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若干年经济的高歌猛进，主要是靠各类投资拉动的。为了为投资热辩，各种理由都被抬拉了出来，什么解决就业问题，什么解决产业链协同发展问题，什么GDP考核问题，不一而足。
诚然，投资在带动各个产业的发展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与过热的投资产生的负面作用相比，投资热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十分渺小了。投资热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工厂、大工地，在破坏着我们的土地，破坏着我们的环境，破坏着我们的家园，也在破坏着我们的生命健康。
起初，投资热的错误是可以被理解的。一个穷了许多年的国家，突然之间解放了生产力，举国上下都渴望繁荣与发展，于是投资成了推动繁荣的重要工具。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因为官僚通过投资可能获得巨大腐败利益，工程领域的多发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节全球制造中心——中国不能承载之重
就在前几年，不少专家还在为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而欢呼雀跃，将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视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引以为一件成功和骄傲的事情。近几年来，虽然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不那么受到追捧了，但许多人对全球制造中心的极大祸害仍缺乏清楚的认识。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身就是西方世界嫁祸于中国的一个方略，是一种经济霸权主义的产业链安排。
全球制造中心的本质是什么？全球制造中心是大量资源、能源消耗，大量土地占用和大量环境污染的经济形态。而中国的国情是，人均占有资源在全球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中国的土地资源异常紧张，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异常脆弱。中国的国情与全球制造中心的基本特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因此，从战略上看，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必然是一场灾难，中国不能承载全球制造中心之重。中国成为制造中心，就会自然地步入“量中华之物力，结余国之欢心”的歧途。
全球制造中心的定位，不仅让中国大量地、迅速地消耗自己的资源，也让中国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代价购买自己缺乏的资源。
比如，原油、铁矿石、铜矿石等。以中国钢铁行业为例，虽然中国钢铁行业拥有巨大的产能，但消耗了中国无数的水资源、电能、煤炭，造成大量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而且整个行业的经济效益因为铁矿石资源受制于人，行业利益极其有限，主要的利润被国外铁矿石厂商拿去。
不仅如此，外国铁矿石供应商甚至对中国钢铁企业拥有切断供应的权力。在特殊的经济环境下或者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钢铁企业都有可能面临集体停产的命运。
所以，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全球制造中心定位，还形成了“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可怕逻辑。这绝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更不符合民族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
依靠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似乎呈现了一定的繁荣，但这种繁荣的质量太低。中国的航空客机是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先进的医疗设备、药品大都是国外的；中国的软件、高级光电设备，几乎都是国外控制的……中国制造有数量没有质量，有种类没有品位，缺乏对国家实力的战略性支撑。如此的中国制造业，从根本上说，不是繁荣，而是败落。
总量可观的中国制造景象背后还掩盖了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总体上中国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几年来，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 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以及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
我们应当看到，一旦中国服从于并且追求全球制造中心的这一定位，中国在战略上就输了一着。这个定位若不改变，中国资源和投入的取向就难以改变，中国制造业无限制地引进外资，无限制地浪费稀缺而宝贵的资源，无限制地破坏和污染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我们就看不到根本转变的那一天。
§§§第二节部分产业的投资扩张后果严重
投资热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许多行业的产能远远超过了现实的需要，造成建设的浪费以及对土地、环境的永久性破坏。这里仅以汽车产业为例加以简单说明。
汽车工业，是中国视为发展现代化及工业进步的另一重要领域，但是，人们很快便会发现，无论是出于汽车出口的思路，还是满足国内日益高涨的汽车需求，这两个方面都不能支持中国大力发展汽车工业。
中国不应当成为一个汽车消费的大国，更不应当认为中国可以同美国这样的国家一样，实现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拥有一辆小汽车的梦想。
其一，中国土地状况不支撑汽车消费。
汽车，无论是道路的运行还是停车，都需要占用土地。汽车对土地的占用是中国不可能大力发展汽车市场的重要原因。
据专家推算，如果中国道路和停车场面积都达到美国的水准，相当于占用整个江西省或山东省。但是美国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却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较小的国家。美国每辆汽车占地007公顷。按相对节约的欧洲或日本水平——每两人一辆汽车﹑每辆车占地002公顷计算﹐中国发展到拥有6亿辆车时将会占用1300万公顷土地，也相当于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
其二，中国的石油状态不支持中国发展汽车工业。
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体兴起之前，全球石油消费与生产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状态，但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全球石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曾经一度为原油的净出口国，但目前已经有一半左右的原油需要依赖进口。在中国尚没有发现大规模油田的时候，大力发展国内的汽车消费，从石油的消耗上来看不现实。
中国大量的石油消耗，本质上没有安全的保障。目前，石油输出国中的多个国家，其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并非十分平稳，一旦国际政治、军事紧张，从这些国家获得石油就可能受到威胁。即使不考虑石油供应的安全问题，石油价格因素也将令中国难以承受。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年1978年，全球石油年平均价格仅为15美元/桶；10年后的1988年，全球石油年平均价格为195美元/桶；20年后的1998年，全球石油年平均价格为136美元/桶；而30年后的今天，全球石油年平均价格为104美元/桶，大大高于以前。因此，从石油供给安全以及经济性上考虑，中国不应当成为汽车消费大国。
其三，汽车带来的污染。
早在10多年前，环保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指出，应及早关注和应对汽车污染。目前这一警示已成现实——在南方许多城市，汽车尾气已经成为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研究表明，广州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来源是：机动车尾气占22％，工业污染源占204％，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占192％，其中汽车尾气被市民评为“最不可忍受的污染物”。
位列我国第一批环保模范城的深圳市，大气污染中机动车尾气污染已占70％，每年排放的各种有害物质达20多万吨，并且还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上升。
汽车废气中含有上千种化学物质。国外专家的研究表明，汽车废气对人体健康的损害非常严重：它刺激人体呼吸道，使呼吸系统的免疫力下降，导致暴露人群慢性气管炎、支气管炎及呼吸困难的发病率升高，肺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症状；尾气中的苯类物质是强致癌物质（尤其是肺癌），会引发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等。
北京2008奥运会期间，北京实行汽车单双号错位行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京的交通压力和大气污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汽车数量的增长在交通和污染方面确实是有害无益的。
其四，是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社会效益下降。
以北京为例，据调查，至2003年秋，北京市区部分主要干道高峰期的车速已降至12公里/小时左右，部分道路机动车时速不到7公里/小时。2005年，北京中心区高峰间路网的平均负荷度已达90％，部分市区道路平均车速不足20公里/小时。三环路以内110条主干道，有80多条道路交通流量达到饱和或超饱和状态。现在的状况就更糟糕了。
汽车保有量大幅增加的同时，汽车行驶的效率也大大下降，汽车为社会贡献的整体社会效益今后还有可能随着汽车的增加而减少。没有社会效益，这个行业的发展就没基础了。
§§§第三节开发区建设和国内产业转移须严控
开发区建设是与国内经济热潮有关。各地出于吸引投资或其他需要，开辟了名目繁多的各类开发区，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不仅省、市、县有开发区，一些乡镇甚至村一级的地方也都开辟了开发区。
有些开发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的开发区因为规划和布局不合理，在占用和破坏了大量土地后，部分或整体闲置，其经济损失和自然生态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倒闭（当然，倒闭潮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只不过经济危机后更显集中和严重）。一些专家认为，应当将发达地区的产业再向中国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而企业主以及中西部地方政府对此也有较强的积极性。
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国内开发区建设和产业转移应当被严格限制甚至禁止。
目前，我们看到的国内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产业转移。这些被转移的产业，多数是其自身的经营发生了重大问题，包括处于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或者是对当地的污染情况严重，或者是劳动力成本偏高。仔细分析，原因应当以产能严重过剩和污染严重居多，因为中国发达地区普通劳动力的成本并不高昂，因劳动力成本高而无法经营的企业，说明其经营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中国的开发区建设和工业经济建设，在一些地区造成的社会成本和自然生态成本是十分巨大的。我相信，这些地区的经济成就无法弥补其社会和自然生态方面的破坏性。
以广东为例。2008年4月《中国经济周刊》的一份报告说，“广东省成第一缺粮大省，粮食年缺口达2400万吨”。广东省农业厅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广东粮食产量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40%，这意味着六成粮食需要从湖南、江西、广西、安徽等省区调配，年缺口达2400万吨，因而是第一缺粮大省。这个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是在加剧。”
2007年11月广东省水利厅发表的相关资料显示，广东全省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亩，是全国人均耕地的29%，远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08亩的警戒线。这成为广东无法改善粮食自给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仅仅是2001年至2005年间，广东省共减少耕地25845万亩，平均每年减少5169万亩。中国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说：“耕地持续减少，仍然令我国粮食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之一。”
广东的情况说明，广东发展经济的模式是绝不可以在全国推行的，否则，中国连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当前，当无数厂商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遇到经营的困难和压力之后，谋求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可以预见，这种转移必定造成耕地、自然生态系统的二次破坏，其危害将十分巨大，不能不加以控制和禁止。
§§§第四节中国不能重复西方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沦为世界工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认识上存在着走西方工业化道路的理论误区。中国发展工业化的国情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全球发展的形势不同，中国只能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而不能重复西方的工业化道路。
西方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点
西方工业化道路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
其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以数量扩张和规模扩大为主线的。这些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是以消耗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先发展、先污染、先破坏、后治理”是其典型特征，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紧张，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
其二，发展过程的自然渐进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工业化是自由经济的工业化模式，其工业化过程大都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由个人发动，其开始和完成都遵循自然历史的过程。
其三，西方国家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其在技术和产业布局方面有着相对的完备性。
其四，随着西方掠夺全球资源和财富的需要，西方世界开展了全球一体化的市场运动，其产业布局向全球延伸，自己掌控产业链高端技术和产品，而将产业链下游交给发展中国家承担。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工业化道路
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性决定的。
第一，中国人多资源少，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因而不能走西方国家规模和数量扩张的道路。
第二，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种被动的发展模式，是教训而不是经验。既然已有西方国家的前车之鉴，中国就绝不能重蹈覆辙，再走西方国家的错误之路。
第三，西方发展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一直在全球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可以有条件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以保障其工业化过程的可持续性。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中，目前尚无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只能以本国资源和生态条件为基础，缺乏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战略回旋空间。因此，在发展的理念上，必须更加谨慎，不逾越本国资源和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解决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应放在比工业化更高的地位上，一切给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明显隐患的，都要禁止。
第五，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仍然处于西方的主导之下，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强盛，就不能甘当产业链下游的生产者，而是应当以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军事工业为主要目标，牵引国家高技术和军事能力的迅速提升。
第六，中国人多，劳动力数量庞大，要以充分就业为先导。要处理好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要实现充分就业。
第七，全球工业化进程已经步入信息化时代，中国可以以信息技术为契机，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些层次的跨越式发展。
§§§第五节以科教兴国、科技强军为基础的创新国家形成
科教兴国、科技强军的重要性，是一种共识，无须分析阐述，关键是怎么做。对此，有以下九点建议。
第一，科技发展必须依靠产业的带动。因此，围绕国家军事装备以及高科技产业实现的目标，是带动科技进步的支撑力量，这比投资于国内机场、铁路、公路等建设处于更优先的地位。
第二，中国军事现代化不能过分忧虑美国等世界强国的反对。美国并不因为别国不发展军事，自己就停止了军事发展的步伐。如果美国保持着军事发展的势头，而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受到阻碍和抑制，则中国与世界强国的军事能力的差距会更加大，这对国家长期安全不利。
第三，对科技人才的尊重，要有利于科技人才价值的实现，需要在相应的领域抛弃官本位思想，以利于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
第四，科技的发展源于个体的创造激情与活力。因此，如何在全民族营造激情与活力的人生状态，是至为关键的。释放全民族的激情与创造力，需要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需要将知识分子从繁重的谋生劳动中解放出来。一个人如果缺乏经济的安全，则致力于创造劳动的激情自然不足。
比如，由于房地产价格高企，无数知识精英沦为房奴，这就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创造激情与活力。国家应当痛下决心，将房地产从实现少数人暴富，而多数人贫穷的方式上解放出来。唯有如此，才能呈现国家普遍的创造激情，才能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有更多的创新、创造。
第五，改变科学教育领域各级管理干部的任命方式。科学教育领域的管理，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格、理想、知识、思想、专业才干影响他人的过程。担当科教领域的干部和带头人，必须为人师表，有人格的和思想的魅力。教育是一个作为榜样、充满爱心以及心灵激励的过程，教育需要的是大师而不是大官。
因此，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革新官僚管理制度，以大师管理制度取代官僚管理，是教育改革的急切方向。比如，可以在全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中实行校长竞聘制与学生选择制相结合的方式，而不是目前的上级任命制，以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校长素质，让那些充满教育理想与使命并能够担当这一重任的优秀教师走上领导岗位。这样的方式可以从大学试点，然后推广到全社会，甚至各级教育管理部门。
第六，改革教育内容。中国教育提供了过多的内容和过重的负担，却在健全和发展人的素质上较少取得成绩。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对于未来不准备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学生来说，其价值还不如一堂营养课；英语教育，也不应当成为一个普及性的和强制性的教育，毕竟，如果一个人只想立足于本国发展，花极大的代价学习英语就是很大的浪费。
因此，教育部门要检讨学习内容的设置，消除不必要的内容，以减轻学生的压力。教育必须富有效率和目的性，所有缺乏效率以及不能为其目的性服务的教育都不是良好的教育。
第七，大力兴办民办教育。国家动员让一部分富人拿出钱来兴办民办大学，以从根本上形成国办民办相比照的教育格局。中国有无数个培养英语专业人才的学校，但为什么没有一个大学可以像民办的新东方学校在英语培训方面受到尊重和欢迎？因为新东方有优秀的教师，有追求进步和渴求自我实现的精神，有人生的理想、梦想与激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国家加以扶植，在中国的大学里诞生一批类似新东方这样的学校，中国的大学教育就会更有希望。
第八，开展素质教育的试点改革。可在个别或部分省、市推行素质教育，改革高考制度。中国如不走出应试教育的模式，则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将始终是个难以有实质性突破的难题。
第九，开展国学教育的试点改革。可在个别或部分省、市推行国学教育。其方法是，从初级教育开始，在课程体系中加入国学内容，在各级升学考试中，也根据课程的设置不同调整考试内容。
这项试点，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再比较这种教育方式与当前教育方式的成效。如果卓有成效，则可在更大范围推广。我们相信，国学教育不仅有利于从小培养人的精神气度和济世利民的宏大理想，而且必将有利于改变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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