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我在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时便知道刘备定益州，任命张飞为巴西太守，镇守阆中。章武元年（公元221年）镇守荆州的关羽被害，张飞闻此噩耗决定挂孝伐吴，命部将范强、张达赶造白盔白甲，限三日完工。俩部将要求宽限时日，张飞不允，并将二人在树上各打了40军棍。范、张二将怀恨在心，相约杀张飞投奔东吴邀功……其实，我只知道故事，不知道阆中究竟在哪里？
现在，阆中就在我眼前，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城、古城，现有的90条街巷，五分之一仍保持着唐宋时的格局，并有两处元代建筑、四处明代建筑、十二处清代前期的殿堂，以及众多的唐宋以来的街市和古民居。阆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她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之城。阆中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中游，东枕巴山，西倚剑门，以嘉陵江为主干的一江四河聚集，形成山水缠护的形胜，上通广元、汉中，下达重庆、武汉，古人概而括之为“前挡六路之师，后依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
这样的地方肯定出人物。
一定的地理环境总是孕育着一方文明。
“阆中”这一地名使我颇费思量，查典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阆，门高也。”北宋《太宋寰宇记》注解阆中为：“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这是说环绕阆中的山丘其状如高门，而郡在其中。《旧唐书，地理志》谓：“阆水纡曲，经郡三面，故曰阆中。”嘉陵江流经阆中的一段古称阆水，山中水边之城便称之为阆中了。总之，阆中之名得于山水地貌，其名也，融山水城廓于一体，当无异义。
阆中是可以教人浮想联翩的，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使阆中地底下新石器遗物纷纷出土。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不仅在黄河流域也在长江流域曾经踽踽而行；它还启迪后人：即使在更早的上古，人类便寻找着有山有水有林有草之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家园是天赐的、自然的。
阆中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置巴西郡，阆中为三十一县之一而得名，其间除避隋朝文帝父杨忠讳一度改称阆内外，两千多年来，阆中县名相沿不辍，是中国至今仍保持初始原名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之一。
汉武帝时，阆中诞生了天文学家和历算学家落下闳，他在阆中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用于观察天体的浑天仪，落下闳观察天体的学说奠定了中国最早的浑天说的基础。落下闳主持制订的《太初历》影响弥久并启迪了张衡、袁天罡。东汉时期，阆中人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俩为着名气象学家，夜观天象、预测风云，时人奉若神明。三国时期，这里又出现了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天文学家。一个使人惊讶而又困惑的话题是：两汉三国时期，阆中为什么始终是中国天文研究的中心？此外，从晚唐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阆中竟出了尹极、尹枢、陈尧叟、陈売咨四个状元，94个文武进人，举人则数以百计。而三国名将马忠、南宋张宪、元明花木兰式女英雄韩娥、清代农民起义领袖顺天王兰廷瑞等，都生于阆中……难怪苏东坡有诗叹曰：阆苑十葩映玉宸。
面对阆中，我们今天或许还可以发出这样的感慨：所有历史悠久的形胜之地，在经历了久远的环境代价的付出之后，都已经疲惫、甚至衰落了。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阆中的森林覆盖率已减少到犯。7，低于全国平均数。1989年的统计资料说，其时阆中水土流失面积161.64万亩。阆中人民不会忘记，当暴雨过后，从山上冲下来的泥沙形成大量泥包，连绵起伏，169条大小溪沟浊水滚滚，流向嘉陵江。嘉陵江已不再是清澈的水了。
长防工程六年后，阆中新增有林地面积47.5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到36.48%，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62.6万亩，每年减少的水土流失量为335.1万吨。
阆中的山绿了。
阆中的水清了。
阆中的人民从1989年开始的建设长防林的奋斗，是可歌可泣的，阆中人物又翻开了新的一卷，那是一大群为着长江、为着绿色、为着家园永续和可持续发展耐而无私奉献乃至献身的普普通通的阆中人。
阆中有个从1983年起做了三届九年林业局长的老局长何荣先。
我在阆中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没有何荣先，哪有阆中绿？”“你务必要去看看老局长！”
何荣先已经退休了。
1996年11月10，我赶往阆中石子乡何荣先的家。
这是个普通的农家院落，房子还算宽敞，何荣先的卧室里摆着去世不久的他老伴的照片，慈眉善目，眼神里又带着忧郁和无奈。她走的时候肯定不放心，何荣先只知道种树拖了一身的病，大儿子患精神分裂症还在医院里住着……何荣先说：“现在，我可以经常看看老伴陪陪老伴了。”
1989年6月，何荣先腰部长了一个12厘米大的恶疮，发烧疼痛之下，他拖了二十天才去医院。这二十天正是长防林工程育苗的关键时刻，没有好苗哪有好林？何荣先奔波在田公、双龙、哑口乡现场指导。二十天过去了，医生一次抽出了二百多毫升脓血。第二天，拴着绷带，右手按着伤口，左手拄着拐棍又到石田和枣碧乡检查工程造林去了。1991年3月何荣先的大儿子精神分裂症发作，住精神病院的十个月中，他只去看过一次。儿子泪如雨下，何荣先说：“爸爸对不起你，等长防林造好我再补上亏缺的父子之情。”1991年6月；何荣先老伴患食道癌卧床不起。7月6日，何荣先在林业局职工大会上向全体职工告假说：“我妻子过去治风湿性心脏病、胃大切除，都是她自个去的医院，如今又得了食道癌，医生判了死刑，夫妻一场，尽我最后一点责任，我要耽误几天。长防工程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做的大家各自去做，拜托！拜托！”
何荣先说着说着就哽咽不止了。
会场上鸦雀无声，但，多少人在心里说：老局长啊，你没有过一个星期天，你的儿子你的老伴都躺在病床上，你还告什么假？哪有你这样告假的啊！
何荣先最可以告慰自己的，是实现了绿化阆中的愿望，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阆中长防林建设的任务，他说：“我只是尽了绵薄之力。”九年林业局长的苦差使，他带领阆中人民种了30亿棵树，绿化了阆中大大小小的所有山头。何荣先告诉我：“这些成绩不是我个人的，我哪有那么多山头，我要那么多山头和树木干什么？做棺材也就一根木头足够了，况且还要火葬。功劳是大家的，区、乡两级真正发动起来了，农民最穷最苦承受得最多，坑是他们挖的，树是他们栽的，林子是他们护的。我常说，你们别夸我，把林子管好护好，一代一代往下传，子子孙孙都有青山绿水好家园，就好了！”
何荣先还特别告诉我：“你要写文章还得写几句话：治千山、绿万山，农民兄弟是靠山。”
何荣先送我出门。
门前是山，门后是山，门前门后的山都是一片葱绿。
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是王大明一一现任阆中市河溪乡党委书记一长防工程期间是水观镇党委书记。1991年6月2曰，王大明要离开水观镇了，老百姓纷纷相送舍不得他走，16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和他挥泪告别，“座中泣下谁最多？”老山塞村主任金继富。
王大明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不仅带头种树，而且关心干部，爱护百姓。水观镇每人筹30斤粮或者10元钱一共筹到17万，有苗钱了，就上山种树。一踩一个窝，一个窝里一根苗，那样搞法是种不活的，哄完了上级哄自己。这一次是工程植树，每个窝都有标准，每根苗都必须合格，干部带头，全体上山。为了炸石掏窝，每个村都买5—10吨炸药，一壕一壕整地，一个一个掏窝。风里雨里，没天没夜，时饱时饥，吃千的啃冷的，喝不到热水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阆中人得了“长防病”一胃病。
老山塞村的金继富一手捂着心口一手扶着苗苗在山上坚持着，这一天王大明从工地上下来没见到老金便急忙到他家中。金继富昏睡着，床前是一大摊殷红的血。就在把金继富送往水观医院的路上，他的胃仍然在大出血。人一到，医院便下了病危通知，马上手术，偏偏又碰上停电。急中生智的王大明跑到水观镇电影院，王大明大声疾呼道：“我是王大明，有一位乡亲胃大出血必须马上手术，急需用电，各位的经济损失，乡政府负责赔偿！”电影院里一片寂静，有的还报以掌声。发电机抬到了医院，手术室的灯亮了，金继富的命保住了。
金继富说：“要不是王大明，我坟头上的草都有一人高了。”
王大明说：“长防林的树还没有长大呢，谁也不能走。”
我们再来看长防林建设者的另一种风采一他们的手一满是血泡老茧叠老茧的手。
1990年10月，阆中大庆乡决定，给每个乡千部发一把十字镐，造林季节至少劳动二十天；到了地头不算劳动，和农民一样挥镐挖坑一天干满8个小时，才算劳动。乡党委书记李明全说：“建设长防林有没有贡献，不靠嘴上说，把手伸出来看！”
大庆乡五村距乡政府有5公里远，李明全去五村劳动时，早上5点多就上路赶工了。李明全的作息时间是：6点半上山劳动，中午就近在农民家吃饭，晚9点回乡政府，然后是在乡有线广播里讲评长防林建设中的先进人物、注意事项，晚上11点到12点研究工作。
秋曰的南方太阳仍像一团火，李明全接连五天带领26个农民放炮炸石、整地打窝，攻下了27亩砂岩。砂岩上过去不长树，李明全说，阆中哪一个山头都要有树。
李明全身材不高，矮矮胖胖，满面红光。
他说：“一个月劳动二十天，手掌心是泡，脚底板长茧，工作作风自然就改变了。”
他说：“你上山挖坑去了，你把‘点’搞出来了，你的树秧子绿了，农民就心服口服了。”
他说：“现在就是坐小车的、拎包包的，手里拿着不锈钢保温杯的，一吃饭就要喝酒、喝完酒就唱歌跳舞的官儿太多！”李明全要我去大庆乡看一看：“连每个路口都是绿的”，他已经调离了，但那留在大庆乡的为着长防林的日日夜夜，显然成了他记忆珍贵而自豪的一部分。
我在南充就看见赵正贤了，那是在一个专题片中，有一个人用背篓背着高音喇叭在工地上动员，南充的朋友告诉我：“这就是赵正贤。”
赵正贤快人快语：
“1983年9月份，我到田公乡工作。胡耀邦刚好号召种草种树，我在乡里读完文件便到田公乡走了一圈，田公乡总面积九千多亩，荒山占了7030亩。不种草不种树怎么活？每天都有妇女上山拢草根，一天不找柴，第二天就没有火，乐至煮不熟红薯，田公烧不滚开水，一个样。田公的好媳妇是什么样儿的？告诉你吧，那年头只有一个标准：一天能从山上背回一篓子柴火的。”
赵正贤把一座荒山作自己的点，七百多亩面积，只有稀疏的杂木与青草，实行封山，强化管护。有农民拉住赵正贤哭诉道：“没地方放牛吃草，挖根烧柴怎么活？”
赵正贤说：“咬牙！父老乡亲啊，田公的山再砍下去再挖下去，那才真是没有活路了！”
封山管护一年就见了成效，草长到一尺深，然后开三天山，只准割草，不准挖根，不准砍树枝。赵正贤在山上住了三天，又有农民握着赵正贤的手说：“真想不到封山还会长草，这山封得好！”
长防林工程开始后，赵正贤首先想到的是几代人种了几十年的树，怎么会越种越少呢？除了砍伐，便是种得多活得少，年年往上报，一年比一年多，那树桩桩不会提抗议，也不会说：“我快死了，我根本就没有活！”结果，植树造林成了植“数”造“零”。赵正贤，如果这一次长防护林继续失败，那么老百姓就会彻底失去希望，那是绿色的希望啊，山里人种地的，没有了绿色还有什么呢？1989年开始整地打窝，首先是转变观念，从一般造林到工程造林，关键在质量。一个窝50公分深，40公分宽，打窝完成后，一个窝一个窝丈量、检查，差半公分也不行，反复了三次，百分之一百合格；全乡四个村73个队，山弯弯边边儿都走到了，量遍了。
田公乡的树活了。
赵正贤动情地告诉我：“田公的老百姓想告诉胡耀邦，田公的山绿了，草肥了！”
我和赵正贤握别。
阆中，仅仅是长防林工程中出现的人物，使我这个匆匆来去的走访者目不暇接了。那是一股怎样的动力？为了烧柴？为了讨老婆？为了树萌底放牛放羊？为了孩子们放学的山路上有一片树荫？是的，是这样，阆中人说，谁要是体验过锅里有米、锅底无柴的日子，谁就知道绿色是何等的宝贵了！在川西北盆地，生存的渴望，家园美好的梦想是具体而实在的，是对环境长期破坏之后的新的认识。农民没有理论，但他们心知肚明。不过，阆中人还会告诉你，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可不光是为我们自个儿造的，那是为着一条长江啊，中国的龙脉，水清了，流畅了，子孙后代有福了！
我在四川盆地的山路上常常看见背着背篓的妇女。那是一背篓绿色的青菜，或是从集上买回来的花布、杂物；也有背着孩子的，在背篓里睡着了。走在山道上的，是母亲的脚步，是奶奶的脚步，是生命和希望在日光下与月光下的延伸……那背篓背过昨天背过梦。
河楼乡当年造林还出过一个人物：乡长何海洋，翻山过坡打窝炸石，一个月穿烂三双鞋，花去了43元6角2分，占当月工资的58.99%。这是穿烂的？啃烂的？砸烂的？不，是跑烂的。
林业员敬兴民跟着何海洋跑，何海洋不说，敬兴民眼见为实。7月，天热，长防工程在河楼乡更热，13603亩的造林任务，关键在于全乡482个育苗户的375亩树苗苗。何海洋从5月跑到7月，7月里跑得更勤，秋栽树苗眼看就要出苗圃了。7月2日，何海洋带着敬兴民在白虎村跑了一整天，村里的苗圃看完了，问题解决了，鞋底和鞋帮也分开了。晚上，何海洋只好去乡供销社用17元9角买了一双新网鞋。7月8日，何海洋带着敬兴民去田公乡调运树苗，满山遍野地跑，一个苗圃一个苗圃挑。7月9日上午，这双才穿了七天的新网鞋从中腰到后跟全部脱开，何海洋又花7元8角2分钱买了一双新布鞋穿上。
还是布鞋好，跟脚。何海洋又可以甩开大步了，翻山过岭，从牛鼻梁村把20万株树苗运到天生村。7月22日，何海洋从石口村苗圃回到乡政府，脚上的布鞋又穿烂了，只好再掏17元9角又买双网鞋穿上。
谁若重提这一个跑烂三双鞋的往事，何海洋是一笑，他会告诉你河楼乡造长防林，贡献最大的是妇女。河楼乡在全国各地打工的共有2500名男子汉，仅1990年，从外地寄回河楼乡邮电所的汇款为32万元。也就在这一年，河楼乡列为阆中长防林工程启动乡。多数里人外出了，留在乡里的也就1000余个男人，怎么去完成一万多亩的荒山造林任务呢？别的乡人说河楼人又想外出挣钱，又要造长防林，一手还能捉两条鱼？”
男人外出了，还有女人！河楼乡妇联主任王翠萍带着正上幼儿园的小孩住到了小锣山上，一住就是二十五天，妇女纷纷上山，并且搞了500亩作为样板的“三八”绿色工程，然后是开现场会，河楼乡妇妇要顶起长防工程半边天。
严云南的公爹在新疆天山挖金、丈夫在广东砍甘蔗、儿子在河北采矿，31亩长防林又都在砂岩上。1990年7月16日一大早，严云南扛着十字镐上山了，一镐一镐挖，砂岩更硬终于有了裂缝，把顽石撕裂到变成树窝，又得流多少汗？挥多少次镐？砂岩立地条件极差，树窝还得又深又大，每一个都要达到直径80厘米、深70厘米的标准。
从7月16日到8月31日，严云南整整挖了三十六天，31亩砂岩上挖的树窝全部合格。不知道多少血泡，不知道脱了几层皮，纱布缠了几层止不住血，再扎一条白毛巾，白毛巾也染红了……砂岩上只有石头，还得背土回填，那是怎样的背篓啊，越背越沉，就差那么几步路了，树窝窝都看得见了，却怎么也挪不开步上不了山，歇一口气，喝一口水，这才想起女儿送来的早饭还没有顾得上吃。山下长树的土长草的土把树窝窝填满了，接下来便是栽树，栽了七天，像伺弄婴儿一样抱了七天苗苗栽了七天苗苗，心里一遍一遍地说，苗儿快长大，小鸟要安家。到1991年秋天，严云南栽的树合格率达100%。
长防工程涌现出来的阆中人物，有的我已经见不到了，追寻着绿色梦想的灵魂正安息在长防林中。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连绵不断，如歌如诉，晃动着，他们是树的最高枝，看家乡风雨晨昏，看长江滔滔流去。
敬连英，两个女儿的母亲，倒在长防工地时年仅38岁。
12月28日，阆中柏垭镇羊鹿村的村民敬连英和丈夫白玉林一起上煤坪嘴山坡栽树。这是个寒冷且干旱的冬季，一冬无雨，树窝里的泥土一捏便成了粉末，树苗苗就这样栽下去肯定活不了。夫妻俩作了分工，白玉林挑水，敬连英栽树灌水，看着水“滋溜滋溜”地滋润着村苗苗，不知不觉已是下午5点了，还剩下煤坪嘴山顶的几窝树没有栽。敬连英手持工具和树苗，向山顶爬去，爬着爬着，脚下一滑，从8米高的一刀切岩坡滚下，直滚到山脚路边，右侧腰部撞在一根天然气钢管上，敬连英坐起来，叫了声“妈”又倒下了。
路过的两个小学生一边扶敬连英一边哭喊：“救人呀！有人滚岩了！”
最先赶到的是敬连英的丈夫白玉林及白友胜、白世林，他们轮番背着敬连英往一里路之外的柏垭区医院。
但，敬连英的路已经走完了。
她只喊了一声“妈”，没有顾得上再看一眼丈夫和女儿便辞世了。
又过了一年，煤嘴山坡上的小树全都吐出了新绿。
我徜徉在沙溪乡的一片树林里，在阆中这样的石骨山这样的林子多得是，不同的只是这里曾走过一辆架架车，架架车上躺着一个垂危的病人，他叫黄玉明，身患肝癌，整整一个夏天，在石骨山上挖山不止，打窝整地。两个多月，他在山上晕倒了三次。干部、社员、家人求他：“你可以不挖了，你看着我们挖行不行？”黄玉明知道自己的病，他什么也不说，黄豆大的汗珠滴落在石头上能听得见声音，那声音便是黄玉明心里的回答：哪有比不把荒山留给后一代更幸福的呢？哪有比生命临近终结时还能挖窝种几棵树更珍贵的呢？
从石骨山上下来，黄玉明便没有再站起来过。
临终前，他说他想再看一眼长防林工程，人们用一辆架架车把他拉到工地上。奄奄一息的黄玉明睁开双眼，找那窝，找那苗，找那细小的绿色。他看见了，他可以闭上眼睛了……关于阆中的长防林工程，我还看到过一份资料，仅1990年，阆中市添置钢钎凿19万套，挖断働头94323把，投工600余万个，在红石骨山上打窝2400万个，造林23.6万亩。
这是历史的跨越，也是观念的跨越。
这是为着大地的完整而作出的一次艰难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提醒人们，在经历了太久的破坏之后，改变生存环境的奋斗绝不是纸上谈兵，或者可以轻易的一蹴而就。它需要流汗流血I几代人的惨淡经营。
秋日的嘉陵江从西、南、东三面用涛声和浪头托起了阆中城，夕阳下，山水相依，城廓朦耽，锦屏山上的观星楼很快又要迎来满天星光。
落下闳，遥远年代的光的追问者。
据《史记》、《汉书》记载―西汉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鉴于秦历过时、历法混乱影响农事而求贤改历。阆中人落下闳来到京都长安，与邓平等二十多个天位学家研制新历，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太初历》。同时，落下闳还创造了浑天仪。
那时，公元前110年的日子里，观察太空、追问星光者留下了这样的富有科学精神的名言：“历之志性在于测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落下闳又说：“日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他预见到了《太初历》的不足，他只是在天文历算领域里填写了他那个时代能填写的部分，把其余的留给未来。
阆中人啊，落下闳的后代，今天我们该填写什么？
是的，阆中营造了长防林，倘若从更深远的文化背景上看，曾经日趋严重的水土流失是深刻的提醒：我们的土地以及土地之上，流失的日子太久了。因而几年、十年的造林远远不足于修复、弥补这一切，更何况还有精神与文化的流失呢？
我想起了采访赵正贤时，他说过的另一番话。
这个名闻阆中的长防林工匠、川中汉子似乎有点伤感，当热火朝天的日子过去，然后是各奔西东，生活、工作相对来说平静了，也不用为农民的烧柴担心了，可是为什么望着满山的林子，总有对过去的苦和累的依依不舍之情？
也许是源于新的忧患。
赵正贤说：“长防林造起来了，林子的管护已经开始滑坡，中国人的老毛病又要犯了。”
赵正贤常看见砍树枝的人，“那是砍自己的手足，砍自己的孩子啊！”可是，这些道理说的人少了，听的人也听不进去了。赵正贤说：“谁都想发财，自己捞自己的，跟造长防林时，牺牲个人为了种树为了长江大不一样了。如果这样下去，十年八年又会砍光，到那时还有人愿意去种树吗？”
再见，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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