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钱不要命，是一个形容人傻的词。经济发展与民族的生存安全哪个更重要，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然而，我们却万分痛心地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滚滚热潮中，民族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依赖条件——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被极大地损害，严重地动摇了民族长期生存与发展的根基。经济成就与民族生存相比，岂可同日而语？
无数中国精英选择移民国外，折射了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担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实质上已经危及了人们的健康与生存。
§§§第一节自然生态问题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果破坏或者失去这块土地，中华民族将何去何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所以能够“又生”，是因为有这块土地，有生命之根。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中华大地因为经济发展而千疮百孔、污水四溢的破坏之际，回归国家与个人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前提是当务之急。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人对自然深刻依赖的关系，人道必须服从天道，人类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以首先尊重自然生态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也绝无例外之可能性。
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绵延五千年灿烂文化而不倒？因为我们祖国的这片山川大地仍旧博大丰饶！而其他文明国家，不是因为国土人口太少，在强大的世界霸权面前无力争雄（希腊文明、埃及文明等），就是因为自然生态遭到严重损坏而缺乏生存空间（古代巴比伦文明的消亡正在于此）。
但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与资源的相对不足和自然承载力脆弱相对的，是国家发展严重依赖于增加投资和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这又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近些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当下之中国，许多大江大河严重污染，许多地方人们喝不到健康的水，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吃不到安全的食品，癌症和其他恶性疾病突飞猛进地增长。这样的发展模式，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人与自然是一个重大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这两者之间，自然具有决定作用，人类的一切活动只有按照自然规律，遵循自然法则，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必须主动地适应自然，甚至要收敛那些不适应自然发展的本性，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危机下的人类生命安全的严重破坏，就是自然主体地位的一个回声。
生命是最为可贵的。与人相关的任何物质的价值都不如人们自身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重要，任何经济的成长，如果与生命本身的安全健康背道而驰，就是错误的。因此，在当下之中国，自然生态问题因为与民众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也与民族的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它已成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矛盾和问题。国家不只是要重视环保的问题，而是要行使自然生态保护的权威决策，其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之上。
§§§第二节中国的自然生态危机
中国的自然生态危机，包括水污染及淡水资源的日益匮乏、草原退化与沙漠化、大气污染、耕地大量减少、森林大量减少、民众因污染生命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等。这里引用一些专家和机构的资料与数据，对中国的自然生态危机加以简单的说明。
触目惊心的水污染
附着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2008年初安徽巢湖污染等事件的爆发，水污染和水危机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民众的视线，成为人们谈论和忧虑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水污染情况比普通民众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90％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城市90%的地下水被污染，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在中国2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天然鱼仓”和“海洋公园”美称的渤海，如今正在成为“死海”。专家预计，即便从现在着手整治，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
可怕的淡水资源匮乏
中国的淡水资源匮乏已十分严重。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北方地区大部分河流的水资源开发程度已经超过了合理水平，挤占了生态用水并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地下水开采大于补给，形成许多大的地下水漏斗，造成很大的隐患。
据莱斯特·R布朗《地球不堪重负》的研究，包括华北平原在内的整个中国北部地区，地下水位都在下降，而华北平原的小麦产量与玉米产量分别占全国的1/2和1/3。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600个城市中440个城市都出现长期缺水问题。
中国主要大江大河的水资源情况也日益严峻。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时常因断流不能入海。整个长江流域在2007年冬天至2008年春天出现了近一个半世纪来的罕见枯水期。
中国的海河是一个一亿人口流域的大河，目前已长期处于缺水状态。据推断，2000年在海河流域共取水550亿吨，比其可持续供应量的340亿吨超了210亿吨，这210亿吨是由开采地下水弥补的，而当地下水被抽光的时候，海河流域的供水就会十分危急。
严重的大气污染
目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超标一般都在2～6倍，污染的来源主要是煤炭燃烧、汽车气体排放以及其他化工气体污染。2006年，中国消耗了大约24亿吨煤，比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境内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分别有多达90％和50％是燃煤所致。颗粒物给人们带来呼吸疾病，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酸雨洗刷着中国1/4的国土和1/3的耕地，导致农业减产，建筑物腐蚀。
草原、森林退化与沙漠化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歌》描绘出绵亘塞外的大草原的美丽景象，那天空是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给人以壮阔雄伟的印象。而如今，由于过度放牧，气候异常等原因，中国大片的草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荒芜的土地甚至是沙漠。
对民众健康的严重损害
日益严重的中国国民健康问题，突显了经济发展与生命健康的重大矛盾。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7年3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污染代价》报告认为，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其中有35万～40万人因为城市严重空气污染而早亡，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而早亡，另有6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
中国有一则关于肺癌发病率10年翻番的报道中说，与十几年前相比，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1倍，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肺癌的发病和死亡率已居各种肿瘤病的首位。上海市1996年统计男性肺癌发病率为7476/10万，2000年其发病率已上升到8343/10万。江苏是肿瘤高发省，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的肿瘤发病情况中，肺癌仅次于肝癌和胃肠癌，而且肺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相关统计发现，江苏肺癌死亡率已占城市中癌症死亡的首位，肺癌死亡水平最高的徐州市区，肺癌占恶性肿瘤死因构成的2457%，每4个癌症死亡者中，就有1人死于肺癌；肺癌在各种致命疾病中的比重也触目惊心，当地居民每17个死亡者中，就有1人是死于肺癌。
§§§第三节确立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发展观
全民的健康远比全民的财富更加重要。如果以生命健康为代价获得经济的成果，那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折射的扭曲价值观和发展观
也许是因为穷怕了，当代的中国人似乎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对财富的渴望，而在这种渴望和追求之下，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又使许多人迷失在财富追求的征途中，许多地方、组织以及个人的价值世界和发展观念扭曲了，形成了反人性的价值观和发展观。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并非偶然的外在因素造成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其中，尤其以2008年集中发现的中国多个生产厂家毒奶粉事件影响深远，最有代表性，因为“毒奶粉”不仅与少数几家企业有关，部分中国最知名的奶制品企业也卷入其中，这就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有深层的社会价值观基础、道德基础和国家管理漏洞。
仅以引发此事件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据有关报道，三鹿奶粉事件不仅震惊全国，也震动海外，严重影响了国民及世界对中国产品的信心，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品牌和政府声望。路透社报道称，2008年9月11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学中心副主任贾尼斯·奥利弗向媒体表示，尽管在美国市场展开调查后，未发现从中国进口的配方奶粉或原料，但是他怀疑，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这样一些中国移民密集的城市食品杂货店里，可能有通过非法渠道流入的中国产配方奶粉。他表示，一经发现来自中国的配方奶粉，一律要求下架，并警告消费者，不得购买和使用来自中国的配方奶粉喂养婴儿。
虽然，中国高层领导对三鹿奶粉事件进行了果断而有力的处理，但民众对奶粉以及食品安全仍然心有余悸，中国产品的形象在国际上短时间难以完全恢复。不尊重生命，不把人的健康放在首位的发展观念注定是要被社会唾弃的。
确立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发展观
确立以生命与价值为核心的发展观，相对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一种进步。它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生命本身的价值高于一切，一切反生命的经济活动都是不能够提倡和大力发展的。
第二，人类生命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依赖于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世界的完好。尊重生命就必须维持自然世界与人类的和谐，一切反自然的，也终将是反人类的、反生命的。
第三，人的价值是一种多样化的价值目标体系，而不是单一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只是人们所追求价值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第四，尊重人的价值，就必须尊重人格，使人们获得基本的自由和尊严。
第五，尊重人的价值，必须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发展，而不是压抑和控制。
§§§第四节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以耕地及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
从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说起。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此文件从战略高度认识了水利工作的重要性，将水利工作视为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
文件不是就农说农、就水利说水利，而是立足国情水情变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明确了新时期的水利发展战略定位，强调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文件第一次全面深刻阐述水利在现代农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次鲜明提出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第一次将水利提升到关系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这些都是文件的突出亮点。
但是我认为，水利问题的解决不仅依靠水利建设，而且要靠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利问题还需要提高到整体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个层次来认识，中国水利政策还有较大的调整和发展空间。
比如，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这是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这项水利工程效果的发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南水充足”，但南水充足这个基本的前提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丝的隐忧。过去涛涛的湘江最近几年常常出现几乎断流的情况；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在2010年曾经出现“沧海桑田”的故事，鄱阳湖大片的湖底居然变成了“大草原”；长江最近几年的水量也大大减少了……类似上述情况如果不能根本上改善，类似南水北调工程这样的大型水利建设，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由于南方也短水，难以发挥它预期的作用。
水利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善了自然生态环境，才能云行雨施，恢复正常的天气和雨水状态。“天”正常了，水利的功能也才能发挥作用。
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的首要问题。而从根本上讲，粮食安全必须以国土安全及国家自然生态安全为保障。遗憾的是，现在绝大多数的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探讨，还只停留在短期的粮食安全上，比如一年、两年或者几年的粮食安全，总是满足于某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之类的一时之安，这种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目前，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了。海关总署2011年1月10日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2010年累计进口大豆5480万吨，同比增长288%；进口谷物及谷物粉571万吨，同比增长812%；进口鲜水果、干水果及坚果26110万吨，同比增长112%。如果中国不进口大豆，而是自己种植大豆，那就需要挤占一两亿亩的耕地，如果这样，我们的主粮生产就达不到现在的水平，主粮就会短缺。
但是，GDP指导下的政策，破坏了中国的土地和自然生态环境，使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根基受到损害，这是中国粮食危机的根源。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认为：“农业部进行的全国污水灌溉区域调查统计显示，140万公顷污染灌溉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土地面积占农田灌溉区面积的648%，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可见，农业生产环境的安全与否，直接决定了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而食品大多数来源于农产品。用罗锡文的话来说，就是“农产品不安全，加工出来的食品也不会安全”。
“我国有3亿亩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经济越发达，土壤污染越严重。”罗锡文解释说，“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11%，轻度污染占总耕地数量的77%，重度污染土壤占总量的12%左右；太湖流域，有1/3的耕地受到了污染，湖北省受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40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0%；湖南冷水江河水污染严重，37%水稻田重金属超标几倍；沈阳因土壤镉污染，致使大米成为镉米……”
一个国家，首先要保证的，是基本的生存，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而保证生存最基本的是农业和对自然生存条件的操持，依靠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
农业与粮食安全日益紧迫和严重，绝不能受制于人
粮食的问题从来就不只是经济问题，粮食是人生命的必需品。说得极端一些，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工业、金融业或其他任何产业，但不能没有农业，不能没有足够的粮食。因此，农业和粮食问题是高于一切产业的产业，是必须绝对保证的。
粮食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粮食也是国家对抗的一个工具。中国古代就有多个以“粮食”为工具，灭亡他国的案例。《战国策》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鲁国和梁国的老百姓平常织绨，绨是一种以丝线做“经”、棉线做“纬”的纺织品。齐国国王命令大臣们必须穿绨制的衣服，但在齐国只准种粮食，不准种桑树。看到齐国对丝的需求越来越大，且丝的价格上涨，邻近的鲁国、梁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从而放弃了农业生产。
几年后，齐王更改了命令，只准大臣穿布衣，而且不准把齐国的粮食卖给其他小国。结果，鲁国、梁国等国因为饥荒内乱，不战而亡，不得不归顺齐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粮食战略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关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继能源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又把粮食作为一种新的赚钱机器和重新划分世界的地缘政治武器。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则言，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以大豆为例。我国加入WTO短短几年时间里，大豆作为国内最早全线开放的农产品，整个大豆市场和大豆产业已面临被外资控制的局面。据悉，全球四大粮商已控制全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跨国粮商不仅从加工环节加以控制，而且还深入到种植、贸易、流通等各个环节。
保护耕地和自然生态环境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根本
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一是耕地以及耕地自身的质量，二是雨、水、天气等条件。本书已经阐述，雨、水、天气等条件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即使有非常好的水利建设，也难以保证雨、水、天气的正常。
严防死守土地底线，对破坏耕地的行为置重罪
为保障农业和粮食安全，国家提出了18亿亩耕地底线的要求。但从实际情况看，鉴于不少地方擅长弄虚作假，编造数字，中国现在实际上还有多少亩耕地，真的很难说。所以，国家要拿出极大的决心来保护这已经少得可怜的耕地。破坏耕地的实质是破坏民族生存，要在立法上从严，不然，18亿亩耕地的保卫战恐怕会以失败告终。
保护耕地，国家宏观建设上要收紧。大规模地修建铁路、公路、机场、重点工厂、房地产项目，都会占用大量耕地。中国不能只顾经济建设，不顾民族生存，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学习美国、德国等国家大量修建基础设施的经验，中国人口压力比西方国家大得多。
保护国内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
中国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又一重大隐患。雪山的消融，可能使长江大湖水量锐减，中国许多地方的地下水源已严重下降；许多河流湖泊严重收缩和被污染，不能浇灌；气候变暖也影响农业生产；等等。
可以说，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异常严峻，必须用最严格的手段保护国内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
对农民实行高额补贴政策，鼓励农民种田和保护耕地
提高农业生产，就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这就必须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过去的政策，力度太小，不能充分激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今后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要加大力度。
其他保证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核心政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保证农业和粮食安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种认为农业和粮食安全不足为虑，农业要为现代化让路的观点是愚蠢和可笑的，搞不好要牺牲我们民族的重大利益。
第一，在观念上，消除国家在农业和粮食方面对国际的依赖性。
粮食是国家命脉，在险恶的世界环境中，一旦粮食依赖于人，那么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切领域都可能依赖他人。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可掌握在他国手中。
有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可以在世界上买到粮食，这是粮食经济思维的一种。在和平时期和全球粮食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粮食可以买到，一旦他国有利用粮食的企图或国际风云变幻，粮食就很可能有钱也买不到。
第二，所有产业为农业和粮食生产让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发展了，农业和粮食的基础却更加薄弱，这实际上是舍本逐末的民族自杀式行为。应当反过来，所有的产业都要为农业和粮食生产让路，尤其是工业，更要为农业和粮食生产让路。
不少地方，因为工业在每亩耕地上的经济产出比生产粮食高，就搞工业，这种做法是一种严重的短视。工业的生产与民族生命安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农业和粮食生产与民族生命安全是直接相关的；耕地可千秋万代进行粮食生产，但工业可能很快破产。以短期内工业产出大于农业而决定搞工业的做法，绝不可为，绝不可仿效，更不可成为榜样。
第三，不能把粮食生产寄托在科技进步上。
有人对科学技术有高度的迷恋和信赖感，认为未来一定会有新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从而解决粮食问题。
不可否认，科技是一种可能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但在人类没有发现新的科技手段能够大幅提高粮食产量之前，我们不能靠假设吃饭，新科技的诞生并不是必然的，如果期待的新农业科技姗姗来迟，那怎么办？
第四，不能为了提高粮食生产而采用转基因技术。
有人倡导采用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这也是危险的。在未能证明转基因技术对人类没有危害之前，它就只能被视为潜在的有危害的东西，而不能视为无害的东西。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生命以及生命特征是与其依存的物质（包括食物）有着直接的联系的。改造了人类的食物，就一定会改造人类，从哲学看，就是如此。
第五，尽最大可能限制甚至驱除外资在农业领域的一切投资活动。
不能将农业和粮食这一关系民族生存的问题交由外资干涉，对外资在粮食领域的一切商业活动都应当限制，已经发生的外商投资活动，应当利用政策、资本等因素逐渐收缩甚至清除。
§§§第五节构建以农业生态文明为特征的国家形态
中国未来社会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形态，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方式、产业布局以及十几亿人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重大问题。过去许多专家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也要走类似西方国家的道路——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过程，是一个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重工业化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国家的社会形态不能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不能再走西方走过的老路，而应当构建一个以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形态。
中国国家社会形态的基本内涵
以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的中国国家社会形态，有别于此前主流意见的大规模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概念，这种社会形态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在国家人口的构成上，大致地维持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相对稳定的比例，实现农村人口缓慢地向城市人口转移，而不是鼓励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大规模转移。
第二，保持大量农业人口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保护农业耕地，最严格地限制工业工程用工，禁止开发区的国内转移和重复占用耕地，限制土地的流转，使每个农业人口家庭都有基本的土地可能维持其基本生存。让八亿农民有最基本的稳定条件，这是创造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
第三，农村产业的发展，均以生态文明为方向和基本要求，禁止污染型产业在农村的发展。通过广大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国家的生态保护。
第四，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经验，创建中国农村的合作组织体系和国家帮扶机制，将农村人口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实现基本农业生产之外的农业产业链延伸。
第五，有计划地、长期持续地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价格（或以其他实质上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式）。在将八亿农民基本稳定在农村后，必须较大地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以工养农”。通过“以工养农”，稳定中国人口主体，同时实现自然生态的保护。
不然，若要实现中国数亿农民的城市化，中国的土地、资源、工业能力均无法承受。因为大规模人口的城市化，必须大量兴建新的住宅区和其他生活配套设施，兴建更多的工厂，消耗更多的资源，这都需要通过大量占用耕地和损耗自然生态环境实现。
第六，加强对农业人口的特殊信贷支持和教育培训支持，对农村困难大学生实行特殊的教育补贴或奖励政策，解除农村人口的后顾之忧。
第七，鼓励并通过国家行为，帮助中国农民走出国门，到国外发展。农民走向世界，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必然构成。
构建的基本依据
中国构建以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有以下两点。
其一，中国的人口和自然生态条件不支持全面工业化与城市化。
全面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要求建设大量的工厂和安置大量的由农村转移而来的劳动力。考虑到中国的自然生态状况，短期来看会加剧农业与粮食安全问题的矛盾，长期来看根本不可行。
农村的几亿劳动力转移成为产业工人，需要建立一个十分庞大的工业系统才能容纳，而这么一个庞大的工业系统要消耗的资源、能源，占用的耕地，对环境的破坏，长期来看中国无法承受。
其二，以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形态有助于民族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以农村为国家的主要人口吸纳地，将大量人口吸纳在农村和自然环境中，有助于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提高农业的保障水平。同时，防止大量工业化带来的自然环境破坏和有限资源的消耗殆尽。
选择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不是希望自己落后，而是根据中国国情，不得已作出的策略安排。这种思路，是“先稳定，后发展”的基本策略——先寻求八亿农民的稳定，再视国家各方面的情况，谋求八亿农村人口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只能尊重国情，尊重客观条件。中国与多数国家情况不同，大量农业人口城市化道路走不通，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目标不能单纯地靠意愿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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