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类学校通用教材——《孝经》

    《孝经》在古代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是古代中国儿童发蒙识字的课本，全文不过一千八百多字，却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居功甚伟。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孝经》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优秀教材。它既有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作用，又有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

    《孝经》里内容大部分是孔子的语录，因此，孔子可以算是这部书的述作者，也是教授这部书的第一位授课教师。孔子的学生曾子，在老师授课内容的基础上，把《孝经》这本书整理出来，《孝经》这才以文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因此，曾子是这部书的整理者，也是第一位受教育的学生和继任授课传教的教师。《孝经》创始于儒家，用于私学教育，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大概只在孔子及其弟子开办的私学中流传，在社会上也有小范围传播。

    秦朝时期，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诸子百家的典籍遭到了灭顶之灾。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也未能幸免。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复兴。可是，经过秦朝的浩劫后，儒家经典著作尽毁，儒家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恢复儒术谈何容易。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的第三个儿子，他喜好儒学，衣着服饰和言行举止都依照儒生的做法来。为了恢复儒术，他便踏遍鲁国、燕国、赵国、魏国，寻寻觅觅为国求书。由于刘德贤名远扬，众多民间学者和百姓，都带着先祖留下来的旧书，不远千里的前来奉献给刘德。有一天，来了一个叫颜贞的人，是河间人（今河北献县）。颜贞拿出了一本《孝经》，共18章，是他的父亲颜芝在焚书的时候，偷偷地藏起来的，现在国家提倡儒学，他才敢拿出来的。至此，匿世已久的《孝经》得以重新面世。它一旦重现，即被献上朝廷，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历代帝王为了孝治天下，教化民众，对《孝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官方倡导，现将历代帝王倡导《孝经》的情况列表如下：

    历代帝王倡导《孝经》情况一览表[1]

    在皇帝的大力倡导下，《孝经》自然而然成为皇家教材、国学教材而被引向内宫，进入太学，随后又广为官府、家族、家庭所重视，成为官学、私学、家学和自学教材，2000年来从未断绝。

    《孝经》本就原创于孔子创办的私学，兴起于民间，因此，在私学和家学中被广泛用作教材使用。鲁迅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孝经》在六朝的私学中受到很大的重视，并得到广泛的传播，六朝许多文人士大夫很小就熟习《孝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国时期，魏国的钟会从小就受到母亲的教诲，4岁的时候就学习了《孝经》；[2]

    世界上首次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6位的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是南朝齐人，从小就机敏过人，能给别人解释《孝经》和《论语》的含义；[3]

    南朝梁人王恢，小的时候很聪明，7岁的时候学习了《孝经》和《论语》；[4]

    南朝梁著名的诗人王僧孺，5岁的时候，老师就教他读《孝经》，他问老师这本书是写什么内容，老师说，是论述“忠”和“孝”的书，王僧孺很高兴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经常读这本书。”；[5]

    南朝诗人何逊，8岁的时候就能赋诗，还能给《孝经》和《论语》作注；[6]

    过目不忘的神童陈谢贞，7岁时，母亲王氏就教授他《孝经》和《论语》，他读过之后就能出口成诵；[7]

    北齐名医徐之才，出身世医家庭，从小聪慧可人，5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孝经》；[8]

    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是私学的启蒙教材，其他朝代也是如此：

    隋代大将韦师，很有孝行。他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就先学习《孝经》。读完之后，他把《孝经》放在一边感叹地说：“儒家的纲常伦理，全在这里了！”；[9]

    宋朝大将军袁逢吉，4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孝经》和《尔雅》，7岁的时候精通了《论语》和《尚书》，后周太祖得闻袁逢吉小小年纪就精通儒家经典，于是亲自召见他，并当场测试，袁逢吉对答如流，周太祖赏赐了他5匹帛，奖励他的聪慧；[10]

    北宋史学家、文学家路振，也是个早慧儿童，5岁就能背诵《孝经》和《论语》了；[11]

    元代史学家欧阳玄，他的母亲李氏亲自教授他学习《孝经》、《论语》、《小学》等书，他8岁的时候就能把这些背诵下来了；[12]

    直到晚清近代，虽然新式学堂兴起，但是乡村私塾、家塾里，仍然把《孝经》当作必修教材，晚清著名女诗人、学者恽珠说，“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觉得应该读书明白道理伦理，于是让我和两个哥哥一起在家塾里学习。在那里，我学习了四书、《孝经》、《毛诗》、《尔雅》等书”；[13]

    魏源、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启蒙教育，都是从学习《孝经》开始的。

    作为私学、家学，《孝经》是必修的教材，在自学的时候，《孝经》也是必学的教材。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就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代表。王艮出生于卑贱的盐贩家庭，家境贫困，11岁时就辍学劳动。但他不甘心贫困和卑贱，从19岁开始，自学《大学》、《论语》和《孝经》。后来，求知若渴的王艮，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拜王阳明为师。他以惊人的毅力，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享誉全国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

    《孝经》用作官学教材，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艺文志》指出：“孝道，是天之经，地之义，万民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孝是天下的大经大法，所以叫《孝经》。”《孝经》和《论语》一样被视为研习五经的前提。汉平帝时期设立地方官学，将《孝经》作为基层必须进行的民间教学内容。从此，《孝经》走进了官学，成为郡县学校和乡聚庠序的通用教材。尔后，历代如此，相袭而下。

    普通人在私学、家学和官学里学习时，使用《孝经》为教材，皇亲国戚们在皇室宫学里学习时，《孝经》也是教材之一。东汉明帝时期，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了宫邸学，又称“四姓小侯学”，“四姓”是指皇家的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这四大家族。“小侯”是指这四氏都不是真正的列侯。“四姓小侯学”的设立是专门针对贵族外戚子弟，教师都是享誉全国的大儒，设备在全国的学校里是最为完善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学校设立的目的是以防外戚们荒淫无道、犯上作乱，因此，学习的内容以《孝经》为主，兼及《尚书》等教授忠君孝亲和礼仪制度的内容。

    除了贵族外戚，皇室子孙更要熟读《孝经》，在汉昭帝时期，就将《孝经》引入皇宫作为教材，来教授年幼的皇帝及太子王孙、皇后嫔妃们。自此之后，历代皆然。而且对于皇太子（即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的要求比一般的皇子更高，不仅要能够一字不落地背诵《孝经》，还要能够明白其义，以此来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以便将来能够用孝道来治理国家。

    总之，自从《孝经》重现之后，很快成为官学、私学、家学和自学的重要教材之一，不仅平民百姓从小诵读，贵族外戚和皇室王孙也都要熟读背诵，《孝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各类学校的通用教材之一。

    注释

    [1]骆承烈编：《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9—61页。

    [2]《三国志·魏·钟会传》。

    [3]《南齐书·文学传》。

    [4]《梁书·鄱阳忠烈王恢传》。

    [5]《梁书·王僧孺传》。

    [6]《梁书·文学传》。

    [7]《陈书·孝行传》。

    [8]《北齐书·徐之才传》。

    [9]《隋书·韦师传》。

    [10]《宋史·袁逢吉传》。

    [11]《宋史·文苑传》。

    [12]《元史·欧阳玄传》。

    [13]《闺秀正始集》。

    二、学校中的孝教育

    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大约开始于奴隶社会时期。夏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制度已比较完备。此时的学校分为两类，一类是天子或诸侯王建立的国学，国学建在王城，规模较大，分布在5个方位，故有“五学”之称。其中，辟雍居中，东序居东，成均居南，瞽宗居西，上庠居北。诸侯所设的学校规模较小，又称“泮宫”。另一类是乡学，就是按地方行政区划分的地方学校，根据区划的大小，乡学有不同的名称，如闾孰、党庠、州序、乡校等。不论是国学还是乡学，都是由官府所建立的，所以统称为“学在官府”。

    西周学校的教育内容涉及很多方面，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以“明人伦”为其教育的核心。根据《周礼·地官·师氏》记载，国学的教育内容中有“三德”教育：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孝德教育居“三德”之一。乡学教育中也有“七教”教育：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六行”教育：孝、友、睦、姻、任、恤教育。由此可见，孝德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原先掌握在贵族手中的“官学”随着奴隶主贵族地位的没落，逐步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大量的文化典籍从贵族流向民间，一批贵族下降为士，形成了以儒为主要成分的知识分子，他们分散到各国去做官吏或教师，因为是私人创办的学校，与官府办学相对，称之为“私学”。

    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祖先是宋国贵族，曾祖父迁到鲁国时，已经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在30岁的时候，创设了儒家私学。曲阜的杏坛，相传是他讲学的地方。孔子一生弟子多达3000人，其中有成就的72人。孔子开设私学的口号是“有教无类”，不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可以拜师学习。孔子的教学内容以道德教育为主，“仁”是他的最高道德理想，而孔子又说“孝悌仁之本”，孝是“仁”的根本，是一切道德的本源，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的仁爱之学。除了孔子的私学，各学派都有创设私学，如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但孔子的私学无遗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

    此后几千年，中国的“官学”和“私学”便同时发展，并行不悖，越来越完善，不管怎样发展，孝一直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邦建立汉朝，实行“以孝治天下”，汉代的学校教育中更是少不了孝的教育。汉代的学校同样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又分为中央政府办的中央官学和地方政府办的地方官学。中央官学又分为太学、鸿都门学和宫邸学；地方官学分为郡国办的“学”、县办的“校”、乡办的“庠”和村里办的“序”。如图所示：

    汉代学校体系示意图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是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下令创办太学，目的是为了崇尚教化。太学的学习科目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儒家经典都包含有丰富的孝教育内容。《孝经》虽然没有列入五经，但却是研习五经的前提，《孝经》的兼经地位一直到北宋才被四书取代。

    太学的老师——博士的选拔也十分严格，不仅要学识渊博，还要有孝行。史书中记载有当时博士的举荐书——举状，内容如下：

    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1]

    第一句是讲父母在世时对父母敬爱有加，父母去世后能够葬之以礼，说明此人是儒家典型的孝子形象。第二、三句才讲此人的学术水平如何。可见，孝是选拔博士的必备条件。汉灵帝时期的博士赵咨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赵咨的父亲是赵畅，曾做过博士，赵咨少年时期父亲就过世了，他对母亲十分孝顺，因为孝行，他还被推举为孝廉。几次被举荐做高官，他都称病不就，并在家里亲自率领子孙种田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很是清贫。有一天夜里，一伙盗贼乘着夜色到赵家抢劫，赵咨听见动静后，害怕惊动了母亲，赶紧来到门口迎接盗贼，表示马上为他们准备饭菜，并道歉说：“老母亲已经年逾八十，身体不好需要休养。家中实在是太贫困了，连隔夜的粮食都没有剩下，请求你们给我母亲稍微留下点粮食和衣服。”妻子儿女和家里其他物品他都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强盗听后惭愧地跪下说：“我们太无礼了，请贤人原谅。”说完就都跑出门去，赵咨追出门想要送他们粮食，但没有赶得上。从此赵咨的孝名更大了。

    不仅老师的选拔需要有孝行，学生的选拔也是有要求的。太学生有两条招选途径：一是由朝廷派人选拔18岁以上，仪表行为端正的人；二是地方长官推荐有求学意向且尊敬长辈，没有忤逆行为的人。

    鸿都门学是汉灵帝设置的专门教授书法、绘画、辞赋的专门艺术类学校，虽然它的教学内容不是五经，但其画孔子及72弟子像，充分说明它仍旧是尊儒的，那么儒家的核心“孝”自然会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宫邸学是专门的宫廷教育机构，一直都有着重孝的传统。其中，太子作为国家的储君，对他们的教育可谓是重中之重。太子要先学习《论语》和《孝经》，然后再学习五经。汉代的皇帝多数也是精通儒家经典，如汉昭帝自己说过：“我知晓古代帝王的事情，学习过《孝经》、《论语》、《尚书》。”汉宣帝也是受过《诗》、《论语》、《孝经》的教育。

    外戚在汉代贵族中的地位显赫，他们也重视开展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教育。聘选教授五经的教师，并且以《孝经》为主，兼学《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

    地方官学的首创者是蜀郡太守文翁。汉景帝时期，文翁任蜀郡太守，他见蜀地因为远离中央而偏僻落后，有蛮夷之风，为了教化百姓，他在成都创办了“石室”，教授道德和文化知识。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下诏倡导郡国办学。汉平帝元始三年（3），王莽掌权，改革学校体制，郡国设立学校称为“学”，县设学校称为“校”，乡设立学校称为“庠”，村落里设立学校称为“序”，庠、序都聘请一位教授《孝经》的老师。地方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推行教化，改善民风，因此十分重视对孝的倡导。其中，庠、序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孝经》的宣讲，侧重于家族内部的伦理教育。

    汉朝建立以后，对私学采取宽容甚至奖励的政策，私学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汉代的私学教育体系主要分为蒙学阶段，学习《孝经》、《论语》阶段和专习经书三个阶段。蒙学就是启蒙教育，教学内容以识字为主，在识字过程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孝”、“敬”等道德教化是主要内容。识字之后便要开始学习《孝经》和《论语》，为学习专经打下基础，是私学教育的必经阶段。专经的学习与官学一样，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

    私学里的很多著名老师更是以“孝”著称于世，他们从事私学教育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如东汉著名私学经师孙期，是一位博学之士，性格十分温厚，虽然家境贫寒，但把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乡形成了好学、仁让、至孝的风气。黄巾起义军经过孙期的家乡，相互约定“不准侵扰孙先生宅舍”，孙期被时人称为“孙孝子”。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孝的范围还被扩大到老师。一旦老师遇难，学生都能挺身而出，竭力营救。如，博士范升因罪入狱，他的弟子杨政袒露上身，抱着范升年仅3岁的儿子拦驾喊冤：“范升三次娶妻，只有这一个孩子，今年才3岁，希望皇上可怜可怜这个孤儿吧！”护卫军怕他惊扰圣驾，举弓放箭威胁他离开，但他毫不畏惧，反而更加靠近，护卫军用戟刺在了他的胸部，杨政负伤流血，却还是不退后，汉光武帝被他的孝行所感动，于是下令释放了范升。

    汉代的学校教育十分重视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孝”的教育，无论是在中央官学、地方官学，还是在蒙学、私学中，孝都贯穿其中。之所以连篇累牍地介绍汉代的学校里的孝教育，是因为汉代的学校制度奠定了之后的2000年里中国学校制度的基础。汉代以后，无论是学校的类型——官学和私学之分，还是学校教育的内容——《孝经》、《论语》、五经和其他儒家经典，都变动不大，其中对孝的重视程度只增不减。

    隋唐时期代，建立了科举制度，教育与政治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唐代是第一个将道德教育制度化的王朝。在唐代的教育制度中，道德教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孝经》和《论语》进入了科举制度，成为入仕为官的敲门砖，士人们更是大为追捧，科举制度只是在学校和社会上更加强化了孝的重要作用。

    宋、元、明、清的学校教育虽然都有所变化，但基本沿袭唐代，儒家经典仍然是学校的主要课程，并且将学校教育与入仕为官的科举制度紧密结合，以孝为主要伦理道德的孝教育都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注释

    [1]《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

    三、专记孝道的蒙书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蒙养教材的编写，蒙养教材的内容尤其重视儿童的思想品德教育。孝德教育是儿童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几乎所有的蒙养教材中，都有对孝道的宣传，甚至还有专门对儿童进行孝教育的蒙养教材。

    （一）《二十四孝图》

    元代郭居敬编录的《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由历代24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孝代故事集。元代人王克孝绘制成《二十四孝图》流传世间。清人陈少梅也曾将《二十四孝》绘制成图。《二十四孝图》图文并茂，故事浅显，语言通俗，成为宣传孝道、教育儿童的通俗读物。以后，又有人刊行了《二十四孝图诗》、《女二十四孝图》等，流传甚广。在传统古代木雕、砖雕和刺绣上，常见这类题材的图案。

    24个孝子故事时间跨越了从上古到北宋；人物上至古代帝王下到平民百姓；年龄有老年、中年和少年；性别上既有孝子又有孝女。现摘取几个典型故事以供参考。

    “孝感动天”讲的是远古帝王虞舜，虽然遭到父亲、继母和弟弟的多次陷害，仍然不计前嫌，恭敬孝顺，最终感动了天地，也感动了帝尧，并将自己的帝位传给了虞舜。

    “戏彩娱亲”讲的是春秋时期楚国隐士老莱子，终生孝敬父母，70岁时还扮作小孩，哄父母开心的故事。

    “亲尝汤药”讲的是汉文帝刘恒，为母侍疾3年，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服用的汤药，必先自己尝过之后才奉予母亲。

    “怀橘遗亲”讲的是三国时期，6岁的陆绩随父亲拜见袁术时，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走告别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问他，陆绩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给母亲吃。

    “闻雷泣墓”讲的是魏晋人王裒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十分害怕打雷的声音，死后，被葬在了山林里。每当下雨打雷天时，王裒便跑到母亲的坟前，跪拜安慰母亲不要害怕。

    “恣蚊饱血”讲的是晋朝人吴猛8岁时家境贫困，买不起蚊帐。每到夏夜，吴猛就赤着身子坐在父亲床边，故意让蚊子叮咬，希望这样蚊子就不会叮咬父亲了。

    “涤亲溺器”讲的是北宋诗人黄庭坚，虽然官位很高，身份尊贵，但每天傍晚都亲自给母亲刷洗马桶，以尽做儿子的职责。

    今天，对于《二十四孝》中的故事，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辩证的历史分析。对于那些发自真心的敬爱和关心父母的行为，要加以继承和弘扬，而对于那些以孝顺父母为理由而残害子女的行为，都应被视为丧失人性和违法的行为，是社会和人类的良知不能容许的，这种糟粕应该被今天这个文明、法制的社会所摒弃。

    （二）王中书的《劝孝歌》

    王中书，清朝人，生卒年月不详。他写的《劝孝歌》共640个字，规劝子女孝敬父母。歌的开头就写道：“孝为百行首，诗书不胜录”，“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接着，生动详尽地描述了父母把子女抚养长大成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渴饮母之血，饥食母之肉”；出生之后的婴儿时期，母亲竭心尽力的照顾，“乳哺经三年，汗血耗干斛”；等到孩子长到十五六岁时，正值青春叛逆期，让父母操碎了心，“性气渐刚强，行止难拘束”；儿子再长大后，还要为儿子张罗娶妻的事，“儿子欲成婚，专访闺中淑”；但是，有的儿子娶了媳妇忘了父母，“母披旧衫裙，妻着新罗縠”；父母去世后还埋怨父母的家产少，“不思创业艰，惟道遗资薄”，真是“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畜。慈鸟尚反哺，羔羊犹跪足。”

    作者劝谏子女多读《孝经》，还举古代孝子的例子教育子女孝敬父母：“王祥卧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顺拾桑椹，贼为奉母粟。杨香拯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平仲身自鬻。江革甘行佣，丁兰悲刻木。”随后，作者感慨今人不再像古人一样孝顺了，最后还是规劝“天地虽广大，难容忤逆族。及早悔前非，莫待天诛戮。万善孝为先，信奉添福禄。”

    《劝孝歌》以极大的耐心，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教导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了这首《劝孝歌》，如果还不知父母对自己恩情之重，那真的是禽兽不如了。

    （三）《劝报亲恩篇》

    《劝报亲恩篇》产生于清朝，作者已经无从考证。它上承《劝孝歌》，也是用白话文的形式宣扬孝道，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很大。与《劝孝歌》不同的是，《劝报亲恩篇》中“孝”的含义更为广泛，不仅仅是指对父母的孝敬和关爱。全文共1358个字，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强调“孝”的重要性，并带有因果报应的功利色彩，“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子能把父母孝，下辈孝儿照样还。自古忠臣多孝子，君选贤臣举孝廉。”“福禄皆因孝字得，天将孝子另眼观。孝子贫穷终能好，不孝虽富难平安。诸事不顺因不孝，回心复孝天理还”；不管男女，都应尽孝，“孝贵心诚无它妙，孝字不分女共男。男儿尽孝须和悦，妇女尽孝多耐烦。爹娘面前能尽孝，一孝就是好儿男。翁婆身上能尽孝，又落孝来又落贤。”“女得淑名先学孝，三从四德孝为先”；不管贫富，都要行孝，“能孝何在贫和富，量力尽心孝不难。富孝鼎烹能致养，贫孝菽水可承欢”；不仅孝敬父母是孝，和睦兄弟、和睦妯娌、孝敬祖先都是孝的表现，“和睦兄弟就为孝，这孝叫做顺气丸。和睦妯娌就是孝，这孝家中大小欢”，“为人能把祖先孝，这孝能使子孙贤。”

    第二部分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如何行孝。“好饭先尽爹娘用，好衣先尽爹娘穿”，“出入扶持须谨慎，朝夕侍候莫厌烦”，“时时体贴爹娘意，莫教爹娘心挂牵”；孝子要有自制力，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还要保重身体，以免父母担心，“宝局钱场我休往，花街柳巷莫游玩。保身惜命防灾病，酒色财气不可贪，为非作歹投阴德，惹骂爹娘心怎安？是耕是读是买卖，安分守己就是贤”；父母的身体一定要多加留心，从饮食上保证父母不受委屈，“老人食物宜软烂，冷硬切莫往上端。富家酒肉常不断，贫家量力进肥甘，但愿自己受委屈，莫教爹娘受艰难”；父母有错时，要婉转地指出，“万一爹娘有了过，恐怕别人笑嗤咱。委曲婉转来相劝，比东说西莫直言”；父母生病时，“煎汤熬药须亲手，不可一日离床前。病重神前去祷告，许愿心诚才灵验”；“试看古来行孝者，荣华富贵福绵绵。你看忤逆不孝顺，送到大堂板子扇”。

    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了父母对子女代恩情，从母亲怀孕、孩子出生、到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父母无不担惊受怕、操心劳力。“从来亲恩报当先，说起亲恩大如天”，“没有爹娘生下你，世上怎有你这身？没有爹娘养你大，怎在世间成个人？”所以，对于父母代养育之恩，子女怎么回报也不及万分之一。而且，自己也会有子女，在自己孝行的感染下，自己的子女将来也会这样回报自己。

    第四部分强调兄弟和睦，不分嫡庶。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了兄弟和睦的例子和兄弟不睦的例子，“牛宏待着他弟好，身居相位好威风。彦霄待着他哥好，父子同榜把官封。”“沈仁沈义兄弟俩，二人俱是翰林公。因为家产犯争执，不念兄弟手足情。”最终，在别人的劝和下，“兄弟二人放悲声”，“兄弟回家成义气，后来俱各把官升。”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回归主题，劝诫做子女的一定不忘父母恩情，知恩图报，“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

    （四）《文昌帝君元旦劝孝文》

    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道教神名。相传姓张，名亚子，东晋蜀地人，为国抗敌时，战死沙场，后人立庙纪念。相传，文昌帝君曾73次化生人间，世为士大夫，为官清廉，“济人之难，救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鸷，上格苍穹”，因此，天帝命文昌帝君掌管人间功名、禄位事。

    除了忠君救主的功绩外，文昌帝君还是个大孝子。20岁的时候，母亲病重，身上生了疽疮，文昌帝君亲自给母亲吮吸疮毒，并且在夜里的时候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母亲的病就痊愈了。因此在后人眼中，文昌帝君也是慈祥孝亲的楷模，所以，后人托名文昌帝君写了这篇劝孝文。文章第一句写道：“今日是元旦，为人间第一日，吾当说人间第一事。”因此，这篇劝孝文又称《文昌帝君元旦劝孝文》。

    《文昌帝君元旦劝孝文》以神仙的口吻告诫人间众生“孝者百行之原”，孝“是为人间第一事”，“天地是孝德结成，日月是孝光发亮”。人间行孝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事富贵之父母易，事贫贱之父母难；事康健之父母易，是衰老之父母难；事具庆之父母易，事寡独之父母难”，因此，“为人子者，善体其情，能顷刻离左右也乎？”最后，告诫世人“见我此章而不化为孝子顺媳者，与禽兽何异，人人得而诛之者也！”

    除了上述几个有代表性的教材外，还有清康熙年间述古老人的《劝孝歌》、明代袁了凡的《劝孝文》、清代的《重编百孝图说》、《八字觉》、《劝家庭行孝文》等劝孝的图画或文字，都是宣扬孝是一切行为的根本、父母生养子女的不易、子女应如何行孝以及历代典型的孝子故事等内容，语言通俗易懂，平仄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很适合儿童学习和记诵，因此历经数朝数代，一直广受欢迎。即使今天看来，这些蒙书仍然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只要稍加改动，剔除其中的糟粕部分，对于今天儿童的孝教育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四、蒙书中的孝道

    在几千年的中国教育史上，蒙养教育一直受到很大的重视，历朝历代都编著了一些蒙养教材。迄今可见最早的蒙养教材是《史籀篇》，据说是周代史官教学童的用书。历代具有代表性的蒙书为：西汉的《急救篇》，梁代的《千字文》，宋代的《百家姓》、《三字经》，清代的《弟子规》，等等。这些蒙书，大都出自大学问家之手，它们集中了历代蒙馆教师的智慧，包含天文、地理、历史、伦理、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既是文化识字课本，更是道德教育课本，旧中国大多数普通百姓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就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这些蒙书。

    汉代以后，《孝经》和四书五经一直作为少儿和青年学习的主要教材，向他们灌输儒家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所谓蒙养教材也只是相对于四书五经而言，那些语言浅显、内容简单的书，统称为蒙书。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几乎所有蒙书中，都有对孝道的教育，下面就一些有代表性的蒙书作些简介。

    （一）《三字经》教孝

    在中国古代蒙书教材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书是俗称“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中，《三字经》后来居上，是因为它具有识字广见闻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传授知识与封建政治思想教育的双重功能。《三字经》一般认为是由南宋末年著名学者王应麟所撰，也有人认为它出自宋代文人区适子之手，还有人认为它是明朝人黎贞所作。《三字经》文笔流畅，句句成韵，读易上口，诵便入心，语言朴实无华，却又深入浅出，情真意切。历代畅行不衰。其中，有大量关于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的论述和事例：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

    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

    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

    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

    （二）《弟子规》教孝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来源于《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经义。后来，经过清朝儒士贾存仁的修订改编，改名为《弟子规》。此书一经问世，即大受欢迎，流行于乡闾学馆，有些地方官府还将其定为乡学、村学的必用教材。《弟子规》三字为一句，两句为一韵，全文分5个部分，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等事情的礼仪与规范，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其中极为重视对孝道的教育。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

    出必告，返必面。居有常，业勿变。

    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

    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

    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

    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

    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

    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

    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

    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

    长呼人，即代叫，人不在，己即到。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

    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尊长前，声贵低，低不闻，却非宜。

    近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

    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

    （三）《幼学琼林》教孝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一般认为，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也有人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庆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后来，民国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

    《幼学琼林》用骈体文写成，全书使用对偶句，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的内容博采自然、政治、社会、家庭、立身、处世、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典故，且又对仗工整，十分可观，所以成为最有阅读市场的普及读物之一。摘其有关教孝的内容于下：

    何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

    何谓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孙、曾、玄。

    ……

    父母俱存，谓之椿萱并茂；

    子孙发达，谓之兰桂腾芳。

    乔木高而仰，似父之道；

    梓木低而俯，如子之卑。

    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

    得亲顺亲，方可为人为子。

    ……

    菽水承欢，贫士养亲之乐；

    义方是训，父亲教子之严。

    ……

    弑父自立，隋杨广之天性何存；

    杀子媚君，齐易牙之人心奚在？

    ……

    和丸教子，仲郢母之贤；

    戏彩娱亲，老莱子之孝。

    毛义捧檄，为亲之存；

    伯俞泣杖，因母之老。

    慈母望子，倚门倚闾；

    游子思亲，陟岵陟屺。

    ……

    焚裘伏剑，罗母与陵母俱贤；

    跃鲤杀鸡，姜生与茅生并孝。

    ……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

    须贻同气之光，毋伤后足之雅。

    东征破斧，周公大义灭亲；

    遇贼争死，赵孝以身代弟。

    ……

    杀妻求将，吴起何其忍心！

    蒸梨出妻，曾子善全孝道。

    ……

    缇萦上书而救父，卢氏冒刃而卫姑，此女之孝者。

    （四）《增广贤文》教孝

    《增广贤文》简称《增广》，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是一部古训和民间谚语集。大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后经明末和清朝民间一些学者的不断修订、增补而流行于近现代社会各阶层。该书以儒家道德观念为主，兼有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汇集了为人处世的各类谚语，很有哲理性，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关于教孝部分有：

    孝悌为先务，本立而道生。

    孝当竭力，非徒养身。

    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

    岂无远道思亲泪，不及高堂念子心。

    爱日以承欢，莫待丁兰刻木祀；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

    兄弟相害，不如友生；外御其侮，莫如弟兄。

    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当马牛。

    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五）《老学究语》教孝

    《老学究语》的作者是清代重庆人李西沤。体例如同《小儿语》，分为四言、六言、杂言三种，各自为段。内容也类似于上书，虽然语言带有老学究的语气，但不失为善言良语。

    家长严正，卑幼恭顺，善气凝薰，元吉大庆。

    有儿不教，不如无儿；教不以正，何以教为？

    善爱儿者，不偏于爱；偏于爱者，儿受其害。

    横天塞地，一个孝字，震古烁今，一件难事。

    友以成孝，孝以兼友；薄兄弟者，薄其父母。

    孝养父母，有儿教儿；眼前生计，勿荒于嬉。

    人生百年，始于龆龀，不培其根，必染邪症。

    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世俗不孝者五，先要儿曹知道。

    一体分为五指，指头或短或长；长短无非手足，弟兄切莫参商。

    寸金寸阴，寸草寸心；世少百年之人，家有白头之亲。

    （六）《幼学诗》教孝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颁布的蒙学教材之一。太平天国二年（1852）正式印行，作者不详。《幼学诗》以朝廷、君道、臣道、家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等为题，规定了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每条四句，全是五言韵语，排列整齐，易于记诵。由于太平天国存续的时间有限，《幼学诗》也传世不广，时间不长。

    家道

    家庭亲骨肉，欢乐且融融，

    和气成一团，祯祥降九重。

    父道

    栋正下无歪，端严道自裁，

    子心休使怨，满室遍和谐。

    母道

    为母莫心偏，慈和教子贤，

    母仪堪媳学，福气达高天。

    子道

    子道刑于妻，顺亲分本宜，

    妇言终莫听，骨肉自无离。

    媳道

    嫁出为人媳，和柔道自图，

    莫同妯娌辈，嘈闹激翁姑。

    兄道

    为兄教导弟，念切是同胞，

    弟有些须错，含容量且饶。

    弟道

    长幼天排定，从兄道在恭，

    弟明天显则，福禄自来崇。

    姊道

    姊当教弟妹，炼好转天堂，

    有故归宁日，团圆嘱短长。

    妹道

    细妹遵兄姊，和情莫逞高，

    小心勤炼正，遵守十天条。

    除了上述几本蒙书谈及孝道外，《小学》、《呻吟语》、《四言杂字》、《六字杂言》、《教儿经》、《好人歌》等蒙书也都有教孝的内容。

    五、《女孝经》与女子孝教育

    孝为百善先，孝不仅是男子首要的伦理义务，也是女子的首要伦理义务。女性一生中，以其人生阶段的不同，分别扮演了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角色，古代女子在未嫁时，在家孝顺父母，既嫁后，孝顺公婆并侍奉丈夫，还要生儿育女、承续香火，教育子女、为人母仪。女性的作用在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对女性进行教育是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性别角色、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和地位的不同，女子的孝教育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中国古代女学教材的内容全部集中于妇德、妇职和闺门礼仪方面，宣扬“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古人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在女学教材中很少出现天文、地理、文化、数算等内容，更多的是女子的品德和孝道的教授。为了对女子教孝，甚至出现了模仿《孝经》的《女孝经》。

    （一）《女孝经》教孝

    《女孝经》的作者是唐朝散郎侯莫陈邈的妻子郑氏。“侯莫陈”是三字复姓，现在已很少见，此人的名字并未出现于新、旧唐书中。据说，他的侄女嫁给了唐玄宗的第十六子永王李璘为妃，作《女孝经》的目的是为了告诫侄女永王妃“为妇之道”。全篇论述女子应遵守的礼教，题材也模仿《孝经》，并以孝为纲要和最高道德准则。虽然说明是为了教导侄女而作，却又将其献于君王，这些应该都是在迎合唐玄宗大力提倡孝道并且亲自注释《孝经》的举措。《女孝经》的内容也模仿《孝经》，分为十八章，现将《女孝经》与《孝经》的各章标题列于下表，其中相同章名用粗体字标出，以便对比。

    《女孝经》与《孝经》的各章标题对比表

    《女孝经》各章均采用班昭与诸女问答的形式，以孝为纲，阐释妇道。《后妃章》、《夫人章》、《邦君章》、《庶人章》分别讲述自后妃至庶人各种身份的女子之孝。后妃应该关心的是如何为君王进贤言，使君王不贪恋美色而专心朝政；诸侯夫人要正直公正，仪表不失，使家族和睦，永保其宗庙社稷；公侯之妻要遵守礼教，言行要严格遵照规范；庶人之妻在家庭里要先人后己，勤劳节俭，孝敬公婆。

    《事舅姑章》讲述女子对公婆应尽的义务。首先要向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敬重和关心。鸡叫第一遍，媳妇就要起床洗漱，穿戴整齐后拜见公婆；冬天要保证公婆屋子温暖，夏天要使公婆居处清凉；晚上要服侍公婆就寝后自己才能歇息，早晨则要前往省视问安。对公婆要绝对顺从。

    《三才章》讲述女子如何侍奉丈夫。女子要把自己的丈夫视为天，以仁爱、恭顺之心敬奉丈夫，是天地间历久不变的道理，也是女子必须做到的。女子要给丈夫更多的关爱，女子要率先做到对丈夫尊敬和谦让，女子还要时时劝谏丈夫，避恶从善。

    《孝治章》、《贤明章》等其他各章，也都是宣扬女子要品德端正、敬奉公婆、侍奉丈夫、不忌妒、善教子女等女子应有的行为规范，内容多有重复。

    女子虽然要顺从丈夫，但并不是一切都听从丈夫的。《谏诤章》里，作者举例子说明女子对丈夫不当行为，应该加以智慧地劝谏。周宣王早上起得很晚，经常错过上早朝，姜后就摘掉首饰，穿上素色衣服，向宣王请罪，宣王从此每天都早起上朝。汉成帝喜欢班婕妤，命班婕妤与自己同乘一辇，班婕妤辞谢说：“我听说三代的贤明君主都让贤臣伴随在身边，但没听说他们和宠爱的姬妾同乘一辇的。”成帝为之动容。楚庄王沉迷于游猎，樊姬苦劝不听，于是，她不再吃野味，楚庄王很是感动，便不再打猎了。作者由此说明，天子有诤臣，即使昏庸无道，也不会失掉天下；诸侯有诤臣，即使昏庸无道，也不至于失掉自己的封地；大夫有诤臣，即使昏庸无道，也不会失去自己的采地食邑；士人有诤友，就不会名声败坏；父亲有诤子，便不会作出不义之事；丈夫有诤妻，就不会走上不合礼法的歧途。所以，如果丈夫所做之事不合道义，就要直言规劝，一味地听从丈夫的命令，怎么能算是贤惠呢？

    《女孝经》与《孝经》一样表现出封建礼教的思想，带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自然要拒绝这些糟粕思想。但体会其写作本意及有关女子美德的提倡，对于今天加强人们道德修养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女诫》教孝

    《女孝经》里教导诸女的曹大家（“家”读音为“姑”），就是汉代才女班昭。班昭（约45～117），又名姬，字惠班，东汉陕西咸阳人。她是史学家班彪的女儿，14岁嫁给同郡曹寿。曹寿死得早，班昭守志，独自将儿子曹成抚养成人。长兄班固作《汉书》，未及完成就去世了，班昭继承长兄遗志，最终完成了《汉书》这部重要史籍。次兄班超镇守西域三十多年，年老思乡，上书请求汉和帝准许其卸任回到中原，班昭也上书为他请求，和帝受到感动，召班超回京。和熹邓太后嘉赏班昭志节，将她召入宫内，担任女师，并赐号“大家”，皇后以及诸多嫔妃都向她学习礼仪之道。

    班昭还著有《女诫》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劝诫诸女，克己续德，善为人女、人妻、人媳、人母。在“卑弱”篇里，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比男性地位低下，必须早起晚睡、辛勤劳作才能恪尽本分。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必须恭敬地服侍，服侍丈夫就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丈夫是对是错，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在“专心”篇中强调，丈夫可以再娶妻续弦，女子却只能从一而终，一女不可事二夫。

    《女诫》站在儒家封建礼教的立场，在篇中全面解释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四德”之义，大力宣扬女性应以“三从四德”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鼓励女性凡事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多加忍耐，这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女诫》虽只有一千六百余字，却十分全面、系统、彻底地表现了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和社会观，对其后两千余年中国社会的女性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女论语》教孝

    《女论语》是唐朝中期著名才女宋若莘、宋若昭姐妹共同撰写的。比之《女孝经》，它的影响要大得多。尤其是到了明代，它被列入“女四书”（《女诫》、《内则》、《女论语》和《女范捷录》），成为民间妇女教育的必读书，其作者也因此成为女教圣人，受到后人推崇。宋氏姐妹5人，皆擅长诗文，尤其是宋若莘，文采出众，志向高远，一生未嫁。宋若莘死后，唐穆宗召宋若昭入宫，掌管六宫文学，还教导诸皇子公主，历经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五朝，被称为“先生”，荣宠盛极一时。

    《女论语》共有10篇，阐扬的妇女道德规范基本沿袭前世礼教准则，并不新鲜，其特色在于使用了浅显朴实的俚语和俗语，以四言诗歌的形式，将深奥、古板的说教演化成了妇女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言行举止，方便于文化不高的妇女学习、记诵和仿照执行。其中教孝的篇章有《事父母》、《事舅姑》、《事夫》等。

    《事父母》讲述在家之女孝养父母：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问安康。寒则烘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父母检责，不得慌忙。近前听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过从长。

    父母年老，朝夕忧惶。补联鞋袜，做造衣裳。四时八节，孝养相当。父母有疾，身莫离床。衣不解带，汤药亲尝。

    莫学忤道，不敬爹娘。才出一语，使气昂昂。需索陪送，争竞衣装。父母不幸，说短论长。搜求财帛，不顾哀丧。如此妇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讲述新媳妇奉养公婆：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门，合称新妇。供承看养，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睹。不敢随行，不敢对语。如有使令，听其嘱咐。姑坐则立，使令便去。早起开门，莫令惊忤。洒扫庭堂，洗濯巾布。

    莫学他人，跳梁可恶。咆哮尊长，说辛道苦。呼唤不来，饥寒不顾。如此之人，号位恶妇。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责罚加身，悔之无路。

    《事夫》讲述妻子敬事丈夫：

    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

    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治疗，愿得长生。

    粗丝细葛，熨帖缝纫。莫教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茶饭，供待殷勤。莫教饥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葬穴，生共衣衾。

    自汉代以后，有关妇女礼教的著述不断涌现，但其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官宦家庭的妇女，文字均为文言，较为艰深。《女论语》是迄今所见第一部针对普通劳动妇女的女教著作，首开通俗女教著述之先河，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适应了女教平民化和幼女启蒙的要求。

    除了上述的女学著述对女子进行孝道教育外，还有明成祖朱棣的皇后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明代蒋太后撰写的《女训》，清代的《女二十四孝图说》、《女三字经》等，均是对女子灌输孝敬父母、敬奉公婆、侍奉丈夫、教儿育女等方面孝教育思想的。

    六、举孝廉——以孝选官

    《二十四孝》中，有一个“行佣供母”的故事。讲的是，西汉末年一个叫江革的人，是齐国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人，父亲去世得很早，江革与母亲相依为命。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群雄并起，战火纷飞，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背井离乡，到处流亡，江革也背着母亲弃家出走。

    母子二人跟随着流亡的百姓一路向南，结果不但没有找到安身之处，反而碰到了一伙强盗。强盗见江革长得身强体壮，便要掳掠他入伙。江革于是哭着哀求：“我跟随你们去了，自然是吃穿不愁，可这样我的母亲就没了依靠，怕是也活不下去了。”强盗见他如此孝顺，也动了恻隐之心，不忍心为难这母子二人，便放走了他们。

    母子二人辗转来到了江苏邳县后，已经衣衫褴褛，并且身无分文。江革便找了户人家来做佣工，昼夜劳作，不知疲惫。赚到了钱，都用来供养母亲，自己舍不得花一个钱。汉光武帝刘秀荡平群雄，建立东汉，战乱逐渐平息了下来。这时，江革又背着母亲，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家乡之后，江革仍侍奉母亲左右。江革担心80岁的老母亲坐在牛马车上颠簸，为了车子平稳，好让母亲坐着舒服，便不再用牛马拉车，而是自己亲自拉车，缓步而行。当地的人们都赞叹他的孝顺，尊称他为“江巨孝”。

    江革的孝行被太守马融举荐为孝廉，从此走上仕途，并官居司空。江革年老辞官后，汉章帝特地下诏表彰其孝行，并赐号“巨孝”，虽不任官，但俸禄待遇一如从前。

    江革因为有孝行而走向了仕途，进入国家统治系统，在汉代，这样的仕进途径称为“举孝廉”。汉文帝时期，有孝行之人已经可被选拔为官，可算是举孝廉的先声。举孝廉作为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选拔统治人才特别重视人的品德。根据儒家的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不仅是选拔贤臣，还有增进教化的意义，逐渐被确定为选拔统治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颜师古解释说：“孝，就是子女善事父母祖先；廉，就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举孝廉就是地方每年按规定人数向朝廷推荐孝子廉吏，进入仕途或加官晋爵。

    察举的单位为郡国，关于察举孝廉的名额，前期一直是每个郡国不分大小，每年各举荐2名，体现了郡国平等的原则。但随着各地人口增长和文化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原来的旧制度就显得越来越不公平了。到汉和帝时期，人口五六十万的大郡可以推举孝廉2人，人口一二十万的小郡也推举孝廉2人，汉和帝觉得不公平，于是改为按照郡国的人口比例来察举孝廉，并且对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适当的照顾。

    经过适当调整后，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两汉孝廉出身的官吏甚多：

    路温舒，担任过决曹史，后来又学习了《春秋》经义，举孝廉，成为著名的司法官。

    王吉，西汉时琅琊人，少年时勤奋好学，精通经书，以孝廉补授若卢县右丞，不久升任云阳县令。汉昭帝时，举贤良充任昌邑王中尉。

    韦彪，很有孝行，父母去世的时候，他哀痛欲绝，守丧三年，不出庐寝。等到三年服丧完毕，韦彪已经骨瘦如柴，形容枯槁，医治了数年才能勉强站立。建武末年，举孝廉，官拜郎中。

    冯豹，字仲文，12岁时，母亲被父亲所休，后母对他十分狠毒，曾试图趁冯豹睡着时加以毒害，由于冯豹警觉，及时逃走，得以幸免。后来，后母病重，冯豹恭敬谨慎地侍奉在侧。当时人都称赞冯豹孝顺。长大后，喜好儒学，在丽山脚下教授《诗经》、《春秋》等儒家典籍。后举孝廉，官拜尚书郎。

    周章，担任过郡功曹，后举孝廉，6次升迁，官至五官中郎将。

    张禹，东汉赵国襄地人。张禹生性忠厚节俭，父亲死后，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送来给他父亲办丧事的财物前前后后多达数百万，张禹都没有接受。他还把家里的田地住宅都让给了自己的伯父，自己则寄居在伯父家里。汉明帝永平八年，张禹被推举为孝廉，不久就又升迁。

    霍谞，东汉魏军邺（今河南临漳县）人。曾经有人向大将军梁商诬陷霍谞的舅舅宋光，宋光因此而深陷牢狱，当时霍谞才15岁，他上奏梁商，替舅舅鸣冤喊屈。霍谞所奏引经据典，言辞恳切，大将军梁商看重霍谞的孝心和文采，免去了宋光的罪行。霍谞由此名声显著。后来举孝廉，官至金城太守。

    《汉书》、《后汉书》中可考见的关于察举孝廉的史例有一百多人。从资历上看，大多数为有孝行又通晓经书的儒生，且多数做过州郡属吏。从任用的情况看，既有中央属官，也有地方官员。在汉代，可以因孝得官，也可以因不孝而被罢官。

    西汉的陈汤是抗击匈奴镇守西域的名将，在当时与卫青、霍去病名气相当。公元前36年，在一次荡平匈奴的胜仗后，他曾经上奏汉元帝，留下了一句扬眉吐气、流传千古的名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陈汤的辉煌到此为止，高歌凯旋之后，陈汤非但没有因功受赐，却身陷囹圄，屡遭贬斥，潦倒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先从陈汤的孝廉身份说起。

    陈汤，山东曲阜人，家境贫寒，但深谋远虑，又善写文章，可谓文武双全。后来，他到长安投奔权贵，得到富平侯张勃赏识。初元二年（前47），汉元帝下诏，要求公侯大臣向朝廷举荐孝廉，张勃便向朝廷推荐了陈汤。恰巧在等待朝廷任职期间，父亲去世，按理，他得守孝三年不能做官，但陈汤做官心切，就没有回家奔丧、守孝，企图侥幸蒙混过关。没想到却被人检举有违孝道而入狱。害得张勃也因举荐不当而被“问责”，削减了200户食邑。陈汤以不孝罪入狱，但他的才华却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官员的认可和赏识，不久再度被推荐为郎官。后又远赴西域，立下赫赫战功。

    名气越大，非议也就越多。上书贬斥他的人又把他不孝的罪名重新提起，加之陈汤又经常接受别人的贿赂，陈汤被一贬再贬，最终被免职为民。一代名将陈汤，后半生潦倒落魄，寂寞身后，罪不在他人，其为人不孝，为政不廉，纵使才华绝代，也难容于以孝治天下的汉代社会。

    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比较清明。东汉中期以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举孝廉的大权被权门势家所把持，造成作伪成风，出现了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察孝廉，父别居”的笑话。如，袁术喜欢“与诸公子飞鹰走狗”，但因为是司空之子，被举孝廉；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但因为是太尉之子，被举为孝廉；《后汉书·许荆传》记载，许荆的祖父许武被举孝廉后，也想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出名，于是，把家里的财产分为3份，自己“霸占”了其中最肥沃的田地和最好的宅子、奴婢，这样，就显得他的两个弟弟谦虚礼让、尊敬兄长，于是，两个弟弟都被举为孝廉了；《陈藩传》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叫赵宣的人，父亲死后，悲痛欲绝，在墓道里为父亲守丧长达二十多年，当地的百姓和官吏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孝行，推举他为孝廉，并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不答应。后来，郡太守陈藩查出他在这二十多年间竟先后有了5个儿子，从而揭穿了赵宣的假孝面目，并严厉惩办了这个假孝子。

    之所以会有人费尽心机、处处钻营，以图博一个“孝子”的名声，不仅是为了被举孝廉，升官发财，更是源于汉代社会对“孝”的重视。在汉代，“孝子”之名就像一个通行证，可以给人带来实际的利益，凭借它，可以轻易进入仕途，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别人的尊重，这无疑是最有效的孝教育途径。

    自从汉朝将孝廉作为一种正式的选官制度，中国古代历朝都将这一制度沿用了下来，只是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不同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汉代举孝廉的制度，以孝行、仁爱和门第作为取材标准，而品评官吏好坏的清议制度，便是以孝与不孝来评判士人和官吏。在魏晋时期，许多官员，遭人清议，因不孝而被罢官。

    典型的例子便是西晋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是三国蜀国、西晋时著名是史学家，在孝顺问题上，陈寿有两次遭到清议。一次是在蜀汉之时，陈寿被贬官在家，他的父亲在此期间去世，陈寿在家服丧。正好这时陈寿的身体不适，医生开药后，就叫仆人给自己煎药。仆人将煎好的药端来给陈寿服用时，恰好被来访的客人看见了，一时间，朝中众臣都贬议陈寿，认为陈寿在服丧期间吃药，是违背礼制的。陈寿因此被贬官。三国归晋后，陈寿在朝廷做官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陈寿按照母亲的遗愿，将母亲就近葬在了洛阳。但又有人清议陈寿，说陈寿未能将他的母亲葬在老家四川，陈寿因此事再次被贬官。

    选官制度对于孝的过分推崇，一方面会造成重德轻才的现象，使得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因为古板而不切实际的孝道礼仪，而遭人弹劾，纷纷落马，于个人于社会都是损失；另一方面，孝也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招杀手锏，以不孝为借口，除掉自己政敌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曹操杀孔融等。汉武帝当初创设以孝选官的举孝廉制度，恐怕也没想到对后世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出现这么多的弊端吧！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考试的兴起，举孝廉曾一度中断。在宋元明清时代，科举制度愈益规范和严苛，包括举孝廉在内的类似察举的制度却有所恢复。如宋朝保任制的荐举、明清的荐擢，都有相关内容。但是举孝廉最终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走向了历史归途。

    七、科举考试对孝道的强化

    选官取士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总结中国历代选举取士制度说：“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郗、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意思是说，隋代以前的选官，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此后则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所谓科举考试，是指采取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官吏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发源于隋朝，是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下诏以考试的办法举“贤良”的。到隋炀帝时设置明经、进士两科，以“试策”取士，科举考试的雏形渐备。唐太宗贞观年间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中间经过宋、元、明不断发展，一直到清末被废除，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要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孝”这一主题在科举考试中无处不在，无论是考试前、考试的内容还是考中之后入朝为官，都离不开对“孝”的考察。

    隋统一中国后，结束了东汉末年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下诏：“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贫厉俗，有益风化。强益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文武有职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意思是，有孝悌之名的人、德行忠厚的人、讲义气的人、有节操的人、正直的人、意志刚强的人、聪明好学的人、有文采的人、有战略思想的人和身强体壮的人，这十种人要么有利于改善民俗，要么有利于保家卫国，都是对社稷有用之人，所以，将这十项设置为十门考试科目，根据这十项条件，选拔人才，为国所用。诏令中首先提到“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这也就是为什么科举考试制度一建立，就将“孝悌”作为首门考试科目。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他总结了历代统治者的历史教训，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使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都统一在儒家伦理思想的控制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规范和钳制人们的思想。所以，唐太宗选择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大力宣传“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德规范。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孝”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

    唐代科举考试对参加考试的考生的资格审查比较严格。不是在政府设立的官方学校培养的学生，而是以私学、家学或自学成才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要先经过县令的亲自审查。在审查中，品行不端正、不孝顺父母、兄弟不睦的人，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县令考察品行才学俱佳后，再送到州长官那里复核，被州长官考核通过后，便可以送到中央，参加礼部的考试。

    在唐代，《孝经》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必学书。考试的时候，有两种方式来考察《孝经》，一种方式是口试，直接从《孝经》里问5道题，《论语》里问10道题。另一种方式是，如果在官学里已经系统地学习过《孝经》等规定的书目，在考试的时候，可以免试《孝经》和《论语》。唐玄宗曾下令全国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经》，所以，《孝经》的学习在民间也是很普遍的。

    考中之后，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不仅要在理论上测试对《孝经》的学习，而且也重视考察他们的实际孝行。考课官吏的标准有：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劳效。如果德行相当，就比较才用，如果才用也相当，就比较谁更勤政。考课优秀的官员会得到升迁，不合格的官员就会被降职。可见，选官首先注重的是官员的品德，然后才是个人的才能。

    而在现实的政治官场上，有一些官员能力平平，如果孝行卓著，也能够得到重用。杜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唐书》记载，杜暹“素无学术”，每当上朝谈论朝政时，杜暹的谈吐总是很浅薄，常常被别的大臣讥笑。但是杜暹却得到唐玄宗的青睐，官至宰相，主要原因便是杜暹的“至孝”和“清廉”。

    从杜暹的高祖开始一直到杜暹，杜家五世同居，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生活得十分和睦。杜暹为人尤其恭敬谨慎，母亲去世早，一直是继母照顾他，而杜暹对继母也是非常孝顺。对继母生的弟弟也很厚爱。

    杜暹任婺州参军，任满还乡时，同僚们送给他10000张纸。当时纸很贵，人们常以存多少张纸来表示富有程度，而且迎送官员送礼物属于惯例，不算贪污。可杜暹只取其中100张，以示领受了同僚们的情谊，其余全部退还给他们。同僚们见杜暹退还纸张，先是不解，弄清原因后都非常敬佩他的廉洁，纷纷赞叹说：“文不爱财，武不惜命，杜暹真是个清官。”杜暹以公正清廉、勤劳节俭要求自己，20岁时就发誓不受亲友馈赠，一生坚持如此。去世后，玄宗赐他绢300匹，同僚们也赠送财物吊唁，他儿子谨遵父亲遗训，拒绝不受，玄宗赐谥号“贞孝”。

    宋代的科举更加强化了儒家的经义和伦理道德，特别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宰相蔡京设立了“八行科”，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8种德行取士。即：善于父母为孝；善于兄弟为悌；善于内亲为睦；善于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凡是有这8项美德的人，由乡里送至县里的学校，经查核没有弄虚作假之后，上报到州里，州再分出等级来：孝、悌、忠、和为上等；睦、姻为中等；任、恤为下等。如果8种美德全都具备，可以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并且不用考试便是上舍生，经审查核实，授给美官。如果不能全部具备这8种美德，按照其美德的多寡，也可以进入州里的学校成为诸舍生员。“八行科”可谓是考取进士步入仕途最便捷的途径。

    如果士人违反这八行而犯罪的话，则为八刑。士人犯八刑，州县的长官将士人的名字登记于册，转报给学校，此时，士人若想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进入学校，成为生员。士人来入学时，学校按照州县长官送来的名册一一查看，如果曾经犯有不孝、不悌、不忠、不和的罪行，终身不得入学；犯有不睦罪，10年不得入学；犯有不姻罪，8年不得入学；犯有不任罪，5年不得入学；犯有不恤罪，3年不能入学。能改过自新、不再重犯，审查属实，才能入学。

    宋徽宗实行“八行科”是在北宋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振兴儒家纲常名教来束缚民众的行为，然而“八行科”取士之法，并未能提高人民的“德行”，也未能挽救濒临灭亡的北宋王朝的命运，政和年间（1111～1117）在河北、山东地区形成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继而又有方腊领导的安徽、浙江一带的农民起义，腐败的北宋王朝在女真族的军事进攻下，不堪一击。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八行科”便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宋代的程朱理学成为明清两代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核心即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考试的形式为八股文。清代雍正皇帝又把《孝经》的地位提升到与五经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孝在科举考试中的被重视程度从未降低。《儒林外史》中就讲述了一个贫困潦倒的孝子光宗耀祖的故事。

    匡超人是浙江省乐清县人，家境贫困，流落杭州，靠着拆字的贱业维持生计。没想到家里的父亲患了重病，匡超人听到消息后，“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想着“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所以好几次恨极了自己，想要一死了之。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家中。回到家后，他又是帮别人磨豆腐，又是杀猪卖肉赚点钱维持一家生计。夜里就守在父亲床边，生怕父亲有什么吩咐。他把赚到的钱全放在父亲那里，父亲烦闷时，他就给父亲讲在杭州的见闻和西湖的景色，以及街上的各种特色小吃和在街上听来的笑话，父亲听了竟也高兴了起来。

    作者还特意描述了匡超人伺候父亲的细节之处，将他伺候父亲出恭的情景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太公过了一会儿，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进来。”母亲忙走进来，正要替太公垫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这样出了。像这布垫在被窝里，出得也不自在，况每日要洗这布，娘也怕熏得慌，不要熏伤了胃气。”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面，自己爬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在肩上，让太公躺得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出得又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

    乐清县知县李本瑛知道匡超人的孝行，一心想要提拔他，不但在县里考试的时候，把他列为第一名，还在学道面前大力地举荐他。学道说：“士先器识然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意思是说，内在的人品要远比写文章重要得多。所以，匡超人果然进入了府学，参加了府试，显亲扬名，光宗耀祖。

    像匡超人这样家境贫困又从事过“贱业”的人，是没有资格入学参加科举的，但是匡超人的孝行改变了他和家族的命运。科举不仅是选拔人才的方式，更是社会道德的指向标，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科举提倡什么，士人们就追逐什么，社会上就流行什么。科举不仅给了孝子良好的名声，更给了孝子实际的利益——官禄，把孝附着在官禄上，没有不趋逐官禄的人，就没有不追求孝子之名的人。真孝也好，假孝也罢，孝的地位却被进一步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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