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花彤彤的姐》跋

    吴道毅

    谈起羊角岩的长篇小说《花彤彤的姐》，首先说说它的题名。小说题名取自时下流行的一首土家族原生态爱情民歌——《花彤彤的姐》，之所以以此命名，在于要写一个土家族歌王的故事。按照常情理解，小说中的土家族歌王应该是一位女性，这样题文才两相对应。民歌《花彤彤的姐》的爱情主题，也会投射到了小说中，与小说的主题构成一定的互文性。然而，作品实际设置的主人公却是男性田钟乐，作品的主题并没有重点凸显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作品中，民歌《花彤彤的姐》只不过是田钟乐所钟爱与经常演唱的一首土家族爱情歌曲而已。因此，小说的人物和主题都不能按照题名简单地加以分析和推论。

    在很大程度上，小说称得上一部近百年清江两岸土家族的命运史。作品主人公田钟乐一生的命运沉浮便对此做出了形象的展示。田钟乐出生在鄂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清江岸边，是一位地道的土家人，祖上家产颇丰。从一个未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到成长闻名遐迩的土家族民歌歌王与百岁老人，从一个富家子弟踏入为穷苦人闹翻身解放的革命征途，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历经了苦难，乃至九死一生。比如，少年时代被国民党押上刑场给红军军长“陪斩”、参加红军后被革命阵营内部当成“改组派”处决、抗日战争中选择跳崖与日寇同归于尽、大跃进时期因极度饥荒几至饿毙、“文革”中为制止武斗而受枪击……。他与仇家郑孝雄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深仇，却因为土家风俗接受郑孝雄“托孤”，将其儿子郑发当成亲子一样抚养成人。他的每一次“死亡”遭遇都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或者那样的惨不忍睹，但却一次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大难不死，也让他作为生活的亲历者，饱经了时代风云的剧烈变幻，饱受了命运的捉弄与生活的打击，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生与死、得与失以及爱与仇、情与义等等，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有了朴素而直观的认识，形成了钟情艺术、淡泊名利、追求逍遥、超越生死的生活观念。他的两任妻子向菊香与巴霖，尤其是他青梅竹马的恋人覃玉露，这几位质朴、善良的土家女子，都曾与田钟乐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经受了幸福、欢乐、苦难与不幸。田钟乐及其家人的命运正是土家族民族命运的缩影，这种命运本身更多的是在20世纪民族民主革命、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等诸多大背景下展开的，折射着民族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变革，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生活内涵，诠释着社会、人生的矛盾、困境与悖论，也表现了作者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对民族历史的重新思考与理性认知，以及对土家族命运的深切关注。田钟乐的身上承载着土家人的生命特质，也传达着土家族的文化精神。或许，小说的思想价值就体现在这些方面。

    写法上，《花彤彤的姐》较好地处理了叙事方面的某些矛盾，有不少可取之处。首先，采取了第一人称叙事，把读者带进历史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现场之中，规避了第三人称叙事的局限。其次，设置双线叙事，打破了单线叙事的传统格局。作品以田钟乐的生活为主线，讲述田钟乐一生的经历，以作者的生活为副线，讲述作品的构思与创作过程，尤其是运用历史文献资料作为作品故事的现实佐证，运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包括革命历史在内的历史进行评判，从而形成了双线交错、以叙为主、以议为辅与叙议结合的叙述格局，既避免了纯粹叙事的单调，也收到了画龙点睛的功效。再次，重点截取生活的横断面，重点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焦点，避免了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复述历史的笨重作法。小说的时间跨度几近百年，如果完全采取编年史的写法，不加选择地记录主人公生活的流水账，无疑会吃力不讨好。对此作者对生活的素材加以了精心挑选与认真识别，把生活的关节点与最能反映历史本质的生活场面放进作品中加以表现，起到了以少胜多、以点带面、化虚为实的作用。

    作品似乎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作者为了塑造主人公田钟乐，把北伐战争、鄂西革命根据地内部斗争、抗日战争、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文革”、改革开放大潮等等统统汇集起来，把它们全都“捆绑”在主人公身上，或者说先把人物做成一个框子，然后为了内容的充实与人物思想性格内涵的丰富，把所有的生活材料统统填充进去，这样虽然自然地扩大了人物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蕴含，提升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但却意想不到地偏离了艺术的正常轨道，造成了用生活材料取代了艺术想像的不良后果，人物本身的自足性与独特生命力失去了，作品主题也变得驳杂难辨。就人物而言，与其说是人物“捆绑”了历史与生活，不如说是让历史与生活“绑架”了人物。因此，把田钟乐换成李钟乐、张钟乐，把他的歌王身份换成故事大王或药王等别的身份，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实际上，他在作品中更多地只是起到串联生活的功能性作用。田钟乐作为歌王的成长历程，他对土家民间传统艺术（民歌）的理解，他的艺术情感世界，他的人生价值取向，等等，令人遗憾地没能成为作品的情节主线与写作重心，得到充分的展现与着重的表现。作品主题方面，既有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现代反思，也有对主人公民族精神的歌颂；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跃进”、“文革”等历史曲折的叩问，也有对改革开放之后新的社会矛盾的思考；既有对主人公作为歌王成长史的追踪，也有对其家族矛盾的书写与自身人性的考量；既有对跳丧等土家族民俗与山歌、南曲等土家族民间艺术的描写，也有由这些描写引起的对土家族文化的挖掘——哪方面的主题都有，但却似乎主次难分，且都不深入，缺少应有的深度与厚度。艺术表现方面，以点带面、以“点”代线的叙事处理方式也容易割断生活的整体感与历史感，以议辅叙的作法则时而让人产生故事与思想“两张皮”的感觉。这些，是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要想提高创作水平而必须加以克服的。

    不过，话说回来，作者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能够写出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着力表现土家族百年命运的作品，殊属不易，令人称道。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在作者完成初稿的过程中，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作为指导老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作者进行了全方位的写作指导，让作者受益良多。在修改过程中，於老师又提出了多方面的宝贵意见。本人忝列作品后期修改的指导老师，在此向於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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