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８年入夏，长江流域的人们像往年那样按部就班地平静而幸福地生活着。在一个战争威胁业已消除，国际关系不断改善；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环境也因改革的深入正日益发展、稳定、繁荣的年代，人们似乎没有半点理由怀疑平静的生活即将经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与考验。可是，就在人类自我关系日趋协调之时，大自然却在我们头上祭起了尖锐的达摩克里斯利剑——一场报复性、毁灭性的长江特大洪水仿佛自天而降，以横扫一切的狂啸澎湃着汹涌着向我们发起了凌厉的进攻。于是，人们的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不仅受到严重干扰，即使生命与生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实，这场始料不及的特大洪水，早在有关人士的预料之中。
１９２６年，我国着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就发现长江流域的雨量与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相关，而太阳黑子的每一周期变化约为二十二年。事实证明，20世纪太阳黑子的新旧周期交替之时，长江流域都发生了峰高量大、灾情严重的特大洪水，其中尤以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５４年为甚。１９９８年又是太阳黑子新的活动磁周期之始，专家们正是以此为依据进行科学预测。早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中就已指出，１９９８年为洪涝期，显着变化将发生在长江上下游等区域；同是１９９２年出版的《湖北省自然灾害防御对策》及有关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的论文中都曾出现过类似前瞻性的声音。98洪水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又与近百年来爆发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和有记录以来发展最快的拉尼娜现象密切相关，这两种偶发的异常现象一先一后的突然“交接班”，搅乱了地球冷暖气流的固有规律，使得长江流域少雨的冬季长期笼罩着绵绵阴雨，底水远远高出往年；多雨的夏季更是暴雨如注，头顶的天空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撕开了一条口子倾盆而下无止无息。此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信号也对98洪水作了预知，比如青藏高原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发生了20世纪最为严重的雪灾，其厚度、面积均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极大值，积雪融化，将会垫高长江水位；浙江、江苏等地在１９９８年三四月间发生了“雷打雷”的奇特现象；北方于１９９８年４月出现了最大沙尘暴；唐山在张北之后再次发生地震等等。
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一体，一场特大洪水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惜专家们具有相当前瞻性的声音过于微弱，被社会的喧嚣与时代的泡沫淹没、覆盖着，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及采取相应的防御对策。只有当惊涛拍岸的洪水张开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生命毁灭财产时，人们才捂住流血的伤口，在一阵手足无措的愕然与惶恐后调整自己，紧急动员，奋力抗争。
长江流域的普通民众着实感到水患的严重与侵袭，是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１日那场突然而至的特大暴雨。严密的水网在天地间挂了两天，就以六百六十多毫米的降水量刷新了武汉、黄石等地的百年特大暴雨之最。湖泊早已溢满，武汉低洼的城区被淹，工厂进水、交通受阻，人们在齐腰深的水中艰难地行走着，一些木板钉成的简易“小舟”与游动的鱼儿成为街头一道别致的风景；黄石除了街道被淹，还经受了山洪的袭击，房屋设施、人畜生命在倾泻而下的洪水与泥石中变得那么弱小无助。
就在人们的焦点正关注着堤内的积水两耳灌满匆忙的排渍声时，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更大的威胁却在长江外洪。于６月下旬形成的第一次洪峰就显得异常凶猛，使得监利与九江两地的水位一下子就超过了１９５４年的最高水位。从设防水位、警戒水位、紧急水位到最高水位，中间似乎没有什么缓冲，一支红色的箭头往上一窜就刷新了标高。尽管如此，但第一次洪峰过后，长江汛情缓解，似乎没有什么咄咄逼人的态势与表现。长江年年夏季发大水，年年夏季要抗洪，这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殊与特别。然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长江第二次洪峰却正好赶上这场特大暴雨，它于７月１８日通过宜昌后，一路奔涌而下，外洪内涝，夹击长江中游两岸。就在第二次洪峰势头正旺时，７月２１日开始的特大暴雨于２３日左右又在长江上游形成了第三次洪锋。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峰连峰、峰迭峰、峰咬峰、高水迎峰”。第三次洪峰紧跟而来，“大步流星”地追赶着第二次洪峰，干流、支流、湖泊的所有洪水争相奔涌着赶热闹似地凑在一起，呼啸着越来越大、一浪高过一浪，滚滚波涛如利剑刺向中下游的胸膛，如雷霆劈向高悬的堤坝，如猛兽扑向两岸的生命。
人们还没有从内涝的灾害中喘过气来，就听到了头顶雷鸣般隆隆而来的长江惊涛骇浪的怒吼。
第二次、第三次洪峰接踵而来，它们你追我赶、迭相交加、气势汹汹，除武汉、黄石而外，长江中游河段均超历史最高水位。“狼来了！”似乎说来就来，且凶猛、残忍、无情到了极点：７月３０日凌晨，滔滔洪水致使鄱阳湖东岸八十六座圩堤漫顶溃决，四十多万民众被困；就在同一天的中午１１时许，武汉长江干堤丹水池区域出现一起自１９５４年以来武汉市最大的管涌险情；８月１日晚八点半左右，嘉鱼县簰洲湾合镇垸决口，受灾面积八十三平方公里，九万亩耕地被淹，五万多群众和部分抢险官兵被洪水围困；８月７日零点３０分，湖北公安县孟溪大垸溃口，三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一片汪洋，十五万多群众受灾；８月７日下午１点３０分，长江干堤发生了一起近七十年以来的首次溃决事件，九江市防洪堤墙突然陷塌，洪水迅即涌进西郊，四十多万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溃决的小型民垸及长江干堤、支堤出现的渗漏、管涌、崩岸、脱坡、滑坡等重大险情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人类毕竟不是昨日那般弱小可欺，面对特大洪水挑战，在一阵仓促与忙乱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有序的应战状态。
长江部分河段封航，防洪抢险成为长江流域的工作之重，一切都以防汛为中心，流域内所内调集的农民、工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全部动员上堤；武警部队、解放军战士源源不断地开赴长江大堤投入紧张防守抢险，汽车、火车、飞机一齐出动，部队及民兵的总兵力超过一百万；遥感技术、卫星定位、回声测量、水下摄像等高新科技在抗洪预测、查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二亿人民总动员，前线与后方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抗洪救灾成为宣传媒介的重中之重，抢险物资及时供应，通讯联络得到保障；以赈灾义演为主体的慕捐活动盛况空前，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一道道慰问飞向长江大堤、一笔笔捐款汇往灾区、一车车物资运抵灾民手中……
于是，中华民族昂奋着进入了一场新的战争之中，各种应急方案、抢险措施在防守中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一艘艘绿色的冲锋舟在汹涌的波涛中往来穿梭，将簰洲湾、孟溪大垸等溃口灾区的几十万群众抢救、转移；一个个民垸主动放弃破口，行洪蓄洪以减轻水势；荆江分洪区内实施分洪预案，三十三万群众大转移；九江决口在三万多官兵与民工的奋力抢救下堵口成功；一个个重大险情被控制、排除……在人力所能达到的前提下，将洪灾损失尽量减少到最轻的程度。
于是，在此后的第四次洪峰直至最后的第八次洪锋面前，人类已由被动变为主动。尽管也出现了汉江北河民乐闸被洪水撕裂扭曲、洪湖乌林镇青山段发生溃口性大脱坡、岳阳县麻塘大堤从中间断开一条长长的口子、石首市大垸乡合作垸发生重大崩岸险情、荆江大堤发生一起98最大管涌险情……但都因发现及时、抢救得力而没有发生一起灾难性的溃堤决口事件。
自６月下旬形成的第一次洪峰，到９月２日先后通过监利、莲花塘及螺山水文站的第八次洪峰，历时两个多月的98长江抗洪抢险至此才算真正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这是一场用宝贵的生命与财产换来的胜利。
这一付出惨重代价后划下的句号，我们更应将它视为划在20世纪末的一个沉重的惊叹号，一个正在进行与继续着的还远远没有结束的顿号才是！
98长江特大洪水抗不过季节转换的自然规律无可奈何地俯首东去，那压在我们心头的千均巨石终于落了下来。可我们的眉头却无法舒展，心头无形的重负怎么也无法卸下。难道我们在与这场特大洪水的抗争中付出了超额的学费之后就此撒手，不应该好好地反思一番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与惨痛的教训吗？
苦难催化一个民族的深刻，我们只有在吮吸流血伤口的过程中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反思，在历经１９９８年夏季的重大洪灾后进入涅盘之境，才不至于愧对那些被洪水卷走的生命，才不至于辜负一颗颗远逝的灵魂的殷殷瞩望，才有可能从自在到自为，一步步走向自觉的成熟之路。
当我站在岸边面对肆意妄为的滔滔江水时；在淹没的民垸内采访、感受体验灾难的残酷与无情，坐在巡行的船上低头注视脚下被淹没的土地与房屋时；在接收不同渠道与传媒的有关洪水肆虐的大量信息时，我脑海里想得最多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98特大洪水是否可以避免？我们能否将这场灾难的损失减少到轻而又轻的最低限度？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98洪水，不仅是长江全流域的特大洪水，东北的松花江、嫩江也出现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就连常常断流有成为内陆河之虞的黄河也出现了汛期；这场洪水，不惟中国，韩国、俄罗斯、英国、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袭。这是一场受着太阳黑子磁周期、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影响、左右的必然性洪水。如果大气层不被人类工业化的污染所破坏，98洪灾肯定要减轻许多。因此，整个人类都应对这场洪灾负有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
如果我们有着敢于正视灾难的勇气，面对倾泻而下的狂骤暴雨，在可以划分的独立责任范围——长江流域内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并自觉地、一以贯之地维护这一地域的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是断断不会出现一场具有毁灭性的洪涝灾害的。
98洪水，是自1954年以来发生的又一次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这两次洪水具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入夏普降暴雨，水势来得猛而急，不少水文站突破警戒水位、紧急水位、危险水位的时间几乎同步等等。可是，就流量与水量而言，98洪水却没有1954年的大。以宜昌水文站为例，1954年的最大洪水流量每秒六万六千八百立方米，而１９９８年的最大流量为每秒六万三千六百立方米；再以超蓄洪量为例，1954年超过一千零二十三亿立方米，１９９８年则仅为一百五十六亿，比1954年要少超八百六十七亿立方米。可是，长江中游、下游仅除武汉和黄石外，不仅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水位，而且全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一些河段的水位比1954年要高出一至二米。也就是说，98洪水不如1954的大，其防洪指标与艰难程度却远远超过1954年。如果我们以1954年的防洪设施、防洪标准及防洪状况遭遇１９９８年的洪水，不仅不会出现特大洪灾，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洪峰将会通过得比较轻松而坦然。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为什么我们抗御洪水的综合能力却越来越差了？在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９８年这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我们都在做些什么？
只要稍作回顾，就不难发现四十四年来许多丧失理智的短视行为在长江这条母亲河身上所留下的深深创伤。
我们先看上游。
当一棵棵大树在一把把斧头越来越快的砍伐中轰然倒下时，当一片片森森在一条条现代化的电锯中痛苦地呻吟着吐出一滩滩比那殷红的鲜血还要刺眼的白色锯末时，当一片片扬起的镢头、锄头、铁锹以开垦耕地的名义在一道道山坡上频频挥舞时，我们可曾想过将要带来的严重后果？
长江上游原始植被的破坏将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长江中下游大量的泥沙淤积。
曾经一个时期，我们的头脑里不仅没有这种最起码的常识概念，还情不自禁地欢呼着陶醉在对大自然的所谓征服之中。
然而，陶醉的迷梦未醒，大自然的惩罚与报复却一个接一个毫不留情地降临人们头顶。
据有关资料表明，自公元前１８５年至今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江遭遇的较大洪灾共计二十二次，大致规律为平均每百年一次。可自１９４９年的建国以来，长江大洪水基本是每十年一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就更加频仍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等四次大洪水。这也就是说，两千多年以来的二十二次大洪水，就让我们新中国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占有了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这是一个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惊诧且汗颜的黑色数字！
若照此发展下去，像１９９８年的特大洪灾更要一个接一个地奔涌而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将时时面临着一场场拼实力、比消耗的长江大战，将时时做出一些沉船、沉车、扔粮食堵溃口的非常之举，更将时刻准备着用无数的血肉之躯构筑一条条特殊的人集堤坝。
这并非危言耸听。
如果我们不正视眼前的现实，不从98洪灾中吸取沉痛的教训，再不亡羊补牢，也许，我们面对的结局将会比这更惨。
据１９５７年的调查统计，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二十二，水土流失面积为三十六万多平方公里；至１９８６年，森林覆盖率仅剩百分之十，水土流失面积则高达七十三万多平方公里。而自１９８６年以来，砍伐与开垦仍在大规模地继续着，到目前为止，四川宜宾以上金沙江、大渡河两岸的原始森林已砍伐殆尽，岷江、沱沱河、乌江等几条长江上游的支流植被也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仅１９９８年，沿江森工企业就已砍伐了约三十万立方米的木材，相当于砍光了一片５万亩的原始森林。据有关专家估算，一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相于一个一百万立方米库容的水量。
面对这种滥砍滥伐的情况，就连美国人莱斯特·布朗也不禁大声惊叹道：“长江流域的原始植被丧失了百分之八十五，曾经吸纳雨季大量雨水的森林大半已不复存在。”
是的，如果上游的原始森林保护良好，就可将98夏季从天而降的特大暴雨吸纳、含蓄，而不致于迅速流下眨眼间形成一个接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洪峰。
开垦山坡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更是惊人，倾斜度为五至十度的山坡耕地每平方公里的年水土流失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九吨，超过二十度的则高达五千至一万吨。
大量的砍伐与开垦导致成千上万吨的水土源源不断地流入长江，水流变浑、污染严重、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于是，长江的调汛能力一年比一年衰减，防汛形势也就一年比一年严峻。
再看长江中下游。
中下游除了遭受着上游江水裹挟而来的泥沙淤积等恶果外，也在急功近利地做着一些自毁长堤的盲目行为。
洪水汹涌而来，中下游如何抗御？除了人为的加高堤坝而外，更靠沿岸的成千上万个湖泊承纳、调节、蓄控。
建国初期，长江共有通江湖泊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可如今只剩得六千多平方公里了。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１９４９年全省共有零点五平方公里的湖泊一千零六十六个，１９７７年锐减到三百二十六个，而到了１９８５年，就只剩下一百九十二个了，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二。
这大群的广阔湖泊都上哪儿去了？除了因上游的水土流失导致的泥沙淤积而自然萎缩外，大多数则是在开荒造田、人工围垦的活动中变成了一亩亩所谓的“良田”。
素有我国第一大湖之称的洞庭湖其全盛时期是在唐宋之时，号称“八百里洞庭”。建国后，洞庭湖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经过“大跃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次大规模的围垦，不少大型国营农场及围垦民垸应运而生。因为围垦，洞庭湖不再是中国的第一大湖；整个水系也被切割成千奇百怪之状，被湖泊生态学专家称之为“洞庭河”；面积也骤减到二千六百九十一平方公里水面，仅为唐宋盛时的三分之一，“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令人惨不忍睹。以三分之一的面积，却要接纳同样乃至更多流量的洪水，洞庭湖承受得了吗？
20世纪50年代初，鄱阳湖尚有五千一百六十平方公里，截止１９９７年，就有一千三百平方公里的湖泊被围垦蚕食。而枯水期，湖面竟剩下可怜兮兮的一百四十六平方公里水面。
像一群破落的败家子，我们将祖宗留下的美好家产就这样一点点、一片片地消耗得所剩无几了。我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无法向后代作出一个满意的交待。难道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代代血脉传承着的坚韧之桥，将在我们手中轰然坍塌吗？
“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口号声恍惚还在耳边轰然回响着没有消失，那大音希声的老天默默地俯视尘寰、俯视渺小的人类，嘴角浮出一缕嘲讽，轻轻地吹了一口气，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就承受不住了，竟至折腾得死去活来。
《圣经》有语曰，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如果人类狂妄无知，那上帝又将有何表现与反应呢？
恩格斯曾经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事实正是如此！
还是让我们回到“洪水”二字上来吧。
上游挟着泥沙的浑浊江水滚滚而来，中下游昔日储水的如巨盆般的湖泊不是消失就是萎缩。下泻的江水既不能分散，而普降的暴雨要么强力排灌入江，要么昔日的“水盆”无法存储，总之，所有的水流全给赶进了长江主干道，将它们逼在一起，夹束在一条狭长的地带。如此一来，本来就因泥沙淤积抬高了河床的长江水位能不增高吗？这便是江堤不断增高，可防汛形势却一年比一年吃紧的原因之所在。一条高出两岸十米左右的长江悬在人们头顶，而江中的洪水正如一匹匹脱缰的野马，挣扎着、冲撞着、奔突着寻找出路。如此情形，能不紧张吗？稍有不测，就是灭顶之灾啊！
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堤段就是这样在超历史的高危水位中浸泡了一个多月。十七点八万解放军、武警部队，数千万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洪抢险长达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抗洪压倒一切，其他各项工作及生活根本无法开展无法进行。不要说这些隐性的损失，也不谈那些被淹的千万亩农田，仅98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一千六百六十六亿多元，真可谓元气大伤矣。
除了水土流失、湖泊萎缩外，长江身上还有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硬伤。
在长江河道及岛屿上开垦居住，与水争地抢占河道，仅长江干流的江心洲、外滩圩就有二百六十三个，总面积二百四十八万亩，成为行洪、泻洪的严重障碍；在长江干支流上滥建的住宅、道路、工程、码头等不计其数；而无计划、无节制、无选择地采挖河沙更是直接威胁着长江大堤的安全……
正是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大小小的破坏汇聚着形成了一个无形而巨大的黑洞。一旦天象有变，这个黑洞将以不可阻遏之势在长江流域为所欲为，把一些宝贵的生命、财产横扫、席卷、吸附而去。
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在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与没有节制的行为中一步步变得恶化起来，对防洪的要求与标准也就相应地变得越来越高了。
人们在几千年来与洪水的搏斗中总结出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筑堤坝，加强水利建设，以防为主。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想挡住洪水，也只有修筑高出汛期水位的堤坝。而长期的水土流失又使得河床不断抬高，水位越来越高，堤坝也就得相应地越修越高。今日长江堤防普遍要比１９５４年高出二至三米。这样，本属冲积平原的长江中下游地带，夏季涨水季节，总是低于江水十米左右。在一条高悬头顶的河流下生活，令人心惊胆颤不已。
可是，除了将堤坝越修越高而外，人们暂时似乎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防水对策。
据史料记载，长江中下游堤防已有三千五百多年历史。如今，长江中下游各类堤防总长度为三万三千多公里，其中长江干堤约三千六百公里。
大堤初建之始，人们并没有什么科学的规划与决策。哪里洪水泛滥，就在哪里仓促间紧急筑堤拦坝，施行堵截。堤身下面的土质及杂草等堆积物，根本就无暇顾及。而整个长江大堤，就是在这一段段的自发构筑的堤坝基础上慢慢形成的，如荆江大堤的“九曲回肠”就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本身就建在冲积土层上的堤防，基础多沙，容易出现翻沙鼓水（即管涌）险情；加之建筑历史悠久、情况复杂，堤身更是隐患多多。在高水位的压力下，随时都有险情发生，如发现不及时，抢救不得力，就面临着崩塌溃决的重大灾难。
要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彻底从根本上加以整治才行。而当我们将这一理论付诸实施时，方知其难度之大不得不使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我们能将具有九曲回肠之称的长达一百八十二公里的荆江大堤凭人工裁弯取直吗？我们能够将三万多公里长的长江各类堤防全部重新构筑并改造其多沙的根基吗？
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堤坝加高，做些修修补补的预防工作；但对常常出险的部分险段进行彻底的改造，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即使如此，也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资金问题。
１９８０年，水利部曾根据国务院要求召开了一次长江中下游五省区防洪座谈会，出台了一个《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报告在论及加高、加固上千公里长江堤防时，共安排防洪工程三十四项，测算的资金为四十八亿。就我国当时的国力而言，十年投资四十八亿并不为多，是一个可以承担的合理数字。可结果如何呢？我们从一份名为《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中可略略得知，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７年这七年间，水利部仅投入资金三点九九亿，加上各省的配合，也只有十二项工程陆续开工。由此，我们不得不沉痛地指出，至少到１９８７年为止，长江十年规划完成得实在是太差太差了。最令人遗憾叹息的是，１９８０年部署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诸项水利任务，直到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来临之前，仍没有全部完成，就更不说90年代的设想与规划了。
如果长江干流堤防的质量更好一些，有关防汛的安全建设更周全一些，98抗洪形势决不至于如此被动。
从当时来看，一下子投入多少多少亿，似乎是多了点。但这点投入与洪灾所造成的损失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不说远的，仅１９９５年长江五省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五百九十二亿元，１９９６年为七百亿，１９９８年高达一千六百六十六亿。除了直接损失，还有间接损失、人员伤亡等，如若算在一起，数字可就相当地惊人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注重历史与传统的民族，自公元前８４１年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以来，至今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司马迁还根据历史事实编了一部《资治通鉴》，以便后来的统治者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此后的帝王一个个都将一部《资治通鉴》颠来倒去地翻得哗哗直响，却没有一个从中真正吸取教训获取裨益，就连与司马迁同代的北宋统治者，也将他的警告与启示当作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一个好端端的帝国很快就在北方异族的侵袭下化作云烟飘散在历史深处。
由此可见，我们又实实在在是一个相当健忘的民族，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缺少一种博大且深远的忧患意识！
对待防洪也是如此。
洪灾来了忙抗洪，洪灾过去就忘洪。“临时抱佛脚”、“头痛便烧香”的负面文化传统一直绵延到今天还是具有着强大的生命活力。
１９９５年汛期，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二千五百六十二处；１９９６年汛期，又是这些地方再度暴露出堤防未能达标的种种隐患。如果我们汛后对这些险段险点予以彻底根治，肯定不会出现１９９８年的如此沉重的惨痛。
就现有技术而言，我国已具备修建一百多米高的水库土质大坝并保证不会发生渗漏的能力；而维修、加固十几米高的长江大堤不出纰漏，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１９９８年８月７日，位于九江市城西四十公里处的长江干堤发生溃口，其主要原因就是防洪墙的质量问题。
这是一片新修的挡水墙，建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间，投资近一亿。建成后，被九江人称为“放心墙”，成为一面心理安全的旗帜。然而，正是这面“放心墙”与九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人最放不得心。从撕裂的墙体表明，挡水墙的墙体中竟没有钢筋，水泥标号明显偏低，而沙子又掺得太多——严重地偷工减料！
没有资金就不说了，即使投资，却又弄出这样的一些“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这又该如何向世人交待呢？
再则，即使建设达标、质量优异。如果只建不管，也等于没建，甚至还有可能遭致不应发生的灾害。一个工程建成之后，能否按设计要求安全运行并充分发挥效益，主要依靠管理工作的好坏。任何水利工程，不管其结构如何，总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即有自身的，也有外力的作用。如果疏忽大意，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后没有及时处理拖到汛期，不仅劳民伤财，更有可能使小险变成无法抢救的大险。１９９８年８月８日，位于湖北汉阳县境内的汉北民乐闸正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管理上的疏忽，加之承受堤外洪水压力太大，闸门支架出现弯曲，导致闸门撕裂。为了堵住翻涌的闸口，竟付出了两艘大型船舶、九十一台大货车的巨大代价。
防是主动，抢是被动。所谓防洪抢险，关键在防；万不得已，才投入人力物力抢救。衡量水利管理工作的标准应以不出险或少出险论英雄。
可是，从98特大洪水中我们可看到，资金匮乏，堤防建设达不到相应的标准；而有了投入，工程却不合格；昔日的水利工程，常常年久失修管理不善而导致漏洞百出……98抗洪所能做的，似乎没了“防”的概念，只剩下了“抢”。哪里有险，部队、民工、车辆、物资、冲锋舟就开向哪里；此处抢毕，彼处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险情；抢，抢，抢！险情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抢不胜抢……
一声声令人心悸的警钟敲响在整个98抗洪的过程之中，至今仍在长江流域的上空一声紧似一声地回响，强烈地震颤着我们的耳膜。
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１１点左右，武汉市城区自１９５４年以来的最大一次险情在丹水池区域内发生了。
丹水池，一块非同寻常的地段，在武汉地方志里有着特殊的历史记载：
１９３１年长江特大洪水，汉口被淹，洪水正是从这里决口呼啸着扑向肥沃、繁华的江北大地；
１９５４年长江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江流冲撞着乘机寻找薄弱所在，硬是在这同一地方将江堤咬穿了一个洞口，军民合力抢险成功；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与雷同。１９９８年，20世纪以来第三次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爆发，又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管涌。
具体地点位于中南石化武汉分公司大院内。
管涌是在紧靠堤边的一座房屋后发现的，而这座屋子却是中南石化武汉分公司的一个煤气仓库，里面放有三百多坛家用煤气。房屋严重妨碍了查险、排险、抢险，慌乱中，赶来抢险的人们很快扒开屋顶、拆掉墙基；与此同时，又将一罐罐煤气紧急转移，这可是一枚枚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啊！稍有不慎，就会爆炸；只要爆炸一罐，其余的也将接二连三地引爆；那么，江堤与民众将在一片火海中化为乌有。
情况危急、危险到了极点！
所幸的是，煤气全部安全转移，并未发生半点意外。
房屋很快也被拆除了。
人们扛来沙包、土袋，直往冒水的管涌上压。
可是，往上喷涌的水柱怎么也无法压住，眼见得管涌越来越大，水柱越窜越高，而管涌所在离长江防水墙不过数米之远。
就在这紧要关头，正在家中午睡、曾在１９５４年抗洪抢险中获得过一等功臣的退休老工人王占成在人们的呼喊声中惊醒赶来了。他拨开人群，看了看抢险现场，马上大声叫道：“这样堵起不到作用，应到江边找漏洞！”
于是，率先一人爬上江堤，纵身一跃，跳入堤外湍急的江水中寻找漏洞。
水面上飘着一层厚厚的树枝、杂草、烂木头等浮渣，什么也难以发现。就在这时，一条紧急抢险备用的小船开过来了，船上的突击队员帮助着扒开浮渣。立时，江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漩涡。有漩涡，说明下面在流水，而流水处就是漏洞。
“快扔沙包！”随着一声令下，一个个百来斤重的沙包如雨点地抛入水中，可转瞬间就被吸进漩涡之中变得无影无踪。
管涌更大了，四五尺多高的水柱喷射着落在地上形成一条条急流在中南石化大院里乱窜。
千钧一发！
凭着经验，王占成知道，只有探明漏洞的大小及准确位置，才能彻底地堵住。于是，他拄着一根从水里拣来的约两米多长的木棍，叉开两腿，紧张而认真地探索着。不一会，他的脚下就感到了一股漩涡的巨大力量，直将他的大腿拉着扯着往下攥。要不是拄牢棍子叉开腿子，他的整个身子，恐怕早被吸卷进去。
漏洞的准确位置找到了，直径粗约一米。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漏洞竟是斜斜地穿过江堤，并不像平常出现的管涌那样与大堤垂直，也就增大了查找的难度。
漏洞的大小与位置一旦探明，早已跃跃欲试的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跳入水中组成了一道弧形人墙。人们搬来单位招待所的六十床棉被，一条一条地摊开，将一个个沙包放入其中，包饺子般地裹在一起抛向漏洞。一条、两条、三条……一共抛入四十四条棉被包裹着的“饺子”，才将漏洞堵住。
人们惊魂未定，突然又听得大堤发出一声轰响，抬头一看，江堤猛然下坠，并裂开了一条长长的缝隙。
原来，管涌已将水泥墙下的泥沙冲走，漏洞堵住，江水断流，堤身顿时下陷，填补泥沙冲走后留下的空间。
如果还晚一刻，管涌将防水墙下的泥沙掏尽，江堤会突然崩塌溃决，洪水将直扑武汉市区，后果不堪设想！
所幸堵漏成功，险情排除，武汉保住了，铁路大动脉保住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王占成成了人人尽知的英雄，被誉为98武汉抗洪抢险第一人。
这是一场并未付出多大代价的成功性抢险。就在这一抢险过程中，我们仍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国务院关于河道管理的有关规定，凡堤脚五十米范围内根本不应该存有任何违章建筑及沟渠堰塘，否则，皆属违规违法。违章建筑不仅影响查险，更影响抢险道路的畅通，需要的物资无法运抵险情所在，到时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大堤溃决而无半点回天之力；而沟渠堰塘不仅遮蔽险情，更软化堤脚导致险情的频频发生。
中南石化公司武汉分公司的违规显而易见，紧靠堤脚就是一座房屋，并且还存放着危险至极的煤气站。一旦发生意外，真是后悔莫及！不唯中南石化一地，长江中下游流域其他各处的干堤、支堤，紧靠堤边的堰塘、房屋更是比比皆是。我每每见到一处，总是要心惊肉跳一番：又是一处隐患啊，如不及早清除，不知何日将由此而引发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武汉市在经过一场虚惊后，深刻认识到沿江建筑物对抢险阻碍的严重性，很快下达紧急指令，拆除各类建筑与障碍物，在丹水池区域打通一条十米宽的防汛抢险通道，与汉口沿江大道连成一体。
丹水池险情发现后，人们想当然地将一个个沙包堆向出水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为只要堵住出水口，就能制服管涌。没想到强烈的水柱竟将百十斤重的沙包顶到一边，汹涌的积水在堤脚汇成了一个水池，堤内堤外的洪水已然形成一条相连的“通道”。“通道”形成，溃口在即。若不是富有抗洪抢险经验的王占成及时赶到，将人们的视线、将抢险的重点转移到堤外的江水中寻找漏洞，堵住管涌之源，一场灾难势不可免。
武汉市防汛指挥部通令嘉奖王占成：“冒着生命危险，跳入堤外江水，探明险源，为抢险排险提供了宝贵依据，避免了一场重大险情的发展。”
抢险并不仅仅在于与洪水拼实力、拼人力、拼物力，更多的得靠防汛抢险知识。
仅仅依靠专家显然也是不行的。险情紧急，水火无情，安危往往系于一瞬；长江堤防漫长，关键时刻，险情迭生，专家一时难以赶到。因此，抗洪救灾，更多的是依靠广大群众，依靠防汛抢险知识的普及。
在整个抗洪抢险的采访期间，我有心刻意寻找带有普及性质的防汛抢险读物。所见到的为数极少的几本，也属专业性的小册子，薄薄的，大多印于十多年以前，有的还是钢板刻印的油印物，都是内部资料，没有一本属于正规出版社的出版书籍。
直到第八次洪峰俯首东去，我在故乡公安县——荆江分洪区采访时，才得到了两本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专业防洪书籍，一本为《荆江防洪１００个为什么》；另一本叫做《前事昭昭，足为明戒》，副标题是“１９５４年以后荆江两岸堤防、涵闸、泵站溃口事故反思”，两本皆为１９９８年版第一次印刷。见到两书，我顿时两眼放光，惊喜不已。尽管这样的书籍来得迟了点，但毕竟是出版了，且印刷也称上精美。于是，我一直失望着的内心总算得到了一丝慰藉。当天午餐时，我与公安县文联主席李寿和先生欣喜地谈起了这两本书，谈到了两本书的同一作者易光曙先生，据有关介绍，像这样的读物他一共编写了六本。易先生从事水利工作四十五年，任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荆州市水利局局长等职。我们都认为，只有像他这样的官才没有白当，而像他这样集官职与业务技术于一身且成果卓着的官员却是少之又少，真可谓凤毛麟角矣。
在98抗洪抢险之初，许多上堤民工连最基本的防汛知识都没有。他们不知道防汛查险需准备哪些工具，连手电筒之类的查险必备品都没带，而是两手空空地跑上大堤，也不知道怎么个查法守法，简直就是一群“汛痴”、“汛盲”。长期生活在江水的威胁之下，一个有着几千年防水治水历史的民族竟会“汛痴”、“汛盲”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震惊！
当我们的宣传舆论工具开动着大力宣传98抗洪时，大有“人人说汛情，个个话水灾”之势，有关防汛的专业名词如洪峰、散浸、管涌、干堤、子堤、民垸、水位、坍塌等也飞进了千千万万个寻常百姓家中。因此，从某一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98洪水视为一次长江流域民众的“扫盲”活动。
但是否真正弄懂了这些防洪专业名词所包括的含义？真正懂得了如何防险、查险、抢险等防汛知识？
从“汛盲”到弄懂、掌握防汛知识而至专家，其间毕竟隔着一段遥远而漫长的距离。
只有当我们将被动应战变为一种自觉主动行为，有意识、有目的地开展防汛知识讲座，开办有关防汛知识培训班，使防汛知识深入千家万户，普及到长江流域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并对当地的堤防历史、现状、优势、不足了然于胸，人人懂防汛、个个是专家，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抗洪斗争中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在98长江抗洪中，昔日不少默默无闻的普通军民于一夜间因人性的闪光与生命的搏击而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比如高建成、潘良勇、李向群、王占成、王美满、彭志龙、柯琴芳、胥良发、潘云水、李伟……在这一长串名单中，我们会觉得其中缺少了一个焦点性的特殊人物。
谁？
小江珊！
嘉鱼簰洲湾溃口，久经压抑的洪水挣脱大堤的束缚狂奔直泻，浊浪排空、喧腾怒吼；一棵略显光秃的小树在一个又一个恶浪的冲击中摇曳着随时面临摧折的危险；一个弱小的女孩，像一只惊怯的小鸟紧紧地抓住这棵小树的枝桠，以坚强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将生命的的潜在力量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坚持了九个多小时，终于等来了解放军的救援。
这一画面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及其他许多关于抗洪救灾的节目中反复播放，此后，小江珊又出现中央电视台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６号的《我们万众一心·抗洪赈灾义募捐义演》上……
于是，江珊一下子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
是多种偶然的巧合因素改变了小江珊的命运。
小江珊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家大口阔，贫穷的环境使得她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呵护，经常一个人到外面乱跑乱“野”，养成了机灵、玩皮的性格，并学会了爬树、游泳等本领，被大人们称作小精怪，落了个“猴子”的外号。
大难临头时，她被奶奶攥着没命地奔跑。洪水席卷而来，无情地卷走了她的母亲和姐姐。要不是奶奶一手抓住她一手抓住一棵小树，她们也会被洪水冲没。大水越流越急越来越深，不一会就漫齐奶奶胸部漫过江珊头顶。幸亏她会游泳，一下子就从水底浮了出来。奶奶拼尽全身力气将她拉到树边，就在这时，又一个恶浪扑来，奶奶眨眼间被洪水卷得无影无踪。“猴子，快爬树，莫睡觉……”奶奶在卷走前的叫声在江珊耳边不停地回响着，支撑着她顽强地坚持了九个多小时。
要是江珊不会游泳不会爬树，要是她没有奶奶的帮助与激励，要是她身体稍重一点小树不能承载，要是没有解放军的紧急援助，要是救助时的镜头没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下来……也就不会有我们今日所知道的江珊。
江珊是幸运的，她不仅免于灾难，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北京圣朝私立学校不仅将她与她的姐姐江妮免费收为学生，而且决定免除她们俩小学至初中的全部生活学习费用。
在为江珊感到庆幸的同时，我们是否想过，又该有多少其他幼小的生命被这场特大洪水所吞噬？据事后统计，江珊是簰洲湾溃口事故中唯一依靠自身力量获救的幸存儿童。
不唯小孩，就是成人的自救意识、自救能力也十分有限。
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中小学生都开设有“基本生存能力训练”及“特殊环境下的自救”等课程，不仅把骑自行车、汽车驾驶、游泳等作为基本生存技能与手段，要求学生必须学会；并且教授学生在遇到水灾、火灾、地震、野外迷路等特殊情况下的自救技能。在日本，更是全民进行防灾教育，提高防灾意识，差不多每月都要进行防灾演习，九月一日更是日本的全国防灾日，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灾害来了怎么办。在洪灾面前，他们建立有一整套预报预警系统，设计有洪水风险图，洪水泛滥时，人人都知道上哪个场所避难及走哪条路线。
由此反观中华民族，对于灾难，我们似乎患有一种神经质的痼疾。不说开展防灾救灾的宣传，进行灾难自救的素质教育，就是谈一谈“灾难”二字，我们都感到害怕与恐慌，总是讳言忌医，缺少一种面对灾难的信心和勇气。
这恐怕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无庸讳言，我们是一个缺少真正悲剧意识的民族，这在戏剧、文学等作品中反映得最为充分。尽管标明为“悲剧”的作品，其结尾不是“大团圆”，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怕是人间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也要在阴间予以相应的褒扬与惩治，留一条“光明”的尾巴。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没有一部称得上真正的悲剧之作；在我们的骨子里，缺少西方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意识。没有悲剧意识，凡事总是朝着好的方面进行设想，也就缺少直面灾难的勇气。而灾难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总是不期然而然地降临在世人面前。一旦灾难来临，我们剩下的只有动物般的求生本能，往往反应迟钝，措手不及，被猝然而至的灾难裹挟而去。
所谓高质量的生命，我以为就是清醒地活着、随时准备面临一切可能出现的生存状况，从而应裕自如地排解隐患、消除灾难，活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不能直面灾难常与侥幸心理常常相依相存。
１９９８年８月９日，黄陂县滠口镇刘店府河大桥桥拱闸溃口，洪水奔涌着直逼此处中商集团实业公司液化石油汽站。在防汛形势十分严竣的紧要关头，上级有关部门已正式通知该单位领导，要他们处理好液化汽站三个二十吨重的原生罐安全保护工作。可中商公司的有关领导却置若罔闻，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想当然地认为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没想到洪水凶猛，说来就来，一来就将一场特大险情推到了一触即发的可怕程度：三个油罐，一个装满了二十吨的汽体，一个储存半罐十吨液体，还一个剩有二点五吨残汽。洪水涌来，强大的浮力将两个十吨、二点五吨的油罐相继冒出水面。三个罐体连在一起，只要有任何一个阀门和任何一处管线出现问题，将造成大量汽体泄漏，一场特大火灾或爆炸事故势不可免，处于下风方向的数百家居民必定惨遭劫难。
险情危急到了极点，一个由市建委、公安、消防、劳动、燃气等部门组成的抢险指挥部迅速成立，他们紧急疏散群众，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底排险，关严阀门、切断三个罐体间的管线联系排放残液、拆除附件。风浪越来越大，三个罐体不仅相互碰撞，那浮着的两个随时都有失控飘浮远去的危险。又运来沙石堆于上浮的罐体顶部，用绳索、木桩等物固定罐体。然而，隐患并未彻底消除，最后又制定出向罐内注水的方案，用消防车以高于罐内的压力注水，使两个上浮的罐体全部沉入水底复位，又将５吨重的砂石压在罐上，这起重大险情才得以完全排除。
滠口液化汽站的每一步排险过程，都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稍有不慎，一场恶性爆炸事故就会发生。
如果有关领导不怀侥幸，不存大意，提前加固，防患于未然，根本不会出现这起重大险情，也不必动用、消耗太多的人力物力。
不唯此次，98抗洪抢险中的多起溃口事故皆因怀有麻痹大意的侥幸心理而在一瞬间爆发，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不管多大的险情，只要发现早，抢救得力，都可及时排除。以今日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抢不了险。可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故却偏偏发生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常令人叹息哀婉不已。
为了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我们有责任深刻检讨，认真反思，吸取教训；我们应该在嘉鱼簰洲湾与孟溪大垸等地的溃口处建立石碑以示警醒；应该为这次洪灾的死难者建立公墓常常祭奠……不少国家都有“国耻日”、“灾难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可谓多灾多难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直面历史直面现实标示此类日子予以纪念反省呢？
我以为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不忘耻辱不忘灾难，才能消除耻辱避免灾难，步入灿烂与辉煌之境。
从小江珊身上，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江珊兄妹一共五人，属违反计划生育的严重超生现象。不唯江珊一家，也不唯嘉鱼一地，这种现象在长江流域随处可见。在98洪水到来之前，我们的计划生育大堤早就严重溃口了！
乍一看，计划生育与抗洪救灾是两件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可是我们只有稍稍透过表面，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人口增加，维持生命的田土有限，为了生存，就要拓宽生存空间，砍伐树林开荒造田围湖成垸也就在所难免。人口密度的增加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失衡也就决定了自然对我们的惩罚势不可免，只不过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罢了。
如今，长江流域养育着严重超载的四亿多人口，平均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公里二百二十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零点九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三、世界人均水平的五分之一。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流，可它的人口比名列第一、第二的亚马孙河、尼罗河的总和还要多多。这么多的人口，要吃饭要穿衣要生存，怎么办？除了索取一途外别无它策。
我真担心早已疲惫不堪的长江会有一天累得趴在地下长眠不醒。
翻开中华抗洪史，追溯其发展源头，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黄河、长江流域等河谷地带的自然环境及个体力量的渺小，这就决定了先民们不得不相互依存、凝聚在一起，发挥氏族共同体的集体力量，将泛滥的河水一步一步地纳入人类给定的轨道。也正由此而创造了古代的中华文明。假如不想使这种文明归于毁灭，就必须继续维护与农业生产兴废攸关的水利建设。于是，氏族组织的形式也就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巩固。
那千百年来不断加固增高的防汛大堤，便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它是文明的发展象征，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还可将其视为一道权力的界碑。洪水再汹涌，也给圈在大堤之中，也就为它划分了势力与活动范围，这是我们人类由对大自然顶礼膜拜而发生疑问产生不恭的转折与开始；于普通百姓而言，大堤是一道长期悬于头顶、悬于心中的警示，一旦洪水暴虐，无数个弱小的个体便汇成另一条新的人类力量的滔天大河，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牢牢地束缚、制服堤坝中狂奔乱撞的“野马”。
鲧在对洪水的失控中落得个身首分离，而他的儿子大禹却在治理洪水的成功中获得了尊严、威信、权力等宝贵的东西。一旦实权在握，他就将舜与他的两个妃子流放于苍梧之野，不仅报了杀父之仇，也使自己的权威得到了更加的巩固，将个人的地位定于一尊，为他的儿子启顺利夺权过渡到奴隶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就是掌握了自然规律，变单纯的堵截为疏导，扫除水流障碍，将其导引至浩瀚的大海。大禹的成功，是先民们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利用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初步胜利，为后人治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天人和合、顺应自然的一个伟大范例。
大禹治水成功，不仅留下了许多永久性的纪念建筑古迹，其变堵为疏的治水经验与在治水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合法权威与专制集权更像一条绵绵不绝的坚韧长带贯穿着几千年中华古国的悠久历史。
在人类所面临的灾难中，就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来自洪水。洪水，这古老的梦魇一直困扰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人们虽然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将其控制，但在与它的搏斗、抗争中却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早在西汉末年，官居待诏的贾让就向皇帝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策。不与水争势，主动为其提供出路为上策；分流减洪，多辟水道，引水灌田，分杀水势，此为中策；筑堤防洪，加高增厚，劳费无已，是最下策。
贾让的治水三策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待洪水，我们没有必要与它强拼实力，应顺应水势，疏通江河水道，纳入百川大海；我们应将昔日的“令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变为“与高山相依，为河水让路”。
在98抗洪救灾宣传中，一个用得最多的词汇就是“洪魔”。将洪水视为魔鬼，活脱脱一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架势。我以为大可不必如此。对待洪水，一副俯视和对抗的态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应与其采取平等的、对话的态势。
水，是人的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的生命极限仅为五天；没有水，别说生存，地球上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具有高级智慧的人类；而作为人的物质生命之构成，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就是氢氧化合物——水！
水在地球上的存在已有上亿年的历史，要说家园，地球才是它的真正家园。依靠了水才出现在地球上的人类，却与水动起了干戈，两相争夺家园。如果水有思想有灵魂，该作何想？它是否后悔为人类提供了生命之源？是否鄙薄人类的忘恩负义？
在水面前，我们人类不仅历史短暂，也显得十分渺小。如若真正与水对抗，我敢断言，失败的肯定是我们人类自身。
水给了我们生命，江河湖泊给了我们灌溉与舟楫之便，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与感激，应该尊重、爱护、善待它们，使那一条条的江河经络畅通、血脉流贯、体魄健美。
洪水为何暴虐？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湖泊、堰塘等家园，它被人类弄得污浊不堪，它给我们逼得走投无路，难道发发脾气都不应该吗？
我们应该好好地反思自己，以平等、以真诚与洪水进行对话与亲合，而不是剑拔弩张的对峙。只要我们因势利导，为它提供出路，为它解决生路，它必将以相应的行为回报人类，断断不会出现泛滥、溃口、横扫、席卷等狂暴与凶恶之乖张。
贾让之所以将筑堤拦水的行为视为下策，我以为他一是针对当时的大量围垦而言，二指将洪水逼上一条狭窄的河床，一旦不测，溃口改道，即给人类带来突发性的毁灭灾难。
对黄河的治理正是如此。黄河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中国的忧患”，与它的多次改道有关，这改道往往因无法预防而危害更大。
而今，中国的重大水患已由黄河南移长江。
为什么正是这两条哺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恰恰会给我们带来无情的水灾呢？
没有返哺之恩的敬畏，只有无尽的索取、贪婪的掠夺，即使母亲，她也要在这些不孝子孙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上两个巴掌呀！可我们却不明其理，不思改悔，不是索取，就是暴殄。于是，母亲黄河在历经了过多的忧患与创伤后无可挽回地衰老了，她的乳房再也挤不出过多的奶水，只能以断流的方式再一次警醒人类。如果我们再不改弦更张，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的命运，也许会比黄河更加悲惨！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以预料的事实。而到了那时，一切弥补可就晚矣。也许，当我们的后代面对枯涸的长江，遥想历史上的98抗洪，他们将根本不可理喻，还以为是前人们杜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而显示民族的幽默呢。
幽默？不错，一个令人心悸的黑色幽默！
但是，只要我们顿时警醒，一切从头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防洪做起，还来得及。
而科学治水，就是最好的防汛抗洪，也是目前与我们与长江对话的最为合理的方式之一。
我们不仅要从前人的治水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还可参照国外的防汛抗洪经验为我所用。
巴西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全世界百分之十的淡水。巴西境内河流纵横、降雨丰沛，却少有特大洪涝灾害。除了巴西人口密度小外，最重要的还是巴西江河流域的植被没有遭到破坏。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性措施予以保护：建立受法律保护的森林公园和生态保留地；专门立法，规定江河上游及主要支流两岸应保留一定宽幅的防护林带；制定整个流域经济发展战略时，也考虑了保护植被环境、防洪防涝的问题；教育江河流域的民众自觉行动起来保护生态与植被等等。
荷兰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以下，而百分之六十的荷兰人正是居住在这些低洼的地区。荷兰西南部又是多条河流的入海处，经常受到水患的威胁与侵袭。过去，荷兰人以为防洪就是抬高堤坝，他们直到20世纪初还是这么做的，后来才发现堤坝越高，危险越大。如今，荷兰的防洪建设是以疏导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组合。比如，在洼地铺设管道，建设抽水站用以排水；在缺水的地方开挖运河，把水引过去；对需要靠堤坝保护的城市不断加固；深挖河床、拓宽河道……总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设计。鹿特丹以南的三角洲工程，便是荷兰综合治理的一个典型性系统工程，除了一圈圈的防洪大堤将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和城市保护起来外，还有排水管道、抽水站、运河、泄洪区和可开启式的大坝等各种设施。
日本是一个自然灾难频发的国家，不仅地震，洪灾也大。对待洪水，日本重视的是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筑，其堤坝防洪标准可治一百至两百年一遇的洪水，现正试验在近城区修建一种新型的宽达几百米的超级大坝。这种大坝不保证洪水绝对不出来，但能保证即使出来也不会毁坏大堤。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采用一百五十至五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保护城市和重要经济区的其他河流堤防采用百年一遇的标准。
与外国横向比较，我国不仅没有巴西的植被保护，没有荷兰较好的综合治理措施，也没有日本、美国可防百年以上洪水标准的水利设施。长江堤坝的防洪标准，还只能控制十至二十年一遇的常发性洪水。
科学知识、专家学者、水利设施等，在防洪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98特大洪水，对我国的综合国力也是一次检验。几十万部队的紧急调用，数百万群众的及时上堤，运输力量的及时到位，通讯网络的密切联系，高新技术的成功运用，葛洲坝、隔河岩等水利枢纽工程的蓄洪错峰……都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也是98水灾虽大，却未动用荆江分洪工程而将损失减少到比１９３１年、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危害少之又少的原因所在。当然，也不应忽视激荡回旋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空的英雄主义豪情所起的巨大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重要信息。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严防死守，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等口号自始至终成为98抗洪的主旋律。血肉之躯构筑堤坝挡水，勇则勇矣，但其机巧、智谋与人类的发展、与科学治水极不协调。发展到后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防死守，人不在堤也要在”的口号。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义和团的勇士们光着赤膊、涂着一些古怪的符号冲向八国联军的枪弹与炮火构成的严密火网中成批成批倒下的悲壮情景。在枪弹与洪水面前，血肉之躯能挡什么？人的价值与尊严何在？人类正跨入21世纪航天时代的大门，我们也应该“鸟枪换大炮”，舍弃蒙昧原始的思维、声音与行为，完成历史性的科学转轨才是首当要义。
在抗洪抢险中，也出现了不尊重专家意见、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痼疾。九江堵口，就现场的沉船来看，专家说最好的方式是横着沉，而有关领导却命令竖着沉。专家无权，自然是领导说了算，于是，船就竖着沉下去了。结果形成一股巨大的暗流，给堵口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延缓了堵口的顺利施行。
98抗洪抢险，截止８月２４日，共出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四百三十三点二二万人次，车辆三点五七万次，飞机和直升机一千二百八十九架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长江沿线投入的总兵力为十七点八万人。８月１６日傍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打电话给亲临抗洪前线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均上将，转达军委主席江泽民指示，任命他为湖北抗洪部队总指挥，并表示要多少兵就给多少兵，要求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８月２５日，长江抗洪一线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十七点八万官兵遵照江泽民主席的最新指示，于当晚８点全部上堤，全力以赴迎战长江第七次洪峰。严密得当的组织措施连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兰普顿先生也认为，即使美国也难以做到。在长江沿线出动如此众多的兵力，渡江战役为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喊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在历史上也是第二次，第一次是１９３８年的抗日战争的武汉大会战，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迫使日本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相持的一个转折点。只有当我们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才会出动如此大规模的集团军队。以往，这种威胁主要来自战争，而１９９８年一场洪水，却使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的严重侵袭。国家的安全不仅来自外部，也可来自内部；不仅来自人类自身，也可来自严重的自然灾害。据此，也使我们以往对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的传统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虽然已在一二百万年的历史，但与古老的地球、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分相比，是太年轻太幼稚了。人类对地球、对宇宙的认识，也只有在不断的发展与探索中日益全面深刻。
当人类从蒙昧的昨天走到20世纪末期的今天，对自然界经历了被动的服从到盲目的征服，正在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欢欣鼓舞时，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又严竣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人口激增、环境污染、资源短缺。
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制约，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失衡系统。
在新旧千年相交之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发展、进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临界点：要么继续我行我素，没有节制地滥取滥用，加速人与自然的两极对立，致使自然向无机世界回归，那么，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都将由此走向死寂；要么在深刻反思内省的基础上转变观念，更新行为，不再凌驾于自然之上或超脱于自然之外，而是置于大自然的摇篮之中，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之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以人类的睿智深邃，并非难以抉择。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认识，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就能从无序到有序、从感性到理性、从直觉到科学、从初始的自在到历史的自为走向未来的自觉之路，逐步迈向人类理想的自由王国。
在98抗洪救灾中，我们已欣喜地看到，不少行为已经纳入自觉化、规范化的范畴与轨道。
在这次洪灾面前做得最好的，我以为就是卫生防疫。清朝八次大的洪水过后，就发生了八次大的瘟疫。这次，由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打了一场救灾防病的持久战、攻坚战和总体战，死守“防疫大堤”不动摇，从而确保了98特大洪水过后没有疫病流行。
长江防汛历史表明，水位回落，往往也是溃口之时，“涨水不溃退水溃”。为此，有关部门一再督促、强调不能麻痹大意，不能功亏一篑。事实证明，长江退水时虽然也有险情发生，但因排查及时到位，没有出现一起溃口事故。
面对接踵而来的第三次强大洪峰，中央有关抗洪部署的决策调整十分及时英明，7月28日凌晨，江泽民号令抗洪前线，提出了三个确保：“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沿江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确保，有重点，就有放弃，克服了轻重不分、缓急不明、面面俱到的毛病。放弃是为了更好的防守，舍小家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大家、舍小局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大局与全局。于是，长江沿岸的一些民垸主动扒口行洪。在黄陂县防汛前线，为了保证京广铁路线的畅通，保住天河国际机场，保住庞大的华中电网，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忍痛放弃曾长期坚守、付出过心血与代价的堤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抢险抢险再抢险，破堤破堤再破堤”。正因为他们识大体明大局，主动弃守破堤，避免了一次又一次大的灾难，为国家减轻了损失。
98抗洪救灾，其中不少认识都是在与洪水的搏斗中不断提高不断加深的。一旦有所认识，也就及时地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与行动。
６月６日，江泽民在对湖北防汛指挥部的一份紧急报告的批示中写道：“今年大灾以后，建议很好总结一下中国水利建设。”
朱镕基总理更是果断拍板，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加大水利建设投资力度，当年即追加投资二百五十四亿，其中长江占九十一亿。
四川省省长宋宝瑞在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３日宣布，为保护森林资源改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从９月１日起，四川省阿坝、甘孜、凉山三州，攀枝花、乐山两市和雅安地区，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全面启动四川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８日，国务院灾后重建小组分别来到湖北、湖南、江西，带来了国务院领导关于灾后重建的“三十二字方针”：“封山植树，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
未等洪水退去，一些地方已按“三十二字方针”和生态保护要求开始了防治洪水、重建家园的行动：
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作出各地按照１９５４年最高洪水位二米的标准加固长江干堤；同时，对今年溃口的一百四十九处民垸，除保留其中最富经济价值和极少数不太碍洪的大垸外，其余一律作“平垸行洪”处理。
在湖南洞庭，沅澧尾闾今年被洪水冲毁的五六十个民垸已作出退田还湖的规划，灾民不再返回湖乡，而被安置到新的移民点。
在江西、安徽等地，灾后重建工作也在按照国务院的“三十二字方针”有序地开展进行着……
对长江洪水的治理，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长江的水质污染、滥垦滥伐、水土流失、生态平衡等严重问题，更应抓住这些现象背后所反映的实质性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人口激增。超生、多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在98洪水的救灾物质发放中，仅查出的一直隐瞒没有上报的人口就有成千上万。不论采取何等有力的措施，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四亿多张嘴巴要吃饭要生存，这是一个怎么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封山造林，禁止砍伐，需要木材怎么办？上游的老百姓要烧柴怎么办？退田还湖，平垸行洪，过去生活在民垸里靠开垦出来的田土为生的老百姓的安居生活怎么办？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某些丘陵地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并得到了严格的保护，禁止滥砍滥伐。可是，这里的侵蚀却越来越剧。原因何在？当地老百姓要柴烧，拣走了林中的枯枝落叶。而正是这些残落在地面的枝叶，比林木本身重要得多。涵水的枝叶被刮走，地表裸露，无法留住雨水，侵蚀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此可见，治标得治本，严防死守计划生育的大堤，不让出现任何“险情”至关重要。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长江防洪的长期性。谈到长江防洪，不少人往往寄期望于三峡工程。到２００９年整个三峡工程竣工后，其防洪库容为二百二十二亿平方米，可以有效地拦蓄洪水，防止像１８７０年长江特大洪水给两湖地区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但是，三峡工程的建成，并不等于防洪任务的终结。三峡库容量毕竟有限，若遇１８７０年那样的特大洪水，还有每秒八万立方米的流量下泻，长江流域仍将处于十分紧张的情势之中。再则，三峡工程建成后，又会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泥沙大量淤积水库，下泄流水中含沙量减少，长江中下游河道必将发生严重冲刷现象，出现新的崩岸险情。
……
98洪水的呼啸怒吼已随秋风秋雨的如期而至飘然远去，98抗洪的“硝烟”也缕缕飘散与高远蔚蓝的天空融为一体；但是，未来的抗洪形势仍然十分沉重十分严竣，不容我们有半点乐观；98洪水带来的灾难将时时警促我们内省反思，它带来的损失将有一段时间才能弥补，它带来的问题必有艰巨且长期不断的自觉行为才能得以真正解决，它留下的深刻教训正锻铸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走向成熟、走向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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