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之祸

    清代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此诗反映的是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如同谈虎色变。其实，汉字之祸，罪不在汉字，而在于中国的人治文化传统。

    仓颉夜哭良有以——宋代之前的文字之祸

    据说，仓颉先生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对于小鬼们为何因为仓颉造字而在夜里哭泣，清代诗人吴梅村解释得极为有趣：“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

    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统治者最早控制言论的事件发生在周厉王时期，相传周厉王横征暴敛，荼毒生灵，举国上下怨声载道。史家记载道：“国人谤王。”周厉王搜罗了一群卫巫充当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禁止人民谈论国事。一旦发现“谤者”，抓来即杀。一时间人人自危，甚至在路上遇见熟人，连招呼也不敢打，只能“道路以目”。召公就谏周厉王弭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然而周厉王却将召公之言当成耳旁风。结果，人们无法忍受暴君的统治，终于暴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国人暴动”，时为公元前841年。

    宋代之前最著名的文字之祸是春秋时代齐太史兄弟三人因直书史实被杀一事。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害，史官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看了记录后，对史官用“弑”字感到不满，命令史官改掉，史官不从，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二弟、三弟秉承兄业，还是记录“崔杼弑其君”，亦被杀。最后一个弟弟还是用了“弑”字，崔杼被太史四史弟的凛然正气震慑住了，没有勇气再杀掉老四。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专制制度不断完善，因文字而获罪的事屡见不鲜。而有意识地通过文字罗织罪名，应该始于北宋的“乌台诗案”。

    作诗博得一生穷——苏轼“乌台诗案”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之后才名满天下。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此时适逢宰相王安石变法，苏轼不赞成王安石新法。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中写道：“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不料，这却惹怒了那些附从王安石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苏轼自责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却被说成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而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则被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在层层密网下，苏轼终于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缜、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受到牵连，被查的诗多达一百多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捕后，苏轼的弟弟苏辙给宋神宗上书，要求以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宋神宗此时也犹豫不决，宋太祖曾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就连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紧急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重病在床的太后听说苏轼的事后，也抱病责备宋神宗。最终，宋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历史上，这是以“诗案”称“文字狱”的开端。

    一个“殊”字引发一场劫难

    ——朱元璋制造的文字狱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明朝初年，朱元璋以严刑治国，大兴文字狱，也是他刑杀作风的必然产物。

    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一贫苦农家。元朝末年，淮北大旱，瘟疫横行，朱元璋的父母与大哥均病饿而死。17岁时，朱元璋为了活命，先是四处打零工，后出家为僧。后来，朱元璋所在的寺庙被起义军烧毁，朱元璋走投无路投靠起义军，屡建功勋，至47岁建国称帝。由于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高峰！

    文字狱在明初朱元璋当皇帝时有个特殊的名称，叫“表笺祸”。明太祖登基后，按照前代典礼，规定凡遇正旦、万寿圣节，上皇太后，太皇太后尊号与册立东宫等礼节之时，内外文武诸司均需进表笺致贺。“表”指进上位之文，“笺”，则用于上东宫，二者体制有别，以示尊卑。这些表、笺主要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之类的官员写成的，大都是一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之辞。殊不知，许多官员就是因为这样的“官样文章”而惹上杀身之祸。

    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所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被怀疑是讽刺而遭满门抄斩。因为“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

    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又不认识“域”字，把“域”读为“或”字，而“或”字又和“祸”字同音，于是，周冕也难逃一死。

    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的话。结果，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自然是和尚庙了，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将吴宪全家处死。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本来是歌颂朱元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楷模。没想到朱元璋却解释说，“生”则僧也，“光”则秃也，“则”音近于贼。因此勃然大怒，将徐一夔斩首。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明朝有一个叫黄溥的人在《闲中今古录》中把它们统称为“表笺祸”。因“表笺祸”送命的人越来越多，主管此事的礼部官员上奏请朱元璋降一道表章，让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太祖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起草了一份《庆贺谢恩表笺程式》，颁布全国。命令以后如果遇到庆贺谢恩，官员们照表式抄录，送上即可。从此，文入学士乃至政府官员才避免因文字纠葛而蒙受不白之冤。

    明朝初期，许多士子们不肯与新朝合作，也是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重要原因。士子们留恋旧朝，又看不起农民出身的皇帝，对新朝的前途缺乏信心，故此，大多数人都不愿出仕。所以，明初征辟士子，往往由地方官押解上路，如同囚徒。而一些武将自以为出生入死打下天下，见到文人被重用，心存嫉恨，屡屡中伤。有人在太祖面前说，文人善于讥讪：张士诚的名字是请身边文人起的雅名，却不知《孟子》中有“士，诚小人也”，其实是在借机骂他。太祖一查，果然如此，因此非常注意从臣子的文字中寻找“讥讪”字句，屡兴文字狱。著名诗人高启，应苏州知府之请，为其新宅写了《上梁文》，结果因文中有“龙蟠虎踞”一词被腰斩。状元出身的翰林院修撰张信，是皇子们的教师，有一次，他教皇子们写字，随手写了杜甫的一句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贴，碰巧给前来巡视的朱元璋看见了，认定张信是借古讽今，嫌朝廷寒酸，怒骂道：“堂堂天朝，讥诮如此！”随即下令将张信腰斩。

    对读书人如此，对僧人也是一样。有一次，朱元璋请了一位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和尚来宫中吃饭。这位和尚一见皇帝请自己吃饭，非常高兴，在酒宴上即兴赋诗一首献给朱元璋。其中有这么一句：“金盘苏合来殊域。”意思是：金盘子里装的苏合香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朱元璋抓住“殊”字做开了文章。他认为“殊”字左边是一个“歹”字，“歹”字的本义是“死”，后引申为“坏”、“恶”的意思；右边的“朱”，指朱元璋自己或朱明王朝，“殊”就是“歹朱”、“死朱”、“坏朱”的意思。他认为这个和尚有意用“殊”字骂他，于是下令将这个和尚杀了。

    万马齐喑究可哀——清朝文字狱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清朝为何实行文字狱？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年间，主要为了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排除朝廷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主要为了进一步压制反动力量，强化中央专制统治。

    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被革职，交刑部论罪。同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五年，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康熙皇帝在文化方面颇有贡献，开博学、鸿儒科选仕，以振起文运。但康熙皇帝在文字方面也非常敏感，康熙年间较著名的文字狱案有庄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朱方旦案等。

    庄氏明史案。康熙年间，浙江乌程（今吴兴）富商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列朝诸臣传》，邀集许多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庄廷拢已经去世，其父庄允城将之刊行。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所有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都被处死。因此狱牵连被杀者达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康熙画像

    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年间，方孝标曾经到云南在吴三桂部下做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而免除一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著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略微倾向明朝的口气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到黑龙江。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雍正皇帝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不料年羹尧开始居功自傲，久而久之，雍正皇帝就想除之而后快，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雍正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雍正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雍正时期比较著名的文字狱还有吕留良、曾静案，这也是清朝唯一一件和谋反还搭点边的文字狱。据记载，吕留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弟子教书，后来他落发为僧，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吕留良死后，湖南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打听他遗留的文稿。张熙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4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并商量怎样推翻清王朝。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颇受重用。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匡复明朝就大有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收到信后，大吃一惊，在威逼张熙交代同谋不成之下，假装答应，张熙于是将他们的计划、主谋人员一一交代。岳钟琪马上上奏雍正，报告这起谋反事件。雍正帝将他们严加查办，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乾隆时的文字狱，达到顶峰，比较著名的是王锡候字贯案。相传，江西举人王锡候历时17年，编写了一本简明实用的字典《字贯》。想不到，这部普通的字典，却招来了一场大祸。祸起于该字典一篇王锡候写的“自序”。王锡候认为《康熙字典》所收46万字，查阅时往往“查此遗彼，举一漏十”。而《康熙字典》却是康熙皇帝“御制”的，这样无疑是贬损了康熙皇帝。王锡候本家有个光棍无赖王泷南，为了报复王锡候过去曾告发过自己，向官府告发王锡候的《字贯》有“狂妄悖逆”之罪。乾隆御览了《字贯》以后，勃然大怒，认为该书在“凡例”中“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于是断定“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这样《字贯》一案，突然升级为钦办特大逆案。案发这年十一月，王锡候即被执行死刑，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21人株连判罪，连未满周岁的小儿子也判为功官家奴。查没家产时，把家用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通计算在内，官府估价不过六十几两银子。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由于乾隆时代社会趋向稳定，文字狱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这对于巩固满清统治秩序并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续100多年的文字狱，在乾隆后期终于告一段落。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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