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终究没能成为一名医生。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是村里的卫生员，弟弟在荆州市一家职工医院上班，唯有我这个曾寄予厚望的大儿子不是医生。为此，父亲深感遗憾，上次回家探亲，他望着我，突然转移话题冒出一句话道：“如果你当医生，你会是一个好医生。”
然而我不是。
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将我的生命之旅在一个名叫黄石的重工业城市停留了整整十年。
黄石市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刚到那儿，我的目光就投向了下游不远处的蕲州镇。
蕲州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世珍的故乡！
我虽然没能成为一名医生，但对医学实实在在地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被人们誉为医圣的李时珍，曾是我心中巍然耸立的一座高峰。
这座高峰并未因时间的流逝与职业的不同而变矮、变小，山峰依然巍峨，坡度依然陡峭，松柏依然苍翠，风景依然秀丽……
无论如何，我得上那儿走一遭才是。
也许，以我现在的身份，既能进入其中，又能超乎其外，对医圣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对千百年来发展绵延至今的“国粹”中医会有一种更为冷静的思考、更为清醒的认识、更为独特的感悟。
蕲州位于湖北省蕲春县南部，西距武汉一百多公里，滚滚长江经西南而过。境内冈峦起伏，湖泊纵横，地势地貌十分优越；古为吴头楚尾交会之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向称鄂东重镇。自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至1949年的七百多年间，蕲州先后为州、郡、路、府、卫、所、下江防道、行政督察公署驻地。解放后，蕲春县城才由蕲州迁往漕河。
1445年，明朝皇室荆宪王朱瞻王冈（注：此字为合成字，由“王”与“冈”组成）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将荆王府从建昌（今四川西昌）迁来，在蕲州镇内的麒麟山一带，修建了州署衙门、学宫、书院。这在客观上对蕲州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就在荆王府迁到蕲州镇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李时珍诞生在蕲州镇的瓦硝坝村。刚一坠地，就与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生长在一个三代世医之家，从小身体非常虚弱，病病歪歪的，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不舒服。好在父亲就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看病吃药，不仅方便，而且治疗得格外认真。直到十岁左右，身体才日渐好转。
那时，医生的地位十分低下，在一般人眼中，他们与算命、卖卦、看风水的江湖术士几乎没有多大区别。要想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既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得刻苦用功，伴着青灯古卷，于寂寂长夜中研读经书医典。而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读书之人，皆汲汲于科举，醉心于功名，热衷于官宦。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就曾中过秀才，参加过乡试，但始终未能中举，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李时珍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他聪明伶俐、头脑灵活、悟性颇高。明朝对医生的管理有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那就是每一医户，必得有一个儿子继承父业。父亲已决定让大儿子李果珍学医，自然地，就将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李时珍身上。
于是，李时珍在父亲的督责下开始诵经习文，以备科举考试，博得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
然而，受着家风浸润的李时珍却对医学有着一种本能的喜好与独到的感悟。家里开有药铺，他能一味味地叫出这些草药的名字和它们的用途；哥哥学医，将一页页的药书背得琅琅有声，他耳闻目濡，也能记个大概；父亲病人多时，他常常帮着干些抄写处方、分发药物之类的下手活；他背诵为了科举赶考而用的《尔雅》，最感兴趣的却是里面的《释鸟》、《释兽》……再则，从小就在乡村长大的李时珍对大自然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之情。蕲州不仅物产丰富奇特，蕲竹、蕲艾、蕲蛇、蕲龟四宝闻名遐迩，而且山青水秀、风光秀丽。离村百步开外，就是水面宽阔的雨湖。湖岸绿柳成行，湖边芦苇丛生，湖中盛产鱼虾；湖光波影，水鸟翔集，渔舟唱晚，一派祥和。村子东边不远，大泉山、盘龙山、平顶山、龙峰山诸山起伏，绵绵不绝。漫山遍野，树木苍翠，野花灿烂，药材茂盛，禽兽奔走……原来，家中药铺里的那些草药，大都是在湖泊与山林中长大的。有时，他还将一些鲜活的植物采撷回家，与晒干了的药物一一比认，当发现两者相同时，不觉惊喜极了。
李时珍生活在这样美丽的湖光山色中，常与小伙伴们一起乘渔船、越山岭、采花草、捉小虫……哪有心思枯寂地守在家中念诵那些“经曰子曰”、研究什么“起承转合”？加之他从小体弱多病，父亲也不便过多督责，只有循循善诱地将他一点点地引上自己为他安排的科举之路。李时珍也能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身体渐渐康复，也就开始发愤用功。14岁那年，一考就中了个秀才。父亲大喜，信心倍增，认定李时珍是块读书做官的好材料，对他督促得更严了。此后，李时珍曾三次到武昌参加乡试，却一次都没考中。第三次赶考前后，也许是用功过度，也许是压力太大，李时珍突然患了一场感冒。一边咳嗽一边复习功课，拖了好久，结果转成“骨蒸”病，皮肤发热，像炭火烧烤一般，每天吐痰一大碗。剧烈的咳嗽揪心扯肺，他感到痛苦难耐。自己用柴胡、麦门冬、荆沥等清热化痰的药物治疗，都不见效。后来，还是父亲重用黄芩才给治好了。
这年，李时珍刚满二十岁，可肉体的摧残与心灵的打击使得他对科举道路心灰意冷，便嚅嚅着征求父亲的意见：“爸，我还是当个医生吧？”
望着骨瘦如柴、面色灰暗的儿子，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看来你只有当医生的命啊！”
正是这所谓的“命”，使得李时珍跻身于光辉灿烂的世界文化名人之列。
如果科举之途顺利，如果李时珍再行发愤穷经皓首，那么，中国历史的人物长廊中，大不了多出一个黯然失色、可怜巴巴的酸腐儒生罢了。
其实，以李时珍的家学渊源、生活环境、个人爱好、天赋秉性等各方面的情况而言，最适合于他、最有发展前途的职业，也是行医。从父亲的一厢情愿、逆其天性到科举失利、改弦易辙，李时珍终于回归本色，回到了最能发挥其天性禀赋的本真所在。
李时珍虽然走了一段迂回曲折之路，但十多年的诵经习儒没有白费，为他日后的研究中医、撰写《本草纲目》打下了扎实的哲学、文化与理论基础。
二十岁才开始正式学医，在年龄上似乎是晚了点。好在他早就读过一些医书，识得一些草药，懂得一些治疗，具有一定的医学基础。一旦转入医学，不觉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因此，他学得十分刻苦十分认真，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其中。
父亲李言闻的医术颇高，对人参和蕲艾研究较深，写有《人参传》和《蕲艾传》，还着有《痘疹证治》及探讨总结中医望色切脉治病经验的医书《四诊发明》。在谈及父亲的医术时，李时珍认为“精诣奥旨，浅学未能窥造”。有医术高超的父亲作他的师傅，李时珍进步之快可想而知。五年后，他就开始正式行医了。
李时珍的心中，一直铭记着父亲的一句名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王叔和是晋代医学家，着有《脉经》一书。父亲的意思是，要想做一个好医生，光靠熟读医书是不行的，必须多接触病人、多看些疑难病症，医术才会有所长进。
父亲的教诲对他日后的行医、研究与撰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方面，凭着行医的便利，李时珍经常出入荆王府及当地的名望大族，借阅他们的大量藏书，深入钻研医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实践知识，到野外研究药草，为百姓行医治病。
李时珍不仅是一个好学之人，更是一个好思之人。随着行医经验的不断丰富，医疗技术的日益长进，他发现，许多被医人奉为圭臬的医学着作已与当时的医学、药物学发展有了很大的距离，特别是有关“本草”医书的内容，从最早的《神农本草经》到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朝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嘉佑本草》、《证类本草》，所记药物逐渐增多，分类也渐趋严密，但在李时珍所处的时代来看，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没有收录进去；旧有的记载舛误甚多，“草木不分，鱼虫互混”；更兼掺杂着方士们的迷信说法。因此，李时珍迫切地希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问世，纠正谬误，吸收新成果，总结新经验，反映新水平，以便更好地为广大民众防病治病。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中医之源，可以上溯至传说中的远古神农治病尝百草。随着医疗经验的日渐积累，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开始产生形成。此后，中医学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缓慢的发展态势，既没停滞中断，也未陡然上升。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整理，即集大成的活动。
西汉时期是第一次中医集大成时期，《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着作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标志着中医理论走上了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
西晋为第二次集大成时期，主要表现为王叔和总结脉学成就的《脉经》，皇甫谧整理的针灸学专着《甲乙经》及葛洪收集的医方着述《玉函方》。
隋唐时期是中医知识第三次集大成时期，主要成就有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大型方书《四海类聚方》、孙思邈与王焘整理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及皇家组织人力集体编撰的《新修本草》等。
北宋为第四次集大成时期，表现为大型方书和本草着作的修编，主要着述有《太平圣惠方》、《圣济中录》与《证类本草》。
历史的画卷翻到明朝，中医知识又面临着一次新的也即第五次总结与集大成时期。
李时珍与同代医人相比，他不仅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所赋予的崭新课题，内心里更有了一个隐隐的打算，准备承担这一艰巨的重大任务。
当心头第一次萌生此念时，他毕竟太年轻、太稚嫩，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
然而，种子一旦萌芽，不管多么柔弱稚嫩总会尽其所能地吸收地气养料、承纳阳光雨露，顽强地向上腾窜、生长！
于是，他开始了暗暗的积累与准备工作。在行医中，他搜集民间单方，记下自己的治病经验与心得；他研读药书，吸取前人经验，不断纠正谬误，补充遗漏；他深入田头、湖边、山林，亲自动手采集草药，逐一弄清它们的独特性能……
1552年，李时珍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这一年，他刚好35岁。
本草，就是中药。中药的内容相当丰富，举凡鸟兽虫鱼、金石草木，都可入药。其中尤以草木类植物药占据多数，故此又称中药为本草。于是，我国古代凡是论述药物的医学着作都以“本草”命名。
本草类书主要供医人们翻阅、查找、对证，因此，一定要做到条例清楚，提纲挈领，纲目分明。于是，李时珍饱蘸墨汁，展开大幅稿纸，用力挥毫，为即将撰写的医书拟定一个题目——《本草纲目》。
立志虽已明确，但李时珍没有仓促动笔，他仍在收集整理、积累酝酿。
李时珍在行医的过程中，日子一长，他不仅名振蕲州，在荆楚一带也颇有名气。传到武昌的楚王朱英佥耳里，适逢他的儿子患了重病，就把李时珍召去，为他儿子治病。李时珍略施医技，手到病除。楚王甚为高兴，就将他留下，任命为楚王府奉祠所的奉祠正，并以这个名义兼管良医所。
李时珍心之所系，全在《本草纲目》一书，为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与积累的良好机会。在楚王府里，他发现了许多在蕲州镇难以见到的珍贵书籍，不觉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一段时间，他饱览了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孙思邈的《千金方》、掌禹锡的《图经本草》等医学典籍还读了不少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各种丰富的材料。
这样地过了几年，到了1558年四十一岁的时候，因其医术高明，李时珍又被楚王给推荐到北京皇宫任太医院判。
在太医院，李时珍常有机会出入寿药房和御药库。这里，堆放着各地进贡和国外进口的形形色色的药材。他欣喜若狂，对它们不断地比较、鉴别、研究。
当时的明皇朱厚熜，一味信奉方士仙丹，征求“不死药”，追求“长生不老”，李时珍对此极为反感。一年后，就借故托病辞职回乡了。
身不由己地奉召服务于楚王府与太医院的这段时间，《本草纲目》的写作计划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也由此而获得了更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准备工作更为充分。
回到蕲州，他在雨湖边筑了一间新居，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蓝本，根据自己的分类标准，开始了《本草纲目》的正式编撰工作。
有时，各家医书说法互相矛盾，舛误之处多多，弄不懂的地方也有不少。李时珍深感知识不够，经验不足，不得不时时停下手中的毛笔，穿上草鞋，背起药筐，拿着药锄，带上必要的药书与纸张，在徒弟庞宪和儿子李建元的陪伴下，足迹再次遍及蕲州一带的山山水水。
随着研究与创作的不断深入，许多药物在蕲州一带难以找到。为使《本草纲目》尽量充实、正确，不留遗憾，李时珍不得不远离故乡，多次外出旅行、考察、采药。时间长达数年，范围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在武当山一段的长时间旅行，收获更是不小，并在那里留下了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里，曾经诞生过大批成千上万学究与腐儒，他们以书斋为限、以考据为癖、以寻章摘句为乐，以雕虫小技标榜，以书本印证书本为业……而李时珍与他们最大的区别与突出之处，就在于他的注重实践，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治学风格形成传统，汇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潮水，千百年来不断冲刷着我们脚下这块板结的土地，那该出现一种多么令人振奋的可喜局面啊！
可惜的是，像李时珍这样的学者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漫漫长空里闪烁着的几颗为数极少的星辰，它们的光亮实在是太微弱了。
一边严谨着述，一边外出奔波、考察验证两者贯穿着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之始终。他披阅了八百多家着作，深入北京、河南、湖广、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考察，访问了成千上万群众。直到五十多岁了，他还是那么精神饱满地行走在祖国的名山大川间，向农民、猎人、樵夫、渔民求教，向大自然寻找正确答案。即使回到家中，他也要亲自栽培、炮炙药物，对比野生、家莳的异同；掌握播种时间、收获季节对药效的影响；弄清土壤、施肥、灌溉等因素对药物生长的作用；研究炮炙的不同方法、工序繁简、时间长短、配料不同对药用的改变；他还对矿物药亲自炼制，曾将铅炼成胡粉、黄丹、密陀僧、铅霜等多种化合物……李时珍将这些反复验证的实践经验一一写入《本草纲目》，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书的系统、丰富、完整与正确、有效、实用。
初稿完成后，李时珍又作了三次较大的修改，直到1578年，《本草纲目》才最后定稿。此时，李时珍已是一位六十一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若从三十五岁那年挥毫写下“本草纲目”四个大字算起，这部医书，整整耗去了他二十七年时间。后半辈子光阴，二十七年心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浸透纸背的密密麻麻的墨迹。
李时珍一生勤奋，着述很多，见于文史记载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濒湖医案》、《集简方》、《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白花蛇传》等，但大多现已失传。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三书。
《本草纲目》自1596年问世以来，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它在中国世代相传，共有六十多种版本。并以英、德、法、日、俄等多种文字的全译本、节译本，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对东西方医学界、生物学界、矿物学界、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草纲目》一经问世，即将中国本草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医学界研究本草学蔚为成风，使得本草学臻于一门成熟的独立科学。
1956年，郭沫若为李时珍墓碑题词时恰如其分地评价道：“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本草纲目》最早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地，被视为药物学宝典；后来通过传教士和驻华使馆人员传入西方，受到西方科学家的普遍重视。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称赞《本草纲目》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并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的变异》一书中引用了有关《本草纲目》的资料。
鉴于《本草纲目》长期享誉世界并为东西方学者所共同推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51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一致决议将李时珍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那么，《本草纲目》何以具有如此长久的魅力？它究竟包含了哪些方面的科学内容？
《本草纲目》分为五十二卷，约一百九十多万字。全书正文收录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每种药物都有详尽的释名、集解、气味、主治等解说，大多药物后面还附有历代经验药方，共计一万一千零九十六个。此外，该书还选介了四十一部历代诸家本草，从一些医药名着中摘录有关药物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列举了各种疾病的名称和治疗这些疾病的主要药物种类，附有图示三卷共一千一百六十幅。
《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医学方面。它建立了本草新体系，内容全面，论述系统，增加了新药，纠正了错误，发展了药性理论；它既论药又论医，是一部医药结合的宝典，创立、发展了新的医学理论与思想，贡献了大量临床医疗经验。《本草纲目》实为历代研究中医学、中药学及中国医学史、药学史的必读书目。
同时，《本草纲目》也是一部古代百科全书。
它运用了通常达变的辩证思维方法，体现了李时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16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成就。无论研究哲学，还是宗教、民俗，都可从中发现有用的资料。
它记载的十六部六十类中药，包括了无机物、有机物、动物、植物共一千多个品种。李时珍在分析、论述这些药物时，涉及了动植物的生态、生长环境、培植繁育方法和矿物的特性、产地、采制手段等许多科学知识。它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地质学、物候学及农林牧渔生产技术、冶炼技术具有研究价值。
它对每一种药物的历史渊源、主要产地、发现过程、贸易交流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记载，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历史、地理、文字学、训诂学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
难怪《本草纲目》初版时，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即在序言中称赞此书“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又说打开此书“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备悉。”可见此书一出，即光采灼灼，使有识之人、有学之士、方家学者为之倾倒。
从黄石顺流而下，不过两个多小时的水路，蕲州镇就到了。
上得岸来，行不多远，便是“李时珍医药一条街”。街道笔直，由西而东向雨湖伸展。街道两旁，耸立着清一色的具有明代风格的仿古建筑。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朱色门窗，虽为后人借重李时珍之名所建，但也甚为别致，颇有几分看头。医圣楼、时珍大药店、药商楼等建筑，将历史与现实、医药与贸易、纪念与商业、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街道长长的，我缓步而行，感到脚下伸展着的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长街。鄂东重镇古蕲州，也算得上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了，几千年来，这块土地上该晃动过多少英雄人物的身影，留下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呵！可是，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与选择中，留下来的还有多少？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一时的显赫、外面的虚华、多余的杂质全被历史冲刷得一干二净，而经受住考验存留下来的积淀与结晶，总是一些亮闪闪的无价之宝。在一个封闭、隔绝的明代皇朝，在一个科技饱受冷遇的社会，李时珍凭着个人的天才禀赋、社会良知、坚韧毅力，垒起了一座个人的、时代的高峰。历史选择了他，历史造就了他，同时，历史在将他身边的一些杂草败絮、浮华喧嚣冲洗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也更加凸显了他。观赏街道两旁的景致，我仿佛看见了李时珍无所不在的身影；略显湿润的空气里，我分明嗅闻着一股浓烈而熟悉的草药气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百年来，蕲州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流水，包括头顶的天空，都浸润在李时珍的氛围之中。蕲州以它的灵秀与丰韵推出了一位流芳千古的医圣，而这位医圣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蕲州、改变着蕲州，同时塑造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意蕴的新型蕲州。
走过长长的医药一条街，尽头便是雨湖了。李时珍正是诞生在雨湖西畔的瓦硝坝村，其煌煌巨着《本草纲目》，也是避开闹市、结庐雨湖潜心构撰而成。雨湖在李时珍的一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今日雨湖，依然是那么清秀，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渔舟往来，湖边已无昔日那茂密的芦苇，但岸畔的依依杨柳与水边的田田荷叶、艳艳荷花，更具风采。
一条名为“李时珍大道”的土路横穿雨湖，它像蕲州农民扛在肩头的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李时珍陵园，一头担着蕲州镇区，将它们紧紧地连为一体。
而我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曾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的李时珍陵园。
1593年，七十六岁的李时珍与世长辞，后人将他安葬在雨湖东畔的蟹子地，与故居瓦硝坝村隔湖相望。解放后，以墓区为基础逐步扩建为李时珍陵园，由药物碑廊、纪念馆、药物馆、百草药园及墓区等五部分组成。
陵园入口处便是山门。每到一处风景名胜，我总是绕不过“山门”这一极具民族特色却又千篇一律的建筑。山门之本意，原为佛寺大门，因佛教寺庙多建山间，所以就有了“山门”之称。无山无寺，为何也要建一山门？对此，我未作过较深的研究，只有归于佛教普及与世俗化的结果。
进入山门，即为药物碑廊，长方形院落，三面长廊，内壁嵌入镌刻着的《本草纲目》序言、蕲州八景及药物图案一百八十多种。纪念馆内立有一座两米多高的李时珍全身塑像，陈列着大量介绍李时珍的实物与图片。百草园占地十五亩，植有中药材一百多种。
最为丰富的，当数药物馆。呈“Ｕ”形的两层建筑内，共分四个展厅：历代名医塑像及其着作展厅，这些名医包括神农、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苏敬等十人；植物药物标本展厅，共有标本一百八十多种；矿、动物药物标本展厅，有虎、熊、鹿、扬子鳄、各种鸟类及“蕲州四宝”中的蕲蛇、蕲龟活标本；中成药成果展厅。
来到李时珍墓区，见到的是两座合墓，一为李时珍与妻子吴氏合葬，一为其父母合墓。墓后树木苍苍、青翠欲滴；墓前耸立着一座洁白的李时珍半身塑像。我抬头仰望塑像，久久地凝视着，那飘动的胡须、眺望的眼神、严峻的面容一时间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医圣的，除李时珍外，还有张仲景。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晚期的着名医学家，河南南阳人。他从小就精心研究医学，广泛征集方剂，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现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过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种。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诊断与治疗两个方面。他建立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诊断八纲”及汗、吐、下、和“治疗四法”，已成为后代诊断治疗之准绳。
两位医圣，中间相隔着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历史。时代迥异，专攻有别，一为诊断治疗，一为中药本草，但透过表面深入内里，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人研究的课题实则同一：整理前代的医学成果，纠正谬误，清除日渐附加在医学上的巫气、仙气与妖气，正本清源，补充新的发现和内容。也就是说，医中之圣者如张仲景与李时珍这样的杰出人才，在中医学这一领域所能做的，并非开拓性的研究创举，而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此外，中医学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在大集成的过程中清除巫术风水、道教仙怪等神秘之气侵袭而笼罩其上的迷障。
中医何以一至于此？
考诸起源，中医与我们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神农尝百草这一远古传说，就已包含了中国传统医学诞生的基础——丰富的草药资源。形形色色的花草植物所具有的各种药物效用，在生产实践中为人们一一掌握，日积月累，中医学渐成胚胎与雏形。如果没有广袤的国土、优越的环境与繁多的植物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的传统医学。一个狭小的国家、单纯的海边区域或沙漠地带无论怎样也产生不了中医科学。
由草药到人体、由个别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中医的源头一旦形成，日益丰富的经验与不断提高的认识便亟切地呼唤着理论的升华与总结。这时，中国早熟的传统哲学思想便介入其中了。对此，我们也可视为中医理论在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需要哲学、文化予以指导、把握、涵盖。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也就是说，中医学的形成过程，也即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思想与文化的整合过程，精华与芜杂共生共存。
于是，中医理论直接引进了朴素的“元气”理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这些理论用某些特定的属性和关系解释所有事物，便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事物的不同属性与相互间的复杂关系。比如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归类万物，未免牵强附会；把事物运动的周期性视为五行相克的封闭圆圈，不免平衡绝对，解释病理现象有时甚至得出荒谬的结论。再则，神异巫术、风水学说、道教仙丹等封建迷信大多也建立在元气、阴阳、五行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与它们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也就难怪中医学不时充斥着一些邪端异说了。
与中国的儒、道、墨等传统哲学相仿佛，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构架一经形成，就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后世中医理论的发展，不是修改增删古人建立的理论原则与框架，而是通过运用已确立的理论来解释具体的、新的经验事实。具体而言，中医学的理论集大成主要就是一部《黄帝内经》，我们可以将这部着作视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圣经。比如说，明清以后的中医对各科疾病的分析诊断治疗肯定超过前代，但这并不等于明清的中医理论已超越过去，只是明清的医家运用中医理论对这些疾病做了具体的、前人所未及的解释而已。而张仲景、李时珍所做的，也只是运用《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从某一方面对其进行具体而微的解释。直到今天，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大体仍在沿袭《内经》。
而西医理论的发展就不仅表现为对新事实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更通过新经验提出新的理论，使原来的理论得到补充或修正，甚至推翻重建。中医理论属思辩型，而近现代的西医理论属实证性，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中医发展影响最大当数儒学，儒学崇古尊经的保守主义作风阻碍了中医的创新；儒教的“孝”、“恕”伦理观阻碍了解剖学的产生，导致了形态医学的窒息；儒家重实用的作风决定了中医学朝着实用化、经验化的方向发展，束缚了理论医学的进步……
对中医的理性分析至此，我的思维又回到了李时珍身上，不禁想起了当代着名科学史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对他的评价。
李约瑟不仅认真地研究过李时珍，还于1980年9月亲身前来蕲州，考察李时珍故土，参观李时珍陵园，并兴致勃勃地站在一株被他称为“奇草珍药”的蕲艾前留影纪念。
他在其巨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明代的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攀登到本草着作之顶峰的《本草纲目》……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我揣摩着这段话所包孕的含义，理解有四：一、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走入极端进入了死胡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此作了精辟、系统的分析；二、自我封闭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明朝统治者继续陶醉在唐朝帝国的博大与辉煌中醉生梦死、作茧自缚，不知西方世界早已突飞猛进；三、医学即为明代科学成就的峰巅；四、李时珍置身于特有的时代与环境中，已达到了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极致。
李约瑟在高度赞颂李时珍时，其用语相当客观、公允而独到。
我仰视着李时珍的伟大，同时也在解读着他那那远眺的目光与严峻的面容。
他在眺望什么？是否渴望着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他为何严峻如斯？是为传统医学几千年的蜗牛爬行而焦灼，是因自己在一部近二百万字的煌煌巨着中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伤感，是为《本草纲目》又被后人奉为圭臬而停滞不前所苦恼，还是其他我无从解读的内心隐忧？
大音稀声。
李时珍无言，就那么象征性地立着、望着，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无法确认的变量函数。
然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四百多年过去了，中医学发展至今，仍在《内经》的医学理论框架中兜来转去；他的《本草纲目》一经问世后，又变成了一座新的“珠穆朗玛峰”，后人所能做的，也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来一些修修补补，加点儿作料与盐巴。
李时珍是多么地希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纲目》、一部新的中医巨着横空出世，超越他在四百年前垒立的这座高峰呵！
而要超越地球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只有通过飞机、卫星、宇宙飞船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离开地面、升向蓝天才有可能实现。
西医的丰硕成果，无疑为中医的借鉴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统。
国人先是“拿来”，后是结合。
1892年9月，孙中山在澳门镜湖中医院挂牌行医，他建议该院实行中西医结合诊治，互济不足，这一建议很快就被院方采纳施行。
就现有资料所载，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中西医结合之始。
西医迅速且显着的疗效很快就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中西医相较，优劣显而易见，西医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信奉，很快即发展为中国医界的主流。
据香港医生、章太炎的关门弟子陈存仁先生在四十年前所着《银元时代的生活》一书所记，清皇倒台，民国初建时，在一大摊子所要施行的革命事务里，其中有一项就是废除中医中药。陈先生得知此事，急忙张罗着到南京请愿，总算才将中医中药给保留了下来。
在中国的国土上，废除几千年来发展至今有着博大精深之誉的国粹中医，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白纸黑字，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不论提倡也好，禁止也罢，中医这一诞生在中国特殊环境仍有着坚实土壤与深厚基础的科学，永远洋溢着一股旺盛的生命活力。但该书所载，确也透出一个促人警醒、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医早已面临可怕的危机与强烈的挑战！
纵向比较，几千年来，中医虽无大的创意与突破，但总在前进，且国人的所有病症都是靠了它才有治愈的可能。因此，医界大可悠哉游哉、怡然自得。
然而，西医闯关而入，“狼来了！”中医学界才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才知道了自身的弱点，才看到了内里的不足。
中医，也只有在与西医的相互比较中才能发现它的弊端。
对此，我不妨由一则有关李时珍的故事稍稍展开谈谈。
说的是李时珍在北京太医院就职时的事儿。一日，他忽然接到皇帝圣旨，被一名太监带到皇宫为皇后搭脉诊病。皇后是不能轻易得见的人物，何况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于是，她只能躲在厚厚的帐幕后面应诊。一根长长的丝线即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中介，它一头搭在皇后娘娘跳动的脉博上，一头递给医生诊断。李时珍将丝线绷紧，然后将右手食指与中指并在一起，轻轻地按在丝线上，开始诊脉。
李时珍通过丝线的传导，感受着病人脉博的起伏跳动，以此判断病情。这种丝线诊脉，本是李时珍的拿手好戏，可这次却非常奇怪，他在丝线上摸了好久，静静地感受着，没有发现半点脉博的跳动。
于是，李时珍将丝线一放，对太监道：“此物无脉不是人！”
这可是在给皇上看病呀，你能说她不是人吗？太监一听，当即吓得浑身发抖。
这时，帷幕后伸出一个侍女的脑袋，她传出话道：“刚才是丝线没系好掉在地上，现在好了，再请李大夫诊脉吧。”
李时珍只得再诊，摸了老半天，觉得对方的脉博跳得相当怪异，他还从未接触过这种脉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时珍定了定神，只得说道：“此脉过于离奇，不仙即怪。”
太监一听，又是吓得不行，说皇母娘娘是个神仙也许不错，但能骂她是个怪物吗？他双膝一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既为李时珍、也为他自己请求皇后恕罪。
“哈哈哈……”这时，幕后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帷帘一掀，里面走出一个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的男人，定睛一看，这不是当今皇上朱厚熜吗？
李时珍见是皇帝，当即一愣，只得跪在地下请罪：“卑职多有冒犯，乞望陛下息怒。”
朱厚熜挥了挥手，赐他平身落座，然后说道：“皇后无病，朕亦无病，不过试试你的本事而已，果真名不虚传啊！哈哈哈……”
传说固然当不得真，但从某个角度说明了中医之玄妙。
传统中医的医疗方法为辨证论治。具体而言，就是诊断、辨证、立法、用药四个环节。
诊断是基础，没有明确的诊断，便无法辨证用药，或者导致错误治疗。
诊断四法为望、闻、问、切。
望，就是观察病人的气色、神色，病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望的对象与范围；闻，包括听与嗅，听病人的言语、呼吸、咳嗽等，嗅对方口鼻的呼吸气味；问，当是询问了解病情；切，即切脉、触诊。
望、闻、问、切四个环节都具有很大的直观性、模糊性与随意性。它们与医生的情绪、好恶、风格等密切相关，病人的语言表达、心理状态、看病时间乃至某些细微的东西也会影响到医生的诊断。
而最令西方医学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切脉。
古代切脉在手、足、颈等多处进行，演变到后来，主要集中在手腕部，即所谓寸口脉。传统医学认为，脉博的跳动包含着全身五脏六腑的信息。医生正是要根据脉博跳动的快慢、强弱、大小、滑涩、浮沉等方面来判断病人所患何症，轻重与否，从而施行治疗。
王叔和在《脉经》中把脉象分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等二十四种；李时珍增加了长、短、牢三种；明朝的李中梓又增加了疾，共成二十八种。
对这二十八种脉象，全凭医生搭在病人脉博上的指头来感知，实在是玄之又玄。医生功夫稍不到家，或是出现环境嘈杂干扰过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佳等偶然因素，就会滑入另一种脉象，导致误诊错诊。
病人之病，除具一定的普遍规律外，还受昼夜、季节变化的影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亦应之；“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等等这些，都与人体的脉相有关。而病人随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这些微妙因素与模糊条件对医生的拿脉诊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拿针灸治病的理论基础——经络来说，它是沟通人体内外上下、连接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组织器官和运行气血津液的独特系统。可是，那些未经解剖的经络与穴位完全凭借经验与直感，没有现代科学的观照与廓清，真应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哲学可以展开空灵玄虚的翅膀翱翔，而科学所具备的基本精神却是严谨求实、精确细致。
中医的最大弊端，恐怕就在于缺少“精确”二字。
我常常听得医生为病人开完药方后说道：“吃了试试看，不行再来。”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病人的身体哪能当得试验品？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就感到困惑与担忧。
中医的诊断无法精确，基础一失，后面的辨证、立法、用药也就相应地打了折扣。
最令人忧虑的当数用药。
中药以草药为主，根、茎、叶、花、果皆可入药。但是，草药的药用效果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自然野生与人工栽培、长在山间与生在平地、采摘的季节不同、太阳晒干与风吹阴干、炮制的方法有别……等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疗效。一般而言，野生的、山间的、太阳晒干的草药疗效要佳。而医生开药时只在处方上写明某药剂量多少，对草药的生长、采制等条件是忽略不计的。医生处方时，一般以一个疗程为单位开药，三副、五副、七副不等。药剂师在拿药时，常常将几副药中的某一味药一次秤上，凭感觉平均而分。我二十年前实习时就是如此，秤好药后，随手一抓，一一分到摊放在柜台上的每副药中。直到今天，中草药的分发仍是如此，并不是每副药一味一味地一一秤来，没有严格而精确的量化。
中草药剂量大，用药极为不便。病人自己煎制，时间与火候直接影响疗效；一大碗一大碗的药汤，苦涩难咽，吃药对病人来说，无疑于是一次折磨与受罪。中成药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不少疑难病症，还没有、或者说还无法生产出相应的成药。中药药剂由于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使生产的广泛性、疗效的稳定性、可靠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中药的功能与主治，不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都存在着针对性不强、笼统模糊的不足。不少中成药的说明书中，见得最多的便是滋阴补肾、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补益调气、消肿止痛等用语，涵盖面过广过宽，许多病能治又不能治，不清不楚，似是而非，不如西医简单明了，能治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且疗效显着。
中医与西医比较，严格地说，它只能算是一门养病医学。西治属进攻性，中医的方法以养为主，既养病又养命。
《本草纲目》就是一部养病医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治百病、包罗万象，但它只能算是一部平和的药理、医理书，不带突破攻治，讲究的是调和性。
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三百年来，古老的东方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无情而致命的冲击，整个医学体系几近摧毁。特别是近百年来，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更是在东方医学界隆隆回响。
中国传统医学艰难地生存着、发展着，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日渐走出困境。
随着社会精神、物质生活的发展，当今疾病正朝着综合性、系统性方向扩展，癌症、爱滋病等疑难病症、顽症绝症、不治之症迅速蔓延，占据主导地位、但属头痛医痛、脚痛医脚单功能医学的西医对此却一筹莫展。再则，西药的副作用过大，在治病的同时严重地危害了人类的身体，大量聋哑残病、肝肾疾病等综合性病例皆因打针吃药造成。据有关统计表明，西医治疗的成败比例约为四比一。
面对现代医学的种种弊端，面对化学药品可畏的毒副作用，人们发出了“重新回到大自然去”的呼喊，期望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中国的传统医学，并预言21世纪将是中医、中药与针灸的世纪。中医学在整体动态平衡思维方法指导下的实施辩证论治，对某些难治之症、慢性疾病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疗效；中药副作用少、无药瘾之患等优势为医学界看好。于是，一个学习、研究中医的热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学的外在表现并无半点现代气息，但是，它却富有值得现代甚至未来予以研究的科学内涵。中医数千年的医疗历史、整体辩证的认识观念、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翔实的临床经验及切实有效而接近自然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凝聚为一个有机的医学整体，其潜在的实力不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挑战与机遇并存！
如果中医学再不抓住这一发展契机复苏振兴，恐怕真的就此衰落永无“出头之日”了。
世界性的“中医热”期待并要求着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化。
中医的思维方法亟需引进以实验观察和数学推导为基础的现代分析方法，全面地揭示人体的系统结构和层次关系；诊断与治疗的手段应彻底改变过去的直观观察与经验思维的局限，改变过去的“三个指头一个枕头，一张处方一根针”的原始诊治方式；中医必须实现定量化，引进数学计算、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技成果，对中药的化学成分深入研究，以分子水平的角度来认识、阐述中药的药理作用；那些具有多重内涵、玄妙模糊的中医语言应用准确的、通俗的哲学语言和系统科学语言来表达……
我国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论及中医时也曾说过，发展中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辩式的论述中解脱出来。
因此，中医学必须在自然观、人体观、疾病观、疹疗观、方法沦等方面作出深刻的反思与变革，大量吸收西医及当今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总结、升华，建立新的中医学科分支，构筑一个充满生机的、呈开放态势的中医学学术体系，以期脱陈出新，达到真正的质的飞跃。
中医若能发挥其内在潜力，攻克癌症、爱滋病等现代难治之症及多种慢性疾病，延长人类的寿命、增进人类的健康、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便是在为整个世界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好事！
人们期待着中医的再度辉煌！
……
想到这里，我不禁再次抬头仰望李时珍那高大的塑像，映入眼帘的仍是那飘动的胡须、眺望的眼神与严峻的面容。对此，我已不再陌生。一番梳理，我似乎已经破读了这极目眺望与面容严峻的深层内涵。
他的目光早已穿越重重历史迷雾，直逼今天，射向未来——他期待着中医的再次崛起，能够与时代同步矗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他希望中医学早日从古代经验哲学的思辩范畴中挣脱而出，发展成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武装的真正科学；他希望中医学尽快转型，发挥它的内在潜力以攻克肿瘤、爱滋病等当今社会的不治之症；他更希望后学走出前人的窠臼，不要老是停留在对《内经》、《伤寒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学权威着作的修修补补上，也不能总像往日那样“集大成”，而应吸取古今中外医学成果，整合当今各门学科，有所发展，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创建严格意义上的中医科学。
常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此喻于中医学界，自李时珍之后，也当有新的医圣面世了。
时代、社会、世界都在呼唤着医中之圣的脱颖而出——确切地说，是在呼唤着新的中医之圣的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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