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

    李建国，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社会发展。

    【摘要】坚持而不放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从中国实际到中国特色的提升，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日渐深入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逻辑前提 现实路径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二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增加新内容，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先讲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99]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中的运用，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式发展，并不是全面超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客观规律，它的基本原理对全世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揭示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多样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也不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学术界近年有人提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思想在内的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早已不管用了，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这种提法很明显是错误的，它无形之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目的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完整的历史，不能人为割裂、对立。过去60多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样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时期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和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贡献卓越、功不可没。对于那些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黑暗的中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等极端错误的言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割裂和对立的极端错误的倾向，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极端错误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和抵制。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它们的根子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不能否定，丢了、否定了就丧失了根本。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

    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历史任务，实质上是把国际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形式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上的国际性与形式上的民族性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体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00]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规律。

    恩格斯曾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101]后来他又对这句话作过注解：“‘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得出确实的结论。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102]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和英法等西欧国家，回答的是19世纪下半期西欧经济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最熟悉其表述方式的自然是德国和西欧的人民群众，其理论形式必然是德国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具有当时的历史特点，在形式上具有西欧民族的特点，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国家而言是“外国的”，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必须同当地的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全部照搬照套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具体条件、具体斗争提出的具体观点、具体行动纲领，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03]并且“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104]正是因为列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俄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形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正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俄国才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第一个成功的典范。

    如何把“外国”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成功运用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转变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还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05]毛泽东认为，不存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而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实际就是各种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形式，才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106]“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07]他强调：“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08]“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9]“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0]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新的典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江泽民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11]江泽民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帜，着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112]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3]。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党90多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新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路，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成功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最为重大的贡献。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从中国实际到中国特色的提升，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日渐深入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

    三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国际探索

    在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越南化、马克思主义老挝化、马克思主义古巴化和马克思主义朝鲜化。这些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有一个共同之处：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各自国家的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

    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后，当时国际上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可谓甚嚣尘上，而越南和古巴等则以巨大的勇气顶住了国内外的压力。越南在其宪法中规定，必须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全社会的领导。越共明确提出，革新过程必须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有集中的社会主义民主、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以及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最终目标是成功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老挝提出要坚持“六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马列主义、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古共认为，苏东剧变是由于它们背离了马列主义，采取了极端的集中和机械的计划，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古巴实行改革的目的在于改进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古巴很好地借鉴了中国的做法，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古巴还提出了不放弃革命原则、人民政权和为民造福的目标的“三不放弃”。卡斯特罗甚至提出，即使我们的岛沉没了，我们也不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迄今为止，古巴红旗的颜色没有改变，思想意识没有改变，革命原则也没有改变。朝鲜提出了“四个第一主义”，即领袖第一主义、思想第一主义、军队第一主义、体制第一主义，强调要坚持“主体思想”，更加坚定地沿着“主体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不丢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动摇社会主义的方向，为形成具有各自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前提条件。

    越南共产党认为，越南是一个农业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也比较落后，现实国情不允许越南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第一要务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建设“定向社会主义”。因此，越南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越南的革新开放只能是渐进式的推进，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上坚持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越南特色的定向社会主义道路。老挝人民革命党提出坚持有原则的全面革新开放路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建设“定向社会主义”。古巴共产党提出，古巴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也就是顶住压力、摆脱困境和捍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时期，必须采取灵活的政策，使古巴的制度适应当今世界的现实。为此，古巴共产党提出建设“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古巴制定政策必须从以下两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从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一直在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古巴的国民经济基础薄弱从而导致了改革的承受能力有限。严峻的现实决定了古巴的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选择一条以谨慎和稳妥改革为动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谨慎、稳妥的改革开放道路，使古巴度过了经济危机，保住了社会主义政权，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活力和优越性，古巴建设“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朝鲜劳动党则提出要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并且对内外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越南、老挝、古巴、朝鲜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坚持走适合各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民族特色。

    越南、老挝建设“定向社会主义”，古巴建设“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朝鲜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它们的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坚持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高举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大旗，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发展，在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迈出了正确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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