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这里的大雪铺天盖地，厚厚的，简直能将哈尔滨的一切都淹没了。
行人走在哈尔滨的雪路上，如同雪野探险一样，雪厚的地方可以没腰。到了这样的季节，哈尔滨的有轨电车已经不能驶动了，有轨车的铁轨被大雪淹没得无影无踪。因此，大雪天出门的人很少。
在这样的日子里，哈尔滨总是静悄悄的，西北风从远处的松花江刮过来几乎是无遮无拦的，仿佛一切都被冻僵了，都静止了。
偶尔从雪地里出现一两个人影，那一定是奔哈尔滨客栈来做买卖的外地人。
哈尔滨那些洋里洋气的民宅都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远远地看上去挺别致，尤其是那座流亡者灵魂的栖息地——东正教教堂，矗立在雪中，俨然一幅油画。
当然，哈尔滨的流亡者、混血儿和当地的中国人，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不出门。做礼拜，买东西，总是要出门的。这样，每家每户，每个栅栏院儿，每条街道，都必须在厚厚的大雪中挖出一条通道——像战壕一样的通道。人走在这样的通道里，感到挺暖和的。而且，这个通道和那条通道之间，彼此还能看到对方的头。常有年轻的洋人及混血儿男女，站在雪的通道拐角处，抽烟，说话，或者接吻。
在外面的雪路上，狗拉爬犁多了起来，狗的体重轻，可以称它们是“雪上飞”。几条狗拉一个雪爬犁能够像飞一样在雪地上奔驰。坐在雪爬犁上的，大都是些当地的洋人和混血儿，他们和当地的中国人不同，中国人遇到这样的大雪，轻易是不出门的，呆在家里火炕上，喝酒，耍钱，听外地来的说书人说书，或者睡大觉。
哈尔滨一带的中国人，由于地脉寒冷、环境艰苦的缘故，男人或女人都比南方人高大彪悍得多。千百年来，他们已经养成了“猫冬”的习惯（过去冬天还住洞呢，人由梯子从洞口上下出入）。这在那些流亡者的眼里是那样的不可思议的。
流亡者尤其喜欢在大雪天里聚会，他们纷纷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雪道中走来，到某一家去聚会。这个流亡者家里的壁炉烧得热热的。主人为客人们准备了甜点心、咖啡和印度茶末儿。他们围坐在椭圆形的俄式大拉桌前，品着点心，喝咖啡和茶，或者打桥牌，或者听留声机里的音乐，或者朗诵本国著名诗人的诗。有时候，两三个人组成一个室内小乐队，演奏世界名曲。洋人们的聚会，常常是纯精神的。估计是远离祖国，远离故土，远离亲人者的别一种生活。
遇到这样的大雪天，大饽饽就要遭罪了。他要和有轨电车的司机、乘务员一块儿去清除有轨车道上的厚厚积雪。倘若是一般的小雪还好办，有半天的时间就能清除完了，毕竟哈尔滨的有轨车线路不长，只有五公里。但天降了大雪就不同了，那需要十几个人干两三天才能清除完，有轨电车才能咣当咣当地开出来。但是，有轨电车因大雪停运是家常便饭。
其实，哈尔滨的晚秋时节，有轨电车也常常受阻。原因是哈尔滨一带树林生长非常之好，非常茂盛，到了秋天，纷纷落叶像暴风雨一样的稠密，尤其是秋风劲吹的日子里，树们狂摇个不停，密密匝匝如同瀑布一样的落叶，几乎让你看不见对面的人了（亦称“叶雨季节”）。地面上铺满了各种各样的落叶，杨树的、槭树的、榆树的、核桃树的、松树的，一层覆一层，能有半尺厚。当然，有轨电车道上的铁轨也不例外，同样被厚厚的落叶没起来，影响运行。人们走在铺满厚厚的落叶的路上如同走在沙发床上一样，觉得真是妙不可言。
到了这样的季节，烧柴不用愁了。栅栏院里的落叶，就让你烧也烧不尽。这种时候，流亡者就用收集的落叶和枯枝，烧一桶桶的热水，洗澡，淋浴。有雅兴的洋人还会站在窗户前，姿势不凡地画画，画秋天的景色——有朝一日回到故国，这也是一幅色彩与岁月的记忆啊。
当年哈尔滨的有轨电车，最初是由国际上的某个慈善机关出资援建的。当时只有两台有轨电车。是啊，现在已经没有有轨电车了。应当说这是一个遗憾。有轨电车的寿命如此之短，这是老哈尔滨人做梦也没想到的事，还以为是在他们死后，这两台有轨电车会年复一年，永远地开下去呢——
当年，这两台有轨电车曾是哈尔滨的一个重要风景啊。
哈尔滨的有轨电车上，备有一些洋文画报、报纸和茶水。乘务员不仅售票，还兼卖口香糖之类的小食品。洋人和混血儿爱嚼这玩意儿，蓝色的眼睛，磨着嘴呱叽呱叽嚼，一边嚼一边彼此说着话，像牛反刍似的。有轨电车的乘务员都穿着漂亮的皮夹克，再戴上船形帽，有点像二战时期德军的报务员。
这副装扮的大饽饽，乍一接触，会认为是一个很老实的，很憨厚的人。他长得很黑，一脸密密麻麻的青春疙瘩，嘴唇很厚，牙齿很白，经常张着大嘴打哈欠。大饽饽的母亲来自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是居住在赤道边上的非洲人。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黑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或者作为奴隶，被贩卖到美国和英国。或者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去海外谋生。大饽饽的母亲是乘船从索马里渡过阿拉伯海，然后随着漂亮的大帆船，穿过狭长的、状似水黄瓜似的红海，抵达了海面上漂浮着的十多个国家的各种各样垃圾的地中海，再穿过咽喉似的黑海，踏上了陌生的、气候寒冷的俄罗斯大地，最后到了基辅。
俄国人对黑人并不十分歧视，尤其是黑女人，他们认为黑肤色的女人简直是上帝的杰作。大饽饽的母亲在基辅的一家面包房里揉面团。非洲女人非常有力气，面包房里的老板非常欣赏她这一点。老板用手拍在她的屁股上，感觉像拍在德军的坦克车上一样。当时大饽饽的中国父亲也是那个面包坊里的一个面包师。
不久，这个中国面包师就跟这个非洲女人住在一起了。事情很清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女，常常是靠劳动环境获得爱情的。
当时，大饽饽的父亲住在基辅大街上的一个半地下室里。这个半地下室的窗户，有一半儿露在外面的地面上。通过这扇几乎与人行道平行的窗户，可以看见许多走着的皮靴、高跟鞋和警察的大皮鞋。到了晚上，尤其是到了基辅的小雨之夜，窗前的鞋们就少了，只有零星的妓女们的高跟鞋孤寂地、湿漉漉地、百无聊赖地敲击着地面，让沉睡着的大楼发出清脆的回响。
当时，大饽饽的父亲是个光棍，而那个从索马里来的黑女人，为了多挣些钱，经常在夜里去当妓女。俗话说，两座山不能相遇，两个人总是能相逢的。在这个半地下室的窗前，两个人相遇了。
那是个美丽的基辅之夜，天也下着雨。从远处的教堂那儿，传来的钟声水灵灵的，真好听。大饽饽的父亲把这个黑女人领到地下室里，用毛巾擦干了她脸上的残雨。然后，让她把湿漉漉的衣服脱下来，在火炉前烤一烤。这之中，他们还开了几个玩笑。大饽饽的父亲高兴极了，拿出了酒和酒杯，又找出了香肠。那个非洲女人主动做了煎蛋和非洲人爱喝的汤。
接着，两个人就喝起酒来。
他们大声地说笑着，讲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太痛快了。
接着，那个索马里女人又很暴露地，给这个中国面包师跳起了节奏很强烈的非洲舞蹈。面包师也站了起来，和她一道跳——非洲舞的感染力太强了，它能让你不由自主地跟着跳起舞来。
后来，他睡在了这个身体像海豚一样的黑女人身上。
大饽饽的父亲，尽管年轻，也累得不行了。
那个黑女人像家庭主妇一样，侍候了他一天一夜。
这两个背井离乡的人做得太过火了。另外，亚洲人的体质毕竟要比非洲人差一些的。
大饽饽就是这个中国面包师和那个索马里女人邂逅的产物。大饽饽的出生，恐怕要感谢那个基辅之夜的那场雨了……
那个黑女人从索马里出发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远隔万水千山的基辅有一个中国面包师在等待着她，将和她结为充满动感的露水夫妻。这就是上帝讲的命运，中国人说的缘分。
黑女人生了大饽饽之后，不久就离开了大饽饽的父亲，去当了一名女佣，并随着那家俄国贵族去了莫斯科。
孩子留给了这个亚洲人。
好在这个非洲的女人，生下来的并不是一个漆黑的孩子。一个黄种人同一个黑女人结合，将来生的是黑孩子还是白孩子，或者是棕色的孩子——简直是一场赌博。
不久，这个中国面包师也离开了俄国，带着基辅雨夜里的爱情结晶，带着一脑瓜子对非洲女人的大惑不解，回到了地处亚洲的祖国。后来，又辗转来到了哈尔滨，并在哈尔滨这个流亡者聚居的地方开了一家面包坊。
哈尔滨可是一个不可一日无面包的地方。
这个中国人烤的面包，可以说是全黑龙江最好的，也是最地道，正宗的。因此他的生意非常好。所有流亡在哈尔滨的洋人和混血儿都来他这儿买面包、列巴圈儿、果脯列巴、芝麻小糖列巴，供不应求。他几乎成了这里须臾不可离的重要人物了。
——那种长长的、像长方形枕头一样的列巴，烤好以后，从烤炉里取出来，住面案上一摔，嘭一声，整条列巴就拦腰断开了。这说明面包烤得火候正好。
这是他的绝活儿。
大饽饽从小就是在面包坊里长大的，他走到哪儿浑身都散发着香喷喷的烤面包味儿。哈尔滨的那些洋人和混血儿，还有中国孩子，经常能看见大饽饽拿着一块面包，边走边吃。
居住在哈尔滨的中国人，把面包叫“大饽饽”。“大饽饽”的绰号，就是这样得来的。
当大饽饽长成大小伙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很老了。老父亲已经干不动做面包的活儿了，只在面包坊里当技术指导。那些劈柴禾、揉面、烤面包之类的活儿，由他两个徒弟干了。
大饽饽虽然是售票员，但他也会开有轨电车。其实有轨电车很好开，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学会。但不能开得太快，太快了有轨电车容易脱轨。那就闯祸了。平常，大饽饽很关心国际形势，他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充满了激情。但是，哈尔滨很少有人知道他母亲是索马里人，是非洲人。大饽饽的父亲对任何人也没说过。
大饽饽长成大小伙子，如同小马驹长成大马了，该上套了。不久，大饽饽就结婚了，娶的是那个玻璃匠的女儿。那丫头特别爱笑，常常笑得对方直糊涂。她好像有点傻，喜欢在栅栏院的一角蹲着撒尿。大饽饽一次下班回来，正好看见了这一幕，笑了。
“不要脸！”那个傻姑娘说。
大饽饽说，“等着吧，有一天我要娶你做我的老婆！”
傻丫头听了，蹲在那儿笑了起来。
这姑娘其实很纯洁，长得虽说不好看，但也并不难看。
老面包师去玻璃匠那儿作客，看到了儿子提到的这个爱笑的丫头。老面包师抽着烟斗同玻璃匠把儿女们的婚姻大事定了。
结婚的那一天，面包师亲手烤了一炉面包，他烤的面包真是棒极了。
大饽饽跟这个丫头结婚不到一年，他脸上那一层亢奋的青春疙瘩就完全消失了。他们夫妻的感情非常好。
在有轨电车上当乘务员，没有不贪污票款的。大饽饽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被自己的同行瞧不起，遭到他们的讥笑。为了对付乘务员贪污票款的行为，有轨电车规定，任何一个乘务员，上班都不许带钱，如果带钱，必须事先通知调度。而且，对行为可疑的乘务员可施行搜身。但是乘务员们个个都很聪明。一个欧洲人曾经说过，“是由于智慧，造成贫富之间的差别。”冬天的时候，乘务员把贪污的钱拧成一个“小酒盅”，再舔上点儿唾沫，有轨车行驶当中，瞄准好车厢外面铁电缆杆子一投，“小酒盅”就沾在上面了。这样，等到下了班，被调度搜过后，再一身轻松地去那个铁电缆杆那儿，把钱取回来。
为了不让有轨电车队的官们察觉自己的贪污行为，大饽饽伪装得很穷。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一般地说，再穷的人，上班也会带几块月饼，或者其他好吃的东西。但在这一天，大饽饽带的，却是一块干巴面包和咸菜。
调度在一旁看在眼里，气得牙根咬得吱吱直响。
大饽饽一边啃干面包，咬咸菜，一边大谈国际形势。他认为美国的黑人应该发动一场革命，像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那样，揭竿而起，推翻万恶的美国统治集团。
在涅克拉索夫大行上，老面包师一边让擦鞋匠擦自己的靴子，一边吸着烟斗环视着两边的街景：哈尔滨的洋娘儿们、哈尔滨的杂种、哈尔滨的各种各样的欧式风格的房舍，和隆隆驶过的有轨电车。同时，他也会想到那个离他而去的非洲女人。他听说，那个非洲女人因为受不了莫斯科的严寒，他走后的不久，她就回到赤道边的索马里去了。
老面包师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索马里女人给他跳非洲舞的样子。
老面包师一边吸着烟斗，一边对老擦鞋匠说：“世界上只有非洲舞最绝，他们一跳，你就会忍不住跟着他们跳。”
擦完靴子，老面包师开始往家走了。他一边往家慢慢地走，一边品着眼前的一切。他觉得，生活在哈尔滨这个地方，还算不赖。
大饽饽和他的傻媳妇生了一个丫头，居然黑色的。老面包师喜欢得不行，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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