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兵

    李晓兵，现任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1992～1993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进修当代哲学；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办的“高级公共管理班”进修。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危机》《文化的冲突与抉择》《80年代中外文化讨论文集》《文化的力量》《世纪之交的文化与哲学》《当代政治哲学主流》《现实主义：西方行为的根源》《政治·哲学笔记》。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必须面对世界和时代的问题和实际，必须世界化和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它的理论根基即哲学的主要来源是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西方哲学所构建的宏大文化力量的推动。西方哲学研究必须加强与现实的结合力度，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西方哲学对现实中国问题的关注必定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能够与时俱进，积极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熟悉西方哲学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述和解决，尤其是哲学思维方法和运用，对自身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必须面对世界和时代的问题和实际，必须世界化和时代化。

    20世纪末就有人认为，新世纪之交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旨在“埋葬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同盟”[63]，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会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而今，正在进一步深化并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危机，因为，任何介入到全球化世界进程中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在所难免。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与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这场危机中调整自身，寻求着新的生存和发展形态。[64]今天，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尤其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及作为政治体系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孕育着对这类挑战作出回应的契机。正视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从新的视野和角度看待和分析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正确的回答，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总体上，面临着以下几大挑战。

    1 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特殊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国家、地区、民族的特色，面临随着全球化历史进程而展开的若干批判性理论和实践课题。

    2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日益重视，尤其是在全球化经济发展进程中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日益依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之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

    3 作为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65]和“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的学说”[66]的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理论，由于无产阶级性质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日益复杂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动力、革命目标、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普遍理论传统之间的矛盾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点、新态势，面临跨世纪的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和课题，等等。

    面对以上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深深感到，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新的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现状，就应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的理解：（1）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即包括各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2）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包括马克思之后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对现实的理论概括之总和；（3）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开放的：不仅有东方思想风格和文化传统的思想家，而且有当代西方风格的思想家；不仅有流行的那些内容，而且还有尚待发现或恢复的一些内容。应当强调的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或者说逻辑和历史的维度上，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待关注的最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普及和发展的必须面对的切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发展过程，都凸显出普遍与特殊的辩证交融。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着力点的变化；在当代，更呈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即两大发展趋势并行不悖。但普遍性发展路径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当代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由于经历了并针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对我们具有自身发展特色即特殊性路径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越来越呈现出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价值。概括起来，以下特点值得关注：（1）从政治问题到哲学问题，即从当代实践中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入手，在哲学中思考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普遍性；（2）从客观结构到主观结构，即从通常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注重，转到对人及其主观生存状态尤其是文化—美学层面上的问题的强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3）始终表现出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社会现实的兴趣，具有很强的批判性。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掘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两个维度的历史和逻辑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在当代，其实早已呈现出两大各具特色的趋势。一条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代表，继续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具体的、实践的即强调特殊性的探索；一条是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向，仍然保持对马克思主义作文本的、经典的即寻求普遍指导意义的探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现实挑战，越来越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应当同时关注当代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批判精神”和审美之维的构想，应当主动为我们构建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及和谐社会寻找现实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就应当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的重心和方向。以更广阔的视野，即整个人类文化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由多种文化和历史实践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面临世纪之交的严峻挑战中，保持着一个科学理论所必需的“必要的张力”。

    二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它的理论根基即哲学的主要来源是西方哲学。恩格斯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67]通过学习和了解西方哲学可以探寻到许多继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密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与西方哲学的研究进程密不可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中国介入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西方哲学就会产生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世界化。因为，中国几乎已经与世界密不可分，甚至在不少方面成为世界进程的主流。但是，由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识不甚明了，同时还由于哲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态势，即哲学在中国当今实际分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三个“群落”的现状，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显得特殊和困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西方哲学必须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趋势，必须通俗化、大众化、社会化，但同时还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理论内核哲学的发展必须适应世界新的潮流，必须时代化、现代化。这一点，在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的研究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是世界观，是方法论，是对“整个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强调，世界观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立场上坚定的条件和保证。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党多次强调，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哲学思维，就是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高度的思维，或者说是“理论体系”高度的思维；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提高，以及“理论体系”高度思维水平的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了解和学习哲学，学会哲学思维。而当前的一个迫切的学习方面，就是学习西方哲学及其思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西方哲学所构建的宏大文化力量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内在要求上，应当同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经历上看，西方哲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国外哲学提供的时代精神背景、中国文化提供的本土依托，西方文化构建的大众心理，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必须依赖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资源。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还应当引起进一步的关注。目前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几乎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或者仅仅局限在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结合上，而在哲学及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着力不够。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变化日益加速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主流，是由西方开创的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制度和体制为主导的。这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党的领导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邓小平曾说过：“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68]。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此也有一段论述：“世界上的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补短”和“存异”的前提，即在于了解和学习。

    中国社会开放及向西方学习的一百多年来，相对于西方文明的许多其他方面，对作为文明内核的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了解，可谓最不客观、最不全面、最不准确。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同“西方文化”一样，是一个范围极大的概念。它涉及西方的精神思想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文学艺术成就、意识形态理论、风俗礼仪系统、语言文字等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它还涉及到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但是狭义及哲学研究专业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却是有一定的特指意味。它指的是自公元前600年左右至今的，主要在欧洲—北美理论—学术界居主流地位的哲学传统。

    西方人在不同的时代对其哲学特质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欲了解和掌握西方哲学的整体内涵，关键和有效的一步，就是探寻不同时期的西方思想家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列宁曾经指出：“哲学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69]列宁这里说的“哲学的历史”，我理解指的是或主要是指西方哲学史。

    以西方哲学基本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为依据，可以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古希腊及中世纪思想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缘起阶段，显现出西方哲学基本精神中终极关怀和超越性是精神活动的重要特征；第二，近代崛起的西方哲学的成型阶段，揭示出理性和抽象思维作为哲学发展的主要依托；第三，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宏观框架展开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精神贯通的系统思维阶段，表现了综合和系统思维如何成为哲学的主要方法；第四，是人文和科技的纵深发展及其批判精神的新的价值取向阶段，是个人与社会、科技与价值的新冲突条件下，凸显出个体价值和社会和谐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每一个阶段的思想内核，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作“西方哲学”的精神实质。

    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和超越性、理性和抽象思维、综合化和批判性以及个体价值和社会人生等问题的开掘，在人类认识和精神发展中，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尤其是西方文化及哲学在对文明和社会发展问题批判的尖锐性，在理论对社会发展的超前性，在理论思辨上的严谨性，在概念框架的系统性，在学术发展上的一贯性，在社会发展和实践指导上的现实性、有效性，等等方面，都有许多有益的探索可以参照、学习。当前应当特别注意研究的方面，我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西方哲学的理性方法和运用、哲学学科的特色及思辨的特性、哲学对现实和实践的客观指导，等等。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这个课题的根本是，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发展势头越来越强盛的现实条件下，怎样获得发展的契机？这个课题还涉及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历史进程中，西方哲学怎样积极地适应和发展？

    西方哲学研究必须加强与现实的结合力度，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实化就是研究视野和核心问题的中国化。或者说，现实化是指西方哲学的研究要关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西方哲学的启发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说到底，就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历史性结合，是两种不同文化结合并推动历史进程的典型范例。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根本上说，也就是与西方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新的进一步的结合。同时，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和依赖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的研究和普及的需要。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旨趣的异同程度，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决定了西方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和现实空间。因此，加强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旨趣的对话与交流，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也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国进一步获得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哲学研究必须逐步加强对这一重要意义的认识，亟待着手在问题和方法上的现实转化。在当前，有以下一些课题可以关注：

    1.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研究，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

    2.加强西方哲学后现代精神现象分析成果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比较研究；

    3.加强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向中国特色公正社会建设的现实转化；

    4.加强当代西方哲学新问题、新方法、新观点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使其更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风格和氛围；等等。

    总之，西方哲学是世界上发展最悠久、最系统，其影响力最广泛、最深入的哲学传统之一，西方哲学对现实中国问题的关注必定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能够与时俱进，积极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熟悉西方哲学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述和解决，尤其是哲学思维方法和运用，对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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