倒，病情更重。康熙日夜守候在祖母病榻旁边，衣不解带。每次祖母吃药前，他都要“亲尝汤药”。一连35个昼夜，康熙的身体日渐消瘦，可是孝庄的病情还不见好。为了祖母能够康复，康熙决定亲自步行到天坛祈祷上天。在天坛，他跪在地上，面对上苍，虔诚地祈求上苍能让祖母康复，并不惜情愿自己减寿来增加祖母的寿命。读完祝文，康熙泪流满面，同时也把在场的臣子们感动得纷纷落泪。

    但孝庄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加重，康熙为了照顾祖母，暂停御门听政，寸步不离地守在祖母身边。大臣们劝他注意休息，不要过度操劳，而康熙却说：“承蒙祖母的抚养和教诲，我才走到了现在，无限深恩，难以报答。如今见到祖母重病在身，我心急如焚，守在这里，心里才能安定一些。再说，我如果现在不尽心竭力的侍奉祖母，将来即使我想这样做恐怕也没有机会了。”康熙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病逝，享年75岁。康熙悲痛欲绝，几度昏迷，好几天都没吃下饭。此后，每当想起祖母的养育之恩，康熙都悲痛难忍，痛哭流涕。

    康熙的孝与其他帝王的孝相比，更多了几分至诚，少了功利的宣教色彩。这与康熙个人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8岁丧父、9岁丧母，从小与祖母相依为命，对他来说，祖母既有养育之恩，更有教育之恩。小时候，祖母的抚育和疼爱让孤弱的康熙感受到温暖，长大后，祖母一次又一次的在自己执政为难之际伸出援手，指点迷津。不管遇到什么艰险困难，他都能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永远都有一个强大的依靠，那就是孝庄。从一个懵懂孩童成长为一代明君，是没有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如果没有孝庄，中国历史真的要少一位英明的君主了。康熙也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孝庄的尊敬和感恩之情完全是发自肺腑的。从来没有标榜过“以孝治天下”，也没有自封过“孝子皇帝”，只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中，康熙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怪不得当时的大臣们说：“我皇上至德纯孝，奉事太皇太后三十余年，极四海九州之养，尽一日三朝之礼，无一时不尽敬，无一事不竭诚。诚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康熙当真无愧称得上是中国帝王中最孝顺的一位。

    十二、方观承千里探亲

    方观承，清朝乾隆年间人，字遐谷，号问亭，安徽桐城人。官至直隶总督、太子太保，为清一代名臣，著名的乾隆“五督臣”之一。方观承在任期间，为官清廉，体察民间疾苦，爱民如子。

    乾隆三十年的春天，乾隆帝出巡京城近郊。按照规定，皇帝出巡时所经过的道路要实行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否则就叫“犯跸”，是“大不敬”的罪名。碰巧有个农民，手拿兵器走在路上，便被侍卫们捉住了，经过审问，是直隶人。乾隆大怒说：“我每年春秋两次出巡，给近郊百姓添了负担，固然应该对我有埋怨。可是十几年来，我每年两次都给百姓减免钱粮，难道还不足使百姓感激朕吗？这件事背后肯定有人指使。”这时，身为直隶总督的方观承正在远处等待接驾，一听说此事，他飞身上马追赶上来。看到乾隆的皇轿，他不惜干犯龙颜，跪在路旁大声喊道：“臣方观承奏明，此人是保定一个村子里的疯子。”乾隆听到后回头看了看，此时皇轿已经入宫，乾隆立即传军机大臣来问道：“刚才的人，方观承说是疯子，是不是真的？”军机大臣们悄悄碰了一下头，回奏：“方观承久在直隶，应该不会有假。”乾隆也就消了气，说：“既然如此，就作为疯子来处理吧！”于是，方观承一句话，从九死中救下了村民一条命。

    方观承不惜触犯天威，也要为一个毫无关系的普通无辜百姓申冤，一般官员是不容易做到的，足见他爱民如子的仁爱本性。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编撰成《棉花图》，共有图谱16幅，并刻石12块，反映了棉花从播种、收获到纺织、染色成布的一整套生产加工经验，是我国第一部植棉专著，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致力于水利建设，精心研究海河各大水渠，兴利除弊，勤加治理，在任18年，直隶省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水灾。方观承不仅为官政绩突出，还是位出了名的孝子，他千里探亲的故事，至今被人们传为美谈。

    方观承出生于南京的官宦世家，祖父方登峰曾任朝廷工部主事，父亲方式济任内阁中书。没想到祖父的朋友戴名世的一本《南山集》，使方家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祖父、父亲受到株连被流放到黑龙江充军服役，家产被充公没收。一时间，方家门庭冷落，往日的亲友们都对他们避之不及，断绝了来往。年幼的方观承与哥哥无依无靠，只得暂时栖身于寺庙之中，每天靠别人的施舍度日，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但兄弟二人最担心的还是边疆的祖父和父亲的安危。等到年岁稍长后，兄弟二人便鼓足勇气，决心去边疆探望长辈。寺庙的长老得知后，担心二人年幼，尽管有孝心，恐怕不能成行，便极力劝阻。方观承则恳求道：“祖父、父亲远在天涯，对家中亲人必定倍加思念，如果见到我们，两位长辈一定会倍感欣慰的。即使我们受点折磨，遭点苦难，又有什么关系。还请长老体谅，准许我们启程。”方家兄弟的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长老，长老送其一些路费，含泪目送他俩踏上探亲路程。

    尽管省吃俭用，兄弟俩的路费还是很快用光了，但兄弟俩并未因此胆怯，而是继续北行。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有时候在野外自己挖野菜，有时候沿街乞讨，有时候遇到好心人还会施舍财物。鞋子没了，就光着脚丫，脚上磨出的血泡渐渐地结了痂，成为厚厚的老茧。几个月的跋山涉水后，两人早已衣衫褴褛、脚生老茧，终于来到了北国军营，找到了在这里服役的祖父和父亲。四人相见，抱头痛哭，两位老人万没想到两个孩子还活着，并且徒步千里找到了自己，为自己有这样坚强、孝顺的孩子顿生快慰。方观承和哥哥千里探亲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后来，方观承多次往返南北看望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并且在祖父和父亲的勉励下刻苦读书，成为一位饱读诗书、见多识广、人情练达的豪杰之士。这些都是后话了。

    从南京到黑龙江，全程两千二百多公里，在道路通畅、交通工具发达的今天，坐飞机需要两个半小时，坐火车需要30个小时。但是在古代，道路远没有今天这样通畅，出了城便是杂草丛生、了无人烟的荒郊野外，更没有今天的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两个小孩子真的能徒步从南京走到黑龙江吗？这个故事是不是后人虚构的呢？不是虚构，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故事，因为有人在途中见到过方观承，并记录了下来。

    清代文人陈其元写了本《庸闲斋笔记》，记录了自己的高祖父与方观承的“车笠之交”。陈其元的高祖父旉南公在雍正丁未年（1727）进京赶考时，跟一位叫沈椒园的同租一辆车。每天都见一个少年跟在车后面走，两人感到疑惑，把他叫到面前盘问，少年说他是桐城县方氏的儿子，要到长城外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因为没有路费，所以徒步行路。两人爱怜少年的孝道，于是让他坐车上。可是马车狭窄，容不下三个人，就共同商量每人每天轮替着走30里，这样就可以让少年每天少走60里的路了。到了京城，方氏子相别而去，再也没有联系过。没想到，二十多年后，陈旉南从云南调任到京城做官，沈椒园在山东当官，也入京觐见皇上。途中忽然有直隶总督派官员来迎接，并盛情邀请二人到总督衙署相见。二人甚是疑惑，心想二人在此并无故人，直隶总督为何如此盛情邀见？来到衙署，二人惊喜交加，原来今日的直隶总督就是当年的方氏子。三人相见十分欢喜，饮酒畅谈十余天。晋人有云：“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后人便将这种不因富贵贫贱而改变的友情称为“车笠之交”。二十多年前，陈、沈二人没有因为方观承的贫贱而嫌弃他，反而仰慕他的孝心而帮助他；方观承虽然日后富贵显达，但没有忘记二十多年前对自己伸出援手的朋友，三人的交情真可称得上是“车笠之交”。

    仁孝之人更容易让人相信和爱怜。试想，如果只是一个普通赶路的少年跟在陈、沈二人的马车后面，他们二人可能不会让方观承上车，而愿意自己步行了。乾隆帝愿意相信方观承的话，肯定也是基于对方观承人品的敬重和信赖。况且乾隆自己本就是个孝子，怎么会难为另一个天下闻名的孝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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