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即将逝去的20世纪，就会发现19、20世纪之交的中华帝国，黑云压城，风雨如磐，似乎看不到半点希望与光明。
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唐才常创自立军起兵“勤王”事泄失败，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惠州起义失败……八国联军攻陷洗劫北京，清朝廷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德、俄等国签订《辛丑条约》，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沦为“谓之亡不可，谓之不亡亦不可”的名存实亡状态。
残酷的压制，层层的禁锢，沉重的黑暗，污浊的空气，简直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
除旧布新，本该充满了活力与激情，可19世纪的中国民众却在血雨腥风的惨然中跨进了20世纪，绝望与死寂如一张大网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数仁人志士仍在奔走在呐喊，他们不惜生命、毅然决然地作着挣破罗网的坚强努力。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边陲地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以推翻清朝，但如闪亮的火星划过夜空，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１９１１年４月，孙中山又在广州发动了第十次武装起义，以全党之力，“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黄兴逃往香港，革命精英大部牺牲。
一次甚过一次的惨重失败与致命打击，使得绝望颓丧的氤氲，几乎弥漫在所有幸存党人的心头，民主革命运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谁也没有想到仅只半年，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在中国的中部爆发并迅速取得了胜利。就连流亡海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为下次起义募集经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也没有料到。１０月１２日，他在当地的报亭买了一张报纸，打开一看，见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赫然标题，才知革命在武昌爆发成功，不觉欣喜莫名。
武昌起义的辉煌胜利，再次激励、鼓舞、唤起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与信心，短暂的惊奇与惊喜过后，他们不遗余力地奋起响应。奔突的岩浆冲破地表喷薄而出，干柴的烈焰熊熊燃烧越来越旺，潜隐的炸药在全国各地轰然作响……
由武昌起义触发的全国革命巨澜，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原两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崭新的历史局面。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就以这年的农历辛亥年命名为“辛亥革命”，而武昌起义，自然便称作了“辛亥首义”。
迂缓沉积的中国历史河流，经了辛亥革命的清淤排沙、截直裁弯，变得清澈顺畅、宽阔雄奇多了；古旧衰迈的历史装束，经了辛亥革命的洗礼，终于剪下长辫扔掉裹脚布脱下长袍马褂，换上崭新的中山服与笔挺的西装，日渐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积满尘垢的心理灵魂，经了辛亥革命的风云雷霆，民主与法制的清风鼓荡于胸，封建与奴性渐次消隐……
历史的航船，仿佛于偶然间拐了一个大弯，改变了它的航向与航程。
其实，偶然与必然相辅相生，偶然包含着合理的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特殊形式得以体现。
同盟会曾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缘由，主要在于起义的地点大多选在边陲之地，他们往往从外部的香港、越南将革命力量临时输入广州、镇南关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缺乏内在动因，难以形成力量优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革命党人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起义的首选之地当为北京，直接威慑、震憾、推翻清廷；中策在长江中下游，下策才为边陲之地。
然而，北方封建壁垒深厚，北京为封建王朝的心脏之地，戒备森严，起义难以发动，只有割舍放弃。于是，他们只好选择中策，将目光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江浙、湖北寄予厚望。内陆革命虽具优势，但与边陲起义相比，其劣势也显而易见。如果内爆型革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果没有深厚的革命土壤，将陷入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遭到残酷的剿杀。而边陲起义一旦失败，革命力量或可逃亡异国它乡。
内地革命起义，生存与死亡、发展与毁灭、成功与失败的机会相依相存。
武昌起义仓促爆发，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迅速取得胜利，直接推动、导致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爆发与成功，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
史学界在探讨辛亥革命何以爆发于武昌的成因中，其中一说即归功于张之洞之治鄂。此说虽然多少失之偏狭，却也涉及了事实的深层因素。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教育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自然成为势力圈竞争的中心。他们占租界、开商埠、设银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１８８９年出任湖广总督后，严厉推行“湖北新政”，经过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更是使得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互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中心。
湖北新政主要由新式教育、近代工业、新军三大板块组成。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以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秀才、进士显然不足以堪当洋务之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新式学堂的早期学员大都由传统士人转化而来。据有关资料统计，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０５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四万八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朝末年的二十年间，最少有两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清末全国共有学生三百余万，仅湖北一省就有三十多万。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资产阶级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有了人才，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湖北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具有近代色彩的大规模工矿企业。其中尤以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湖北制铁厂最为引人注目，“其机力之宏大，运动之灵巧，火力之猛烈，迥非向来土炉人工所能到。”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两百多家民族资本工业。
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在汉的四十多家工厂、一百三十多家洋行、近十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之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担负后勤及战地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张之洞认为惟有练兵与修筑铁路两事是挽救中国的“救死急着”。因此，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地编练新兵。
新军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步枪取代戈矛土枪；训练与编制仿效欧、日，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而接受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也就相当于吸收了先进工业社会的科技管理及价值观念；科举废除之后，一般知识分子只得另谋出路，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由此，湖北的新军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为接受革命思潮提供了条件。
于是，一个迥然不同于旧式绿营、勇营的新式军人集团诞生了。清朝末年，湖北已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一万六千多人，且大部驻扎在武汉地区，成为一座一触即发、彻底埋葬满清王朝的巨大火药库。
此后，湖北新政作为成功的样板推向全国，而那些“代练新军”人员，全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武昌首义爆发，他们很就成了该地响应革命的重要人物。
民间常以“秀才造反”这一熟语讥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妄想之举，而秀才一旦与国家的暴力工具军队相互结合，就具有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神奇力量，成了清朝统治与封建皇权的掘墓人。
湖北新政造成了文化的逸轨，诱发了社会的裂变，而裂变的绅商学军四大阶层联合组成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一致要求突破僵硬顽冥的封建专制。革命的种子只有找到武汉这块合适的土壤，才有辛亥首义的猝然爆发，并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胜利。
自1644年清军入关统治中原，满汉之间的种族矛盾一直不断。“扬州十日”，清军杀害数十万百姓，将一座历史悠久的繁华名城扬州夷为废墟；“嘉定三屠”，又是惨无人道地屠杀民众二十万；清军的残暴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他们以“反清复明”相激励，斗争波澜迭起，绵绵不绝。后经所谓的康熙、乾隆盛世的融合，种族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先辈的血恨一直积淀在后人心头如一条巨大的潜流汹涌不息、澎湃不止。特别是满清政府强迫推行的剃发留辫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同化各族民众的目的，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反而被汉族人民视为耻辱的象征，仿佛在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民族的深仇大恨。
鸦片战争后，人民日益觉醒，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而清廷仍然陶醉在天朝帝国的迷梦之中，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此时的有识之士，酝酿、宣传、提倡的是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并不想推翻清朝统治，只希冀求得一点有限的民主权利，推进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而这也得不到清廷的“恩准”。满清朝廷对外奴颜婢膝，对内采取残忍的高压政策。洋务运动流产，戊戌变法失败，唐才常的“勤王”自立军遭到镇压，一系列改良运动的失败使得爱国志士终于认清了满清王朝的本来面目，他们毅然丢掉幻想，抛弃改良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的革命道路。潜隐着的满汉种族矛盾，再次跃出地表，“反清复明”的口号升华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１９０５年确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武汉虽然具备了革命的基础与前提，却不足以自觉地转换成摧毁清朝的打击力量。还需革命党人的有力“催化”，才有可能过渡、发展到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武昌首义。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具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但他们无不景仰孙中山与黄兴，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与政治纲领，并以此号召、组织群众。
湖北革命组织由吴禄贞等人于１９０３年发轫于武昌花园山设立的反清秘密机关，正式建立组织为科学补习所。此后，又有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先后成立，一个组织被破坏，新的组织随之诞生，湖北党人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后由文学社与共进会携手联合，组成统一的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
湖北党人脚踏实地，“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采取的革命路线，既非耸人视听的暗杀主义，也没有像同盟会那样急于求成，在条件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到处出击，动辄发动武装起义，而是长期深入底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稳中求进。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往往都是革命党人身先士卒，与清廷军队展开殊死搏斗。而湖北党人深深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真谛，他们活动的目标就是新军——引导新军、利用新军、发动新军，将其视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对抗满清王朝。武昌起义的所谓内爆型革命，不仅单就地理方位而言，也包含着从清廷“内部开花”之意。
湖北党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不少革命党人先后投身新军。
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共计一镇（师）、一混成协（旅），约一万五六千人，其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党人基本控制了湖北新军。因此，一旦举事起义，就掌握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武装，而新军所具有的民主思想与革命目标又使得他们的行动远远超过了过去旧军队的哗变闹事。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频繁，目标越来越大，势必引起清廷的密切注视。慈禧生前就曾说过：“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运动新军的目的已然达到，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延宕时日，一旦有变，就很有可能错过机遇，被反动统治剿杀。
湖北的革命运动已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而其他各省的革命运动却一时难以到位，为了收到同时发难一举推翻清朝之效，湖北党人只有继续潜隐、发展壮大。
就在这时，清朝欲将民营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将率湖北新军第十六协之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入川镇压，而这两标（团）中的革命分子较多，一旦调离湖北，将严重影响革命党的起义行动。为此，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六十多人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２４日在胭脂巷召开大会，因元朝末年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党人决定利用这一民间传统，提前于农历八月十五（即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６日）发动武装起义。
偶然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成了一根“咝咝”作响的导火索。
然而，就在当天，武昌南湖炮队的革命党人因与官长发生矛盾，二十多名共进会员大闹营房，引起清朝当局警觉，严加戒备。一时间，武汉三镇风声鹤唳，革命党人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准备工作无法进行，起义未能如期发动。
革命党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寻求良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而紧张地进行着。１０月９月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１４号秘密制造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事故。俄国警察闻声赶来，藏匿房间的炸弹、旗帜袖章、党人名册、文告印信等用于革命起义的物品全被搜走。
租界是帝国主义渗透中国的畸型产物，具有复杂的两面性。它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设置的巡捕房等形成了典型的“国中之国”，是近代中国半殖民的屈辱象征；同时，它又是一张发展革命的“温床”。革命党人正是依赖国际公法中有关保护政治犯的条文，借帝国主义的国土开展海外革命活动，利用租界以作内地革命的掩护地盘。实在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庇护场所”，中国近代社会的民主革命能在铁板一块的清朝封建专制下获得成功。此外，西方列强利用租界这一国中之国的优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尤为突出，仅以汉口租界而言，教会医院使得先进的医术、西药、化学全面进入湖北；教会学校成为湖北新式教育的滥觞之地；租界的西方建筑使得中国的老式建筑黯然失色，群起仿效，位于武昌的湖北咨议局即为典型的湖北仿西式建筑，此后，湖北地方政府基本上接受了租界所展示的近代城市文明的整体规划与布局；湖北当局受到租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刺激效仿租界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受外国在汉报纸等新闻事业的浸润，湖北先后创办报刊一百多家，极大地开启了民智，成为湖北中西文化融合之先导……
就一般情况而言，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往往抱有同情甚或是支持的态度。而这次的汉口俄租界当局却与清廷警方沆瀣一气，他们不仅逮捕革命党人，还将宝善里搜出的革命信物全部转交给了湖北地方当局。机密全泄，新军起义顿时陷入危机，湖北革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于是，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当机立断，决定于当晚十二时发动起义。
然而，命令还未送到，起义总指挥部就被清军破获，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于１０月１０日凌晨慷慨就义。
湖广总督瑞澄并未就此罢休，他下令戒严，封锁城门，按照名册大肆搜捕，企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形势万分危紧。当此之时，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在逃未返，参谋长孙武因伤就医，刘公隔绝在汉口，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运动的大都是下级军官与普通士兵，指挥部不健全，主要领导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改变，各路新军一时难以统一行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被逼上了绝路的革命党人自然不甘束手就擒，他们决定破釜沉舟，奋起反抗，死里求生。于是，起义的关键变成了千百士兵的自觉行动，他们迅速传递消息，相约发动起义。
１０月１０日晚，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并按原定计划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掌握了起义的主动权。驻扎武昌的新军各兵种标营及各军校学生主动响应，齐集楚望台，总数三千多名。这时，起义临时指挥部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攻打督署的正确战略决策。
湖广总督瑞澄与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凭借仍紧紧控制着的军队、警察共计五千的优势兵力，企图固守督署待援。起义部队进攻多次受挫，直到炮八标由南湖开入城内，战斗才出现转机。炮队在中和门、蛇山建立阵地，发炮轰击督署，署中官役惊恐万状，大多越墙逃走。起义士兵又以木柴、煤油在督署附近纵火，火势烧至署厅大堂，残敌顿作鸟兽散。瑞澄仓皇失措，赶紧命人凿开督署后面围墙，携带家小心腹，在一排卫兵的簇拥下逃往楚豫号兵舰。
攻下湖北政治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督督署，下一个目标即为经济中心藩署，以占据银库，为革命的顺利成功奠定经济基础。
１０月１１日拂晓，工程营发难还不到十二小时，起义新兵就占领了武昌全城；１０月１１日晚，汉阳驻军反正，民军抢在清军之前占领兵工厂，保证了武汉战守及邻近各省起义的军火供应；１０月１２日，汉口驻军起义。至此，被长江与汉水分隔开来的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武昌首义虽事起仓促，群龙无首，但来势之猛，胜利之速为历史所罕见。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了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文化传统使得每一国民的骨髓里头都潜伏、沉睡着一种独有的成就伟业的卓越智慧与优良素质，我以为这就是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东方睡狮”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这种卓越的智慧与优良的素质一旦被激发、被唤醒，必如日月横贯长空，如雷霆震憾寰宇，中华民族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什么目的不能达到的呢？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革命领导或伤（如孙武）、或病（如刘公）、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革命领导则远在海外或香港，起义虽在一群三十岁左右具有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热血志士的自觉行动下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革命党仍处于群龙无首的窘况状态。推举合适的军政府都督以统一指挥、稳定民心、号召天下，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起义第二天，战痕犹存的起义军各路领导人便汇集在湖北谘议局会商大计，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废宣统年号，定中华民国，以十八星旗为革命军军旗，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并以他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响应。
革命党人看中黎元洪，主要在于他具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在武昌驻军中地位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他曾两度赴日考察军事，多次指挥湖北新军参加朝廷操典，素以“知兵”着称；对士兵态度较好，有“爱兵”之誉，人称“黎菩萨”；他思想也比较开通，与汤化龙等湖北立宪派代表有着一定联系；加之当时革命党人以排满为第一要义，汉官一概被视为争取的对象，革命党人在起义之前就曾议论过是否由黎元洪出任总督的问题……种种因素凑在一起，促成了黎元洪登上湖北军政府都督之位。
而在黎元洪一方，要他猛然改变态度，接受并领导革命，自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思考，在革命党人枪口的逼迫下，面对逐渐明朗、有利的战争局势，他才剪掉长辫，坚定信念，赞成民主共和，反对满清专制。
为了提高黎元洪的威望，首义成功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主要领导谭人凤还特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授旗授剑、慷慨誓师的仪式。
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初，实权虽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他不过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泥菩萨”，但却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客观影作用。军队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十分严重，尽管是接受了西方军事训练的湖北新兵，也唯长官马首之是瞻。黎元洪的名望在军队中号召力很强，他军阶高、有威望，与部属关系密切，其上台本身就给汉族官绅、军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自然成为旧人物竞相效仿的对象，“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黎元洪出任都督不仅维系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稳定了湖北局势，还为全国官绅、军阀作了一个楷模，各省纷纷附和响应起义，使得清廷众叛亲离。
武昌起义在禁锢得如同铁板一块的满清王朝统治中部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清廷闻讯，满朝文武深感大难临头。于惊恐万状之际，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陆军大举南下，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巡洋舰及长江水师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参战，声称“今日必以急复武昌为第一义”。
革命党人深深地认识到保卫胜利果实的重要，湖北军政府刚一成立，就作出了“先击攘汉口之敌，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的战略部署，全力以赴与敌作战。
两军相遇，展开了殊死较量。汉口古名夏口，因而这场在汉阳、汉口发生的战役被称作“阳夏战争”。
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期间爆发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带有决定意义、涉及革命成败的关键一战。如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一击即溃，武昌首义则如一颗虽然光华耀眼、但一闪即逝的流星，中国仍将陷入几千年封建专制的茫茫黑夜之中。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优势强大的北洋军队，民军不仅坚持了一个半月，还曾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支持半月，盼来了湖南军队的驰援；支持一月，方有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江西的光复；支持一个半月，才有长江下游一带的响应，从而迎来了中华民国的改元。
围绕阳夏战争，中国20世纪初叶活跃着的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充分展示了各自的力量与性格特点。这次战争的发展过程、最后结果、积极与消极的多重因素，都对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孙中山远在海外一时难以回国，同盟会的其他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兼程赶至战火纷飞的武汉前线，黄兴登台拜将，被授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作战。
湖南、广西、江西等省起义者先后派遣援军赶赴武汉与湖北新军一同抗击清军。
清廷更是视阳夏之战为存亡之关键，几乎将军事上的最后血本全数投入。
英、美、德、日、俄、奥匈帝国等西方列强增派军舰前往武汉江面，最多时达到二十艘，时刻准备武装干涉。清朝湖广总督瑞澄逃至汉口租界，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但庚子条约规定，一国不能自由行动，遂召开领事团会议。法国领事罗氏，与孙中山为旧交，深悉革命内容，在会上力言革命党以改良为政治目的，并非军队闹事哗变之类无意识的暴行，不能以义和团一例看待。这才达成统一态度，决定不加干涉，出示布告宣布中立。如果西方列强参战，武昌首义势将很快扼杀于摇篮之中。虽然如此，但他们仍通过幕后活动等多种手段，力图将这场战争引向符合他们利益的轨道。湖北军政府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妥协政策，承认列强在中国所获得的一系列特权。
武昌首义，最为得利的当数袁世凯。百日维新时，他因向慈禧告密而导致光绪帝的囚禁。光绪帝死前留下遗诏，继位者必遵嘱处决袁氏。后袁世凯虽经多方活动幸免一死，但所有要职被一概“开缺”，着令他回乡“养疴”。袁世凯退居家乡洹上，表面上似野云闲鹤，但暗地里却紧张活动，以寻东山再起之机。
袁世凯所持重的，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北洋六镇”。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是清末训练和装备最好的两支部队，清廷让这两强并存，原想让他们互相制约。武昌起义爆发，平衡的局势被打破，北洋六镇成为清朝唯一可用的新式军队。
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虽同为新式部队，但它们的性质却迥然有别。袁世凯一直实行着将北军造成一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私家武装的努力，北洋军士“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而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他对湖北新军的控制比较松弛，民主意识这才得以乘虚而入。就两军的实力而言，北洋六镇将士共约七万五千，湖北新军总数约一万六千，而武昌首义后投身革命的总共不过七千官兵，后虽扩充为两万多人，但大多为临时招来，组织性与战斗力相当之差；北军在武器装备上也占有明显的优势，配有民军所缺少的野炮、新式管退炮、玛克沁机关枪。另外，战役前期，清军还有海军在武汉江面配合作战。
袁世凯在他退居洹上的三年时间里，北洋六镇虽由交由陆军部管辖，但他仍遥遥地控制着旧部。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袁世凯暗中授意北洋将领按兵不进。满清贵族青年荫昌无法指挥、调遣军队，清廷无奈，只得请出袁世凯重返政坛。而袁世凯却以“足疾未痊”为借口有意推脱，并不立即赴任。清廷急不可耐，只得层层加码。当袁世凯将清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一手后，这才由彰德洹上出山，南下督师。
阳夏之战打得相当惨酷，民军在势力强大的北洋军队面前，以民房作依托，坚守着汉口的每一寸土地。清军纵火，燃烧三天三夜，民军只得乘船撤退汉阳。后湖南援军赶到，黄兴乘势反攻汉口，也遭失败。
而这时，民军除武器装备占据一定劣势外，内部的弊端也逐渐抬头，如指挥不统一、内部不团结、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军纪涣散等，结果汉阳再次失守。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占领汉口、汉阳后，并未急急进攻武昌。功高震主，加之满清王朝对汉臣一直怀有猜忌之心，他可不想做一个殉葬的忠臣，扮演年羹尧与曾国藩那样的屈辱角色。特别是遭受贬谪的隐恨一直在咬噬着他的心灵，报仇雪恨的时机就在眼前，岂肯就此放过？此时的袁世凯，已形成了独立于清廷与革命军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并占有明显的优势。清廷将他视为挽救颓局的“救星”自不待言；而对革命军的征剿，他也赢得了饮马长江、炮轰武昌、虎视南京的相对优势，革命党人也在尽力争取他“掉转枪口”。一番审时度势之后，袁世凯心中的权欲越来越盛，他决定抓住定千载难逢的良机，纵横捭阖于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步向权力的峰巅。
于是，此后的中国历史演义，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南北议和、袁世凯弄权逼宫、清宣统下诏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以满足一己私欲为前提，但在客观上却提到了充当满清王朝掘墓人的作用。对此，孙中山曾经说过：“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武昌首义促成了袁世凯的复出，而袁世凯的介入及不断膨胀的权欲很快就使得辛亥革命中断了它的使命，改变了它的性质，延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历史，总是刚刚挣脱一个旧的怪圈，很快就难以控制地滑入另一个新的怪圈之中；中华民族好不容易感受到了一点民主光明的温暖与灿烂，却又进入另一场新的战争与黑暗。
昔日的湖北省谘议局、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如今已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它座落在蛇山南麓，掩映在阅马场北端的绿荫丛中，因楼房外表呈红色主调，武汉人称之为红楼。
红楼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仿照了西方国家行政大厦的建筑形式。在我眼里，它已不再是一座普通的西式楼房，而是纪录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符号，是近化化艰难历程的一个象征，是辛亥革命的一座纪念碑，是古老帝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一个见证。
湖北谘议局诞生于清廷的立宪声中，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在北京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以分别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谘询议事机构。红楼于１９０８年筹建，１９１０年建成，是当时武昌城内首屈一指的着名建筑。
其实，清廷的立宪不过是一块装饰专制统治的屏风，并未达到真正的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立宪派仍希望以此为契机，使中国走向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在清廷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政治活动，提出了《禁种洋烟案》、《禁止缠足案》、《整顿湖北吏治案》等反映民意的议案，来往京师发动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在保路运动中抨击盛宣怀出卖路权媚外肥私……
然而，清廷却无意于真正的改革，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假立宪的手段欺骗、迷惑广大民众。他们所想的不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专制统治。种族矛盾，是横亘在改革面前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改革一旦深入，自然会触及满清王朝的皇权统治，慈禧曾赤裸裸地说过：“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他们宁愿做洋人的工具，丧权辱国，也不肯放手民众富国强兵。
原本忠于清廷的立宪派人物想求得一点有限的权力而不可得，他们逐渐认清了清廷的专制与假立宪面目，由失望而愤怒，不得不同情、附和、响应革命，走向了清朝的反面。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领袖在武昌首义后很快就与革命党联手，共商大计，担任要职，一变而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立宪行不通，才有革命党兴。压制愈甚，反抗也就愈烈。是满清自己一步步将自己逼上了绝路，从而结束了二百六十多年的中原统治。
我常想，如果没有1644年的满族入主中原，统治者仍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汉族，也就不会如此神经质地害怕国内的民族矛盾，恐怕早就顺应历史潮流，赞成立宪，开放党禁，拥护民主，走上了类似英国的女皇制、日本的天皇制那样的君主立宪道路，中国的近代历史，或许也就不会出现令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屈辱、黑暗与无序状态吧？
其实，只要满清皇朝真正推行立宪，民族矛盾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长久之计，应是启发民智、开放党禁、推行民主、实施法制，只有这样，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能有序，经济才会发展，国家才会富强。这也是整个世界不可逆转的文明潮流。一味采取专制、高压与愚民政策，只会将人民推向它的反面，而这样的政府，必定是一个短视、反动而短命的政府，历史无法假设，满清王朝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反动。
满清王朝的落幕与消失还不到九十个年头。九十年，在漫长的中华历史长卷中，实在是太短暂了。稍不留神，我的思绪就回到了风雨如磐的清朝末年。于是就想，设若我碰巧置身其中，做了满清皇朝的一个臣民，那该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呢？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前额一定剃得光光，后面必定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走起路来，总是滑滑稽稽地左甩右摆；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的嫩脚从小就会束上一根又长又臭的白布，裹成一双变异的纤纤小脚限制着我的行动，在三从四德的束缚中了此一生；如果我是一名太监，我从小就得遭受阉割，一辈子做一个畸型人；如果我是一个大臣，晋见皇上我将三跪九磕诚惶诚恐，面对下属我将厉言疾色狐假虎威……想来想去，不管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变异的可怜角色，得不到半点幸福，见不到半点希望。这时，一种恐惧的颤栗，总是无法抑制地掠过我的全身，透入我的骨髓。
于是，我就更加仰慕辛亥革命的伟大，仰慕那些不惜抛却头颅、舍弃身躯的仁人志士，如果没有他们的献身革命，封建皇权是决然不会自动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
步入红楼，面对恢复原貌陈列的军政府礼堂、谋略处、秘书处、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地方以及当时使用过的步枪、大炮及信函、照片等革命信物，辛亥革命的硝烟，便不知不觉地在我的眼前袅绕弥漫……工程营发难打响第一枪，各路义军汇集楚望台，民军奋勇攻打督署，汉口、汉阳新军起义反正，民军以民房为掩护坚守阵地打退清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广大民众踊跃支援革命，湖南援军赶赴汉阳，民军渡江反攻汉口……
一幕幕，生动而鲜活，仿佛一切发生在昨天。其中最让我感佩的便是彭楚藩、刘复基、扬洪胜三烈士的牺牲场景。彭楚藩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宪兵小头目，抓获审问时，参议官铁忠有意为他开脱递话：“你是宪兵，何得在此？是去捉革命党的吧？”如果彭楚藩顺水推舟，即可逃出魔掌，可他却大声叫道：“我就是革命党，我就是要为祖宗报仇的！除了满奴汉奸，所有的都是革命党，你们杀也杀不完！”杨洪胜临刑前怒吼道：“好，只管杀，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而刘复基就义时则疾声高呼：“同胞们，大家起来革命！”
对此，后人有诗赞曰：“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呜呼三烈士兮汉族之光！永享俎豆于千秋兮，与江山而俱长。貌清而洁，骨侠而烈，促革命之动机，贡牺牲于祖国。湖湘钟灵兮，孕滋三杰！共和成立兮，千秋万岁永纪念夫鄂州血。”
每当我的脑海里浮出三烈士慷慨就义的悲壮，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主义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前仆后继。
为了缅怀辛亥先烈志士，除军政府旧址被辟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外，武汉三镇还有三烈士亭、黄兴拜将台旧址纪念碑、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辛亥首义烈士墓、起义门、武昌起义指挥机关、打响第一枪的工程营、楚望台军械库等多处纪念旧址及建筑。
透过一连串偶然因素的表象，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深层必然，它的发展、结局及其影响也是必然链条中的有机一环。
推翻清朝与推翻帝制这两项任务，辛亥革命采取了同步进行姿态。其实，它只完成了推翻满清皇朝的任务，而后一项任务却远未完成。种族矛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只要同属汉族，不论官商百姓，都可团结、凝聚在一起，而一旦满清覆亡，新的矛盾、斗争就出现了，个人、党派、势力间的欲望的膨胀与利益的争夺又会将一个相对清明安稳的局面搅得天昏地暗、翻江倒海。
辛亥首义成功，在湖北军政府内部，以首义党人代表的革命势力与黎元洪为代表归附革命的旧军官及与汤化龙所代表的立宪派团结联手，共同构成了一副“三驾马车”的政治格局。而满清一旦宣布退位，三种势力间错综复杂的争斗就出现了。黎元洪由对革命的同情态度而为革命党人所看重利用，在局势渐渐明朗的情况下，才不再等待观望，就任都督之位。革命胜利后，结果发展到利欲熏心的地步，他凭借手中的实力及日渐上升的声誉，不惜排除异己，镇压革命党人，由“泥菩萨”一变而为操纵、独揽湖北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
在对推翻清廷的大计上，作为汉人一员的袁世凯与革命党也能达成一致的共识。只要能够达到覆亡清朝的目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也就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与妥协。而袁世凯一旦登上第二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就被更加膨胀的权欲熏得晕头转向、不明东西，急不可待地违背诺言，反对革命，做起了“黄袍加身”的美梦，结果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头载下权利的峰巅跌进历史的深渊背上遗臭万年的骂名。
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满清王朝，使得它永不复再，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军国主义扶植下复活的儡垒满州国，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然而，与推翻满清同时并举的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任务，却远未完成。它只不过在形式上推倒了高高凌驾于中国民众头上的皇帝，而封建毒素仍顽固地笼罩着中华大地，民众心中的皇帝依然存在，封建残余势力常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走马灯似地卷土重来。
几千年的皇帝于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人们心头的依托变成了空落，种种欲望很快就填补了这一缺失的空间。于是，便有人想当新的皇帝，袁世凯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下场虽然使得那些权欲熏心的各色人物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做形式上的皇帝，却对实质上的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梦寐以求。诚如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所言：“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于是，统治不断更迭，社会陷入失控与无序状态，结果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军阀混战及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武昌首义后各省的响应，也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旧官僚、旧军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仅以推翻满清为宗旨，并未触及封建政权内部的基本结构，只是走走改头换面的过场而已。而阳夏之战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更加意味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没有改变。
阳夏之战中，如果没有宋锡全率领的鄂军第一协官兵私自离汉，没有湘军的撤回，没有军政府的内部矛盾，其结果恐怕要好得多。那么，也就没有袁世凯的挟威和议。汉口虽失，只要能够保住汉阳，辛亥革命的发展历史也会重新改写。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在民主人士的心目之中，武汉俨然已成民国首都。只要阳夏战争取得胜利，在当时民国的建都之中，作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武汉，又具国之中心与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必当首选。
可实际情况却是拟定南京，而袁世凯又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优势不肯南下就位，于是，北京仍为中国的首都。那是一块被皇权浸润透了土地，即使那些生活在皇城脚下的臣民，经了一种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也有着一种莫名的自大心理狂热，打上了“群临天下”的皇权烙印，他们将发生在北京的皇上登基、出巡、祭祀等封建仪式看成是一种提高自己身份的荣幸。今日的北京人身上，我们还能明显地感到他们这种带着首都人对外省人难于言表的优势心态。而南京，也曾是六朝古都，皇权意识相当浓厚。只有武汉，从未被哪朝哪代定都，它崛起于近代，其经济发展与文化氛围又代表了一种融入世界文明的趋势，当为最佳的国都之选。可是，它却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的湖北，辛亥革命所形成的中心地位与优势也就永远地消失了。新政中断、新军解体，湖北再次变为一个落后的内陆省份。而随着后工业现代化的到来，人类交往联系渠道的多样化、立体化，武汉原先所具有的航运、铁路等重要交通地位日渐丧失，区位优势也不复存在。如何抓住新的机遇，实施国际城市发展战略，重现昔日的“东方芝加哥”风采，已成为今日武汉人所面临的一项严竣任务。
然而，即使阳夏战争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也并不等于辛亥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残余一时根本无法彻底清除。
辛亥革命在全国各省会及大中城市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但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农民却仍是平静如水，压根儿就没有半点改变。而幅员广阔、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的农村正是封建统治、封建专制、封建残余得以生存、盛行的温床，这块广柔的土地没有翻耕，仍是板结着的封建土壤，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于立宪派而言，他们本身所倡导的就是“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梁启超主张民权学说，但“以为中国数千年之积习，且民智未开骤然予权，固自不易”，只能实行英、日等有君主的民权国家，不能实行美、法等取消君主的民主国家。他们所立所行，仍想保有一个权力无边的皇帝。
而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人、旧士绅则更不懂得民主所为何物。１９１２年４月，孙中山卸任后应邀来到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巡视，在与黎元洪会面时，他曾问道：“你对三民主义有何看法？”
黎元洪闻言，不禁莫名惊讶地反问道：“三民主义？什么三民主义？”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推翻满清王朝吗？”孙中山又问。
黎元洪笑了：“这个我自然知道啦，因为满清不是我们汉人，所以要推翻它。”
当孙中山告诉他光推翻满清还不够，这只不过是实行了民族主义，下一步还要进行五族共和的民主政治时，黎元洪道：“推翻满清，赶跑皇帝，选了总统，不就是实行民主政治了吗？”
孙中山继续开导说：“选总统不过是一种形式，如果表面挂着总统招牌，换汤不换药，骨子里还做着皇帝，就不能说是民主。”
黎元洪不高兴地说道：“孙先生，就是换块招牌，换碗汤水，依我看这就很不错的了。连我都不知道民主是啥玩艺，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不仅黎元洪，就是革命党人、军人也少有懂得民主含义的。
即使在海外生活过三十多年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西方的民权与自由学说也缺乏基本的的理解。
孙中山一生都与革命、战争相联，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富强，他曾说过：“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孙中山把民权与个人自由分开，又把分散疏离的个体农户解释成享有过多的自由，并以此推导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争自由，而是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同时，他还强调忠孝治国，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当然会认为他所强调的忠孝没有摆脱旧道德、旧文化的范畴。只有当公民充分享有自由权利，具备完全的独立人格，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才有可能出现。
孙中山在国内的组织运动，起先主要依靠的就是秘密帮会，他最为注重革命所需要的组织与纪律，极端夸大政党和政府的宣誓手续。在南京临时政府组阁时，他极力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而取独揽大权的总统制，这也为日后袁世凯的独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过程，自始自终更是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士兵对官长的效忠，黎元洪的登坛誓师，黄兴的登台拜将，都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改头换面的展演。
辛亥革命消灭了外在的皇帝，却一时难以革除中国民众心头的皇帝；它推翻了满清王朝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结构，却一时难以建构新的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结构。这不仅是武昌首义中一群三十岁左右的新军义士无法解决的难题，即对那些资历深厚、赫赫有名的革命党领袖而言，无疑也感到深深的棘手与困惑。
武昌首义爆发，黄兴从香港回国，突然与张謇等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素养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相遇，两相交谈、了解，黄兴“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
只破不立，没有美好而完整的建设，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权，引发的只有危机与混乱。
而中国的封建土壤又过于深厚，封建意识与残余势力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辛亥革命提出的民主课题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弘扬，后被压倒一切的民族救亡运动覆盖，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还在轰轰烈烈地上演着一出全民狂热的封建悲剧。人人喊万岁，个个奉圣旨，从上到下只有一个头脑在思考，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人们不仅受到外在的专制束缚，在灵魂上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时时处于检讨反省的洗脑状态。封建专制之强之烈，几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极点。
噩梦醒来是早晨，改革开放后，人们才意识到那是一场民族的悲剧与灾难，才陷入了痛苦的反思，才重拾辛亥革命的话题。
灾难与悲剧为什么总是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中华民族头上？我们何时才能变得更加智慧理性？何日才能真正步入世界民族强林？
反思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交的学费实在是太多了。
今日，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辛亥革命，尽管它差点沦入“改朝换代”的模式之中，但它毕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次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它是一次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与具有西方先进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相互结合的产物，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但它推翻了满清，消灭了皇帝，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懂得了怎样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
尽管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民主的革命任务，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在经历了一段历史的怪圈后又重浮水面，凸显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时时警醒，促使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不遗余力地献身于未来的现代化民主建设。
……
辛亥革命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内涵，它产生的影响之巨、覆盖的内容之广、包容的课题之深构成了一座我们无法绕开的高山，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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