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生活就在古楚国心脏腹地的我，对荆州古城自然是仰慕久之。然而，有好几次，我到了沙市市，离荆州城也不过十里之遥了，却因多种原因而与它失之交臂。第一次进入荆州古城，我已经二十三岁了。二十三岁的我，还在公安县城的一所小学里当着最后一年的“孩子王”。那年，正是我人生中最为苦闷的一个艰难时期。我不知道那日复一日、枯燥难捱的教书生涯何时才是尽头，不知道未来的人生之路到底该怎样选择，不知道常常萌动着的青春冲动会将一个怎样的“她”推在我的面前……我渴望拥有一切却又真正的一无所有，脑里装满了囫囵吞下的古今中外文学、哲学、政治、历史等各类名着，作着漫无边际的玄想，作着一些朦胧瑰丽的美梦，一颗敏感的心灵伸出无数长长的触角追求着、探知着，既无所适从又多愁善感。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生存状态与心灵境况下，我第一次走进了荆州古城。那年，挚友甘能行正在荆州师范专科学校进修学习。下车后，我便直奔该校找到了他。荆州师专座落在古城西南，紧傍古城墙。晚饭后，甘能行陪我散步，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城墙。荆州的城墙实在是太古老了，宽厚的脚基土墙攀附着一些藤蔓植物，散布着由蛇、獾、兔等动物打掘的许多或大或小的洞穴；城头的砖墙不知修于何时，块块青砖在风霜雨雪的侵蚀中早已斑驳，仿佛一位风烛残年、长着满脸老年斑的老人。这座古老的城墙，早已失去防护与战略意义，它的存在，也如一位有过骄傲的青春年华、有过火红的丰收岁月如今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迈之年的老人，不过是一道没有散尽的余晖、一个自然生命过渡的必然阶段、某种可以不断昭示启迪世人的象征。此时，夕阳西下，一抹阳光斜斜地照了过来，将古老的城墙染得一片血红。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昔日发生在荆州城头那一场场充满了残酷血腥的战争。作为历史见证的城墙仍在，那血腥已随风雨飘逝远去永远不再。古老的城墙、西下的夕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是那么奇妙地融为一体。而置身于天地间的我们，脚踏城墙、沐浴阳光，沿着蜿蜒的城墙就那么晃悠悠地走着。漫步于我们，不过是一种可长可短、可快可慢的过程，我们的目的、心之所系全在相互间的谈话。以古老的城墙作观照，话题自然离不了历史，但我们谈得更多的还是当下的现实与充满了希望的未来。时令已值初秋，可城头墙边的野草树木还旺盛着苍翠的浓绿，墙外护城河中静静的河水犹如一块硕大的碧玉闪烁着绿色的光芒。绿色，是生命的符号，是活力的体现，是盎然的青春。它们依附城墙而在，却与衰颓的城墙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我的心灵之弦被一双看不见的巧手在轻轻地、轻轻地弹拨着，声音越来越大，慢慢地就在我胸腔间轰响共鸣。青灰与土黄相杂的城墙、艳红的夕阳、苍翠的草木、绿色的河水，这些艳丽丰富的各种色调，它们对比悬殊，却又显得那么谐和，交融着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油画。而我，就置身在这油画中间。突然间，我仿佛受到天启，一道灵光闪过，胸中一片光明。不知怎么回事，心头一直压抑、充斥着的那些迷惘、彷徨、孤寂、苦闷、忧郁等情绪不觉一扫而空。我唯一的感觉，便如周围的风景，城墙千百年来静静而卧，草木尽情地展示着应有的风姿蓬勃而生，晚霞燃烧过后，天空现出一轮皎皎明月。一时间，我的心中，只觉一片澄明，大有“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之境……
第一次走进荆州古城，它就给了我一种无可言说的天启，使我的生命获得了一种丰沛的力量，焕发出了一种别样的风姿。那天傍晚在荆州城墙的散步与谈话，仿佛成了我与友人生命的一道界碑。此后不久，我即告别了漫长的教师生涯，而能行君也南下深圳开辟他人生的另一道亮丽风景去了。
第一次荆州之行，我就从心底喜欢上了这座古老的城镇。此后，我总是不放过每一个机会，不断地进入荆州，转转名胜，逛逛古迹，走走城墙，还常常乘车自东门而入，从西门而出，穿越整个狭长的古城。最近一次游览，是一九九八年的初秋，我从武汉赶回故乡，又特地逗留古城，逛了荆州博物馆，登了西门，走了城墙。
荆州古城就像一本内涵丰富、奥秘无穷的大书，随着我的不断深入与翻阅，它那悠久的历史与多彩的丰姿便一点点地在我眼前展开、呈现，一天天地变得生动而鲜活起来。
荆州城建之初，是没有城墙的，也不叫荆州。
春秋初期，楚国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与领土的不断拓展，为了更好地控制征服之地，窥伺中原诸夏，于楚文王元年（公元前６８９年），将原都城从宜城县东迁至纪南城。纪南城位于现荆州城北约五公里处，因在纪山之南，故名纪南，又称“郢”。郢都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兼有水陆之便，东接云梦，西扼巫巴，北连中原通衢，南临长江天险，不仅自然条件优越，且战略地位尤其重要。郢都四周，皆为一望无际的坦荡平原，为了防守，不得不修筑高大的城墙。城墙全用黄土堆垒而成，有的地段高达一至两丈。郢都总面积十六平方公里，比现在的荆州古城要大两倍多。
那时，长江河道还未南移，现在的荆州城址濒临长江，当地虽然生活着居民土着，也有最初的城郭，但根本不成规模与气侯。郢都建成之后，楚王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位于长江之滨的这块风水宝地，就在岸边修建了官船码头，筑起了豪华的宫殿，名曰“渚宫”，意为别居之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楚王的临江别墅。于是，原来不甚起眼的地盘，眨眼间就变成了楚都出入长江的门户、楚王消闲度假的别宫、民众汇集的热闹所在。
荆州古城的第一次亮相，乳名唤做渚宫。此后，古人常将渚宫作为楚都和荆州城的代称，如唐人余知古编了一本记述楚国掌故及唐以前的荆州杂史，书名就叫《渚宫故事》；南朝梁元帝在此称帝，史书便载“即帝位于渚宫。
楚国，又名荆楚，是当时诸侯各国中地盘最大、国力最强的王国。集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于一身的楚都纪南，建城之初，即足称雄阔而繁华，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城市及我国最大的都会之一。陆游曾在《楚宫行》一诗中写道：“汉水方城一何壮，大路并驰车百辆。”汉代哲学家桓谭在《新论》中描写当时纪南城内的盛况为：“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车碰车，人挨人，早晨出门穿的新衣服，晚上就已挤成旧衣了。以致今日，民间仍将楚都纪南城称作“挤烂城”。
楚国的迁都与郢都纪南的发达，为荆州城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契机。当时的渚宫，作为楚都通往长江的门户与楚王常常光顾的出入之所，一定是商贾云集、车辚马嘶，一派兴旺，正所谓“渚宫自昔称繁盛，二十一万肩相摩。”
然而，随着秦国的日益强盛与楚国的逐渐衰弱，郢都城遭受了一场永劫不复的灾难。
就在郢都建城四百四十一年后的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２７８年），秦军大举进攻楚国，锐不可挡，楚军连连惨败，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深入楚国腹地，很快就攻陷了郢都。纪南城破，秦军即对昔日的宿敌、抗秦力量最强的楚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为。残暴的屠杀与抢掠过后，他们焚烧宫殿，将繁华的郢都变成一片焦土，余波所及，一把大火，将楚先王的陵墓区也烧了个一干二净。
历经二十个楚王的郢都纪南城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此后再也没有中兴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那方园数十里的城址之上，已是稻麦青青、阡陌交错、农户散落、炊烟袅袅，一派典型的田园风光。然而，昔日那长蛇般蜿蜒的莽莽城垣、高大的烽火台、大型宫殿及手工作坊基址等，至今犹可辨认。站在镌刻着“楚纪南故城”五个大字的石碑前，面对眼前这些历经了两千多年岁月侵蚀的郢都遗迹及随处可见的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遥想当年华丽炫目的宫殿、纵横交错的街道、摩肩接踵的人群及喧嚣嘈杂的市声，真有一种沧海桑田的万端感慨。
可是，渚宫不仅没有随着郢都纪南的覆没而消失，它反而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了。
渚宫因郢都而发迹，因了临江这一便利的地理位置，也许，它的发展有朝一日可能超过纪南。但是，如果没有郢都的猝然毁灭，渚宫至少将有一段漫长的岁月长期居于纪南的陪衬。
郢都虽然消失了，但荆州地区这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重要的战略位置需要一座新的都城，恢复并完善昔日纪南城的多重功能。于是，由已有一定基础、规模与气侯的渚宫取而代之，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仿佛一夜之间，一颗耀眼的星辰闪烁在辽阔的夜空，跃升至历史的表面，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渚宫”长大了，它成了秦王设立的南郡及江陵县的治所。
此时，渚宫之名也消失了，由江陵取而代之。何以名为江陵？不仅与“以地临江”有关，也因“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故名江陵”。
就像古人的名字一样，除了名而外，还有字、号、别号、雅号等称谓。荆州古城正式名为荆州，是因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将汉代疆域推向全盛，于元封五年（即公元前106年）首次在郡上设州，置荆州为全国十三州之一，江陵城又成了荆州地方政区治所，荆州城遂正式定名。
由楚王的临江别墅、郢都陪衬“渚宫”，到南郡、江陵县治所“江陵”，再过渡到身兼县、郡及荆州地方政区治所的“荆州”，荆州城一步步地发展、演变、定型而至成熟，终于在三国时期揭开了它轰轰烈烈的一幕。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
在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着之一《三国演义》中，描写人物着墨最多者当数诸葛亮，而涉及地方最多的则为荆州，洋洋一百二十回本，就有七十多回与荆州之争有关。围绕荆州归属展开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被《三国演义》渲染得生动传神、激荡人心、引人入胜、震铄古今。
魏、蜀、吴的分裂与战争将三国时期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一个个走马灯似地推到荆州这一相互争夺的焦点与前哨，上演了一出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诸葛亮、刘备、关羽、曹操、孙权、吕蒙等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顶尖级的英雄人物，在荆州城展开了一场场智慧、谋略、力量与意志的碰撞与较量。一个需要英雄并且诞生了一大批英雄的时代，他们为了各自的王国与利益，凭借可资利用的外部条件，将个人内在的潜能几乎发挥到了极致。荆州，以其异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仿佛磁铁般紧紧地吸附着一个又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此显露才华、施展抱负；同时，荆州也因这些三国英雄的伟大与璀灿而显得更加辉煌夺目。英雄与名城，二者有机地融汇一体，那逼人的光华直到今天仍闪烁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荆州城的战略地位何以如此重要？究其因素，不外有三：
一为山川之险。它南有长江天堑，北有襄阳之蔽，东有武昌之援，西有夷陵之防，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故此，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写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也。”
二有经济后盾。古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位于两湖中心地带的古城荆州，居于江汉平原之中，江河湖泊蜿蜒其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盛，富饶的资源为荆州提供了充足的军用粮草。
三是交通之便。渡江南下可经洞庭湖至湘水而达岭南，溯江西上可通巴蜀，顺江东下可达吴越，北有大道直抵中原。荆州古城以中心辐轴的地位，据有贯通南北、左右东西的天然优势。
这块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在三国时期又显得尤为重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魏、蜀、吴三国的地盘、人口、人才、资源等分布情况而言，虽各有所长，但取长截短，总合起来，则相当匀称，可谓势均力敌，足以够成三角对峙、三国对抗的局面。而军事重镇荆州，又正好处于魏、蜀、吴的交接之地。于是，荆州就变成了三国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谁得荆州，谁就可以增加一倍半的力量，就有可能乘势席卷中原，一统天下，也就难怪曹操、孙权、刘备都要举全国之力拼死争夺了。
发生在三国时期的荆州争夺战，数十年间几乎就没有间断过。小型的忽略不计，仅规模较大的，就有十三四次。
作为一代枭雄曹操，自然深知荆州之重要。因此，他的荆州战略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直接关涉、影响到三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及统一大业能否完成。对待荆州，他显得相当慎重，在平定北方，有了一个安宁的内廷与稳固的后方，他才倾全国之兵，率军南征，直取江陵。即以今日的眼光来分析，曹操这一总的荆州战略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孙、刘联合的局面，曹操对此估计不足，而征战的一连串胜利又助长了他轻敌的的骄傲情绪，加上天时地理等客观因素，曹操终于功亏一篑，惨败赤壁，使得荆州得而复失，统一大业化为泡影。曹操英武一世，却因荆州战略的彻底失败导致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误与遗憾。
刘备与荆州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的荆州战略，基于诸葛亮的一篇《隆中对》。当时，刘备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都没有，今天依附这个，明天投靠那位，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而他偏偏又胸怀复兴汉室的雄才大略，于是，对诸葛亮的先取荆州作为基地，再向益州四川发展的战略不禁击节赞赏，并确定为他的立国战略。在依附刘表期间，他就开始着意经营荆州了。广交名士，招揽人才，体恤百姓，布施仁慈，一时间，刘备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树立了一个政治家不可缺少的高大形象。此后，他竭尽全力与东吴联手抗曹，赤壁之战后向孙权借来荆州，荆州失掉后又不惜倾全国之兵争夺，结果惨败而归染疾而终，复兴汉室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荆州，是刘备建国称帝之基，也是他事业受阻不能如愿以偿之痛，真是成也荆州，败也荆州。
荆州对孙权来说，也是他的命根子，他将荆州视为东吴保守江东、发展势力的一个重要门户，只有占领荆州，才能雄据长江。为了夺取荆州，他不惜背弃吴蜀联盟而向曹魏俯首称臣；为了保住荆州，又与蜀汉恢复联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终其数十年之久的三国时期，对荆州影响最大的当数关羽。
刘备借到荆州后，将守备重任托付给他忠诚不二的结义兄弟关羽。关羽身经百战，骁勇无敌，可谓能攻善守，文武兼备。从北打到南、从东攻到西的关羽，不谈什么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仅从地理位置而言，他也懂得荆州该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关羽对东吴与曹魏的防守相当严密，很长时间没有半点疏忽。仅从现存史料而言，有关荆州城墙的修造记载，最早即为三国时关羽驻防期间。为了很好地保住荆州，惯征善战的关羽不得不下马指挥普通百姓，担负起总建筑师的使命。他在原有城郭的基础上，将荆州城分为不同的区域，出于战争与防守的目的，对旧有建筑或拆迁、或毁弃、或重建、或修葺、或扩充，形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军事重镇。最值得一书的，就是修了一道高大厚实的土筑城墙。坚固的城墙、关羽的骁勇与严密的防守结合在一体，荆州城可谓固若金汤矣。
然而，关羽在成功地防守荆州十年有余后，还是麻痹大意、令人惋惜地丢失了这一军事重镇。其原因何在？问题出就出在他率领全军主力进攻襄樊而又与孙权严重失和。
关羽攻取襄樊，荆州兵力必然减弱。即使如此，仅凭地利，守个十天半月，关羽也能回军救援。没想到以吕蒙为最高统帅的东吴军队却来了个化装偷袭，轻取公安，招降荆州。
据《水经注》所载，当关羽闻听东吴袭取荆州之事，即傲气十足地说道：“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荆州城墙之高大与坚固，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东吴并未强攻硬取，而是出其不意地偷袭得手。此时的关羽，仍想攻下襄樊后再回军救援荆州，而曹操援军已到。眼见攻取襄樊无望，关羽这才不得已回师荆州，还未赶到，就在半路上听说守军早已投降东吴。荆州城失，关羽深知难以夺回。自己所筑之城，反成阻止自己进攻的天然屏结局。无奈之际，关羽只得西走麦城，落了个身首离异的可悲结局。
关羽大意失掉荆州，不仅自己全军覆没，更为蜀国带来了一连串的恶果，他的结义兄弟张飞、刘备因此而先后丧命，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规划的复兴汉室、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就此化为一缕青烟，永远飘散在历史的深处。
关羽虽败，但民间百姓并不以“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评判标准待之，他们看重的是他刮骨疗毒的坚强、过关斩将的骁勇、忠贞不二的信义以及坐怀不乱的磊落等英雄本色。因此，荆州城内有关三国的传说古迹及纪念性建筑，关羽最多，如关羽刮骨疗毒故地、马跑泉、点将台、掷甲山、关庙、春秋阁等等都是。
三国归晋，中国统一，天下平安无事，荆州也就波澜不惊。只要局势动荡、天下纷争，荆州即首当其冲，成为各方政治人物、军事力量注目、争夺的中心。
东晋年间，长期不断的南北战争及内部纷乱，使得荆州再次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角逐争夺的焦点，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荆州战争高潮。
东晋王朝在丧失了北方的大部领土后，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偏安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是，顺江东下即可威胁国都、率军北上则能直逼宛洛收取失地的荆州，顺理成章地就成了东晋政府的一块“风水宝地”。
除桓温占据荆州时于公元３５４年、３５６年二伐中原外，此后东晋王朝其他各派势力看好荆州，其目的都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将它作为相互抗衡、争权夺利、威逼王室、窃取皇位的一个重要筹码。
国难当头，外患频频，东晋王朝却内讧不已，围绕荆州展开了一场无穷无尽的内耗，弄得东晋国力更加衰微。
这场你争我夺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百年之久，一个个与三国英雄相比大为逊色的角色，油头粉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这段令人丧气的历史，我实在不肯浪费自己的笔墨，可又无可绕过，唯有简要述之而已。
桓温死后，幼子桓玄借重所据之荆州，以讨伐司马道子为名，聚兵东下，被推为盟主，后逼晋安帝退位，自称皇帝；北府兵统帅刘裕密谋起兵杀掉桓玄，进占荆州；桓玄侄儿桓振反攻荆州，再度陷城，自号荆州刺史；晋军合力进攻，桓振兵败被斩，窥视晋国神器的桓氏一族，由此遭致满门抄斩之祸；此后，豫州刺史刘毅又领荆州刺史，移镇江陵，极力培植私人势力，引来已执掌朝政的车骑将军、侍中刘裕的不满，命中军太尉王镇恶征讨，刘毅败北自缢而亡。公元４２０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他深知荆州之重，为此，派任荆州刺史的全是自家子侄，同时又将荆州的管辖范围缩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削减荆州地区的战略地位，这场百年内耗才告平息。
刘宋以后，南朝的齐和帝萧宝融、梁元帝萧绎、后梁宣帝萧祭等曾先后在荆州城建都，战争规模皆逊于以前。然而，发生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即公元555年）梁朝与西魏之间的一场战争却值得大书而特书。其实，这场魏梁之战的规模并不宏大，也谈不上激烈，它导致的直接后果也就是建国仅只三年，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小小朝廷的覆亡。可是，发生在这场战争尾声的江陵焚书，却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空前浩劫。这是一件比东晋王朝旷日持久的内部倾轧更加令人丧气、伤心的悲惨事件，也是荆州建城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梁元帝萧绎虽然自幼瞎了一只眼睛，但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上半部。据《梁书·元帝纪》所载，梁元帝“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终其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爱读书、爱讲书、爱着书、爱藏书。他读书破万卷，着有《孝德传》、《忠臣传》、《周易讲书》、《内典博要》等文集四百多卷。还常为手下的大臣、将士们讲书，比如萧绎自公元５５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开始在荆州城内的龙光殿为部下讲解《老子》，１１月２３日，得知魏军已到达襄阳，这才停止讲课，宣布戒严。过了四天，他见边境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动静，便又恢复讲课。大敌当前，那些文武将士，只得身穿朝服或军装，毕恭毕敬地听他谈玄讲道。出于对书籍的爱好，梁元帝更是广搜藏书。侯景之乱平息后，时任湘东王的他即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与搜集到的公私藏书共计七万多卷从南京运回荆州城内。加上他以前的旧藏及不断搜回的书籍，元帝宫中藏书已多达十四万卷。
十四万卷图书，不仅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古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即在今日，数量也相当可观。前些年，我到荆州藏书最多的荆州师专图书馆去借阅有关书籍，藏书量也只三十多万册，不过梁元帝的两倍多一点。
十四万卷图书，算得上当时中国的藏书之最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学经典就少了。汉武帝时，设置了收藏图书的专门机构太史公，收集散落民间的各种图书。汉哀帝时，共得图书三万三千零九十卷，分成七类，编为《七略》。王莽覆灭时，宫中图书焚烧一空。东汉建立后，形成了一股重视学术文化的风气，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董卓之乱时，曾遭到军人的抢掠与毁弃，但运往长安的还有七十多车。没想到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又被一扫而光。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民间藏书，加上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典籍，共得图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在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中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当历史延续到南北朝时，北方藏书已不成规模、所存无几了。而南方自东晋立国后好不容易搜集在一起的七万多卷书籍，也被萧绎运到了荆州城。由此可见，荆州算得上当时中国的文化收藏中心了。这些经过战乱幸存下来的典籍，在印刷技术还没有形成与普及的情况下，它们都是些稿本或抄本，其中还有一大批属于孤本，也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然而，这么多的图书，却被梁元帝命令舍人高善宝将其付诸一炬。
荆州城破，梁元帝被俘，当问及为何焚书的原因时，他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他将灭国之恨归咎于这些凝聚着无数智者的经验与智慧、历经无数后人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图书，说明他至死也不知道自己败亡的原因所在。如果他真正读懂了、用好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典籍，不仅不会招致亡国之痛，即使一统天下，也如探囊取物。
梁国与西魏之战，实际上只进行了一个多月。梁元帝为了控制潜在的敌对势力，他将军队分驻江南各地，以致各路援军还来不及赶到，荆州城就已沦陷敌手。在对待北方强敌西魏的战备方针上，他不仅不加防范，还企图利用它来消灭异己。当梁元帝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函，告知西魏即将大举入侵这一军事秘密时，他根本不肯相信，也就未作任何有力、有效的抵抗准备。魏军抵达江陵，梁军初战告捷。然而，荆州城内却突然失火，几千家民房与二十五座城楼全被烧毁，魏军乘机渡过长江，完成了对荆州城的严密包围，梁元帝与外界的联系遂完全中断。公元555年1月10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战死，军心动摇，魏军乘机攻入西门。此时，梁元帝动了焚书之念，一把巨火点燃十四万卷藏书。立时，弥漫的大火与将士的鲜血染红了古老的城墙，冲天的烟雾将一场巨大的、人为的文化灾难写在高高的天空俯瞰人类警示未来。荆州城破，十四万卷图书被梁元帝毁于一旦；魏军入城，面对荆州百姓，不论老幼，见人即杀。最后从梁朝王公大臣及普通百姓中留下了数万人作为奴婢，押回长安。时值寒冬季节，又有十分之二、三者在冰雪严寒的途中冻馁而亡。
不论何种战争，也不论何方取胜，最后遭灾的总是那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而一次性地由皇帝主动焚书十四万卷的纪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即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中国传世藏书的一半；以质量而言，他毁掉的是历代积淀的文明精华。
如果没有那场魏梁之战，就不会有无数百姓的惨遭屠杀，也就不会有江陵焚书事件的发生。一切战争，都是人类的灾难之源，是毁灭文明的罪魁祸首。
如果梁元帝不是皇帝，他就无法下达焚书之令，他那愚昧与凶残的一面，也就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凌驾于民族、国家与人民之上的封建专制集权，是阻遏人类发展、民主自由与文明进步的巨头恶魔。
如果梁元帝不是一个爱书的皇帝，他就不可能将那么多中国文化的精华聚于一处。一个皇帝或一批封建政府官员，懂文化比没有什么文化给文化人带来的麻烦更多，对文化的的灾难也会更大。
如果梁元帝没有将那些藏书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就没有权利对这些文明的瑰宝施行暴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臣。”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土地、资源、财产、生命……一切的一切，都属个人所有，都可玩于股掌之间，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长达几千年之久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
如果没有梁元帝的主动焚书，十四万册图书在西魏军队的洗劫之下也要遭到一定的破坏，但总会有所幸存，它们或是留在荆州、或是散落民间、或是被西魏当作战利品运往长安。那么，也就总有一些流传至今，中华文明的成果当然也就显得更加丰富而辉煌。
……
总而言之，梁元帝在荆州城内点燃的一把冲天大火，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的灾难实在无法估量。
让我们永远记住公元555年1月10日这个中国文化史上黑暗与耻辱的日子！
仿佛为了弥补江陵焚书这一文化浩劫似的，两百多年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荆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奇观。
公元10世纪，大唐衰落瓦解，盛世变成了乱世，且乱得不可收拾。农民造反、军阀割据、藩镇林立；内讧、政乱、兵变，层出不穷；到处都是分裂、混乱与战争。一个好端端的太平盛世，再次陷入一个乱糟糟的杀伐末世，中国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撕杀、大搏斗时期，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位于南北交通中枢的古城荆州，在接连不断的兵祸中屡遭破坏。当地居民不是逃亡，就是无辜被杀。至唐僖宗文德元年（公元８８８年时），荆州城内的居民只剩有十七户人家，真乃萧条破败之至。十多年后，才又增加到一万多户。
此后，荆州又几经争夺，后为梁太祖朱温所得，并派他的得力干将高季兴前来管辖，授任荆南节度使。
高季兴原为五代时梁朝将领，因战功卓着，深得朱温赏识。高季兴来到荆南，但见昔日的繁华富庶之地，如今已变得满目疮痍、荒无人烟，唯剩荆州一座凋敝的孤城兀立在广袤的旷野之上，不觉长叹不已。从小就在战乱中与父母离散的他，独自一人闯荡天下，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他有勇有谋的性格。并且，他一直心存大志，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乱世出英雄，高季兴决心重振荆州雄风，在这混乱的世道中把握机运、脱颖而出。
他广交名士，大胆启用，并以此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地方军政领导班子。此后，他安抚居民、招集流民、开垦荒地、鼓励农桑、重建井邑。很快就将凋敝的荆州唤出了几分生机。
荆州从乱到治，不多时即恢复了元气，渐呈昔日繁华之景。
与此同时，他在一班谋士的策划下，积极地准备着割据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地建造荆州砖城，为日后的称雄割据奠定基础。
自三国时关羽筑城后，东晋的桓温、南朝的梁元帝萧绎等都曾有过扩修。桓温在大城之内修有金城（也叫子城），大城之外筑有金堤（亦即堤防），相当壮观；萧绎在荆州城内登上帝位，扩建规格完全仿效建康故都，大城设城门，门上立战楼，城外布木栅，景象宏阔。尽管他们所修城墙壮观宏阔，但皆为土墙。高季兴开天辟地，决定修筑砖城。
公元９１２年，高季兴开始大规模地修筑砖墙。他征召、动用了十多万民工，“将校宾友皆负上相助”，他们冒着严寒酷暑，日夜不停，兴土不息。只要民工动作稍慢一点，就要受到杖责。负责修城的总监、高季兴的女婿倪可福，因工程进度迟缓，也挨了岳父老头子的一顿棍棒，连老婆也被高季兴接回娘家，说是何日筑城完工，何日再将女儿送还；若是磨蹭时间，或是质量不合标准，不仅老婆无归，恐怕脖颈上的一颗脑袋也难以保住。这样一来，城墙自然是修得又快又好了。砌城的砖头不够，高季兴便下令四处挖墓，“郭外五十里冢墓多发掘取砖”。荆州城外千百年来埋着历朝王公贵州的大坟小墓，一时间在劫难逃。那些墓用砖头，不仅坚固，且做工精细、十分考究，实为难得的上选材料。据说新城完工后，每到更深人静，城墙上便游荡出无数闪烁的磷火，令人毛骨悚然。
高季兴所筑砖城，真正称得上是一座“铁打的荆州”。墙脚以石头垒筑，墙体用青砖砌成，坚不可摧；他还将护城河拓宽拓深，常年流水不断，难以逾越。
一切准备停当，高季兴并未轻举妄动，他还在蛰伏、等待，以寻找一个有利的可乘之机。
不久，梁太祖朱温逝世，梁朝顿时江河日下，渐呈衰颓之势。高季兴抓住时机，马上断绝与后梁的一切关系往来，在新修的荆州城内公开占地割据，自封武兴王，立国荆南，又称南平。
在当时的五代十国中，荆南最小，其辖境最大时也只有三州十七县。它介于南唐、楚、蜀与中原之间，地盘最狭、人口最少、兵力最弱，只有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却存活了五十七年，安然地走完了五代时期的整个历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政治割据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的荆州文学，在五代文化“一塌糊涂的泥塘”与荒漠中，竟放射出了独有的熠熠光华。
五代时期，列强对峙，纷争不已，昔日的兵家必争之地荆州，也许是立国之地太小不甚起眼的缘故吧，竟成了一块可为屏障的缓冲地带。加之荆南统治者高氏父子自强自立，恢复生活、招揽贤才、发展经济、保境安民，在外交上适当地采用一些“纵横之术”甚至是被后人称作“无赖”的手段，因此，荆南之地也就显得相当的富庶、繁荣与平静，这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而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如《楚辞》、《老子》、《庄子》更是深深地浸润、涵育、影响着本地作者，于是，荆州这一时期的文学，便结出了艳丽无比的奇葩。
五代文学中，成果最大的是词的发展与兴盛，其次便是诗，其他则较为逊色。在群星闪烁的荆州文坛中，最为耀眼的星辰当数孙光宪与齐己这两位着名的词人与诗人。
孙光宪博通经史，勤于着述，成果颇丰，共创作有诗文集、农书、杂史笔记等约八十多卷，可流传下来的只有《北梦琐言》一书与词作八十四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晚唐五代文人词作总集《花间集》一书中，收录孙光宪词作共计二十五调六十一首。这些词，与晚唐词坛翘楚温庭筠相比，仅少收五首而居其次；若以调论，则比温庭筠多七调而为《花间集》中运用词调最多之人。而温庭筠为晚唐词人，那么，《花间集》中五代词人写词最多、用调最多者首推孙光宪。就题材而论，除“花间”外，孙光宪还写有咏史词、边塞词、风物词与抒情词。他的词作不仅在意境上有所“扩放”，在艺术风格上也有所创新，色彩浓丽、情致闲婉与清新疏朗兼而有之，显得遒健爽朗、俊拔秀丽。
齐己从小出家为僧，但他自幼热爱诗歌艺术。作为一位佛门诗人，他的创作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当时的杜荀鹤、罗隐、韦庄等儒家诗人。齐己写诗颇多，门人曾就“所集见授”，辑有八百一十篇，编为十卷，名为《白莲集》。齐己之诗，内容相当广泛丰富，宇宙人生、社会政治、日常生活、参禅悟道、交游酬答、感怀抒情等，无所不写。表达通俗自然，意境闲散清寂，显得古雅清和、平淡清润，与一般士大夫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具有明显的区别，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内涵。
对于五代文学，历代研究者都不甚重视。这不仅因为这一分裂割据与战乱频仍的时期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有限，也与五代文学处于唐、宋两大文学高峰的夹缝中显得微不足道密切相关。然而，就五代文学本身而言，在如此短暂且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实属不易。尤其是以荆州城为核心的蕞尔小国荆南，一下涌现出两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代表人物，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颇具研究价值。
高季兴建造砖墙首开荆州城建史之先河，此后，围绕城墙的战争、拆毁、修复、扩建，时兴时衰，反反复复，一直贯穿着宋、元、明、清封建王朝的始终。
宋朝时，荆州古城在“靖康之乱”中遭到战火焚烧，雉堞毁坏，池隍淤塞。
南宋荆州安抚使赵雄为加强荆州防御，于公元１１８５年重建砖城，历经十一个月才告竣工。城墙周长二十一华里，营造敌楼战屋一千多间，并疏浚了城壕。
公元１２７６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拆毁襄汉荆湖诸城，荆州城自然难逃厄运，亦遭毁坏。
明朝建立后，荆州城于公元１３７４年依旧基修复，城墙周长缩短为十八华里，高二丈六尺，设城门六个，城周挖有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占据荆州，号称西王。后移军四川时，为防完好的古城落入敌手，便下令滥加拆毁，造成了荆州城墙史上又一次空前的巨大破坏。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砖墙是清朝顺治三年（即公元１６４６年）再次重行修建的，城郭大小及城垣城门的营建格局基本上保持了明代的风格与规模。也就是说，巍然屹立在人们眼前的荆州古城墙已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国南方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被考古界、旅游界誉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
城墙高约九米、厚十米左右，东西长、南北短，依地势而高低起伏，因湖泊而蜿蜒迂回，仿佛一条不太规则的椭圆形绸带。城墙上有四个藏兵洞，二十六座炮台，四千五百多个城垛。整个设计构建，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点。为防水浸雨淋，墙基全用条石砌成，每块重达数十公斤，用糯米捣成浆糊状粘砌而成，坚固异常。城内还修有较为科学的下水道，天旱时可引城外河水入城，暴雨后可将渍水及时排出。
古城共有六个城门，分别为东门、小东门、大北门、小北门、西门、南门。１９７０年后，因交通发展的需要，在城垣上又新开了三座六孔城门，加上原来的六座，共有九座城门。原有的六座城门都用巨砖砌成拱形，城门之上，还建有城门楼，显得宽阔高大，气势宏伟。但有五座已毁于战乱，仅存大北门城楼朝宗楼，东门的宾阳楼为新修重建。大北门是古人送别亲友北上中原与古都长安的话别之处，古人送行，习惯折柳条相赠，所以大北门又称柳门。宋代着名诗人苏东坡曾在此赋有“柳门京国道，驱马及阳春……北行连许邓，南去及衡湘”的诗句。除小东门外，其他都是前后两个门道，中间围有瓮城。城墙内外两侧，遍植松、杉及多种观赏树木。当我们置身古老的城墙漫步信游时，北望荆襄古道，西眺绿岭青山，南瞰滔滔大江，东顾一马平川，环视江汉平原、水乡泽国的秀丽与富饶，注目城内现代高耸的建筑与繁华的街市，回首荆州古城千百年的辉煌与创伤，将会获得一股从未有过的深厚的历史意蕴与人生感悟，一道未来的天启之门豁然贯通于胸。
毋庸讳言，荆州古城在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已逐渐丧失了昔日的“焦点”与“中心”地位。避开往日的辉煌不谈，仅就今天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功能而言，它已退居为一个相当普通的城镇。
在政治上，荆州城一直是封建王朝或建都立国、或封王置府的重镇。解放后，仍是湖北省最大的行政地区——荆州地区行署所在。１９９４年，荆州地区撤销，与沙市市合并为荆州市，原所辖之地仙桃、天门、京山、钟祥、潜江等地或独立成市，或划归别地管辖；其中的石首、洪湖、松滋三市也属代管，真正所辖之地，也就荆州、沙市二区与江陵、公安、监利三县了。现有荆州市的党政机构，也分布于荆州城与沙市区两地。昔日的政治功能，随着辖区地盘的不断缩小，也在逐渐消失。在军事上，这块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进入近代，其地位就开始下降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先以飞机轰城，继而空投仅数十人的兵力，一枪未发，即攻入荆州城内。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５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荆州，与国民党军队之间也未爆发激烈的战争。
在经济上，昔日荆州城不仅是湖北省最大的城市，也是整个长江中游第一城。早在汉代，就是全国十大商业城市之一。它曾与下游的建康（今南京）、蜀中的成都、南海之滨的番禺（今广州）齐名，又与北方的名都长安、洛阳媲美，是连接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商业贸易十分繁盛。如今，不到十万人口的荆州古城不仅与发达的南京、成都、广州、西安等大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即与省内一般中等城市也不能相比。
在文化上，荆州曾是我国南方古代文化的中心。然而，自梁元帝一把大火将十四万册图书付诸一炬后，虽也有过五代时期的回光返照，此后就退居为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之所了。
荆州的衰落，与沙市的兴盛、武汉的崛起紧密相关。
明朝末年，长江河道南移，荆州城不再濒临长江，过去的长江门户地位不复存在。荆州地区的经济与贸易重点，就转移到了东边的沙市沿江码头。沙市在不断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荆州城的多种功能。
清朝末年，京广铁路修建开通，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日益崛起，荆州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军事战略地位急剧跌落，由昔日的中心地带过渡为一个仅具地方性质的城镇。
除此而外，荆州城的衰落，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所辖地盘的日益狭促。
一个地区治所的兴衰，与所辖地盘的大小密不可分。大禹定九州，荆州即享有了“古九州之一”的美誉。楚国鼎盛时期，疆域包括了今日的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云南、贵州、广东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楚都纪南之繁盛列为南方第一。汉武帝时，荆州为全国十三州之一，地盘辽阔，治所江陵也为全国十大商业城市之一。三国时期，荆州所辖大致承续汉朝。东晋年代，荆州管辖全国九十六个郡中的十六个，有“荆扬二州半天下”之说。只是到了南北朝时的刘宋时期，刘裕为防枭雄割据，将荆州从原有的地盘中割出湘、郢、雍三州独立，存下的只及过去的四分之一了。以此为限，曾为九州之一的荆州版图便一削再削，在全国行政区划格局中再无“雄甲天下”的独特优势。解放后，荆州成为湖北省六个行政地区之一。而１９９４年的再度分割，使得古代荆州就此名存实亡。
从纪南城的毁弃，到荆州城的衰落，而至沙市市的兴盛，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发展经历着由北向南、自西向东的演变与过渡。这不仅与我国城市的发展脉络基本吻合，也揭示了从古到今城市兴衰的一个基本规律与大体趋势。
三座城市，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时代与文化。
纪南城是奴隶社会的一个缩影，城中的宫殿、豪华的设施，都是奴隶主的专有产品，普通民众，不得不依附贵族而生存，缺少起码的人生自由。纪南，是一座帝王凌驾一切的城市。
荆州城是封建社会的一个象征，文臣武将、才子佳人，在荆州这一宏大的舞台上纷纷登场，个人的性格、智慧、才华、抱负有了充分展示与发挥的土壤。普通民众与封建主的关系，已从“工具”变为契约形式。荆州，是一座英雄叱咤风云的城镇。
沙市市代表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走向，商人、市民，是这一舞台的主角。人人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把握、主宰自己的命运，都有可望获得成功。沙市，是一座市民创造历史的城市。
纪南城的突然毁灭，其功能全由荆州城取而代之。荆州城在不断衰落的过程中，由日渐兴盛的沙市市接替了它的部分功能，逐渐演变为荆州、沙市并驾齐驱的“双子星座”格局，它们分别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也许，这一现象还将永远持续下去。
如果将荆州城的衰落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放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变化的通盘格局之中来看，我们不仅没有黯然神伤之感，反会升出一股庆幸。因为，它的衰落与沙市的崛起不仅代表着政治与文化的进步，更代表了一种社会前进的发展趋势。
其实，荆州城的定位早在1982年就已确立了。那年二月，国务院首批公布了全国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荆州（江陵）被列为其中之一。
既为历史文化名城，就应从历史与文化这两方面入手，将它们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加以开发。如今的荆州城，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衰落已无可挽回，也只有在历史与文化上“大做文章”，将荆州建设成为一个集工商、贸易与旅游于一体的新型城镇，才有可能唤发出新的生机，再创辉煌。
荆州有关政府部门的发展思路与基点也正在于此。城门城楼的修复，三观（玄妙观、开元观、太晖观）的开放，三国公园、盆景园的兴建，荆州博物馆的充实与丰富等等，都算得上是一种主体自觉的举措。
最值得一提的当数荆州博物馆，这是每一位游客进入荆州后的首选必游之地。
荆州博物馆藏有文物十多万件，整个陈列建筑分为陈列大楼与珍品楼两个部分。陈列大楼内，依通史时序陈列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楚文化等文物专柜；珍品楼有西汉古尸专题陈列及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战国连发弩、张家山汉简、新石器玉雕陶器、楚汉漆器等稀世珍品。馆内还留有不少三国纪念建筑及唐宋明清文物，简直就是一座中国历史宝库。１９９８年初秋，当我又一次游览荆州博物馆时，坐在陈列大楼旁幽密、苍翠的竹林丛中，透过竹缝望着馆内具有楚风楚韵的典雅建筑，听着楚乐宫正在演奏着的一声声悦耳钟磬，整个身心，弥漫着一种难得的安宁、纯静与遐想，仿佛远离闹市、远离尘世，正置身在古老的历史深处，超然地面对着翻卷激荡的千年历史云烟……
我的手头有一本论述荆州古城环境美的内涵与创造的书籍，题为《名城美的创造》。书中收录了四十四篇论文，涉及到荆州城的美学研究、规划探讨、建筑设计、风景园林、旅游文化等诸多方面。不少文中所论，颇具创造、启迪与建构意义，它们将保护与建设、保护与开发、保护与利用融为一体。论者的视野也相当开阔，不仅仅局限于荆州城内，还充分地考虑到了城外区域，如古文化遗址、纪南城遗址、古墓葬群、自然风景胜地及地方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发与利用；在充分吸收、利用古文化、古传说、古遗迹、古名胜、古建筑、古墓葬的基础上，设计了城上、城北、城内、城南、城西等五条游览线路，还提出了建设荆州环城公园的宏伟构想。
漫步荆州古城，你会觉得脚下的每一片土地都是一部丰厚的历史，都曾上演过风云激荡的活剧；随便抓起一把泥土，都浸润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积淀着源远流长的民族精华；每一条街道，每一处景点，每一栋建筑，都折射、传递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荆州城，简直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富矿。然而，当我漫步荆州的街市与城墙时，却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缺失，对此，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有关荆州城的历史与文化开发，不论是硬件还是软推件建设，与它昔日的辉煌灿烂相比，实在是相差得太远了！许多设想还仅仅停留在纸上，现在的规模只不过一个雏型而已。
前不久，我在武汉的两家大报上见到了两篇有关荆州问题的文章。一篇名为《应重视开发荆州旅游业》，作者为上海游客。他游了一趟荆州，觉得无甚地方可去，没有一条龙的旅游服务，在开元观见到的三国事迹展粗糙浅薄，谈不上什么历史文化意蕴，只有城墙与博物馆尚可一游。另一篇的大标题是《荆州护城河成了死水河》，副标题为“杂草塞河道，污水绕沟流”。一看题目便知，荆州护城河河床淤积，有的河段已变成沼泽地与臭水沟；整条１１公里的河内，长满了名为凤眼莲与水花生的水生植物，一眼望去，长长的河道上，竟现出了一座座绿色的“浮桥”。
古城荆州，正急切地面临着合理的全盘规划与综合开发，以创造真正的历史文化名城之美。
宜黄高速公路的通车与三峡工程的建设为荆州城的再度崛起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我们相信，只要抓住这一有利机遇，古城荆州离“泛舟护城河，碧水浮城楼；笑语扬天庭，美景如画图”的建设要求也就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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