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独立的国家已经很少，多数国家已经卷入到复杂的寄生体系中，被寄生的国家正在被消耗、削弱以至走向灭亡。
强权选择寄生的方式，是为了自身更持久的延续。
寄生是一种慢性的、不断深化的，致使被寄生国家消耗以至灭亡的过程。当寄生物掠夺了宿主的财富，耗尽宿主的资源，破坏了宿主的自然生态环境，宿主就会被削弱，甚至走向灭亡。
§§§第一节霸权主义、国家寄生主义与寄生经济
人类文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世界尚未建立起一个维护和平稳定的真正体系。人们不会忘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给世界造成的损害，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却有一个善变的面孔，以保持自己的灵活机动，避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尴尬局面发生。
全球霸权主义由来已久，至今只是形式和表现与以往有所不同，而不是霸权主义已经消亡或有什么本质的改变。霸权主义通常虽然并不以霸权的面目出现，但其所演变而成的国家寄生主义却更为可怕。
霸权主义通过武装强权实现其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和压迫，而国家寄生主义通过武装强权和“看不见的手”两个工具，实现对世界的掠夺和剥削；霸权主义制造流血的战争，而国家寄生主义制造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
最近美国创造了一个新名词“Chimerica”，把中国英文名称的前半部分与美国英文名称的后半部分结合在一起，直译是“中美国”，意指“中美经济共同体”，更深层含义应当是“依附美国的中国经济体”、“美国控制的中国经济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经济体”等。
无论上述哪种理解方式，“Chimerica”这个新名词都反映了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经济体，而是服务于美国的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成了一种寄生物与宿主的关系。
霸权主义及其思想文化基础
霸权是一国为征服他国、称霸世界所奉行的一种政策和行动，它是一种不均衡的政治支配状态，某一国家由于其政治经济实力具有很大优势而占据主导的局面。
霸权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弱肉强食的竞争思想，是兽性法则而非人性法则。当前，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是美国，美国的霸权主义是西方霸权主义的集中体现。因此，分析美国霸权主义的思想和表现具有代表意义。
美国霸权主义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文化渊源与理论基础。美国霸权主义源于西方国家从进化论中获得的竞争启示，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西方国家普遍的国家生存哲学。
美国独特的文化精神，与美国新大陆的拓展和快速在世界的崛起所培植的自信精神有关。美国建国以后快速的疆土扩张运动，不仅短时间内使美国一跃成为在世界疆土和资源丰富方面名列前茅的大国，而且更加助长了美国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和信念。
崇尚武力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和传统，这一传统又在历次的战争收益中得到加强。美国自独立后至不久前的伊拉克战争，共发动过70多次对外战争和侵略，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武装冲突近200次。
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外，美国基本上都是胜利者，而每次胜利都给他们带来了大小不同的回报，由此进一步培植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观念：战争是国家获得重大利益的一种有效方式。美国保持全球无可比拟的军事投资，与美国的战争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
国家寄生主义与寄生经济
由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侵略和殖民为主要手段的霸权主义方式的风险和代价越来越大，于是，国家寄生主义和寄生经济应运而生了。
“寄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本书借用在此，表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生物学上的寄生概念指两种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寄生关系中一种寄生物的生物体从被利用的、称为宿主的另一种生物体获得利益。
寄生可以被看做一种特殊形式的掠食，因为其影响对于宿主来说，尽管不同，却因为造成伤害而有相似之处。寄生物若寄住在宿主体内，称为内寄生，例如钩虫寄生在动物的消化道；而那些生活在宿主表面的称为外寄生，例如蚊子和吸取其他植物养分的菟丝子；如果一种寄生物会杀死宿主，便称为拟寄生物；有一种寄生形式称为窃取性寄生——寄生物偷取宿主所捕捉的或是准备好的食物。
国家寄生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主张和国家生存实践，是一个国家以类似寄生虫的方式，将本国的利益凌驾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之上，从他国（或地区）获取生存营养，以榨取他国（或地区）的资源、劳动和财富，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国家寄生主义是霸权主义的全球新发展。国家寄生主义通过文化、意识形态、金融、贸易、技术、品牌等的“软控制”以及政治军事优势形成的“硬威慑”或控制，达到利用他国资源、生态环境及劳动的目的。
寄生经济是国家寄生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指一国的经济寄生于他国的经济运行之上，是一种吸食他国营养的寄生方式。
寄生经济有两个主体：寄生国和宿主国。当今世界，寄生国是以美国、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而宿主国则是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奉行高度开放政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国家寄生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差异
国家寄生主义与霸权主义在国家生存意志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寄生主义是霸权主义的新发展，两者之间在对他国的损害程度、应用策略、表现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异。
霸权主义以强权政治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往往以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作为达到政治经济目的的手段，而国家寄生主义，则更多地通过“软控制”的方式，如金融操纵、市场操纵、意识形态颠覆等方式，实现利用他国的目的。
霸权主义因为其方式的粗暴和野蛮，容易引发他国激烈的反抗和斗争，因而霸权主义的维持需要霸权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国家寄生由于其隐蔽性，不容易引起激烈的反抗和斗争，因而寄生国可以较好地安享他国的利益。
霸权主义由于需要付出武力和巨大代价，因而其利用他国的能力必定会局限在少数的或有限的国家之中，不太可能全面地利用世界各国的利益；而国家寄生主义由于不需要自身付出巨大代价，由文化、金融、贸易等工具可代替武装力量迅速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吸食世界的营养。
因此，国家寄生主义影响的范围及程度比霸权主义更为广泛和可怕。比如，日本在美国金融操纵下曾在金融战线上一败涂地，而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强国也成为受害者。这就是国家寄生主义相较霸权主义的新发展。
由于霸权主义有时需要付出武力和巨大代价，因此霸权国国内会有反对霸权的声音和力量，在霸权国一方就有遏制霸权的“内生力量”，明目张胆的霸权主义行为就会大大收敛；国家寄生主义则不同，因为国家寄生不需要付出明显的巨大代价，因而寄生国国内对国家寄生可能持高度统一的赞同意见。可见，国家寄生主义是一种更为缺乏约束的霸权主义。
霸权主义一定会受到被损国的反对和反抗，而国家寄生主义有时不仅不会受到宿主国的反抗，反而还会受到宿主国的欢迎甚至依赖。因而，霸权主义看起来在制造纷争，破坏世界和平，而国家寄生主义似乎是让世界迈向共同繁荣。
霸权主义制造的危害往往立即显现，而国家寄生主义制造的危机更多是在未来显现。国家寄生主义以“无形之手”形成了对宿主国资源、劳动和财富的掠夺，同时将一个恶劣的生态环境留给了宿主国。若非以远大的目光看待国家的生存发展，则可能意识不到寄生国对宿主国造成的巨大甚至毁灭性的破坏。
霸权主义缺乏欺骗性，而国家寄生主义很有欺骗性。因而，传统霸权主义一定会急切地向国家寄生主义转向。因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识破国家寄生主义的阴谋与卑劣手段，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侵害。
§§§第二节国家寄生工具：金融操控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在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而今，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采取了国家寄生的新形态。全球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家寄生主义吸纳他国资源和财富的“无形之手”，是寄生国关键的“吸食”工具之一。美国的金融操控，就是构建了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和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扩张和资源掠夺。
全球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但受到伤害的却不是美国，而是美国以外的全世界。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奇特的现象呢？答案正是国家寄生主义所行使的巧妙金融操纵：在一个政治上相对和平的世界，金融正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对抗、征服、掠夺和侵略的工具。
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经在其任职时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基辛格的一语，不小心说破了美国政府的天机，也道出了当前全球金融关系、经济关系的真谛：美国试图以美元控制世界，而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本质上是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操纵与反操纵的关系，就是要运用一切可能的工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头上。
因此，在看不见硝烟的全球金融战场、全球经济战场，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文明之间，就充满着斗争。构筑于贪婪人性基础上的全球金融体系本质上是危机四伏的。
掠夺是金融体系的一大特色
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价值发展与资源配置。但金融人士显然不满足于金融体系传统的功能，金融创新所形成的掠夺功能和寄生性就是现代金融工具的一大特色。
比如，所谓的价格信号发现机制的期货交易系统，事实上已被证明存在大量的投机操纵，这个期货交易机制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帮助远小于它的损害），期货交易体系并非创造任何资源和资产，但它养活了一批赖此为生的金融人士。由于期货交易存在着过度的投机和操纵，因而也并没有可靠的价格和价值发现功能。
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全球金融精英已经构建了一个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社会的寄生体，它们本身并不创造社会价值，却具有惊人的掠夺社会的功能，尤其是许多金融创新工具，它们并不是为社会的普遍需要发展起来的，而是精英们创造的为自我服务的平台工具。
这一点，金融系统与国家的构建一样，是一个“自服务系统”。国家的构建，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都是一个服务于统治者自己的平台系统，它按照统治者的意图设计和建立，也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运行。
金融体系就其政治意图、国家对抗以及精英利益看，是一个精巧的掠夺工具。金融体系的掠夺性，是在两个层次进行的，一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是在组织或个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掠夺主要是资源的掠夺，而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美国欠下了全球其他国家数十万亿美元的外债，这些外债的形成是其他国家为美国提供财富和资源的结果，但美国迄今为止，只是印刷了美元，并用国家信用背书。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掠夺性，发展中国家以及金融体系功能脆弱的国家，其资源和财富如长江、黄河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入一些金融强国，如美国）。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掠夺，主要是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它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金融体系在加剧着世界的贫富分化
由于金融体系固有掠夺本质，金融体系就为全球的经济危机和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产生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美国与许多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利用强势美元吸纳他国资源的关系。
稍微分析一下中美贸易关系就会发现，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和低廉劳动力的出口，而这种模式的副产品，就是对中国本土造成的大量资源流失和环境污染，也就是说，本质是美国在掠夺中国的资源，美国对中国表现出一定的寄生性。
金融市场是一个资本的大赌场，国家寄生主义更是发展了这种赌博，不仅要在实物资本的生产中剥削利润，而且要在虚拟资本的运作中施加资本的控制力，更多地剥削利润。
股市在不同的国家里虽然有着大致相似的功能，但多数股市也成了掠夺的工具。上市公司的跑马圈地，特殊资本的巧取豪夺，税政、基金、券商的坐享其成，各类高手的浑水摸鱼，再加上数不清的似懂非懂的专家有意无意地鼓噪甚至捕风捉影，媒体舆论的点火煽风……
可以说，在一个充满着利益争夺的金融交易平台上，无数民众被财富增值的理念所吸引，所投身的却是一个掠夺的险恶环境。
全球金融市场的掠夺性本质，加剧了两极分化，也伤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因金融掠夺后信任关系的破裂引起的。
寄生国以金融掠夺全球资源，金融危机也以自然资源危机的方式呈现。
现今世界矿产资源配置的总体格局是：占全世界人口不到1/4的发达国家，消耗着全球3/4的矿产资源，而占全世界人口多达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矿产消费量的比例却不到1/4。
这种不平衡的全球资源配置，反映了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寄生现实。而发达国家“吸食”他国资源，主要是以金融手段完成的，因而可以进一步推理，金融危机的产生正是资源危机的某种呈现。
早期发达国家掠夺全球资源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军事侵略和殖民占有以及资源开采权的方式，然后发展到以投资兼并为主要手段，再到以资源定价权为手段（如美国纽约的商品交易所、英国伦敦商品交易所等所扮演的角色。石油、黄金、粮食等重要商品的定价权主要掌握在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手中，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由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受美、英等金融寡头控制的金融资本在商品交易市场操纵市场，甚至与国家合谋，翻云覆雨，获取巨大的投机利润）。
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是金融寡头投机操纵及国家放纵的联合结果，是一个消耗他国资源和财富而试图以金融危机方式逃避债务的结果。
§§§第三节国家寄生工具：文化、意识形态颠覆
一个国家，欲以寄生的方式榨取别国的养料，必须麻痹他国的“神经系统”，使他国“乐于”成为宿主国，而这个麻痹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的过程。
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撰文指出，跨国公司正控制中国。 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目的是：第一，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第二，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第三，渗透到电信部门；第四，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开篇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从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孙子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人类社会有两场战争，一场是军事战争，另一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军事战争虽然残酷，但在当今世界已较为少见，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展开，通过文化领导权的建立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颠覆，实现一国或民众价值世界的改造，使之按照敌对方的意志行事。可以说，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比军事战争更广泛深入，其结果也更为可怕。
意识形态是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一个国家和民众分析事物的价值标准和追求方向。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价值判断标准和追求方向，甚至沿着敌对势力价值引导的方向前进，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国家寄生主义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以美国为例，美国不断地在全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其价值观随着文化产品在全球四处扩散。美国不断地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状态，并按照美国自身的战略计划，非常细致和有步骤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领域颠覆为主导的战争策略。其中，第一条至第六条、第九条几乎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颠覆政策，占了十条中的七条。
比如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再比如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十条诫令》的每一条看起来都平淡无奇，但条条都具有严重的杀伤力。其核心用意就是颠覆中国的价值观，制造一个追求低欲、文化分裂的民族。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则更直白地揭示出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其中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美国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应该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的东西。美国一定能在他们国内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美国应消除（他们）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他们的）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卑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和思想的所谓艺术家。
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他们）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谁也不需要的愚蠢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要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的国家，要促使（他们）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相互敌视，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
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与《十条诫令》及《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一脉相承的还有美国政府重要智囊兰德公司于1998年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报告内容简略如下：
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从美国对华战略看，无论是早期的《十条诫令》和《战后国际关系原则》，还是后来的兰德公司对外战略建议，都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视为首要的策略。
除了金融操控、意识形态颠覆外，国家寄生主义还应用全球产业分工、技术控制和品牌控制等策略和手段，实现其寄生的目的。
在产业分工方面，就是通过控制高端技术，占据产业链上游，而将产业链下游——产业链中那些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部分，交给其他国家承担。其结果是，发达国家控制了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增值部分，而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留给了他国，形成了发达国家以产业链方式的寄生。
在技术控制、品牌控制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品牌授权、贴牌生产等方面，将发展中国家牢牢地绑在发达国家的财富机器上，让无形的品牌资产成为一个永远不需要劳动而能为发达国家创造财富的工具。
品牌控制、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颠覆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缺乏文化领导权，发达国家的品牌控制策略就会失效，品牌就无法享受其溢价。因此，品牌控制与意识形态颠覆两者相比，意识形态颠覆是决定性的。
§§§第四节国家竞争由军事斗争转向思想权、文化权的斗争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必然包含着种群与种群之间、种族
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战争。随着核武器时代的来临，以美国为首的强势国家在战略上意识到，以军事为主要手段的国家利益获得时代已经结束
了，因为强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无法预测其结果，战争的风险很可能远远大于收益。
既然以军事为手段的方式受到了严重局限，那就必须另辟门径。思想权和文化权成为一种关键的方式。
所谓的思想权、文化权，在表现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思想权多数表现为种种理论工具，各类社会学、管理学理论工具是国家寄生主义颠覆他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式。
国家寄生主义推行其政策和行动，多数并不是以粗暴的方式强加于世界的，而是更巧妙地利用理论工具，为其实现全球寄生提供理论基础和合理性。
比如，美国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全球化浪潮的理论、“世界是平的”的理论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理论工具，无不在向世界强化一种全球金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贸易一体化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理念，为其完成自身在全球的资本布局和产业布局提供理论基础，消除其他国家的戒心，瓦解其他国家的政策壁垒。
因此，国家的发展要对外来的“理论”保持足够的警惕。当一个国家的思维跟着别人走的时候，它的社会和经济运行方式必然不自觉地为他国所奴役。
国家寄生主义的推行，必定是以认同和欣赏为基础，因此，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文化粉饰是国家寄生主义的常见手法。
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自然有着担当更多维护全球和平发展的责任，但美国恰恰成了世界秩序的破坏者，而在担当破坏者的同时，还不忘记给自己戴上美丽的光环。
比如，美国发动的“美伊战争”明明是一场不义战争，布什政府却给这种入侵行径戴上“崇高使命”的光环。所谓的“崇高使命”就是将美国式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推广到伊拉克、中东乃至全球。
这种“崇高使命论”无论在美国的官方文件还是美国政要的讲话中都随处可见。比如小布什在2003年2月26日的讲话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只有在伊拉克建立新政权，才能为其他中东国家树立自由的典范”，并反复强调，要以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为样板，推进整个中东的民主化。这意味着，美国把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描绘成了在全球推进民主自由的正义行动。
§§§第五节国家寄生主义的全球实践基础
一种政治或经济形态的存在，一定有其现实的基础，国家寄生主义之所以在全球发展，也有其全球的现实基础。
多数人都承认，当今世界拥有文化领导权的文化，是西方文化，这使得西方强国在实践其国家寄生主义方面有着文化的主动权。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布鲁斯·詹特森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韦伯在其《世界进入“意识形态新时代”》中就总结了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五种统治着世界的政治理念。
和平比战争好。
霸权（至少是形式较温和的）比力量均衡好。
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
民主比独裁好。
西方文化比其他一切文化都好。
两位教授研究表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这五种理念依然行得通，由此构成了国家寄生主义的思想基础。
先进的技术
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是其实现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基础。一般而言，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其产品具有领先性和市场稀缺性，使其容易通过技术的控制操纵产业链的形成。只要发达国家控制了产业链的上游或核心的价值环节，就达到了利用产业链“吸食”产业链主要营养的目的。
金融体系的创造
当今世界的金融体系的形成，是国家实力较量的结果。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服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于美元发行能力的几乎无限性，形成了美国资本输出的无限性，进而形成了以无限美元换取无限资源的可能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无限发行的美元与中国超级的廉价生产能力形成了“近乎完美”的组合，美国以此寄生在中国的廉价制造上。
品牌的优势地位
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全球主导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实力，奠定了其部分领域和产品强大的品牌地位，因而为其通过品牌控制实现价值创造提供了条件。
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保证其寄生目的实现的关键因素。比如，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金融主导权，正是依靠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美国对石油等重要商品的价格操纵，将石油这一普通商品演变成“政治商品”，也是靠其政治军事实力来实现的。
发展中国家迫切追赶现代化的需要
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追赶工业现代化的需要，是西方强国实现寄生的重要原因。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国家主动开放的历史表明，追赶经济现代化使这些国家不自觉地成为了强国产业价值链中的一员，受到了强国资本的剥削和控制。
对国家寄生主义面目和危害性认识的普遍不足
对国家寄生主义这一霸权主义的新变种，许多国家在认识上并不充分，因而在政策和行动上缺乏对寄生经济的主动防范和遏制。
比如，1985年9月22日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协议对自身的危害；类同的，中国在农业领域、金融领域、资源开发领域等许多方面的过度开放，也正在并将越来越突出其不良的后果。
美国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极度对抗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5．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9．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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