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良

    陈正良，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在改变人民、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深入扎根，结出了“中国化”硕果。这些理论硕果之所以能取得，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化”所必需的前提问题，探寻到了马克思主义能不断结出“中国化”之果的活力源泉。当前，我们既要避免理论探索上的惰性，陷入新的固化思维中；也要避免在对“中国实际”问题上陷入经验主义和新的误区；同时，要继续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根本前提 活力源泉

    十八大报告在回顾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70]90多年的历程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改变人民、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深入扎根、结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中国化”硕果的历史。而这些理论硕果之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化”所必需的两个前提问题：一是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弄通其精神实质，二是搞清中国国情，把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同时，通过在不懈探索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的创造性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结出“中国化”之果的重要活力源泉。

    一 马克思主义结出“中国化”之果的两个根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强调的是，一要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国情特点灵活恰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二是促进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经验不断得以总结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要“化”出深含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能切实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理论。

    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内含两个根本前提：一是要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弄通其精神实质；二是要搞清中国国情，把握中国实际。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一系列坎坷曲折的探索基础上，最终搞清楚这两方面问题，才成功地进行第一次结合，找到了一条能致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并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国际经验的同时，围绕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了积极的探索，在成功实现过渡时期“三大改造”的同时，虽然在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许多问题上有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一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和重要成就，但终因未能够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实际条件这两方面问题，在国际、国内和客观、主观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一探索不久后即偏离正确轨道，因而也就无法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未能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此后一段时期也因此经历停滞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倒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再度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时代成果，即归因于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致力于解决这两个前提问题而带来的重要成果。

    首先，在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最根本核心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上，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厘清。这为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最终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创设了一个重要前提。

    由于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受国际共运中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影响，我们过去往往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所遭受的各种失误与挫折，显然都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分不开。因此如果不能在这一根本的理论问题上作出认真的澄清，就无法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出实践的误区，就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但鉴于长期形成的思想成见，要把人们从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引领出来并非易事，这就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不然不仅难以统一人们的认识，反而引起社会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由于在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长期笼罩下已呈现出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突出强调运用解放思想这一方法来破解这一问题。邓小平领导的解放思想运动就是从事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根本问题入手，首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解放思想、破题解答。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一系列谈话、讲话中就集中谈到了在这一根本问题上需要解放思想的必要性紧迫性：1980年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71]1984年他尖锐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72]1985年，他又谈到，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73]。正是由于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带领全党解放思想，打破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系列思想桎梏、陈见束缚，逐步厘清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并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解决了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实践首要的理论问题。也正是由于在诸如此类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正本清源、真理回归，才为在改革开放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再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形成，以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提供了第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在搞清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础上，搞清把握中国的国情实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个根本前提。

    “中国的国情实际”是一个总概念，包括了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各方面现实的条件，关键是要搞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当下所处的发展阶段。虽然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有过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指出我国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提出要把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等理性分析论断。但是不久他发动“大跃进”、搞“穷过渡”，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政策和实践，说明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实际，仍然缺乏一种足够清醒的认识，以致造成后来日益严重的脱离实际、罔顾国情条件、超越发展阶段，终至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务实的理念，重新全面审视分析中国基本国情状况，得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结论。这就把中国社会最大的实际搞清楚了。党的十三大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准了立足点，也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找到了现实根据，从而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74]），从而也为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实际的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第二个前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可以说就是在解决上述两个前提问题的基础上，促进其两个方面有机结合的结果。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75]。在当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关键也是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努力。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是避免理论探索上的惰性，陷入新的固化思维中。因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76]其中包括像“什么是社会主义”之类的基本理论问题上，虽然有继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提出了诸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本质要求”、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重要的发展性的理论论断，但对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核心理念（或普遍原则）到底是什么，仍然未有清晰明确完整的答案。有许多问题仍然处于混沌模糊状态，有待进一步厘清，这也是造成我们今天诸多实践困惑和问题的根源所在，需要我们在前人探索基础上继续不懈地进行理论探索，真正把问题搞清楚、把理论搞彻底，找出最完整的答案，只有这样，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迈出的脚步才会更加坚定自信。其次要避免在对“中国实际”问题上陷入经验主义和新的误区。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国情实际中未变的部分，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77]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变的内容，其中包括世情在变、国情一些具体内容在变，实践在不断发展，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必须在进一步把握世情国情现状的基础上，追随时代的步伐，搞清最新的实际，才能将最新的理论和最新的实际最完美地结合起来，实现最好的结果。

    二 活力源泉：在探索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在解决了上述两个基本前提之后，中国共产党所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实现这两者有机结合的实践。实现这种结合的实践既是具体的，也是复杂的，结合过程中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现有理论中已有明确答案，并在实践过程中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二是现有理论是正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障碍；三是现有理论中有明确答案，实践过程中证明现有理论有缺陷问题；四是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在现有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

    以上第一种情况，没有问题，坚持就是。第二种情况，则主要的问题可能是理论在实践运用上的方式方法不当而引起的，只要注意运用科学合适的方式方法即可，避免简单套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三种情况，则是理论与实践新情况不适应的问题，这就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勇气，发展完善既有理论，使之与实践需求相适应，切不可抱残守缺。

    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比较多的是第四种情况，在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涌现出许多以前从来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现有的理论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办法。这就需要遵循实践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创新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的理论，以丰富发展现有的理论体系。

    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个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基本观点，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指明了方向，也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同时，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本身对于人类认识的发展、理论的创新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是遵循着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应循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应循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和崇高的人类解放事业的实践需求而形成产生，也应循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实践需求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推动着人们去从事新的研究和探索，获得新的认识。没有实践的需要就不能提出新的认识任务，也就不能推动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当然也就不能有理论创新。因此，在实践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实际上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实践的发展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经验。人们正是在不断总结实践提供新经验的基础上，才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回答了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从而获得了新的知识，产生了新的科学理论。另外，实践的发展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认识工具和技术手段，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可能和实践这种可能的物质手段、必要条件。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内在地吁求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及其不断提出的新课题，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新的时代要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78]。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在其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在不断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的创造性实践过程中才得以实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一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

    实践之树常青，探索之路无限。“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79]，在实践探索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新办法、不断积累新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更加紧密的结合，在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实际问题的创造性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创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结出“中国化”之果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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