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山从中江县西北部由东北而西南，斜贯金堂县，经双流和简阳的交接地带蜿蜒而来，到仁寿县境内扭动了一下，转向正南留下二百多里崎岖的身影后，疾驰而去了。
这些红色的丘陵又称红石骨山。
红石骨山上原先有树有草，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树砍光了，草连根挖尽了，为什么？只因没有柴烧，锅里有米、有红薯，锅底下没有柴，煮不熟、蒸不烂。“这是另一种贫穷，没有柴的恐慌。”仁寿县林业局李局长对我说。
没有柴，没有火，没有炊烟，没有温暖。
有的是为了仅剩的几棵树、几根草、几片落叶的纷争，甚至挥动老拳。全县男女老少、乃至党政机关都在为柴而奔忙、而发愁、而苦恼。为了省柴，农民一天吃两顿饭，有时煮到一半断柴了，只好吃夹生饭；为捡得柴火，农民挖草根用筛子筛。高家乡有两个农民为争几片竹叶而砍断了手指；还有两家农户因争一节可作柴料的干竹筒，大年初一吵到乡里让领导“断案”，把书记堵在被窝里……柴啊柴，没有柴的日子是冰冷的。
柴又从哪里来呢？荒山秃岭哪会有柴？挖净了草根的红土地怎么能生出柴？只有风吹过时的沙尘弥漫，雨落下后的红土像瀑布-般倾泻流失。那时，仁寿人说，“一刮风就眼痛，一下雨就心痛，一煮饭就头痛。”
仁寿的农民说：“谁把红薯煮熟了，谁就是好官！”
1989年，长防工程启动，仁寿的目标是：三年消灭荒山，五年绿化仁寿。还有的乡干部下军令状：三年内解决不了农民烧柴问题，自动下台！
高家乡鹰头村的高树成老汉从解放时到1985年，一直是村支部书记，他是村里的老革命也是绿色兴衰的见证人。1957年前鹰头村见树不见山，1958年大炼钢铁砍树烧炭，办公共食堂又砍树煮饭，林子便稀少了。1960年搞两季稻，寒冬腊月在水田里育秧苗，砍树烧火人工升温整整烧了两个月；1962年集体食堂解散后，农民又纷纷上山砍树建房。就这样折腾了儿年，林子没有了，最后一根后倒下了。没有树之后，开始还有草，农家煮饭除了收获的粮食秸秆就全靠割草。那些年，每天进山捡柴割草的人比赶场的还要多，至少在1000人以上，连几十里外方加区的农民都来。草割完了，就挖草根，山光了，水浊了，人穷了。
“那时为什么不种树呢？”
高树成说，从六十年代到七卜年代，他带领社员种了二十年的树，但今天种，明天就有人割刨掉，年年栽树不见树。“种树要有个大环境，国家有号令、政府要发话、干活要带头，然后是种、管、护都得硬，这林子才能栽起来，活下去。”仁寿人常说，栽树桩，就跟生孩子一样，不给水喝不给吃奶他活得下去吗？
土地承包后，高树成几乎天天在红石骨山挖坑种树。
人问：“你哪年哪月才能把山栽绿了呢？”
他说：“栽一棵算一棵，绿一点是一点。”
村里人看他弯腰弓背不知寒暑便劝他：“你岁数那么大了，留给年轻人干吧。”
他说：“再等下去，留下的都是荒山秃岭，子孙连烧柴都没有，那是我们作的孽！”
高树成一个人种树种了八年，种活了68000株各种树木。1989年，长防工程启动，高树成终于等来了这一天，用一生攒下的1000元钱请了三十多个帮工，种了16万株美国松和墨西哥柏树，成活率达997……我去高家乡的下午，看见了这些树，荒山因为这些新生的树而有了生机。这生机如同那些小树，在仁寿的红石骨山立地生根已经有2米多高了。
2米多高的生机啊！
我在仁寿林业局看过一个录像片，那是长防工程大会战的实录，12岁的孩子挑水浇苗，六十多岁的老人挥锤打钎，县委书记尹志君和山上植树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0月23日傍晚，我从黑龙滩赶到龙正区古建乡，看望白马寺山林的老护林员刘德根。夕阳的佘晖从山林间洒下，刘大爷的老伴正在呼鸡进棚，两脚泥巴的刘大爷刚从山头上巡查归来，高血压、腰腿痛、半身风瘫后刚刚能站起来，刘大爷便拄着棍子又走上山护林了。1400亩山林中一草一木都认得刘德根，只要他颤颤巍巍地往林子里一站，放牛的、偸砍树枝的便落荒而去，“这是子孙的山林啊，你不是在砍子孙的胳膊吗？”
都说刘大爷该退休了，享清福了。
仁寿的老人却这样告诉我：“嘴里没气了，活路就算干完了”，“眼睛闭上了就是退休了。”
不过，面对红石骨山上的绿荫，不再缺柴烧的日子，总是比以往舒心多了，“啥子叫幸福生活？有饭吃、有茶喝、有柴烧，传一片林子给子孙，安居乐业还不够幸福吗？”
这是山里农民的幸福观，我告诫自己要记住。
当仁寿县的森林覆盖率上升到18.37。，水土流失面积便下降到1010.3平方公里，比长防工程实施前减少了826.7平方公里。年侵蚀模数也从1988年的11301171%2减少到39401702。全县年产柴薪7，！万吨，既解决了农民的烧柴，又改善了居住条件。长防工程前，仁寿县农业总产值为80587万元，其中林业44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59%；农民人均年收入600元，其中林果收入32.7元，占5.45%。长防工程六年后，仁寿县1995年的农业总产值为135057万元，林业产值977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了。2，净增5372万元；农民人均年收人849.5元，其中林果收入70.3元，占8.287。，净增37.6元。
沱江、泯江在龙泉山的东西两侧滔滔流去。
仁寿的山里人知道这两条江，祖祖辈辈喝的就是泯江、沱江水。水浊了，水清了，他们看得见，至于长江或长江防护林工程，一辈子没有出过山的人会告诉你：“不就是栽树桩桩吗？我们咬牙栽三五年，你看这山都绿了！”
关于种树的好处，山里人的回答就和这山丘一样实在：“不用再为捡柴打架了。”“热天可以躲阴，刮风不用戴帽子了。”“山里的泉水多了，沱江的水清了，”“花也开了，雀儿也回来了！”
林业局的两位李局长告诉我，高家乡的农民说，有了林子就有了风水，风水一好就会时来运转。这个乡在五十年代前出了连长以上的官二百三十多个，都是上了家谱、族谱、乡谱的。六十年砍光了树再没出过一个人才，连一个大学生都没有。种了树，有了林子，八十年代后，高家乡一个村就考走了24名大学生、中专生。
风水，什么叫风水？
我站在龙泉山下，我可以触摸的深秋的风正从山林间吹来，吹动着潺潺的泉水，那细碎的涟漪有时撞到石头上变形了，有时便隐没在草丛中了。这是一片经济林，前几年种的枇杷树明年就会结枇杷了，但此刻已经开始落叶。再从经济林把视线沿着山坡往上推移，是川柏和桤木的混交林。川柏还是瘦小的，据说它生长慢，材质坚硬，耐干旱，在中性、微酸性及钙质土上均能生长，即使是土层浅落的石灰岩山地，也能艰难而顽强地求索扎根之处，然后把常绿的针叶伸向春天也伸向冬天。
风水，风水，青山绿水就是好风水。
仁寿林业局的朋友把我送到了乐至。
乐至林业局的朋友对我说，“乐至最出名的人物是老县长王隆瑛，号称草鞋县长，种树县长，老县长最大的政绩便是他把乐至农民的红薯煮熟了！”
我和王隆瑛彻夜长谈。
乐至县地处四川盆地川中丘陵的腹地，是涪江、沱江的分水岭。这里是陈毅元帅的故乡。元帅在回忆家乡时曾说，乐至太穷，在历史上军阀割据时都无人争夺。县境内，“地下无矿藏，山上不见绿，有水留不住，旱滩难吃粮。”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十多年间，办食堂，炼钢铁，割资本主义尾巴，毁灭地砍伐森林，致使森林覆盖率降低到丨。
37，严重的水土流失之下，眼看着乐至这一处农民的家园岌岌乎可危哉了。
1981年的调查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161.9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81.527……乐至是川中丘陵地区的一个典型。
缺水、缺柴、缺资源的典型。
贫困、落后、水土流失的典型。
从这个典型扩大开去，关于天府之国的生态忧患便不能不让人警醒了：
四川省627。的人口，居住在川中丘陵地区；四川省严重的水土流失面积，集中在川中地区；四川省土地资源不堪重负的严重超载地区，也是川中地区。
乐至这样的地方，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草木不长，家园不再，四川还能称为天府之国吗？
乐至告诉我，作为土地、河流的屏障的森林解体之后，大地的完整性是怎样支离破碎的：1981年的调查表明：乐至的土壤年均流失量曾达418.7万吨，也就是说每天都要流失近1.2万吨，年均侵蚀模数为每平方公里4454.4吨，每年泥沙淤塞的水利工程占全县设计库容的57……原为水库因泥沙淤塞而成了石河堰、山湾塘的就有44处。烧柴用材奇缺，农民除烧掉大景作物秸秆外，每年缺柴烧的时间为半年，缺柴户达10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54义，即乐至县过半数的农民在一年中的半年时间里，面临冷锅冷灶、没有火光、没有坎烟的威胁。
乐至的地里还能长出红薯，但怎样把乐至的红薯煮熟，却成了关乎农民生存、家园枯萎的严重问题。
红薯是这样煮熟的一砍了板凳桌椅的脚当柴烧；砍了木床的脚当柴烧；然后再把床面、桌面当柴烧；更有甚者，把祖宗的棺材挖出来当柴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的大约五年时间，王隆瑛告诉笔者，“乐至又回到新石器时代了，”农户家里用的是石桌石凳、睡的是石床，就连扬谷的风车都是石风车。
当那些本制的、竹制的家具当作柴薪，就连棺材板也挖出来烧光之后，乐至的红薯又煮不熟了。
乐至县不得不从外地每年购进8.7万吨煤，农民卖了细粮买煤炭，买回煤炭煮红薯。
还有的是把一部分红薯切片晒干，然后当柴火煮红薯，这是我在乐至听说的红薯煮红薯的往事。
关于煮红薯的话题，是乐至生态环境恶化之后种种困扰之―，再举其要者，如连年干旱，塘、库干涸，稻田龟裂是常见的，全县八十多万人不得不重提“生产自救”，农村纷纷打井靠抽取地下水解决人、畜用水，县城居民则靠汽车从简阳沱江中运水定量供应。旱则旱了。洪涝也不放过川中丘陵地区，1981年7月、8月两次紧连着的特大洪灾，使乐至县农业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一千六百多万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人的1.5倍。还有泥石流，最严重的一次把一个乡政府、一所乡小学都淹埋了，泥沙堆到窗户沿，发生泥石流的那一面坡上树干砍光了，就连草也没有一根了。水土流失带来的另一个困境是人地矛盾激化，愈来愈贫瘠的土地上的人口的愈来愈严重的超载，乐至县垦殖指数曾高达629%。在每一轮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之后，便会引发新的更大范围的水土流失。为了维持尚能煳口的生计，和简单的再生产，乐至农民每年冬季挑沙还田，还兴修了八千多处蓄水工程。
可是，贫困依旧，水土流失日趋严重，那更多的已随着江水流走的泥沙，谁能把它们还原到乐至的土地上呢？
王隆瑛告诉我：“简言之，为煮熟红薯而运煤，为抗旱而兴修水利，为使愈来愈多的人口吃饱而千方百计多种粮食，其结果是，粮食、水和烧柴问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个陌生而富吸引力的名词跳进了王隆瑛及乐至干部、农民的脑海中：生态农业。事实再明确不过了，没有生态保障的农业是无以为继的农业，只有林木兴旺下的农业才是大农业。新的思路出现了一一发展农区林业，建设生态屏障。
我们的土地是最富有想像力的，可是靠土地养活的人类却越来越疏懒于想象了。一旦脚踏实地地去思索、去想象、去工作，像王隆瑛那样，像乐至人民那样，那么土地就会给我们丰厚的回报。
1981年，王隆瑛任乐至县副县长，六百多个村子，他一个一个地走，造林种树；生态农业的思路，他一遍一遍地说。1982年，省林业厅作为试验项月，在乐至营造15000亩水土保持林。抓住这一机遇，王隆瑛到每一个乡去作报告，农民听得进去，因为他作过调查研究，他说的不是官话、套话。他的理想其实很平常，撇开农民感到陌生的“生态农业”不说，就是山脊要有防蚀林，坡面种上滞流防冲林，地塄地坎要有固埂林。王隆瑛还编了绿化顺口溜，但这顺口溜却由乐至人民的双手变成了现实：坡顶马桑盖帽；坡肩柏树马桑混交，岩脚油桐走边，桤柏缠住山腰，田头土边栽腊桑，地塄地坎乔、灌、草、零星片地小果园，四旁宅周竹林高。
1989年，乐至又成为长防林工程启动县。
乐至在短短几年内，因为有了符合县情的路子，因为有了一个穿草鞋走遍每一个村的县长，因为有了全县人民目标一致的上山种树、管树、护树的踏踏实实的行动，乐至变样了。“乐至走出了一条川中农区发展林业同时也发展农业的新路子”，这是国内专家们的一致意见。原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成都项目执行人约.马克斯博士到乐至考察后，于1990年9月撰文，称乐至县堪称丘陵农区发展林业改善生态环境的典型。
1994年7月14日至17日，受林业部长防办委托，四川省林业厅对乐至县长防林工程进行了实地踏访、勘查的验收。
现在，乐至的森林覆盖率为28.5%。
长防工程后，乐至县水土流失面积由161.9万亩下降到65万亩，减少了60%；年侵蚀模数从平方公里4454.4吨下降到2356.4吨，下降幅度为47.19%。
有林了，也有柴了。
全县年产柴薪29万吨，每户平均2800公斤，农民烧柴自给有余。活立木蓄积54万立方米，每年生长量50832立方米，年消耗量28378立方米，年净增生长量22454立方米，用材基本自给。
一种传统的观点是，种树占了农民的地，一个大的防护林体系工程会占去更多的地，会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呢？乐至是这样回答的：乐至县在长防林工程启动前的1987年，农业总产值为31776万元，林业产值为2475万元；工程建设后的1993年，农业总产值提高到174700万元，林业产值为8400万元。
王隆琪62岁，白发红颜，高挑个儿，声若洪钟。他带着我去看马桑林，我气喘吁吁地跟着他钻林子。
好大一片马桑林啊！枝条繁茂，一丛一丛，叶子像桑叶，又显得瘦长一些，林间还种有桤木。
王隆瑛告诉我：“马桑原是野生灌木，过去没人注意，现在是我们造林的先锋树。”
乐至的丘陵地有很多是泥质碎屑岩，坚硬而贫瘠，也称石骨子山，直接种树很难成活。马桑树耐旱耐贫瘠，它的发达的根系能四处搜索，寻找立根之地，并能使石骨子山的石块破碎、风化。一处石骨子山头，种上三年马桑，山头变绿了，也可以种别的树木了。
王隆瑛靠着马桑精神首先在乐至推广马桑，只要种下成活，年年能砍一部分枝条，老百姓有柴烧了，“红薯就这样开始煮熟的。”老县长边说边笑了。
王隆瑛毕业于西南农大，当学生时即被划为右派，毕业后到乐至当农业技术员。乐至的三千三百多个山头，他都走遍了，“可是这又算什么呢？”他说。老百姓相信他，从1981年到1989年做了孑届副县长。第四届换届选举，442名县人大代表庄严地行使7选举权。结果，未列人候选人名单的王隆瑛以440票当选。1990年到1993年，王隆瑛又当了一届县长，然后退休。
他带着我一边钻山林，一边大声地说着“生态大农业”的思路：
“现代社会生产是一个生态经济有机系统，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生态系统的再生产。”
“生态经济的财富观认为，进入人类生命、生活、生产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正常进行的一切自然、环境、精神与物质条件都是财富。”
我在桤木和柏木的混交林间大地呼吸着，这满眼的绿色，这清新的空气，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
夕照里，是一缕一缕轻柔的乐至农家的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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