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的道教氛围笼罩在武当山上空，浸润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道“场”；同时，武当山俊秀绮丽、巧夺天工的自然风光也为道教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根幼苗在肥沃、湿润的土壤中发育成长，历经风霜雨雪，吸收日月精华，走过无数循环往复的春夏秋冬，日益茁壮，不断繁殖，渐至长成了一片苍翠欲滴的茂密森林。山因教而得名，教因山而丰蕴，山与教连成一体，水乳交融，互为影响，相得益彰。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道学是道教的前身，而道教就是道学的进一步发展。实在难以想象，与宗教并无多大关系的古代着名哲学家、思想家老子怎么就被道教选中奉为一教之主，一部本来没有多少宗教味道的《老子五千文》何以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被道教信徒尊称为《道德真经》，并长期作用、影响、决定、改变着中国广大民众的思维信仰、道德准则、心理特点与生活方式；对那些头戴冠巾、身穿道袍、足着云履，飘然穿行于山川田野间的道士在民间经常使用的占卜、符录、旗幡、禁咒等所谓治病、招魂、去邪、镇魔的神秘方式，我一概视为封建迷信；于乡民们在日常生活中虽不怎么强烈，却时时透露出来的宗教信仰方式也抱了一种大不以为然的态度。直至１９８８年５月，我在友人的陪同下游了一趟武当山，这才多少理解了道教的“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语），改变了过去一直存在着的偏见，并引发了我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浓厚兴趣，还做了一点有关宗教方面的比较与研究工作。
撇开道教不谈，仅就武当山的自然风光而言，它方圆八百里，面积广大，气势磅礴；奇峰孕秀，高险幽深；云缠雾绕，千姿百态。武当山共有七十二峰，峰峰矗立，气势巍然，遮天蔽日，宛如一座奇特原始的巨大峰林。人行山中，即被山的海洋包围吞噬，大有“沧海一粟”之感，个人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对上天的崇敬之情，不知不觉油然而生，弥漫心头难以挥散，于是，人类最初的宗教情感就这样悄然萌生了。最为奇妙而又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座座山峰虽相互争雄斗奇，但全都俯身颔首，如众星拱月般地朝向主峰天柱峰。天柱峰海拔一千六百一十二米，鹤立群峰，一柱擎天，引得“万山来朝”。这等奇妙的自然景观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天间等级分明的神仙座次（当然还有人间严格的封建秩序），此情此景，小民们当然也只有顶礼膜拜、叩首臣服而已。
武当山的多姿多彩，还有攀猿栖鹤的三十六岩，跌珠扬波的二十四涧，吞云吐雾的十一山洞，神奇怪异的十石九台，孕日育月的十池、九井、九泉、三潭……其风景之美，颇有无峰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之妙，更兼雄、险、峻、幽、奇、秀之绝。
“采石片片玉，折枝寸寸香。”武当山地处华中腹地，占尽南北地利，多种动植物都能在这里生活生长。珍禽异兽出没山野，奇花异草万紫千红，茫茫林海郁郁葱葱……明代时期，医圣李时珍曾带弟子专门来此采药，《本草纲目》所载一千八百多种药草，就有四百多种生于武当山中，故此，它又享有“天然药库”之誊。
明朝嘉靖年间，皇帝朱厚趈册封武当山为安邦定国的“治世玄岳”，将武当山列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武当山获此殊荣，我以为除了它那雄奇险峻、瑰丽多姿、优美如画的自然风光与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外，更多的因素还在“道教”二字。
道教是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它形成于东汉顺桓年间，而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体系出现，已是两晋南北朝之时。
在论及道教时，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之深刻，不仅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千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盛行的两大宗教一为道教，一为佛教。佛教由印度西传，属外来宗教，唯有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才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而道教则为正宗“国货”，土生土长，宗教体系独特，典籍文献丰富，信仰内容具有民族特色，对我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清代以后，道教虽然渐趋衰微，但道教观念、道教信仰已深入民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定势与行为习惯，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道家与道教，两者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道家纯属个人信仰，是一种源于老庄哲学的思想方式或人生态度，道家奉行独立遁世、个性自由、顺应自然的原则，常与隐士联系在一起，大多生活在穷山僻壤之间；道教是一种具有正规仪式的宗教流派，类似于国家的组织机构，相信鬼神，画符念咒，宣扬迷信，等级森严。
道教的前身也并非道家，而是巫术与方术。
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卜筮吉凶、祈福禳灾的巫师，他们掌握龟筮，被认为能够沟通神天。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的信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天神、人鬼、地祗的鬼神体系。这些都为道教沿袭继承，并成为道教多神崇拜之源。
战国时期，方士出现，他们采仙方、炼仙丹，传播只要服食仙药仙丹即可升天成仙的神秘方术。后来，又吸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了所谓的“方仙道”与“神仙家”，成为道教信仰神仙、信奉修仙得道之源。
任何一门教派，都需要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作为它的构架与支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自然也不例外。在由鬼神崇拜与方仙信仰向道教的衍化过程中，它吸取或者说移植了老庄思想与黄老学说。
道教之所以选中老子奉为教祖、选用《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恐怕与其中的神秘因素、意旨相近不无关系。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究竟生于何时何地，传说与记载不一，其身世阅历也众说纷纭。《史记》曾言：“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又说老子西出函谷关，“莫知其所终”。模棱两可的说法与不知所终的结果为宗教的创立者提供了想象发挥的余地，留下了神化的空间与可能。
而《道德经》中言近旨远、无法证伪的神秘内容更是比比皆是：“道之为物，惟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就连拉开全书序幕，奠定全书基础的开篇也是如此：“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仅神秘，更与神仙家的幻想颇为接近，其自然适意、超然世外、追求永恒的人生哲学与道教的守神保精、养气全真、追求长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老子被道教捧为至高无上的教主地位，约在东汉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也决定了道教的这一抉择。西汉时期，儒家定于一尊，并形成了它的准宗教形态——儒教；公元前３０５年，印度传教士第一次将佛教输入中国，经过一番改造，约于公元1世纪的东汉初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不仅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更有一统天下之势。就当时的地位与影响而言，能与儒教孔子、佛教释迦牟尼相抗衡的，唯有老子而已。因此，老子被道教神化尊为教祖，也就在所必然了。
没有佛教的影响，道教也许长期仍然处于一种仅仅充满了神仙鬼怪的散漫无序状态；没有佛教的在中华大地的广为传播，也就没有道教的危机之感与应急反应，老子与《道德经》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得到信徒们的普遍认可恐怕一时难以实现；没有佛教的挑战，道教缺乏强大的凝聚力与亲和力，也就不会形成严密的组织与团体；没有佛教的参照系统，道教根本不可能很快制定出整套严格的宗教教义、规范仪式与相应的传授系统……
说到底，道教是在外来佛教刺激下而产生的一种本土宗教。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道教团体于公元１０６年由张道陵创建。张道陵的五世祖即西汉时着名的道家与军事家张良，其家族长期以来都喜欢道家哲学，他本人就是一位炼丹术士兼巫师。张道陵以道家的思想和形象为基础，依照佛教虚构一个诸神世界，通过除灾治病、驱邪逐魔、制造奇迹等方式吸引信徒，他将神话、哲学、迷信揉为一体，创立了一个异常成功的宗教组织“五斗米教”——凡入教者须捐赠五斗米，故名。五斗米教发展迅速，很快变成了一场能够发挥政治作用的群众运动，并在四川与陕西交界之处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半独立王国。
张道陵因创立道教被后人尊为张天师，他的成功经验也被其他巫师、术士视为法宝而广泛运用。因此，道教内部又产生了许多繁衍迅速的不同流派。公元3世纪后，这些流派变得更加精细复杂，他们修建道观，吸收儒、释精义，包融医药学、生理学、养生学等多门学科，改革旧规，着书立说，广收门徒，传授教义，并极力向上渗透，交接帝王，参与政治活动，取得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诚如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言：“在成熟的道教体系中，不仅有一套完整的神谱，有一套复杂诡秘的仪式，有一套真伪参半、科学与迷信混杂的健身术与药物学，有一套严格的、合乎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规范，还有一套足以似是而非地解释一切自然与人生问题的哲理。因此，它脱下了巫觋粗陋破蔽的外衣，从民间迈入了殿堂……”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一股蔚为壮观的道教“洪流”汇成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奔腾不息。
武当山的巍峨雄伟及其“万山来朝”等独特景观，不知不觉地蕴育着人们原始而朦胧的宗教情感。据武当山志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康王时代，这里就吸引、聚集、活跃着一批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信徒。道教诞生后，武当山被尊为“仙山”与“道山”，承袭祀奉真武神，并使之人格化，演绎出一段“铁杵磨针”的训诫故事。
相传净乐国太子得到玉清圣祖紫元君的启示，入武当山学道修炼。学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道成仙，不免心灰意懒，就想出山还俗。下到半山腰间，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婆蹲在井边专心致志地磨砺一根碗口粗的铁杵。太子感到奇怪，不禁走上前去问道：“请问太婆，你磨铁杵做什么？”老太婆答道：“磨绣花针。”太子不觉大吃一惊：“这么粗一根铁杵，磨得成绣花针么？那不是太难了吗？得磨到什么时候啊？”这时，老太婆慢慢回过头来，两眼紧盯太子，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道：“铁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太子闻言，顿时恍然大悟，马上转回深山继续修炼。原来这个老太婆不是别人，而是太子师父紫元君变化而成，特地前来点化他。太子受到启发，不论严寒酷暑，都认真修炼，从不懈怠，终于得道升天，成了北方的真武大神。
“铁杵磨针”，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毅力与耐心，对教徒们的意志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道教正是凭了这种“铁杵磨针”的精神，修炼传播，深入民间，扎根大地，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宗教。如今，“铁杵磨针”已家喻户晓，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寓言。
后人为了纪念，便在老太婆的磨针之处建了一座纤巧玲珑、布局紧凑的“磨针井”道院。
武当山，也因真武大帝在此发迹发源而成为着名的道教圣地。
中国的宗教虽然没有形成、出现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类似的政教合一局面，但是，统治者的支持与扶植对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起到重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皇帝对待道教与佛教的态度，不外以下情况：要么一概排斥，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抑佛崇道，要么废道事佛，要么佛道并举。
一概排斥与听之任之的情况极为少见，因为统治者本身也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或是利用它稳固自己的统治。更多的是则是徘徊在佛道两者之间，统治者的每一次重视、提倡与推崇，都会带来该教的兴盛发展；反之，当权者的压抑、控制与打击必将导致佛或道的停滞衰落。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自称老子李耳后代，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兴道抑佛，道教大盛。武当山被列为七十二福地，天下闻名。唐贞观年间，李世民颁敕修建五龙祠，不仅揭开了营建武当道场的序幕，而且首开皇家建庙祭奉之先河。
唐代以降，宋朝帝王尤其推崇真武神，武当山建筑规模更大更甚；元代帝王自称“受命天地合德”，“大兴老氏之教”，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改观为宫，武当山的道教建筑也有所发展；及至明朝，武当山的道教建筑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历朝历代营建武当山最得力者，当数明成祖朱棣，武当山现存的道教建筑，大多是那时修建遗留下来的。
公元１３３９年，时为燕王的朱棣以“清君侧”为由，发动靖难之役，从燕京（今北京）带兵打到金陵（今南京），夺了皇帝宝座，迁都北京。朱棣为朱元璋第四个儿子，他以叔父的身份赶走侄子建文帝夺取政权，此举显然有悖封建法统。一时间，“以臣弑君”、“同宗相戮”的民间舆论传播朝野，他本人也觉得帝位来路不正，常常惴惴心虚。为了稳固统治，消除不利影响，达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的目的，朱棣绞尽脑汁，选中真武神美化自己，使得统治地位变得“合理合法”。他自称南征途中曾多次得到真武显灵助阵，保佑他顺利进军金陵；又说从南京迁都北上，是因为北京乃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镇守的地方；还暗示他自己就是真武转世……大造一番声势之后，他又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真武大帝的发源之地——武当山。
明永乐十年（１４１２年），朱棣征调军民工匠三十多万人在武当山大兴土木，营造宫观。历时十二年，工程方告完工，耗资百万。从原均州城至武当金顶，建筑线绵延一百四十华里，建成三百处三十三个建筑群共二万多间宫观庙宇，分为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十二祠、十二亭、三十九桥，构成了一幅“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的立体画廊，被称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宫阙之胜，亦环宇所无。”
明成祖当年修建的这个极其庞大的道教建筑群，历经五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一部分毁于战乱破坏，一部分沉于建国后修建的丹江水库。现今所存，虽不及原先十分之七，但武当山道教宫观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恢宏，仍居全国第一，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那年五月，陪我游览武当的友人虽为老乡，但他长期工作在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曾多次前来武当，对这里的自然风光、庙宇建筑、典故传说及游览路线都相当熟悉。在他的介绍与指点下，我一边气喘吁吁地往上攀登，一边认真地观赏着一道道秀丽的自然风景与一座座奇巧的道宫庙宇。
我们正赶上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天气，明媚的太阳暖暖地挂在天上，缕缕薄雾缓缓飘移，座座山峰披金着银，道宇宫观流光溢彩。苍翠欲滴的树木与争奇斗艳的鲜花透着一股蓬蓬勃勃的盎然生机，受到感染，我的心中也充满了一股莫名的激情，面对莽莽苍苍的巍峨群山，恨不得敞开喉咙，散漫而昂扬地高歌一曲。
武当山的整个建筑群落，全部顺应山势的自然走向、依照山峰间的相对高度、凭借峰峦岩涧的奇峭幽深等特点精心设计、精密布局、天然浑成；每一座具体建筑，也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建在岩、涧、峰、峦、坡、坨等合适位置，或凌空蹈虚，或巧夺天工，或雄奇高险……都尽可能地透出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体现道教的仙风仙骨。置身道观庙宇，仿佛进入了一个玄妙的仙景胜地，体验道教那种通达天地、充塞宇宙、恍兮惚兮、无可言说的神奇与美妙。然而，你又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脚下大地的坚实与深厚，感到奇妙的天堂就在人间。天与地、神与人、物与我、宗教与世俗、伟大与渺小……一道穿越时空的电波于一瞬间就将它们彼此连接、相互契合在了一起。这是自然造物的伟大，也是道教建筑的奇妙。
道教虽不由道家发展而来，但它们都以老庄哲学为依托，其精气、神韵仍然相通相似，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
一座座宫观庙宇，虽点缀、遍布在武当山的山峦峰岭间，铺铺排排，绵绵延延，却有一条长长的“故道”将这些闪烁的“珍珠”串在一起，构成一根奇异别致的“项链”。故道从原均州城的净乐宫开始，直达武当山制高点天柱峰的金殿，全长一百四十华里，全用青石铺成。沿着这条故道，一座座道教建筑或依山傍水，或临岩跨涧，其规格大小、间距疏密，都恰到好处，达到了时隐时现、忽高忽低、若明若暗、迂回曲折、玄妙超然的独特艺术效果。对此，明代诗人洪翼圣曾生动形象地描绘道：
五里一庵十里宫，
丹墙翠瓦望玲珑。
楼台隐映金银气，
林岫回环画境中。
而建造这些道观、庙宇、神像、供器、法器等耗用的建筑材料，既有金、银、铜、铁、锡，也有玉、珠、木、石、泥，还有一般建筑中罕见的丝、绸、皮、骨、纸，形形色色的建筑材料汇聚一地，蔚为大观。仅武当山的道教建筑群落，就可以构成一部独特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了。
在武当山的所有建筑中，最为着名的有金殿、玉虚宫、南岩宫、紫霄宫等，诗人王世贞曾有诗赞曰：
太和绝顶化城似，
玉虚仿佛秦阿房。
南岩雄奇紫霄丽，
甘泉九成差可当。
其中感悟最深，我最为推崇的当数金殿（即太和绝顶）。
一步步往上攀缘，过乌鸦岭，爬百步梯，翻分金岭，最后抵达武当山的最高峰天柱峰。
高峰巍立，似擎天之柱，非“天柱”二字不足以形容，因此常见于中国不少名山名峰。用得多了，这里是“天柱”，那里也是是“天柱”，自然就有了重复、雷同之嫌。取名如果更为概括、形象、独特，对游客的审美冲击当更为深刻。
想着走着，山路自然是越来越险了，好在我们年轻胆大、精力旺盛，并未把登山看得多么艰难，不过多流几次大汗而已。最令人难忘的，是置身悬崖绝壁的奇妙，薄薄的云雾在身边、脚下缭绕，大有一种远离凡尘、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感。
上到天柱峰巅，上面巍然耸立着一座台阁式的宫殿，这就是着名的金殿。殿的四周，修有一道环绕山顶的城墙。城墙高达数丈，周长三里，全用千斤条石砌成。高高的山顶何以修一城池？自然也是宗教之故。城墙充分利用武当山的地理环境，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里看墙体，似乎向外倾倒；外看墙体，向里倾斜；远观墙体，则有如一道绚烂的光圈围绕金殿。加之城墙周围设有四座造型庄严、石质精雕的天门，远远望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座令人向往、神奇灿烂的天宫仙阙。
金殿高五点五四米，长四点四米，宽三点一五米，重檐迭脊，翼角飞举，仿佛正张开翅膀缓缓向上飞升。它的墙壁、门楣、宫棂、檐牙、檩椽、瓦楞等结构，包括里面的神案、供器、几案等全由一个个黄铜部件榫铆拼合而成。每一黄铜铸件要达到焊接严实密不透风，又要毫无铸凿痕迹的要求，即使今天，其技术难度也相当之大。金殿历经五百多年雨雪风霜、电闪雷鸣，至今仍辉煌如初，闪耀着金色迷人的光芒。因此之故，天柱峰顶又名“金顶”。
金殿中间，供奉着真武大帝的铜像，他着袍衬铠、披发跣足，虽然丰姿魁伟、庄严肃穆，但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偶像化的倾向与痕迹相当浓重。这也是我国佛道庙宇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许是为了使百姓产生强烈的虔诚敬畏之情而有意制造的一种离间效果吧！
道教早期并不供奉神像，教徒们认为“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像也”。道教之神既至高无上又变幻无穷，人们难睹真容，也就不立神像。但民众无从祭拜，极不利于道教传播。后来也就借鉴佛教的做法，将神像视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把普通民众难以读懂弄清的高深经典予以提炼，变成形象化的直觉造型。于是，与道教的天神、地鬼、人祗多神崇拜体系相吻合的一座座神像也就应运而生了。人们走进庄严的庙宇，仰望高大的神像，浸润着香火缭绕的神秘氛围，心头不知不觉间就弥漫了一股肃穆虔诚的宗教情怀。
关于真神大帝的这座铜像，还有一段无法考证的民间传说。武当山的道教建筑，虽然一修就是十二年之久，但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明成祖朱棣的心弦。这不仅关系到明成祖的统治地位能否长治久安，还涉及到民间的舆论、史家的评说等与他个人身前身后密切相关的重大名誉问题。特别是金殿内将要长期供奉的真武大帝，朱棣更是格外瞩意。召了几个工匠设计真武神像，朱棣一一看过，却没有一幅图像让他满意。最后，一位聪明的朝鲜工匠揣摸其意，依照朱棣洗脚时的形象，描出一幅真武塑像设计图。明成祖一见，顿时大喜，即命工匠塑出披发跣脚的真武大帝。
如果传说为真，那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真武大神实际上就是明成祖本人的塑像。那环绕山顶的城墙，也与皇家相关，名曰紫金城，又叫皇城。武当山为皇帝敕封所建，自然要打上封建王朝的烙印。皇权与神权，在武当金顶就这样巧妙地融为一体。
自从金顶诞生了一座金殿，武当山便不时生出一些奇妙的景观，其中最为神奇的有“雷火炼殿”、“祖师出汗”、“祖师映光”、“金殿倒影”、“海马吐雾”等。
雷火炼殿——每当雷雨交加之时，金殿周围便电光闪闪、雷声阵阵，滚动、腾窜着无数盆大的火球；
祖师出汗——祖师即真武，大雨之前，金殿内的空气水份受气压突变影响，常聚合为晶莹的水珠布满神像。于是，在人们眼里，真像大帝似乎也在大汗淋漓了；
祖师映光——雨过天晴金顶上空的云端映出光芒四射的金殿与真武神像，有时游客也会映入其中，不过这一奇景稍纵即逝、千载难逢；
金殿倒影——夕阳西下，阳光斜射，金殿的影子倒映在二十里外的青峰翠壁之上；
海马吐雾——金殿装饰的海马，有时口中吐雾，并嘶嘶嘶地对天长啸；
……
这些看似神秘的奇异景观，其实都是可以解释的自然现象。但是，当它们被道教徒有意夸张、利用、神化，赋予超自然的色彩，就成了“神仙显灵”的“圣物”与“圣迹”。
站在高高的金顶眺望四周，方圆数百里的武当胜景尽收眼底，群峰矗立，树木苍翠，云流雾绕；头顶的太阳放射出夺目的光辉，整个世界一片辉煌；山底的丹江水库犹如一面明镜，浮光跃金；阵阵凉爽的山风吹干汗水拂去疲劳，清新纯净的空气滤除尘世杂质，眼前、心头呈出一片从未有过的开阔与光明，大有身居瑶台，凌空出世，羽化而登仙之感。
宗教情绪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笼罩心头，而金殿的威严肃穆与神奇景观更是加强了这种特殊情感。由此，我们似乎多少破解了道教信徒的心灵密码，窥见了他们的心灵世界，理解了他们胸中所拥有的那份神秘、虔诚、崇拜乃至献身的宗教精神。
宗教的兴衰不仅体现、反映在寺庙宫观等宗教建筑物上，还与教徒的多寡成正比。道教也是如此。明成祖于武当道教建筑竣工之后，派了二十一名六品提点（即道官）主持庙务，当时即有道士两千多人。仅武当一地，就两千多人的规模，全国道士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千百年来，在武当山修炼的道士又何止千万？这些有名无名的信徒，对武当的道教建设，对中国的道教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而对武当道教影响最巨的人物，当数中国古代十大道士之一张三丰。
张三丰踪迹隐显莫测，道名不胜枚举，生卒扑朔迷离，行为古怪诡异。他不问世务，专事修炼，人称“隐仙”。据《明史》所记，张三丰“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唯一衲一蓑”。他五岁患了失明症，被道人收为徒弟，半年后眼睛复明。师父教习道经，兼读儒、释之书。七年后归家专习儒业，忽必烈搜罗人才，颇为朝廷看重。但他无意官场，感到“富贵如风灯草露，光阴似雷电浮沤”，遂云游四海，拜访名师，后入秦陇宝鸡山修炼。元仁宗时，年近七十的张三丰求道之心不减，入终南山拜陈抟传人火龙真人为师，深得精义妙谛，渐渐佯狂污垢，人不能识。后来，他又看中武当山，潜心修炼九年，终于得道，此后便往来隐显于湘云巴雨之间。元亡明兴，他又重返武当。明太祖久闻其名，深为仰慕，多次派人求访，恭请入朝，屡遭拒绝。不久，张三丰离开武当山，不知所之。
张三丰自称张天师后人，因其行迹诡异，传闻也就格外地多。相传到了明成祖永乐十年，皇帝还在派人到处寻访张三丰。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仁宗时（公元１３１４年），张三丰年约六十八岁，而明成祖永乐十年（公元１４１２年）他还活着的话，当为一百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也许，帝王们心中明知张三丰早就羽化，只不过是利用他这块牌子，有意标榜自己罢了。终明一代，朱姓帝王对他念念不忘，各种各样的头衔封了一大堆。
张三丰高标隐逸，儒道双修，他认为“儒是行道济世，佛是悟道觉世，仙是藏道度人”，三教虽各各有别，但都有一个相通的“道”字，“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而仙家特称道门”。因此，他极力主张三教合一。对于修炼方式，也不拘泥于形式，提倡“大隐市廛，积铅尘俗”，“在家出家，在尘出尘，在事不留事，在物不恋物”，并认为那种“抛家绝妻，诵经焚香者不过混日之徒耳”。
张三丰对武当山的贡献，主要为融道入拳，创立了武当内家拳。
武当拳的基本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与少林寺外家拳并为武林两大流派。武当是道教武林圣地，嵩山少林寺为佛教武林胜地，武术界有“北宗少林，南崇武当”之说。关于两派拳技，黄宗羲曾比较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以搏人，人亦得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
关于张三丰如何创立武当拳，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张三丰夜梦元帝（即真武帝）授之拳法”；二为张三丰受到蛇鸟等动物启发，与华佗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演“五禽戏”相仿而创立了武当拳法。
后一种传说显然更为符合情理，对此，南岳国师文静之编着的《太极拳剑推手各势详解》曾写道：“一日，有鹊急鸣院中，张氏闻之，由窗中窥见树上有鹊，其目下视；地上蟠有长蛇，其目仰视。二物相斗，历久不止。每当鹊上下飞击长蛇时，蛇乃蜿蜒轻身摇首闪避，未被击中。张氏由此悟通太极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之理，因仿太极变化而命名（太极十三势）。此太极拳定名之由来也。”
打拳舞剑原为道士们健体强身的一项重要活动，张三丰将道教的清静无为、不争退让、养生全形的教义与凝神专息、意气互用等修炼方法融入其中，创立武当内家拳，达到自然内避、以柔克刚、后发先至的目的。
内家拳分为太极、八卦、形意、大成诸门，受击者当时并无什么异样，须待二十天后才感觉到体内之伤，且越加严重，很难救治。内家拳不唯徒手搏击，即使武当刀剑等内家器械技法，也犹重内功，必先炼内勇，后炼外功。武当技击主要在于御敌，非遇困危之境不发，一旦出手，则无隙可乘，所向披靡。
道与拳，由张三丰首创而融为一体，此后，武当拳便成了道士们修行悟道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
武当之闻名，教义之传播，教派之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武当内家拳。后人为了纪念张三丰，在武当山供有张三丰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的铜铸鎏金塑像。
今天，内家拳仍具有别致的生命活力，全球各地练习太极拳的人们日益增多。太极拳将意念的运行与形体的动作合而为一，搏击一途消失殆尽，已衍化为纯“柔”形式，可收到健体强身、祛病御疾、延年益寿之奇效。
道教的外丹、内丹、导引、吐纳、炼气、斋戒不过是道教徒的修炼方式而已，其最高目的是为了得道成仙；道教的主要成分也并不在它的教理教义，而在集体举行的仪式所表现的宗教活动，如坛蘸、道场、招魂、占卜、符录、禁咒等。
宗教虽然离不开迷信，但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迷信。
道教信徒，即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高人一筹”，于是，刻苦修炼也就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也只有炼就一身超常的本领，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信任、敬仰与崇拜，如过硬的武当内家拳就是一种提高道士“身价”的最佳途径；宗教信仰必有一定的迷信与狂热，才能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而制造奇迹的仪式活动便是最好的方式。许多证据表明，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能够将他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行，不仅在于他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更在于以巫术创造奇迹吸引信徒，传说他曾经赶跑过一只吸食人血的白虎神，降服过一条喷射毒雾伤害多人的大蟒蛇。
有了以上认识，再来看待那些长年跋涉在穷山恶水之间，通过神秘的仪式征服乡民的道士，我的心中，自然就多了一层理解，他们并非有意强化封建迷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以传播信仰。仪式的背后，所透出的是一股难得的顽强执着与锲而不舍的宗教精神。
道教在其发展传播中，一方面与禅宗结合，向老、庄复归，影响着士大夫的心理自觉修养与生理自觉保养意识；另一方面又以鬼神巫术与儒家佛教相结合，影响着普通百姓，形成了他们恪守礼法、顺从怯懦、乞求平安、畏惧灾祸的文化意识，它对上层的士大夫与下层的老百姓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深刻影响。
道教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欢迎，在于它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教义宗旨、活动仪式不仅与民族的生存环境相适宜，更与社会的文化心理相契合。
佛教过分否定了人的自然本性与享受观念，认为人生只是一种痛苦，把欢愉与幸福建立在虚幻的来世；儒家虽重现实，但它过分强调了人的社会性，要求时时处处节制自己、压抑本性、克服欲念；而道教，正是弥补了儒家与佛教之不足，它教导人们抓住当下，抓住现实，本真地生存于世。人们最为害怕的就是生老病死，道教似乎全都考虑到了，它用斋醮祈禳、禁咒符录等方式祛除病疟灾难，以长生不死的丹药与方术化解死亡，以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之法解决生理老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道教即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解决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诱惑力相当强大，极易为广大百姓所接受。
道教所供奉的神祗，既有三清尊神、玉皇大帝等天神，也有雷神、土地神、水火二将、龟蛇二将等自然、动物的神化形象，还有人间忠义之臣关圣帝君以及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显得颇为杂乱，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具有严格的神谱体系。这也与国人少思辨、重直感的思维模式暗相契合。
道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宗教，它虽然早在3世纪末就传入朝鲜，以后又传入日本，对那里的宗教、民俗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并未在朝鲜、日本产生巨大的宗教运动，形成蔚为壮观的道教“洪流”。道教的传播与影响，其主要范围仅在中国。
严格说来，道教是回应佛教的应战产物。但是，它一经诞生，就得到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的普遍认可，很快形成了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局面，甚至还有压过佛教之时。然而，它终究未能彻底取代佛教成为中国一统天下的唯一宗教。就士大夫的人生哲学而言，他们往往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相依相衬，形成了进则为官、退则归隐的独特生活模式。在宗教方面，儒、道、佛虽然免不了你争我斗，但总的趋势，是相互包容、三教合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那样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国的佛道之争，大有古国君子之遗风，“君子动口不动手”，最为激烈的就是相互辩论，以争一己之长。但此消彼长，以“握手言欢”为多。我们常常会见到一种十分奇妙的宗教现象，那就是佛教的寺庙与道教的宫观相处于同一山头，佛教的和尚尼姑与道教的道士道姑相安于同一居室。对此，我们往往见惯不惊，而在西方，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恐怕与国人的心理思维、宗教信仰不无关系。
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及中东伊期兰教文化圈比较而言，国人的宗教意识较为淡漠，未曾出现过全民族的宗教狂热。对某一宗教的皈依，并非出自灵魂的本真需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这一俗语所代表的民众宗教心理相当普遍，往往有求之时才想到修庙供奉。在人们眼中，对供奉、所求的具体神祗也没有多大区别，不论哪路神仙，只要具有超自然神力，能够解决实际困难与具体问题就行。许愿、还愿，是他们常用的表达形式。祈求金钱、保佑平安、禳除疾病的愿望一旦实现，求拜之人就要通过施舍、修庙、重塑金身等方式向神灵谢恩。那些出家的教徒，也少有献身的宗教情怀，他们或是人生受到挫折寻求精神寄托，或是看破红尘洁身自好。因此，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情况。在中国，王权一直至高无上，永远决定、主宰着宗教的命运，当然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宗教战争了。
这种独特的宗教现象，犹如磁铁的正负两极，既是一件幸事，也有它消极的负面影响。
西方的上帝就是人们的灵魂、依托与主宰，它永远居于王权之上。世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生而平等。因此，西方诞生了平等、博爱的民主意识。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皇权等级森严的统治之下。
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在日益发达的科学光芒照耀之下，宇宙间的神秘外衣不断剥去，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上帝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站起来吧！人类顶礼膜拜的跪地姿式改变了，终于站成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上帝与宗教渐渐“死”去。
于是，人类的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真空。
西方人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他们以法律填补了这一真空。法律，超然、独立、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新的上帝。一个新型的法制社会就此应运而生。
在中国，宗教从来就没有居于王权之上，而皇帝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信仰缺失的危机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地建设着一个民主的法制社会，但广大民众能像西方那样，视法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能够凌驾于“人治”之上的“上帝”吗？这得有一种严格而本真的宗教情怀才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视法律为“上帝”的民主社会呢？
扯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道教与武当山来结束此文吧。
武当山虽不是最早的道教圣地，但它后来居上，宫观的规模最大，修炼的道士最多，对中国的道教发展作用甚巨。细心品味武当建筑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巧妙结合，精心体会道教遵从自然法则的天人合一及无私容人、谦退守柔的宗教情怀，将使我们获得奇妙独特的人生感悟，进入博大澄明的宗教境界。
千百年来，道教深入上层社会，融入世俗民间，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哲学、政治、军事、文化、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脚下的每一片土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几乎都打上了“道教”的烙印。因此，正确地认识道教、理解道教、评价道教，也就是正确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切实地把握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理性地探索宇宙的奥秘与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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