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客从何来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客从中原来的主要原因

    西晋太熙元年（290），一生文韬武略、精明强悍的晋武帝司马炎，挑选了一个近似白痴的儿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史称晋惠帝。为了争夺这个最高统治权，司马家族的八个诸侯王先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战争前后延续了十六年（291～306），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国家的内乱必然带来自身实力的削弱和外族的窥探：西晋永嘉五年（311），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组成的骑兵队伍大举南下，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从此开始，至后来的千余年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中原大地上反复地相互征服，战争惨烈。

    当时中原的农耕文明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魏、晋约250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分成熟的阶段。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使中原汉人形成了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四季轮序的生活节奏。以粟（稷）、豆（菽）、黍、麦、稻等谷物为主，以猪、鸡、鸭、鱼等蛋白质为辅的食物结构；以儒家中庸哲学思想为主要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中原汉族知识分子阶层，从小苦读四书五经，吟诗作赋，然后再逐级赶考博取功名、入仕做官，或者经商、耕读以成就人生，这样的儒家文化秩序逐渐养成了中原汉人勤劳、善良、坚韧的民族性格和崇尚温良恭俭让的民俗风尚。

    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世代生活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高原，逐水草而居。一个在马背上成长起来的民族，长年累月居无定所，造成了其无土地归属感以及强大的攻击性。两者虽然相距遥远，隔着那个时代几乎是难以大规模逾越的黄河、长江。但在西晋末年这个历史节点上，时逢连续多年的大雪灾、大旱灾，造成了西北部高原上大批牛马羊群冻饿死亡，西北部游牧民族的食物链条发生了断裂，饥饿和渴望把本来极度松散的游牧民族聚集到了一起，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组成的骑兵队伍从西北高原上倾泻而下，从此拉开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追击、大屠杀、大掠夺的序幕。

    于是在内乱与外患互为因果的双重夹击之下，正如李白诗歌中所描述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大批中原汉人以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等地为中心，联动了鄂、皖、湘、浙、赣、闽、粤、桂、川、琼、台等十几个省市的人群，卷入了前后多次，波及大半个中国、数千万人口，时间长达千年的中原汉人大迁徙的浪潮。

    追求梦中的“桃花源”

    躲过了长弯刀和乱马蹄的中原汉人“衣冠南渡”，一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许开始就没打算走得太远，只想等烽烟稍稍远去，就重返故乡。所以他们先后依伫在湘楚和江淮大地上，辗转反复地回望着家乡，可是烽火不是越来越远，反而是隔了一些年又随着疾驰的马蹄声越来越近了：它们之中有“五胡”的马蹄声，有“安史之乱”的马蹄声，有黄巢造反的马蹄声，有金、元入主中原的马蹄声。

    这长年累月的迁徙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哪里才是他们梦想的家园？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那种人们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南方远离战乱的大山之中肯定有那么一处神秘的“桃花源”：那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也许就是客家先民们的领袖率领着大批“衣冠士族”离开故土之后，能够反复动员和激励迁徙大军一路南行，永不停步地追逐梦想家园的动力之所在。

    在迁徙途中，他们首先遭遇的是中原汉人进入南方山区最难过的第一关：水土不服。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聪明的客家先民们把在中原老家热汤熏蒸发汗的方式与当地人生服中草药的方法相结合，用擂钵把茶叶、芝麻、炒黄豆、炒花生、大青叶、淮山叶、鱼腥草、艾叶、细叶金钱草、竹叶椒、肉桂等有一定治疗和发汗功能的草药掺和在一起一一捣烂，擂成酱状茶泥之后再冲入滚烫的开水，当客人来时既当迎客茶又当驱“煞”的“药饮”或“药膳”。饮完擂茶，饮者顿觉微汗渐溢，已经附体的“瘴气”和“风煞”便随着茶汗渐渐排出，神清气爽，病愈如初。这就是客家风情中具有代表性的饮品“擂茶”的由来。

    可是原来已经倒下了的人又该怎么办呢？先人们临终前反复交代不能把自己的这把老骨头丢在这荒山野岭，孝子贤孙们于是在埋葬先人的墓地附近筑庐为舍守孝三年。然后再开棺取出先人的骨殖，洗净后装入预先烧制好的陶瓮内（此举客家人称之为“拣金”），然后背上装着祖宗骨殖的“金瓮”再加入不断赶来的迁徙队伍之中，这就是客家人“二次葬”习俗的由来。

    迁徙的队伍终于跨过了洞庭湖、鄱阳湖，经江西的赣南、浙江的江山进入福建宁化的石壁村和福建浦城的仙霞关，先后到达人们口口相传的“梦中桃花源”所在地：当年宁化县的石壁村和汀江上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汀州府封闭而又广阔的行政区域，这里山高林密，人口稀疏，是福建省最重要的三条大江汀江、九龙江和闽江的发源地，因山高皇帝远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万里寻她而来的客家先民从此停下了脚步，在这里成长为中华汉民族支系的一棵参天大树。

    2 客家祖地形成

    “两山同构”“两江各流”：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形成的地理环境

    古汀州府行政区域从地理上正好处在南北走向的武夷山脉即将插入江西赣南平原前的肘拐部，并在龙岩、漳平一带与略呈东西走向的戴云山脉横切相交，两大山脉相互砥砺和切割形成了人力难以逾越的巨大山峦沟壑，造成了古汀州府行政区域在西、北方向上与北方中央政权地理上的隔断，而在闽中和闽东方向又与福建地方政权形成了地理上的隔断，随着汀江南流过粤入海，于是古汀州府行政区域便成了“梦中桃花源”的绝妙属地。

    由于两大山脉在闽西相交，相互砥砺，造成了闽西区域内峰峦叠嶂、水系发达、森林密布，在大山的夹击之下形成了向东、南方向各自奔涌而去的两条大江：九龙江、汀江，从此成为中华汉民族两个重要民系——闽南民系、客家民系的母亲河。

    水，孕育了生命，人类逐水而居，孕育了文明。这“两山同构”又“两江各流”的地理结构，不但从地缘上阻隔了北方中央政权和闽粤赣边地方政权的干扰和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侵蚀，又促使闽西客家文化与闽南文化、当地原有文化三者之间加速融合，为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形成提供了极好的地理环境。

    独特的人文环境

    闽越遗族、畲族、瑶族的祖居地 据《汀州府志》《永乐大典》记载：“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检责得避役百姓三千余户，奏置州”。“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这“二州山洞”就是指古福州与古抚州之间还未开发的蛮荒之地，这三千多户流民中既有古闽人、闽越人、南海国遗族和部分躲避灾祸的流民，还有更多的畲、瑶族群。他们在这里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创造了历史悠久、神秘莫测的当地文化。

    闽南民系族群的开拓地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派出了由屠睢、赵佗率领的五十万大军远征岭南。来自中原五十多万军人组成的五路大军攻入了闽、粤，秦王朝的灭亡和岭南地方政权“南越国”的起起落落，五十多万将士和后来的上百万家属们先后在粤、闽沿海一带落籍为民。南越国的国王赵佗也成为后来被毛泽东戏称的“最早的南下干部”。他们一部分沿着海岸线北上，到达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另一部分人则沿着海岸线南下，到达今天的海南、广西沿海一带繁衍生息，从此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成为广府人和闽南人，部分到达福建东南沿海一带的便成为来自中原的第一批闽南民系族群的先民。

    “河洛人（音：郎）”名称的由来 第二批到达福建东南沿海的闽南族群则是在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板荡，黎庶走南疆”逃出来的中原汉人，他们经湘、楚大地之后并未停留太久，便与后来成为客家族群的那部分中原汉人分开了，他们先是到达今天的江、浙、淮一带，并分水、陆两条线先后到达今天的泉州一带繁衍生息，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来自晋朝和遥远的故乡河南洛阳的中原一带，他们便把当时还是无名的那两条江河分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而洛阳江上的那座大石桥便被命名为“洛阳桥”。第二批来自中原的汉人与秦、汉年间先期抵达的秦始皇五十万遗兵、上百万遗属的后代合流，后来被俗称为“河洛人”。

    第三批从中原来到福建省东南沿海的中原汉人代表为唐朝末年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和“五代十国”“闽国”的开基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当初他们奉唐朝中央政府之命率兵入闽时就先后分别从河南光州固始的老家各带了三千六百多人和五千多人的子弟兵随同前往。后来为了加强对属地的控制和管理，他们又从河南光州固始的老家调兵遣将。如先后于唐朝末年被任命为“岭南行军总管”和漳州刺史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后来因为需要武力征服的范围从今天的漳州市行政区域扩大到沿九龙江溯流而上的漳平、宁洋、龙岩一带，于是他们又从河南光州固始老家由其母亲和兄弟再带领五十八姓将校及子弟兵一千八百余人入闽增援。陈元光的部队与祖居在闽西大山中的畲、瑶族人为了争夺区域控制权和自己族群的生存空间，发生了长达数十年惨烈的征服战争。由于陈元光子孙在漳州地区连续五代世袭刺史爵位，家乡族人源源不断来投，加之所属官兵及其家属大都先后落籍九龙江两岸，于是他们便成为融入闽南民系中的第三批来自中原的汉人，后来为了从地域和语系上进行科学划分，河洛人被统称为闽南民系。

    “龙岩”地名的由来 陈元光的军队先后到来，与先期抵达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中原汉人后裔逐渐融合，终于形成了中华汉民族八大民系中的闽南民系这一重要族群。由于陈元光子孙陈珦、陈酆、陈谟等连续五代世袭漳州刺史，并被奉为“开漳圣王”，他们的军队从九龙江下游逆流而上朝漳平、宁洋、龙岩一带开疆拓土，如同当年黄帝征服、统一中原一样，为了彰显自己是代表中央政权的意志，弘扬来自中原文化的主流文明，教化尚未开化的“蛮夷”部族，于是他们便把最能代表和彰显中原大汉文化和征服意志的“龙”图腾带进了九龙江流域的闽西南一带，并在征服之后再一一以“龙”为名重新命名当地主要的山川河流和溶洞等。于是便有了后来九龙江流域龙溪、龙江、九龙江、龙津河、龙山、龙骨山、龙崆洞、龙岩洞、龙门塔、龙岩县、龙岩州、龙湖、龙潭等一系列有关“龙”的地名，成为中国龙文化的南方策源地。因为陈元光的部队后来就地屯垦为民，所以闽南文化属性中便带有军事移民的攻击性和排他性的意蕴。

    作为矛盾双方的“主与客”的关系，强势的闽南文化对客家文化在闽西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多元文化从相互对峙到相互融合，多元经济从相互竞争到相互融通，多元族群从相互争斗到通婚相融，为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形成创造了独特的人文环境。

    独特的文化孕育

    语言的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客家话”初来乍到，客家先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不通，与闽西大山中的各个族群很难交流。最初的语言统一，大概是先从汀江边上洗衣浣纱的妇人嘴上开始的。那是一个妇女们之间情感最为放松、音韵最贴近、人身最自由，也是语言最为放肆的信息交流场所。一切新鲜、新奇的语言信息在她们的嘴边迅速地被复制、被学舌、被传播……

    一种以书写记载的中原汉字音韵为根基、以此时汀江两岸客家先民主流母语为基础，并包容其他族群和少数民族个别语言特点的民系语言——“客家话”，就在汀江流域不知不觉诞生了。当相对统一的语言“客家话”最终形成并成为客家族群的标志——就是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你随身携带的万贯家财都可能花掉或损失，而唯一可以随身带走的就是你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和语言，才有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客家祖训，可见“客家话”对于“客家”这样一个长期颠沛流离、不断找寻梦中桃花源的族群来说，是其文化象征，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价值观的统一：形成了吃苦耐劳、勇于开拓、溯本思源、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慎终追远和崇正、硬颈的精神

    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和文化理想是维系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系团结一心、合力共谋事业的精神基础。在两宋至元、明客家民系形成和壮大的时期，“程朱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均肇端于与闽西相邻的江西赣南（虔州），后来集理学大成者的朱熹则为“二程”的弟子。在那个年代赣南与闽西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比如朱熹给龙岩龙门塔的题字——“文明塔”等等。理学大师及他们的弟子在赣南、闽西各地讲学，众多的儒生接踵而来，各地纷纷仿效，于是学馆、私塾、书院遍布乡野。

    仅当年的长汀县宣和乡培田村，一个有着八百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就以有三家书院为荣，而著名的客家神山——连城冠豸山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则掩映着二十七座书院，因拥有闽粤赣边各界学子数千人而名扬四海。汀州府则在最有权威象征意义的州府衙门边上建起了闽西最为辉煌的孔庙，并随后办起了更为优秀的府学。各县学而效之，一时间儒学兴盛，加之全国科举勃兴，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人才辈出，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的石牌坊和石龙旗高高矗立在客家各姓氏的祠堂前，它昭示着客家人的价值观和精神取向。中原主流文明的传承和“程朱理学”博大精深思想的影响，逐渐锻铸了客家人精神思想的内核，比如朴实无华、务实避虚的精神，耕读传家、慎终追远的禀赋，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思想，不断创新、永不满足的追求，使客家人养成了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的特性，崇正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的硬颈精神，爱国爱乡、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的习俗等，受到其他族群的欢迎。

    山歌谣谚的统一 承载思想是需要翅膀的。畲、瑶等少数民族长年居住在大山上，青年男女相识沟通比较困难，于是就有了山歌这一通过飞翔的语言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客家先民来了，便把在中原民间田野十分流行的“竹枝词”与“山歌”进行了融合，这一下“田歌”与“山歌”这两种中国南北方最通俗的文艺形式在闽西、赣南、粤东的山峦之间欣然相遇——“新山歌”形成了！“新山歌”在形式上还是承袭了百越或闽越族人创造的“山歌”形式，但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却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和创新。比如中国诗歌创作上的“赋、比、兴”手法在这里找到了最自由、最能展示出自己艺术魅力的舞台：青山绿水之间如同一个能够产生巨大共鸣的音箱，红花绿树的上下翻飞构成了自然的和声，大山粗犷的体魄与山风水韵构成了和谐的混响、青春的旋律、心灵的调侃、智慧的游戏、人生沧桑的感叹和生命际遇的禅悟，尽在新山歌中飞扬起来。

    “客家山歌”高亢、激越，物中寓意，景中寄情，大量运用了直叙、对比、反复、烘托、反衬、双关、谐音、夸张以及“赋、比、兴”的手法，使得其具有独特的意境、鲜明的形象、奇异的比喻，常常让欣赏者拍案叫绝。比如：

    城头更鼓打五更，

    听到更鼓心就惊。

    闰年闰月都有闰，

    样般无人闰五更？

    整首情歌没有出现一个“情”字，却通过一个“闰”字的重复使用，使“闰”字的内涵出人意料地跳跃到一个更为奇妙的层次。新奇的意境环环相扣，似乎山穷水尽之时，山歌的笔锋突然一转，十分妥帖的“赋、比、兴”瞬间倾巢而出——一对正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之间那种缠绵悱恻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

    画眉眼来蜂子腰，

    相貌敢好声又娇。

    老妹姻缘挨有份，

    玉石来造水东桥。

    山歌爱唱情爱交，

    真心恋妹唔要桥。

    竹叶当船你爱过？

    送妹金簪做桨摇……

    整首情歌简直就是一册白描的男女爱情的连环画，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让人回味无穷。还有大量使用谐音、谐意、双关等艺术手法，加上客家话的俗语，其中的奥妙和情趣更是妙不可言。另外，“客家山歌”还有可以充分展示歌手才华和智慧的“猜问歌”“虚玄歌”“叠字歌”“逞歌”等。

    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山歌成了闽粤赣边客家人用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展示智慧，以及教化和男女恋爱最普遍的艺术形式之一。

    舞台艺术的统一

    闽西木偶戏 是闽西三大剧种中最早进入闽西的剧种。形成的历史略晚于客家人迁徙的步伐。在那与游牧民族的高头大马争速度的艰难迁徙岁月里，逃命成了第一需要，所以一切身外之物都成了奢侈品。当迁徙的脚步终于停下来，能够安身立命的时候，便怀念起家乡的一切，当然就包括家乡的文化艺术。不知是哪一天，在闽西上杭白砂樟坑村，一群来自乡邻颇有艺术天赋的后生们谈起从故乡到汀州上杭万里迁徙征途上所见所闻的各种艺术念想之后，便热血沸腾地萌生了要去邀请已经在中原及江、浙、赣一带流行的木偶戏班来汀州客家人居住区演出的愿望。大家的相互鼓励和相互理解终于促使他们成行了。只是在从哪里引进木偶戏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能够保证引进成功，最后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顺汀江而下再沿海岸线北上到“海盐腔”的故乡浙江杭州去引进；一路则走闽赣驿道，前往“弋阳腔”的故乡江西去引进。

    西天的晨星目睹了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浙江和江西之旅。他们不知道，此行一走便掀开了闽西艺术史上全新的一页。五六百年之后，当闽西的戏剧工作者在探索“闽西木偶戏”之源并终于明晰之后，便有许多人感到纳闷——他们当初为何选择了浙江杭州和江西，而没有选择其他地方？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终于明白：因为当年康王赵构的渡江南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到了浙江杭州，前往杭州这个文化中心引进木偶戏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何况浙江的海盐和江西的弋阳本身就是影响中国戏曲几百年的“海盐腔”“弋阳腔”的诞生地。经过一两年认真的拜师学艺，两路人马终于先后学成归来，回到上杭在当地办起了闽西第一个木偶戏职业剧团，并开始了正式的营业性演出，现有“闽西木偶戏”早期剧本的开场诗为证：

    香烟缈缈透云霄，

    拜请杭州铁板桥。

    铁板桥头请师傅，

    腾云驾雾降云霄。

    从浙江杭州学成回来的称“白砂派”，亦称“上坊派”，从江西学成归来的称“黄潭派”，亦称“下坊派”，据说“白砂派”较注重提线技巧，“黄潭派”则擅长音乐和唱腔。随着艺术传播流行区域不断扩大，“闽西木偶戏”由上杭白砂扩展到闽西各县城乡，而后再蔓延到闽南、广东，以至江西修水、湖南平江、海南及台湾桃园等地，成了中国南方木偶戏开始流行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但它们离开龙岩地域之后便不再以“闽西木偶戏”命名。近年来“闽西木偶戏”被评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颗闪烁在龙岩城乡的璀璨明珠。

    闽西汉剧 根据闽西戏剧史专家的考证，“闽西汉剧”的母体其实主要来自湖南的“祁剧”（楚南戏）。当客家先民们从家乡匆忙出逃，与“五胡”和乱兵的马蹄、快刀赛跑，终于到达闽粤赣边古汀州府区域繁衍生息，丰衣足食之后，渴望亲近家乡文化艺术的愿望又愈加强烈。而离此地相对最近又最接近中原主流文明，甚至连演出的韵白都是念中原老家“中州韵”的湖南“楚南戏”，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出现了。于是在1730年，他们引进了一个名叫“新喜堂”的“祁剧”戏班来到闽西一带巡回演出，其中就到了宁化县坊田乡刚刚落成的池氏祠堂演出，并留下了“乾隆丙辰年‘寒食节’湖南新喜堂班到此开台大吉”的题记。该题记在历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至今仍然依稀可辨。好听的乡音、好看的故事、好美的扮相……因为喜欢，这个“新喜堂”的戏码就下不来，也就回不去了。于是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戏班子从湖南、江西一带过来，然后再在闽西慢慢地招生、传艺、“开科取士”，以至唐、宋、元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戏曲艺术得以传承到了闽西。该剧种在艺术上渐渐地融入了一些闽西土著文明、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基因后，便迎风临水、风姿绰约地长成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客家大姑娘了。

    因为她是外来的，是在另一条江河流域中形成的戏曲艺术，所以闽西人开头称呼她“外江戏”，或因为扮演小生的演员都是采用小（假）嗓演唱高腔便称之为“小腔戏”。有的人为了区分她与主流戏曲艺术的差别——因为她在主流文化之外融入了大量的山野之风，更是称其为“乱弹”。此名虽不雅，但却包容了极大的信息量，至今让人品味再三。然后这个被称为“外江戏”或“乱弹”的戏曲艺术又沿着汀江两岸客家人居住区逐渐往汀江下游发展，到了今天的广东梅州、河源、兴宁、蕉岭、大埔一带。为了区分这个虽然主体来自湖南，身上也流淌着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方剧种的部分血液，实质上仍然是中原汉族主流文明传承，并且继续为中原汉民族移民为主的客家人居住区人民服务的剧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客家学”研究兴起时，便有广东梅州学者在报刊上提议将来自中原汉族文化圈的“外江戏”“乱弹”的称呼按广东和福建闽西行政区域的划分，各自命名为“广东汉剧”和“闽西汉剧”。久而久之，“闽西汉剧”这一称呼便在龙岩区域内约定俗成了。

    在相当长的农耕文明时期，“闽西汉剧”及其表演成了客家人普及历史知识、宣传道德教化、寄托美好爱情的载体，成了集戏曲表演、戏曲文学、戏曲音乐、舞台美术、器乐演奏、服装、化妆等综合舞台艺术于一体的客家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宗教信仰的统一 在客家先民先后到达闽粤赣边一带繁衍生息之后便发现，全新的生存环境中宗教信仰与以前在中原老家以及湘、楚大地滞留地一带的宗教信仰有较大的不同。首先此时中原老家的中国传统道教、儒教和从汉、唐引进后正在大规模中国化的佛教已经三分天下各有其一。此时，来到一个生产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闽粤赣边区域，当地人们的宗教信仰还处在更为原始的状态，对祖先、死亡、繁殖、自然万物神秘现象的祈求和恐惧发展出了对超自然体神灵的民间信仰崇拜。其主要特征为万物都有灵——多神崇拜由此而生，如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山有山神、树有树精、石有石魂。

    这就有了客家先民从中原带来的宗教信仰与闽西原有族群宗教信仰的冲突。聪明的客家先民首领们想出了极好的协调办法：选出中原汉人宗教信仰的代表——佛教的“文殊菩萨”或“观音菩萨”；第二位是农耕文明的始祖“五谷大神”（即“神农氏”），这个选择双方都十分认可；第三位则是选自当地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典型代表——能够在闽西大山中降龙伏虎的“伏虎大神”。于是，“三大祖师”信仰崇拜便应运而生了！

    此外还有定光古佛和妈祖信仰等崇拜。定光古佛原名郑自严，五代闽王龙启二年（934）生于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市同安区），11岁出家，投汀州契缘法师席下。17岁时前往江西庐陵西峰寺，受业于圆净大师，“深谙密宗法术”。得道后主要在汀州区域传法，曾经为长汀、连城、武平等地除虎狼、蛟患，修水坝，治地痞恶霸，惩恶扬善，深受客地百姓的欢迎。公元964年时年31岁的定光来到汀州武平县南安岩坐堂，又收服了山中的猛虎和巨蟒，信众日巨，各地呈请不断。从此他多次应邀云游以汀州、赣州区域为核心的闽、粤、赣边客家人主要聚集区为民众解危济困、弘扬佛法，受到广大百姓和江西南康郡守赵遂良、汀州郡守胡咸秩的敬信和推崇，直至82岁时坐逝。多年以后，汀州多次遭到匪寇围攻，据传定光古佛屡屡显灵，帮助守城。公元1240年，朝廷念其伟绩颁赐匾额，将他住过的庵寺命名为“定光院”，他也因而被尊为“定光佛”，后经朝廷先后六次加封为“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民众尊称其为“定光古佛”，成为汀州客家人的保护神。对定光佛的信仰主要分布在闽西、粤东北、赣南的客家地区，其他地方也多见。明、清时期，汀州客家移民渡海去台，定光古佛信仰也随之传到台湾各地。

    3 三祖文化崇拜

    祖祠

    当客家先民们迁徙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闽粤赣边时，已经觉得此生恐怕再难重回中原故土了，为了让后代永远记住自己这一支血脉何年何月来自何地方，永远记住他们是来自中原故乡的名门望族。于是，一般各个姓氏的子孙们便会从入闽第三世至第五世左右，视家族人口繁衍的情况开始建造祭祀祖宗的祠堂。后来为了激励子孙奋发有为，世代进取，对凡高中举人、进士、状元等功名的裔孙则在自家姓氏的祖祠门前分别矗立高大巍峨的石牌坊（石龙旗），它昭示着家族的价值观和精神取向，成为客家人敬宗睦族、耕读传家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祠堂祭祀习俗 每年的春节初一早上，该姓氏男丁必须早早来到祖祠，族长庄重地打开尘封了一年的列祖列宗画像，高悬于祠堂神龛之上，众子孙便在族长的口令下三跪九叩祭拜祖宗。凡上一年本姓氏男丁家有新生男孩出生的，均于此时在祠堂的大厅中由族长主持，举行庄严的添丁挂灯仪式，宣布该新生儿从此正式成为这个姓氏大家族的新成员。

    因为客家的入闽始祖都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开辟出了今天的基业，所以客家人对祖宗的崇敬较其他族群更甚，故有“敬神不如敬祖”一说。各姓氏除春节祭拜祖宗之外，有的姓氏还有春分祭、清明节祭、中元节祭等。

    各地著名宗祠 宁化县石壁村的“客家公祠”、上杭县稔田村的李氏大宗祠、永定下洋镇中川村的胡氏宗祠、长汀县东门街劳动巷的刘氏大宗祠等。长汀县城之中就有102座姓氏宗祠，在长汀县河田镇还有“宗祠一条街”。

    祖墓

    据统计中原汉人迁入闽粤赣边先后有100多个姓氏，后来这100多个姓氏入闽先祖的祖墓就是现在闽西客家人各个姓氏的入闽开山祖墓，如吴氏（渤海郡）、黄氏（江夏郡）、张氏（清河堂）、王氏（太原堂）、杨氏（弘农堂）、温氏（太原堂）、丘氏（河南堂）、林氏（西河郡）、李氏（陇西堂）、涂氏（五桂堂）、郭氏（太原堂）等。每到清明时节，闽西各个姓氏的族人都有祭扫祖墓的习俗，有的姓氏往往是从最远的入闽开山祖开始祭扫，也有的则从最近的亲人开始祭扫，然后逐渐往上祭扫，直到祭扫至开山始祖方止。

    上杭县著名的十六姓氏开山始祖墓就有张氏的张化孙祖墓、李氏的李火德墓、丘氏的丘三五郎祖墓、游氏的游二三郎墓、廖氏的廖花墓、郭氏的郭福安墓、赖氏的赖标墓、丁氏的丁十二郎墓、刘氏的齐千十郎墓、范氏的范宁壁墓、唐氏的唐世贤墓等。

    祖（族）谱

    祖（族）谱、宗谱，又称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祖训传承的特殊历史文献，也是同宗共祖血缘族群世系人物等方面情况的珍贵人文资料。族谱大都有开基祖画像、墓葬地点、祖训、族规、历次修谱的序、跋以及历代人名、生卒、考妣、职业、迁徙、生子数目姓名及本人墓葬等。客家人尤其重视族谱的立谱、续谱和修谱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是因为中华民族对历史的记载十分重视，五千年文明史才能够传承至今。二是国家有国史，地方有方志，家族就应该有祖（族）谱，这才有脉源的因果由来。三是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而来，在那个年代要想重回故土谈何容易，何况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用“纸寿千年”的书籍传承家族的历史，是那个时代最佳的选择。于是，客家人代代重视修谱，几乎每隔百年甚至数十年，只要该家族有名人、高官或者富商出现，修谱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还有客家人自从离开中原老家之后就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除了在湘楚和江淮大地有所停留之外，就在以古汀州府行政区域为核心的闽、粤、赣边停留过迁徙的脚步，其余的时间都在不断地迁徙和寻找“梦中的桃花源”。所以祖（族）谱编修就十分重要了：它就像是一条绵延不断的血脉源流，记载着客家的子孙们怎样走向世界的远方。作为客家祖地的标志性工程——“中国客家族谱馆”已在龙岩市上杭县落成开馆，馆藏客家120多个姓氏的历代族谱数万册，目前该馆已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学术基地。

    “三祖文化”崇拜也成为客家祖地的标志。

    4 土楼诞生

    人口的暴发性增长

    客家民系的形成大致是在两宋间，外来人口的暴发性增长是福建土楼诞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史料记载，就在北宋崇宁年间至南宋宝祐年间这150多年里，汀州总人口增至约140万人，几乎翻了3倍。而龙岩市（尽管历史上行政区域变化较大，但古汀州府区域主体范围仍存）至今（2015）已逾800余年，总人口才增至约300万人，仅翻了1倍。可见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北宋灭亡、南宋赵构定都杭州之后的两宋期间，是古汀州府区域内人口暴发性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

    据考证人口的暴发性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大量的中原汉人“衣冠南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经长途迁徙，一批又一批地奔赴“梦中的桃花源”，形成了外来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二是新生人口的集中爆发。逃难的中原汉人在长时间艰难困苦的大迁徙中是不方便也不可能拥有安全的繁衍生息环境的，当他们终于到达古汀州府八县行政区域为核心的闽、粤、赣边这个“梦中的桃花源”之后，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兵灾匪祸都已远去，万里迁徙之后还能够活下来的人的生命力也特别顽强茂盛，在一个从此拥有足够安全感的环境里，出现了新生人口的增长高峰。三是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闽西山高林密，坡陡田瘦，水流湍急，巨大的体力付出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加之来到闽、粤、赣边山区之后，水土不服、毒虫猛兽侵扰、土客冲突、姓氏械斗、文化对峙等等都需要大量身体强健的男丁，不安全感造成了客家族群渴望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思想尤其严重。

    随着人口的暴发性增长，闽西原有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部分客家族群的新增人口便开始朝汀江上、下游和两岸的腹地，九龙江、闽江水系的上游再度分迁。为了争夺生存空间，部分客家族群向九龙江流域开发，与从九龙江下游朝上游开拓，征服畲、瑶族群，具有军事移民背景的闽南民系族群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对峙。

    两江文化对峙与福建土楼

    从闽南民系族群与客家民系各自大致形成的时间和现在语言中的古音保留的情况来看，闽南民系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在晋、唐之间，所以闽南民系族群的语言以“唐音”为主；而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在两宋之间，所以客家民系的语言则以“宋语”为主。这两个民系迁徙和形成的重要时期正好处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一个是以汉文化为主体、追求华夏版图一统天下的农耕文明初级阶段；一个是以儒、释、道为文化主体，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文化核心的中华主流文明形成的高级阶段。两种不同背景的政治文化诉求、两种不同的语系、两种不同的风俗民情，又在不同的年代相隔数百年先后到达九龙江与汀江流域，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便产生了不同的文明诉求：闽南民系族群处于以中央集权和大汉文化为主体、武力统一华夏版图的农耕文明初期，所以武力统一华夏版图的意识就特别强烈，作为中央政府派出的镇压少数民族地区啸乱的军事移民，其文化属性中侵略性、攻击性和排他性很强，所以他们把黄帝武力统一中原的图腾“龙”引进闽西，并对所有山川河流都冠以“龙”的名称；而客家先民的主体人群到达汀江流域并最终形成客家民系的文化背景是儒家的中庸“和”文化，而且农耕文明已经在唐、宋和明、清两个时期发展到了高峰，人们的社会注意力已经从早期的武力征服、统一疆土和发展初级农业生产，进化到了寻找和追求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分配公开、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层面。这从客家图腾“豸”是主持公平、公正的瑞兽可见一斑。所以，当一个具有攻击型文化性格的族群与另一个具有防守型文化性格的族群在两江流域迎头相遇时，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便产生了文化对峙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对于刚刚从战乱不定的中原老家长途跋涉为“追求梦中的桃花源”逃难而来、举目无亲的客家族群来说，为了寻求尽可能的安全感，只能把目光首先投向与自己血缘最为亲近的家庭、家族或者同乡。于是客家人就利用从中原带来的夯土技术就地取材，以生黄土为原材料，从夯筑低矮的堡、寨、围屋开始逐渐摸索，最终建成了今天的福建土楼，构成了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心理安全的边界。当这种做法被周边的人普遍认可并广为模仿时，“福建土楼”便诞生了。

    作为包容了周边几乎所有民系族群审美理念的“福建土楼”，一定是浸润了各个民系族群的共同意识，寄托了各个民系族群深邃、隐秘的哲学理念和梦想追求，这就是“福建土楼”的灵魂——客家文化。比如慎终追远、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习俗；勤劳勇敢、勇于开拓、和合内敛的品格；崇尚正统、团结包容、海纳百川的禀赋；不断创新、永不满足、永远前行的客家精神，等等，几乎最后都熔铸在这高高大大的土楼里了。它成了客家的象征，成为客家文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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