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开始转向-由少数先富向共同富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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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就表明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2007年为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上已超过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第一节财富对个人的价值及其对国家的政治意义

    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财富的创造、分配和占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处于一个非常核心的地位。围绕着财富的分配和占有,人类历史上不断演绎着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残酷斗争。可以说,财富从一开始就拥有了极为深远的政治意义。财富占有严重不均,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触发点,甚至成为革命的导火索。财富权的公平以及对严重两极分化的化解,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基础条件之一。

    20世纪初,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曾经改变半个世界面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理论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的关于剩余价值分配的理论,也就是一个关于财富创造、分配与占有的理论。

    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其核心思想正是对财富创造与分配的阐述。基于马克思的论断,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财富。这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从财富的观念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政治理念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工农革命的核心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也是一套颠扑不破的朴素真理,唤起了全国广大工农的革命意识和斗争意愿。

    财富问题不仅是革命的起因,也是现代社会经济领域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仍然是围绕着产权、分配与激励展开的,一切都脱离不了财富的分配。

    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在其成名之作《君主论》中说:“人民可以忘记对于君主的杀父之仇,但不会忘记夺财之恨。”因为杀父之仇,许多时候并不足以影响一个人以及其家庭的长期生活,但如果一个人被根本上剥夺了财富,则他及其家庭和子孙后代都可能长期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

    有人或许会说,对财富占有的追求和重视掩盖了人性中崇高的一面,也不符合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实际上,这是对人性与传统文化的偏见。

    本文所说的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是指国家管理民众的方略以及人类的普遍需求,是探寻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合理制度”,而不是鼓励个人对财富的贪婪追求。

    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对财富这一重要利益的重视。有人误以为孔子满口仁义道德,只强调精神,不注重实际利益,其实不然。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任人,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提出“惠足以使人”。孔子还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实是一种人本的、人性的主张,强调尊重人们的价值立场,为人们谋福利。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社会的总体财富处于不断地积累与发展之中,而这种积累与发展,又与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财富口号密切相关。实际情况是,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且是令全世界惊异地暴富了起来。

    然而,由于先富起来的“先进分子”没能带动仍然穷困的“后进分子”,反而是“财富的先进”更为“先进”,“财富的后进”更为“后进”,造成了财富占有多寡的严重落差,因而也在不断加剧着国内的政治矛盾。

    因此,中国未来改革之基本方向,在政治上就是建立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发展与解放;在经济上就是改革分配制度,尽最大的努力缩小财富的两极分化,为全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相对公平的获取和占有财富的机会。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安定团结,越来越欣欣向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期望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官员和其他社会精英,要以经世致用、情系苍生为己任,抑制贪欲,追求高尚,让利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全力榨干民众的血汗。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艰难的处于战略守势的世界环境中,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洗礼之中,在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的尴尬和危机之中,走向新生和共同繁荣。

    §§§第二节中国经济危机的表现、性质与成因

    才智的开端是承认矛盾的存在。当前,不只是美国和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中国也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经济危机。承认危机,理清危机的性质和成因,是应对危机的基本始点。

    在当下中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民工返乡、老板逃跑、银行贷款收不回、工资奖金讨不到、大学生毕业求职艰难……上述种种问题虽然并非普遍,但日益严峻是不争的事实。

    从产业看,钢铁、汽车、电力、煤炭、有色金属、房地产等,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的行业生产过剩,停产、减产、降价、三角债等情况也越发严重。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种种现象和事实表明,经济危机已经深深地困扰着中国。

    中国经济危机的性质与成因

    这场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危机是输入型经济危机,是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受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和牵连。这种说法是在有意回避中国自身的问题。

    中国经济危机的深层问题

    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是中国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以及国家财富分配方式所致。

    中国过于倚重出口和投资的经济结构,在美国等国家消费严重不足时,终于暴露出了其危害性。中国庞大的低端制造能力,是与美国等国的消费能力匹配的,一旦美国等国相应的消费能力不足,中国就形成了过剩型的经济危机。

    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问题。房地产行业曾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行业发展,由于房价远远超过民众的承受能力而陷入停滞和停顿,进而通过产业的传导作用,影响了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产业,并造成大量民工失业,而钢铁、水泥等产业又影响了电力、煤炭、化工、运输等行业。这样,房地产行业的停滞和停顿几乎导致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停顿。房地产的委靡不振,也大大减少了依靠房地产税收和卖地收入的各地财政,财富效应因此大减。

    腐败以及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断拉大贫富差距,使得广大的民众虽然创造财富,但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成就,因而缺乏实质性的消费能力。国内消费的不振,更突显了供应过剩的矛盾,而供应的过剩又形成了企业倒闭和失业浪潮,如此恶性循环,形成通缩局面。

    中国经济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而是包含经济危机的社会危机、自然生态危机。由于自然家园的严重破坏,隐含着民族长期生存发展的深刻危机,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方式,不应是一般金融手段,而是要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探求应对之策。

    发生在中国的五个方面的财富掠夺

    国家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中国国内消费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占有绝大多数人口比重的普通民众缺乏财富,也缺乏财富安全。造成中国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五个方面的财富掠夺。

    第一个方面的掠夺,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寄生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中国廉价出口的本质是资源和劳动的流出,在此过程中,还形成了对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国家寄生主义对中国的掠夺,通过资本投资的方式进行。比如,以极低的价格参股控股中国的银行、资源性企业;部分通过品牌控制、特许经营、廉价收购等方式实现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掠夺。

    如果说第一方面的掠夺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形成的,属于外部掠夺行为,那么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方面的掠夺则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完成的。

    第二个方面的掠夺,是在社会生产分配过程中完成的。比如,在许多地方民穷如水的情况下,有少数上市公司高管拿着上千万元的年薪,有个别人甚至超过6000万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股权的私有化等方面,也实现了财富的掠夺,使全民的财富逐渐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

    第三个方面的掠夺,是在腐败中完成的。主要方式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这个过程使中国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第四个方面的掠夺,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完成的。这个掠夺的结果是少数房地产老板及利益同盟者富甲天下(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房地产商、老板并非掠夺者),而房奴也由此遍及全中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本质是一个掠夺性的市场。

    在中国人传统的“安居乐业”的心理引导下,在多年来不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及较为全面的通货膨胀的诱导和压迫下,中国相当部分民众的财富被高企的房价掠夺一空,不少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房奴。更有甚者,有部分买房者不但严重透支了自己的财富及未来若干年可能创造的财富,还透支了父母、岳父母以及其他亲人的财富。

    第五个方面的掠夺,是通过金融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证券市场完成的。在缺乏有效监管以及不良专家、媒体的鼓噪声中,在特殊资本的翻云覆雨和无数企业的“跑马圈钱”过程中,畸形的中国证券市场将上亿股民、基民以及多数中产阶级几乎一网打尽,消灭了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也使许多本来财富占有很少的广大民众更加穷困。

    §§§第三节高房价带来的两极分化及房价下跌的必然

    中国的高房价将有一次较深和较长时间的回调过程。

    曾几何时,中国一度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一度也带动了钢铁、水泥、煤炭、建材等数个行业的发展。农民工大量进城,地方收入大幅度上升,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营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时至今日,人们终于发现房地产行业露出了它峥嵘的一面。无数民众沦为房奴,与房贷相关的金融安全受到严重挑战,耕地也随着房地产的发展日益减少,高房价已成为众矢之的,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人们劳动致富的优良价值观。高房价迫切需要价格回归。

    高房价的成因

    中国高房价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高房价是权贵利益的集中体现。

    看一看中国反腐中落马的官员就知道,绝大多数官员都有多套住房,有的甚至有两位数以上的住房。高房价使得许多拥有多套房子的官员财富大大增值,因此权贵们有抬高房价的直接动力,高房价与官员的利益休戚相关。同时,土地是公共资源,官员通过公共资源的操纵所获得的巨大利益也转移到房价上,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第二,货币的超量发行及负利率政策助长的投机。

    中国超量发行货币,是高房价的直接推手。

    据称,1990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53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739万亿元人民币。20年间,M2增长了43倍。

    1990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28万亿美元,2010年6月末,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是86万亿美元。20年间,被全世界批评为滥发货币的美国M2增长16倍,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始于1998年,1998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045万亿元,2010年6月末为6739万亿元。2010年6月末与1998年相比,M2增长了54倍。货币的超发,使得货币本身大大贬值,房价也就相应上升。

    不仅是货币的超量发行,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息扣除物价因素一直都是负值,这逼迫人们被动地投机。而国内有良好挣钱效应的投机市场不多,房地产市场在政策助推下形成了规模最大的投机市场,也进一步抬高了房地产价格。

    第三,地方政府的推动(拆迁、造城)。

    中国许多地方的地方政府非常依赖土地财政,它们有强烈的推高房价的动机,因为只有房价高,才能让土地卖个好价钱。同时,政府通过暴力拆迁、各类开发区建设、造城运动等,制造新的住房消费人群。

    第四,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正处于一个大的城市化过程之中,各类人员不断涌入城市,助推了房价的上涨。

    第五,传统的消费心理。

    中国人重视“家”的概念,认为有房才有家的感觉,许多人不惜举三代人之力买房。

    第六,媒体的推波助澜。

    媒体经常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社会立场。在房地产景气周期里,房地产广告成了许多媒体的支柱性广告收入来源。

    高房价的危害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掠夺性的市场,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安定。

    有统计表明,中国近年来快速形成的亿万富豪半数出自房地产行业,即使从全球的范围来看,也少有中国房地产大亨们快速致富的先例。少数人的暴富,是国家财富流失以及众多民众财富被掠夺的结果。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许多深层的危机,群体性的事件增多,其核心原因是社会财富转化和分配存在问题。房地产行业在造就富豪的同时,也在创造更多的无产者,也在创造社会矛盾,堆积政治风险。

    因此,如果一个产业只是少数人暴富的工具,而不是全民的利益之所在,它又如何能够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呢?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基本原则应当有利于国家和民众整体利益的维护,而不是对少数人利益的维护。

    第一,以房谋利重创国人价值观。

    试想,如果通过房地产投机(经常被美其名曰“投资”)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谁还愿意通过劳动获得收益?以房谋利严重伤害了人们靠诚实劳动的价值观念。

    第二,房地产实质是高能耗和污染型行业。

    房地产行业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是土地与钢筋、水泥及大量简单劳动的组合。房地产行业在侵占土地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钢筋、水泥,而这些东西又是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形成大量的污染的。

    中国大气污染以及温室效应,与钢铁生产、水泥生产有极大的关系。同时,钢铁和水泥的生产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这对于在中国许多饮水和灌溉都发生了困难的地区,是十分不适宜的。

    第三,房地产行业属低技术行业。

    房地产行业除了在规划设计等少数环节体现了一定的技术外,在整体上是粗放型产业,它对国家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十分微小的。

    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形成国家层次的技术推动机制和力量,而在产业发展层面,也需要支柱型的产能带动技术的进步。显然,房地产行业无法满足国家科技进步这一宏大要求,因而也不适宜占据支柱产业这一位置。

    第四,房地产畸形发展所产生的大批房奴压制了一代人的创造力。

    房地产行业不仅在国家层次的科技创新方面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其发展反而压抑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创造力。

    一个民族科技的进步,依赖于教育及科技创新的体系,也依赖于个体的激情与创造力。但是,由于房地产价格的飙升,不但普通民众成为房奴,许多应当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青年才俊及知识分子也加入了房奴的大军,而这些人本来可以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房地产价格高企,使得许多人无法将精力应用于创新层次的研究和探索上,而只能用在为生计奔忙的物质追求中。在这种压抑的奔忙中,激情消耗殆尽,创造力也无从谈起。由此,国家创新的源泉受到了阻碍!

    第五,房地产的“一枝独秀”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均衡性、协调性与持续性。

    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来看,2000年开始急剧增长为215%,2003年为303%,2004年为296%,2005年中西地区增长高达33%以上。国际上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一般是10%以下,但从1998年开始,其比重稳步上升,2004年为1878%,2005年为2098%,2006年1—4月为2293%,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

    另外,国际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不能超过5%,但国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开始就已经达到96%一些城市甚至于高达50%以上。大量社会资源流入房地产行业,极大地挤占了其他行业发展的资源条件,破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协调性。

    第六,房地产行业对土地的大量侵占和破坏。

    从自然基础看,中国人多地少,保护宝贵的耕地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关键点。但是,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的侵占,因而不利于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和长治久安。因为房地产是个挣钱大买卖,无数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全国各地,不论是大都市还是中小城市,甚至是乡村,到处可见房地产开发的工地,整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大工地,无数良田被占用,令人十分痛心。

    高房价的终结及其必然性

    高房价已经终结,房地产企业暴利时代已经结束。由于高房价代表权贵的核心利益,因此才在过去的若干年中长足发展,几无阻碍。但现在,社会两极分化异常严重,权贵利益的攫取已达到它应有的限度,高房价也已登峰造极并威胁到社会稳定,未来总体上应当是价格回归,部分地区的房价回落幅度可能惊人。

    房地产价格的回落,政府政策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地方债务问题,以及未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卖地收入锐减以后出现财政困难,必然由过去的从房地产增量中获得收益(这种增量是由于不断卖地以及房产交易带来的各类税收),向从存量收取费用转移(即从房地产持有人收取税费)。这样,手持大量房子的人必然会由于政策的因素而选择抛售,大量的抛售必然带来房产价格的下跌。

    高房价的回落是一个较长的周期过程。房价经历十几年的上涨,许多地区的房价上涨了10倍以上,如此巨大的上涨,如此长周期的上涨,是需要较大的下跌和时间周期完成的。

    许多房地产企业将倒闭。因为中国房价经历了长周期的上涨,也经历了多次国家调控但仍然在大周期上上行,这强化了许多人对房价持续上涨的信心,加之利润可观,吸引了各类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掘金。因此,可以预言,此次倒下的房地产企业一定不在少数。

    §§§第四节抑制投机,鼓励劳动创造,促进社会和谐

    实现中国的社会和谐,有两个基本的方向。其一,抑制投机,鼓励劳动创造,重塑劳动的价值;其二,改革利益分配格局,抑制特权的政策性腐败。

    中国的和谐,应当有两个重要基础。首先,是利益基础,主要是经济利益与公民权利,社会分化不能太严重,社会阶层对立不能太严重。其次,是意识形态基础,就是社会形成共同体的共识和平等相处的观念。

    为此,构建国内和谐社会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首先是公民的权利,这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抨击“官本位”、“富贵而骄”的思想,让公民有良好的表达意愿,以及参与各类决策的机会。

    国内不和谐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围绕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以及公民权利的不对等。纵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之发展,权力上的专制和物质上的世俗,使无数干部放弃治国济民的责任和理想,转而追求个人私利。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一个权贵阶层迅速形成的过程,中国的发展本质就蜕变成了权贵群体的发展。欲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直面国内这些根本问题。

    利益分配的不公正,是少数人通过特权、腐败、权钱交易可以暴富,而广大民众没能充分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造成两极分化严重,进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甚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穷、富两个阶级的尖锐对立。

    “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因杀人入狱的大学生马加爵穿上囚服时随口的一句话,让在场的狱警潸然泪下;一个湖北女大学生终年都靠在食堂捡食剩饭剩菜度日;因多年讨薪被打而怒杀老板的农民工王斌余,在行刑前对记者说,“看守所的条件比住在工地好”。

    据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测算,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1万亿元左右,约占当时全国GDP的15%。然而可悲的是,腐败已经变成某种风险小、收益大的买卖,目前官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太低,腐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据统计,1993年至1998年间,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立案侦查,最后被判刑的只有66 人。

    利益分配的不公正,还产生在消费及投资两大领域。广大民众不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穷困,在消费及投资领域也屡屡被不合理的方式剥夺财富。比如,中国过去几年房子价格的突飞猛进,使无数民众成了可怜的房奴。这是一些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共同操纵市场和舆论的结果,处于弱势的普通民众只能被裹胁而行。

    再如,证券投资领域,上市公司跑马圈地,基金公司坐收渔利,特殊资本巧取豪夺,整个证券投资市场绝大部分股民、基民亏钱,中国历经多年经济发展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也被证券市场消灭了相当的比例。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改变生产与分配方式,还要改造消费制度以及金融投资领域的制度、规则。

    权利的严重不对等,表现为官民的严重不平等。国内发生的许多起弱势群体人员被执法人员、官员违法致死或致伤等事件,以及一些社会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有关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以及权利的严重不对等,需要从制度上加以解决。正如《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的那样:“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要让公平正义在实践层面体现,必须依靠制度安排。”“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目前已经表现为特权人物利用政策和制度进行谋利。这种政策性掠夺和制度性掠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恶劣程度。以证券市场为例。

    中国股市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投资市场,而是一个掠夺性市场,尤其是创业板上市后,各类神通人物嗅到了通过IPO上市谋取巨大利益的机会。于是,各类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IPO及增发连绵不断,与之相伴的则是股市的持续震荡下跌,基民、股民及各类二级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

    很明显,中国股市已经沦为少数特殊人物谋取暴利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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