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和杜克在一起的时候，她一直都在服用避孕药。
哦，不。她突然想起了圣诞夜，她认为是绝对安全的那一次。
“假如你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你总是可以花几个很小的钱，买一个测试仪的。”药剂师善意地推荐道。
“不用了。”武生喃喃地说，却已经惶惶惑惑地接过了递在她手里的那个盒子，走进了厕所。
回家后武生拨了一个长途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才传来一声睡眼惺忪的哈罗。武生这才想起今天是周末，纽约此时正是中午，杜克在周末总是要补一补一个星期欠下的觉。
“杜克，是我，乔琪娜。我要送你一件，你想了很久的礼物……”
到巴黎之后，武生只给杜克打过一个报平安的电话，除此之外两人再无联系。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接着，她听见了一声叹息。
“乔琪娜，拜托你，不要再在我的生活里进进出出。我实在，没力气了。”
杜克挂断了电话。
阿娜依丝·宁（1903-1977）
美国小说家
于1931-1935间在这里居住过
武生在一条几乎没有任何景色可言的小巷里漫无目的地行走时，猛一抬头，突然在一家院门外发现了这个铭牌，便像在一地的泥尘里突然踢到了一颗珍珠一样地兴奋起来。
这里原来是那个搅得左岸所有的文人——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魂不守舍的精灵居住过的地方。院门紧闭，两扇对开的铁门锁住了两栋房子，一栋红，一栋黄，红不是鲜红，黄也不是明黄——都沾染了岁月的灰垢。当然这层漆早已不是当年的漆，这层灰也不是当年的灰了。现在居住在里边的人恐怕不会知道，那个叫阿娜依丝的女人，曾经说过“坚守在花蕾之中的风险，比绽放更疼”的话（“the risk to remain tight in a bud was more painfull than the risk it took to blossom”）。不知为什么，武生总觉得那栋红房子二层面街的那个窗口，就是阿娜依丝和亨利·米勒在翻云覆雨地用身体实验过欲望之后，再用眼睛实验感知的地方。
在巴黎她几乎天天可以遇上这样的惊讶。
转眼间武生就在这里待了六个月了。巴黎的夏天毫无血性，几乎完全没有抵抗就将自己软绵绵地交给了秋天。秋天的风长着毛刺，舔过树木，树木知道疼，就变了颜色。武生喜欢秋的萧瑟，这正符合她对巴黎的认知阶段：她已经从好奇的初识进入了熟稔的深知。她几乎把整个巴黎都逛遍了，对那些地标性的建筑物，她已经失却了兴趣，反倒是地铁图上的那些小站点和街边的特色小吃，在她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她就知道她已经不再仅仅是过客了。现在她每天起来，就会拿着一个长面包和一瓶水，像一头尖嘴的虫子深深地啃入巴黎的腹地，在那些没有箭头标志也没有游客的小巷里钻来钻去。她明白这样的日子不会很久了，因为她已经有了将近九个月的身孕。两个月前她就已经订了机票，准备下周飞回上海，在母亲身边待产。
过去的八九年里，她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怕不小心怀上身孕，可是自从她知道怀孕的那一刻起，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她固执地认定这是一个女孩，后来的检查结果也证实了她最初的猜测。超声波图像里的那个圆球毫无预兆地唤醒了在她灵魂里冬眠了三十多年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母性。
自从怀孕之后，她和母亲之间的联系就突然密切了起来。她肚腹里的那团肉像一张最精良的砂纸，一下子磨平了她和母亲之间的所有疙瘩和划痕，至此她才明白，原来世上所有的叛逆，转折点都在孩子，而归宿总是母亲。
这天武生正在阿娜依丝的旧居前呆立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竟是杜克。她已经很久没和他通过话了，他听起来遥远而陌生。
“乔琪娜……”杜克的声音断断续续，夹杂在一些怪异的噪音里。那些噪音很浑浊，像飓风，像纷乱的脚步，也像是钢筋被强力扯断之前发出的凄厉呻吟。
“你在哪里？我听不清。”武生说。
杜克大声喊叫了起来，杂音依旧很响，可是武生终于吃力地过滤出了杜克的话。
“乔琪娜，我这一辈子，都爱你……只爱过你一……”
杜克的话还没说完，线路突然断了。武生再拨回去，却再也拨不通了。
武生站在阿娜依丝住所的铭牌前，看见一片秋叶蜷成一只疲惫的拳头从树上滚落到路边，觉得脸上有些凉——那是眼泪。她知道她就是拨通了电话也无济于事。她不爱他，一天也没爱过。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她歇息时的枕头，揩眼泪的帕子，躲风避雨的屋檐。他是一根纫在她心头的线，她这一辈子注定了无法把他从她的生命中剔除。
这天晚上她回到住所，一边煮意大利面条，一边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突然，她看见了电视屏幕上已经来来回回地播放了一个下午的画面：两架飞机一头扎进了纽约的世贸大楼，烈火和浓烟遮暗了曼哈顿的天空。
记者正在播报一系列来自纽约的数字，可是武生已经完全听不清楚了。她只觉得天花板倾斜过来，满屋飞着色彩怪异的星星。她的眼睛被割瞎了，世界陷入一片没有一丝裂缝的黑暗之中。她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杜克，膝盖一软，头重脚轻地昏倒在地板上。
后来她终于醒了——是被疼醒的。一股剧疼像一条钢丝，把她的肚腹扭扎成一根瓣数很多的麻花绳。她想撑起身子，突然发现地是湿黏的，一团污水在她身下淌成了一条肮脏的小径。
她挣扎着爬到屋里，扯下床单裹在自己身上，踉踉跄跄地跑到了街上。夜已经烂熟了，她没想到她已经在地板上躺了这么久。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她有气无力地挥舞着床单，几辆汽车从她身边经过，犹豫了一下，却又呼啸而去。她猜想她的样子实在太怕人。
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她嚷了一声我要生了，求求你……话一出口，她就醒悟过来她说的是温州方言。镇静碎裂了的时候，从缺口里涌出来的是压在记忆最底层的童年印记。
她又用法语说了一遍，司机听懂了，狐疑地看了她一眼，她一下子就读懂了他目光里的疑问：她虽然已近临盆的月份，却依旧消瘦，裹在秋衣和被单里的身子，几乎还可以用苗条来形容。但是司机最终还是给她开了门。
她想钻进去，身子却不肯。司机半推半抱地把她弄上了车，问她去哪家医院？她完全没有准备，随口报了一个曾经做过一次检查的院名。又一潮阵痛袭来，她狠狠地咬住了嘴唇——她不想吓住那个唯一肯为她停车的好心人。
她一辈子都怕疼，可是此刻的疼和以往所有她经历过或想象过的疼都不一样。这疼是一把砍柴的斧子，一下子斩断了她的腿。她觉得她的身子从椅座上弹起来，虚虚地浮到了半空。她不仅没了腿，她也没了五脏六腑，她的腔子空了，只剩下那团死也不肯撒手的肉。
迷迷糊糊之中，有一股轻风如天鹅绒将她整个裹挟着卷进了一条狭窄的隧道。隧道起初很暗，后来渐渐的有了光。是白光，却不是她见过的那种白。这白没有线条没有棱角也没有重量，温软地抚在她的眼帘上，勾引着她只想沉沉地睡去。就在她即将合上眼睛的那一刻，她倏然惊醒了，她明白过来那隧道的尽头是通往另一个去处的门。她若听凭了睡意的诱惑，她就会被那股风那道光带入那扇永无归路的门。这一辈子她欠了太多条人命，比如仇阿宝——那是快刀杀的；再比如她的两个父亲——那是慢刀剐的；甚至还有杜克。杜克早就说过要离开竞争激烈的华尔街，去佛罗里达开一个小会计事务所，却因为她的工作之故，他迟迟没能把计划付诸行动。她虽然没有亲手杀过他们，可他们的死里却到处找得见她的指痕。也许此刻他们合着伙儿地来了，要向她一一讨索那一段段打了折的生命。可是她还不想跟他们走，至少不想在这一刻，因为她得先撂下她肚腹里的那团肉——那也是一条命。今生她欠下的债太多了，她不能再欠下一条新命。
她努力地睁大眼睛盯着窗外街角的路牌——那是她保持清醒的唯一方法。将近午夜的红灯依然尽忠职守，司机在每一个路口都得停车。她的肚子又狠狠地抽了一抽，她突然极想上厕所，但她知道她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疼痛已经吸干了她的意志和体能。她试了几次才终于扯过半张床单，在身下叠了几叠——她不想弄脏他的车。身子还来不及在这个新的姿势里安定下来，一股温热已经从她的两腿之间奔涌而出。她拿手一探，摸着了一团湿黏的头发。
天哪，我把你生在路上了。
这是武生昏迷过去之前的最后一个清醒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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