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避讳

    所谓避讳，就是在语言交际中躲开那些忌讳的字眼。由于汉字的独特性，再加上中国人的独特的文化心理作祟，一方面，避讳使古人本来简单的生活险象环生；而另一方面，避讳也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的艺术。

    唐朝“赤鲟公”——国讳

    鲤鱼是有名的美味佳肴，唐朝法律中却明文规定：鲤鱼要叫“赤鲟公”，严禁捕食；若偶然捕获，必须马上放生，出售者要打60大板。

    唐代统治者为何禁止人们品尝这种美味呢？这就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避讳制度——国讳。

    国讳是指避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讳、字讳，前代年号讳、帝后谥号讳、乃至陵墓及帝王的生肖之类，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必须严格遵循的，甚至连皇帝也不能例外。国讳从秦代开始，历代都严格遵守，这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维持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和地位的一种必备手段。通常，臣民们都不可以直呼皇帝及其长辈的姓名。这种神圣的国讳，甚至具有法的性质。《唐律疏议》中就规定：故意直呼皇帝的名字就是犯了“十恶”之一的“大不敬”罪。

    严格的避讳制度与讳禁条例，构成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特殊画面。唐朝皇族姓李，根据避讳制之中的“嫌名”原则，“吃鲤(鱼)”也就是“吃李”。在执政者看来，这不仅是大大的“不敬”，而且是对李氏王朝公开的挑衅，于是就有了一个禁止捕鲤的通令，鲤鱼被尊称为“赤鲟公”。

    据《左传》等史书记载，避讳大约起源于西周，秦汉时期渐渐完备。1975年底，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代《语书》竹简之中，有“以矫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文。在这之中的“端”本应是“正”，这显然是因为避讳秦始皇名字中的“政”而改的。

    汉代时，为避汉高祖刘邦的讳，“邦”变成了“国”；吕后叫吕雉，雉就成了“野鸡”了；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恒山”被改成了“常山”；汉代著名大臣蒯彻，因为汉武帝叫刘彻，只好改名叫蒯通。最严重的是，东汉明帝叫刘庄，姓庄的只好改姓严。

    唐宋时，避讳的禁令则更加严格，不只当世皇帝的名号不允许有丝毫的触犯，连已死皇帝的庙号也要避讳。唐代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讳，将晋朝《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改成陶泉明；唐代哲学家李翱的《平赋书》中有一句“为政、理人”，让人颇有些难解。原来“理人”其实应为“治民”，只因为唐高宗叫李治、唐太宗叫李世民，“治民”只好变作“理人”；唐高宗太子李弘死后，被追封为孝敬皇帝，姓弘的因而改为姓洪；唐代姓姬的为了避玄宗李隆基的讳，只好改姓周。

    到了清朝，尤其是雍、乾之世，讳禁之严格，更是登峰造极，触犯讳禁成了文字狱中重要的判刑根据。

    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批评《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于是他自己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用字义贯串汉字，编成了《字贯》一书，以弥补《康熙字典》的不足。没想到被江西巡抚海成以私造典籍罪向皇上告密。乾隆皇帝亲自审查了《字贯》，见书中对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没有避讳，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被满门抄斩。告密者海成及其上司也因未看出此书有避讳而受牵连，革职治罪。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搞了帝制复辟后，大肆实行避讳。北京煤铺上原有的“元煤”两字，都一概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元宵”也成了“汤元”，怕真的“袁消”了，但袁世凯还是没当满三个月的皇帝就“消失”了。

    封建帝王之所以避讳他们的名字，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历史文化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封建帝王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保持他们神圣、至尊的威严，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许臣民随意呼叫。谁要冒犯了，便是不恭、不忠、不孝，便要无情地进行惩罚。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封建时代的中国臣民受历史意识潜流的影响，对名字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说出了帝王及其尊祖的名字，便是对他们的亵渎、轻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讳

    北宋时，有个州太守名叫田登，为人心胸狭隘，专制蛮横。因为他名“登”，所以，不许州内的百姓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同音的字。谁要是触犯了这个忌讳，便要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判刑。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要到来了，按照以前的习惯，州里要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州府的衙役贴出告示，让百姓按时来观灯。这次可让出告示的小官感到为难，用“灯”字要触犯太守的忌讳，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清。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灵机一动，把“灯”字改成了“火”字。这样，告示上就写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告示贴出后，百姓们看了都很惊慌，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大火，纷纷收拾行李，争着离开这是非之地。

    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避讳——官讳。“官讳”是权势的产物，它体现的是封建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在封建礼法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官讳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一些官僚自恃权势，私下规定某一范围的人避他的名讳，这在封建社会里，被称为“自讳其名”。例如下面这个故事：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个名叫徐申的徐州知府，自讳其名。一次，州属某邑有位县官向他回报公务，陈述道：“有件事一申再申，已经三次申报察署，也没听到回音。”徐申大怒，责备道：“你是县官，难道不知道我的姓名？竟然有意不避讳！”谁知那县官是个务实而不肯拍马屁的人，干脆大声禀报：“为民请命，应该申，必须申，非申不可！如果这件事申报府署不作处理，我便要申报到中央户部，申报到尚书台，申报到尚书省，申来申去，直到申死才罢休。”说完，拱手而别。徐申虽然怒火攻心，也只是长嗟短叹，却无法定他的罪名。

    官讳的另一种情况是，有时上级长官或有权有势的人并没有明说，但一些下级官员或身份低微的人却敬畏他们的权势，或出于对他们的尊敬，避其名讳。有关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些笑谈。例如，五代时期，有一个叫冯道的人，曾做过几个朝代的宰相。他曾经提倡雕版印制，对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有一天，冯道令一个门客讲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中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与冯道的“道”同形同音。“道”乃官讳，门客敬畏主人的威望，于是就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听了，也不觉笑倒。

    杜甫诗中无海棠——家讳

    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红楼梦》中，林黛玉在写到“敏”字时总少写一笔，读作“蜜”，因为林黛玉的母亲名字是“贾敏”。杜甫和林黛玉之所以这样做，起因于古代的家讳。

    所谓家讳，就是在日常言谈或行文用字时，要求回避父祖以及所有长辈的名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族的血亲祖先是最重要、最该供奉的，父祖被认为是宗族或家族血统的象征。正是出于这种敬祖的思想意识，中国人的家讳思想根深蒂固。

    由于家讳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封建礼法的承认。《礼记·曲记》上说“入门而问讳”，就是说到别人家做客之前一定要探明人家避讳什么，否则便是没有礼貌的表现。例如，南齐谢灵超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灵超因此狼狈而退。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刚服过药，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他就要痛哭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

    家讳是受法律保护的。《唐律》中规定：凡是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中有叫安的，不得在长安县任职；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的官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后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最倒霉的是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

    子辈需要避长辈的讳，奴仆也要避开主子的讳。北齐的熊安全，一次去见和士开、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犯讲讳，于是将自己的姓，名的第一个字都改了，自称为觫觫生。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触霉头了。《红楼梦》中这样例子很多。林之孝的女儿原名红玉，因为犯了宝玉的讳，只好改为小红。薜蟠的老婆叫夏金桂，更是厉害。“她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两个字来，凡有人不留心，误道一字者，她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一日她与香菱说话，香菱不小心忘了忌讳，金桂的丫环便说：“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

    在古代，由于家讳没有国讳那样神圣，人们避家讳，只是在说话写字当中临时避讳，而不会去改变地名、物名、官名等固有的名称。不过，历史上也有朝廷会为臣下避家讳而不惜改换字。例如，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记载：“后唐郭崇幍父名弘，以弘文馆为崇文馆。建隆间慕容彦钊、吴廷祚皆拜使相，而钊父名章，廷祚父名璋，朝廷改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二品。绍兴中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书局。此则朝廷为臣下避家讳也。”不过，这种朝廷为臣下避家讳之事，归根结底，是统治者为了取得权势大臣的支持、维护自己的统治。

    巧用避讳断案——圣讳

    清代雍正年间，有个县官正在大堂办公事，外面进来两个人打官司。这两人，一人姓王，一人姓邱。姓王的说：“十年前，自己买了姓邱的两间厢房，因姓邱的家里女孩子多，暂借住在自己买的两间厢房里。后来，姓邱的女孩子长大后出嫁了，自己要求收回这两间厢房，姓邱的却不承认自己卖出过这两间厢房。”县官问：“有证人否？”王答：“证人已死。”县官问：“有证据否？”王就拿出买房证据。证据中写明了邱家卖房的原因，后面又有邱××、王××和证人的签名，最后又写明时间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县官知道康熙是雍正父亲的年号，又看了带有耳旁的“邱”字，就说这张证据是假的，房子应该是邱家的。“邱”姓在清代以前为“丘”，以“邱”为姓是从清代雍正皇帝开始的。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为笼络人心，颁诏“尊师重道”，认为用“丘”作姓犯了“圣讳”，所以将“丘”姓改为“邱”姓。这个县官是根据“邱”字的使用时间来定案的。

    圣讳，指为圣人避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

    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大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因老子名耳，字伯阳，谥号聃，为避老子名讳，规定百姓不能用这些字做名字。

    在所有的圣人当中，其名讳避得最广泛、时间最久的是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从宋代到清代，人们对“丘”字一直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斤”，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甚至，连孔子的母亲的名“徵在”，也列入避讳之列。统治者如此推崇圣人，无非是想借助其学说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在民间也有自发地对圣贤避讳的现象。宋人郑诚非常敬仰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扬州人直到现在还习惯把蜂蜜叫“蜂糖”，因为，唐朝时杨密曾在扬州担任过地方官，为了避他的讳而将蜂蜜说成“蜂糖”。

    为何无人叫“桧”名——恶人讳及其他

    秦桧死后，据说天下再没有叫“桧”的人了，这是因为人们痛恨秦桧，一看到“桧”字，就想起秦桧陷害岳飞的典故。这种避讳，就是“恶人讳”。

    古代的避恶人名，有时是君臣、官民同仇敌忾而共避之。如明太祖顾及元朝卷土重来，把“元来”一词改为“原来”。而民间也讨厌元朝。《野获编补遗》卷一记载：“明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民间追恨元人，不欲书其国号也。隋大业四年，由于讨厌胡人，隋炀帝下令将胡瓜改为黄瓜，民间深受胡人骚扰之苦，于是纷纷响应，黄瓜一名辗转流传到今天。

    古人的忌讳还有很多，最突出的是对于“死”字的忌讳。死，是一个令人忌讳的字眼。出于感情表达的需要，人们常常使用一些讳饰的说法。《礼记·典礼下》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填沟壑”是一般人对死的自谦说法。现代人常用“牺牲”、“就义”等来描述英雄的死亡。对于一般人，则用“老了”、“去了”来婉称“死”。近年来，由于人们忌讳“死”字，随之也开始忌讳跟“死”字谐音的“四”字，电话号码、汽车牌照、门牌号码等都忌讳“四”字。

    从一定意义上说，避讳也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的艺术。历史上，也有人运用巧妙的避讳术，既避开了那些忌讳的字眼，又表现出了含蓄文雅又生动有趣的效果。例如，唐朝兼御史大夫韦伦，奉命出使吐蕃，以御史苟曾为判官。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有人对韦伦说：“吐蕃讳狗，大夫带着一个苟判官，怎么可以与吐蕃求好？”临时换人已经来不及，韦伦就令苟曾改名荀曾。出使回来后，韦伦把这事上奏皇上，皇上令改“苟”为“荀”。此后，苟曾就姓荀，不归旧姓。明代冯梦龙的友人华济之曾告诉他，他们那个郡的郡守忌讳得厉害。刚上任时，有个名叫丁长孺的前来谒贺。因为“丁”有“丁忧”之意(指父母丧事)，郡守担心沾上晦气，再三拒绝接见他。门房的仆役只好把“丁”改为“千”，再次通报，郡守才欣然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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