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之狼

    有一位我偏爱的西班牙摄影家在信里告诉我：“在我的国家，我觉得很寂寞。整个西班牙可以和我谈摄影的人不过两三位！”这类话倒不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另一个朋友就曾把摄影师比喻成孤独的狼--彼此互不来往，各自对着远方嗥叫！

    在还没跟这位寂寞的摄影家会面之前，我已能感觉到他自视极高，可跟他谈摄影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泛泛之辈。这回他专程赶到法国图卢兹（Toulouse）看我在“水之堡”摄影艺廊举行的展览，聊天过程中我愈发感觉到，他的生活方式比想象中还孤僻。

    知道我们下一站要去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时，他恳切地建议：“有位朋友你们一定要认识，他是西班牙最好的摄影杂志PHOTOVISION的现任主编--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Ignacio Gonzalez），家和编辑部就在塞维利亚近郊的乌特雷拉（Utrera）。”

    欧洲铁路系统四通八达，像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稍微转一下车，就能从这国到那国。一位法国朋友建议我们傍晚从图卢兹坐火车到波尔多（Bordeaux），再转TALGO卧铺车，睡上一觉，到马德里刚好是清晨。花一天参观普拉多美术馆（Museo Prado），晚上搭AVE快速火车，两个半钟头就到塞维利亚了。

    卧铺夜车？光是尝鲜就足以构成采纳此行程的理由。订票时发现，如果想要有自己的小天地就得坐头等舱，二等舱的则是四人一间，男、女乘客分开。为了省那将近一倍的差价，当然得坐二等舱。抵达波尔多已是深夜，月台空荡荡的，等转车的乘客不多，但已经听得到西班牙话了。一种有别于以往、从来没体会过的情调，已经开始在呼唤我们了！

    天涯过客

    一上车，内人和我便在不同列车员的带领下分道扬镳，接下来的八九个钟头各有际遇。少了袁瑶瑶在身边，不谙外文的我凡事只能猜懂三四分；和我同车厢的有一个西班牙人、一个美国人，彼此用英文叽里呱啦地沟通，蛮有得聊。我不开口，没人会打扰我，乐得保持东方人的神秘，埋头大睡。后来听内人说，她那儿有西班牙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跟来自天南地北，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同室而眠。都是天涯过客。

    天际乍现曙光，男士们纷纷爬起来，走出厢房吸烟、欣赏风景，窄窄的过道站满了人。女乘客那边，听内人说，忙着梳洗化妆的比较多！

    到塞维利亚的火车在另一个火车站阿托查（Atocha）发车，两个火车站各据马德里两头，从此站到彼站的路上，也勉强算是对西班牙首都有了匆匆一瞥。此区的首座火车站建于1851年，经过一百多年的扩建、重整，成为马德里最大的火车站，1992年为了塞维利亚举办“世界博览会”而转化为拥有商店、咖啡馆、夜总会的多功能建筑。

    整个车站设计得妙极了，入口大厅的位置最高，进门几步就可俯瞰挑高几十米的巨大中庭。令人想不到的是，中央居然有一大片油绿茂盛的热带植物园。雾气半空弥漫，隐藏在各角落的洒水器放出阵阵水雾，在接触树叶的那一刹那化为滴滴露珠。一时之间，真让人有室内室外倒错之感。

    园林四周有许多咖啡座，穿着入时的绅士、淑女慢悠悠地喝着饮料看着书报，只有看到他们身边的简单行李，才会想起这是火车站。可是，所有火车站该有的设施又都看不到，别说是购票处、书报摊，就连剪票口、月台和火车都不知到哪儿去了！疑惑地转了一圈，才发现店面、办事处都被巧妙地隐藏在中庭周边的建筑里。所有能让旅者焦虑不安的景象，都被悠闲舒适的氛围冲淡了，建筑师的想象力真让人佩服！

    买好票，寄好行李，在热带园林旁享受过在西班牙的第一顿早餐后，我们兴冲冲地踏出火车站，上了排班出租车的第一辆。“请载我们去普拉多美术馆！”

    司机满脸困惑，重复了两三遍：“Prado？Museo Prado？”之后他才不甘不愿、念念有词地上了路。几分钟之后，我们恍然大悟，原来美术馆只离火车站一条街！司机排班排了老半天，却碰到像我们这种不知东南西北的观光客，真是够倒霉了！

    西班牙艺术的灵魂

    普拉多美术馆真没白来！西班牙艺术的灵魂委拉斯开兹（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y Velazquez）、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二人的旷世巨作，大部分都珍藏于此。几世纪以来，这两位画家几乎影响了西班牙的所有艺术家，摄影家当然也在其中。我所知道的西班牙摄影家，在谈到所受的影响时，多半会提到这两位大师。

    美术馆的收藏品极为丰富，但面积不算大，一天时间就可从容地把所有展出浏览一遍，何况有些出版社专为世界各大美术馆出版快速导览手册，书名多为“某某美术馆的一百幅名作”，让性急的观光客在最短时间内能欣赏到最好的馆藏。参观者几乎人手一册，快餐文化早已无所不在了！

    走出美术馆，距开车时间还有两三个钟头，沿着街头逛，只感觉到各国大都市都具备的国际性格与消费模式，街景大同小异，没啥味道。走着走着，不免开始憧憬塞维利亚的好风光；人们不都说，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心”，塞维利亚人最知道怎样生活……

    盼着盼着，终于到了上火车的时间。马德里到塞维利亚的直达快车AVE又让我们开了眼界，火车里外都是亮晶晶的，速度虽快却平稳舒适。车厢装潢高雅，各沙发座都设有台灯，隔几排的走道上方还有电视，女服务员个个年轻漂亮。比起在法、德、英、瑞和意大利坐过的火车，这一趟可以说是最豪华的，而我们坐的还是二等厢呢，实在感觉不出西班牙是欧洲经济较弱国。

    一部电视长片播完，目的地也快到了。影片换成塞维利亚的介绍，让乘客对这城市先有个概念。旅游书上说，任何人只要到塞维利亚两天，就会被这个城市同化；看了这段影片就会感觉，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关于塞维利亚的种种，我们会在《摄影家西游记》的第二回详细道来。现在，就直接跳到乌特雷拉的部分吧！

    没观光客的小镇

    “要去拜访PHOTOVISION，一定要趁玛丽亚在的时候！”朋友特别交代，因为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只会说西班牙话，但他的秘书玛丽亚是嫁来多年的美国人，也是冈萨雷斯夫人的亲戚。没有玛丽亚当翻译，大家就只能傻瞪眼！

    “大家都在等你们！”玛丽亚的热情与开朗从电话中就感觉得到，“商量着是要开车来接呢，还是让你们坐火车，最后决定让你们探险，这样旅行才有乐趣嘛！”

    约会是傍晚6点，可我们一早就起程了，准备在乌特雷拉好好逛逛！想认识一个人，就要先认识他的生活环境！

    可感觉这是条铁路支线：火车离站不久，窗外景色便越来越荒，沿途各小站人烟稀少、房舍零落、不成市集。越往前越让人好奇，乌特雷拉到底是什么样？半个钟头后，火车停靠在一个冷冷清清、毫无特色的月台，若非看到“Utrera”几个大字，还真不敢下车！气氛显示，这是个绝对没观光客来的地方，但这也加深了探险的兴味。

    站前有间小酒吧，里边有些人，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店面或人迹了，感觉好像踏入了哪部电影的场景。门边小桌围坐着四人玩骨牌，花色有点像我们的牌九。见两个东方人靠近，其中一位还举起相机，他们不但没防备，也毫无不悦之色--我们来到了十分友善的地方。

    沿着火车站正前方的那条路走，应该就会到达市中心吧？绕了个大弯，再顺着反方向走，却到处一片静悄悄。房子多是白墙、红瓦，加上蓝得化不开的苍穹，感觉已经颇不真实了，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不见人影。

    实在是个小镇，不到一个钟头，市区就已经绕了一圈。家家店面都关着，走近一看，下午营业时间居然是6点到10点！我们这才明白，为何玛丽亚提议6点见面。所有人大概都在午休，东走走、西晃晃，仍在营业的两家小餐厅我们都进去打发了一段时间。来之前已在塞维利亚养成了随时随地享受小菜的习惯，随意点了醋浸鳀鱼、生火腿，伴着红酒、面包当午餐。账单送来时，吓了我们一跳--不是贵，而是便宜得惊人！分量、质量都差不多，价钱竟然不到塞维利亚的三分之一。没有观光客的好处就在这里！

    红酒入口容易，喝多了后劲也不小。烈日当空，逛完两处古迹后，再也无法支撑，我们坐在广场阴凉的石椅上，就那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神清气爽，深感当地人的作息时间有道理，在这种气候之下，就应该不慌不忙、无所事事地过日子。

    冈萨雷斯老宅

    睡完午觉，会面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经过特里安尼那广场（Plaza de la Trianilla），远远就看到一位相貌斯文、微微发福、穿着旧牛仔裤与衬衫的中年男子在前方踱步。看到我们，他满脸笑意地迎上前来，发音困难：“密斯特，弯（阮）--宜（义）--庸（忠）？”厚实的掌心与握手力道十足传达出热情与坦率。才照面就有一见如故之感，原来伊格纳西奥怕我们找不着地方，老早就在街角守候着了。

    玛丽亚还没到，伊格纳西奥边领着我们朝前走，边比手画脚地讲了几句西班牙话，见我们不懂，急得直摇头，双臂举向天空，叹道：“玛丽亚，玛丽亚！”

    随伊格纳西奥进入一座旧式大宅院，穿过宽敞高挑的中庭，登上老式回旋梯，来到位于二楼的会客间。光是进门上来这一段，就可知道老宅颇有来历。会客间有张厚实的大木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又胖又大的面包以及好几组杯盘茶具。吃的、喝的，数量足够开个小party了，哪像光招待我们夫妻俩！

    伊格纳西奥的夫人卡门与女儿小卡门跟他一样，都长得满脸福相。小卡门可甜了，一见面就紧搂着袁瑶瑶和我的脖子，在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个，让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我们特别受用！大伙儿坐定，玛丽亚才姗姗来迟，看来早被西班牙人同化了！

    PHOTOVISION是西班牙文和英文的双语杂志，我很熟悉，跟《摄影家》定期交换已有一阵。早在十多年前，这本杂志创刊不久，还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好友陈传兴便在回国度假时送了我一期。

    我记得很清楚，那本PHOTOVISION是第4期，介绍墨西哥摄影大师曼纽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以及他的四位学生：拉斐尔·多尼斯（Rafael Doniz）、格拉谢拉·伊图尔维德（Graciela lturbide）、乔斯·安格尔·罗德里格斯（Jose Angle Rodriguez）和佛洛尔·加杜尼奥（Flor Garduno）的作品。一期一个主题，是这本杂志自1981年创刊以来一直维持的编辑方针。

    刚开始是季刊，但维持辛苦，于是每期出版时间慢慢拉长，现在一年只能出两本。尽管如此，杂志水平从来没下降过。PHOTOVISION的编辑小组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惊人的眼力和品位。就拿当年布拉沃籍籍无名的四位学生来说，现在个个都是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摄影家！如今举世闻名的秘鲁老摄影家马丁·昌比（Martin Chambi，1891-1973），也早在第3期就介绍过了，PHOTOVISION堪称是最早介绍昌比作品的媒体之一。

    在偏僻小镇办摄影杂志

    PHOTOVISION每期都有鲜明的主题：《夜晚的诗篇》专谈夜间摄影的新表现；《土地，人，仪式》介绍四位新一代的人文摄影家；《自拍像：自恋或触怒？》是四位受争议的当代摄影家自拍像；《勒令混乱》谈前卫观念性摄影；《针孔摄影》讲述如何利用原始摄影技术达到新潮影像表现；《欧洲摄影：公开建议》推介几位个人风格极为强烈的中生代摄影家；《从颜料到光线》探讨不用照相机的光画摄影；《身体考古学》则刊载了从古典优雅，到新潮怪异，甚至恶心的人体摄影……

    这本刊物有时也会以摄影家的个人专集为整期内容，如荷西·奥尔蒂斯-埃查圭（JoséOrtiz Echagüe）、乔尔-彼得·威特金（Joel-Peter Witkin）。众所皆知的这些摄影名家，在编辑群的处理下，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到目前为止，PHOTOVISION才出版了25期，但对欧美当代的各类摄影风格，已有了全面性的关照，非常难得！

    与伊格纳西奥之间的交谈既热闹又有趣：袁瑶瑶把我讲的中文译成英文，再由玛丽亚译成西班牙文。等伊格纳西奥发言，整个程序就倒着走一遍。

    “这么优秀的杂志，为何编辑部不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而是在这么偏僻的小镇？”我以这个问题做开场白。伊格纳西奥则是大方地承认：“总部原本设在马德里，但经济因素一直困扰着我们。第20期出刊后，大家考虑停刊，除非有人愿意承担业务和财务。我觉得太可惜，便试着扛起来，并将总部迁到乌特雷拉以节省开支。”

    PHOTOVISION的共同创办人兼编辑小组成员共四位，除了伊格纳西奥，还有阿道夫·马丁内斯（Adolfo Martinez）、乔安·丰特库韦塔（Joan Fontcuberta）和拉斐尔·莱文菲尔德（Rafael Levenfeld），每个人都有主业，余暇再贡献给杂志。

    马丁内斯从创刊就掌理业务并主导杂志编辑方向，但为了工作不得不迁居伦敦。伊格纳西奥接任主编后，编辑理念更为自由，经常开放园地给长期钻研某项主题却苦无发表机会的人，让他们的心血被更多人知道。

    总部转到乌特雷拉之后，又多了一位编辑马诺洛·拉吉略（Manolo Laguillo）。五位编辑分居五个城市，令人好奇他们如何开编辑会议。

    “平常用电话或传真讨论，不过每年总会见见面。”伊格纳西奥笑着表示，“还好现在传真方便又便宜，否则真吃不消！”聚会地点多半在巴塞罗那或其他大城市，业界没人来过乌特雷拉，难怪伊格纳西奥对我们的造访格外高兴！

    古典摄影与前卫影像

    伊格纳西奥谈到PHOTOVISION的创刊宗旨及目前走向：“我们本来是办为西班牙本土，以及中南美西班牙语系国家服务的刊物，现在看来是有点偏离原方针了，有一度蛮重视美术性和观念性摄影。中南美洲的摄影表现比较属于人文报道，也许可在以后把介绍前卫摄影的脚步放慢一点，把新闻摄影加强一下，以求平衡。”

    说着说着，他反过来问我：“我对《摄影家》杂志最好奇的是，你们多半只介绍纯摄影，极少刊登那些利用摄影制造出来的影像。是什么原因使你这么坚持？”

    我告诉他：“我是个老派的人，一直相信摄影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艺术，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传统。我并不坚持摄影应当具备某种特定样貌，美术摄影、观念摄影或新闻摄影都是摄影的类别。可是，既然办杂志，我就宁可把大部分精力贯注于具人文精神的纯摄影。也许有人认为新闻摄影没有新鲜感，我却认为它像古典音乐，永远不会落伍。摄影作品只有好坏之分，没有落伍或不落伍之别。我也知道现在计算机影像很流行，而我们这本介绍古典摄影的杂志，有一天也会因市场太小而不得不停刊。但我宁可让这本杂志因坚持人文精神而结束，而不是为了生存而妥协。任何事都有阶段性，我希望《摄影家》能迈入21世纪，把世界上最好的古典摄影做一个总整理。还有几年就是2001年了，我的心愿不难实现！”

    几杯咖啡下肚后，严肃的话题告一段落。伊格纳西奥带我们参观这栋住家兼办公室的大宅院，房子虽老旧，可是论占地之广、房间之多、气派之大，绝对可在我的摄影朋友中称冠。

    “能住这种房子，莫非你是大富豪？”我笑着问伊格纳西奥。

    “这你就搞错了，这是人家要拆掉的老房子，我用很低的价钱把它买下来，再自己一点一点整修。所有的木工、粉刷都是我们全家人慢慢弄的。”他笑着指指天花板上的小灯泡，说，“你看，有些吊灯都还没钱装呢，所以只能用小灯泡。其实我很穷，这些小灯泡就是证据！”

    乒乓外交

    我们逛了一个又一个房间，有好几间在台湾都足够一个小家庭住了。顶楼阳台的视野极佳，虽已傍晚7点多，太阳依旧耀眼得好像是台湾的正午时分。伊格纳西奥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中庭遮阳棚的控制机关；很少开口、一直笑眯眯地陪在旁边的女主人突然问我会不会打乒乓球。侧厢有一排还没开始整理的房间，其中一间放着一张刚买的球桌。

    “人人都说中国人最会打乒乓球，小卡门听说你们今天要来，一直在等着找你们玩呢！”内人对乒乓球一窍不通，但我在少年时期可是一把好手，还参加过比赛。尽管已有20多年没打，但应付个小女孩应该没问题！

    我卷起袖子、戴上眼镜，欣然上场。小卡门虽然技术不佳，可是特别兴奋。我顺着她的球路打了一会儿，僵硬已久的筋骨才活络起来。

    “你的技术不错嘛，应该叫伊格纳西奥跟你玩几回！”观战的大卡门提议。

    我们两个的段位果然旗鼓相当，大概都好一阵子没打了，刚开始的攻球、守球只能用频频失误来形容，捡球次数比发球还多。慢慢进入状态后，双方开始使出看家球路。伊格纳西奥特别爱杀球，慢慢占了上风。就在汗流浃背、难分难解之际，他的一记杀球太高，直朝我的脸上飞来。“锵”的一声，眼镜被打个正着，飞落在地。

    “抱歉，抱歉，眼镜有没有坏？”

    我捡起眼镜，看看没事，对他竖一下大拇指，道：“Made in Taiwan，no problem！（台湾制造，没问题的！）”

    球局就此打住，小卡门牵着我的手，带我到浴室去。洗完脸，大伙儿在那空间无比奢侈、家具却十分简陋的中庭歇息。袁瑶瑶跟大卡门、玛丽亚聊天，伊格纳西奥则是捧了一堆摄影家的作品给我看。

    天色依旧明亮，虽然已经晚上8点多了。

    西班牙式的喜剧

    接下来的经历，绝对是西班牙式的喜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都9点多了，这家人依旧优哉游哉的，我们却开始有点发毛：一方面担心错过回塞维利亚的火车，一方面也实在是太饿了。我跟内人商量，要是他们没打算请吃晚饭，最好趁早告辞，在上火车前找点东西塞肚子。

    “有火车时刻表吗？”内人问。伊格纳西奥、卡门和玛丽亚同时摆手又摇头：“不要紧，不要紧，时间还早着呢，再坐一会儿，最后一班火车是10：40！”那也只剩一个多小时啦……西班牙人的时间观念的确跟我们不同。

    沉住气，继续磕牙，光阴的脚步好像也因为这份从容而慢了下来。

    终于，伊格纳西奥表示：“现在，我们该去吃点东西了！”

    我们夫妻面面相觑，也不好意思多问--已经快10点了，还有时间吃东西吗？“说不定用餐地点就是火车站前面的那家小酒吧，要是这样，也许时间还够……”内人这么揣测。

    五个大人、一个小孩登上一辆粗犷的中型旅行车，司机却是瘦伶伶的玛丽亚。车子启动没多久，坐在玛丽亚旁边的伊格纳西奥开始指挥方向。我们又是一惊：难道玛丽亚不知道火车站在哪儿？玛丽亚当然知道火车站在哪里，只是目的地不在附近，而是一家稍微偏远的、伊格纳西奥朋友新开的馆子。

    除了我和袁瑶瑶，好像没人在乎时间问题。车子开到一家其貌不扬的小餐馆，一行人坐下就占据了三分之一的位置。老板本来就够殷勤了，在伊格纳西奥夫妻用一大串本地话介绍我们的来历后，显得更热络，自信满满地拿起菜单与伊格纳西奥讨论菜色。两人表情丰富，大有“一餐定江山”的味道。

    我们诚惶诚恐地表示，时间不多，随便吃一点就好。那二人一起露出无奈的表情，又商量了一会儿才定案。“点的都是最容易准备的小吃，不会花很多时间！”玛丽亚安慰我们。

    菜果然上得极快，红酒、面包与冷盘上桌后，接连来了四个瓦钵子，都是omelette（西班牙炒蛋）。一种炒菇蕈、一种炒香肠、一种炒四季豆，另外一种忘了是什么，总之，每一道都好吃极了。吃得出的食材有大蒜、辣椒、洋葱，像极了咱们的家常菜！

    美食当前，时间紧迫，只有当机立断，不顾来自礼仪之邦的规矩，狼吞虎咽牛饮，高昂的吃兴让主人颇为欣慰！

    乌特雷拉的末班车

    瞧瞧时间，10：32--还有8分钟火车就要开啦！终于所有的人都着急了，一行人火速跳上旅行车。玛丽亚车开得飞快，大家在车里紧张兴奋地又叫又笑，气都喘不过来，西班牙人和中国人同时表示，好像身在美国人拍的电影里！

    10：41才到火车站，一个乘客也看不到，幸好火车还在，伊格纳西奥跟我们一起冲到购票口！售票员50来岁，懒洋洋地找笔、找票，我们急得一直拜托他快点，他却不当回事，摸出包香烟，慢吞吞地点上一支。

    伊格纳西奥质问，他抬起眼皮咕哝两句，竟让我们的朋友哈哈大笑！原来这位仁兄还兼任站长，他不吹哨子，火车不能开。何况，关好栅门，他自己也得搭末班车回塞维利亚。

    乌特雷拉之旅就要结束了，虽然只相处了短短四个多钟头，大家却十分不舍。一一拥抱、道别，小卡门又在我们脸上亲了好几下。火车开了，整列车厢只有我们和站长。伊格纳西奥、大小卡门和玛丽亚在月台上向我们拼命挥手，身影愈来愈小。

    带着彼此给予的温暖，我们将会各自回到自己的小地方，尽最大的努力把杂志办好。虽不容易，这却是我们最爱做的事。想起聊天时问伊格纳西奥，对PHOTOVISION的前途怎么看。还没张口，敦厚寡言的太太就代伊格纳西奥回答了：“他这人一向对任何事都悲观，对这本杂志却是乐观无比！”

    祝福你们，乌特雷拉的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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